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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 信贷渠道 资产负债
引言
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还只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静态条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总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对其投资和消费等产生影响的过程。
一、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一）利率传导渠道
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利率渠道是中国最重要的货币传导渠道之一。具体而言，利率要成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必须具备三大功能：接收功能、传递功能与反馈功能。接受功能是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利率必须简明而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意向。传递功能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不仅要简明而准确地反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向，而却要将这一意向及时而明确传达给经济主体。反馈功能是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
（二）信贷传导渠道
资产负债表的渠道传导机制可这样表示：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利率上升――导致企业净价值下降――导致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导致贷款下降――导致投资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
三、我国的信贷传导渠道
中国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手段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公共市场业务。其作用机制可表达为：① 法定准备金政策。例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法定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② 再贴现、再贷款政策。例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再贴现率、再贷款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得的流动资本贴现借款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③ 公开市场业务。例如，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购买国债商业银行准备金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
四、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承担了稳定币值和资金分配的双重职能。这既使得社会资金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决定，而形成了人为的阻滞和资金的不合理分配，如何发挥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在经济与金融中的调控作用，是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
近年来，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较快，但从主体上否定不了我国仍然是一个以利率管制为主的国家。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总体经济金融形势以及物价水平，而且要考虑如何运用利率杠杆来改变存款人、借款人或债权人、债务人和金融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之体现“公平”原则。
五、我国的信贷传导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一）资本市场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影响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壮大，企业削弱了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是因为减少了对间接融资的依赖。2006年之前，金融机构给企业放的贷款的筹资额远大于其股票市场的筹资额。2006-2007年之间股市的发展加强了自己的调配资金的能力。然而在2008年，股票市场发生了大幅的调整，市场的融资功能再次受到限制。2008年股市筹资能力出现了低于2006年水平。这样，在目前状况下，中国股票市场在发挥功能稳定性方面应当提高，企业将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程度上依赖诸如银行等中介机构。
（二）商业银行独立性调整对我国信贷渠道的影响
商业银行增强其独立性会减弱我国信贷传导渠道效应。商业银行受中央银行的影响能力主要表现于如下几方面：银行抵消准备金变动的能力是通过调整自身资产负债结构；银行自身风险控制能力；银行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控制采用下面两种手段：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控制存贷比的上限。
六、结论
在资本市场逐渐的发展和调整、推进其利率市场化、我国商业银行独立经营的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加强对其他货币传导机制的拓展，主要因为减弱了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可是，在短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还是信贷渠道。我国货币政策应当对其进行保护，同时应该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填补服务空白，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
参考文献
[1]欧永生．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探讨.
[2]宋清华．论信贷市场在我国货币传导的作用[J].当代财经，2002.11.
[3]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孙宝祥．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2
【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着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 and Prescott ,1971;Spence,1979;Gilbert and Harris ,1984;Kiyohiko G Nishimurg ,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 ,1998;William T. Charlton and Carol 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 T.J.Smit and LA.Ankum,1993;Martin J. Nielsen ,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 and 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 T 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着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着。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投资支出；负债水平
一、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and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and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and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GNishimurg，1991；DonaldA.HayandGuyS.Liu，1998；LaarniT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and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and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and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and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and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andSenbet，1988；HEinkelandZechner，1990；HartandMoore，1995；Langetal.，1996；Childs，P.D.，et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andScherer（1969）在“Marketstructureandstabilityof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andPrescott，1971；Spence，1979；GilbertandHarris，1984；KiyohikoGNishimurg，1991；DonaldA.HayandGuyS.Liu，1998；WilliamT.CharltonandCarol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T.J.SmitandLA.Ankum，1993；MartinJ.Nielsen，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and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T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三、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的研究从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实证检验股东—债权人冲突以及负债发挥相机治理功能的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国外的理论是源于比较发达且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事实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环境、资本和产业市场都显著有别于国外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理论套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大部分实证结论支持负债水平从整体上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对研究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由于研究切入点、样本细分方法、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之后，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行为（这里主要指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市场的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行为（包括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4
Feigenbaum&Freund和Sornette等人率先将复杂系统中幂次法则和对数周期性模式的概念应用于金融市场崩盘研究，而Vandewalle等人及Johansen&Sornette进一步说明金融崩盘的现象。Johansen等人提出LPPL(log-periodicpowerlaw)包含两个部分：(1)关键性假定崩盘的形成是因噪声交易者之间局部自我增强模仿所造成的。对于噪声交易者而言，模仿其他交易者而达至特定的点称之为“关键点(criticalpoint)”，此刻所有的交易者在相同的时间采取相同的买卖策略，而产生崩盘。(2)对于交易者而言，因崩盘高风险而要求更高的报酬率作为补偿，故Johansen&Sornette等人强调正向回馈导致的投机性趋势凌驾于基本信念，因此一旦出现外部冲击即产生崩盘。一连串的研究发现通常在投机性崩盘之前有一个主要特性：金融市场价格为对数周期振动且呈现幂次法则加速，也就是说，系统越来越靠近关键点时，会观察到一连串逐渐缩短的振动循环，而这个振动序列会根据等比级数而退化。如Vandewalle等人分析三个不同的道琼工业指数期间，包括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期间、1992年1月至1997年8月期间及1993年月至1998年8月期间，利用LM(LeyenvergMarquardt)和Monte-Carlo演算法进行配适，包络函数技巧产生对数周期模式，此模式反映出明显的崩盘振动前兆，研究发现，对数周期模式存在于崩盘之前，因此市场应该视为离散的不规则碎片系统(discretefractalsystem)。Drozdz等人验证1998年期间德国金融市场两个崩盘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发现，崩盘前出现清楚的对数周期结构，另外1998年至1999年期间于美国市场亦发现相同的情形。Johansen&Sornette利用对数周期振动的幂次法则以反泡沫作为衡量基础，在大崩盘的底部浮现时，出现相同的型态。由此可见，对数周期幂律几乎在每个市场都是相同的。
不仅如此，Drozdz等人亦指出，金融动态的迹象可以透过现象类(phenomenaanalogous)决定，特别是对数周期的概念，该研究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3月期间的“超级泡沫”同样发现对数周期振动的轨迹。Gnacinski&Makowiec以波兰金融市场为例，针对1998年8月的俄罗斯危机和2000年4月的新经济崩盘事件(NewEconomicCrash)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崩盘的关键点始于对数周期振动的起点。Sornette&Zhou证明当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盘时，金融市场呈现出对数周期幂律，而且外资资本流量跟随正向回馈交易。Zhou&Sornette也证明了中国金融市场亦崩盘前具有对数周期幂律现象，有趣的是，中国金融市场比其它成熟市场呈现更明显的对数周期幂律现象，该研究将其归因于该市场短期投资客多于长期投资客所致，因而触发投机从众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对数周期幂律不仅出现在股市泡沫中，在熊市反泡沫亦获得相同的结果。Johansen&Sornette以反泡沫作为衡量基础，在金融市场大崩盘的底部浮现时，出现相同LPPL的型态。
而Zhou&Sornette利用log-periodic分析2000年的全球38个股价指数的反泡沫(anti-bubbles)作为研究对象，并定义“反泡沫”是以自我相似性展延对数周期波动下自我增强的价格趋势，数学上表示为一个熊市的反泡沫具有价格的幂次法则递减和展延对数周期波动的特性；Zhou&Sornette指出，正向回馈交易会产生熊市的反泡沫，即是向下趋势的金融资产价格移动促使价格更向下移动，增加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悲观情绪，38个指数中除了11个指数外，其他皆发现如同S&P500指数相同的对数周期幂律的反泡沫结构，此反泡沫在全球市场几乎于同一时间被发现，显示全球具有全面同步化的情形。基于以上研究，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金融崩盘事件时普遍发现，崩盘前确实存在对数周期振动加速幂法则，此意味从经济物理学的领域中所衍生出复杂适应系统的特质及他们朝向自我组织关键演化观念说明金融市场崩盘的行为已自许多市场中得到证实。
2国内研究发展
对数周期幂律模型在国外出现较晚，一直处于争议当中。因此，国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文献涉及相关方面的研究。章晓霞(2007)从金融物理学方法详细分析了股票崩盘的临界时候特征,并利用资本资产混合定价模型将金融资产收益分成资产基本价值带来的基本收益和因市场泡沫而产生的泡沫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对数周期指数分布的金融资产累积泡沫收益率模型。并分别对上海证券A股综合指数、深圳证券综合指数、四川长虹和中集集团的股票进行了模型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模型很好地模拟了我国证券市场在典型泡沫时期临界点或临界区域的特征。方勇(2011)选取中国上海证券A股市场日收益率和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对数周期幂律和自组织临界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LPPL模型较好地拟合出中国金融市场上证指数部分时间段的收盘价时间序列。沿袭金融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继续研究，但是对具体时间序列的分段没有提出合理可靠的依据。郑飞(2012)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国金融市场泡沫的崩盘时间进行拟合和预测，结合相关理论基础上经过推导得到预测金融市场崩盘时间的对数周期幂律模型(LPPL)，然后对该模型进行一系列简化处理，并应用遗传算法估计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而得到泡沫破灭的预测时间。结论指出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前提是泡沫需要呈现出特定性质，即只有在股价走势符合对数周期震荡性质的情况下，利用对数周期幂律模型才能够较好地预测泡沫的破灭时间。谢治博(2012)引入对数周期幂律模型，通过对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和2009年救市政策出台后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崩盘和泡沫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非理性泡沫的结论，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以期望避免中国金融市场崩盘事件的突发。
3结语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上市公司;固定资产;会计政策
引言
会计政策是指在编制企业财务报表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处理方法。它按照会计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的要求,站在企业的角度,根据本企业的理财环境、生产经营特点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企业会计管理的要求所做出的具体规定。企业采用的所有重大会计政策都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集中说明。特殊的行业还应当说明该行业特有业务的会计政策选择。
会计政策主要有两个作用。首先,会计政策可以提高了报表信息的可理解性。由于企业所处的理财环境、理财人员和经营方式的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会计问题,企业如果没有统一的会计政策准则规范,那么各企业就会采取不同的会计政策,从而导致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无法分析出企业真正的财务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企业的各个方面从而进行投资、信贷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做出可靠的判断,最终导致企业的会计信息不容易被投资者所理解,这也就会大大地降低报表的效用。其次,会计政策可以提高报表信息的可比性。如果根据相同的事项和情况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那么在企业间就会产生具有重大的差异性的财务报表,由此就会带来不同的会计信息,若不具体说明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这样就会给企业也微观管理带来许多困难及不便,也会给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实施宏观调控带来困难。此外,这也会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及其他方面失去了可比的基础,因此就无从谈起如何决策了。
所以说,会计政策的制定和揭示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中,固定资产会计政策的选择更占据着重要地位。固定资产是公司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的金额较大,且固定资产政策选择也比较灵活,因此,在企业的盈余管理中或利润操纵中,最常使用的就是固定资产会计政策选择。固定资产政策选择的制定和揭示为会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质量保证、组织保证以及监督保证。而且它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宏观调控、债权人和投资者等相关方面提供决策有用和利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改善等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这就大大增强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
一、上市公司固定资产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一)资产计价基础的会计政策选择
为了保证样本的可比性,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于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关于固定资产政策选择情况,选取了2005至2008年60个年报数据较全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来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所公布的60个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8年度的年报。由于本文数据收集在2010年度开始,2009年年报尚未披露,所以未包括2009年年报的数据。采集的信息包括:股票代码、证券简称、固定资产计价基础、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在分析了2005-2008年的年报后,我们发现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主要采用实际成本为资产计价基础。在2006年新准则出台后,有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可变现净值等有关词语来描述公司财务状况,这个现象说明了我国的上市公司在披露中由一定的改进。而且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就加快了我国与国际趋同的步伐。虽然从上述图表来看,几乎没有对固定资产计价运用公允价值的上市公司,不过这并不表明我们的上市公司未在实际中采用过这种方法,而是可能在其他个别项目中运用了公允价值,或者与其他计价基础结合使用,因此我们的上市公司在年报附注当中并没有给予明确反映和披露。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统计
从表二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采用年限平均法来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几乎没有运用到其他折旧方法。众所周知,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成本和费用的多少,因此就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和税费,最终就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们国家对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会计政策选择向来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虽然我国也允许个别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但是加速折旧法的手续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这就导致我国绝大部分企业采用年限平均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新准则将原准则中固定资产的残值计量由终值转换为现值,这种转变体现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原则,因此使年限平均法更趋于合理。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统计
从表三所反映的数据来看,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计提了固定资产跌价准备,但是我们从公司报表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那些已计提固定资产跌价准备的公司中很少是严格按照准则和制度的规定来确定和计提固定资产减值额的,因此上市公司在计提减值准备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固定资产会计政策选择动机上,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一些上市公司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来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动机。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在进行固定资产政策选择时,存在着许多机会主义倾向:比如说通过多计提折旧来降低税负、或者递延折旧额来粉饰业绩等。机会主义行为会在缺乏会计政策选择制约的情况下发生,这样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也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且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无法实现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2.固定资产会计政策选择形式比较单一,这样就导致各个企业拥有选择权利但对选择权利用不足的倾向。我们的上述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采用了简便易行的年限平均法来计提折旧额,这就充分体现出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上比较单一,使得在一定空间内的企业的选择权流于形式。管理当局只是为了披露而披露,且我们的会计从业人员并没有真正地从企业自身出发来选择恰当的会计政策,忽略了他们所选用的方法是否在真实反映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方面恰当,是否具有优越性,而是倾向于选择操作简单、成本较低的方法。
3.在固定资产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上,随意性比较大。从上述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统计来看,在计提固定资产跌价准备的公司中,很少公司严格按照现有的准则和制度来确定资产减值的,大部分公司对固定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基础是固定资产的价值,但是我国目前还对资产的估价缺乏公允的标准,对资产准确的估价已经超出了我们会计师的专业判断能力。此外,就目前情况来看,上市公司也不大可能耗费大量成本来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计提以及计提多少跌价准备。这一系列的原因就导致了我们上市公司在计提减值准备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三、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主要对策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约公司内部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说可以在公司内部建立工会组织,形成与内部控制人平等协商的机制。员工作为最弱势的利益相关者,每个人对于自己利益的维护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如果有了工会组织,公司的员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员工的利益维护就可以得到保障。从而公司内部控制人在选择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的时候就会衡量工会不同意所造成的损失和得到的收益。这样也可以使企业尽可能地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并且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减少随意性。此外,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发挥它们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若机构投资者队伍壮大了,那么就可以缓解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现象,这样也可以限制企业的经理人滥用会计政策选择权来损害投资者利益,操纵利润以追求个人利益。
2.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规范体系,充分地发挥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首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制定机构,在这个新机构中要求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其次,我们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应当具有适当的超前性。要求所制定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既要符合目前现实的经济状况,也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还要考虑到当前会计环境的变化,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除此以外,我们国家还应当适当地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必要给予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但是我国目前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不是很健全,且审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这就导致企业所反映的会计信息可靠性差,且不断出现会计造假现象。所以我们国家应当应尽量减少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进而遏制企业通过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以操纵利润、粉饰公司报表的可能性。
3.加大处罚力度。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不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从而导致了会计信息歪曲或失真,进而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一定的损失,就应追究企业会计人员、企业管理当局及相关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尤其应该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最严格的处罚。另外还应对会计人员和相关注册会计师追究民事责任,对造成损失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民事赔偿,用经济手段加以限制并且使其永远不得从事会计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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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劲松,于钊.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分析[J].商业经济,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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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群英.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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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企业并购；财务协同效应；综述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协同效应进行研究，与企业了解并购的基本规律密切相关、可以提高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水平，同时对国家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国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研究企业并购中财务协同效应的重要性
（1）有利于提高财务绩效。
在对公司实行并购后，是否能够增加财务价值，是世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公司并购理论中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当前，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还局限于体制改革和经营结构的调整方面，还没有上升到资本经营层面，对企业并购的财务效果具有重大影响，使财务协同效应有所下降。
（2）有利于提高决策水平。
在实际生产当中，企业并购是企业大量资金的投入，如果决策正确无误，则会给公司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实现企业不断扩张；如果决策出现错误，则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者可以导致企业的瘫痪。并购问题本身的性质与管理者的认识不相适应，所以，对并购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出现并购行为后，能够产生财务协同效应，则表明并购行为的成功。
二、国外关于公司并购的研究状况
1.资本成本协同效应的研究
当前，我国评价企业并购是否取得成功的指标是，利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指标法”。“事件研究法”就是对事件发生前后的企业股票进行研究，通过观察股票价格的变化，确定由此产生的收益率，看其是否会因为出现这一事件而出现异常收益现象的研究方法。“会计指标法”就是对并购发生前后的会计指标值进行观察，研究出现了哪些变化，并以此来断定企业收到的实际效果，这种方法常用来测定企业并购后的长期绩效。Weston 和 Williamson（1970）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认为，企业实行并购行为，可以减少原来需外部融资而得到的费用，可以得到股利方面的差别税收待遇，促进企业向较高的边际收益率发展，使企业的资本配置越来越合理，为企业节省了大量资本成本。以上观点为企业的并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说明了财务协同效应可以促进企业并购的发展。
2.资本收益协同效应的研究
Markham研究了国际上30起大型并购活动，研究结果表明，在收购行为后的三年中，被收购公司的经营活动，资本支出大量增加，比收购前同一时间内的资本支出超出一倍多，这一数据说明，明显提高了投资机会。
20世纪80年代，Jensen 和 Ruback研究了由于公司的并购行为，而产生的对股东的影响，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收购公司和被收购公司的利润是否由于收购行为而产生了一定的波动。结果表明，在实行兼并当中，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收益率大大超过收购公司的股东收益率；接管行为中，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收益率也要大于收购公司的收益率。这种研究结果，说明并购行为对被收购公司非常有利，可以使其资本收益率得到明显增长，但对于收购公司来讲，则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3.税负协同效应的研究
实行企业并购后，公司的负债能力明显加强，还可以省去由于投资效益的税收。经过研究大量的实际例子，说明兼并后杠杆比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Amit 和 Livnat研究了大量实际例子，结果表明，如果以财务为目的进行并购，会使现金流出现波动现象，降低经营风险，由于 公司杠杆水平的提高，会出现财务协同效应，再有，实行并购后的公司利润较并购前要低。
Comment 和 Jarrell以1978-1989年NYSE 和 AMEX发生的并购现象作为研究事件，主要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经营方向集中化趋势，并进行了实际论证，结果表明，如果经营方向集中，则可以提高公司股票的收益率，使公司的资本收益得到明显增加。然后又研究了企业现金流量和资本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并购，并没有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不会影响内部资金市场的利用。
三、国内研究状况
当前，研究国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财务协同效应，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并购企业的财务绩效和负债能力方面，虽然研究的时间不长，但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国内研究中选择的财务指标也不相同。
1.财务绩效的研究
夏新平和宋光耀在自己的研究中，利用研究公司并购前后的每股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比例、资产负债率等四个会计指标，力求在此反映出企业的财务协同效应。其中，利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来研究盈利能力，利用研究资产负债率来观察偿债能力，利用研究公司盈利来源结构来分析投资收益情况。通过上述这些方面的研究，得到并购行为产生的协同效应可以从会计指标的变化上得到结果，会计指标变化大小和并购方式、策略等直接相关。
李善民和陈玉利用自己的研究发现，因为并购行为，可以增加公司的现金流量，提高公司短期内的偿债能力，所以它会影响到公司的整体绩效。并购的企业类型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当进行横向并购时，公司的绩效会不断上升；当进行纵向并购时，公司的绩效首先会下滑，然后才会逐步上升，但在并购的当年没有明显表现；当进行混合并购时，公司的业绩会在本年内大幅上升，但在第二年会出现大量下降的现象。
2.负债的研究
冯巧根在研究企业并购的财务绩效时，认为并购中的财务效应应该分为五个方面，也就是税收效应、股价预期效应、时间价值效应、综合杠杆效应和协同效应。他认为，企业实现并购后，会大幅增加负债能力，冯巧根第一次在财务协同效应中引入了时间价值效应、综合杠杆效应和协同效应，使财务协同效应的内容大为丰富。
冯根福和吴林江以1995-1999年间的201起并购公司为例，对其并购后的负债能力进行了研究，他以财务指标作为研究基础，研究了上市公司并购后总体绩效的变化情况，以及负债能力的改变情况，还考察了公司上市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发生后的当前，公司的负债能力和绩效都得到了大幅增长，但如果研究公司后来的发展状况，则发现企业绩效不会出现大的增长，有时还会出现下滑现象，同时公司的负债能力也会下滑。
崔刚和王鑫在著作《企业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分析》一书中指出，财务协同效应不应该只包括一些金钱效应，如税法方面、财务会计处理方面、证券交易方面等，还应当包括内部财务运作能力和效果的不断提高。
四、结论
总之，利用研究国内外有关并购行为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由于并购而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常常自并购行为的动机和并购的协同效应开始，理解为财务协同效应实质上就是，企业的财务绩效得到了明显提高，也可能表现为实现了财务目标，利用并购，企业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财务协同效应，但并购行为本身和企业长期内的绩效增长没有一定的关联。
参考文献：
[1]赵凌志.企业并购的财务问题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