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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经济增长；VAR模型；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观点逐步被否定。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财政体制有效运行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经济发展迅猛，GDP总量已由1978年的不足300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9195.69亿元，增长了70倍。另一方面，上海市财政支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1978年的26.01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3914.9亿元，增加了150倍之多。那么，上海市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是否确实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是否是同步变化的？本文通过双变量向量自回归系统（VAR）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试图解决以上问题。
二、理论模型：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最一般的数学表达式为：
yt=A1Yt-1+...+Apyt-p+B1xt+...+BrXt-r+∑r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1...Br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 是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滞后值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
我们采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Zt=A1Zt-1+...ApZt-p+∑t
这里 Z=（GDPt，Gt），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是财政支出额。
三、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1978年—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上海市的历年财政支出额和GDP数据。所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3.1版本。
图1显示了历年上海市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由图1可明显看出，1996年之前，上海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成下降趋势，1996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的趋势是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为了明确了解上海市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对两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上海市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度达到0.994808。
下面我们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做进一步检验。要判断财政支出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可以采用向量自回归系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但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着平稳性问题，因此需要首先对财政支出G和GDP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图2所示，GDP对数序列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采用的检验方程如下：
即采用带常数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经过试验，当滞后期=1时，检验方程的AIC和SC值最小，此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3可知，GDP和财政支出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但若二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则满足可信性。
本文采用两步检验法（EG检验）来判断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协整。首先利用ADF检验我们可知，GDP和财政支出的对数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第二步是对两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其中 是GDP的对数序列， 是财政支出的对数序列。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4所示）。由结果可知，模型拟合优度很高，回归系数通过t检验。
最后对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于检验统计量的值-3.947212均小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GDP的对数序列与财政支出的对数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两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表6所示的结果。表明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财政支出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成因。即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 价值 低碳经济 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11)11－0003－10
技术创新作为当代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正在生成，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厦保华，2004)。过去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始终贯穿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但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和范围的拓展，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其所深刻触及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技术创新价值观的取向问题。因气候问题应运而生的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兼顾的社会发展模式，正成为各国的关注点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新的社会发展方式下的价值理念与以往的“经济增长”式价值理念是不同的，而不同的价值观会引发技术主体的不同的行为，因此从价值视角下探析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价值哲学中价值的界定
历史上，中西方学者对价值问题做过大量的研究，不同学者对价值内涵理解不同，不同时期对它的界定也不同，因此要研究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辨证关系，必须先明确价值的界定。在西方，对伦理价值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尔后培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学者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价值学说，到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流派众多，但本质多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尽管不同学者的价值界定都不相同，但就目前理论界的价值界定来说，大概可以归纳为6种，见表1。
笔者认为这6种观点都有局限性。1.“需要”型缺陷。片面强调主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客体的反作用。2.“意义”型缺陷。意义和价值本属同义，且意义取决于主体的主观理解，不具客观性。3.“属性”型缺陷。重视了客体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作用，同一客体的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不同，对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也不同。4.“劳动”型缺陷。劳动界定的价值是指人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即马克思所讲的商品价值，它不具普遍性。5.“关系”型缺陷。用关系界定价值，没有对价值的实质作出明确规定。6.“效应”型缺陷。它忽略了系统性，一个客体可能对A主体产生一种作用和影响，对B主体产生相反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价值是指在关系范畴里某一特定环境下价值客体对主体系统的综合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同一客体的属性对不同的主体的价值不同，对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也不同。
二、技术创新价值
由上述讨论可知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所以对技术创新的价值审视必然是对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的价值审视，必然首先要求澄清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只有澄清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细致分析各种技术创新关系的价值负荷，才可能深入而全面地把握技术创新的价值。
从哲学视角看，技术创新的关系是立体的网络化的复杂化的关系系统，其基础层系有三个维度，即技术创新与技术、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见图1。(厦保华，2004)
技术创新与技术的关系。在技术创新关系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与技术的关系。现实的技术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从技术创新与技术相互作用的关系角度看，技术创新价值实质是建构其“技术之家”的过程。
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在技术创新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与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技术是由社会构建的。因此，技术创新过程必然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必然是在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达成的一个平衡点。从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技术创新价值实质上是构建其“社会之家”的过程。
技术创新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在技术创新关系中，最被遮蔽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与自然的关系。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自然是“祛魅”的，成为了技术创新中被利用和改造的“持存物”。事实上，从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看，技术创新不仅驻留在其“技术之家”和“社会之家”中，而且也必然驻留在其“自然之家”中，技术创新价值实质上是参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
基于上述关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技术创新的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对技术体系的工具价值、对人类的社会价值和对自然的生态价值。这三个方面之间是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即便具体到每一个方面，价值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可具体区分为正价值、负价值和零价值。
三、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现有的各种定义和解释也不尽一致，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观点，形象的称之为方法论、形态论和革命论，见表2。
尽管不同学者对低碳经济有不同的定义，但对其特征的认识还是一致的。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的低碳化，达到碳排放量最小化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二是低碳经济倡导能源经济革命，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真正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清洁发展、绿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付允，马永欢，刘怡君，2008)。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突出特征表现为：“经济性、技术性和目标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09)。从方法论层面说，低碳经济的出现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仅以人类为中心转变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哲学思维，它按照生态规律的指导，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动性，拓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画卷。
四、技术创新与低碳经济的关系
1、从技术层面解析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在这里我们把内在的决定于技术自然属性的价值存在形态称之为“技术的内在价值”，同时把社会操
作过程中的技术价值存在形态理解为“技术的现实价值”。(厦保华，2004)从技术的内在价值理解技术，那么技术就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它仅仅成为技术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技术客体实施的一种手段。从技术的现实价值看技术，那么技术是负荷价值的，通常技术成为一定社会制度调控的对象时，技术的社会后果才具备技术的现实价值的倾向性，而且对于不同主体，这种技术的现实价值有正负之分。
从技术的内在价值来说，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国内学者达到共识，就是“通过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关键途径”(Flavin，2008)。Ipcc在第3次评估报告中强调：在解决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作用超过其他驱动因素之和(Houghton，Meira Filho，Ca!lender，et al，2001)。这足可见技术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技术的依赖性非常强。相对于在传统化石能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碳技术而言，以绿色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为主体的低碳技术，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是技术范式的革命，是对建立在传统高碳技术的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因此，从技术内在价值来看，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表现为建构新型的“低碳技术”，这包括构建低碳技术创新所包含的低一层次的技术要素及其网络；融入低碳技术创新所从属的高一层次的技术网络系统；与相同层次的技术创新相互竞争或协同。
从技术的现实价值来说，技术的价值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体现的结果。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程，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在迈入生态文明。前两个文明时期，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技术呈现的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就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以效率为核心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财富的急剧增加。这一时期，巨大的财富使人们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技术创新也因此取得空前的发展。在这时期形成了一种“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创新观，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经济价值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评价标准。在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主体必然会把效率放在关键位置上，在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下，围绕着如何实现这种效率而展开经济活动(张凌，2008)。然而技术创新的效应不仅局限于经济活动领域，经济的发展对于自然及其资源存在依赖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因此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如臭氧层破环、酸雨、全球气候变暧、森林破环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传统技术创新的恶果也迫使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寻找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而低碳经济正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从本质上触及了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问题，是当代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发展模式。
2、从社会层面解析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技术创新发展囿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技术创新活动受到主体的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主体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往往还会有冲突，而整个社会需求是由各种相关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之间需求的整合而成。从功能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任何一种社会方式均完成其一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因主体的复杂性衍生出的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使得技术创新既有正功能的结果，也有其负功能的影响。
传统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双重的效应，它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价值实现带来“正效应”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效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特别是工业文明时期，传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期的正负效应博弈中，正效应远大于负效应，人们因而忽略了“经济增长”式发展所累积的负效应，以至于达到一定数量的负效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式发展的不合理性和传统技术创新的缺陷。
低碳经济是集经济价值实现、社会价值实现、生态价值实现为一体的发展方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人类总的价值追求、总的趋向、总目的。全球“低碳社会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市场需求往往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同时为保证低碳技术创新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给予支持，即低碳政策的制定、低碳经济的倡导和推行、低碳文化价值观的推广。具体来说，在微观层面，要求以企业为主体的低碳创新主体需要对其组织、目标、制度等进行调整和整合，构建相应的低碳创新文化，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评估、选择、激励；在宏观层面，各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低碳创新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功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作出相应的低碳创新战略、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调整，引导低碳技术创新的方向。
3、从自然层面解析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自然是技术创新被利用和改造的“持存物”，技术创新实质是参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这一人工化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过程。当人类以自然的演化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时，就与自然和谐统一起来了。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各种物质和能量，但由此产生的各种废物不能对周围环境和其他物种造成威胁，或者至少不能使自然系统能失去平衡。
传统工业文明的技术创新，其创新机理是通过分裂、分化、分解、分割的方式将复杂的自然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将这些单词纯物组合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复合物。这种创新方式的实质精神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限定”、“强求”。它把“物”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连根拔起成为单纯的“持存物”，其结果往往是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这种创新方式在数量上扩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破环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造成生态危机。
低碳经济是遵循自然界的整体原则并符合生态规律的，它把能源问题还原到自然界中去，运用生态学与系统工程等方法，设计能源利用过程中原料和能量的合理、高效利用，减少能源浪费与废气物排放，以便在能源利用的每一阶段建立人类与环境间合理的物质能量循环。在方法论上，它克服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创新的弱点，创造出新的规则，催生新的评价方法，我们将这种新的评价称之为低碳技术评价，碳排放量的高低成为其价值衡量标准之一。同时技术创新是一个劳动过程，具有实践性。在实践领域，低碳经济指导技术创新的实践，反过来，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依靠低碳技术的推动。
4、整合的价值观解析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基于上述关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可知技术创新的价值包括技术创新对技术体系的工具价值，对人类的社会价值、对自然的生态价值。这三方面的价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技术创新的价值，任何孤立考虑某一层面价值的做法，都是对技术价值实现整体结构统一性的割裂。从总体来看，经济模式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模型如下，见图2。
传统的技术创新受到“经济增长”式经济理念的引导，价值标准偏向于把经济利益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这割裂了技术创新价值的整体性。尽管从工业文明时期来看，这种理念下的技术创新确实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随着历史的推进，这种单一决策思维下的传统技术创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效应日益明显，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由此引发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等问题的出现，全球“低碳社会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式的经济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指导下的技术创新。生态危机促使我们思考发展方式的问题，而低碳经济的提出恰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低碳经济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新型的经济模式必然需要一种新型的技术创新睐与之相适应。低碳经济的理念引导技术创新必须把经济、社会、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价值取向，这必然催生新的技术评价标准。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低碳技术的依赖性很大，所以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航道整治；水运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U61文献标识码： A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交通运输业也得到快速的增长，水运、空运、陆运等渠道的运输方式占据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交通运输形式虽均在不同的领域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增加，新科技改革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人口数量和生活需要的大量增长，使运输业面临空前的困难。水运交通具有的运输量大，成本低，能够承担长距离运输的优势使其在当前运输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结发现，做好航道整治建设能够使水运行业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1整治航道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的主要措施
1.1加强港口硬件设置建设
（1）航道建设属于国家建设范围，社会其他行业对这种公共基础建设不愿意投入建设资金，而航道港口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在港口建设中需要国家在原来基础上提高资金的投入幅度。[1]国家应该对所有的航道进行定期的调查，将所有航道建设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决定投入的建设资金，并适度提高资金额度，使其超过原来需要的建设资金，使当地航道建设有更多富余的资金进行更好的建设，有利于水运的长足发展。但是中央拨款毕竟无法顾及所有需要建设的航道，因此国家拟定航道整治的通知，下发给地方政府严格制定，地方政府通过利用当地的税收金额进行财政支出计划，加大对当地航道设施的建设，从而创造良好的航道设施环境，为水运经济的提高提供最有力的硬性保障。
（2）国家和地方投入无法满足全部水运航道整治和建设工作，需要寻求多方资金投入。航道水运建设虽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政府投资项目，但是分析市场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在航道建设中安排一些民营经济企业投入建设，如各种设施的提供，可以通过和民营经济企业合作，提高民营经济的参与幅度，从而提高航道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方向，减少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促进水运建设的有序进行。[1]
1.2加强信息流动和共享
航道建设除港口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建设外，还包括对信息资源等软件设备的建设。通过对原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有层次，有分类的管理建设，从而实现一个综合性的资源共享形式的信息数据库系统，将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航道建设和运营中的业务数据通过分析归类和整合，利用计算机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将所有信息整合为一个有效且能够实现共享的系统。在这个共享系统中包括所有涉及到的业务资料数据信息，工作人员只需将需要存入的数据投入其中，电脑自动归类且删除相同数据，使所有的数据都能够具有最有效作用，能够减少的人员投入，降低成本。加上这种数据库系统能够科学的管理数据，提高管理的合理性，实现航道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和现代性。
1.3提高航道管理力度
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是水运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对其日常管理是促进效益提高有力手段。通过对航道进行日常的巡查和维护管理，使每一件设备都完好有序的运行，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够在自身岗位上有序的进行各项工作，为水运提供最稳定最顺畅的服务，从而提高其经济效益。具体管理项目有：
（1）促进支流项目快速建成。除了主航道，直流航道对整个水运运营工作同样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将一些比较关键且各种性质和条件都比较上等的支流进行提前建设，在保证项目的建设质量的同时，确保工程能够更快完工，尽快支援主航道，为主航道提供一个可靠的后备通道，促进其稳定运营。
（2）促进航道多功能效应运用。航道建设一般除了进行水运经营之外，通过各种设备的建设能够实现提供水电、具备防洪功能、调节河道水位等功能。因此航道管理部门从长远发展看，尽量将河道建设成一个具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高级别航道，实现多方盈利，为国家整体建设做出贡献。
2以长江航运为例，探讨如何推荐航道整治，从而提高水运经济效益
航道建设基本思路是：按照流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的要求以及现代综合物流的发展趋势来构筑长江航道体系。结合水电开发、水利建设、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延伸上游航道，加深下游航道，畅通中间航道，有计划适当超前进行系统的航道整治，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2]实现长江干流航道发展目标，不仅需要经过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需要必要的政策与措施来保障。现提出如下政策与措施建议：[2]
（1）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协调配合
首先，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将防洪、水利、发电、灌溉与航运统筹兼顾。其次，要构建沿江产业经济带。世界各国经济发达地区大都在沿海沿江，因而有必要制定流域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对外开放格局。再次，要充分考虑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和沟通。要从长远出发，制定干支直达、统一标准的长江航道网发展规划；还要充分考虑应急性建设项目，投入少、见效快，有步骤地改善内河航道条件。
（2）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与创新，加强干流航道的维护与管理
目前，内河行政管理分属水利、水电、交通等部门，水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得不到保证。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长江流域管理委员会，行使对长江流域各省（市）水资源综合利用及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3]要深化航运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航运管理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关系。目前，航道已进行了疏养分管的改革，为顺利推进航道管理
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建议继续巩固改革成果，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航道管理体制。
（3）开辟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有利于干流航道发展的投融资机制
①继续保留和使用好内河建设基金。交通部出台的内河航运建设基金政策，使内河航运建设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税费改革，建议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征收燃油税对航道建设的影响，从预算内资金和燃油税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航道建设。[4]
②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内河航运建设基金中，设立重点航道（主通道）建设基金，保证重点航道的建设。[3]
③允许航道开发者对航道附近的荒滩吹填造地及工程建设征地，收益归开发者所有。对“四荒”（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减免土地补偿费
④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性。总结推广界牌工程的成功经验，在涉及防洪、河势控制等河道治理时，联合水利等部门及地方政府共同整治；各级政府可分摊相应比例，也可以“以工代赈”形式参与航道建设。
⑤制定分类差别投资指导政策，鼓励吸收境内外资本参与航道建设，引入国际通行的融资方式，变通运作方法，扩大长江航道建设的投资渠道。[4]
3结语
总而言之，航道整治和建设需要通过进行硬件管理和软件管理，在原有基础上利用国家财政投入进行符合现代需要的航道建设管理模式，使所有设备和人员均能够向现代化发展要求迈进，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软件功能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信息综合运用行业。同时，通过不断协调，将航道建设成为一个集防洪、水电以及调节水位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高级别航道，促进水运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国家整体水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完善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汪芳.加快航道建设 发展水运经济[J].中国水运,2009,32(01):98-99
[2]陈小泓.加快我国水运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J].中国水运, 2011,5(08):45-47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股票价格指数 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 经济增长 VAR模型 Granger因果检验
股票市场是已经发行的股票按时价进行转让、买卖和流通的市场,包括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两部分。由于它是建立在发行市场基础上的,因此又称作二级市场。股票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的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为国民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是有关房地产开发、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的内在运行机制,是房地产经济运行的枢纽,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并且具有明显特征的专门化市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因而研究房地产市场与我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很有现实意义。1998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在我国经济和投资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房地产投资额和销售额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达到2个百分点左右,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经济政策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引发了金融危机,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我国,随着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完善,这两个市场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和制度性缺陷,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背离,股价指数波动幅度较大。股票市场的不成熟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成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目前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同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关系比较复杂,二者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不断波动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较其他经济变量明显,尤其是近两年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出现了过热的趋势,这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分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二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客观认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进一步发展这两个市场的前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通常情况下,股市发展状况是以股票价格指数来衡量的。股票价格指数是观察、分析和研究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形势和经济周期的重要指标。尽管十几年来深沪股市在波动的幅度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沪市和深市股票波动走势有较强的相关性,比较而言,沪市更具代表性,因而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来代表我国股票市场价格的总水平。本文以季度平均股价指数(沪市月度收盘指数的平均值)代表股票市场的发展。2006、2007、2008年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布的统计月报,其余年份来源于大智慧软件数据。在数据处理上,考虑到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我们取上证综合指数季度数据的对数,这不仅能使数据更加平滑,也能在检验中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同时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记为LNSHZ。
本文以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代表房地产的发展。我国公布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为同比指标,同比指数以前一年的同期为基期,需要将其转化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指数。具体的处理方法为:第一期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第一期的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指数;其他期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本期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指数?鄢上期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再对指标取对数,记为LNFZ。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整理结果。
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在中国公布GDP季度数据为季度累计值,所以由两季的差值来代表每季的GDP。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值,对数变换的好处是其一阶差分能近似表示变量的变动率,用lnGDP 表示。在本文研究中将以2001年第1季度到2008年第2季度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共选取了30组数据。
本文拟采用VAR 模型来对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进行VAR 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 统计量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次,采用Johansen 极大似然法对变量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由于VAR模型对滞后长度的选择非常敏感,而传统的信息准则(如AIC等)无法确保VAR模型的残差项是白噪声,本文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test)来选取能够使VAR模型的残差项没有显著自相关的最短滞后长度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最后,在变量序列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反映长期均衡和短缺调整关系的VECM模型并对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实证分析
对时间序列的分析是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的。这种分析背后隐含的假设就是数据是平稳的。因此往往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不平稳的时候尽量进行转换使之变成平稳的序列,以保证t检验、F检验的可信性。
但是如果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进行回归也可以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协整关系。本部分将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1、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首先,对LNFZ做ADF检验。因为ADF=0.373755,分别大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LNFZ是一个非平稳序列。此情形下,应该继续对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LNFZ的差分序列(LNFZ)做ADF检验的结果见表1。
因为此时ADF=-3.750799,分别小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差分序列LNFZ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LNFZ～I(1),为一阶非平稳序列。
然后,对LNSHZ做ADF检验。因为ADF=0.232099,分别大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LNFZ是一个非平稳序列。此情形下,应该继续对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LNSHZ的差分序列(LNSHZ)做ADF检验结果见表2。
因为ADF=-1.969125,分别小于5%和10%检验水平的临界值,所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差分序列LNSHZ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LNSHZ～I(1),为一阶非平稳序列。
最后,同理对LNGDP做ADF检验。因为ADF=2.414514,分别大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LNGDP是一个非平稳序列。此情形下,应该继续对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LNGDP的差分序列(LNGDP)做ADF检验结果见表3。
因为ADF=-5.921555,分别小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差分序列LNFZ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LNGDP～I(1),为一阶非平稳序列。
从上述LNFZ、LNSHZ、LNGDP的ADF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它们都不是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具有平稳性的,即是I(1)型,因此,可以考虑考察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虽然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这里我们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三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关于滞后期的选择,本文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test)来选取能够使VAR模型的残差项没有显著自相关的最短滞后长度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最后确定滞后期为3。Johansen检验的结果见表4。
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协整向量个数r=1的假设。由于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因此以上定义的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稳定系统,说明LNGDP、LNSHZ、LNFZ 三个指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从对LNGDP 标准化的协整方程来看,协整方程中LNFZ对LNGDP的影响最大,即房地产价格指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大;而LNSHZ对LNGDP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具体的长期数量关系来看,LNGDP对LNFZ的弹性为1.497129,在5%的水平下显著,具有较大的弹性,该估计结果表明,在房价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均衡关系中,LNFZ增加1%,将使LNGDP 增加1.497129%,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发展有正向的作用。LNGDP对LNSHZ的弹性是-0.5198940,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LNGDP和LNSHZ成弱的负相关关系。该估计结果表明,在上证综合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均衡关系中,LNSHZ增加1%,将使LNGDP减少0.519894%,二者之间存在着反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发展。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由于LNGDP、LNFZ、LNSHZ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建立修正模型(VEC),反映短期和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的误差,具体结果见表5。
误差修正模型度量了长期稳定性对短期波动产生的抑制作用。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LNGDP的波动有两部分引起。
一是LNGDP、LNFZ、LNSHZ短期波动的直接影响,其中LNFZ对LNGDP的短期影响弹性为-4.54367
(-3.045748,-1.497922),房地产价格的短期波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LNSHZ对LNGDP的短期影响弹性为-0.8443(-0.135020,-0.709281),股价短期波动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而且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可能更高一些,这可能源于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大的缘故。
二是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方程误差修正系数为0.011016,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收敛机制在起作用。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系统将以0.01101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协整关系或长期稳定关系对当期的LNGDP 产生刺激作用。
4、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s)
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从理论上讲,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GDP、FZ、SHZ进行因果检验会导致F 检验的无效,由此得到的结论也就缺乏置信度,所以应该用差分后形成的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因果检验。在本文中,由于已用X-11方法消除了季节性因素和随机因素,且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长度的敏感度很大,如前所述,从实证上看,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波动周期要比宏观经济周期提前约半年的时间,因此选择滞后期为3。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房地产销售价格是引起GDP指数的granger原因。
其二,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与股指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其三,上证综合指数与GDP指数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揭示的长期关系显示,股价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有着负向相关关系,但在因果关系检验中却不存在股价指数与GDP指数的双向因果关系,这就说明股市的总体发展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增长,股市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很小。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我国股市的不成熟和它的制度性缺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我国股市的总量规模较小导致。房地产价格指数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正,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在样本期间内,房地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而且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三、结论及建议
国外学者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主流看法――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并不适用于我国。回归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更有甚者,股票市场发展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我国股市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但它的发展也并非完全脱离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的发展与股票市场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因目前股票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十分微弱,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所以,我们眼下不应该过分地强调股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次,股价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说明在这段时期股票市场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考虑促进我国股票市场健康运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上,应致力于长久的结构和制度性的调整。改善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的途径,根本还在于证券市场本身的完善和规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扩大市场规模;调整政府角色,减少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强政府的监管与引导功能;改善股市结构,培育机构投资者,把理性投资者培养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同时应该规范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应该一味地促其发展;重点发展金融中介体,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让存款货币银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
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作用。一方面,房地产销售价格的变化可以由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来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基本相协调;另一方面,房地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但是,过高的相关系数必须引起注意,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基于对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房地产开发投资迅速增长,海外资金也大量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时,房地产发展资金依赖银行信贷、市场规范性较差、市场信号传导不畅、市场主体难以清晰地把握市场信息,这些都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因此,政府应主要考虑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加强市场的规范、促进信息的透明、建全信用体系、推动市场的自发调节、降低系统性风险,使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之中,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者存在着微弱的反向关系,表明房地产和股票作为居民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对于二者的投资仍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二者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这说明股价指数的波动并不会引起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波动。这一实证结果的政策意义是,虽然虚拟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但我国虚拟经济的调整并不会引起实体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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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非正常关系 法官与律师 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72-03
一、问题缘起：正常与非正常关系的标准
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关系因素在法律适用中发生影响的原因为：法官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及社会因素；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为：分配功能、交换功能、表达功能、补充功能；减少或消除关系因素对法律适用的影响的方法为：辩证地认清法律与关系的矛盾关系，法官要做到：独立审判、理性分析关系背后的目的、提高业务能力以及严于律己。
此报告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数据，可惜地是，在解读材料以及分析方面仍然缺乏洞见。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视角，采取适当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深刻地解读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列举几种情况。比如在同一案件中，律师与法官建立了金钱关系，但法官并没有考虑律师提出的特别要求，独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判决。或者在此案中律师的诉请符合事实与法律，法官因而支持了其诉请。或由于法官的认识错误，做出了倾向于该律师的错误判决。再有，就是律师与法官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相识，但双方并没有在案件之外有过交际，在此案中，法官只是县有倾向性的支持了律师的诉请。最后，律师利用媒体或者法官的上级领导关系，给法官施压，使法官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决。这五种情况反映了判断是否是正常关系的标准时，需要参考的因素。
法官做出司法判决所参考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所以正常与非正常的标准也不可能一概而论。正常最一般的解释为：符合一般的情况、规律或习惯。所以“正常”只是表明一种合规律性，他与好的、正义的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正常的事物要符合大众的习惯，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前提下，大众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不是律师与法官之间确立了什么关系，而是法官运用这个关系影响了司法判决。
综上，非正常关系应定义为：通过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此时的关系就是非正常关系。那么，判断是否是非正常关系的标准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
二、分析模型
律师与法官之间通过建立非正常关系，这一过程就构成了司法权力买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律师是买方，法官是卖方，司法权力是交易的商品。下面对模型的各组成部分予以具体分析。
(一)买方市场
律师是买方市场的主体，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盈利计划，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当事人的盈利计划，这两种计划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作为当事人而言，他们计算利润的公式比较简单，就是通过诉求地实现，来实现“利润”。有时诉求的实现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而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但无论这个公式呈现何种形式，每一个当事人在投入司法程序之前以及做出每一笔投资之前，对自己将要在本案中产生的收益状况都是很清楚的。作为律师需要在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附加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一名律师不但要考虑个案收益、还要考虑职业生涯的收益，还必须遵守律师团体以及与法官团体之间的隐秘的行业规则，以免被利益团体所排斥。所以，由于律师的介入，律师与当事人对非正常关系的交易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在买方市场中，经过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博弈，方能决定买方市场的需求。另外，在买方市场中，当事人与律师的投资方式也不同。当事人基本都是现货投资，即在自己的案子中投资；律师除了现货投资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做期货投资的，即与法官保持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此时的关系并不是非正常关系，唯有到两方同时进入司法过程进行交易的时候，一直保持的关系才转变为非正常关系。
(二)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的主体只有法官。法官在考虑自己的收益时要比律师、当事人复杂得多，因为法官在成本和收入这两个部分存在许多复杂的因素。在成本方面，法官最重要地是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其一是“名”，包括社会名声、政治前途等，其二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实现。由于法条主义决策材料未能得出可接受的答案，所以法律还充满了政治和法官个人因素等其他许多东西，因此，“在司法场景下，‘法律’只是法官借以形成自己决定的最广义的材料。”然而，法官无论如何凭借规则形成自己的决定，司法在形式上还是严格的规则主义的，由此法官就一定要考虑，如果“造法”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非正常关系要完成的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法律表达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非正常关系必须寻找一个通路得以实现，那么现存法律规则就是这个通路。同时，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绝大多数法官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法官”，“法官必须遵守行业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那么法官一方面要将买方市场的需求通过规则实现，一方面又要恪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这种矛盾就给法官带来了风险。当然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成本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边际成本。比如闲暇、名誉、尊重、同事关系等等，有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如“异议厌恶”等。
总地来说，卖方的收支情况不但较买方远为复杂，并且存在极大的风险，法官即使建立了非正常关系，他也不能够确定能否获取利润。因此在针对卖方市场分析解决非正常关系的措施时，一定要将这些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三)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