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形势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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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形势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1

关键词: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式;运行机制;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创新性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一、内部资本市场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内部资本市场的定义主要有三个角度,即资本市场运行范围、资本分配机制和内外市场互补。实际当中,内部资本市场反映了一个企业除去外部资本市场,而进行的所有投融资的资源流通往来。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已经不单是多元化企业组织中的直接调用及划拨,还包括不同企业法人间的委托贷款、为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关联企业间的资本易或资产重组、集团内部的费用摊配以及虚拟企业等。本文认为:内部资本市场是存在于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内部,为实现企业内部资本配置和完成利益相关者交易为目的的资本运行机制。

二、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式的扩展

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内部资本市场总是具有一定结构特点的组织结构作为资金流动的载体。根据当前已有的资料,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的表述存在混乱的局面,例如吴国栋(2007)将企业集团内部结算中心、内部银行、财务公司等作为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而彭惠文(2003)则将上述内容作为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机构;张冉(2007)等则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式就是承载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组织机构,他们将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看作了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因此,有必要对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作一比较分析。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是指维持企业内部部门之间及其企业与外部之间资金交往的表现形式,它更多体现的是在既有的企业边界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机构是维持内部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中间部门,它负责内部资本市场融资、投资及资金管理等活动,是对组织形式的具体化,所以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内部资本市场是存在于一切实行资金由总部统一调配的企业内,其各分部与总部之间因控制与被控制而共生存,最终这种控制关系可以资金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一定程度上,企业内部因控制而形成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常见的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主要有:

(一)M型组织形式。M型组织形式,就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对具有独立的产品和市场、独立的责任和利益的部门实行分权管理的一种组织形态,也称为事业部型。事业部是一些相互联系的单位的集合,同时也是一个分权单位,具有足够的权力,能自主经营。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每一个事业部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项目的利润中心,这方便了对各个项目的绩效考核。尤其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时具有信息优势;二是M型组织内负责内部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组织机构,例如财务部门、内部银行通常扮演着企业内部投资中心和资金管理中心的角色。

(二)H型组织形式。相对于M型组织结构,H型组织形式则依靠拥有其他公司一定表决权的股份,以达到行使控制权或从事经营管理的公司。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而言,控股公司是比事业部制更加分权化的组织,子公司拥有完全独立的法人地位,控股母公司对于子公司日常的财务资金运作也不能任意干涉,而只负责重大的投资决策。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过于分散决策的组织形式使决策单位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母公司也没有掌握必要的信息以评价和协调各单位的计划与决策。因此,在H型组织形式内,很难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在实际操作中,控股公司不仅拥有子公司在资本财务上的控制权,而且拥有经营的控制权,并对主要人员的任命和重大政策方针的确定有决定权,甚至直接派人去经营管理,控股母公司仍然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左右子公司的运作,母公司的战略方针、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都可以通过这种控制关系输入子公司。虽然母子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对于整个控股企业,内部资金的运作要受到外部法律制度的约束,但只要存在这种具有“权威”性质的控制关系,组织内的资本分配行为就会存在。当然,子公司的发展必须符合控股公司的总体战略规划,子公司的存在是母公司战略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母公司也会根据战略的需要和子公司的业绩情况决定对子公司追加或减少投资。

但是,新兴市场条件下,企业对市场上出现的机遇具有敏感性,一些利益集团并不是以资金形成的控制关系存在的,而是由技术组成的临时联盟,这些联盟也存在于总部与分部之间、企业集团与企业外部市场的资金往来,这进一步丰富了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

(三)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式的扩展——虚拟企业组织形式。虚拟企业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它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业务过程或企业组成的暂时性的联盟。在这一联盟中,每一个伙伴各自在诸如设计、制造、分销等领域贡献出自己的核心资源,并相互联合起来,实现技能共享和成本分担,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虚拟企业突破了传统企业组织的有形界限,弱化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强调对企业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互补,来迎合某一快速出现的市场机遇。

虚拟企业与企业集团都是一种松散型的企业联盟形式,但二者内部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行有所不同。在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要求成员企业的经营战略与集团的总体战略保持一致,成员企业不能同时加入两个企业集团,集团与成员企业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与行政联系,成员企业加入或脱离企业集团往往具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而虚拟企业大多是就某一市场机遇而形成的联盟,形式上比较灵活,成员企业(伙伴)的加入与脱离相对自由,但是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资金。因此,虚拟企业下的内部资本市场具有短暂性的特点,但对于总部与分部,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之间,依然存在资金的周转与划拨。

三、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重新描述

在研究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方面,已有的研究文献存在如下的疏漏:首先,只是简单的描述了资金的往来,并没有对外部资本市场与内部资本市场、总部与分部的约束机制进行详细说明;其次,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只关心集团总部与分部之间的资金活动,没有关心各分部之间的资金往来。各分部之间的交往最终会引起分部价值的波动,在内部资本市场资金约束的条件下,内部资本市场资金易追逐高效益项目,如果不考虑分部间的资金往来,受道德风险的影响,极易引起分部管理层的寻租行为。

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应在企业总部的整体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内部转移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本配置到效益较好的部门和环节。即利用“计划机制”将每一生产经营过程的业绩同整个企业的业绩联系起来。评价整个企业的业绩,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每一生产经营过程的业绩,最终实现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和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效率。我们把上述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称为“交叉有效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的内部资本市场基本上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结合内部资本市场组织形势的扩展,本文认为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图1)

上述描述了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简单模型,它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的资金交往关系。这种交往更多的体现在当企业整体需要资金时,外部资本市场可以作为其资金的一种来源,同时外部资本市场出现投资机会时,内部整体又会利用资金进行投资;二是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自身的资金聚集与分配过程。这一方向的配置过程较侧重于企业整体和集团总部与分部之间的资金往来;三是分部与分部之间存在的资金来往。本文将在下文中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来往作进一步的阐述。

四、基于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内部资本市场行为分析

(一)内部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

1、投资的目标定位。从投资角度来看,企业整体投资体现出比各分部更具有战略性,它不仅要考虑内部资本市场内各企业的战略性发展方向,还要特别重视整个企业的整体战略性发展问题。内部资本市场投资目标就是各种投资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它是指导企业投资活动的方向和评价各项投资活动是否合理有效的基本标准。企业投资目标是投资管理的核心内容。本文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投资目标应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内部资本市场下的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组合,以使企业整体在实际的竞争环境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增加企业的价值。

2、内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内部投资会引起集团内部的多重反馈,如投资增加可导致生产能力的增大以至引起产品产量的增加以及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又可以增加集团的投资。传统财务投资决策较注重某一时点的结论,同时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并为相互制衡。另外,对于后期出现的风险机遇表现,传统方法的反映更为迟钝。针对动态的市场形势和复杂的投资环境,本文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方法更应偏向灵活的投资系统。系统动力学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系统动力学不仅解决了时点性的问题,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将预期的结论实时进行修改,以此做出最佳选择。根据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及模拟过程,通过以下八个步骤来进行:一是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判断系统动力学的适用性;二是确定建模目的;三是定性分析,确定系统边界;四是根据内部资本市场具体情况,确定系统中各种有关投资的变量;五是画出因果关系图和流图;六是输入全部方程和参数;七是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修正模型,并通过调控参数,得出多个投资方案;八是分析投资方案,做出决策。

(二)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行为。如果将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等同于内部来源的话,则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本文对内部资本市场可支配资金的内涵进行拓展,即无论资金来源于何处,只要其在总部统一的控制之下,就视其为内部资本市场可予以支配的资源。以此为起点的研究,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

内部资本市场首先所面对的是其能否融到企业集团整体发展所需的资金。内部资本市场采用的是集中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和规律发展的要求,便于企业整体编制预算。按照企业资金来源的不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资金融通包括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

内部资本市场筹资,通过专门机构的统一管理,可以分散整体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于虚拟企业,整体的筹资活动不存在,因此当出现资金短缺时,其主要通过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信用融资、相互拆借和相互投资等方式进行调节。这些方式下的筹资风险更多的体现在伙伴企业之间、盟主企业与伙伴企业之间,当他们之间信息披露不充分时较容易爆发筹资风险。当然,如果企业整体在进行融资时提前已预知风险,则作为融资整体有必要采取相关的防范策略对其进行化解。

(三)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管理行为。从经营对象来看,内部资本市场与资金集中管理都是企业资金,而且两者存在的前提一般都是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内部资本市场是企业的战略安排,从长期来考虑企业内部资金运作;而资金集中管理只是企业的一种战术安排,侧重于企业短期利益。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对内部资金的运作还停留在资金集中管理层面,没有上升到内部资本市场的战略高度。因此,资金管理是在内部资本市场下的一种战术安排。这种战术安排的“平台”主要有结算中心、内部银行和财务公司等模式,这些模式从其功能上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内部资本市场的作用。它们是内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组织载体。

(四)内部资本市场的关联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交易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就可视为“关联方”。这是判断关联方关系的基本标准。可见,判断关联方的关键在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总存在着或强或弱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就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拥有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正是内部资本市场优势的根源所在。“控制权”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

关联交易与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关联交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状况。雷门德(Reimund,2003)对德国集团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进行研究时,用集团公司对外披露的对附属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应收和应付款项余额表示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关联交易都可以度量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

五、小结

内部资本市场是存在于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内部,为实现企业内部资本配置和完成利益相关者交易为目的的资本运行机制,其组织形式不仅仅表现在传统的H型和M型,还表现为虚拟企业形式。为适应全新的内部资本市场结构,本文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重新构建,并采用“交叉有效的运行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郑迎迎.内部资本市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理论综述[J].经济评论,20O7.

[2]周业安,韩梅.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2

关键词: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虚拟经济;互动关系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56-07;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源于银行体系结构调整而诱发的金融与经济间的不协调性,使得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提升之间的互动成为当前经济转型期的重要问题之一。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整不仅关系着行业自身的改革,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基于此,对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间作用路径的探析,从理论上揭示两者间的发展互动性,进而为我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具实践性和时效性的建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都试图揭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互动性,抑或是表现出更具隐藏特性的因果性。刘骏民、 伍超明(2004)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存在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现象,这主要源于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这种收益率差异又产生于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而导致这种结构非对称性的深层次原因却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2]王国忠、王群勇(2005)运用动态相关多元GARCH模型专门研究了1919―2004年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研究结果发现,两者的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经济虚拟化的过程;[3]董俊华(2011)以倒金字塔经济结构为分析基础,选择1992―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对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实体经济增长是虚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实体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周莹莹、刘传哲(2014)研究发现,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且只有在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才会具备虚拟经济产生的必要基础,而一旦虚拟经济产生并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则可以实现对社会闲散资金的有效积累,进而促使实体经济更快速的发展;[4]郑冠群(2014)在梳理近年来有关虚拟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周期影响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指出,虚拟经济本身的周期性波动外溢直接加剧了其对实体经济周期影响的复杂性,但若能成功构造预警指数则可以就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可能的冲击效应作出预判;[5]张晓朴、朱太辉(2014)从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两个视角专门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主流经济理论对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其进一步对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做了专门分析,并指出金融体系并非实体经济对立面的虚拟经济,它作为服务业部分不仅贡献了实体经济产出,还直接成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6]文春晖、任国良(2015)通过构建两期动态博弈模型,发现由于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式的持股模式最终导致不同的两权分离度,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两类成本和企业r值的不同经济效应,着重探究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所导致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发展的机理;[7]胡晓(2015)则专门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虚拟经济越发展其对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越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越小。在虚拟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仅不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增长;[8]刘洋(2015)也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相背离的现象,并通过对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十年内国际性金融危机的频发正是源自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而导致的对虚拟经济稳定性的破坏,据此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会在宏观层面上对金融危机产生影响。[9]罗来军、蒋承、王亚章(2016)则专门关注了虚拟经济银行融资问题对于实体经济可能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冷性市场还是热性市场银行融资均对它们的市场扭曲产生显著影响,但引发两类市场扭曲的因素却存在较大差异,且无论是冷性市场扭曲还是热性市场扭曲均会妨碍企业发展。[10]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是否存在背离,以及两者间如何互动变化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问题,且多选择通过具体的数据检验来揭示两者间如何变化。不同学者选择不同时期的数据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也从一定层面反映出两者间的关系并非是稳定的,随着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会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呈现不同的变化关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两者间是如何互动的,具体的作用路径为何甚少论及。对此,本文首先从理论视角专门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具体阐述了资本市场作用于实体经济的一般路径和主要机理,以期为两者关系的协调与政策治理提供更为明晰的理论指导。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

从虚拟经济的产生来看,它出现在实体经济之后,诞生于实体经济基础上,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11]这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产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其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既然虚拟经济的存在就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那为何两者间又会出现不一致性,两者间到底是何关系,下文将展开分析。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统一性

分析已经明确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同样,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体现于虚拟经济的发展上,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将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基础和更大的扩展空间,即不断繁荣虚拟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12]这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资本的充足率对于投资行为的成功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此时储蓄率的提升将为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不仅如此虚拟经济的发达还有助于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实现资金向资本的转变,可以说它有效节省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实现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这也正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不仅如此,虚拟经济处于高水平则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会同步上升,这极大提升了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入,也使得资本的效率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再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其在资本市场提供更有效的风险和收益转换机制,进而实现对风险的分散与转移,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Denizer等(2000)的研究就明确指出,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13]而且虚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不容易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在于其对实体经济风险的分散,还因为其对实体经济一定的预警作用,通过对相关资本指标的管控就能间接发现可能存在于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而尽早采取治理措施。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对虚拟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和环境,实现对其的助推效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助推首先就体现于对虚拟经济诞生基本的夯实,通过自身水平的提升引致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扩大,进而促进虚拟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那么虚拟经济自身的扩展就是带有泡沫的、无基础的膨胀,很容易诱发经济危机。不仅如此,实体经济的状况还直接决定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即直接决定着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而且从社会长期运行来看,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将首先决定社会的平均利润水平,这一社会平均利润率又直接影响着银行的长期利率、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这就正如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低虽然受市场影响,但其最终的影响因素还是公司自身的运营状况,如果没有首先实现自身经营状况的改善,也就很难实现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稳定上涨。

总体而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相互影响,虚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具备一个稳固同时又不断自我发展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正决定于实体经济;相反,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扩大自身发展规模、空间的资金保障,而这正是虚拟经济给予服务的所在。可见,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性,决定了发展保持良性循环的重要性,若是任何一方落后则可能带来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正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间所表现出的互动性共同助推着整个经济水平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间始终一致。事实上,两者同样存在着相互背离的一面。

一是,虚拟经济虽然产生于实体经济基础上,但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发展,而其所凭借的方式则主要是自我炒作与扩张,进而实现对金融产品价格的提升。[14]

二是,有价证券的价格虽然主要受公司运营情况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也可能呈现出与实体经济不相符的情况,即来自于证券市场的供需竞争以及可能的投机买卖活动,都可能使证券价格在短期内呈现出与实际价值相偏离的态势。

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虽然存在相互性但虚拟经济的过渡发展也可能造成实体经济的“挤出”,尤其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后自身过渡膨胀而出现发展的情况下,其会凭借更高的利润回报率吸引实业资本流出实体经济,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停滞。例如,在资本市场泡沫较高的环境下,资本市场的高回报率会吸引大量实业资本涌入股市、房地产,最终因过度消费和虚假繁荣而增加银行坏账,动摇实体经济的信用基A,增加整个经济系统面临风险的概率。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机理

(一)资本市场作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

毋庸置疑,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能够使利率如实反映资金存量的变化状况,加之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也能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避免了因利率水平下降而导致的贷款需求扩展和资金缺口扩大风险,能够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将其有效运用于生产投资上来,进而实现对整个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反之,则会因为资本运营的低效而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

式(1)中,T表示某企业的生产产量,Y表示企业资金存储的意愿,v表示资本产量比,若进一步假定企业资金存储的意愿Y主要受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变量影响,则有:

从图1可见,在最初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健全时,效率p=S时, 〖SX(〗ΔT〖〗T〖SX)〗=〖SX(〗Y(ΔT/T,P)〖〗v〖SX)〗由MN线代表,其对角线的交点G点所决定的实体经济均衡增长率为处于较低水平;若资本体系逐步健全则效率同步上升,则存储偏好极大提高,则MN线变化至M′N′处,其与对角线的交点G′决定了均衡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明显高于OP。这就表明资本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将首先对整体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产生影响,而这一效率的改变将进一步作用于市场储蓄意愿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为更明显地揭示资本市场体系自身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假定社会仅存在长期利率回报相对较低的传统工业部门和长期利率回报相对较高的新型产业部门两类,则对于高回报率的追求会促使资金供给方均偏好于新型产业部门;同时,如资本市场提供的存款利率为零,则传统部门会选择放弃存款,新型产业仅有部分存入;只有具备足够高的资本回报率两者才会选择使自身的多余资金流向资本市场。而实际投资线的倾斜方向也表明实际投资与实际贷款利率间为负相关关系,即实际投资收益随投资的增加而递减。若在均衡状态下,资本市场体系没有维持自身的健全,则最高实际存款利率将高于均衡利率进而导致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状况,则能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企业只能是少数,则此时整个社会的损失增大。如资本市场能及时调整自我状况,回归健康运营,则利率对资金存量的如实反应会使整个体系以适当的利率来吸引资金,并满足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

具体到现实经济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必要的市场活跃度正是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首要基础保证。发展健全且稳定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定期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而成为供给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本供给者,一旦该资金供给方出现萎缩或衰退的趋势,则必然首先影响其资金的供给效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活跃的市场将更容易为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参与者的增加和参与行为的正常开展又是维持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若始终处于交易低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对于市场的预期自然也是消极的,这会直接诱发交易行为的减少和融资规模的缩减,待至整个资本市场交易规模出现缩减态势时必然妨碍实体经济发展。不仅如此,来自于股价的直观变化更是直接反映了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只有确保股价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基本面,才能真正确保其成为衡量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实效的有效尺度,进而引导资本市场资金的有序、高效流动。这意味着想要实现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对于股票市场的规范和有效监管必不可少,必须确保资本市场收益的提升是建立于实体经济即企业发展基础上,而非证券投资者收益的过度虚拟化,否则市场投资者将偏好于炒作概念和追随市场操纵而非公司治理与发展。

(二)实体经济影响资本市场的一般路径

从虚拟经济的产生来看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基础,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应规模为寻求更大的资金支持而产生的,并进一步促动资本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出现导致了个体间财富分配行为,无法确保绝对公平的情况下必然进一步诱发个体财富总量的不均,而这正是私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借贷行为的出现进一步引致资本使用权的付费行为,即借方利用资金投入实体经济进行生产经营,而贷方以资金使用权出让而获取利息(即虚拟经济萌芽)。事实上作为虚拟济发展主要载体的有价证券,其最初的产生和后续的发展均来自于企业经营状况、社会公众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发展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虚拟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规模也是影响虚拟经济发展规模的主要因素。而现实社会中,实体经济发展与虚拟经济间的状态则是动态变化的,既可能呈现互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又可能表现出背离的状况,显然存在不稳定性。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动态视角来揭示实体经济发展影响虚拟经济的具体路径依赖。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的初始水平直接决定着二者之间的关系,此时实体经济发展中来自于监管部门的主导性较强,表现出较显著的计划性,[15]此时实体经济很难通过诱致性的自变实现对二者原有关系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若外界影响因素效用很强则很容易受其冲击,而造成了实体经济危机,进而扩展至资本市场,呈现出二者相互感染的关系。加之路径依赖的原因,短期内二者所呈现的非均衡态势较难自发调整到良性均衡状态,从而出现二者关系长期被锁定的状况。即实体经济虽在短期内能实现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促进,但限于自身较低的发展程度,其稳定性也较弱,在受到外部影响因素冲击时,首先呈现出自我的非均衡变化再扩展至资本市场,此时二者开始所维持的良性循环被破坏,进而演变为两者长期的非均衡恶性状态。更确切地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看似各自存在独立的发展周期或周期变化规律,但两者间却存在关联性。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两者发展的起点,必将带来虚拟经济的同步发展,但在实体经济的加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这将同时诱发经济泡沫的聚集。其直观表现就是资本市场产品价格的不正常上升,此时资本市场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产业而导致泡沫经济出现;伴随资本市场产品价格的持续虚高经济泡沫不断膨胀,来自于实体企业的发展萎缩将最终形成冲击导致泡沫的外部因素,导致泡沫破裂和资本市场产品价格有限时间内的急速下跌;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下滑和增速的放缓,待至虚拟经济发展回归正常水平,实体经济将为回归高水平位置而展开下一轮发展,进而促使虚拟经济同步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可见,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组成的经济体系下,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由于彼此周期性的非绝对同步性,虚拟经济系统短期内的发展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也可能慢于实体经济,但彼此间的关联性却始终使实体经济居于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实体经济的初始稳定发展状态的持续对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动态变化影响巨大。

事实上,实体经济从初始状态到发展状态的变迁也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其变迁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体系的长期动态变化关系改变。[16]具体来说,主要的变迁方式是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其中,强制性变迁的主导者为政府监管部门。对于各利益主体的兼顾往往会使实体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即因两者发展程度和变迁程度不统一而呈现背离关系。同时,强制性变迁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忽视会进一步造成其对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忽视,使得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整完全是依照行政安排,这会加重资本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间无法摆脱初始的非促进发展关系。

而与强制性变迁相对应的另一变迁方式――诱致性的变迁则完全不同,其整个发展的过程完全由市场主导,是一种双方根据变迁利益与变迁成本对比后自主决定的行为改变(林毅夫),这就决定了变迁中的协调性。在自发性的变迁中,实体经济往往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就促使其具备了诱发资本市场同步调整与发展的基础。此时,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诱致资本市场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最终使二者在变迁中相互刺激,并逐渐形成良性互进的关系,最终发展为长期的均衡状态。

四、政策建议

可见,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对于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综合上文对两者间互动关系及影响路径的分析,未来更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综合把握二者关系的协调。具体而言: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资本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的效用,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综合国内外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经验来看,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应优先健全我国银行体系,在此基础充分调动央行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并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物价稳定为基本目标,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基础;同时,加强对国际经济动向的准确把握,进行必要的经济前瞻性分析,利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将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坚持对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通过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等为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良性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是,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提升其在资金配置上的效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结合各区域发展状况,加快东中西部各类金融机构的合理布局和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边远地区金融机构布局;同时在银行方面,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提高股份制银行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并鼓励其相互参股;当然在促进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还有严格控制各类金融数量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始终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避免盲目的扩大规模所带来的虚拟经济泡沫。

三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诱制性变迁实现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效用,进而实现对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善。这就意味着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还要关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效应,争取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协调、促进资本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框架。

四是,减少实体经济波动,增强金融类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针对资本市场体系的脆弱性特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提前对可能诱发分析的外部因素进行重点分析,并提前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在平滑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资本市场体系的稳定。

五、结语

通过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间既存在相互促进性、一致性但短期也可能呈现背离的状态,对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发展而言,其主要实现手段只能是自我炒作与膨胀,但由此导致的实体资本大量流入最终会因为资本泡沫的破缍流失,最终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而脱离了资本市场支撑的实体经济,其发展也终将因为资金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市场的持续扩展和自我发展规模的持续增大。基于此,建立合理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为配合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实体经济也必须从自身体系与结构的调整入手,为虚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虽然,本文着重分析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具体作用路径,但却未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检验性分析,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也是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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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29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3

资本市场既是一个有形的资本融通平台,又是一个无形的资源配置系统,更是一种组织的、社会的资本交易关系。目前,中国学界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多集中在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层面,即指包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在内的证券市场,这一方面突显出中国“大资本市场”客观上尚不成熟,存在结构上的不健全,另一方也体现了证券市场在广义资本市场中的绝对影响性,本文讨论的资本市场的范畴沿袭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并将对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进行集中的考察,但其中的债券市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讨论范畴。

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界定,传统经典理论是围绕着信息效率展开的(哈瑞·罗伯茨,1967;尤格尼·法玛,1970)。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倾向于配置效率角度,如山东大学徐涛博士的专著《中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就专门研究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问题,凡此种种,在此不多赘述。基于以上考量,本文论述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包括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与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两个层面,前者指市场本身的运作效率,包含了证券市场中股票交易的畅通程度及信息的完整性,股价能否反映股票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能力及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能力的大小[1]。

二、中国资本市场总体特征及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部分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仍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从整体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仍尚待完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1.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渐发挥效用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纵深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目前资本市场的四级结构:(1)主板市场,即设立于1990年的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得主板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境外上市的优质大型企业开始加快A股上市的步伐,截至2009年6月8日,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合计1603家,上市证券2260只,总市值高达187707.7亿元。(2)中小企业板市场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现已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6月8日,中小企业板有273家,总市值达到9790.88亿元,而在2008年年初这一数据几近11560亿元。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市场的功能将愈加明显。(3)为非上市股份公司和退市公司服务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即我们所谓的三板市场。为妥善解决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流通股的转让问题,2001年6月12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代办股份转让工作正式启动,7月16日第一家股份转让公司挂牌。为解决退市公司股份转让问题,2002年8月29日起退市公司纳入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范围。截至2009年5月底,在该系统挂牌的企业共计55家。与此同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范围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大。(4)正在积极筹备,逐步启动的创业板市场,旨在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这一市场的创建将大大推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是一个前瞻性市场,注重于公司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

2.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性特征

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交易进行的畅通程度高,市场信息相对完整,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以及交易标的内在价值;市场竞争水平高,约束机制强;市场运行有序性好,运行机制灵活度高,可控程度强。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运行特点来看,在诸多方面与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弱有效性。首先是市场运行信息质量差,与资本市场运行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常常处于不透明、缺乏连续性的状态,市场参与者难以以此作为“预期函数”的因子进行理性预期。其次,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接受控制信号的反映灵敏度共同反映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接受外部信息的灵敏度不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动所引起的证券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反应时滞相对较大,反应能力有所欠缺。由于缺乏良性发展应有的自身调节与平抑价格波动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不高,价格波动剧烈。再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环境缺乏必需的规范化、条理化、完善化,市场主体对宏观调控和市场准则的接受程度和反映程度欠缺,运行秩序缺乏有序性。最后,资本市场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成长性为依据的,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往往与公司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信誉等指标相背离。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投资人因此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而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发展,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利,造成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薄弱。

3.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风险性

证券市场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情况,能够基本说明该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直接反映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市场呈现高风险性,有效性不强。如李道叶(2007)采用异方差模型对我国9只较早上市的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市“风险波动的特征既有明显的时变性、簇集性及共动性”[2],这意味着,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而徐少华、郑建红(2003)采用中国股市更早期间的数据(1995年1月至2001年12月)进行风险收益相关度研究也得出结果:“从历史看整个市场,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当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时,并不意味着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3]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长期上呈低效性。

从中美股票市场风险比较角度来看。股票市场风险水平经常用收益方差б和风险收益率来反映。在1991—1999年评估期内,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即收益率方差高达69.28%,而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方差只有12.21%。收益率方差比较结果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水平远高于美国。为了得出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计算得出中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风险的比值,即风险收益率,结果是:中国为0.55%,美国为1.77%,美国风险收益率远大于中国,这也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非常高[4]。

就中国新发股票市场初始收益率(IR)而言,我国一直存在着高初始回收益现象。刘中学、林福永(2005)以1993年至2003年上市的交易资料完整的1133只新股为研究对象,得出统计数据显示,“A股市场新股IR平均高达257.88%,约为美、英、日、德、香港等发达股市的5—10倍”。[5]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珺通过对2006年6月到2007年12月在沪深两市发行的177只新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也得出实证结果显示,上海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76.9%,标准方差0.525;深圳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1.672,标准方差1.205。两个研究结果表明,高收益率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现象。从评估期内年度收益率数据变化看,虽然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年度收益率非常高,但离差大。这说明中国股市年收益率不稳定,股市波动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风险较大。

4.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内在缺陷和结构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制约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第一,中国现行的证券发行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尽责审查基础上的核准制,尽管具体方式与原来的审批制有所不同,但股票发行中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管理色彩,证券法仍然保留了公司债券发行审批制,形成了核准制与审批制并存的制度结构。事实上确立了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甦研究员认为,这种二元结构严重的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最终反映在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加大了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上[6]。而由于证券市场引进竞争和风险机制的力度不强,新股定价不能反映市场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定价的准确程度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信息披露程度不高。信息披露通过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形成而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信息披露的完全性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的重要条件。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内容不完全、真实程度不强,甚至出现虚假信息等等,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利益难以保障,并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

第三,市场退出机制缺乏规范性。实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妥、健康、高效运行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作为市场自然的新陈代谢,让劣质公司从市场退出,优质公司进入不仅减轻公司压力,而且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维护有资者利益。中国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的出台严重滞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2001年才实施的退出机制对上市公司又宽容有余。这样,退出机制缺乏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制约。

第四,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缺陷。资本市场监管机制是维护资本市场正常、高效、有序运行的有效手段,但中国资本市场在监管机制上存在诸多不足,如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政策取向和落脚点的大幅度转变经常打乱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基层部门无所适从;监管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规范市场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严重滞后;监管的手段和技术有待提高和完善,监管的主体过于集中,自律组织作用较小,市场参与者普遍缺乏自律意识等,这都不利于维护市场的平衡运行。

第五,股票分散性与股票流通性不强。与发达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相比,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使上市公司的行为表现为大股东的行为,易导致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现象。而由于大股东国有股产权不清晰,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企业为了自身稳健、长远发展,宁愿到境外上市。此外,以美国为例,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普通股和优先股之分,即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是全流通的,这给其股票流动创造了环境,所以二级市场随之发展迅速。在股份制改革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法人股、国有股、外资股、公众流通股之分,而能流通的只有1/3的股份,因此,造成了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现象,即使改革后也未能使所有的股份都运转起来。这种股权分散格局几乎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一切制度性缺陷的根源,制约着中国股市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

而就我国债券市场而言,市场交易主体相对单一,银行间债券和交易所两个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债券品种结构极不合理,企业直接融资市场极不平衡;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基本上是国债和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数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在债券的期限上也比较单一,我国的国债和金融债主要是长期债,少有短期债;债券市场流动性差,还没有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等特点使得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对企业融资作用非常有限。

三、对中国资本市场低效性深层次原因分析

从制度发展与变迁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强制性过浓的色彩,在资本市场形成、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造成了看似制度供给过剩,实则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产权制度角度讲,一方面,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宪法赋予各类型的产权以平等的地位,使其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而中国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根本地位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再加上产权界定不清,使得私有产权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中小企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产权的缺失成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深层障碍。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特点表现为高度分散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我国企业产权结构则与之相反,这种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体现了产权缺失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市场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完善的根源,政府对产权的盲目干预降低了资本市场产权融通的效率,同时,社会产权分布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致使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根本不能有效发挥。

四、几点建议

不难看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种种缺陷根源自于其制度的缺失。整个股票市场系统因此而非体系化,无法正常发挥其多样性的功能与资源配置作用,所以效率低,不稳定性大。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4

【关键词】新兴市场 市场预期 资本流动

一、市场预期的内涵

资本市场预期的内涵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未来风险以及信息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投资者的博弈行为。预期行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客观经济现实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资本市场上,风险、不确定性处处存在,投资者面临着各种可能结果,因此通过时时调整自己的预期来与现实相符,正是由于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存在才导致了投资者的预期行为。投资者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后,由于策略的偏差或者市场风险以及不确性的存在,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会与自己不同,由此加深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时投资者会根据相关的其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来判断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不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预期,据此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因此,预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根据风险、不确定性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

二、新兴市场的概念

新兴市场(Emerged Markets),是一个相对概念,新兴市场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完善但已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载文中提到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近20年来,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则快速增长,在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经济危机也频频爆发,因此研究新兴市场的市场预期与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新兴市场预期因素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征

(一)金融危机下资本流动规模的下降

在2007年爆发的由发达国家引致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市场资本投资者普遍对未来成悲观态度,2008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下降29%至9623亿美元,流出下降17%至15070亿美元,特别是在2008年9月份以后,FDI加速下跌。2009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继续大幅下降至5655亿美元,降幅高达41%。发展中和新型经济体FDI流入在2008年上升至历史新高,总体增幅达35%,其各自份额分别从2007年的27%和5%上升至37%和7%。2008年后期,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即开始下降,2009年降幅更达39%。

(二)金融危机后的资本回流

金融危机后期,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投资占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比重从80%以上逐步下降到50%左右,在一些新型的亚洲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构成中,FDI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其他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中长期及短期国际资本也重新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利率一直保持低位,美国更是将利率保持在零附近,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利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套利资金近期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2009年亚洲资本净流入350亿美元,2010年亚洲资本净流入将高于2009年。

促使国际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平台,由于西方主要国家利率接近于零,跨境逐利资本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而新兴经济体由于不断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这从各个新兴经济体的房价中可略窥一二。据报告显示,在2001至2011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房价涨幅最高,印度涨幅高达284%,中国内地为47%。所以有资产升值预期的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便成为过剩流动性的流入地。而且,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放松了对其资本账户的管制,也由此导致了资本的大量流入。资本管制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负相关的关系,而资本自由化则与其成正相关的关系。这样对资本账户的放松管制就为资本流入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三,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资本的供求状况不同。如果一国未来发展趋势良好、对资本需求缺口较大、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稳定、国际上对其信用评级较高,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该国。但归根结底是资本投资者对于新兴经济体持有乐观的预期,即资本有升值的趋势,资本市场的预期因素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

(三)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复苏但不强劲

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对新兴市场良好前景的预期均促使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向了新兴市场。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0年4月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为5308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这一规模将达到709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均低于其在2010年1月的预测值(该数据分别为7220亿美元和7980亿美元),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和2011年,该地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将持续下降,低于2009年的水平。从私人资本流入的构成来看,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仍未复苏。根据IIF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仅346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1.4%,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为37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64%。2010年和2011年,新兴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虽然将分别上升至4350亿美元和4703亿美元,但仍无法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所以危机期间,在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尽管新兴市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可能上升,但其绝对量却在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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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形势范文5

1.1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分类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货币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资本市场着眼于从长期限上对融资活动进行划分,它通常指的是由期限在1年以上的各种融资活动组成的市场。是提供一种有效地将资金从储蓄者(同时又是证券持有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即企业或政府部门,它们同时又是证券发行者)手中的市场机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易几乎已经覆盖了全部金融市场。

我们可以将资本市场进行分类。从宏观上来分,资本市场可以分为储蓄市场、证券市场(又可分为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长期信贷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债券市场、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等。其中证券市场与债券市场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核心。

1.2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2.1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行使资源配置功能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由四个部门组成,即企业、政府、家庭和国外部门。家庭部门一般来说是收支盈余部门,企业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额部门。盈余部门一般要将其剩余资金进行储蓄,而收支差额部门要对盈余部门举债,收支盈余部门将其剩余资金转移到收支差额部门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这种转化,曾经有过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由计划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央计划配置方式和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本市场配置方式。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实践证明效率是比较高的。

1.2.2资本市场还起到资本资产风险定价的功能

资本资产风险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资本市场也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来指导增量资本资源的积累与存量资本资源的调整。风险定价具体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2.3资本市场还为资本资产的流动提供服务

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资本资产的流动。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购买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这种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称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流动性越高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流动性的高低,往往成为检验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1.3资本市场的主体

资本市场的主体通常被称为市场参与者,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发行和购买金融工具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包括居民家庭、企业、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以及境外投资者.境外投资者一般包括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国公司以及境外个人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的服务企业分为金融中介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主要提供以下传统金融服务:

1.金融中介功能。发行各种金融工具;

2.客户进行金融资产的交易;

3.自身进行金融资产交易,为其客户设计新类型的金融资产并将其销售给其他资本参与者;

4.投资咨询服务;

5.资产管理服务。

1.4中国的资本市场

1.4.1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经历了不太长的时间,作为其标志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从1981年发行国库券开始的。后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证券交易体系开始走向规范。1992年,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一批证券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至此,中国资本市场才初具框架。

中国的证券市场体系经过了10年的风雨,在这10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起到的关键的作用。从证券市场来看,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上市公司14家,市价总值109.19亿元。而到了2000年12月,投资者开户数目已经达到5800多万户,境内上市公司有1200多家,累计筹集资金将近5000亿元。另外,中国证券市场股票市值已达到4.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0.5%上升到51%。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亚洲甚至世界新兴市场中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1.4.2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足

与国际上先期工业化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相比较,中国现行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与问题。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市场总量规模偏小,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大约1/10,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的银行偿贷间接融资与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大约为1:1。

另外,资本市场内在结构不尽合理。例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大部分市值是被不能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而占据,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大约为50%、30%、20%。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大量的非流通股的存在,大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流动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够健全,运行秩序不很规范。由于法律环境、制度、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发展一直处于不很规范的状态,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缺陷导致了诸如虚假财务报表,虚假上市、基金黑幕、大户操纵股价等一系列违规现象出现;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上市公司只注重筹资而淡化经营、出现了一批垃圾股。由于市场的退出机制不完善,致使市场投机气氛强烈,市场价格严重背离公司股票价值的情况比比皆是。

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以上缺陷,但是这些问题总的来讲是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其他国家在发展初期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发展中的资本市场,是新兴的资本市场,其中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充满着活力和生机。

二投资银行理论概述

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当中,投资银行应当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可以这样讲,没有投资银行的努力和创新就没有国际资本市场今日的繁荣。

2.1投资银行的定义

投资银行这个名字其实名不副实,它主要从事同证券相关的业务但并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罗伯特·库恩根据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趋势曾经对投资银行下过如下四个定义:

(1)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银行,都可以称为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最广义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甚至还包括保险公司和不动产公司。

(2)只有经营一部分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才是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第二广义的定义。因此,证券包销、公司资本金筹措、兼并与收购,咨询服务、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及证券私募发行等都应当属于投资银行业务。而不动产经纪、保险、抵押等则不属于投资银行业务。

(3)更狭义的投资银行业务的定义仅包括某些资本市场业务,例如证券包销,兼并收购等,另外的资本市场业务,例如基金管理、风险投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工具的创新等则应该排除在外。

(4)最狭义也是最传统的投资银行的定义仅把在一级市场上承销证券、募集资本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金融机构当作是投资银行。这一定义排除了当前世界各国投资银行所现实经营着的许多业务,因而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国际投资银行界普遍认为,以上第二个观点最符合美国和现代世界投资银行的现实状况,目前是投资银行的最佳定义。

2.2投资银行业的发展简史

在国际投资银行发展历史当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历程是最具特点的,其他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和模仿了它们模式,以下是欧美投资银行业发展的简单回顾。

2.2.1欧洲商人银行的发展

投资银行萌芽于欧洲,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商人银行。早在商业银行发展以前,一些欧洲商人就开始为他们自身和其他商人的短期债务进行融资,这一般是通过承兑贸易商人们的汇票对贸易商进行资金融通。由于这些金融业务是由商人提供的,因而这类银行就被称为商人银行。

欧洲的工业革命,扩大了商人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帮助公司筹集股本金,进行资产管理,协助公司融资,以及投资顾问等。20世纪以后,商人银行业务中的证券承销、证券自营、债券交易等业务的比重有所增大,而商人银行积极参与证券市场业务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欧洲的商人银行业务中,英国是最发达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另外德国、瑞士等国的商人银行也比较发达。

2.2.2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但其发展的速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全球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研究全球的投资银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美国的投资银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始于19世纪,但它真正连贯的历史应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

(1)《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前的投资银行。

1929年以前,美国政府规定发行新证券的公司必须有中介人,而银行不能直接从事证券发行与承销,这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控股的证券业附属机构来进行。这一时期,所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从事证券(主要是公司债券)业务,这一阶段投资银行的最大特点就是混业经营,投资银行大多由商业银行所控制。由于混业经营,商业银行频频涉足于证券市场、参与证券投机,当时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量违法行为例如:虚售(WashSales)、垄断(Corners)、大进大出(Churning)、联手操纵(Pools)等。这一切都为1929---1933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下跌了82.5%,从892亿美元下跌到156亿美元。美国的银行界也受到了巨大冲击,1930-1933年美国共有7763家银行倒闭。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被用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开始分业经营。许多大银行将两种业务分离开来,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例如,摩根银行便分裂为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和J.P摩根。有些银行则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经营方向。例如,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成为专门的商业银行,而所罗门兄弟公司(SolomonBrother)、美里尔·林奇(MerrillLynch)和高盛(Gold-manSachs)等则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务。

(2)70年资银行业务的拓宽。

在《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颁布以后,美国的投资银行业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到1975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固定佣金制,各投资银行为竞争需要纷纷向客户提供佣金低廉的经纪人服务,并且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率期货与期权交易。这些交易工具为投资银行抵御市场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投资银行掌握了回避市场风险的新工具后,将其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如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这种业务使得抵押保证证券市场迅速崛起。

(3)80年代以后美国投资银行发展

80年代美国为了放松对市场和机构的管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1980年颁布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机构法》以及198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重组、复兴和强化法》,1983年实施了"证券交易委员会415条款"(SECRule415),这些对投资银行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美国投资银行业在80--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结束后,美国的利率开始从历史最高水平回落,大量的新发行股票与债券充斥市场,出现了不够投资级的垃圾债券(JunkBond)。大量垃圾债券的发行给投资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并影响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历程。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8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90年代,国际上投资银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是国际型大型投资银行机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银行重组大量出现、高科技发展带来投资银行业务的革命、创新业务大量涌现等等。

2.3投资银行的内部环境

2.3.1投资银行的组织形态

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国际投资银行一般由两种形态:一种是合伙人制;另一种是股份公司制。其中绝大多数国际投资银行采用的是后者。

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制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承兑贸易商号。这些家族经营的企业一代一代的继承,慢慢的由开始的独资性质变为数个继承人按份共有,成为合伙企业形式。早期的投资银行都采用了合伙人制。在世界上,比利时、丹麦等国的投资银行仅限于合伙人制,德国、荷兰的法律虽允许股份制,但其投资银行也只采用合伙人制。在美国的六大投资银行中,只有高盛仍采用合伙人制。到现在高盛已经有将近200个合伙人。

19世纪50年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立法开始兴起,到20世纪50年代趋于完善。投资银行以合伙人制向股份公司制组织形态过度。现代国际投资银行普遍采用股份制。美林于1971年完成了全部改制过程,1986年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也由合伙人制改为股份制。在新加坡、巴西等国现在只允许投资银行采用股份只形态,合伙制则被禁止。

2.3.2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各国对两者的处理也各不相同。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是分业经营模式,而德国则采用混业经营模式。

1933年通过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管理。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二战后,美国将其经济与金融体制移植到了日本,1948年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和信托机构不得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这类业务应该由证券公司从事,日本的证券公司其实就是专业投资银行。由于美国投资银行业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许多国家在制定投资银行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上都沿用了美国模式。

混业经营在欧洲国家是比较多的,除德国以外,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都采用了混业经营模式,又称全能银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能够便利地进入各种金融市场,在这一点上混业有着分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混业经营的风险较大,需要更加健全的银行体制和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的支持。

2.4投资银行业务

2.4.1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

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就是投资银行协助企业、公司和个人客户筹集资金,并且帮助客户交易证券。

(1).证券承销业务

证券承销是投资银行最原始的业务之一,最早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收益主要就来自与证券的承销。在承销的过程中,投资银行起了极为关键的媒介作用。投资银行承销的证券范围很广,它不仅承销本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所发行的债券,各种企业所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外国政府与外国公司发行的证券,甚至还承销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发行的证券。证券的承销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投资银行承销证券由四种方式:(1)包销。(2)投标方式。(3)尽力推销。(4)赞助推销。投资银行的承销收益主要来自差价或叫毛利差额(Grossspreed)和佣金(Commission)。

(2).证券交易

投资银行参与二级市场证券交易主要有三个原因,同样,他们在二级市场扮演着做市商、经纪商、交易商的角色:

第一,在完成证券承销以后,投资银行有义务为该证券创造一个流动性较强的二级市场,以保持该种证券的流动性和价格稳定。一般在证券上市以后,承销商总是尽量使其市价稳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投资银行在二级市场上的做市商业务。

另外,投资银行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指令,促成客户所希望的交易,并据此收取一定的佣金,这就是投资银行的经纪收入。

第三,投资银行本身拥有大量的资产,并接受客户委托管理着大量的资产,只有通过选择、买入和管理证券组合,投资银行才能获得证券投资收益。这就是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另外,投资银行还在二级市场进行风险套利、无风险套利等业务活动。

(3).兼并收购业务

投资银行所支持的收购兼并活动,在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上都是最富有戏剧性,最引人入胜的。投资银行在收购和兼并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不仅为猎手公司服务,也在为猎物公司服务:

首先,投资银行替猎手公司服务。替其物色收购对象,并加以分析。并且提出收购建议.提出令猎物公司的董事或大股东满意的收购条款和一个令人信服的收购财务计划,帮助猎手公司进行财务安排,以促成交易的完成。

投资银行同样也为猎物公司服务:判断猎手公司的收购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如果对方是敌意收购,则与猎物公司制定出防范被收购的策略,如果判断对方是非敌意收购,那么投资银行便以猎物公司的立场向猎手公司提出收购建议,并向猎物公司提出收购建议是否公平与合理及应否接纳对方建议的意见。

2.4.2投资银行的创新业务与延伸业务

随着投资银行竞争的逐渐加大,仅靠传统业务已经很难维持投资银行迅猛发展的需要,投资银行作为最活跃的金融部门,从70年代以来不断开拓创新业务,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既活跃了资本市场,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也为自己赚了巨额收益。

(1).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就是投资银行作为客户的金融顾问或经营管理顾问提供咨询,策划或运作,一般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按照公司、个人或政府的要求,对某个行业、某种产品、某种证券或某个市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较为全面的、长期的决策参考资料。其二是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发生突变,使某些公司、企业遇到困难时,投资银行往往主动地或被邀请向有关公司、企业出谋划策,提出应变措施,诸如重新制定发展战略、重建财务制度、出售转让子公司等,化解这些公司、企业在突变事件中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其三是在公司兼并和收购的过程中,投资银行作为,帮助咨询,策划直到参与实际运作。从目前情况看,投资银行在第三类业务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是以项目的财产权益作借款保证责任的一种融资方式.从理论上讲,项目融资的贷款方主要看融资项目有无偿债能力,评估和保证的范围以项目为限。因此,一旦贷款发生风险,贷款方只能以项目的财产或收益作为追索的对象,不涉及其他财产和收益即要求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股东或第三方(包括供应商、项目产品的购买者、政府机构等)做出某种保证或承诺,但这种保证和承诺仅仅停留在投资者将不会放弃投资项目,承诺某种支持或保证项目的收益的层次上。贷款方并不要求借款人提供金融机构提供的还款保证,更无须出具政府担保。借款方将项目资产和收益均抵押给贷款方。

由于项目融资无金融机构担保,也无政府担保,全靠项目投资者的信用和项目本身的前景,这样,仅从市场角度看起来不错的项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投资银行的介入将有利于增加项目的可靠性,有利于争取到信用级别较高的投资者参加。运用项目融资的方式要订立一套严谨的合同来转移和分散风险,投资银行有各种专业人才,通晓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惯例,能够尽力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使合同得以顺利执行。投资银行还可以运用自己的各种渠道,为项目寻找合适的贷款人,也能为贷款方找到好项目。

(3).基金管理

投资基金是一种由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将不同的出资份额汇集起来,交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操作,所得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工具。投资基金实行的是一种集合投资制度,集资的主要方式是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受益券,从而将分散的小额资金汇集为一较大的基金,然后加以投资运作。投资基金是一种复杂的投资制度。它强调分权,制衡。由于认购和赎回机制不同,投资基金分为封闭式与开放式两大类。投资基金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常用的投资方式,投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基金经理人活跃在此领域。

(4).资产证券化

1970年由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担保发行的第一批公开交易的住宅抵押贷款债券可视为资产证券化的先驱。进入9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开始从美国向世界扩张,从国内资金市场向国际资金市场延伸,由在岸市场向离岸市场扩展。所谓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与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步同的新型融资方式。传统的证券融资方式是企业以自身产权为清偿基础,企业对债券本息及股票权益的偿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财产为界。资产证券化虽然也采取证券的形式,但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公司全部法定财产而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一部分资产,证券权益的偿还不是以公司财产为基础,而是仅以被证券化的资产为限。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与持有人在证券到期时可获得本金和利息的偿付,证券偿付资金来源于担保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量。如果担保资产违约拒付,资产证券的清偿也仅限于被证券化资产的数额,而金融资产的发起人或购买者无超过该资产限额的清偿义务。

(5).证券网上交易

随着INTERNET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线经纪和网上交易给传统的证券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证券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与挑战.有报告预测网上证券交易商的资产从1999到2003年将增长7倍以上,从4150亿美元到30000亿美元。许多大型国际投资银行纷纷进入证券网上交易领域,并且出现了专门经营网上交易的经纪商。

(6)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也称创业投资,是由职业投资人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风险投资是由专业投资机构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评估和严格筛选,向有潜在发展前景的新创或市值被低估的公司、项目、产品注入资本,并运用科学管理方式增加风险资本的附加值。

风险投资公司曾为诸如微软、英特尔、康柏、戴尔、思科、太阳系统、联邦速递等公司提供了最初启动资本,这些公司都已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领先者。虽然风险投资的发展历史只有20年的时间,但国外的投资银行已经把它培育成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因为创业投资的大力帮助,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以迅猛的速度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

以上简单介绍了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和部分的创新业务,其实在现代国际资本市场当中,投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已经是日新月异,新的业务品种在不断的涌现,创新业务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6

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