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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1
关键字：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比较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被视为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发。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是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学说，都可以说直接渊源于亚当・斯密。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辩证批判。而英国现代经济学之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名著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称《通论》）一书中，基于现代西方经济的现实及其发展要求，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缺陷与运行流程的弊端作了鲜明的批判、扬弃和补充，从而构架起了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多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万能论者，马克思则是市场经济的彻底否定论者， 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区分三位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观点，从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视角出发，认真探讨三位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理解，从而大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了考察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必要扼要地陈述他们在此问题上阐发的基本观点。
一.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
斯密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就不仅在于揭示了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而更在于他确立了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想或信念。这种理想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
（一）自然秩序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然秩序"就是用来保证竞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得以充分开展并且贯彻下去，使价值规律的各方面作用得以充分施展出来的秩序。[1]这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而人为的秩序是以各种干涉性措施和通过建立只对某一小部分生产者有利的特殊制度。
（二） 经济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
让个人广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最有效地将分散在社会的知识整合起来，结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单个人的非理性和无知对他人的伤害。
（三）"看不见的手"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
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使自然秩序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运行规律具体化，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序上有意识地去遵循这种内在运行机制。他运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揭示这种内在运行或自然趋势。
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对亚当.斯密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谐、万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其基本观点是：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公开强制掠夺性的宗法经济的第一次否定，但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2]
（二）以追逐私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私人企业生产行为与目的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行为与目的的背离，将导致尖锐的市场"实现"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导向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盲目性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受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驱使，以私人占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使其生产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相统一。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主义财产私人占有制度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极大盲目性和破坏性，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无法克服的。
三.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3]
（二）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四.造成三个理论不同的原因
比较一下三位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极端肯定和颂扬的态度，而马克思则是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凯恩斯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形成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何以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态度？我以为有必要从三位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去考察：
（一）不同的时代孕育不同的经济理论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确立其统治地位就要求摆脱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的束缚，借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普遍确立的时期。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1929 年经济危机，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二）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导致对社会经济形态存在方式上的两种不同态度
亚当.斯密所持只看到市场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断言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经济形态的唯一存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济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市场经济只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过渡形式。凯恩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研究，顺应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与改变。
（三）三位经典作家代表各自阶级的经济利益，导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分歧
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经济原则是唯一和谐、公正、合理的原则，是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市场经济活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之一。凯恩斯作为"修理资本主义的工程师"认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以通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克服。
以上分析说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不同。既然实践已经表明，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既然单纯的计划经济既不能解决有限资源的合理和高效率的配置问题，那么，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5，35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Ⅰ）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8.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2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深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内在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不仅仅单纯地为经济类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辩护，又为经济类型的运行提供了诸多社会伦理人文背景资源。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的无限制的获利，它更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它的原动力———高度的获利冲动，但是同时这一原动力，又必须被伦理规范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还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想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其中包含着一个艰辛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及其伦理价值精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前的伦理观念被冲破，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伦理观念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突出了伦理道德与传统、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复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韦伯通过比较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精神阻碍了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1］但他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的适应现世，“今生的健康长寿、富裕和显贵以及身后的好名声是儒教对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报”。［2］他认为充满迷信的非理性主义道教，以及作为一种戒规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碍了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虽然很透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中国几乎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伦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需要有功利主义的获利冲动，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法制经济，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来约束控制获利冲动的无限扩张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出现过“道德失范”的现象，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而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却不能因为曾经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就认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伦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认，我国传统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够促进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中国现存的文化资源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作基础。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场经济的丰富伦理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它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不仅缺乏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精神，还存有“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所以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存在获利冲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获利冲动逐渐的强劲，但是我国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导致伦理和法律的约束不足以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中无限追求利益的行为。所以，如何构建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以便能让获利冲动和伦理规范约束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张力，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是缺少伦理重建需要的丰富文化资源，而是面临如何在丰厚而又繁杂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我国传统的重家、惜时、勤俭等生活观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节制、勤俭、惜时等工作伦理观念，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家族企业又在东亚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需要在借鉴世界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建立以共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便为伦理重建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转化路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新教教徒们的职业观势必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新教教徒认为一个人该为他应尽的义务负责，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础”。“天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对职业观念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基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建设与伦理精神的起点。世界历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约束在一个适当的伦理范围之内的文化遗产，比如:竞争、平等的观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伦理重建，离不开这些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所以，解读马克斯•韦伯思想，解读他对新教伦理能够催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论述，对我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当前的伦理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培育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发现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承担者，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主体就是新型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劳动者。新型的企业家和工人劳动者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研究中，劳动是人们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职”，理性的组织劳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天职”，于是就出现了符合近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活动的主体深刻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句，即“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人格气质、伦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主体在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节俭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奋、积极上进等精神气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该怎样去做呢?社会要求企业家们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取得久远的成功。卡尔•马克斯曾经把人的发展分成为三大阶段: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把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优良道德品质作为重点。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通过伦理品质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起来，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马克斯•韦伯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培养企业经营者优良的“伦理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伦理文化精神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精神参与其中，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克制节俭等。
三、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中国市场经济 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中国市场经济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
中国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运用辩证思维成功地解决了自由放任市场与传统行政计划的对立格局。传统的行政计划经济完全否定了自由的资本市场经济，自由的资本市场经济又完全否认了传统的行政计划经济。然而，上述两者的互相否认并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资本的极端代表，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传统行政计划的极端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规避了两者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又汲取了两者的积极性和效率性。
（二）中国市场经济的特征
中国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形式。在经济所有制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单一的私有制制度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单一的公有制制度，并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基本经济基础下，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道路。
中国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优势，又克服了市场与政府分离或结合的极端方式。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实现了政府与市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目标。
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又充分发挥市场高效地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靠无理性市场盲目调节，单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靠国家强制的政治命令分配资源，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中国市场经济在宏观上具有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在微观上又具有个体主观的能动性。
二、不同类型的财务管理目标
（一）经济效益最大化
经济效益最大化，通俗而言，就是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企业效益上。提高经济效益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体现。
经济效益最大化相较于以往“产业最大化”而言，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实现或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可以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思想，但是不能将其作为企业理财目标的本身。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或者使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或定性的要求，是科学的、有效的和合理的。然而，该目标在实际的财务管理活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经济效益不能被某个经济参数所表达，应该是借助多个经济指标所表征。
（二）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通过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
股东的经济活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股东具有其所创办企业的所有权，投资是由于在未来企业能够为其带来回报，一般通过股息和出售股票等常用方式。因此，股东的财富规模常常被股票的市场价格所代替。为了达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不得不使股票的价格达到最大化。股票价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无疑为财务管理活动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在当代社会，股东承担着企业的风险，企业其他经济方面的相关者也承担着较大的风险。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着多个缺陷。股东最大化的目标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估价，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相关证券市场制度还未健全，股价的高低不能反映股东的财富大小。
（三）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通过科学地经营，合理构建企业的财务管理结构，充分考虑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使企业经过长时间稳定逐步地发展达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重视企业的稳定性以及与企业相关的各方利益。当企业的价值或财富不断增加时，与企业相关的人员――股东、债权人和工人等各方的利益也会随之增高[2]。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容易产生良性循环。为企业今后健康地发展提供资金服务上的保证。
三、合理目标的探讨
（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分析
经济效益最大化由于其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和具有空洞性的特点，不宜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具体操作流程。但由于经济效益最大化具有战略性，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总思路，可以将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思想，指导企业在日常财务管理活动中的具体实施方案。
（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形式。股东不是企业风险的唯一承担者，其他利益相关人员承担着更大的经济风险。单纯的只考虑股东的利益并使股东财富达到最大化，不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
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处于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各方面规章制度有待建设。中国证券市场是不成熟的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高低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并不能直接反映企业本身的业绩水平。
（三）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分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4
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趋向性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不能不与研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只有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系统、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才能得出反映客观实际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结论。二战后,随着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正在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演进。揭示资本的这些变化,对于揭示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
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十分鲜明和尖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者一方蔓延和扩大。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增长与社会有效需求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基础,是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和日趋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劳动者反抗资本统治斗争日益升级与激化的社会原因,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突出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和重化工业等的发展,由于机器设备的增加和复杂化,以及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投资额的增加,作为各个独立存在和运作的私人资本,已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客观上要求个别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组织股份公司。个别资本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不仅仅是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它标志着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产业的扬弃,标志着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的诞生;其次,这种扬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这种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突出表现在资本的社会性更加扩大化和深化。这些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行扬弃”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缓解了物支配人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2、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
随着金融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工业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态也日益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虚拟资本是与生产资料等实体资本相对应的,是以有价证券、有价信息形式存在,并能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形成现代虚拟资本的因素首先是货币,但货币作为虚拟资本的历史并不长。发行和使用纸币是货币史上的一个质变,越来越多的货币及其衍生物脱离实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形成了货币与货币的交换,货币与货币衍生物的交换,从中获利,从而形成了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
形成虚拟资本的另一因素是信息。信息作为人类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心理的活动,一开始就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信息就有了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科学技术已经能将自然界存在的波性物质(声波、生物波、电磁波、引力波、光波等)转化为技术,如电子,徽电子,光电子、光纤、卫星、遥感技术等,使信息的采集、识别、传输、存贮、处理等独立运作和独立存在,并形成通讯、咨询、广告、电子商务等服务性产业,为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获取收入。
还应特别指出,货币及其衍生物和信息是密切不可分的,二者的结合与融合是虚拟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从信息方面来说,不能获利的信息不能成为资本。信息要获利就必须进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借助货币及其衍生物来运作,将其价值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货币。没有货币及其衍生物作为依托和载体,信息是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从货币方面来说,货币及其衍生物所以能成为买卖对象,在于它们的价格不断涨落,存在买入与卖出的利差,有利可图。而价格的涨落主要来自于信息的变动,发达的信息不仅能迅速反映各种资源的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状态,而且对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表达,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予以反映。
在当今世界,虚拟资本数额和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信息与货币相互结合形成的虚拟资本的大发展,使资本范畴泛化,使资本占有更加社会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投机性、风险性和泡沫性,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第一,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料,而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今天,在信息经济和虚拟资本大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核心资源正在转向了金融。金融现已成为特殊的战略性和全球性资源,用电子商务武装起来的金融业务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互联性和扩散性,大大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转换和流动,降低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因而金融资本也日益成为政府调控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经济杠杆。
第二,以虚拟资本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信息网络和网络产业,包括网络贸易、网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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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6
一、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合法地位时起就出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对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后一部分内容是资产阶级干预经济的行为。由这一行为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新出现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
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除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外，还有少量的国有经济和为数不小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不同的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对国有经济，资产阶级政府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其进行管理的，行使的是行政权。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私有财产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经济所颁布的法律是属于行政法。但当时对私有经济的干预尚没有颁布专门的法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在其他法律中规定几个法律规范。因此，尚未引起法学家的注意。
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现象的出现，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要崩溃，资产阶级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国家强烈地意识到过去干预私有经济的力度不够，于是加强了干预私有经济的立法。此种法律，不但数量多，其作用也显著。于是引起法学家的注意，并对其进行研究。德国法学家首先将此类法律称为经济法。经济法这个概念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经济法开始只是几个法律规范现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应当调整生产经营领域内发生的经济关系
面对众多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定格在产品生产的哪个阶段，这是研究经济法对象时首当其冲的问题。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应当定格在生产经营领域。在消费领域发生的经济关系一般是商品买卖或者提供服务发生的经济关系，这个阶段的违法行为表现为违约或侵权，主要由民法调整。从国外立法看，经济法律的制定与垄断现象关系密切，有的国家对干预经济的法律不叫经济法，直接叫反垄断法。垄断行为是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垄断行为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不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仅如此，在垄断现象表现为以降价手段排挤其他经营者时，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暂时的经济利益。因此，经济法不应当调整消费领域内发生的经济关系。
三、所有性、隶属性和经营管理性是区别行政法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征
在生产经营领域发生的经济关系，有的由行政法调整，有的由经济法调整，根据西方国家的经济立法情况和我国十几年来的经济法研究的情况，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以下三点明显的不同。
（一）所有性。所有性是对某一经济成分而言的，例如国有经济属国家所有，私有经济属私人所有，混合所有制经济属各所有者共有等。国家对不同的经济成分所能行使的职权是不同的，国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分国有资产，例如，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最终处分权。国家出于救灾需要，将国有物资直接拨付灾区。这些都是国家对所有财产进行处分。国家在处分国有资产时可使用行政手段，其行为是行政行为，此部分经济关系应当由行政法调整。
对非国有经济，国家不能对其产生经营活动行使管理权。行政是指机关、企业、团体内部管理工作。政府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属于内部管理，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行使行政管理。而对于非国有经济，不是内部管理，用行政手段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是行不通的。国家对于非国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既然行政法不能对其进行调整，应当颁布一种新的法律对此类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此种法律现在叫做经济法。
（二）隶属性。隶属是指受管辖、从属的意思。隶属在经济关系中指上下级关系。各级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行为有权以行政命令对其认可，也可不认可；罚没的收缴和上解，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下级间关系是隶属关系。此种行为发生的经济关系应当由行政法调整。
对非国有经济，其财产与政府无隶属关系，非国有经济所有的财产，政府不能处分也不能随便限制。在西方国家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即采取不管的政策，说明行政法对非国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调整的。可是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发生对其他经营者有不利现象时，行政法规既然不管，但国家不能不管。必须另行制定与行政法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这部分经济关系现在由经济法调整。
（三）经营管理性。这个特征是第一个特征的延伸。凡是对某一物具有所有权，当然对该物具有经营管理权。政府代表国家对国家所有的物，可以根据国家意图实施经营管理。例如，铁路、邮电、自然资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此种管理行为是行政管理行为，国家对国有经济颁布的管理法律是行政管理法，属于行政法的一部分。
对非国有经济，其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政府不能象对待国有经济那样对其经营管理。政府要干预其活动，应当颁布新的法律即经济法来对其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三个特征，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非国有与政府无隶属关系、不由政府经营管理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四、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颁布的有关经济的法规基本上是行政法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私营、个体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不存在，全国只有一种公有制经济。国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也采取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同等对待的政策。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家经营的，所以称为“国营企业”。这个时期颁布了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法规，此类法规规定的是国家对公有制经济使用行政手段直接经营管理。此类法规属于行政法，有的同志称此类法律为经济行政法。当时，在我国没有经济法，因为，当时不存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我国在1979年以后，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出现了。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需要引进外资，兴办中外合营企业。中外合营企业是由中外双方投资兴办的。因为中外合资企业资产所有权不是国家所有，而是中外合资者共有，政府不能继续以行政法对其调整，国家也不能再以所有者身份对中外合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必须制定出另一种法律对此种新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我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中外合营企业活动中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这部法律是我国法制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经济法律。以后逐渐对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者颁布了专门的经济法规。这个时期，我国实际上已经由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在1979年以前不存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1979年以后逐渐出现了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此种新的调整对象的出现以及对其调整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引起我国的法学界注意，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我国出现了“强大的经济法思潮”。
五、经济法在我国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是因为存在足以构成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
一个法律部门的出现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当新的经济关系出现时，必然要求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以至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应当由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在我国，此种经济关系已达到需要由专门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的地步，我国经济法就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出现在中华法系中。
首先，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虽然仍属全民所有，但企业已有经营权，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国有企业财产监督条例》第9 条规定：“企业独立支配其法人财产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条规定，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财产已没有直接经营管理的职权。因此，现在已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再用原来的行政法来调整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已不适应了。应当由经济法来调整。
在我国经济领域内，除了集体经济外，出现了中外合营、中外合作、外商投资企业等涉外企业，又出现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股份企业等国内企业。对这些企业，国家更不能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国家对上述企业的经济活动不能放任不管，在行政法对其无法调整的情况下，只能颁布与行政法有区别的法律来对其调整。但颁布一部法律、法规并非易事，于是针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颁布的有关经济的法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频繁地进行修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此种修改的实质在于将原来的行政法律规范逐渐修改成经济法律规范；将原来只适用于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范修改成调整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成分的法律规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职能也从直接经营管理到宏观调控；调整的手段也从行政手段转变到运用法律手段。
其次，在我国经济领域内出现了垄断现象，当然在程度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西方国家那样严重，在性质上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基于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计划经济的意识尚未在人们脑子中消失，计划经济在生活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我国出现的垄断现象，主要表现为权力经济和地方封锁等，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已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1982年2月6日的《广告条例》的第9条规定：“禁止广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1982年4月10 日又了《国务院关于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我国目前尚未颁布的反垄断法，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6、7条中对反垄断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了禁止居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的产品、滥用行政权力限定购买指定经营者的商品，以及限制商品流通的地方封锁行为。说明在我国经济领域内垄断现象已发生，并且已采取了法律措施。
再次，从社会舆论看，通常我们所说的“改革呼唤法制”，所呼唤的是要求对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经济关系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保证改革开放有序进行。所呼唤的不是行政法制，目前我国虽然尚未颁布行政法典，但对政府有关部门凭着行政权力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国有企业的情况是人们所熟悉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的问题是出在政府有关部门过多地行使行政权力使国有企业独立自主权得不到落实，束缚了国有企业的手脚。如果再呼唤行政法制，意味着国有企业将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这是人们不希望的。所呼唤的主要是经济法制，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新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制对其进行调整。经济界呼唤法制，法学界积极响应，于是在80年代初期，经济法学与民主法学展开了一次大论战。最终，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民法通则中做了规定，经济法由王汉斌在《民法通则（草案）说明》中得到承认，经济法从此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六、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根据上述论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以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核心的。此外，还有产品质量法、计量法、许可证法、资源法等。
2.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预算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价格法、税法等。
3.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组织除了公司、合伙、独资外，还有非法人团体、分支机构等。规范经济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合伙法、独资法等。过去以所有制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应当归入这三种类型内。今后应当逐渐减少以所有制为基础立法，以达到所有企业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