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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9-04
引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例如,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文学、艺术、工艺技艺及无形的文化载体,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人生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创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沉淀。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渐渐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对观念层次的保护,强调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不只是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保存,而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智慧的结晶进行包装、展示和宣传。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介入又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趋于舞台化,商业化,难以呈现自己的原生态精华。如何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对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共生态的省份,天然民族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重。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1项40处入选“国家级”,排名在浙江、福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脚。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贵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民间口头文学。二、民间歌舞和民族音乐。三、民族民间工艺。四、民族节日。具体如表1所示: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以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自己“博”而“精”的特点。博是民族文化渗透的范围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是民族风情各不相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技艺精华。例如同是侗族的歌曲,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在伴奏乐器,演唱手法上就有诸多不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丰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弘扬民族精神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人口的迁徙,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担负着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旅游开发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将之形成文化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会造成原始文化形态的失真。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双赢模式的构建将会大力推动全民打开文化的宝库,守望濒危的文明。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立性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有着诸多消极的影响。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旅游开发中商业化的驱使歪曲了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为了迎合游客的审美偏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背离了文化本身的涵义,趋向于商品性与演艺性。例如,传统活动、节日庆典和民间工艺通过“包装”变得舞台化和日常化,丧失了本身的圣洁感和文化价值。另外,通过对旅客猎奇心理的揣摩,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夸张,导向奇特、原始、神秘、甚至野蛮、低俗,导致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变味、衰落和失真。旅游开发中商业价值的追逐同样也破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只选择其中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断章取义的进行开发与传承。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性与丰富性遭到冲击。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开发。由于旅游开发不当,很多地方出现民族活动,非物质文化商品雷同,节目安排粗制滥造。例如,苗族蜡染技艺,苗族银饰技艺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甚至是非少数民族景区都能见到,并且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主题。此外,旅游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传统文明,当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游客带来的“现代文明”,原有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审美情趣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异。现代文明挤压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存在空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受到严重冲击。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统一性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了肥沃的土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而旅游开发所重新挖掘、复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迎合了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渴求心理,借助旅游业使不断衰落的传统得到复兴和光大,使日渐失去市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繁衍营造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市场支撑。旅游开发产生的市场导向使政府,旅游企业自觉的打造自主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文化品牌注意力来唤起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形成集民族工艺品经营,民族歌舞表演,民俗民风展示及民间技艺宣传为一体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链。这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知名度,加强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保护途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才可能起到长足有效的保护作用。当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都采用摄影录音,整理记录等静态的方式,也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但这些都不足以展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并且缺乏保护的原动力。而引入旅游开发,让人们从旅途中提高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既能扩大文化传播度,又能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如,结合抢救式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之旅”;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开展“穿梭时光寻找濒危的文明”;结合传承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结合民间活态保护,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民间技艺、民俗民风的“武林大赛”。
第四,旅游开发提升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人的积极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等多方位的利益相关群体。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一方面,可以唤起当地居民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激发传承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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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艺术的“本原化”
民间艺术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尽管有艺术的成分,但更多的具有实用性。张道一在其《张道一文集》中指出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仍距其实用性分离不远。”前苏联艺术理论家B•E•古谢夫在论述民间创作时也说:“民间创作同时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其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种统一包含在形象—艺术的形式之中。”也就是说,民间艺术多与生活、实践、劳动等密切相关,其审美功能尚未从其他功能中完全分离,自然的保持了原始功能的混合性。而所谓的“高雅”,是那些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从这一点来看,赵本山的艺术根本不可能高雅,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高雅了,他就不是赵本山了。
(二)民间艺术的低俗化
说到此处,得出民间艺术不应该高雅这一结论,因为它本就是游戏化,本元化的东西,失去这一特质,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那么,是那些批评赵本山的人错了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所批评的“低俗”问题,我们还没有探究到关键,民间艺术中有很多低俗的东西,不单单赵本山的作品里有,为何赵本山却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赵本山艺术作品的受众最广,影响最大,低俗之作在一些“私域”环境下可以存在,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他们或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选择此种文化商品,或基于学习教育的目的选择彼种文化商品,决不会被迫地去接受某种其不乐于接受的文化商品。但这些本属“私域”存在的作品,不应不分场合,不分环境,而且不受约束,这无疑是对文明与文化的对抗。赵本山旗下弟子所演绎的部分二人传作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人转,是其迎合观众,媚俗的表现。并不是说以前的二人转就应该保持下去,一成不变,二人传可以发展变化,但不应该向着一个不健康的方向走下去。逗笑取乐不是一味的耍彪搞怪,或者说耍彪搞怪不能成为二人转的唯一追求或唯一内容。
二、“低俗”与“高雅”之辩
“低俗”的艺术固然不好,高雅艺术也不是能被所有人所接受。如果说高雅艺术好,为什么许多高雅艺术受到受众的冷落。原因就在于它们疏远了受众,它们对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特质缺乏了解。它们的叙事方式远离了这些受众的生活,在审美趣味上与大众审美取向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在审美上疏远受众,结果就将自己束之高阁。赵本山只所以会成功就是因为他的定位成功。他是根据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进行受众选择。他的受众范围定位准确。他的服务对象就是普通的群众。他的表演获得了受众的认可和赞同。他明白受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表演就是一种以受众为主体的商业叙事模式。他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更加上在艺术上的成功。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会进行商业叙事的民间艺人。他是一个喜剧、小品演员,演二人转出身,还组织拍摄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尽管也有人不喜欢他的表演和作品,但是他却能被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喜欢,同时他赚足了钱袋子。他小品屡次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他拍的影视作品又总能得到观众的热捧。同样是他,把东北二人转这种民间戏曲形式拉上商业化叙事的道路上,东北三省的刘老根大舞台把二人转这种在东北三省的民间戏曲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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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广告
广告一词,虽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商品的宣传。那么,这些古代的宣传虽不似现代的广告这般铺天盖地,炫目多彩,但是伴随着中国厚实的文化底蕴,也有着别样的意境和独特的美感。广告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式,有实物式的。我们常说的一句成语“自相矛盾”出自《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后因以喻人的语言行动前后抵触、不相应合。前面这位楚人先后给自己的矛和盾都做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广告。虽然最后无法自圆其说,但是也体现了最早的广告也是采用的夸张手法,与现在的某些广告如出一辙。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会想起东方起洛娃”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至今念叨出这句广告词还能想起小时候那个很有意思的广告。那么在我国古代,也是有广告词的,但是我们中华文明不是一般的给力,我们的广告词,多以诗歌形式出现。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酒的最高段位的广告词。至今仍有杏花村酒这个品牌,为中华名酒之一。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诗成就了酒,还是酒成就了诗。体现出了诗酒文化,也体现了这句广告词的震撼力。
中国古代的广告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这在中国的代名词瓷器上显得尤为突出,我们现代文物鉴定中,经常会看到专家会在器物的底找款。例如宋定窑以白瓷闻名于世,“白瓷双鱼瓶”造型别致,工艺精良,瓶底有“易定”二字,这个应该等同于现代广告设计当中的商标。不同的是,古代的“商标”不仅体现出了强烈的品牌意识,而且还能带给人们美的体验和享受。由此可见,远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广告之间就有着必然而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广告本身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广告的影响与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对现代的广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道家,佛教的美学思想引领着我们的审美情趣。而广告艺术与审美情趣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好的广告必须符合大众审美,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欣赏,才能让商品走向市场,推广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人合一”。这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观念恰恰反应到现代,在现代产品中,绿色,环保,和谐共处,也是人们在提高环境意识后对于产品更高的一种要求和境界。尽管绿色,环保,和谐共处是当今的口号,但“天人合一”的思想仍深植于国人的心中。所以,在当今的广告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运用人与自然的风景来表现“天人合一”的主题,从而推介产品的例子。
例如,舍得酒,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体现。其中的广告语“智慧人生,品味舍得”就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舍与得之间辨证关系。而黑白相间的包装设计在我看来更是借鉴道家的符号元素阴阳鱼。其中还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艺术,整个包装透出浓浓的文墨气息。令人感受到古典美,忍不住要品尝。体会其中的意味,给人以智慧的感受。一个小小的酒的广告,在实际的设计当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还有书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的影响由此可以见一斑。
传统文化中的国画,书法,年画,剪纸,脸谱,皮影等艺术形式在现代的商品包装宣传中,应用的十分广泛。这么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为现代广告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思路,而这些包装中的应用给人以熟悉亲切的民族感,让人联想起浓浓的家的感觉。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拉进买卖双方的距离,从而起到宣传推介的广告作用。在现代的广告设计当中,还在不断在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无论图案设计,还是包装设计,乃至一些广告语都融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这些传统民族文化提升广告的品位,加深了人们对于产品了解同时也带给人们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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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元素 现代包装设计 文字 图形 色彩
传统,是人类在漫长而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精粹的漫长的产生、演绎发展的积累与继续。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不同的地域之间既有潜移默化的交融(如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波斯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又有较为明显的演变与发展(如由于政权的更迭,各个朝代的某些文化与其他朝代的区别就较为明显)。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及不同的民族之间,传统文化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各自的特点。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来进行设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意思路。传统形式的包装可以从材料、结构、造型、书法、图案纹样、色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与选择。作为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拥有诸如彩陶纹饰、吉祥纹样、瓷器、青铜器、雕刻、丝织品、玉器、漆器、传统建筑、书法、绘画、民间剪纸、皮影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而从这些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的要素同样可以作为创意来源,为我们广大的包装设计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构思的素材。不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面与量,还是其底蕴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广博与深厚。
包装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了从视觉形象上向消费者传达有关包装对象(即产品)的时空及地域等特点的信息。因而我们设计传统风格的包装时就必须选取传统文化要素。但在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素的运用不能只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搬用若干古代和民间的现成图案,即不能单从具体形式的角度来考虑传统,而忽视了设计本身所应具有的整体意境,也即具体形式的运用是否恰当,能否体现出产品的意境,是否耐看。
龙应台先生在关于国际化和传统文化的讲演中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如一株植物一般,不光要看到其枝叶的繁茂,还要看到其实它的养分都是源于扎根的那片土壤。龙先生说的这些明确地阐释了在设计传统风格的包装时不能只是表现外在形式,更主要的还要包装所呈现的内涵。从这一点看,日本的包装设计相对于我们国家的包装设计要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在现在的包装设计中所体现出的传统风格的表现形式,传达出传统文化的艺术美感,其表现也趋向于多元化,如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品或生活用品中找到传统风格的包装设计。其主要的表现除了在包装材料上的应用,还有就是通过设计的视觉要素来体现,如文字、图形和色彩。
一、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字之美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之一,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交流思想、继承文化的重任,其线条构造和象形特征使得它具有先天的审美价值,这是文字在“形”的要素发展过程中,能够最终脱离实用性,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的根本原因。文字的母体中包孕着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它的实用于生活,它的艺术性则满足了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展现形式。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到今天的汉字,文字作为交流和传播的载体,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运用汉字书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在包装上一种独特标识,如在酒、茶叶的包装设计中运用一些传统文字作为设计要素,可以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比如书法艺术的运用,可以使整个包装格调古朴典雅、含蓄深邃,既具现代感,又有浓重的传统文化内涵,更能取信于消费者。
二、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传统图形之美
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不断传入我国,并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特定的文化状况,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探索一些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产品包装设计时,只有在既继承传统图形文化特质又符合时代的脉搏和节拍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使得其包装设计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新意境,才能为当代的人们所接受。只有具备了民族性或民俗性的产品包装,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独特个性和与众不同,才能在市场流通或文化交流过程中充分体现包装设计的目的和意义。其中最为鲜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包装上的图形。比如用做底纹和边框的方胜盘长、回纹、如意纹、吉星锦、拐子龙、云纹、饕餮纹,以及具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吉祥元素的应用,如龙、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典型图形纹饰。如果在包装设计中酌情利用这些传统图形,肯定会使产品更加富有民族性,也更具有东方古国的风韵,在显示民族风格上起着潜移默化的艺术效果。
三、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传统色彩之美
在包装设计中,色彩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是视觉元素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除了能够吸引眼球、捕获色彩信息外,最主要的是能将这些信息通过眼睛传达给大脑,触及人们的审美并引起人们的美好联想,寄托人们的美好情感,如设计师万宇在给“国窖1573”酒包装设计中选用中国传统颜色――中国红与金色作为包装基准色,整套包装金红相配,更体现了中国古建筑中的皇家韵味,呈现出高贵、华丽与喜庆。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包装设计中就更应该充分利用传统的民族色彩资源,并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色彩,充分挖掘其背后的内在文化精神,充分考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用色习惯和色彩象征。如中国红、中国黄、紫色的搭配总能有一种出色的视觉效果,强烈但不轻浮,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是古代居室装饰的常用色彩,在渲染出热烈、华丽的气氛,形成极强的视觉效果的同时,又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底蕴。
此外,在现代包装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协调和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包装设计的各种关系,浓缩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于设计作品中。根据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现代设计思想,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不仅要有超前的设计意识,高起点、全方位地塑造“新”形象,而且要重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传统元素的结合,吸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使民族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得到升华。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的包装设计应当准确地运用各种传统元素,从传统艺术形式中提取要素进行再创造,设计出既保留本土设计艺术的风韵和特色,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具有全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冲击力的包装来,更好地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建立起一个融民族性、时代性为一体的文化系统,使其发扬光大、源远流长,朝更新、更远、更好的方向永恒发展,以创造出更具民族化、个性化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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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艺术史 宏观化教学 多元化教学 地域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5-0056-02
中国艺术史作为全国综合类大学艺术学专业以及艺术类院校学生重要的专业理论课程,通过对中国各个时期的艺术现象、艺术流派、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介绍、讲解和欣赏,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中国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为日后系统的艺术学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开拓、潜能的挖掘以及人格的培育,在历史的坐标上寻找艺术发展的参照系,为艺术学知识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打下理论基础。但是,面对单纯的理论知识学习,纵使艺术史知识博大精深,很多学生仍旧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实际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我国各综合类大学的艺术学专业以及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往往都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地:学生往往乐于接触美术创作实践,接受专业训练,容易深入到美术作品中,但人文知识修养薄弱,是束缚美术史论学科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把中国艺术史的教学工作与学生的艺术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应当引起艺术史论教学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在此,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教学方法探索,从宏观化、多元化和地域化三个方面谈谈对于搞好中国艺术史教学的一些想法。
一 宏观化教学:在文化领域中对中国艺术史发展各个阶段的总体把握
艺术史学作为19世纪兴起于欧洲的一门全新的人文科学,不仅是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视觉艺术,也应该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之中。因此,一件艺术品,不论它如何自律,怎样拒绝或漠视社会现实环境,它总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总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之中。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广义的概念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又包含着哲学、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许多子系统。因此,在中国艺术史的授课过程中,不应将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视为独立的实体,割裂其与诸多文化、历史因素的关系,而应该将其融入所诞生、存在、发展的广阔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如在讲授“兴盛于北魏时期的我国敦煌莫高窟壁画”时,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洞窟四壁庄严、神秘的壁画和彩塑,首先要讲述艺术与宗教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两者作为认识、掌握世界的方式,情感、感知、想象和联想等诸多心理因素在各自领域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宗教与
艺术的关系源于其对艺术的利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各种艺术的发展。在中国,尤其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宗教对绘画、雕塑、建筑、文学等艺术种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敦煌莫高窟壁画,人物形象夸张的动作、面容、神采均充满了静寂神秘的色彩,带有一种西域佛教的意境和风格;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画、装饰花纹,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另外,宗教影响艺术的同时,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敦煌莫高窟壁画,借助多彩的壁画形式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使之笃信朝拜。因此,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包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姻缘故事、佛教史迹故事和比喻故事等,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让大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无形地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恰如黑格尔所说:“每种艺术作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其他的观念和目的。”教师在讲授中国艺术史的过程中,也应该将艺术的发展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帮助学生探索艺术独特的审美特征。
二 多元化教学:艺术领域的多元化渗透与吸收
艺术史作为透过艺术作品、艺术创造而认知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智性形式,教师在讲授过程中,除了从传统的美学、社会学理论角度帮助学生研读艺术作品之外,还应该将人类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民艺学等多种学科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引导学生立足艺术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延性做深入的思考。因此,中国艺术史作为艺术类院校的基础史论课程,应广泛涉猎而非单纯局限于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的讲授,以期通过跨领域、跨学科的教学方式,给予学生不同文化层次和知识层面的学科研究视野,从而提高个人的艺术审美与鉴赏能力。
如在讲授“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时,《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是其主要艺术代表作之一。该画作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其中阮籍、嵇康、王戎、山涛四人占一幅,刘伶、向秀、阮咸与荣启期四人占一幅,八人均席地而坐,各人物之间借助垂柳、松槐、银杏相隔,既表现了竹林七贤豁达的神采,又体现了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入研读画作的艺术精髓,首先要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探究造型的严谨、准确性,如各色人物衣褶线条的圆润灵动、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状时嗫嚅忘形的姿态、山涛手执酒碗的放恣神情、王戎手舞如意且不修威仪的直率个性、刘伶手持耳杯斟酒的醉意朦胧之态等。其次,要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特点,结合建安文学的创作倾向,借助嵇康的“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阮籍的《咏怀》诗82首、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等,展现了“竹林七贤”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法施展才华而崇尚老庄哲学,不能直抒胸臆而转向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的生活状况。因此“竹林七贤”不得不借助琴弦、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多元文化有其共同遵从的基本原则,共同致力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艺术世界的繁荣、拓展。因此,教师在中国艺术史的讲授过程中,要多方涉猎,充分体现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层递性,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艺术领域探究博大精深的艺术知识。
三 地域化教学:发挥地域优势,实现“大课堂”的互动式教学探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文化、艺术史发展过程中,既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纵向的艺术特色,又具备地域性发展的横向艺术特征。因此,在中国艺术史的讲授过程中,应从不同角度突出中国各地域文化圈的主要特点及其差异,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保护地域文化的意义。利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增加了教学效果的实践性、可观性,同时也避免了教师强行灌输带给学生的排斥感和厌倦心理,有利于形成师生之间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具体实施方法:可以将中国艺术史的相关课程讲述与参观当地有艺术代表性的博物馆、美术馆结合在一起,发挥其藏品形态的多样化、设施职能的多重性、文化特征的地域性和内涵的历史变化性等特点,尤其发挥博物馆研究、教育和欣赏的职能,以有效弥补现实教学资源的不足。
例如在讲授“原始时期的陶器艺术”时,龙山黑陶以黑、薄、光、纽著称。一方面,教师要结合教学图片、相关视频帮助学生了解有关黑陶的知识,龙山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特征,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街道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另一方面,关于黑陶的制作工艺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单纯的文字表述难免抽象、生硬。华北、山东地域的艺术类院校就可以利用其地域的便利优势,亲赴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街道附近的龙山文化遗址实地考察遗址原貌,参观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东武源河东岸的城子崖博物馆,实地考察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现场观摩民间手工艺人制作、烧制黑陶的步骤和方法。另外,也可前往山东省博物馆近距离欣赏“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蛋壳黑陶杯,感受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湛制陶工艺。类似地域化的教学方式,既能充分发挥各地域的文化资源优势,在大课堂的互动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利于提高艺术类院校学生的基础人文素质。此外,在实地教学环节中,一方面要注重地域文化的宏观历史背景,讲授过程掌握“度”的原则,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另一方面,此类教学模式虽然具有直观化、形象化和立体化的特点,但耗时较长,占用一定的教学资金,应结合课堂教学选取有代表性的艺术资源穿行而不宜过于频繁。
参考文献
[1]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酒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范文6
一、当下电影市场大众文化
属性的变异趋向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将会有更多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去接受大众文化、消费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有利有弊的。相对于中国经济市场整体的发展现状,中国电影市场可以说更加稚嫩,再加上商业竞争法则的强势介入,使自身调节能力不足、缺乏监管且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电影市场,在大数据时代迷失了方向。可以说,大众文化中诸如媚俗、盲目等弊端在电影市场的动态结构中被放大乃至泛滥。
媒体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传播,打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使一些原本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文化艺术变得家喻户晓,腾格尔的《天堂》可以传唱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人民,东北的二人转可以让江南的男女老少模仿起来,原本地域性存在的事件由于媒体的介入很快就变成了发生在大众眼前的事件。可当大家依赖大众文化的这种特性时,又变得被动起来。原本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同现象、不同焦点被同质化了,大家失去了自己选择的权力。整个社会同时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否为我们所在地域的尖锐问题,我们的吸引力都要转移过去,一个问题解决落实的情况未知又同时关注起下一个问题,酒驾问题、问题、甚至文章出轨、陈赫离婚这些问题都被大众异地同时的谈论着,大众失去了选择讯息的权力,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此相比,大众文化的盲目性在中国当下电影市场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影片都应该有着自己的发展空间和专属的受众群体,但在电影市场特有的筛选制度下,却形成了要么一家独大,要么艰难生存的局面。这“一家独大”的就是占领市场主导地位的“爆米花电影”,“艰难生存”的则是为数不多的仍以艺术为追求的人文电影。
这说明,当大众文化属性凸显的市场介入电影行业之后,形成了兼具大众文化之利与大众文化之弊的电影市场。
由此可见,电影市场表面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在症结,即电影市场的繁荣恰恰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弊端,并进而对电影艺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这个现象即是本文所谓电影市场大众文化属性的变异趋向。根据杰罗姆・麦卡锡《基础营销学》的定义:市场是指一群具有相同需求的潜在顾客;他们愿意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卖主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这样的商品或服务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市场的构成要素可以用一个等式来描述:
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
根据这种理解,不妨用以下等式来描述电影市场的构成要素:
电影市场=观众+购买力+观影欲望。
由此可以看出,促进电影市场繁荣的要素并不包含对电影艺术这一层面的考量,也就是说,市场运作电影本身对电影艺术就没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电影市场对电影艺术具有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上述电影市场的诸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艺术属于精英文化,追求数量上观众的认可势必背离对艺术的追求。评判电影市场成败的标准与票房是密不可分的,有了观众便有了票房,而观众的构成及其变化则影响着电影市场的发展和方向,所以电影市场会上映五花八门的影片满足各类观众,以保证各类影迷的总和最大。然而选择是有限的,受众少的影片则容易被拒之门外,因此市场上映的几乎都是为牟利而去的“爆米花电影”,商业价值低的艺术电影便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观众影响电影市场,反之、电影市场的也影响着观众对电影艺术的审美,电影市场长期投放没有营养的电影,势必会对电影艺术的大众接受造成扭曲。
其二,艺术是无价的,批量销售的只是一个观影机会。笔者认为,当下电影市场的票价虽不高、但频率却很高,一波又一波的观影冲击着追求“感官趣味”的观众,让大众形成对电影的“快消文化”,以此谋取更多的利润。电影创作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当下电影市场高产的前提就是缩短工时、批量生产,这些没有经过考究与沉淀的电影一定十分缺乏艺术性。电影的好坏不应该以票房为标准,而应该以时间衡量,若干年后依然被大家记得,并承认其历史地位的片子才是好片子。
其三,观影欲望是指观众购买影票的动机、愿望和要求,是由观众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引发的。当下电影市场大众文化属性最核心的变异之处就是在“观影欲望”的把握上。大量电影作品叙事水平低、故事性弱,尤其在难以表现的关键情节上一笔带过,经不起推敲,违反历史常识、违背自然规律,反而在审丑、媚俗等方面大下功夫,触碰道德底线,迎合人性的丑陋面,只要有更多的人对其有观影欲望便是成功,而不是寻求艺术与娱乐的平衡点,犹如‘精神鸦片’导致观众、市场对其的双重依赖。“其登堂入室、招摇过市,将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品味位,渐渐‘误入歧途’。久而久之,难免造成公众文化心理的‘扭曲’,导致主流价值观念的偏移,最终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严重的危害。”大众文化的确具有媚俗、商业、广泛、盲目等特点,但当下中国电影场为了低俗而低俗对电影艺术的传播是不利的。文化的确有精英和大众之分,但以排斥精英文化为前提的大众文化一定是变异的更加低俗的文化。
二、夹缝中求生的电影艺术
电影艺术作为精英文化原本有着独立的发展空间,大众文化属性凸显的市场介入电影行业之后,电影艺术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在电影传入中国的初期,其艺术性并未被发掘,那时电影以商业娱乐性为主。随着电影行业的规范,到了1930年前后,中国电影更多的是以精英文化的姿态出现,秉承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理念,这与“媚俗,商业,娱乐”的大众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纪过去之后,中国电影居然又回到了以商业娱乐为目的发展道路,这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不得不说是一种“复辟”,这种“复辟”就是文化艺术市场化发展的体现。精英文化的领域是有门槛的,数量上的少是一种优越的体现,是因为他人的无法企及而曲高和寡。它与大众文化的受众面不同,在自然的发展规律下,两者是不相抵触的,笔者所谓的自然发展规律是没有外力刻意的压制或者推动下各自在社会中经受考验与发展。大众文化的受众面广,是取悦大众的“媚俗”文化,更具有商业追求的价值。随着市场竞争法则的介入,大众文化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受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商品经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入世等影响,在媚俗的大众文化与惟利是图的电影市场联合挤压下,精英文化一步一步的走下了文化主导的中心地位。“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国的生产完全是以产业化形式进行的,市场法则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大众文化的制作,大众的口味主导着文化市场的发展,无论是流行歌曲、畅销书,还是娱乐电影,这些大众文化成功与否,与是否迎合了大众当下的感性刺激与追求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当下电影市场艺术成分匮乏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被动的迎合大众口味,而是借助自己强大的平台形成了垄断的霸权主义,刻意营造出这种低俗的观影环境。在电影市场尚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前后,《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霸王别姬》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电影,说明电影可以以启蒙的姿态引领广泛大众思考的,大众是可以接受高审美水平的电影的。显然,今天的电影艺术性缺失与大众审美水平低下是经过长期的培养造成的。
艺术电影在中国当下电影市场难以存活,加上艺术标签的电影无异于被判了死刑。导致电影艺术空间的萎缩与中国当下电影市场的畸形发展是离不开的。电影市场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忽视文学价值与艺术背道而驰。诸如《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霸王别姬》这类高文学造诣的电影,在当下电影市场是难以再现的,这些经典电影都与人性、命运、社会变迁等话题相关,是社会变革、环境动荡的真实写照。当下中国电影就忽视了文本的重要性,常常空穴来风、无病,总想用明星作为噱头,剧情也是常常为明星量身定制,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大大缩短了影视的制作过程,文学价值最先被愚蠢地,失去了文学价值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没有内涵的电影也就不存在电影艺术。对文学价值长期的忽视导致观众观影水平的底下,所以像《一次别离》《艺术家》这样全球都在追捧的艺术电影到了中国却票房惨淡,王全安《图雅的婚事》曾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但在国内的票房只有一两百万,甚至难以收回成本。反观各类商业大片,票房破亿犹如探囊取物。
其二,商业法则导向内容庸俗。商业法则以“零或一百”的竞争态度对艺术的摧残是有目共睹的,整个社会同质化、平面化以后,市场竞争力差的艺术便很难生存。笔者认为当下电影市场应该在电影艺术与电影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来维系电影行业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然而所有中国相关的电影报道都是以票房为话题,以票房论英雄。在当下的电影市场“电影是以科技的手段表现艺术的载体”变为“电影是以科技的手段赚取利润的载体”更为贴切。以利润为出发点就是追求观众数量的总和,唯利是图的电影态度导各类型各题材的电影没有以公平的竞争方式对弈于市场,电影市场对“低级搞笑、血流成河、三角乱恋、恶搞经典”等题材亲睐有加。这些电影无根可寻并模式化生产方便,所以当下电影市场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只想以最低的成本争取利润最大化。
其三,忽略传播职责。电影市场作为实现观影互动的首要平台,在电影文化传播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电影市场应当宣传能反映优秀民族精神的电影,具有深层次文化内涵的电影,以实现对我国优秀文化的推广,实现对大众积极的传播影响。然而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从来没有在艺术层面考量一部电影的价值,都是从商业的角度判断哪些片子应推送到电影市场。电影市场和中国整个市场一样是需要有力的监督和调节的,电影市场发展不完善就会有各种弊病出现,使得电影艺术的传承停留在书里,仅仅在理论上。“现代生活中,大众文化的文化传播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面对强势外来文化,传媒和记者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充分的自觉与信心,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导向型失误。”长期低俗、媚俗的电影内容慢慢的潜移默化,使大众丧失了对电影艺术的追求,把艺术与娱乐等价起来,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畸变市场下大众对电影
艺术的审美定势
电影因具有文学性而成为艺术,又因其具有电影性而成为独立的一门艺术。笔者认为如果电影做品中忽视了文学性,那么这个电影作品还是不是艺术品就值得考究了。电影融合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诸多艺术元素,被公认为是综合性最强的交叉艺术,艺术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当艺术品具备了表达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映时,或者展现作者的情感理念和价值观等主体性因素时才具备了艺术性,才能称为是艺术,否则只是带有艺术形式的元素。电影的确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但电影里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只是作为一些元素出现,一般起的是配合剧情内容,丰富画面元素,美化镜头感觉等作用,并不承担电影的艺术性,更不会决定电影的艺术高度。
所以笔者认为,电影作品只具有电影性,而忽略了文学性,就谈不上是艺术品了。
电影从根本上说是叙事的艺术,表达主题、描写环境、塑造形象、抒感、刻画内心都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的,所以文学是电影具备艺术性的支撑,电影文学性的高度决定其艺术性的高度。“最终挽救了电影或者说把电影从一种科技新技巧变成有艺术感染力的手段,全靠用电影来讲故事。”“艺术”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内涵,艺术的表达是需要载体的。而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可以以实实在在的作品的形式出现,充当艺术表达的载体,当这些作品具有艺术内涵时,这两个概念便能连在一起使用,例如“电影艺术”“音乐艺术”。
电影表现艺术的形式本该是千变万化的,电影的叙事结构也不应该有任何标准,当下电影市场反而根据市场票房成绩大力扶持出几种特定模式的电影来,导致大众对电影艺术审美产生了思维定势,习惯性地接收那几种套路的影片。当下电影市场是如何误导观众产生审美定势的,不妨从以下三个角度分析。
其一,观影方向的误导。正如“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一般,当下电影市场大有“所有的电影都是商业电影”之意。不管片子主打的是文艺、政治还是历史题材,电影市场呈现出的海报、预告片都是媚俗的商业元素。这是对电影艺术多样性的一种打压,将电影市场中本就稀少可贵的艺术成份无情的掩盖,强行的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商业元素上去。文学性与电影性是电影的两大要素,电影性漏于外,而文学性藏于里,电影性易于刺激观众的感官,观众不用动脑便可以直接被动地接受,而文学性的接受却是要动脑和静下来思考的。当下电影市场对影片的文学艺术性罕有宣传,即使这类片子拿了“金棕”“银熊”,有了上院线的机会,宣传方也只会找出一点和商业沾边的元素炒作,未必会提及获奖状况,更不会展示其艺术成就。总之是避开其文学性,生怕给自己培养的看惯“爆米花电影”的观众带来思想上的包袱,而望而却步。文艺片《立春》的海报就突出了吕丽萍的后背,《一步之遥》的预告片怎么看都是好莱坞模式的剧情片,《地心引力》讲述了濒临绝境下的人性问题,宣传方却将超越《阿凡达》的3D效果作为首要噱头。这种吸引眼球的手段久而久之使观众习惯性的产生“刺激”与“震撼”看点期许,认为一个片子具备这些内容才是好电影,电影就是为了利用科技手段营造这些“视听奇观”的。然而这些海报、预告片只是用商业的手段把观众骗到影院里,至于他们是否能代表电影的立场并不重要。科技本应作为在幕后服务电影艺术的配角,然而在当下浮躁的电影市场中却成为了主角,文化、艺术纷纷为之让位,眼花缭乱的视听刺激肆意扩张,而艺术本体却越来越萎缩。
其二, 故事情节的模式化。产业化的电影市场处处精打细算、控制成本,连情节起伏的曲线都是批量生产的!无论是什么题材、什么年代、什么叙事顺序,几乎所有电影都会在开场制造一个“小”。这个“小”可以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可以是一段戏份的提前,可以交代故事背景、引领主人公出场,可以是两军交战、横尸遍野,也可以是家庭不和、兄弟反目,还可以是众人寻乐、前仰后合。总之,不管这段戏说什么,讲什么,它们有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能够在开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大家尽快进入“观众”的角色,为观看整场电影做好准备。同样是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前者在开场时就是一段枪战,然后麻匪拿枪逼问县长,让观众一开始就紧张起来、兴奋起来。后者开场就是大段的独白,用单调的画面缓慢的叙述一个事件的起因,尽管他是在致敬《教父》,但这让 “无知”的“爆米花观众”觉得难以接受,这不是他们想寻求的“刺激”与“激情”。显然,姜文导演的脑子里是没有固定的情节模式的,他所接受的是世界电影观,他不会总是做符合中国电影市场的电影。《让子弹飞》他想陪观众好好玩玩,到了《一步之遥》他就把大部分观众抛到了脑后,只想做自己想做的电影,由于思维定势,大部分观众没有做好动脑看电影的准备,于是觉得很累。中国电影市场培育下的电影观与普世电影观的差距真的不是一步之遥。
其三,电影艺术的概念混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二者的不同在于,一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一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再优秀的第六代导演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认可,国内电影市场凡是和文艺挂钩的片子几乎就是被判死刑的情况下,电影艺术以“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方式向电影市场妥协。部分文艺片兼商业片出现,他们以商业片的包装反映文艺的内在,在关注电影艺术的同时希望消除艺术与大众的隔膜。这种主观妥协的方式对艺术的传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在商业大潮下效果也是模棱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