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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路线”是一种价值取向。一切为了群众,切实体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群众路线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在价值范畴中，客体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相符合、相一致是价值产生与否的前提和关键。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实现学生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旨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自觉投身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积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即满足各民族学生个体的生存、发展和完善需要，培育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健全完美人格，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各类人才。在二者的关系中，个体价值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价值是个体价值的延伸、拓展、映射和验证。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努力实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相互协调、有机统一。
（二）“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党的根本工作在于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因此，能否切实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能否自觉走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要，真正做到“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成为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以及取得工作实效的根本保证。这要求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要科学分析民族院校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生活实际和学习实际。注重情感教育，把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深刻认识时展给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大学生思想呈现的新趋向，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仗。
二、认识和把握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逻辑前提
坚持并贯彻群众路线，首先要对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即使有认识也没有很好地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工作中。表现在：一是教育目标存在着片面向普通院校学习，忽视民族院校特殊性的问题。比如民族院校开展的“四个认同”和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教育，部分民族院校仅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依托穿插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课中进行，没有开设专门性的课程，没有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缺乏明确的教学标准和要求，也较少结合不同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文化背景展开讲授。二是部分教育内容薄弱甚至缺失，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合力作用下，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呈现出诸多新趋向：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理想信念比较淡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相对而言，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还难以有效回应这些变化。诸如普遍缺乏对西方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评价和介绍，对网络道德与法律的内容也较为薄弱，部分教师缺乏对民族理论、政策方面的相关知识，对学生普遍关心的民族领域的一些问题难以做出科学的回答，无法引导学生进行理性判断、辨明是非。三是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方法和手段比较保守单一，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简单粗糙、流于形式等弱点。“呆板教条、过于理想化与政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已经成为了受教育者精神上的桎梏”。因此，坚持并贯彻群众路线，首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即办学地位的重要性、教育内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心理素质的独特性、民族意识的自觉性、的多样性、生活环境的差异性、贫困生问题的突出性等特点。其次，以此为切入点，科学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安排教育内容，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手段与方法。一是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上，要坚持民族院校特殊性与普通高校特殊性的结合。既要善于结合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情感需求、思想信仰、思维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要防止片面强调特殊性而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情感上疏离、人格上不平等等问题，要把民族团结互助、包容并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统一于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上来。二是在教育内容上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既要注重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更新，又要着眼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条件下新问题、新任务的研究和关注。要关注和了解当前国内外焦点、热点问题，“勇于涉足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敢于剖析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充满信心地关注网络世界。”三是在教育方法上，坚持灌输原则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改变“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多而引导、互动、参与少，思想教育载体创新不够。”等缺点，既要增加灌输原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又要采取民主和开放的态度，鼓励和引导受教育者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
三、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党的十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教育人。因此，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把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一直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片面强调教育者的主导性，忽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片面强调受教育者对社会和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认同，忽视个人利益和个体价值，使个人差异、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单纯灌输式、命令式、一刀切式的教育方法，抑制了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新课题、新任务，大学生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性日趋明显。如果不能对上述新问题、新要求做出有效的回应，就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弱化、甚至消解。因此，强调贯彻群众路线要以学生为本，就要做到：首先，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加强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一方面，不能忽视、弱化、否认课堂教育的主导功能，要强化其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相信学生具有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热情和能力，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功能。其次，关注学生的正当需要和合法权益。近年来，大学生实用性、利己型价值倾向日益凸显。因此，要主动贴近学生思想、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学习，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所思、所想，要在规则制定、政策适用上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觉做到办事公正、程序公开、民主规范。
再次，尊重并合理引导学生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要主动挖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兴趣和优势，开发他们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做到因势利导，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加强各项载体建设，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能力拓展创造条件。加强传统党团活动、主题实践、社团组织建设，提高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丰富校园文化，积极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活动，营造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校园氛围。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综合素质。最后，尊重和关爱学生。邓小平同志讲过“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要善于分析把握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加强对学困生、贫困生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关注。坚持解决学生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妥善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心理健康、奖勤补助等方面的实际问题。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渠道，注重情感教育和人文关怀，努力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身育人，提高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四、贯彻群众路线要高度重视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实践的深入，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意识形态防御功能弱化，舆论导向控制能力弱化，思想观念引导能力弱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机制等各个方面也无法应对新的时代变化。”这迫切需要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这不仅是民族院校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也是提高贯彻群众路线自觉性和科学性的需要。当前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客观现实还存在一定的脱节，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创新性成果，整体上还是对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嫁接、套用或者简单移植，对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指导不强。二是由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工作者、学工队伍等，知识结构、学科背景相对单一，独立开展研究在时间、精力方面难以保证，导致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明显不够。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任务，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相关学科知识相互支撑、融合的不够好。三是理论研究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长期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理论权威和领导权威合二为一，阻断了研究者创新突破的路径，加上理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实现其理论创新和突破就更加困难。”坚持并贯彻群众路线，就要深入分析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理论研究的水平。一是理论研究要体现整体化、互补性。整合全国特别是民族地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力量，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网络与平台，实现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共享。依托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研究会或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二是理论研究要体现广泛性。改变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单打一”局面，鼓励团队或个人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等方式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既注重对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体问题的考察，又要加强对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功能、理念等宏观问题的研究，提升研究的层次和水平。三是理论研究要体现实践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学生实际问题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把理论研究的基点始终放在大学生普遍关系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四是逐步实现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独立性。当前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凸显出高度综合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等特征，长远看，建立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理论自足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新命题、新挑战的需要。①
五、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障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
坚持并贯彻群众路线，不能只靠提倡，根本上还需要制度机制的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前，为保障群众路线在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贯彻落实，需着力加强以下制度机制建设：
（一）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员参与制度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局面及党政工团工作人员，各部门各自为战、合力不强的状况，努力构建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共同协作、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育人格局。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建设。科学设置各类课程，理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坚持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为主旋律，重点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民族地方史教育以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配备骨干教师、安排足够课时并加强课程考核。其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完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等制度，增强辅导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要在各部门、全体教师和服务人员中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政策、制度，将育人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和奖惩考核体制中，实现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独特育人功能，坚持“学术无，课堂有纪律”，并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参与、指导学生等形式，鼓励和引导专业教师参与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要以组织培训、挂职锻炼、工作实习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骨干教师深入民族地区，增进民族感情、加深民族认识。
（二）建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考核评价体制一是科学设定考核内容。要把业绩考评、素质考评、思想考评、学生考评纳入考评指标体系中。特别要增加教师对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的掌握与运用情况、参与学生指导等育人环节的考评比重。二是明确考核标准。从宏观上要将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成才进步，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是否有利于和谐校园建设等作为考核标准。在微观上要建立群体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以学生评价为主的原则，把学生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作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根本标准。三是完善考核手段和方法。开展面向包括教育层、管理层、受教育层、用人单位、所在社区、生源所在地在内的对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多维度地考察体系。综合运用网络调查、问卷调查、实证调查、抽样调查、质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等在内的手段，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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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思维模式；理性主义
一、“简单性”抑或“复杂性”——人类思维模式的变与不变
复杂性哲学和复杂性研究的提出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蹊径，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复杂性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我们所“熟知、熟悉”的人类世界。这一研究思路和方式更为适宜于被以研究人类复杂教育现象为对象的教育学所采纳。
17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牛顿“三大力学定律”为核心的描述自然界现象的静态物理世界观的诞生，极大地增进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经典的科学理性主义的认识观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去认识和捕捉藏匿于大量现象和事件堆砌之下的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并信奉复杂的是纷繁的现象，简单的是事物的本质，本质和规律是不变的，只要一经掌握就可以普遍指导人们对现象世界的认识。理性主义科学观的问世，使得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论上始终贯穿着一种简单性的思维模式和原则，用实证主义哲学家马赫的“思维经济性”原则来概括就是：“科学家们应该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概念和最基本假设来解释现象多样的自然世界。”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自然界是最简单的。”爱因斯坦也认为，真实的自然界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界：“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更是简单性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如无需要，毋需增加实质”。简单性原则和方法确有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功效，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理性所能触及到的现象的深度。但是，这种普遍性、还原性、线性和可逆性的思维模式由于其认识范围上的有限性与认识事物的相对静止性，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片面性的烙印。因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影响事物发展因素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常常不能把影响事物发展的初始条件因素群、过程因素群、结果因素群等化约为某一种统一的因素，概括为一个共同的本质，更不能为了确定一个主导的因素而忽视或者低估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基于对简单性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认识，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明确提出了“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关键词（概念）来概括，不能归结为一条规律，也不能化归为一个简单的思想。莫兰认为，世界的存在既不可能是纯粹有序的，也不可能是纯粹无序的，因为在一个只有无序性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将化为乌有而不可能存在，而在一个只有有序性的世界里万物将一成不变，不会有新的东西发生。所以，世界的基本性质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交混，而这正构成了事物“复杂性”的基础。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了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其他形式的能量都可以完全地相互转换，而采取热能形式的能量却不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这显然与经典的“能量守恒理论”有所不同，说明世界上有序的具体事物的存在最终都要归结为能量、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意味着世界的深层潜存着自发的无序化倾向。莫兰和克劳修斯的研究结果使得过去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决定论”的理论系统和思维模式受到了挑战。在现代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发现，无论是宇宙的起源、生命的律动、社会的发展以及微观世界的奥秘机理都存在着简单性思维模式所无法企及和解决的复杂现象。彭家勒指出：“基本现象的简单性再次隐藏在可观察的总现象的复杂性下面，但是这种简单性本身只是表面的，它隐藏着极其复杂的机制。”
复杂性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提出，使线性的因果认识论以及普适性、还原性的认识思路与研究视角正在经历着改变和消解。诚如普里戈金所言：“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
二、复杂性理论为教育学研究打开了一种新视域
与自然现象相比较，作为在人类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人文社会现象则更不是简单性思维原则与思维方式所能够认识和解决的。由于受自然科学简单性、普适性、还原性、定量化和实证化观念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最初也是按照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孔德在创建社会学和实证哲学的过程中直接将实证的原则和方法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之中，认为普适性、还原性和确定性是判定人文社会科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主要标准。近现代以来，“科学性”、“实证性”已俨然成为各门社会学科能否独立的图腾标志，这不仅表现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名称的确立都要冠以“科学”二字，而且在其研究方法以及结论的运用上也都要凸显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以至于人们认为似乎只有自然科学“化”了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才能有资格在“科学”之苑中取得一席之地，否则其“科学性”、“规范性”和“真伪性”必将受到质疑。然而，人以及人类社会构成和运行的复杂性，人文社会科学对象领域里的有序性和无序性，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特征，都决定了这种简单性、线性的思维模式在其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非普适性，尤其是人类社会中价值因素的融入、利益关系的交锋、情感意志的裹挟等，都为其带来了浅层现象世界和深层理念世界的复杂发展与变化。换言之，由于人文社会现象具有非线性、不可逆性、偶发性以及有序性与无序性相结合、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混沌性特征，因而对其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就绝不可能单一地运用理性主义的“简单性”思维模式来解决。
叶澜教授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再生系统，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事实上，在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影响目的选择、过程实施、结果实现的多因素、多样态和非线性、不可逆的基本特征，这一切都使得“复杂性”成为教育系统中的本然存在特性和基本存在样态。循此出发，对复杂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就绝不能单一地运用简单性、单向性和线性的思维模式，而应充分借鉴和应用复杂性研究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思路。
教育学学科从诞生之初就在不断地寻求着对教育世界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最归于本真的认识，以期实现对教育实践的有效指导和干预——尽管这种努力直到今天依然是前路迢迢。在教育科学刚刚脱离哲学母体开始演变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之际。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为代表的示范性学科的发展成就，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并深远地影响了教育学的发展进程。教育学者们为了寻求教育学的科学立场和学术规范，为了能够争取到在科学圣坛上的“入场券”和“话语权”，也企图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方法来规范和构建本学科的研究思路与理论体系，这使得科学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潮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极度的强化和膨胀。人们期望能够寻求出化繁为简、简单明了的教育本质和规律。然而，他们发现，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应用并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对教育世界本真认识的目的，并且也未能给教育科学带来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学术地位。迄今为止，教育学依然被其他学科视为没有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个性”，其现状正如华勒斯坦所言：“教育学是将其他的学科共冶一炉，教育学科的现实是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的一门学科。”奥康纳则认为，所谓的“当代教育理论”仅仅是一种“尊称”。
教育学是否为一门“真”学科？这种疑惑使得在20世纪末许多教育学者在论争的过程中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可以终结了。面对这种境遇，人们不得不反思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毋庸置疑，反思首先指向了对研究方法论的拷问：我们是否受理性主义追求唯一性、因果性、确定性、简单性思维模式的影响过深，是否是理性主义简单性、线性化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趋向把教育学的发展引入了误区、带进了沼泽。
经历了这种反思与批判，从复杂性视域出发来观照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构建便自然地成为了一种值得探索的新路径。依据复杂性理论，“复杂性”既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为无机系统（物质、材料）、有机系统（生物、生命）和社会系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文化、意识等）的混合系统更具有复杂性的机理和特质，而置于其中的教育系统更是从要素、结构、过程、功能、目的、方法等方方面面显示出了复杂性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教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教育作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性，决定了复杂性理论和复杂性研究的适用性与合理性。
三、用复杂性理论拓展教育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
把复杂性理论引入到教育学研究之中，无论是在整体的认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用复杂性理论来革新教育学的研究范式
首先，从复杂性理论出发，要改变以往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追本溯源式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倾向，不要强为复杂多变的教育世界寻找一个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或答案，或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实践证明，那种寻找“阿基米德基点”的思维模式是一个误区，那种以概念作为体系的原点，然后由其阐发或演绎出体系化教育学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教育生活和教育世界是一个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简单与复杂相互交融的世界，是各种影响因素持续不断解体与重组、和谐与噪声反复交织的复杂过程。这具体表现为，围绕在学生周围的家庭、社会、学校等诸多因素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均产生着极为广泛、深远、多变的影响，并呈现出和谐与不和谐、一致与不一致的复杂交混。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同一个原因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绝不能因循非此即彼、寻求唯一因果关系、追求唯一本质的思维模式，而应以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整合的、非线性的观念来认识和研究教育现象。埃德加·莫兰说：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它只是处理问题的可能性”。因此，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创设一种多元共生的空间地带，尤其是应该提倡和强化运用各种个性化的理论及描述性的观点来解释和理解纷繁多变的教育现象世界，力求通过多视角的理论表现和多样性的阐释来对人们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生活产生积极的启迪与范导作用。
其次，要重视对个案教育问题的研究。复杂性理论认为，教育活动尤其是教学过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作为一种自组织，其间必然存在着有序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有助于建构和形成教育系统的秩序化特征，并在客观上易于使人们形成较为明确的教育意图、步骤和策略，但同时，它又往往会阻止新质教育事物的发生，并把人们的教育活动局限在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机械运作之中。作为自组织，教育教学活动过程又必然存在着无序性的因素，这种因素往往又会破坏教育系统的秩序化特征，并在客观上易于混淆人们的教育视线，干扰人们从事教育行动的计划性与目的性，但同时，它又容易促使和引发新质教育事物的产生，并会为人类的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罕见的机遇。从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固有的特性出发，我们在研究教育现象时，一方面，要按照线性的观点来观察其中的有序性，从中寻找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按照非线性的观点来观察其中的无序性和偶然性，从中寻找个别化的经验与体会。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尤其需要重视对具有无序性特征的教育偶发事件或个案的研究，因为这种无序性的“噪声”或偶发事件也确切地承载着教育本真的奥秘与意蕴。
再次，要把教育学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对价值和意义的关怀上。从存在论的角度讲，此在与共在对于自身价值追求和意义赋予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思维的深度，决定着人类对于教育学的认识和研究能够走多远。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并主张从存在论的高度来追寻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把在切近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共同存在的方式从现象上收入眼帘并从存在论上加以适当的解释”。教育学的根本任务当然也在于此。这种对人的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关怀正构成了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的存在之基。从复杂性理论出发，教育学的研究亟待改变见物不见人，只问本质、规律而不问意义、价值的研究取向，而应该更加重视对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指向与关怀。
（二）用复杂性理论改造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从复杂性理论出发，教育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不仅要重视实证的、实验的和准确分析的方法，还要重视“模糊分析”、“价值差异”、“个案研究”等方法的运用；不仅要善于用冰冷的理智之刀去解剖教育现象，还需要用满腔的热忱去体会和感悟教育生活。从目前的实际出发，教育学研究急需强化以下几种研究方法的应用。
1.重视质的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方法，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就是在教育活动的自然情境之下，由研究者对教育现象、教育活动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进行主体间性的诠释和理解，并进行教育现象意义上的建构。其所实施的情景一定是在完全自然的情境之下，研究人员应主动融入和参与到被研究者的活动中去，在活动中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情感的交流与共鸣，最终达到视域融合、相互理解并共同进行意义的建构。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单向式的、自上而下式的、少有研究对象参与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有所不同的。通过质的研究对教育现象所进行的诠释式、解释性的理解，其目的并不是要刻意寻找教育的客观规律，建立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严密理论体系，而是在于依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去进一步地反思教育实践，加深对教育实践的认识和理解，并从中获得一种反思性知识。由于质的研究关注的是教育现象的特殊表现及对现象的深入理解，因而其研究结果一般不具备定量意义上的“可重复性”与“普适性”。
2.重视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就是实际工作者充当研究者，选择实际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教育实践作出反思和改进。英国学者艾略特认为，“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是从改善社会情景中的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对行动研究的定义是：“由社会情景的参与者为了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背景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行动研究非常适宜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教育行动研究中，被研究者（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学生）不再是研究的客体，而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研究和行动的双重活动，被研究者将研究中所获得的心得和发现直接用于改造自己的社会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自身改变社会现实的行为能力。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和增强被研究者的信心与力量，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只是一个触媒的作用，帮助被研究者确认和定义所研究的问题，并对问题的分析、解决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供被研究者参考。
3.重视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所叙事实的细致观察来分析和掌握叙事者及其他局内人士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从中发现经验性的东西。教育叙事研究通常以教育生活中的某个人物或事件为对象，按照一定的叙事规范和结构，进行深度的事实描述和广义的意义阐释。叙事研究恢复了教育理论研究中业已失落的对人类经验特别是教师经验的价值重视，其中凸显的并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本质和规律，而是种种个体性经验的意义与价值。通过叙事既可以使人们向生活世界回归，重塑个人教育经验的理论价值，又能够使人们在反思活动中加深对教育的意蕴和意义的理解。叙事研究构成了一种“以意义阐释为核心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开辟了一条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新途径，使得教育学研究由探寻外部规则转向了对教育世界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追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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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
线上教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3
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英译曾被认为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进展最为滞后的方面”（施光亨，2003），但其作用不容忽视。生词英译能帮助英语背景或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词汇的词义，它直接影响到汉语学习者词汇学习的效果。因此，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英译质量至关重要（徐品香，2010）。为了方便汉语学习者，不管是线下教材还是线上课程材料，对汉语词汇普遍都标注有英文译释，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词义。我们发现，线上课程材料的生词英译存在不少问题，忽略了线上课程材料的实时性、多样性以及情景虚拟性等特点，因而会对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造成误导。目前，学者们已对线下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英译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线上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研究较为鲜见。本文选取Chinesepod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语义不等值问题，并探讨在生词英译中更好地实现语义等值原则的方法，以提高线上课程材料中生词的英译质量。
二、相关研究概述
（一）语义等值研究概况
张亚非（1987）提出，在语句翻译时要做到“语义等值”。语义等值的具体内容是将两种不同语言的表层形式和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相联系，而这一深层结构所代表的正是这两种表层结构所共有的语义内容。虽然张亚非研究的是句子层面的翻译，与词汇层面的翻译有所区别，但其提出的语义等值原则对线上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也具有指导作用。
对于线下对外汉语教材中生词英译的探索，学者们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多数只是分析具体教材中的生词英译问题，提出指导生词英译的策略。许多学者尝试从对等角度（鲁洁，2009；唐智为，2014）、偏误角度（鲁健骥，1987；周国光、徐品香，2009）和词汇教学角度（徐品香，2010）等来分析线下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英译问题。鲁洁（2009）提出可以从对等（等值）翻译的角度出发，对生词英译的不足进行重新分类，并探讨翻译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其并没有对对外汉语教材生词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遵循语义对等原则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是提到词汇的对等（等值）只有最近似的，而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唐智为（2014）认为，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译中的语义对等（等值）并不是简单的词汇对等。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汉英语言中许多词是一词多义，两种语言的词汇完全对等是很不常见的。因此，他提出生词要做到语义对等，不能只看生词的字面意义，还要把生词放进上下文中分析其具体意义，灵活地处理词汇间的对等。
我们未发现关于线上对外汉语课程材料中生词英译的研究。对此我们作出分析：第一，线上对外汉语网站形式多样，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网站建设以及国内外汉语学习网站对比上，对线上对外汉语课程材料不够重视。第二，线上对外汉语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问题与线下教材中的相似，因此，线下教材研究中的部分生词英译原则和策略同样适用于线上对外汉语课程材料。但我们不能忽略线上教学的一些特点，即教材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环境虚拟化等（祝智庭，2001）。这些特点使线上对外汉语课程材料不再局限于像传统线下教材那样的文字材料。在很多对外汉语网站中，线上课程材料还包含音频和视频材料（以下简称音视频材料）。我们认为这为线上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遵循语义等值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线上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要充分利用音视频材料的优势，以求更好地达到生词英译的语义等值。
（二）Chinesepod研究概况
ChinesePod（chinesepod.com）是一家采用网播为主要教学媒体，辅以博客、社区、维基等产品，从事在线汉语教学的网站（沈孝亲，2009）。根据Chinepod官网提供的数据，目前其注册用户数量超过100万人，课程总数已超过3500个，并且每天都在更新。ChinesePod课程特色是一中一外两位主播搭配（只有高级课程是两位中国主持人），这样的搭配模式为跨文化对比提供了契机。两位主持人常就某一个具体的语言点或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对比、讨论和分析，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文化对比视角，并将汉语背后的中国文化、理念、价值观传达给学习者（沈孝亲，2009）。其课程内容主要采用阶梯型递进模式，分为入门级、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媒体课程，主题时效性极强，内容多样。此外，网站中还设置讨论、对话、词汇、扩展、语法和练习区域，以配合课程教学。
Chinesepod的课程材料除了类似于线下教材的文档材料外，还包括音视频材料。线上课程材料以音视频材料为主，文档材料包括音视频材料中的原文对话，以及从原文对话中提取出来的生词和扩展生词。课程结束后，学习者可以在其网站上下载四份课程材料：节目音视频、对话音频、词汇复习音频以及文档材料。因此，选择这一发展较为成熟的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网站来研究更具有代表性，研究材料更全面，对线上课程材料中的生词英译也具有指导作用。但研究中我们发现，Chinesepod的课程材料仍沿用线下教材中的生词英译方法，没有突出线上课程材料的特点。在生词英译中实践语义等值原则只是一味地在课程提供的原文对话语境条件下寻找与生词概念义相等的英文释义，而忽略了生词的附属义，并且没有发挥音视频材料对其生词英译的辅助作用。
三、Chinesepod课程材料中语义等值方面的生词英译问题
词汇的意义是极其丰富且复杂的，英国语言学家Leech把词义分为“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七种类型（Geoffrey Leech，1974）。黄伯荣和廖序东认为，词义可分为概念义和色彩义。概念义是词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色彩义附着在词的概念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也可称为附属义（黄伯荣、廖序东，2011）。综合上述学者所述，我们将词义分为概念义和附属义（除概念义外词汇意义的其他成分）两部分。下面分析Chinesepod的?n程材料特点造成的生词概念义和附属义的英译问题。
（一）课程材料中生词概念义的英译问题
在Chinesepod中，线上课程每周的更新进度保证了其课程与材料的实时性。部分课程主题涉及国内最新实事以及社会热点话题，因此，这类主题的课程材料中出现的生词往往带有中国特色或是时下最新最热的一些词汇，其含义涉及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文化。要让英语背景的学习者通过生词英译对这些生词的实际理解与在原文对话的语境下以及音视频材料的模拟语言交际情境下要求学习者所达到的理解相当，英译不仅要准确、简明地传达生词的意义，必要时还需要作出一定的解释说明，避免学习者在理解过程中出现偏误。
1.新词热词的英译不准确
张元（2007）指出，新词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余义勇（2010）也指出，热词是通过旧词翻新、词义引申或是利用某些修辞手段创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不能从其字面去处理，也就注定了不能直译。但Chinesepod课程材料中部分新词热词的英译只专注了其字面上的含义而忽略了其深层语义，这样的英译显然不够准确。
（1）宅男 shut-in（male）（来源：中高级课程材料A Gamer's Collectibles）
“宅男”一般指长期足不出户的人，课程材料中将其译为“shut-in（male）”，但“shut-in”指的是因病（或残疾）外出困难的人或卧病在家的人，与“宅男”的意思不符。吴光华主编的《汉英大词典（第3版）》（2010）收录了“宅男”，并将其译为“Otaku”。因此，建议将“宅男”译为“Otaku，indoorsman”。
2.中国特色的生词译释不完整
课程材料中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的生词对于英语背景的学习者来说是陌生的，因此过于简单的英文释义不利于学习者的理解掌握。要达到语义的等值，对生词需要加上一定的解释说明。
（2）委员 committee member，leader（来源：中高级课程材料A Formal Apology）
“委员”来自于原文“不愧是学习委员”。根据对话内容，这里的“委员”指“班委”中的一份子，这对于英语背景的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没有的。课程材料简单将其释义成“committee member，leader”不够准确，将这个词在对话语境下所包含的含义扩大了。在整体语境下，译为“member of class committee”更为准确。
（二）课程材料中生词附属义的英译问题
1.英文译释忽略生词的语体色彩
Chinesepod课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内容新颖，主题多样，涵盖生活、工作、学习、政治、文化、经济、旅游等各方面。主题的不同也会影响到课程材料中带有不同语体色彩的生词的分布。部分主题的课程材料中，带有口语色彩的生词多于书面语色彩的生词，如学习、生活等主题；在其他一些主题的课程材料中，则是书面语色彩的生词多于口语色彩的生词，如政治、经济等主题。此外，Chinesepod的课程内容主要采用阶梯型递进模式，分为入门级、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媒体课程。入门级、初级以及部分中级课程将多数课程主题设置于日常生活情景中，涉及内容偏生活口语化，因此课程材料中带有口语色彩的生词占多数；随着课程难度加大，课程材料中口语色彩的生词随之不断减少。口语色彩的词用在书面语体中并不合适，同样书面语色彩的词也不适合用在口语语体中。但课程材料在生词英译过程中，却常常忽略了生词的语体色彩，导致生词的英译与生词的语体色彩不对等。这可能会导致学习者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词误用的现象。
（3）要不然 otherwise；perhaps，how about（来源：中高级课程材料Employment Permit Issues）
“要不然”在汉语中常用作口语表达，而释义中的“otherwise”多用于书面语，口语中常用“or”来替代。而其余的两个释义常用于口语表达。课程材料在编辑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生词的语体色彩。
2.英文译释忽略生词的感情色彩
在Chinesepod课程中，生词的英译不仅是在原文对话的具体语境中，也是在音视频材料的模拟语言交际情境下，因此其课程材料还具有情景虚拟性的特点。原文对话语境提供了生词的具体搭配、感情色彩等语用方面的信息，音视频材料则通过两位主持人将原文对话绘声绘色呈现出来的方式留给学习者对部分生词感情色彩的一个初印象，并在解释过程中根据课程难度以及学习者程度给出了适当的词汇搭配和具体适用情况。这都为学习者理解生词的感情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课程材料只是简单地通过英译将生词的意义传达出来，却忽略了生词所包含的褒扬、喜爱、肯定、尊敬或者拒斥、厌恶、否定、鄙视等感情，会导致学习者在生词使用过程中出现偏误。
（4）谦虚 humble（来源：初级课程材料Your Turn at KTV）
“谦虚”在汉语中是褒义词，义为“虚心，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或价值”，英语释义“humble”虽也有“谦逊的、虚心的”这一层意思，但其表示的态度却不够真挚或认真，汉英两个词所含的感情略有不同，可能会使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一些误会。建议译为“modest”。
总体来说，Chinesepod的课程材料仍沿用线下教材中的生词英译方法，没有突出线上课程材料的实时性、多样性以及情景虚拟性等特点。在生词英译中实践语义等值原则只是一味地在课程提供的原文对话语境条件下寻找与生词概念义相等的英文释义，而忽略了生词的附属义，这会对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语义等值原则对线上课程材料中生词英译的启示
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译中的语义等值并不是简单的词汇对等。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汉英中许多词是一词多义，两种语言的词汇完全对等是很不常见的。因此，词汇要做到语义等值，不能只看词汇的字面意义，还要把词汇放进上下文中分析其具体意义，灵活地处理词汇间的对等（唐智为，2014）。同样，线上课程材料中生词英译实现语义等值的前提是译文要准确反映出生词的概念义，同时也要反映出生词在特定语境下的附属义。为了更好地达到词汇间的语义对等，线上课程材料要结合其自身的优势与特点，以补充单纯的词汇翻译所不能达到的完全对等效果。
（一）合理利用音频、视频和文档材料所提供的语境条件
在线上课程材料中，音视频材料已完成了大部分文档材料中所罗列生词的解释翻译，并在其中根据课程难度以及学习者的学习程度给出了适当的词汇搭配和具体适用情况。此外，文档材料中还提供了原文对话及其对应的译文。因此，音视频材料为学习者营造了一个逼真的语言交际情境，同时文档材料中的原文对话为学习者提供了语境以补充释义不足，并提供生词的搭配信息和用法帮助学习者理解释义。因此，线上教材生词材料有着明确、丰富的语境条件。语境条件下的学习可以提供与第二语言词汇相关的多种联系，从长远效果来看，语境条件有利于深入地理解词汇，因而有助于记忆效果的保持及词汇的灵活运用（孙燕青，2000）。我们应该合理利用这一优势以求更好地达到生词英译的语义等值。
刘佩斯（2013）认为热词的英译应结合具体的语境，我们认为新词以及中国特色词的英译亦然。此外，新词、热词和中国特色词的译释如果简单地采用“直译”法，可能导致学习者理解困难，使生词的翻译不为学习者理解接受。而对于学习者来说，掌握这些词最重要的是理解其内涵意义，因此在?Z境条件下还需要一定的解释说明，为学习者的理解提供便利。
（二）利用听觉和视觉的多渠道输入
李黎等人（2009）在对词汇学习效果影响机制的功能磁共振研究中，通过实验发现，视觉输入和听觉输入均能引起听觉中心和视觉中心的强烈激活，并且视觉输入和听觉输入的处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视觉刺激会导致听觉中心刺激，反之亦然。线上课程材料中的音频材料通过听觉输入刺激学习者的听觉中心，视频材料通过视觉输入刺激学习者的视觉中心，多渠道输入使得信息更有可能进入长时记忆。线上课程材料采用多渠道输入的方式，帮助学习者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以达到词汇语义上的等值。
音频材料的听觉输入刺激和视频材料的视觉输入刺激为学习者理解生词的语体和感情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生词的英译若忽略生词的语体和感情色彩，只会造成音视频材料与生词英译在生词语体和感情色彩这一信息上的前后矛盾，让学习者感到困惑，也会让之前音视频材料为学习者打下的良好基础功亏一篑。因此，在线上课程材料的生词英译过程中，译释要与生词的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一致。
五、结语
线上教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4
【关键词】群众路线 决策 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坚持，关键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群众核心立场彰显了群众路线唯物史观的历史底蕴。群众核心立场的坚持，其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党员领导干部提升人格力量，率先垂范。在这一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既有理想情怀、精神层面的素养要求，又有科学执政、技术层面的能力要求。
在研究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问题上，一方面，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这本身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党员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创造历史动力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群众观点也应该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主动选择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取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对认识层面的不断改造，现代管理学理论其背后的哲学之基越发明晰，即越来越将价值基点放在个人身上而非组织上，这与系统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上形成了高度契合。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然意味着在管理层面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共参与。这种“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共参与”，需要在技术层面强调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
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与践行群众路线的关系：聚焦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是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坚持，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理念层面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确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技术层面群众路线机制的实现。如何构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其研究思路之一，是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而什么又是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的关键。认为，所谓领导关键在于做决策、用干部。如果将如何用干部也视作一种决策，那么领导的关键就应该清晰并直接的指向决策能力上来。的上述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经典，可以得到现代管理学理论的支持。决策是管理者特有的任务，“安东尼结构”（Anthony Structure）把经营管理分成三个层次：战略规划层、战术计划层和运行管理层。根据该理论，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应该聚焦于战略或战术层面的决策事务，是否具备科学决策能力是评价一位管理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基于管理学理论，决策能力提升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路径。
高校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高度捆绑，并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下得以 强化。如何处理好上述两项工作的科学关系，关乎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基于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视角，从党建工作来看，治理供给的有效性来源于群众路线落实的工作机制，从行政工作来看，治理供给的有效性来源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另一个视角看，上述两项工作基于“主体一致性”，可以通过党员领导干部主体作用的发挥，在具体工作层面找着符合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共同要求”的“接触点”。从“触点理论”出发，就可以通过研究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的机制（机制A）来构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机制B），借助管理学理论构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效机制。
以决策能力提升促进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独特机制
决策是管理者识别并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机会的过程①。如何提升决策能力，并通过决策能力提升实现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价值功能，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决策的合法性来源与把握群众路线观点的准确性。在决策过程中，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正确的决策。如何找出决策的边界条件，也就是找出解决问题时必须满足的界限，这指向“决策合法性的来源”，这是决策过程中最难的一个环节。一项不符合边界条件的决策肯定是无效的，在决策过程中，“价值判断”和“边界条件”是逻辑上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考虑必要的妥协、适应及让步事项”，也就是说应该先有“正确的”，然后才有“正确的折中”②。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决策者的政绩观，直接反映决策者对政绩总体的看法和认知，反映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与判断。善的决策必然着眼于宏观，强调统筹兼顾、平衡各方利益。敷衍了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胡乱作为等管理乱象，其实质都是没有树立群众路线的立场。同时，如果决策者过分关注决策能否被接受，过分强调“调和”，甚至突破了决策的规范和边界条件，那么这种错误的“折中”将使决策失去合法性。
强调“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就必然要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坚持群众立场，越是宏观性的决策越是要强调站稳群众路线的立场；反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决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把握住了群众观点的准确性，进而也就实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考决策合法性的时候必然将之引导到坚持群众路线的立场上来的机制关联。
此外，要特别重视“前决策”的两个阶段：议程设定和政策提议构思，解决“什么问题才是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在于，决策者过分强调“找出答案”，而忽视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即便能够提出问题，也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没有经过充分调研的碎片化结论，体现为对群众实际生活的隔离与漠然。而对于什么才是急群众之所想的问题，其根本方法还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强调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角度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
目前高校所普遍存在的错位发展，其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高校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价值排序中发生偏差，高校也开始了艰难的自我纠偏历程。面对工作职能不断拓展与工作资源稀缺有限的矛盾，面对人才培养成效难以准确及时客观评估的困难，如何对高校的工作进行价值排序，这其实也是高校主政者政绩观的体现。同样，上述的“价值排序”可以在群众立场的坚持和践行中找到答案，在基于学生群体这个特定群众的立场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的反思中得到答案。需进一步说明的是，高校决策者尤其要增强风险意识，善于用系统、辩证的眼光分析看待问题，不应该以效率为唯一导向，在决策时必须兼顾考虑政治性问题。
决策的可行性来源与把握群众路线观点的广泛性。在决策过程中，要重视调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群众意愿。调查研究工作，历来为我党所重视并强调。调查研究其精神实质是要求深入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手段。决策方案要兼顾执行措施，让决策变成可以被贯彻的行动。这是决策过程中最费时的一步。这也是“决策”与“意愿”的区别。这指向“决策可行性的来源”。若要化决策为行动，首先必须明确无误地回答下面几个问题：谁应该了解这项决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谁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应如何进行，才能使执行的人有所遵循？③执行效果差的决策，在现实中沦为一种被各方普遍漠视的“宣告式管理”。背后所体现出的“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决策立场的虚弱”均源于对于群众路线的背离。
如果将决策的过程视作是一个系统的话，整个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信息收集系统，作为决策系统的子系统。高校作为知识密集场所，在为社会保存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同时，其决策的失效却往往又归因于“知识”，更准确地说是源于理性主义的“知识―权力”结构，源自对技术权威的无条件信任以及对精英（理性人的代表）知识和道德优势的依赖。④一旦上述技术权威通过组织授权的形式与行政化的力量进行捆绑，那必然会产生一种野蛮生长的“任性之力”，在实现某些治理功能的同时，蕴含巨大的自我否定的逻辑，产生一种“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状态⑤。这种状态在结果层面又会引发对“民主管理”的进一步伤害。
进一步讲，行政化的力量是一种趋向“简单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通过一个“过滤器”将复杂性过滤到可管理的程度。经由“过滤”出来的事实有五个特征：是决策者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是成文的文件事实，是静态的事实，是集合的事实，是用平均值来表现的标准化的事实。反过来说，这种“过滤”的过程也排除了与上述五个特征相左的事实。这种“过滤”与“排除”本质上是一种“对决策信息分类上的垄断”⑥，进而导致决策的可行性来源缺失。实际上，好的决策对精英或专家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的依赖不像想象那样大。决策者应该尊重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注重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汲取力量。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能实现从“专家本位”到“群众本位”的转变，也就把握住了群众观点的广泛性，进而也就实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考决策可行性的时候必然将之引导到坚持群众路线的立场上来的机制关联。
如何避免过度运用行政化的力量推进决策的有效解决思路，可以尝试通过设立“党代表常任制”的方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代表在任期内的经常性作用，尽可能地使“立法权”与“行政权”相剥离，保证党委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通过“民主管理”激发群众路线观点的内在效能。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依法决策。高校生活和大学生生活有其自身生动性，而这种生动性的体现，来自于在群众路线指引下的“充权于民”，进而“取智于民”。高校民主管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大学章程》的确立、高校主政者的诚意、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决策规则、理性克制的讨论、及时的回应机制与工群团组织的作用发挥。
教育领域政策敏感性强，利益相关者维权意识强，大学管理透明度高，这些特点都决定了高校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慎之又慎。高校的政策制定应该如何保证连贯性？高校的政策制定应该如何考虑溯及力的问题？对于有些政策的修订会不会导致今后管理工作的“自我失衡”？大学的政策背后是否能够传递大学应有的精神和价值导向？这些都是高校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事实上，民主管理的参与机制不仅是群众路线得以确立的重要配套机制，这种民主管理还有利于提升群众的效能感，启蒙、保持群众对社会治理、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实现“群众”向“公民”的转变。
善的决策应该是可以对外输出大学价值观的决策。高校最高决策机构应该尽量避免在决策过程中组织的整体利益被部门利益“俘获”。高校的职能性部门组织化程度高，在资源、技术、信息等方面均具有强大实力，如前文所述，专业性力量与行政性力量高度捆绑后，会使得重要决策过程中，由某个职能部门主导决策过程和结果，这样的决策可能会因“俘获理论”⑦而与大学本应坚持的固有价值相背离。高校强调民主管理可以最大可能避免因“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放弃价值原则。
通过“政策学习”巩固群众路线观点的稳定发展。决策看似是一个直线展开的过程，实质应该是一个“回环”。每一个阶段上所碰到的障碍，都可以引发对前面阶段的反思，构成一种不断的往复循环。直线展开的进程模型引导我们更看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而回环解释更强调“政策学习”⑧。这种基于批判视角而引发的对于决策重新思考的学习过程，其实质是一种“反思”，重新思考管理层、专家与管理对象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甚至以一种“哥白尼式倒转”重新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⑨。对于这三者关系的重新安排仍然可以从群众路线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学习”的过程，本身就包含方法论上的争论与批判，进而引发意识形态的归宿必然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于对人主体价值的重视，在于群众路线观点的确立。
在这一“政策学习”过程中，党内应该建立系统的基层领导干部轮训制度，克服现有教育模式呈现碎片化以及对于价值观传导显性忽视的弊端。同时党内应该向企业管理学习，重视内部讲师队伍建设，让领导者成长为教导者。建立了内部讲师制度，其实就是建立了知识管理体系⑩，可以最大化地避免组织核心价值观的稀释，如果运用得当，可以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更好地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这个维度，轮训制度和内部讲师制度虽然是作为配套制度在回答如何提升决策能力完善群众路线的机制层面而提出，同时，其核心的价值还在于通过这样的培训安排，可以增强政党的组织结构，“通过结构化的决策程序去强化党内工作的结构化”，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由此引发的“去中心化”时代，这样的政治功能显得尤为有价值。
结论：研究思路及其意义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首要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立场。强调群众观点的立场，也就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众参与，这彰显了群众观点对于复杂社会条件下管理改进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众参与”如何被激活，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这需要在机制层面作出系统安排。
笔者认为，群众路线立场的坚持，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关键在科学决策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意义，通过对“决策”过程的还原，不难发现，“群众路线”可以起到“脊柱的作用”牵引起整个决策过程；而管理学视角下决策科学，在依附于“脊柱”生长的同时反过来成为有助于维持“脊柱”稳定性的力量。文章聚焦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作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性安排，希望通过研究现代管理学理论下的决策科学化机制，去推进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研究，由此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通过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注释】
①此处引用Lewis Goodman and Fand对于决策的定义。
②③[美]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第131页。
④[英]克里斯・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40页。
⑤[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54页。
⑥⑧⑨郭魏青：《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6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288页，第295页，第291页。
⑦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43页。
线上教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5
Abstract: Regarding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chool pattern, the raise way had decided the student even more stressed in “the technology” and “the technique”, this will possibly cause the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student life values losing, but raised the university student good outlook on life, the world outlook and the values is th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ortant task. Therefor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union patter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e show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humanities concern, the promotio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student's overall life view has the positive sense.
关键词：大学生生命观 研究现状 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
Key word: University student life view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theory value practice significance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当代大学生生命观调查研究――针对广东理工科高职院校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广峰（1980―），男，汉族，讲师，广东梅县人，从事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党建及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等研究。
对于理工科高职院校来说，学校的办学模式、培养方式决定了学生更加重视“技术”、“技艺”的习得，在这一层面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可能会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迷失，而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研究更加重视技术传授的理工科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的生命观，对于构建工学结合模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提升理工科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整体生命观，有着积极意义。
一、关于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现状
针对新时期大学生的生命观现状特征，如何培养大学生健康而又积极的生命观，全面贯彻“以人为本”教学管理理念，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生命观的学术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生命价值内涵的阐述。如白昕、张耀斌在《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确立社会理想价值观的传统框架》中，以生存价值、生活价值、生命价值或者原价值、外价值、内价值为基本内容构建社会理想价值观体系。张文远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中认为，生命价值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对自身和社会的积极效用，它由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构成，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辨证统一。
第二、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如李若衡、杨静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投射测验与内容分析》中认为，生命价值观是个体对生命及其意义的总体观点和个体体验，是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的具体体现。郭静林在《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现状与道德教育》中认为，生命价值观是从生命的特性出发，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生物性生命价值观、精神性生命价值观和社会性生命价值观。
第三、对影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因素予以归结。如林德发在《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指出，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西方价值思潮以及青年期的个性心理特征是影响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的四个主要因素。
第四、对实施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如孙建华、王晓虹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调查及对策研究》中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自杀有正确的认识，能较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并积极追求生命的价值。大学生们也意识到自身和周围环境存在着不少不和谐的因素，对生命价值观教育有着热烈的渴望。同时，从构建生命化的课堂、加强审美教育、开展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整合五个方面进行了对策研究。
二、关于高校生命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
第一，高度关注大学生自杀现象，并以此证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占九成的研究都是以大学生自杀现象为关注焦点。针对大学生触目惊心的自杀现象，普遍感到“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几乎一致认为，我国高校还没有将生命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整个教育计划中，对大学生缺乏系统、有效的生命教育。
第二，大学生命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极富开放性。学者赖雪芬在《在大学生中开展生命教育的途径》专门研究了在大学生中开展生命教育的途径，认为有以下几种：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在具体课程和实践活动中渗透生命教育，在体验和实践式德育下开展生命教育；调动教师的生命关怀和生命智慧；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工作的作用；积极开展生命教育研究。另有学者提出开展各种专题教育活动；建立积极有效的预警干预机制；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营造社会教育的大环境等等。
第三，提出高等教育哲学的核心基础――生命论应该被重视并确立起来。这是为数不多的对大学生命教育所做的奠基性研究成果。张楚廷教授在著作《高等教育哲学》和文章《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中明确指出生命论哲学观应该成为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旨,需要树立起高等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
以上对高校大学生生命观以及生命教育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它们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为集中研究少，分散研究多，创新研究少，重复研究多。需要继续发掘之处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新时期大学生所具有的生命观特征方面和一般本科学生的研究较多，缺乏对高职大学生生命观的调查研究和总结提炼，缺乏旨在构建合理高职院校生命观教育的平台与合理模式。
第二，对大学生的生命观的理论研究多体现在研究上过多研究了生命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古今中外的理论渊源，很少将目光拓展到实践层面，特别是缺少对工学结合模式下的高职学生生命观状况的实证调查。
第三，在高校生命教育途径和原则研究方面，主要是放在大德育的背景之下，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学生日常管理方面研究较少。因此，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脱节。
三、当代大学生生命观现状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近些年来，对大学生的生命观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高等学校德育工作者的关注，这是现代教育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向。大学生的生命观教育是引导大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的教育活动。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健康的价值在于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与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怀生命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在当前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背景下，该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理论意义：
第一，研究生命观是当今时代回归教育本质的基本要求。
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和人格的事业，是直面人的生命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而发展。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高等职业学校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理工科高职院校教育更加偏重科技知识技术的教授，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压抑了学生的生命意识。生命教育则以人的生命内部和谐和与环境的整体和谐为目标，教育高职大学生更加理性地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善待生命、尊重生命，使教育本质得到回归。
第二，充实和发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
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由经验性向科学性的转变，并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高职大学生生命观，是历史和时展赋予高等学校教育的新任务，既要紧跟时展的历史潮流，又要充分结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探索新规律，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成果，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
第三，探索和总结理工科高职院校生命观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新方法。
研究高职大学生生命观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想、新理论。这样，才能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真正引领大学生站在时代前列，激发其投身科学前沿，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培养新时期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当代大学生生命观现状研究的实践价值
第一，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实现高职院校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见》、《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等重要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机遇，高职院校的生命观教育作为服务社会的一项充满生命关怀的伟大事业，使高职大学生拥有更和谐的身心，更健全的人格，以及更加成熟的心志，成为建设和谐校园的软动力。
第二，有利于维护学生心理健康，健全学生人格、创造人生价值。
心理健康是大学生生命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成才的基础。但是，由于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各种心灵困惑和现实压力，缺乏生活目标和方向，导致心理疾病、自残、自杀和其他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理工科高职大学生由于其比较过硬的专业技能深受用人行业的好评，但是由于其理论背景和个人觉悟等方面和一般的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虽然更加重视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他们在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的同时，忽略了对“为何而生”的思考，这就造成了他们生命发展意义的虚无感，高职学校生命观教育正是从生命的本源与心灵深处来维护这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可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掌握心灵保养的技巧，快乐生活，并希翼通过行之有效的生命教育，使学生明确人生意义，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精神支撑。
第三，有助于理工科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学生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线上教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学教育问题的研究主体主要是教研员、小学一线教师以及制定教育政策的政府职能部门,“学院派”的理论研究者似乎并不热衷于研究小学教育问题。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家基础教育的重点是“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小学教育还没有真正被列为优先发展的目标,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大学研究者的视野;另一方面,传统观点并不把“小学教师”视为一门“专业”,加之小学教育所涉及的知识浅显,大学研究者作为专业人员羞于“俯下身”来研究小学教育问题。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研究内容涉及“小学教育”的文章,1978年到2000年共有17688条,2000年至今有48849条,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小学教育研究在21世纪初得到了迅猛发展。小学教育研究的兴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对理论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对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小学教育研究只起的根本原因。
新世纪之初,在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人类生存发展面临困境的时代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进。这次改革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2]课程改革实践带动了一大批大学研究者研究小学教育问题,分析总结我国历次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国际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课程设计,引进先进的教育评价体系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需要成为小学教育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2.小学教师教育纳入大学教育的推动
国际教师专业化的运动推动了我国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小学教师由“非专业”“准专业”向“专业化”进军的过程中,带动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师教育、小学教育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又助推了小学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共有5612563名,其中研究生学历为2339名,本科学历为685301名,专科学历为3066164名。[3]本科学历毕业教师人数占当年全部专任小学教师总数的12.2%,专科学历占54.6%。而仅在十年前,即1997年,在全国5793561名专任小学教师中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的人数为23487人,占当年全部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0.41%,而作为小学专任教师主体的中专毕业和高中毕业的教师总数占当年全部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83%。[4]
分析统计数据可知,我国小学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从以中专和高中学历为主体向以专科和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小学教师本科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研究生学历的小学教师业已走上历史舞台。小学教师队伍的层次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世纪之交的十年注定是我国小学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小学教育事业经历了“”前的快速发展、其间的畸形发展、其后的恢复发展,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掀起的小学教师专业化浪潮。但是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小学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体现在小学教师的学历结构的层次上。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将小学教师教育升至四年制本科。为了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发达国家逐步将师范学院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或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或者在综合性大学成立教育学院、教育系,把小学教师纳入综合性大学统一培养,学术水平和专业地位得到整体性提高。众所周知,我国中、小学教师长期以来分别由高师与中师分级培养。90年代末,南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吉林等地陆续成立了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系)或在教育学院下设置小学教育专业,开始尝试把小学教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众多大学理论研究者开始自觉关注小学教育,研究小学教育问题。
3.小学教育研究领域自身的特点
据教育部统计,2007年我国共有各类小学校320061所[5],小学生105640027人[6]。小学教育处于教育的基础阶段,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教师群体,服务于最广大的儿童。研究领域广阔,服务群体数量大,是小学教育研究的两个最大特点。儿童研究、教师培养、学科教学等一系列研究领域需要探索和开创。众多研究者意识到小学教育是一个有价值的、崭新的、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处女地”。
小学教育与教育体系内其他教育阶段相区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基础性、全民性、义务性和公益性等方面。而最重要的特性是基础性。[7]
基于以上的原因,小学教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经过十年的发展,小学教育专业建设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小学教育学科建设已经提上了议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的理论研究者研究小学教育问题必将对推动小学教育事业发展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那么,大学的理论研究者接下来应该如何深化小学教育研究呢?
二、小学教育研究的取向
大学教师或理论研究者(包括研究小学教育的研究生)研究小学教育问题,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也有缺乏小学教育实践经验的不足。切入小学教育研究可以选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从微观到宏观(或者称为从局部到整体),其二是从宏观到微观(或者称为从整体到局部)。但是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小学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有所思考。
“理论即实践”[8],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理论不能与实践脱离,越是贴近实践、深入实践,理论才能越深刻,越有意义。小学教育研究的理论者大都缺乏小学教育的实践体验,缺乏对小学教育实践的感性认识。理论研究者要服务于小学教育实践,引领小学教育实践的发展,必须首先贴近小学教育实践。
传统小学教育研究很少有学院派的理论研究者的参与,但是以教研员和一线小学教师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探索总结出了很多精深的理念和有效的教学方法,霍懋征、李吉林、邱学华等著名教育家就是一线教师成功进行教育改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小学教育在很少有理论研究者参与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小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过硬受到全世界教育界的瞩目。可以说,我国小学教学研究是一个强项。但不可否认,这种成绩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充分发挥了教师的聪明才智,而对小学儿童的学习主体地位尊重不够,对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连同教育评价机制的缺陷,造成了很多学生的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转变,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社会环境的改变也直接影响着新生一代的小学儿童,可以说,他们成长的环境与以往时代相比,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更加充满诱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转型时代,我们怀有什么样的教育理想非常重要,另外,研究新时期儿童,诸如他们的兴趣、爱好、动机,他们的需要、理想以至他们的家庭、社区,亦尤为重要。从目前现状来看,以小学儿童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教育研究还不多见。小学教育的目标从根本上说还是服务于小学儿童健康成长,因此小学教育的理论研究者应该紧紧抓住这条主线,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实践取向,儿童为本,可以说是今后小学教育研究的主要思路。
三、小学教育的若干前沿问题
目前,社会对小学教育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小学教育研究者要具备一种“前沿意识”或“超前意识”,关注和研究小学教育前沿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对“前沿”有两种解释:一是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沿;二是比喻科学研究中最新的或领先的领域。[9]在英语中,“frontier issues”“forefront issues”都有前沿问题的含义。frontier和forefront作为名词,是“最前部的,边界”的意思。“边界”的地方往往是敏感、紧张而活跃的区域,有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前沿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紧急”“热”“难于解决”的特点。另外,frontier一词还有“未开垦之地”的意思,表明某些前沿问题具有一种潜在的社会价值,但并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因而这类问题带有某种“超前性”或“前瞻性”。
因此,教育的前沿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那些正在热烈讨论中的、关乎时下的、刻不容缓要解决的教育问题;二是指那些还没有被广泛发现的潜在价值极大的问题。教育研究者,特别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必须首先明确选择前沿问题的重要意义及其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是否是“前沿问题”关乎此项课题的意义和价值。分辨和确定前沿问题,要结合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宏观背景来考虑,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纬度来分析其价值和意义。
教育的发展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很多教育问题并不是仅仅在教育内部就能解决的,它往往牵涉国家发展的布局和重心、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作为一名小学教育的研究者,有责任把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刻的本质问题揭示出来,引领祖国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下几点问题值得小学研究者研究。
1.关于小学教育的目的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往往“把教育目的作为指令性的教育工作方针”,致使很多人以为教育目的“不过是一句或几句口号式的成文的表述”,“只是一次性的预想”。[10]有学者对我国国家基础教育的目的进行价值分析后指出,我国的国家基础教育目的长期存在“精英主义”“功利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国家基础教育总的来说是要将青少年儿童培养成政治上稳健、经济技术上有能力、文化上能够给有较强的传统民族认同的精英人才,至少是要为他们未来成为这种精英人才打下坚实基础”。[11]
著名教育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教育缺乏理想,并分析中国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走了一条与社会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道路,并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生活教育和公民教育。受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传统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为明天做准备”“赢在起跑线上”“学而优则仕”等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我国小学教育普遍存在着浅近的功利性的价值目标,缺少长远的关乎生命的价值追求。“教育目的既存在于未来的理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12]小学教育的理论研究者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的要求,还要考虑文化变迁、儿童身心发展的多样性等多方面来思考与确定小学教育的目的或理想。这种教育理想的确立需要建立在科学分析、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小学教育研究者应该最先思考的课题之一。
2.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以及中心城市小升初择校问题是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的问题。按照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是谋求发展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之始,愈来愈受到各方的关注。小学教育的理论研究者理应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去。
3.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
小学教师问题也是当前小学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小学教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十年有余,一些发达城市的小学教师队伍已经开始了研究生化的序幕。但是,不能忘记我国是个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现有的小学教师队伍还以专科层次为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小学教师的整体还不能称之为一个“专业”群体。因此,我国的小学教师专业化不仅要解决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在职教师的专业化问题。两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小学教师的职业地位一直不高。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1997年根据我国职业结构中常见的100种职业在北京市进行调查,其结果是:大学教授名列第2位,职业声望的分值是86.37;大学普通教师名列第14位,分值为74.94;中小学教师名列第29位,分值为68.31。[13]小学教师的较低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了优秀生源报考小学教育专业,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还停留在口号上,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讲,师范大学是要把并不是很优秀的人才培养成优秀的教师,这必须改变培养模式。[14]如何提高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效果是一项亟须改革和实践的问题。
另外,教师专业化的浪潮虽然席卷了整个世界,并且经历了工会主义、专业主义走向了“专业发展”的阶段,但是如何促进广大在职小学教师发展一直是个难题。事实上,到底为什么要发展,或者说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如何调动一线教师主动发展,这才是解决小学教师专业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已有的研究总是给一线教师勾画出一些美好的愿景,并提出一些很少起到作用的建议,真正的“实践―反思型教师”还是凤毛麟角。因此,如何促进小学教师实现专业化是当前教育理论界的一个前沿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小学教育研究的兴起。大学理论研究者进入到小学教育这块沃土,并不意味着一线小学教师就要退出研究的舞台,或者感到相形见绌,失去了自信。事实上,小学教育研究不只是理论研究者的任务,教育理论与实践什么时候都不能分离,小学教师具有大学理论研究者不可比拟的优势。一线教师要充分借鉴大学理论研究者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与专家学者交流切磋的机会,结合教育实践的实际情况,挖掘并建立符合自身的教育特色。
一线教师要改变对教育实践的认识,以高涨的热情投身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教师在学校日常教育实践中可以分为“适应生存”“体验生活”“享受生命”三种状态。适应生存的教师本质“在于将教育作为工作或谋生的手段,旨在追求教育之外的美好生活,即把作为手段的教育与作为目的的生活割裂开来”;体验生活的教师认为“教育活动不是追求另外的美好生活的工具,而就是自己当前的日常生活,教育不是谋求生存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之所在”;享受生命的教师“从人的生命实践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认识课堂教学、班级生活和学校管理变革”,“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状态、经验进入其中,投身于自己的生命实践过程中”。[15]
小学教师作为小学教育实践的主体,具有理论研究者不可比拟的优势:每天都在经历着鲜活的教育实践,感受着学生生命的律动。小学教师,要不断学习,重新认识现代小学儿童的发展特征与教育重新认识小学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特殊的教育功能,把教育研究视为对生命价值的体验,争做“反思的实践者”,诗意地栖居于教育的土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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