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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1
[关键词]依恋；依恋理论；依恋类型；依恋评估方法
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对儿童身心发展尤其是社会性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依恋的研究一直受到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流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依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一、依恋概念的提出和依恋发展的阶段
1．依恋概念的界定
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贝(J．Bowlby)于1969年最早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一概念。①所谓依恋指的是抚养者与孩子之间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联结。在这里抚养者主要是指母亲。杨丽珠提出，依恋是指婴幼儿对其主要抚养者特别亲近而不愿意离去的情感，是存在于婴幼儿与其抚养者(主要是母亲)之间的一种强烈持久的情感联系。②近年来，张文新又提出，依恋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对某一特定个体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系。③可见，依恋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看护者；依恋的客体或对象一般是能形成对主体的情感呼应并与之建立强烈情感联结的特定个体，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群体。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特指婴儿与成人(父母或其他看护者)所形成的情感联结。
2．依恋发展的阶段
儿童依恋心理的发展同其他心理现象的发展一样，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许多研究者依据对儿童依恋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依恋发展的阶段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谢弗和爱默逊(Schaffer & Emorson)提出的阶段模型及鲍尔贝的依恋阶段论。
谢弗和爱默逊从儿童依恋对象的选择性，即依恋行为的指向性发展的角度，将儿童早期依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非社会性阶段(O～6周)。该阶段儿童只能发出哭、笑等无定向的信号。(2)无分化的依恋阶段(6周～7个月)。该阶段儿童会对任何入发出信号并从中得到安慰与关注。(3)具体依恋阶段(7～11个月)。该阶段儿童的依恋集中指向特定的个体，依恋行为的组织也更具有选择性。④
鲍尔贝根据儿童行为的组织性、变通性与目的性发展的情况，把儿童依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依恋期(0～3个月)。这期间婴儿对人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他喜欢所有人，最喜欢注视人的睑。(2)依恋关系建立期(3～7个月)。这期间婴儿对母亲和他所熟悉的人的反应与对陌生人的反应有了区别。婴儿在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微笑、啼哭和咿咿呀呀。对陌生人的反应明显减少但依然有反应。(3)依恋关系明确期(7个月～2岁)。这一时期儿童对特定个体的依恋真正确立，出现了分离焦虑与对陌生人的谨慎或恐惧，出现了对人的持久的依恋情感，并能与人进行有目的的人际交往。(4)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2岁以后)。这时，婴儿开始考虑母亲的愿望、需要和情感，认识到母亲的离开是暂时的，并不是抛弃他，母亲是爱他的，并与之建立起双边的人际关系。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婴儿在1岁左右都能与抚养者形成某种依恋关系。
二、依恋形成发展的理论
对依恋的实质及依恋作用的心理机制，发展心理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依恋理论，主要有精神分析的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的依恋理论、习性学的依恋理论、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
1．精神分析的依恋理论
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依恋起源于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婴儿的喂养，喂养时母亲与婴儿相处的方式决定着婴儿的依恋性质，健全的依恋来自母亲给予的温暖、宽容和充满感情的照料。依恋就其实质而言，是儿童对能满足其生理需要，为其提供快乐与舒适的抚养者的一种情感联结。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较早期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强调入的社会存在性，认为婴儿与身边重要他人的关系决定着依恋的质量，如果缺乏这种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儿童将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社会化。但他们都强调儿童的生理因素在依恋建立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都认为父母对儿童生理需要的满足是依恋的起源和基础。
2．社会学习理论的依恋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虽接受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某些观念，也把喂养看作依恋确立的决定因素，但是它摈弃了本能力量在儿童早期亲子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注重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突出亲子双方社会经验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学习论者看来，依恋实质上是指母亲满足儿童基本需要而获得的二级强化行为。也就是说，母亲反复与婴儿的生理需要满足相联系，减少了婴儿的基本内驱力，于是母亲的在场、微笑、声音获得了二级强化的性质，母亲就成了婴儿的依恋对象。
3．习性学的依恋理论
鲍尔贝是一位深受习性学影响的精神病学家，他在习性学的基础上整合了精神分析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精神病学理论，创立了自己的依恋学说。他系统地论述了依恋产生的生物基础、依恋的阶段性发展及其内部机制，还对依恋的主要特征作了分析。他指出依恋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生物根源。鲍尔贝在解释母婴依恋形成的机制时假设：人类进化过程中使婴儿产生了一种先天的倾向，即婴儿具有在无力照顾自己时发出信号(哭、笑、依附等)以吸引成人接近，从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倾向，同时成人也具有对这些信号作出适当反应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依恋。在习性论者看来，依恋是一套生物学上的本能反应，它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其作用在于保护幼小，为他们提供一种心理安全感。习性学依恋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内部工作模型”来解释依恋的内在作用机制。鲍尔贝指出，儿童在与他人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型”，其实质是儿童对自我、重要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稳定认知。此外，习性学依恋理论还看到了依恋作用的双向性，改变了传统上只重视婴儿对成人的依恋而忽视成人对婴儿的依恋的倾向。
4．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
认知学派的依恋理论并不重视需要满足的作用，而是强调一些认知能力(如观察力、辨别力、记忆力等)对依恋发展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要想形成依恋，儿童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必须学会区分环境中不同的人，若缺乏这种能力，儿童既不会形成对特定对象的依恋，也不会产生怯生心理；二是必须具备认知永久客体的能力。认知心理学家卡根(P・Kagan)采用“图式”的概念来解释依恋的形成机制。⑤卡根设想，婴儿在交往中会逐渐形成一些人和物体的图式。当与图式相似的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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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婴儿会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当与原先图式不同的刺激物出现时，婴儿会产生兴奋、好奇或害怕的情绪。婴儿在6～9个月时已经形成对抚养者的专门图式，因此产生了特定的依恋。
三、依恋的类型
关于依恋类型的确定，美国心理学家艾恩斯沃斯(Ainsworth)⑥的工作最具有经典意义。他创设“陌生情景”，通过观察和分析婴儿在陌生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将婴儿的依恋分为三种类型：(1)安全型依恋(ecure attachment)。这类儿童在母亲在场时能安逸地游戏和探索，母亲离开时情绪出现困扰，但母亲回来后很快又恢复平静。他们对陌生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能顺利地与陌生人交往。(2)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这类儿童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离开时也并不表现出分离焦虑，实际上这类儿童并未形成对人的真正依恋。(3)抵抗型依恋(resistant attachment)。这类儿童似乎离不开母亲，母亲离开时极度痛苦，但母亲返回后又表现出矛盾心理，既想寻求与母亲接触，又在母亲亲近时生气地拒绝和反抗。后经研究表明，回避型依恋的儿童易成长为具有性和攻击的个体，抵抗型依恋的儿童容易表现出退缩。
1990年，有的学者提出依恋的第四种类型，即混乱的依恋或不安全一解体型依恋(djsorgamzedattachment)。这类儿童在陌生情景中表现出杂乱无章和缺乏组织的行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对抚养者表现出恐惧、过分任性。这类儿童容易发展成为精神障碍患者(Main & Solman)。
在日常生活中，儿童与主要抚养者在亲密的联系中尽量形成安全型依恋，有利于其人格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要避免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以免使儿童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和精神障碍。
四、依恋的评估方法
我们怎样知道依恋已经形成?如何考察依恋的不同类型?
1．“陌生情景”法
美国心理学家艾恩斯沃斯及同事1969年首创了“陌生情景”法。他们利用儿童对分离的反应以及儿童在中等压力之下接近依恋目标的程度和由于依恋目标而保持安静的程度，设计了七个情节(见表1)。
通过观察婴儿在陌生情景中的反应和行为表现，艾恩斯沃斯将母婴依恋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抵抗型。
2．儿童依恋行为的分类卡片
我国学者通过修订沃斯特一迪因(Waters &Dearies,1985)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Q―Set，并进行信度检验，制作了适合中国儿童依恋安全性指标的分类卡片。Q―Set分类卡片共有90个条目，有些项目描述的行为是安全依恋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表2中的前3条)，有些项目描述的行为在安全依恋中很少出现(表2中的后2条)，另外一些项目描述的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通过吴放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Q―Set分类卡片适合中国儿童依恋类型的检测。Q―Set分类卡片使用方便，一般了解儿童行为的成人只需经过简单的训练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到目前为止，Q―Set分类卡片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价儿童与母亲的依恋行为，并开始被用来评价儿童与保教人员之间的依恋关系。
五、依恋研究的新进展及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依恋研究向纵深推进，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从认知、人格、神经生理等方面深入考察了依恋的心理机制；二是对依恋类型的分布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三是依恋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依恋类型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依恋在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儿童成长环境中的高危因素；二是关注不安全依恋与儿童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依恋对儿童心理和精神发展的影响，对儿童家庭教养和儿童精神治疗都有一定的实践作用。
综观前人对依恋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研究范围狭窄；对依恋机制探讨不足；研究方法缺乏生态效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研究范围，探讨依恋的作用机制，指导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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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丽珠．幼儿社会性发展与教育，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劳拉・E・贝克．儿童发展．吴颖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Kagan J．，Snidman N．Temperamental Factors inHuman 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46：856~862，1991
[6]Ainsworth M．D．S．,WittingBA,Attachment and theExploratory Behavior Of One year Olds in a StrangeSituation，In Foss B M，Determinant Of lnfant Behavior，Vol4：13~116，Londen：Methuen，1969
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2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积极心理学；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R473.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350（2016）02—0342—03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症明显、治疗难度大、复发率及致残率均极高的精神病，不仅可对患者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最终将导致其社会功能低下[1]。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伴有自卑绝望等负面情绪，也是导致其基本不愈及复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如何疏导及缓解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成为目前精神分裂症可否治愈的关键所在。护理人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得当与否是决定治疗预后的重要环节，目前有学者提出应当在日常护理中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疏导及干预，在缓解患者不良情绪的同时应积极诱导患者的正面积极心理状态产生[2-3]。积极心理学是旨在激发患者自信、满足等积极情绪，提升患者生活幸福感的一门理论学科，本文主要分析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本院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74例纳入研究，所有患者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家属在了解研究过程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接受的护理干预措施不同，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37)及对照组(n=37)。对照组患者接受临床常规护理干预，其中男性17例，女性20例，年龄16~59岁，平均(34.28±7.51)岁；观察组患者接受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其中男性16例，女性21例，年龄18~60岁，平均(35.09±8.43)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1.2.1对照组该组患者接受精神病患者常规护理，即：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日常健康教育，为患者提供娱乐活动包括打牌下棋、读书、看电视等，护理人员对患者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不涉及积极心理干预。1.2.2观察组该组接受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干预，与患者进行亲切交谈，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针对患者及家属关心的问题进行详细耐心讲解，并给予针对性指导意见。对患者的无助感进行劝解、鼓励、安慰，帮助患者及家属建立疾病康复的信心[4]。组织患者参加相关讲座，鼓励其进行自我心理状态表述及团体活动的参与；为患者提供其感兴趣的报章杂志进行阅读，聆听安静优雅的愉悦，引发患者对新知识的探知及好奇心理，使其心态平静；鼓励患者将自己的情绪记录下来，通过观看励志人物的相关视频录像，使患者树立起积极生活及重新投入社会的信心及希望[5]。
1.3临床价值评价方法
1.3.1积极心理评分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采用幸福进取者问卷(HEIQ)评价积极心理品质，HEIQ问卷包括6个维度：幸福感、人际关系、目标管理、克服困难、自我肯定、学习成长，得分越高、幸福进取程度越高。1.3.2精神病症状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对两组患者接受不同干预前后的精神病症状进行评价，具体包括焦虑抑郁、活力缺乏、思维障碍、敌视猜疑四方面，分值越高，病情越严重。1.3.3社会功能及自尊水平评分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对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干前后的社会功能情况进行评价，分值越低，患者社会功能越好；采用自尊量表(SES)对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干预前后的社会功能情况进行评价，总分10~40分，总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积极心理评分
观察组患者接受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后，幸福感、自我肯定、目标管理、克服困难、人际关系、学习成长等积极心理评分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精神病症状
观察组患者接受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后，焦虑抑郁、活力缺乏、思维障碍、敌视猜疑等精神病症状评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见表2。2.3社会功能及自尊水平评分两组患者的基础社会功能、子准水平评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干预后社会功能评分较对照组低、自尊水平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
3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高致残慢性疾病，据相关统计研究显示其致残率达75%以上，终生患病率约0.65%，若不及时加以积极干预，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健康及正常生活能力[6]。住院治疗是目前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是患者长时间处于医院密闭环境中、交流环境少，有可能会精神状态恶化、病情加重[7]。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中，心理治疗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当最大程度的恢复患者的良好心理状态。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伴有自卑绝望等负面情绪，自身幸福感及生活质量均低下，成为阻碍患者康复的最主要因素[8]。良好的心态及正面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度，在以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干预中，往往重点关注患者的定时定量药物服用情况，对患者精神异常程度的评估、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了解及干预则较少涉及[9]。最新的研究显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是与其接触最多的人群，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诱导及干预将成为影响治疗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10]。最新的精神疾病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应当对患者的不良心境进行积极干预，向患者灌输积极的心理状态，因此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护理干预措施逐渐受到临床重视。积极心理学的中心思想为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形成积极的品质，促进人们生活适应能力的提升[11]。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护理干预措施中，注重对患者的信任及希望关注、使患者感受被关注并增强内心幸福感，其内涵是增强患者的力量、增加患者的愉悦及快乐等美好体验，而非仅仅是减轻患者抑郁、焦虑、低自我效能等消极心理[12]。在本次研究中，将积极心理学理论与护理干预相结合并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重点观察患者在精神状态、疾病评分及社会功等方面发生的改变。在积极心理评分方面，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的幸福感、自我肯定、目标管理、克服困难、人际关系、学习成长等积极心理评分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提示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措施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与烦恼，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还赋予了患者自信、满足、乐观等积极心理，对于远期的疾病康复及减少复发等均有积极作用[13]。精神病症状评分是临床判断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患最主要的评价指标，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必然伴随着整体精神病症状的改善，故精神病症状评分不仅可以反映患者病情的轻重，也可以侧面反映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变[14]。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焦虑抑郁、活力缺乏、思维障碍、敌视猜疑等精神病症状评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提示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伴有自卑心理及社会功能降低；测定患者的社会功能及自尊评分也是评价治疗有效性的指标之一，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社会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自尊水平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提示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整体社会功能水平[15]。综上所述，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助于相关临床症状的缓解，在优化患者心态以及强化患者社会功能等方面均有极大优势，是一种理想的现代化护理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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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3
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人从研究目的出发，仅从范围和类型上加以规定，而且各学科如司法精神病学、行为医学等对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目前没有一个定义能被研究者一致接受。由于定义的不统一，使得各研究间缺乏可比性而妨碍了攻击和暴力行为的进一步研究。目前在理论上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定义是Baron（1977）提出的：攻击是任何形式的有目的的伤害另一生物体而为该生物体所不愿接受的行为；攻击的极端形式称暴力行为。杨权教授（2001）也明确提到：攻击和暴力不是精神病学概念，而是社会学概念，暴力代表攻击的最严重的一端；攻击和暴力也不是精神症状，因为很多攻击和暴力事件都是由正常人所为；即使由精神病患者所为的攻击或暴力也可能是在精神症状的影响下发生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十分常见，弗洛伊德看到攻击和暴力行为的普遍性，曾认为攻击和暴力行为是人类的本能。攻击和暴力行为虽较常见，但人们似乎特别注意精神病患者的攻击和暴力事件，也确有证据表明精神病患者更可能发生暴力或攻击行为，精神病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目的不同于正常人，正常人施行攻击和暴力行为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精神病患者则可能是受幻觉、妄想或其它思维障碍等病态的影响，或者是为了防卫，或者根本没有目的，只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冲动行为。精神病患者所谓的攻击行为都是躯体攻击，因此实际上也就是暴力行为。现就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因素的研究结合以前的有关文献做如下综述。
1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精神疾病及精神症状研究
一般来说，不同诊断的精神障碍患者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严重性、针对性和发生年龄也各不相同。在精神病学领域有关文献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发生率最高，约占患者总人数的10%左右［1，2］。Menachem等（1986）总结了13个有关精神障碍诊断类型与攻击行为发生率的研究，也发现以精神分裂症攻击和暴力行为发生率最高；其次是人格障碍和脑器质性综合征。酒和药物滥用的患者在住院环境下较少发生攻击和暴力行为，常在院外发生攻击和暴力行为。重型情感障碍尤其躁狂发作时，攻击和暴力行为罕见，Craig的解释是躁狂患者保留了部分冲动控制力。Schipkowenski也发现在躁狂患者的攻击行为中，暴力程度越严重，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总之，精神病人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常难以精确统计，不仅是由于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较非精神病人更难统计，而且还由于他们有精神病得到了社会的谅解而没有被识别和记录。
目前一致认同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与精神病性症状密切相关，尤其是幻觉与妄想。Jardiffk（1980）的研究就明确提出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与幻觉、妄想、情感不适切以及怪异行为有关。国内谢斌［3］（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发现命令性幻听、被害妄想与攻击行为显著相关；甘景梨等［4］（1996）在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对照研究中得出类似的结论。崔宇、陈彦方等［5］（1997）在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伤人行为的对照分析中用"住院病人危险行为简易量表"评定1030例病人住院第1周的伤人行为。对伤人行为组104例与无伤人行为组926例研究得出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因素是：幻觉、妄想、猜疑、敌意情绪、发泄、激惹、工作人员态度不当等。另外Palmstieena（1989）用BPRS对38例急性强制性入院的精神病人进行测定，发现除敌对猜疑、焦虑外，夸大因子分较低也与攻击行为有关。近年来也有些研究者用BPRS的敌对猜疑、思维障碍、激活性、焦虑、抑郁等因子研究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因素，提出尤其是敌对猜疑与攻击行为更甚。其他一些同类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各异，但基本上都支持上述结论。但Yesavage等认为上述因子的综合作用较敌对猜疑因子对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更有预测价值。综上研究唯一的不足是研究对象均基于对住院精神病人的观察研究，因为医院的环境以及医护等因素均对攻击行为的发生形成重要的影响［6］，故其他环境中精神病人相关精神症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个性特征研究
Shoham（1989）等基于对罪犯的个性研究，应用Cattell个性问卷测定了60例暴力犯罪者，以寻找特定的犯罪人格；并与非暴力犯罪者相对照，发现攻击个体及暴力犯罪者有以下个性特征：多疑，固执，缺乏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情绪不稳定，喜寻求刺激，缺乏自信与自尊，应付现实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差。Eysenck（1985）总结文献后发现：几乎所有研究提示反社会人格与青少年犯罪者在EPQ中P分显著升高，国内马丽霞［7］等通过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多数研究也提示反社会人格者E分和N分升高，表明这些人易冲动，自控力差，焦虑紧张，不关心他人，缺乏同情心和内疚感，不害怕惩罚等。但Perez（1983）考虑到监狱环境对N分的影响，认为N分升高主要是监狱环境造成，但采用自评方式评定犯罪行为，N分与犯罪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变得明显，并认为E和（或）P分升高的个体具有冲动、冒险和寻求刺激的特征，从而导致反社会行为。综上提示有寻求强烈刺激素质的个体更易违背社会常规，从而出现攻击和暴力行为，甚至犯罪。
Mungas（1984）的MMPI研究发现：被测者F、Pd、Ma量表分显著升高，对攻击和暴力行为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并认为：Pd分增高提示个体冲动，好攻击，也反映攻击行为史；F分表明对主观痛苦的感受性增强，Ma分表明警觉度高，对外应激敏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降低了个体对冲动的控制能力，而成为攻击和暴力行为者的人格基础。国内谢斌对住院精神分裂症的危险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具有攻击行为的个体F、K、L、Pd、Ma分高于对照组，尤其是F、Pd较为突出。王小平等［8］（1995）通过对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MMPI对照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组F、D、Pd、Sc、Si、MAS明显高于非攻击组。这都与Mungas的结论类似。总之，寻求强烈刺激及对冲动的控制能力较弱的个体易出现攻击暴力行为，当然尚需考虑环境因素等的相互影响。
3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神经生化研究
神经生化与攻击暴力行为关系密切，如乙酰胆碱、GABA、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等。灵长类动物的群体是研究5HT与社会支配和攻击行为的一个主要对象。群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公猴显示全血或血小板中的5HT水平升高，脑脊液（CSF）中5羟吲哚醋酸（5HIAA）较高，导致他们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社会支配地位。相反，CSF中5HIAA水平低与青壮年公猴的攻击行为、采取冒险行为有关。较有意义的是发现人类攻击行为神经生化与灵长类动物群体类似，CSF中5HIAA水平低也与攻击行为有关。Brown（1979，1982）曾两次研究均发现攻击行为与5HIAA水平呈负相关，并于1990年综述了80年代的同类研究亦支持上述结论。Virkkunen等（1994）对43例暴力犯罪、15例非暴力犯罪和21例健康自愿者进行研究，发现CSF中5HIAA水平在冲动犯罪组较对照组低，提示中枢5HT系统功能低下可能是攻击和暴力行为者的生物学基础。另外国内亦有研究［9］提示血清胆固醇浓度偏低可能因影响脑内5HT浓度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但该结论因为研究条件及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尚需进一步证实。对人类有关神经生化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测定外周的儿茶酚胺。众多报道［10］提示锂盐的抗攻击作用可能因为它含血清素物质，也可能因为儿茶酚胺的作用。Woodman（1977）通过对司法精神病学的慢性精神病罪犯及反社会人格障碍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均明显升高。Liberg等（1978）通过对应激状态下反社会人格障碍个体的研究，得出去甲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比率升高损害了个体对预期惩罚的恐惧反应而易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
4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遗传学及内分泌研究
六十年代末期通过XYY即超雄综合征的发现，有些研究者以为找到了攻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XYY染色体异常的男性极为罕见，即使XYY个体也没有特定的暴力倾向，尽管如此尚不能否定攻击行为存在遗传素质。如在精神病人群当中，国内周思［11］（2000）曾对有凶杀行为的72例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研究发现具有长Y染色体的频率为19.44%，提示在精神疾病当中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长Y倾向，其出现长Y染色体的频率远高于正常人群，但长Y染色体与凶杀行为是否有关联还需进一步探讨；袁祯国［12］（1998）对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Y染色体研究后得出长Y的出现频率为16.7%，与周宪庭［13］及沈婉英［14］研究的正常汉族男性长Y出现的频率17.5%、13.81%相当。综上所述表明攻击和暴力行为有一定的遗传基础，有研究者认为其作用较局限，也无特异性。但在精神疾病人群当中攻击和暴力行为遗传学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普遍认为雄性激素尤其是酮与攻击行为的形成与表达有密切关系。诸多文献亦有相关报道，如Svensson（1980）研究报道早年有暴力犯罪史的男性酮水平升高、男性攻击行为多于女性、阉割性犯罪男性可减少重新犯罪等均提示酮水平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Mattii Virkkunen（1994）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个体中CSF酮水平高于正常，也提示雄性激素对攻击行为的产生起一定作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也可能与攻击行为有关。而Sheilagh等认为内分泌系统主要是对低等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影响作用较强，对灵长类尤其是人类则变得越来越弱。Olwens（1986）综合性的提出了复杂径路模式，即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攻击和暴力行为，由此可见不仅激素水平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人际关系、环境和情境因素在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发生与表达中亦有重要影响。
5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脑损害、脑电生理改变研究
脑损害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较复杂，且损伤后的行为改变也是多方面的。有关研究证明大脑某些区域被破坏或部分破坏或被肿瘤、其他疾病损伤侵害可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如Mark等（1970）用微电极植于癫痫病人的杏仁核导致了暴力行为。Shanlk等（1981）的研究表明在有反复暴力犯罪的人群中脑外伤史多于对照组。另外多动症也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轻微损害所致，Hechtman等（1984）的随访研究提示成年人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儿童时的多动症有关。其他一些有关研究的结果也提示脑损害与攻击暴力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
攻击和暴力行为个体脑电活动研究曾集中在脑电图的异常率和类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关在监狱或精神病院的罪犯。大多研究提示攻击行为个体脑电图异常率高于正常组，且以慢波改变为主。Silverman（1943，1944）的研究发现，精神病人犯罪者脑电图异常率为75%，异常类型也以慢波为主。目前多数研究支持上述结论。Winkler和Kove（1962）发现凶杀犯的脑电图异常率为24%。Sayed等（1969）报道，精神病人杀人犯的脑电图异常率为60%，而对照组是16%。Hill（1952）研究了80例住院的精神病犯罪者，以及上述Sayed等的研究均提示攻击个体脑电图异常类型以慢波为主，国内沈祥安［15］（1994）通过对67例有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地形图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慢波（θ波、δ波）均显著多于无暴力行为者。Willams(1969)发现习惯性攻击行为组脑电图异常率为65%，非攻击对照组脑电图异常率为12%，异常集中在两个半球前颞叶。Killey（1979）的研究也提示脑电图异常50%定位于颞叶，主要是右侧。但总的来说攻击行为者脑电图异常率高于正常人群，但脑电图异常是攻击行为的原因或直接后果还是受到其他因素如脑弥漫性损伤、药物治疗等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利用脑诱发电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现有反复冲动性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除有一般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电生理异常外，还存在特殊的或者更严重的脑诱发电位（BEP）异常。谢斌［16］（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发现攻击组比对照组更多的存在BEP的异常，且程度也较严重，于2001年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与体感诱发电位的论著中进一步分析BEP中体感诱发电位（SEP）异常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冲动性暴力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有暴力攻击组在Cz脑区的SEPP2波幅较对照组明显增高，C3、Cz、C4脑区的P2潜伏期则较对照组明显缩短，C3脑区（左侧）的SEP潜伏期缩短与言语攻击、对财物的攻击、尤其是与对他人的体力攻击明显相关，而Cz脑区和C3脑区的SEP波幅增高则可能主要与程度较轻的言语、财物攻击等相关，故可推出精神分裂症患者SEP的潜伏期缩短更容易表现出严重的或反复的冲动性暴力行为［17］。姜小琴［18］（2001）在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脑诱发电位对照研究论著中指出，在F2和P2脑区研究组的P300潜伏期较对照组延长；对SEP、P2比较发现研究组在C3、C2、C4脑区潜伏期均较对照组缩短，同时在C2脑区波幅较对照组明显增高，提示精神分裂症有攻击行为的患者信息选择过程可能受到干扰，根据有关信息内容做出适当反映的能力可能受损；对ABR的比较发现，研究组C4脑区波Ⅲ的绝对潜伏期和P2脑区波V的绝对潜伏期均较对照组明显延长，提示精神分裂症有攻击行为患者在上述脑区可能存在某种与内源性有关的、相对恒定的脑功能改变。但上述研究样本均存在偏小的缺点，尚需通过扩大样本的随访研究进一步证实。
6 小结
综上所述，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发生率最高，常在幻觉、妄想支配下产生攻击暴力行为，危害极大。暴力攻击行为与患者的个性特征、神经生化、遗传、内分泌、脑损害及脑电生理改变等诸多因素相关，充分了解这些因素对于精神病患者暴力攻击行为的预防、治疗及护理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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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4
关键词：电影 电影疗法 心理咨询 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
一、电影疗法的背景简介
从出现至今，心理咨询始终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职业。从关系甚密的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精神病学，到音乐、园艺、手工艺等艺术形式，心理咨询不断地与多种学科领域结合，演变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特别职业。纵观心理咨询史，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便有了最早期从事心理健康职业的人士，他们在患者头部钻洞，以便让恶魔离开。随后，哲学家、医生、牧师等人士，又相继扮演了心理咨询的治疗工作。然而，随着心理咨询的发展，如今的心理咨询则更为偏重治疗的性质。科特勒总结认为，心理咨询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心理咨询是预防工作，不是补救工作；心理咨询遵循评估与治疗的发展性模式，而非心理病理模式；心理咨询偏向较短期的干预，而非长时间的治疗方案；心理咨询是帮助人们对正常生活做出调整，而非处理人们的严重机能不良。
正是因为心理咨询的如上特殊性，在实践过程中，心理咨询工作者时常与其他活动相联系。如我们熟知的壁画、拼贴画、曼荼罗等艺术治疗形式，便是与美术、手工艺结合产生的。同样，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心理治疗工作者们就开始尝试将电影应用于心理治疗中。英国心理医生贝尔尼·弗德尔发现，患者通过观看电影能改善心理状态。2003年，这种电影疗法因得到了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正式认可而在欧美广泛推广，成为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
电影之所以能对观众的心理产生作用，其最主要的心理机制便是榜样学习。这就是说，来访者通过替代经验或模仿影片中的一些做法，来学习某些自己处理心理问题的方法。比如一些研究揭示到，采用录像的榜样可以帮助怀孕的妇女戒烟，还能帮助父母和老师增强其预防儿童虐待的技能。比如，人们可以通过电影《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来学习写日记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反省与他人的关系；可以通过观看《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来了解老年心理健康，让人生充满意义；还可以通过电影《真情快递》（The Shipping News）来学习如何处理创伤后的压力……在这些不同的观影中，观众都能得到不同主题的榜样，进而学习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咨询中使用的电影疗法，与普通的观看电影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爱宁将两者的区别总结为三个方面：1.目的性不同。电影疗法的选片、观看和讨论都有严格计划，而普通观影则只是为了娱乐等目的。2.引导关系不同。电影疗法建立在咨询师或治疗师的引导之上，而普通观影不存在这种引导关系。3.引导人不同。电影疗法是由具备一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所引导，能在心理上给患者/来访者以专业辅导。可见，电影疗法并不同于普通的观影行为，而是一种科学系统的心理治疗手段。
电影疗法因有着非言语性、非指导性、互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故能较好地与各心理咨询流派灵活结合应用。虽然电影疗法的效果在国内研究中尚为数不多，但在一项对我国未成年犯进行电影治疗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电影疗法对促进未成年犯团体成员心理健康有一定作用，被试着在抑郁、自我接纳、自尊三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
二、电影疗法对青少年的意义
在对电影疗法的背景有所了解后，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观看电影的人在治疗师或咨询师的指导下，能从片中学习到一些处理心理问题的有效方法。聂春子在分析电影疗法起到的心理治疗作用时，提到了三点，即宣泄情绪、情感投射和观察学习。其中，观察学习又是最重要的一点，表现为促进社会化完成、促进人际关系、培养责任感和树立人生观价值观这四个方面。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疗法的这些作用，正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满足青少年思维发展的创造性和批判性。个体发育到青春期（即11、12岁至17、18岁），思维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在丰富多彩的电影世界中，青少年显然可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通过电影，青少年不仅可以看到各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还能更为栩栩如生地了解某些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连穿越时空、魔幻世界也可以领略到。这些丰富的影像材料，无疑给青少年的思维探索提供了大量素材。再者，大量具有深度、引人思考的哲理性电影，还能让青少年从中学会怀疑和批评，渐渐发展成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比如，电影《和猪猪一起上课的日子》中，青少年观众会被有趣的故事情节卷入，和片中的小学生一起思考关于生命的悖论。这样的生命哲学教育，远比枯燥乏味的说教要好得多，更容易让人引发主动思考。
第二，培养良好的自我意识。从初中生开始，思维上出现了自我中心，常常设想出假想的观众或是一个独特的自我。同时，自我意识高涨的青少年，也往往会表现出偏执和敏感。他们往往听不见他人的意见，常常自以为是。所以，常规意义上的说教显得毫无意义，而观看电影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青少年投入地观影时，片中的人物很容易让他们反省自己，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从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Up）的主角卡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顽固的他是如何改变自己的。他为了挽救朋友的性命，终究选择放手，看着心爱的小屋飘然远去。这对于自我意识高涨的青少年无疑是很好的一课，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明白：即便是自己很在意的东西，也可以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手；自己关注的那些东西可能很重要，但我们仍然需要朋友，需要关心他人。对于个性上有着主观偏执表现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有时觉得周遭的人都在批评自己，进而感到难过、孤独。虽然表面上很自以为是，心里却常感到自卑、不足。通过电影《玛丽与马科斯》（Mary And Max），青少年同样能得到正向的能量，学着悦纳自己、善待自己，以更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周遭的一切。
第三，学习如何处理反抗心理。由于自我意识高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过强，独立意识的发展，青少年往往表现出反抗心理。常见的行为表现有：鲁莽、漠然、迁移反抗。然而，很多以青少年为主人公的电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反抗心理的表现。如电影《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中，企图把月亮给盗走的主角格鲁，就像很多叛逆的青少年一样，喜欢搞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以引人关注自己。通过观看这部电影，咨询师或治疗师可以引导青少年反思自己的行为，观察格鲁之所以变成“好人”是做了哪些行为。
第四，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矛盾的情绪。青少年（尤其是初中生阶段）时常在情绪上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不如成人那样情绪稳定。因此，掌握适当的情绪管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影的世界中，青少年可以看到那些情绪激动的人士，因情绪管理失控而自食其果的案例；还可以学习如何调整情绪的方法，比如电影《茶水男孩》（The Waterboy）中，主角波比便是用心像法来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达到调整压力的效果。
第五，学习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上的最主要表现是朋友的作用日益明显，而父母的榜样作用渐渐削弱。同时，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有时还会产生懵懂的恋爱关系。在处理一系列有挑战的人际问题时，青少年常常感到疲惫不堪。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定的社交经验和技巧，而通过观影同样可以让青少年具备不少人际能力。比如，在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中，青少年观众可以学到关于友谊、爱情的很多智慧，更会懂得应该在合适的年纪做合适的事情，将爱升华为完善自己的动力。
第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心理学家发现，对价值观的质疑和兴趣始于小学阶段，萌芽于初中阶段，而真正开始形成却是在高中阶段。然而，高中生的价值观常常显露出不稳定的特点，易受外界和社会流俗看法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当“宅男”“宅女”文化盛行，“拼爹”“富二代”广为流传的时候，很多青少年的心态显出消极被动的特点，对生活缺少动力，更没有积极阳光的心态。而通过观看励志电影，可以潜移默化地感染青少年，使之对生活做出改变。例如，在影片《转山》中，毫无骑行经验的大学生张书豪，只身骑车到拉萨。观众通过张书豪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可以反身自问，自己的意志够不够坚定，目标够不够明确。
三、思考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电影疗法确实可以辅助人们改善心理状态，而且，由于电影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等特点，也很适宜于青少年。青少年从发展心理学来看，有许多需要心理辅助的方面，而电影疗法以其广阔的题材和丰富的内涵，足以胜任这些需求。虽然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电影疗法仍存在许多值得心理工作者注意的问题。比如对其治疗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仍然缺乏，咨询师或治疗师的引导也缺乏一致的专业标准。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一有趣而大众的疗法进行探索，尽早发展为一项具有更高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心理辅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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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向兴，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学。
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5
【论文摘要】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广泛传播的重要流派之一,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存在心理学作为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颇具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二者的研究内容出发,阐述存在主义哲学对存在心理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存在主义是把人的个人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出发点的生存哲学、人生哲学. 它起源于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廓尔,形成于 20 世纪20 年代的德国.它主张研究个人的存在及其基本状态,强调个人的独特的个性、生命与本能, 注重人的主观经验,重视现实人生,并以此作为人的出发点,由此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一大重要哲学流派。
存在心理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五十年代后逐渐传入美国。它是把存在哲学的观点运用于精神病学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学观点,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技术前提、以心理治疗为手段,主张人能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来增强和超越自我,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和治疗方法。
由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存在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 ,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相同
存在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德国,很快流行于法国,50 年代后流传于欧洲各国,60 年代又流行于美国。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时传统哲学比较空泛,社会动荡不定,文化剧烈变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两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社会萧条。通货膨胀、工人失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等社会问题加深了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导致人们悲观、痛苦、烦恼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迅速增长的社会经济和人性丧失的战争恐怖面前,人们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找不到自我生活的中心和价值,找不到自我生存的意义。这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思索人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本质是什么,探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存在心理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与存在主义哲学都是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欧洲社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危机,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们丧失了安全感,丧失了自由和尊严。他们感到了人情的冷漠,孤独,空虚,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各种心理疾病也纷至沓来。精神病医生发现弗洛伊得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不能很好的理解在病人的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他们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以存在分析为基础来研究病人的生活史,这样存在心理学开始萌芽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思潮。
2 二者都以人及其存在当作研究对象
我是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怎样实现我的价值？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存在主义和存在心理学家们共同研究的主题。克尔凯郭尔首先提出,哲学应当把人当作研究对象,应当研究孤独的个人,研究个人的存在,研究个人存在的基本状态,通过个人主观的心理体验达到与上帝的联系,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哲学应当追问“在者”的“在”以及它为什么“在”、怎样“在”等等有关“在的意义”的问题。“追问存在意义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了发展。”(陈嘉映,1995,第31页)
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是欧洲存在心理学的先驱,他曾是弗洛伊德早期的追随者。在他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后,从一个精神分析的崇拜者逐步转为存在心理学家。他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研究,对精神病人的内部经验世界进行了重新建构。把精神分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概念加以综合,试图用存在主义哲学对精神分析重新解释,提出了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
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为了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也主张通过对人及其存在的探索和理解,研究“人的本体论存在”,来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的心理结构,使所有的心理治疗体系都能建立于其上。
3 二者都重视“在世界中的存在”
海德格尔说,人的此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它是此在的最内在的最根本的存在状态,是此在的先验规定性。他认为,世界和此在是一同出现、一同存在的。没有一个孤立的主体,也没有一个孤立的世界。世界是此在作为实际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东西。此在在世界中就是在自己的家,犹如人和他的家是不可分离的,人与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宾斯万格根据海德格尔此在 “在世界之中”的理论,把世界中的存在划分为三种:周围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自我世界。周围世界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周围环境世界;人际关系世界是社会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世界;自我世界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世界。他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为存在分析的哲学前提,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存在的关系方式,作为存在分析治疗的理论依据。
罗洛·梅接受了存在哲学和宾斯万格的观点,他把人存在与世界上的关系设想成为一种三维关系,他称之为“存在与世界上的三种方式”,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方式、人与他人的关系方式、人与自我的关系方式。他把这三种方式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强调三种方式的同时存在性,比较全面的理解了人的存在。
4 二者都强调了人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者都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最重要的属性。几乎每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谈到了人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克尔凯郭尔认为,选择是一种绝对的意志自由,是指一种神秘的,突然的、超理智的绝对自由的精神行动。人的自我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自我即是自由”。这种自由选择对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选择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能否达到真正的“存在”。
同样,雅斯贝尔斯也十分重视人的自由,自由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他说:“自由不是许多现象中的一种现象,而是一切人的命脉。”“如果我看到人的自由,我就会看到人的尊严。”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作为自身存在的人,就是因为他是自由的,是自由把人和他物区别开来。正是自由,使人的实质从本质上区别与人的生存。“我就是进行着选择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有我的选择,人的选择或抉择是自由的。
萨特更加注重存在主义自由观。他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因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他所说的自由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由性,“自由之为自由,仅仅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个选择永远是无什么条件的。”人们即使不能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但可以自由的选择怎么认识、对待目前的状况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萨特同时强调,个人须对这种自由的选择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这样,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上的自由观就成为人做出自由选择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
受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影响,存在心理学家们也十分重视自由选择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罗洛·梅从一开始就坚持人的存在的独特性,认为人是一种能自由选择、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存在。他把自由视为人格的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自由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成分,是人的全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他才能具有创造性意愿,他的自我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他才能自由并负责任地选择其行为方式。罗洛·梅指出:“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同时,他又强调自由和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是对自己的存在负责。
布根塔尔也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性。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为了将这种有限的存在进行扩展,就会进行选择。选择是人先天就有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是选择的自由”。同时,人又必须对自己作出的选择负责。这种观点同罗洛·梅的理论如出一辙,与存在主义哲学也一脉相承。
5 二者的理论都蒙上了悲观色彩
存在哲学家们在研究人的基本状态和人生价值时,都认为人的一生是痛苦的,是悲观的。克尔凯郭尔详细的研究了人的存在状态,把人的纯粹主观意识及其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一系列主观体验,为存在主义奠定了悲观主义的基调。他认为这些主观体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恐怖。它没有确定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危险和威胁,它来自各个方面。这是一种在无法描述的深奥莫测的神秘情感前的战战兢兢的状态。(2)厌烦。它是恐怖的表现形式之一,包括有对象的厌烦和无对象的厌烦,后者的意义更为深刻,是一种真正的厌烦,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存在的处境。(3)忧郁。这是当厌烦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使人更加心烦意乱时的表现。人如何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人忧郁的原因和秘密。(4)绝望。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与人内在的永恒性有关。真正的绝望,是对自己的绝望,这种绝望可使人处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存在的整体结构是畏和烦。“畏之所畏的东西是在世的在本身,是世界本身,而不是一般的在世内的在者。”它没有具体的对象,但在畏惧的包围下,人们有一种压迫感,说不出为什么畏惧,但它却渗透在自我的心灵深处。正是这种畏惧,可以使人从沉沦中苏醒,意识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单独的个人。烦标志人的本质,人生种种的存在状态。这种烦主要指人们总是关心、挂念着某些东西,为某些东西感到忧虑。另外,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认为死对人是如影随形的东西,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人对周围事物的担忧,归根结底是对死亡的担忧。
雅斯贝尔斯分析了四种边缘处境,即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所谓斗争,指实存与生存之间的对抗,没有斗争,就没有生存,同时斗争又在摧毁着生存。只有死亡才是使生存得以存在实现的条件。他主张人们对未来要抱有一种悲观态度,要准备失败,面对死亡,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边缘处境中,人才能够感到无路可走,因而背水一战,才能有生存的可能。所以他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徐崇温,1986,第279页)
上述存在哲学家们给我们展开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画卷。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是,罗洛·梅在研究现代人的意志问题时发现,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速紧张,人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心中充满了对都市生活的厌恶。他们心灵深处对现实、对他人、甚至对自我都深感怀疑和恐惧,对人生的价值和方向都非常迷茫。
虽然二者都针对上述人生的状态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人的一生充满了焦虑、恐惧、空虚、孤独,还得面对死亡,因此实质仍然是悲观主义的。
参考文献
[1] 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 杨韶刚.存在心理学[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范文6
关键词：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063-02
一、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人类对人际关系中归属感的需要是从婴儿时期与母亲的互动开始的，与其相伴的还有被尊重、被认可、被需要等人际诉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生需要被同伴注意，渴望获得认同。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躯体惩罚，而是脱离社会，完全被人遗忘。人际关系无疑对于个体各个发展阶段的人格成长都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早期是否形成安全的母婴依恋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发展，如果母亲和婴儿分离时间太长双方都会出现焦虑的情绪，而这一情绪对婴儿的影响将会更为深远；客体关系理论也提出个体在早期与抚养者的关系会构成所有后续人际关系的模板。另外，成年以后的人际关系依然和人格形成有密切联系。精神病学家沙利文通过对大量精神病患者的观察得出结论，人格是在个体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与他人建立关系是人类的一种天然需要，个体的自我概念也是依据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评价形成的。
在大学阶段，人际关系问题也是较为普遍且突出的心理问题。首先，大学新生的心理测评显示，通过SCL-90（症状自评量表）筛查出的学生中，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的相对较多。其次，宋志英对某高校心理咨询来访学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中仅次于学习问题的一大心理困惑。另外，王红艳等的调查也显示，在校大学生中，80%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有关。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首次远离父母家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周围人际关系互动，在互动中不断地加深自我认知，确立自我概念，因而人际关系的适应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情绪情感和自我认知。林崇德认为学生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直接体现了其心理健康水平。反过来，人际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幸福感。研究表明，较好的同伴支持能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并且能有效地能提升其自尊水平。另外，张晨等人的研究表明，人际困扰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与之相反，对社会关系满意的个体往往更加幸福，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它能缓冲压力事件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团体辅导概述
团体辅导（又称团体咨询）是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有效的专业助人方式，它主要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进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来认识自我、了解他人、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心理品质。因其独特的高效性和积极的效果，团体心理辅导在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校、医院和社区已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近些年，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工作者开始关注和使用团体辅导这一心理辅导方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团体辅导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个体咨询耗时长、普及面窄的不足，缓解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
三、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的意义
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团体成员的人际关系，而且可以深入地改善他们全面的身心状态，促进心理潜能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龙认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通过营造安全、真诚、包容的氛围，对各成员在团体中的行为所体现的人际互动模式进行此时此地的觉察与反馈，提高来访者的自我觉察力，促使他们主动矫正早先形成的不良关系模式，从而达到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来访者的人格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际关系问题，或者说很多人格问题都是以人际关系问题为载体表现出来的，所以很多表面问题不是人际关系的团体治疗，最终也会回到对人际互动的觉察和讨论。
目前，我国也有研究证明，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可以有效地改善大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团体中的人际互动和交往训练，有人际困难的学生能够减轻人际困扰、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强适应性。用SCL-90对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方式可以验证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对于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积极显著的作用，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对人际交往敏感因子有显著改善，而且焦虑、抑郁、敌对、强迫等因子得分也因此降低。另外，黄峥等人的研究表明，以人际互动为主的团体辅导对游戏成瘾的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李凤兰等人也验证了人际关系团体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状况，并且其效果比户外运动更加明显。
四、相关理论对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实践的启示
专业化的人际关系团体辅导无论从活动设计还是具体操作，都应该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相关理论出发，用科学的理念支撑整个辅导过程。很多成熟的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可以作为团体辅导的理论基础，但因其特殊性质，团体领导者只有将团体辅导和人际关系相关理论通过具体操作渗透在整个团体过程之中，才能使团体成员在活动中觉察自我，改善关系，获得更大的积极改变。
1.勒温的团体动力理论。团体动力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团体心理辅导的基础理论之一，最早由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将团体视为一个动力整体，且整体大于个体之和，团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团体也给个体成员施加压力、约束力和影响力。该理论还提出，个体与他人在一起时，即使不发生任何相互接触，也会产生最简单的相互作用――社会促进，这种促进作用会使人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团体动力理论解释了团体中的个体互动过程及团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可以指导团体的运作方式。它提示团体辅导的领导者切忌将团体辅导做成针对一个个成员的个体咨询，而要充分调动团体成员的力量，设计活动增进团体成员间的互动，使其展现自己的人格及社交特点，在团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承担不同的角色。同时，领导者可以营造相互支持、互帮互助的氛围，鼓励积极的利他行为。在帮助其他成员的过程中，他们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从而获得更大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另外，领导者可以利用社会促进效应给团体创设相互鼓励、共同成长、改变的氛围，使组员在一定的压力下寻求更大的改变，并且付诸行动。
2.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念运用到团体辅导之中，首创了会心团体的团体辅导模式。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和成长的动力和能力，只要提供真诚、理解、积极关注的氛围，个体就可以通过探索自我，深切地理解自己以达到咨询的效果。该理论提示领导者要尽可能在团体中为成员创设放松、温暖、有安全感的氛围，引导成员们建立相互支持、理解和信任的关系，从而降低防御，真诚地坦露内心，进行自由的自我探索。亚隆认为，这种团体间的相互关系即团体凝聚力，它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疗效因子，它类似于个体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一样对来访者有着重要的治疗意义。团体凝聚力可以满足团体成员的归属感，使成员有被接纳被爱的感觉，这种经验对于很多人际关系不良的成员来说非常宝贵，可以促使他们自我接纳和提升自尊。这种持久、稳定和紧密的关系对于一些孤独感较强的成员来说会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也是一种对心理的滋养，使他们慢慢敞开心扉，学会分享和共情，从而学会和生活中的人建立和经营更亲密的关系。
3.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由班杜拉创立的社会学习理论也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理论基础，它突显了团体辅导相对于个体咨询的独特优势。班杜拉强调环境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通过实验证明了观察学习是个体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个体会通过观察进而自我强化来习得新的行为或改变已有的行为模式。团体辅导恰好为成员们提供了较好的观察学习环境，在团体辅导中各成员会逐步显示出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的行为模式等，这些都会对成员产生一定的冲击，促使其调整自己不良的行为模式或主动模仿某个榜样。因而，它提示领导者为成员们提供一个“照镜子”的机会，多引导个体觉察其他组员遇到类似问题时的认知特点和应对方式，造成一定的心理扰动，进而向更健康、灵活的行为方式转变。这是个体咨询所不能具备的优势，个体咨询中来访者的观察模仿对象只有咨询师一个人，而在团体辅导中，成员们可以在各个不同方面相互模仿，互为榜样。另外，作为榜样的成员也可以因此变得更加自信。
4.艾利斯的ABC理论。ABC理论是解释个体情绪发生机制的心理治疗理论，它认为情绪和行为结果（C）不是由事件（A）激发的，而是由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和背后的认知（B）引发的。基于ABC理论的心理治疗理论被称之为理性情绪疗法，它在心理咨询中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来访者调节情绪和改善认知，可以使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歪曲信念，从而有意地调整认知。在心理自助方面具有容易理解、便于应用的特点。
不同于个体咨询的单独讲授和分析，团体辅导中，领导者就某一成员的问题进行现场案例分析，邀请组员参与讨论，引导他们转换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别人的问题，给出多元化的事件解释，从而引发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件解释思维模式，获得新的领悟。因为，人们有时会禁锢在自己的认知思维框架，但当给他人出主意时反而能够更客观，进而会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形成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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