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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1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4
内容摘要：“亚当•斯密问题”持续百年之久，其中折射出的人性在道德判断和利益追求的分离与偏颇让古今中外的学者为之困惑。本文在对“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分歧中对该问题做出了整体的把握与认识，提出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重要性，并指出探讨、深思“亚当•斯密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亚当•斯密问题 利他 利己 道德人 经济人
古今中外，已有众多的学者对道德与利益―这个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进行过探讨，但孰重孰轻难以抉择。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问世后，其中所体现的两种人性观―道德利他与经济利己更是将迈进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推向了自利与利他剧烈冲突的两难境地，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百年之久的“亚当•斯密问题”的争论。之所以能在学术界长达数百年，实则其中所隐含的人类道德需要与利益需要的分离与偏颇。因此，如何认识“亚当•斯密问题”以及该问题是否被真正解决，对于当今市场经济建设的合法性以及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活动如何正常运作有重要的意义。
“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及各派观点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一般被看作是经济学形成体系、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的时期。这一时期，以亚当•斯密为首，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一批经济学家建立了现代被称为“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斯密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因1759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而名声大望，后又于1776年发表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成为18世纪英国伟大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巨头。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斯密在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道德情操论》是道德理论上壮丽的大厦的话，那么《国富论》就是经济理论上一座辉煌的宫殿。
虽然没有人否认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地位，但对其中关于人性利他与利己的不同理解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他们认为《道德情操论》主要是受了哈奇生的视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的基础。《国富论》则是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唯物”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这场存在于德国历史学派与边际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是“亚当•斯密问题”。也就是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
（二）各学派的不同观点
历史上对“亚当•斯密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对立论。这种观点最早由19世纪以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所提倡，他们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之间关于人性利己与利他的表达存在着相当大的不一致。认为斯密《国富论》中，以人性的自私为起点，任何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并阐述了“经济人”的利己性；在《道德情操论》中，又以人的同情心为起点，主张同情和利他，论述了“道德人”的利他性。由此造成两部著作之间的相互对立，反映了斯密前后思想上的碰撞和矛盾。德国学者认为，“起初认为人类交往是基于人们相互之间所感受到的一种同情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某个时候变成了把自利视为激励人们行动的东西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的两本书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不是哲学家。”（James R.Otteson， The Recurring“Adam Smiith Problem”，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ume 17，Number1，January2000，p.51，p52.）
第二种观点是统一论。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于1888年攻击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后，随即引起了边际学派的代表庞巴维克的反驳。边际学派指出，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于人性的分析是从人的利己主义出发的，但它也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不能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思想对立起来，斯密在经济思想与伦理道德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诺尔曼•P•巴利指出，《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哲学基础是一致的，说两部著作之间某些不一致是错误的，事实上，自利信条对于两者来说都是共同的。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深感担忧，试图在经济研究中重建伦理之维。
笔者认为，经济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伦理更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理论与实践中，“亚当•斯密问题”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所包含的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能片面的否定或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其本身是否能够圆满的被解决或被揭示，而是其带给人们的思索探求过程对整个学科及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
“亚当•斯密问题”的把握与认识
（一）总体把握
“亚当•斯密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已有百年历史，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毋庸置疑，这是后来的学者基于斯密的著作在思考问题时选择的角度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虽然从现在的理解来看，研究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的道德世界和人的经济世界，分别属于伦理学和经济学这两门性质不同的学科。但是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它们则都属于“道德哲学”这门学科，斯密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是分离的，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斯密本人那里是不存在“亚当•斯密问题”的，斯密从始至终并没有明确谈及过两者的关系。但在斯密的思考中，两部著作所涉及的思想已经表明了一致的基本原则或思想，即经济人与道德人是统一的。
斯密首先是以道德哲学为起点，进而步入经济领域的研究的。早在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该书除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内容外，就已涉及了财产、经济活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并运用了其中的哲学理论，将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使经济学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建立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创立了经济利己与道德利他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他认为，同情心、帮助他人、利他心与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心，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性。《道德情操论》中虽突出了人性利他的一面，但他看到了人性的多重以及彼此间的转化。《国富论》中虽侧重对人性利己特征的阐述，但没有否认人性利他的一面。但就利己与利他关系问题上，斯密认为，人性从本质上来说是利己的，利己性在人性中是占首要地位的，而利他性只是次要的。所以在看待问题时，应以辩证的眼光来审视。
（二）“道德人”的利己性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同情首先是作为人的一种道德的本性或道德天性而存在的，同情心是一种心理体验能力，即站在别人的角度通过“想象”来感受别人情感的能力。不论一个人怎样自私，他都关心他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当然，同情他人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同情会给人们带来精神和情感上的愉悦，也常常会成为促使人们去行动的动机。但这种出于同情的行为并不等于人们出于仁慈动机的行为，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是置换和位移体验意义上的“同一种心境”。道德人在利他行为中最终也是为了获得自身的荣誉与关注。
斯密还把同情作为一种对别人的设身处地的想象能力，“当我们看到对准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的一击将要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当这一击真的落下来时，我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它，并像受难者那样受到伤害。”这并非是对别人真正的同情，而是通过别人身上所遭遇的苦难想象到自己，实质是在打着“同情”的旗号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就是“道德人”的利己性。
（三）“经济人”的利他性
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一个人经济活动的推动力，一切的商品交换及方式、对职业的选择、对材料的选取等由此形成的自然分工，每一项工作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利于自己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斯密指出，虽然每个人在本性上首先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彼此交换，从而完成了“互助”的过程。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里“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机制。由此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都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造成的，自发的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
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就是指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利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人类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都出自每一个人自利的追求，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我们要承认他人的自利倾向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为我们服务，实现自己的目的。正是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目的，造成了普遍的相互利益或相互利他，纯粹出于利己的行为，通过一种经济机制的转换，实现利他的道德目的。
“亚当•斯密问题”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亚当•斯密问题”包含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人性的自利与利他的关系。两者是一致并非相互矛盾的。利己与利他是人的两个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更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两个方面相互统一达到相互均衡时，才能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
“亚当•斯密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斯密个人的著作或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在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拓展。因此，“亚当•斯密问题”在当代表现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它所表达的利己与利他的思想，缺一不可。任何极端的利己与利他的社会经济思想都不能使社会健康的发展。因为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经济人从自利的原则出发，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为整个社会创造着物质财富，同时也为道德人提供发挥调控功能的空间。道德人也为经济人在物欲纵横的今天，提供指导和支持作用，发挥着向导的功能。经济人和道德人合则两利，使经济得到繁荣，社会走向进步；分则两损，经济必定衰败，社会出现倒退。要促成二者的融合与统一，才能推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走向进步。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蒋自强，钦北愈，朱钟棣译.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1997
2.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商务印书馆，1974
3.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商务印书馆，1974
4.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郑若娟.经济伦理：理论演进与实践考察[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6.王晶.“亚当•斯密问题”的澄明与解读[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7.聂文军.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J].哲学动态，2007（6）
8.徐鹏.关于“斯密问题”的经济学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07（9）
9.李燕飞.“斯密问题”再论[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5（5）
作者简介：
杨兰（1987-），女，陕西丹凤人，延安大学财经学院2009级政治经济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伦理与微观经济行为。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斯密问题；道德情操论；国富论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6-0006-03
一、“斯密问题”的由来
“斯密问题”的首次提出应该归功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斯卡尔茨基，在其1878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本书中，他认为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经济人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人性观是利他的。自此，人性在斯密的著作中被理解成了水火难容的对立――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关于斯密两部著作持久不断的争论，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斯密问题”。
在这两本名著中，斯密企图对人的行为及其动机背后的人性基础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构筑起一个庞大统一、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然而他的著作被后世学者人为地割裂与误读，造成学术界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出发，认为正义感、同情心等道德因素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1]接着斯密进一步说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1]显而易见，在这里斯密把道德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看做是驱使其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在《国富论》中，“经济人”这个词汇全书只出现了两次，但斯密对经济人的描绘可以用淋漓尽致来形容。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继而斯密论证了个人利益的追求怎样导致社会利益的提高。他又曾说过，“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2]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的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础是出自于利己主义的考虑，这不仅是社会分工的基础，也是推动自由经济进步的真正动力。
以上这两段精彩陈述分别出自《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被后世学者们广泛引用，用来证明“斯密问题”不是子虚乌有，而是真实存在。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人”普世信条的抨击之所以由德国历史学家首先发动，“斯密问题”，即两种互相割裂与对立的人性――《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也由他们首先提出。是因为他们反对理论经济学的演绎方法，提倡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强调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既要考虑制度的进化历史，还要考虑经济制度在其中运行的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背景。与之相对应的是边际学派积极提倡作为“精密科学”的理经济学，认为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基于同一思想立场，并把“经济人”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假定前提，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石。
二、“斯密问题”争论的正反两方面
国内外学者围绕“斯密问题”的争论，主要可以归纳为正反两个方面。
一是斯密两本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矛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提出的，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说史》中，他认为“斯密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斯密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思想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斯密的这两本名著割裂了经济和道德世界的联系，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具有利他同情心的道德人，反之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利己主义――具有工具理性的经济人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同样，雅各・布瓦依纳也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人行为的描述有本质的差别，两种人性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否定“斯密问题”存在就是曲解作者的原意。
我国经济学家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中明确表示，“斯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斯密写《道德情操论》的时候，已经跳出了经济学的圈子，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而是作为一名伦理学家在讨论问题。梁小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亚当・斯密问题之解”一文，文中认为，哲学家大卫・休漠的人性论对斯密有深深的影响。斯密的人性观不是一元，而是二元。从动物的一面出发，人是利己的；而从天使的一面出发，人又是富有同情心的。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斯密的“道德人”实际上是自然人或氏族人的道德规范的人格化，而“经济人”脱胎于商品经济的大环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产物。斯密混淆这两者，离开人活动的环境孤立地谈人性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斯密的两本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之间、“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是内在统一的。这种观点最坚强的捍卫者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他认为经济学本质上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3]。可见，在马歇尔看来，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渴望与追求是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马歇尔同时也承认“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3]。马歇尔的观点是道德人的利他也应该进入经济人效用函数，“经济人”的普世信条在社会科学中，至少经济研究中应该坚持。
我国已故的老一辈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个时代苏格兰大学里的学科划分，经济学和伦理学都是道德哲学的构成部分，斯密在两本书中对不同的方面给予强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之而认为二者之间就必然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朱绍文老前辈2010年在《经济学动态》杂志上还专门发表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与所谓‘斯密问题’”，认为汉语翻译有误。《道德情操论》中的“情操”是指“感情”与“情感”，“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者蒋自强教授也认为，虽然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从两部著作的交替创作、修订及斯密整个研究框架、写作计划安排来看，都不能断然下结论“斯密问题”是斯密有意安排，其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存在着对立。二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行为本质出发的。 在蒋教授看来，各种利他都是“一种开明的自利”，人们的利他行为无非是“自爱”的拓展和延伸，也应该进入一个人效用函数。
上述的观点构成了“斯密问题”的争论双方，可以说莫衷一是，都很难相互说服。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所谓的“斯密问题”，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
三、“斯密问题”的重新解读
1.写作背景决定的创作意图否定了斯密矛盾的存在
在斯密时代，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构建对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理解，这种努力是文艺复兴及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理性和科学，削弱了关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宗教学说。17―18世纪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强调了自然主义，形成了用自然力解释社会现象的观念。这一时期对自然科学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来自牛顿，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则作用下达到均衡的机制。在牛顿哲学的影响下，寻找与自然秩序一致的社会秩序，建立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和谐成为当时思想家的任务。斯密将牛顿哲学看成是“人类曾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体现了他对于道德和社会牛顿式秩序的理解。《道德情操论》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秩序的建立，而《国富论》则将世界是一个和谐而秩序的机械装置这一思想扩张到政治经济学领域。
2.两部名著的交替创作与当时的学科划分否定了“斯密问题”的存在
斯密的两部著作充分地利用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和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的讲义。1759年4月，斯密在Φ赖抡苎Ы哺宓诙部分加工整理的基础上，以《道德情操论》为书名出版了对其一生影响深远的伦理学著作。这部杰出的著作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且从法学、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多维度的角度，对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作出了探讨。从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论》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1759年第一版，1761年第二版，1767年第三版，1774年第四版）。在对《道德情操论》修订的过程中，斯密充分利用道德哲学讲稿的第四部分，以及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演讲稿，又酝酿创造了《国富论》。《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1778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也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年他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他终于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从以上两部著作的交替创作、修订再版过程，可以发现这两部著作对于斯密来讲是密切联系的整体，绝不能任意割裂两者之间在创作计划上、内容衔接上的联系，把两者对立起来看待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国富论》所阐述的是经济学主题，而《道德情操论》所研究的是伦理道德问题。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哲学中的伦理学，而后者属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但在斯密任教的年代，根据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两者都是“道德哲学”这一门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道德哲学是一级学科的话，伦理学是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三级学科，它们也不是并列的关系。斯密的教职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其讲授的道德哲学内容宽广，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分属于政治学门下。可见，道德哲学囊括了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
从斯密的创作初衷来看，他最初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写出某一方面主题的著作，而是写出一部著作能涵盖道德哲学的全部内容，揭示人类行为的本质属性及其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大综合。后来斯密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宏大计划，只写出了伦理学的经典――《道德情操论》和政治经济学划时代著作――《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没有发表的全部手稿，今天我们也难以了解他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的框架。只要看一下斯密《道德感情论》的第六版，他在书中第一页就强调了“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话”，《致读者》。大意是“我将在其他著述中，不仅进一步阐述关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阶段所发生的不同革命，不仅关于正义，还要涉及警察、税收和国防以及其他有关法学对象的事情。在《国富论》中我至少已部分地完成了我的诺言。……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地完成这个巨大工作，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从我打算要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这种责任感出发，我仍希望能继续完成它。”可见，斯密是想把二者统一起来，并没有向后世留下“斯密问题”的主观意愿。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6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