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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1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着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转贴于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2
顾理平教授的新作《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点抓好新闻法学方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又一部代表作。顾教授这些年来锲而不舍，对新闻法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他先是围绕新闻法学的总体框架进行全面的宏观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以专著《新闻法学》出版为标志。接着他既着力于新闻法理的系统研究，又兼顾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凸现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实际需要，同时进行新闻侵权和隐性采访两个专题的研究，先后出版《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隐性采访论》两部专著。随后，顾理平着手进行新闻法学中最具核心价值的问题即新闻法律关系的研究，经过几年持续攻关，其成果就是刚刚杀青的这部书稿，他将这部书稿命名为《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
由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称为法律关系。法学原理和社会现实都告诉我们，法律关系与法律规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规范以及实施这些法律规范而实现的。法律规范为人们设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作用。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以与这一法律关系相适应的现行法律规范为前提。如果某种社会关系没有法律上的规定，那么就不是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只有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才能得到尊重和遵循，才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真正有效的调整作用。①
顾理平教授从新闻传播视域，通过对新闻传播工作者同政府、商界等种种社会角色的关系解析，对这种新闻法律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应在法治的框架下开展新闻活动。而这个法治框架的核心内容是新闻权利和新闻义务问题。他把新闻传播业置于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法眼看新闻”，从当代社会新闻活动中的失范行为入手，探讨了诸如“包公记者”、媒介审判、记者被打、新闻侵权等热点问题中的法治涵义，进而分析了和谐社会建设中新闻媒体对公平和正义追求的价值。顾理平以新闻法律关系为全书的核心内容，重点探讨新闻法律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着重探讨了新闻权利和新闻义务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拓展研究主题，深入研究了舆论监督权问题、新闻权利与知情权、新闻权利与隐私权的关系，使本书的主体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顾理平教授的书稿给人一个突出深刻的印象，是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有不少学者对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但一些研究囿于研究者的新闻学者或法学学者身份而各持己见，就事论事的较多。顾理平站在新闻法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层面上，力求用客观公允和求是务实的立场，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既强调新闻权利的合理性，又突出新闻义务的必要性，为对这些学理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树立了一种好的风范。
在南京师范大学，顾理平是一位“双肩挑”教授，他既是一位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相当繁重的教授，又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党委书记。但他善于“弹钢琴”，两方面都不耽误，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全国办有新闻类专业的教学点超过700个，也有一批专业课老师兼任党政领导工作，我想，顾理平教授可以成为这些同志学习的榜样。
注释：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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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核心理论
1 新闻学理论创新与突破的必要性
1.我国新闻学缺乏核心理论
传播学在中国的强势崛起。传播学这一学科被引进我国。传播学科的引进对于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新闻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而传播学的引进，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传播学由于其来来源于西方国家，其理念、理论架构和研究手段进入我们国家，变成推动我国新闻学理论进行突破的助推剂，在新闻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我国并迅速受到欢迎，挤压了新闻学科的发展空间，破坏了我国原有新闻界的架构，使得新闻理论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被稀释的可能性，很多优秀人才纷纷选择把传播学作为研究方向。由此，新闻学科被大家所忽略，这使得新闻学科缺乏创新的动力。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 ：我们国家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目前困难重重，和其他学科对比起来，其创新和突破动力不足，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理论产生，没有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益研究，更没有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甚至照搬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念。此外，研究人才严重不足，很多年轻学者投入到传播学科的学习中。新闻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新闻理论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处境。
2.新媒体技术革命带来的改革需要
最近几年，新媒体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一场新媒体技术革命，也由此导致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场传播改革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我国新闻学理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假如我们把原有媒介方式下的新闻学理论的提出、突破总结为一种一步步循序渐进式的，那么在新传媒时代下，将会发生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学理论迫切需要突破和创新，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平台，应当对新闻传播有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借此推动新闻学科转化为经验性学科，重新审视原来的研究结论和基础。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结构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迹，也不可在原来的结构上修改、填补，而应全面改革。
3.新闻理论话语结构问题
新闻理论话语建构存在以下不足：流于经验层面的表象真实的描述和客观知识的浅层把握，缺乏对新闻理论话语语法的精准提炼。与高度泛化的传播学话语生产不同，新闻学研究的目标相对明确，围绕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和价值判断，其难度要比传播学要小一些。在新闻生产、传播的组织化运作时代，新闻生产方式较为明确、稳定，新闻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视阈有限，研究战线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小，进行经验提炼和语法提纯的难度较小。但及至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语境、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新闻的客观知识难度更大了，进行理论提纯的成本也更高了。当前的新闻理论缺乏足够的“硬度”，原因在于 ：新闻理论话语处于散乱的堆放状态，缺乏这些知识资源的萃取和提纯，未能从中抽析出自洽的逻辑理路来。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尽可能将命题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小值，将理论纯度提升到最大值，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
2 新闻理论创新与突破的策略
1. 知识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层面的知识，而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这种在经验上被证实以及逻辑上自洽的知识，是一种高质量的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对超越于经验表象的理论提炼，提炼的是一种“经验真理”。新闻学知识的提炼最初是对职业经验的提炼，其理论纯度不太高。与其他学科比较，新闻学知识是一种“弱知识”，缺乏足够的硬度。面对高度开放、泛化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尚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和思维路径，满足于局部知识的积累，对新闻理论概括缺乏系统逻辑层面的突破，满足于知识的量的积累，缺乏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突破。新闻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框架视野和结构理路，用以绘制出全新的新闻经验世界知识图谱。
2. 价值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是社会属性的，不是自然属性的。因此，难以将价值驱除出新闻研究视域，揭示“价值”的真实存在和内在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新闻学并非以提供“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它同时提供“价值”。新闻学研究不仅生产知识，同时还揭示意义。对新闻传播事实的“客观”把握，并不能达致“客观知识”。这种并不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全然将研究陷入“客观知识”陷阱中，而是兼顾“事实”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不仅关照事实的“真”，同时还关注新闻传播“事实”背后的价值，关注新闻传播现象、行为背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囿于中国新闻实践语境的特殊性，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经验事实和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新闻理论话语能以“他者”的标准作为话语语法和游戏规则。经过长期的摸索，中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明确的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基准，但后来的传播革命深刻改写了这种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框架，致使新闻理论的价值问题凸显出来。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校准中国新闻理论的价值方位。
3. 规则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学不乏核心概念。在很多时候，新闻学甚至被名目繁多的核心概念所困扰，概念的繁荣并不是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表征，恰恰相反，这是新闻传播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是缺乏范式、规则支撑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新闻研究，尤其是新闻理论研究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研究范式。
新闻传播学尚未形成一套被其内部普遍认同、也被其他学科认可的范式。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一种“前范式”状态。库恩认为，在一个学科的前范式状态，可能存在一批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但其中无一获得普遍的接受。新闻传播学不缺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派，但各个学派之间缺乏范式勾连。这些学派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其背后缺乏为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范式和有足够硬度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学的规则生产还不够成熟，缺乏稳定的规则支撑。
3 结语
和发展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学科比较而言，新闻学的理论储备非常缺乏，其理论体系缺乏深度和广度。而新闻学的理论要想取得创新和突破，不能仅仅更新部分理论和表面理论，必须要从知识、价值以及规范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拓宽新闻新理论的宽度和深度，研究出适合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话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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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6
犬儒主义：传媒文化的大忌
摘要：犬儒主义奉行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生活方式，对当今传媒文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简介了犬儒主义的由来，分别分析了它在当今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危害，并提出了传媒文化中防止犬儒主义的方法。
关键词：犬儒主义 传媒文化 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宋兰，女，198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青神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广告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