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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校传承；黔湘桂侗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120-05
“非遗”学校传承，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结合素质教育，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承培训及宣传展示等活动，激发学生保护传承非遗的兴趣和自觉，培养更多的非遗传承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地区的侗族居住区从2002年开始就开始了“民族文化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在“非遗”的学校传承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文试图以黔湘桂侗族地区的实践为基础，进一步探索“非遗”学校传承的方略。
一、“非遗”学校传承的探索与实践
近些年，黔湘桂侗族地区都开展了“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带有普遍性。在侗族居住区，包括侗族非遗在内的许多民族文化内容列入了教学内容，侗族非遗传承活动在各级学校得到开展。侗族非遗的学校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立了一批侗族非遗传承（传习）基地学校
在非遗传承较好的侗族村寨及学校建立传承基地是推进传承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侗族地区的大多数县都建立了一批侗族非遗传承基地学校。有的学校直接命名为某个侗族非遗项目的传承基地学校、有的是包括多个项目传承的基地学校，有的学校传承内容不仅包括侗族的非遗或侗族民族文化，还包括其它民族的非遗或民族文化。如贵州省榕江县，在2011年确立了非遗传承基地，包括村寨和学校两类。其中学校类的传承基地如下：
1.侗族琵琶歌、侗族大歌传承基地学校：车民小学、中宝小学、车江中学、太平小学、寨蒿中学、乐里小学、晚寨小学、本里小学、高文小学；
2.侗族大歌传承基地：八匡小学、大利小学、栽麻中学、宰荡小学；
3.苗、侗文化传承基地：和平小学。
再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在良口、独峒、林溪等乡镇分别建立了侗族大歌、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刺绣、侗族农民画、侗戏、侗款六大文化传承基地，几个乡镇属地内的26个学校纳入了基地。
（二）出版了一批侗族非遗教材
为了侗族非遗教学的需要，部分县出版了侗族非遗的教学教材。如贵州省黎平县编写并公开出版了《简明侗族知识读本》和《民族文化知识读本》等地方教材，供全县中小学作为民族文化进课堂教学用书；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编写出版了《侗语常用语手册》《原生态侗族歌曲专辑》作为教学用书；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编写出版了《侗族音乐》《民族美术教本教材》进入学校。更多的地方和学校根据学校开展的民族歌舞、民族声乐、民族体育、民族工艺、民族绘画和民族语言文字等教学活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编写出进课堂的校本教材，用于文化传承的教学。
（三）组织开展了非遗教学活动
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学校或列为“非遗传承（传习）基地”的学校，都开展了非遗教学活动，一般是每班每周1-2节，教学内容一般是当地主要的非遗项目。如贵州的学校以侗语、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和摔跤等为主，湖南的以芦笙、刺绣和侗锦等为主，广西的以侗族大歌、侗戏和侗族农民画等为主。
（四）开办民族文化传承大专班
2007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同志作出“希望凯里学院要从黔东南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入手，力求办出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只有凯里学院才有的学科”的指示。2007年凯里学院开办了“民族文化传承”大专班，主要开展苗、侗非遗传承，重点是音乐、舞蹈、刺绣、蜡染和体育等项目，至今仍在招生。经过努力，传承大专班培养出了一批批掌握民族传统技艺，具有良好素质的民族文化传承人。学生孙学美曾获得央视第十二届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银奖，在校学生组成的侗族舞蹈队，在2011年央视春晚为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的《天蓝蓝》伴舞，获得金奖。
二、非遗学校传承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黔湘桂侗族地区的学校传承实践，弥补了现代教育导致的家庭传承时间的减少，使民族文化传承不因现代教育方式的运用而中止。但由于学校教育体制的局限，侗族非遗在学校传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传承中的一些不足也表现了出来，致使学校传承活动在规范性上亟待加强。
（一）传承形式不规范
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学校，大多数没有将传承课当作必须的授课内容来排课和要求，开课班级一般1周只安排1-2节，基本上将传承课置于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课或非遗传承课没有真正纳入正规教学体系。正因为这种非正规因素的影响，常常就会出现随着学生年级的递增，学习压力的增大，传承活动时间递减，以及主课挤占传承课的现象。也是因为这种非正规因素的影响，传承课通常只注重侗族非遗的技术、技巧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很少关注到与非遗息息相关的非遗内涵等更深层次的内容。譬如，一个侗锦老师在课堂传授织绣知识时，由于课时有限，他只能讲授技法的本身，而极少涉及到织绣历史，织绣文化以及织绣与侗家人的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内容。
（二）传承的内容不规范
很多学校在开设非遗传承课过程中，缺乏中长期的课程安排，一个班级每年开什么传承课没有计划，传承课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都缺乏计划和安排。有的学校还把民族歌舞的舞台表演内容当作了非遗传承内容。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个别学校教的就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常在舞台上表演的侗歌。
（三）传承师资不规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学校不请当地的传承人（包括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到学校授课，而是由学校自身的教师担任。他们中的大部分缺乏侗族非遗传承的功底，有的教师是到民间去学几首侗歌上讲台，能够传授给学生的东西不多，有的还是依样画葫芦，对非遗的文化精髓知之甚少；有的是派教师参加个短期培训、或聘请相关院校的老师来，也就出现了用美声唱法唱侗族大歌，用钢琴、手风琴伴奏侗歌的怪现象；有的学校还请一些回乡的在演艺团体临时表演的“打工妹”进学校当传承课教师，自己教的侗歌是什么内容自己都不知道，学生也只知道老师怎么唱就依样画葫芦地跟着唱。过去，歌师在学歌时，掌握了五六十首歌都还不敢去其它侗寨开口唱，现在会几首就开始教学生，传承效果可想而知。
（四）传承经费无保障
开展非遗传承学校数量的庞大与财政实际的支持能力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无法从资金上支持学校保证非遗传承课的质量。我们在贵州某县调查时了解到，如果传承学校都聘请歌师、戏师和工艺师等传承人进校园，每年的误工费、必要的设备购置费，加上组织学生参与民俗活动等费用，每个学校每年所需经费在15-2万元，全县共有240所学校，每年总计所需经费达300多万元。但该县民族事务部门每年“民族文化进校园”经费仅有2-4万元，缺口实在太大，远远不能满足学校传承工作的开展。
（五）传承渠道不畅通
在高考体制下，学校和学生的目标主要放在文化课上，对非遗传承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从传承效果看，现代教育质量好的学校，效果普遍会差点；年级越高，效果会越差；学习成绩好的，接受传承的热情会差点。由此，非遗传承效果与接受传承的学生年级呈反方向，年纪越高、传承的内容越少，到高二、高三甚至没有了，学校传承工作出现了断层。
“非遗”学校传承存在的这些缺陷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目前也还难以得到解决。也正因为这些缺陷，也就决定了学校传承暂时难以使学生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传，其潜力和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三、构建学校传承体系，提升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效
黔湘桂侗族地区的九年制义务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主要由民族事务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族宗教局等）和教育部门联合开展，侗族地区也普遍开展了。为使侗族地区“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得以整体推进，使侗族非遗传承取得普遍性的实效，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立专项协作制度，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即在黔湘桂三省区建立“非遗进校园联席会议” 专项协作制度，协作成员单位由三省区开展侗族非遗学校传承的市州、县两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民族事务部门和非遗管理部门组成。专项协作制度的主要职责是共同设计三省区侗族非遗传承学校的体系，确定分层传承的内容及评价标准，规划教材及编写，师资培训及统筹使用，传承成果交流等，并督促各县学校遵照执行。通过协作，逐步实现侗族非遗传承的规范化开展。
（二）构架传承学校体系，确立基本教学规范
1.构架传承学校体系。即在三省区统一摸底的情况下，构架起传承学校体系。传承学校体系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学校的层级，另一方面是传承的内容。
（1）学校层级方面：根据目前三省区开展“民族文化进学校”的情况，一是按地域区分，主要选择侗族聚居的乡村学校，侗族与其它民族混居乡村的学校为辅，县城学校再次之，这主要是基于传承底蕴、参与学生比例方面的考虑；二是按学校层级区分，可划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职高或职业中专、职业技术学院和普通高校。
（2）传承内容方面：适合幼儿园及九年义务制学校传承的内容是艺术和文学类，实践中，有利于这类学校的教学的主要是艺术类的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体育等。每个幼儿园、学校可选择1-2个非遗项目作为重点传承内容，其它内容作为辅助。职高或职业中专、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开设传统技艺、医药类专业，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着重于生产性传承人的培养；其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性比职高要求要高些。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3]2号），期望职业院校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职业教育基础性作用。普通高校传承专业开设的面可以更广一些，但其培养目的应着眼于“掌握有较高技能水平的侗族非遗传承人”，鉴于目前代表性传承人及民间传承人的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情况，普通高校在下一代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代表性传承人培养上应充分发挥作用。
（3）将各层级学校，按照传承内容进行分类，就能够清晰地构架出三省区各级各类非遗传承学校的框架。三省区还可以通过“专项协作制度”，根据地域分布情况对传承学校的传承内容进行微调，以使传承的项目比较全面、传承的地点更均衡。
2.规范教学内容、保证传承学时。在幼儿园及九年义务制学校中，将侗族非遗传承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规定幼儿园、小学、中学必须开展哪些项目的传承，参加哪些传承活动，进行哪些展演、表演活动等。在课时安排上，要有一定量的保证，明确每个项目应开的基本课时，并明确不能挤占。开课时间上，可采取参照音乐课、图画课的排课要求，并结合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来作安排，避免学校传承的随意性。
3.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非遗的项目不同，教学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传承学校在教学方法上可以明确一些基本原则，具体方式上不拘一格，尽量调动传承人或传承课教师的积极性。同时，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为非遗传承营造氛围；在教学设备上，为传承课提供支持。
4.确定考核原则。为使学校非遗传承收到实效，考核工作必须进行。由于许多学校在过去的实践中，只是将传承活动当做课外活动，基本没有纳入考试、考查内容，所以，实际效果难以衡量。往往是开展得好的，通过在外竞赛获奖、受邀外出展演等形式为人所知，而开展得不怎么样的，就没有去考核其实际效果。所以说，学校传承的效果必须要有检验的环节。只有明确学校传承的考核内容，这样才能进一步督促学校将传承活动落到实处。在具体考核方式上，由于学校教师中掌握非遗的师资有限，大部分内容也不便于用书面形式考核，可以采取邀请非遗传承人、民间传承人及民间歌师、戏师和工艺师等到校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性考核，具体考核方式可根据各项目特点来设计。
（三）联合编撰教材，确定学校传承内容体系
为促使三省区侗族非遗学校传承内容的统一和规范，三省区可通过“专项协作制度”，成立侗族非遗校园传承教材编撰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共同商议、编撰出版学校传承教材，并统一使用。共同编撰的教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侗族民族知识，内容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经济和社会等基本知识，属普及类教材，侗族各地全部使用。过去，有些县编撰出版过这类的教材，也收到了教学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内容多局限在本县域，知识面较窄，同时，有些知识地方性太强，不适合作侗族地区的普及性教材。这类教材的内容一定要有较开阔的视野，并且要准确、规范，它关系到学生们对本民族的基本认知，否则，会因知识误差而引起误导。另一类是非遗项目教材，可以在侗族地区存续地域较广的项目中选择，属于专题教材，适合开展具体项目的学校采用，像侗歌、舞蹈、文学和手工艺等都可以考虑。由于有些非遗项目存续范围不是太广，作为补充手段，大部分这类教材不一定统一编撰出版，可编撰成地方性教材或校本教材。
教材的形式要多样，不能只是纸质的书本，还应根据传承的内容选择最适合的形式，或者同一项目选择两种以上的形式。如侗歌、侗舞的教材就可以是书本教材和音像、影像教材的相互结合。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学校传承的可持续开展
师资一直是学校传承开展的最大困扰，师资队伍没有建设好，学校传承就无法正常开展，学校传承的可持续开展更是无法实现。根据目前的情况，学校传承的师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解决：
1.建立传承人师资库，统筹安排传承人授课。教育、民委和文化等部门可联合建立主要由三省区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传承人组成的师资库，还可以吸纳一些热心学校传承的民间艺人参加。学校传承所需的师资由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从师资库中统筹安排。师资库的建立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个是便于各个学校传承项目的统筹安排。侗族非遗涉及的门类较多，具体项目就更多了，一个学校只聘请一、两位传承人，是难以兼顾多个项目的。如果能够统筹安排教师，学校可进行传承的项目将更全面。将最恰当的师资安排在最需要的学校，是通过师资库统筹安排师资最大的优点。另一个是提高传承人开展传承的效率，一位传承人可就近在多个学校开展传承，使传承人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传承，提高传承人开展传承的效率。
2.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构建稳定的传承师资队伍。在学校现有师资中，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能够开展侗族非遗传承的师资队伍建设，使学校有一支稳定的非遗传承师资队伍。在这样的师资队伍建设中，有几个重要环节要处理好。一是师资的选拔，要选拔那些具有一定非遗功底，并热心非遗传承的教师，两者缺一不可，否则，要么不具备传承能力，要么收不到传承效果。二是师资的培训，要组织选的师资参加两种的培训，一种是拜传承人为师，算得上是一种分散培训，提高自己传承项目的专业水平；另一种是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教学理念、方法等方面的培训，更新自己的传承观念、提高自己的传承技巧。三是双师型教师的地位，将担任传承课教学与担任语文、数学等主课教学同等对待，特别是这些教师在晋升职称时，传承课的效果能够成为重要的考核内容，而不是无足轻重，或者在评优及绩效工资等方面给予担任传承课的双师型教师以适当的加分照顾，这样，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双师型教师在学校传承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3.采取定向委培，或优先录用的方式，吸收新鲜力量。在民族高校或侗族地区地方高校中采取委培，或对这些高校学习侗族非遗传承的毕业生优先录用，以补充新鲜力量。这样的师资既具有较强的非遗方面的基本功底，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融合传承人师资和双师型师资两方面的长处。实施的关键在于体制的突破，目前侗族地区的师资招聘都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招考的岗位基本上都是主课教师，这样的条件，高校民族文化传承班的学生是很难达到的。我们在对凯里学院“民族文化传承班”的毕业生跟踪调查中发现，毕业生基本都在各表演团体就业，在学校任传承课教师的微乎其微。
4.招聘文化水平较高同时专业特别优秀的民间艺人。贵州省榕江县曾做过尝试，该县通过特别政策，将2006年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获得银奖的“蝉之声”组合的三名成员录用。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胡官美的女儿杨秀珠是其中之一，现在杨秀珠仍在该县栽麻乡宰荡村任教，担任侗族大歌、侗族刺绣传承课的教师。通过招聘文化水平较高同时专业特别优秀的民间艺人的形式充实学校传承师资，虽然难以普遍采用，但仍可以通过县级政府作出特殊安排。侗族地区各县可以定期安排些指标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一些师资方面的不足。
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2
2017年4月，国家级非遗传统药香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时亮与洪泰创新空间创始人王胜江共同成立公司，并推出新的创新创业项目，使非遗更大众化。
2017年2月，以“让传承成为潮流”为理念的东家・守艺人APP获得数千万A+轮融资，聚集了4000多位手艺人，为他们的产品销路打开方便之门。
但c此同时，有着2000多年传承历史的汝阳刘毛笔也因陷入资金问题而面临被资本控股的局面。
《经济》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非遗资本背后有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的布局。可以得出的信号是，非遗与资本的结合已经开始。
“非遗+资本”背后有怎样的现实？资本在非遗发展过程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非遗+资本”的成功密码是什么？为此，《经济》记者调查了不同规模的非遗企业10余家，包括片仔癀、圣地亚（潮绣）、上久楷・宋锦、景德镇佳洋陶瓷、深圳市贺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简称“贺贺文化”）、一得阁（墨汁）、汝阳刘毛笔等。
尴尬：传承人、投资者互不看好
汝阳刘毛笔第66代传承人刘好勤还在犹豫不决，“投资者是民间资本，我还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出面解决资金问题。”
《经济》记者致电刘好勤，向刘好勤说明情况后，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吗？”
本来汝阳刘的发展十分顺畅。
2005年，刘好勤成立了项城市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在刘好勤的努力经营下，不仅打造出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毛笔生产基地，还建立了汝阳刘毛笔文化创意产业园。“最好的时候，毛笔的年销售收入能达1.3亿元。”刘好勤向记者介绍说，国内一些知名企业来公司考察，签下订单；公司被河南省政府评为全省10家重点文化企业之一；汝阳刘纯子尖毛笔128道工序专利批复下来；公司2亿支学生用笔扩建项目稳步实施；启动新三板上市筹备计划……
这些都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
刘好勤告诉记者，当时，他接了6000万支毛笔的订单。为了再次扩大规模，用于厂房建设和人才配置，刘好勤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
突变的是，这笔订单仅仅供应了半年，对方违约，不再需要供应。这时，刘好勤的毛笔库存急剧上升，原本的销售渠道一时也消化不了。
几年来，刘好勤都在找渠道、降库存、还贷款三者间折腾。但收效甚微。刘好勤撑不下去了，“如果不引进资金，公司就会面临破产”。
按刘好勤的说法，就在汝阳刘毛笔处于低谷时期，慕名而来的私人投资者轮番和刘好勤谈判，“其中有的要求以2000万元来控股30%，有的要求全部控股”。
根据2016年底相关第三方机构对汝阳刘相关资产的估值，现在与汝阳刘有关的资产估值是7000万-8000万元。
之所以如此紧急，是因为刘好勤当年向银行借贷的钱已经超过4000万元，而且利息越滚越多。眼看着银行向法院申请的破产判决书即将下发，刘好勤除了拥抱资本，似乎没有第二条合适的路可以走。
但刘好勤内心是不愿意让资本进入的。他告诉记者：“倒不是担心别的，就怕资本进入后还是无法盘活汝阳刘这个品牌。”
刘好勤19岁就跟着他父亲做毛笔，身上肩负了太多责任，“不敢随意冒险”。
这不仅是刘好勤一个人的想法。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像刘好勤这样缺资金的非遗技艺传承人，还是不缺资金的非遗技艺传承人，他们普遍的心态是“不愿意让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资本进入”。
在抵制资本进入这方面，贺贺文化董事长贺虹最有发言权。她被资本坑了3次，“我不相信资本了，传承这种事，还是得自己干。”贺虹告诉《经济》记者。
第一次是2014年，在上海朗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推荐下，贺贺文化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交了挂牌费10万元。”贺虹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发生在2016年，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和深圳文交所“文化四板”先后找到贺虹，让贺贺文化在相应的平台上挂牌。“一天好几个电话，使劲催着，并承诺挂牌后有这样那样的服务。”贺虹说，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不太想弄了。“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们，又分别交了10万元和5万元。”贺虹有些无奈地说，“钱交完之后就变成我追着找他们了，结果还是没有下文。”
贺贺文化是以剪纸、景泰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为核心，再创作国宝级珍品字画及世界名画的企业，其销售市场是全国所有的沃尔玛门店和部分家乐福、乐购、华润万家、大润发等门店，行业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第一。
尽管如此，贺虹之前也遇到过资金问题。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是因为贺虹通过向亲戚朋友众筹、股权释放、用炒房的钱来投资。
“现在想想，就当交学费了。”贺虹说。
对于目前已经成为国礼的上久楷・宋锦，不愁资金，不愁渠道，可谓什么都不缺。但当记者问及其是否愿意资本进入时，上久楷・宋锦董事长吴建华很明确地告诉《经济》记者：“我们不欢迎以赚钱为目的的投资人进入，目前我们只想做强，并不想做大。”
而投资人的看法也不约而同的一致，“不会投资单纯的非遗项目或者非遗企业，若是与特色小镇、产业园等结合还是可以考虑的。”投资者的担心主要是收益不可期。
其中丹诚资本投资总监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的助力有限，这要看能多大程度上撬动政府。”
多么尴尬的境地！
探路：别人家的发展路径
这不得不提以“PE+上市公司”模式扩张的片仔癀。2016年底，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片仔癀仍然以272.7亿元的市值占上市医药制药企业市值排行榜第20位，并且该品牌连续四年登上胡润品牌榜。
“这些都是片仔癀发挥品牌和资本优势的结果，其中投资拉动发展的战略已初显成效。”一位接近片仔癀高层的人告诉《经济》记者。
值得借鉴的是，片仔癀创新资本运营模式，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开展并购。比如，在厦门设立片仔癀（厦门）营运中心，借助厦门的区位优势，为公司大健康产业搭建资本运营平台，吸引项目落地。
记者梳理发现，三年时间，片仔癀旗下设立了规模20.5亿元的5只产业并购基金，开展形式多样的收购兼并、产业整合、项目孵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扩张，实现资本与增长“静与动”的转换，成效显著。
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是圣地亚公司的“非遗+互联网金融产品众筹”。圣地亚公司的发展路径也是运用资本的力量才不断发展壮大。
2015年，圣地亚公司总经理姚瞻武采用“非遗+互联网金融产品众筹”的模式解决了一直以来的资金问题。他们搭建了一个众筹平台，把潮绣艺术品放在上面，并把作品价格分为成本和收益两部分。
具体来说，成本价是投资标的价格，每幅作品只接受一名投资人，持有期为1年。“这样可以把成本提前变现。”姚瞻武说，若该作品在投资期内被卖出，投资人还会额外获得作品销售收益的30%。
再者是跳出非遗本身，在跨界上想门道。
贺虹把非遗与餐饮进行结合，不仅创造了非遗生存的生态环境，还增加了非遗产品的曝光率，“最终实现了公司现金流的自运转。”
“艺玩粉”就是非遗跨界的产物之一。
贺虹向记者介绍说，“艺玩粉”也可读成E-FANS，既是谐音，也可代表互联网粉丝的意思，是以剪纸元素为主题的连锁餐厅。“这不光是一个主题餐厅，不只是一碗粉，而是传统手工艺术体验者的社群、会所，是以互联网餐饮为入口，来打造中国亿万粉丝的大数据平台。”此外，还可作为创新创业项目，吸引小微创客和留学生创客，进而带动一部分人就业。
“艺玩粉”挣到的钱再反哺到贺贺文化中，实现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解码：资本为动力，非遗自造血
当一个项目有商业价值时，必然会引来资本，但资本能否盘活一个项目，还需看其商业模式和企业本身的自造血能力。
一得阁就是很好的例子。
生产半停滞，销售处于完全外包状态，办公室被强占，办公大楼被别人控制，公章被抢走，账号被查封，品牌被保全。“这是2015年6月一得阁的状态，恐怕再没有哪个非遗企业会落到如此田地。”王杰介绍说。
那时王杰刚被聘为一得阁总经理。唯一接受到的资金帮助是来自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1000万投资。
王杰认为一得阁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于是他先稳定局面，然后恢复生产，同时招聘人才、理顺关系。王杰把那时候的一得阁比喻为一位年迈的老人，已难以维持生命。“如果只是扶一把，发展依然会很困难。”
更难的是人心不稳，有之前领导班子的前车之鉴，一得阁的职工对王杰是排斥的。
王杰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获得了职工的认可。“其中有几件关键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厂房搬迁，2015年9月2日，王杰接到通知，当月25日原工厂将被夷为平地。“我当时的感觉就一个字――懵。”王杰说，这时他不仅要考虑职工的心理，还要维护一得阁的名誉。“不能让外界有一得阁要不行了的感受或猜测。”
王杰首先找到合适的厂房，然后新厂搬迁和旧厂生产平行进行。“24日一天，把旧厂的机器运到新厂，连夜开始安装机器。”
这件事让职工对新来的领导班子有了一些改观。
第二件事是收回销售权，王杰招了4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花了半年时间，让这几位大学生了解什么是销售，并和他们一起讨论销售方面的解，还要求每个人对产品有百分之百的了解。随后，王杰安排他们到全国东西南北四大区进行市场调研，“深入一线，了解市场行情。”过年时，让这几个人以总经理助理的名义给经销商拜年，体现公司对经销商的关注。
直到2016年4月，王杰收回了销售权，销售量月月都是同比增长。“这让一得阁人觉得新来的领导班子是干事的，有魄力。”
第三件事是收回大楼。
“可以说，现在一得阁已经渡过危机了。”王杰说。
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非遗企业都能活过来，其他非遗企业更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王杰多次强调：“技艺是非遗传承的核心。”就像给孩子洗澡，不能澡洗完了，把水和孩子一起倒出去了。
的确，科技的进步，很多技艺都可以用机器解决。但如果真是这样，非遗就失去了其特点。就像一得阁的墨汁，市面上有很多其他品牌的墨，比如，日本的墨，其特点是细，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扩散性好，但聚合不好。一得阁的墨关键就是聚合性好。“这是非遗核心技艺蒸胶的效果。”王杰表示，“哪一个品种的墨，熬到什么程度，完全不一样，如果每一种都用机器控制，这是不可能的。很多都是根据工人的经验来做。”
对于非遗企业的自造血能力，佳洋陶瓷董事长黄滨也深有感触，早些年他们用房产抵押获得贷款等方式已经解决了资金问题。“我们现在是缺人才、缺优秀管理团队，同等工资待遇情况下，许多大学生还是愿意去大城市。”黄滨告诉《经济》记者。
表面来看，资金是制约非遗发展的问题，深层次来看，企业的建设和自造血能力才是根本。
切记：不要跑偏轨道
佳洋陶瓷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能解释“为什么几千年我们没有评非遗传承人时，所有的非遗都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能好好生存，而当我们评了非遗之后，反而有些非遗在加快消亡”的问题。
以烤鸭的技艺传承人为例，一位烤鸭技艺传承人一天只能烤10只鸭，卖10只。全国有很多个烤鸭的技艺传承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自己的受众，能很好地生存和保留。随后，政策好了，由于老板的介入，他们开了店，一天能烤1000只鸭。紧接着，经营规模扩大了，又能多卖1000只烤鸭。然后，大众喜欢了，又能多卖1000只烤鸭。之后，媒体宣传了，又能多卖1000只烤鸭。这样一来，形成的是烤鸭文化。“但同时也推出一批顶尖企业，形成虹吸效应，反而侵占了其他传承人的资源。”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四光说，这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加剧了区域性非遗技艺的消亡。
“非遗是评不完的。”陈四光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涉及非遗传承人和投资者两方面。”非遗技艺传承人的优势就是有这门独特的技艺。对于市场开拓、营销、管理企业等方面可能不太懂，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优势去做不擅长的事情，消亡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投资人的优势是有钱，能在非遗缺乏资金时雪中送炭。“但如果投入这些资金是为了赚快钱，那估计不现实。这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其本身有发展期。”
那到底要不要拥抱资本，如何拥抱资本呢？
采访中，不少非遗专家建议，非遗传承人要敞开心扉，拥抱资本，这是发展的开端。
“这倒也没什么不行。”王杰帮非遗传承人算了一笔经济账：其所在的非遗企业最坏的结果是破产，如此一来，即使传承人拥有全部股份，最终也是一无所有。但如果引进资金了，企业一年赚了1亿元，尽管非遗传承人持了很少的股份，也能有不少的收入。
需要提醒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如何打造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很重要。王杰建议，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了解每个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对应生产出不同层次的日用品、工艺品和收藏品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再加上现代化的设计理念，不愁没有出路。
像全聚德、一得阁的非遗技艺传承人和企业掌门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关键是要术业有专攻。”
从投资人角度来说，他们追逐利益，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非遗企业的整个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市场培育还需要时间。所以，在非遗与资本的结合中，非遗传承人还是继承技艺、钻研技艺、使技艺更精进。投资人在选择非遗企业时，要尊重客观规律，有建设企业的思想，让非遗企业有康复的过程，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帮助非遗企业。
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承人；认定程序；分类保护；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加强对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总体上，传承人的保护仍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尤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危机最为严重，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悲剧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在甘南七县一市等地的田野调查，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传承人的认定问题
传承人的认定是传承人保护前提和首要步骤，只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认定制度，才能遴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族文化传承人并加以保护。我国采取的是政府认定为主的传承人认定模式，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程序等作了简单规定，但公示方法、异议等程序不具体，救济措施不明确，一旦地方政府官员出现偏私，就可能导致选出的传承人不合格，遗漏真正的传承人，影响传承工作的开展。
二、如何完善我州“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制度
（一）引进申报备案和群众推荐制度
将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扩展到传承人自身和群众，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这种认定制度可以有效扩展“非遗”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人，进一步扩大“非遗”保护的参与面，让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常态化、程式化，减轻政府机关的工作负担，发现更多的传承人，提高传承人保护的效率。
（二）传承人评审时听取群众意见，引进专家考核机制
很多地方政府运用“非遗展演”的形式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在选择申报传承人时，可能会倾向于那些文化程度高、对外交流能力较强、形象较好的传承人，而忽略那些自我表达能力较弱手艺极佳的传承人，导致评选出的传承人不是最具代表性甚至不合格。要避免这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书，深入到群众中，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了解传承人的传承历史和技能。
（三）制定合理公示制度，确定有效的异议细则。
在传承人评审中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虽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明确要求国家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要向社会公示15天，但并未明确公示的方式、公示的范围、公示的内容等。对于身处大山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若在政府部门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几乎没有意义。因此，有关公示的方法、内容以及政府对公示内容的解释等，都应当加以明确并力求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和实际。
三、加大传习人的培养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调查发现，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一）大幅度提高有突出贡献传承人的津贴待遇，增加发放传习人津贴
目前，在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津贴根据其级别有所不同，国家、省、州、县四级传承人每年的津贴分别为1万元、5000元、3000元、600元左右。年轻人在外打工每月很容易获得一两千元的收入，每年几百元到一万元的津贴在经济上对年轻人缺乏足够吸引力。现行的津贴发放额度、对象和发放方式都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一是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大幅度提高其传承津贴。二是可以在传承人津贴之外发放传习人津贴，选择部分确有兴趣学习非遗的年轻人成为传习人，发放约等于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津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三是将每年一次性发放改为按月发放，让传承人有“领工资”的安定感觉，鼓励传承人留在乡村安心传承和传习传统文化。
（二）保留农村居民待遇的同时提供城市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
一是加强经济生活保障；二是提高社会福利保障；三是加强精神关怀与鼓励。
（三）提供进入高校进修学习并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历和职称机会
在津贴和社会保障之外，晋升学习的机会对年轻的传习人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对于潜心专研民族文化的传习人，通过适当的考核机制，送他们进入地方高校进修培训。
四、加大传承人管理力度
（一）加强对传承人的合同管理
很多地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均与传承人订立有合同，要求传承人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授徒、表演等任务，但调查中发现，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对传承人的考核也流于形式，所以要适当调整，规范合同内容。
（二）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
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利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1]王元.论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振兴[J].攀登.2013（03）
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5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现代艺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艺”“工匠精神”，早已成为当下文化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我们无法估测这种步伐能走多远，路向何方。每一门民间工匠都是有着悠久文化历史背景的技术、技能，必须经过一定的深入研究学习才能掌握的技艺。每一门技艺都烙着民族的印记。面对非遗保护思路的探索与创新，国家文化部及各省市都针对“传统技艺”针对“民间匠人”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活动，一是展示各地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二是营造更多人群认识并参与保护的氛围；三是通过活动分析了解各地民间工匠精神的本质，探讨未来“传统技艺”“工匠精神”路向何方。传统手工技艺的坚持与现代艺术的追求，实质并不是矛盾的存在，非遗保护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允许在保护思路上的创新，鼓励一些艺术追求的创新。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应该是相容是互补的，两者相遇应该是会碰撞出民族文化艺术火花的。近几年来，根植于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艺术、创意线下、传统手工技艺展示等一系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为文化载入点的创意活动，不仅为一大批艺术家、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互动平台，更让广大人群参与其中，亲身体验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碰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一度面临失传濒危的局面，有一部分技艺即将消亡。但近年来，无论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还是在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都能看到手工艺的再度走热。而这股热潮能否为传统手工艺找到新的出路？传统手工艺如何真正“活”在当下？这就是作为非遗保护工作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管窥云南省非遗传统技艺门类国家级项目16项，傣族慢轮制陶、白族扎染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陶器烧制技艺（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建水紫陶烧制技艺）、傣族织锦技艺、斑铜制作技艺、傣族贝叶经制作技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乌铜走银制作技艺、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黑茶制作技艺（下关沱茶制作技艺）、火腿制作技艺（宣威火腿制作技艺、蒙自过桥米线、红茶制作技艺（滇红茶制作技艺）1。16项传统技艺是经过历史考验，人类无数次的实验才能传承至今的，能够传承并被人们认可成为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说明它们有独到的工艺特点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性是现代文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从文化角度着眼，人类在文化财富上的积累是渐进的，累加的，不断的2。如今，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与对文艺作品的审美要求也随之提高，面临这样一个文化时代大潮，把具有较强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手工技艺置于文化繁荣的大背景里来提炼，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艺术享受和精神需求，已是众多艺术家、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共同的话题。这些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精彩的作品几乎让所有消费者青睐，作品赋予了浓烈的传统文化元素，传承人根据民族传统巧妙的加入感情、色彩、造型，使作品富有生命，富有神韵，体现民族的灵魂。传统技艺的作品往往不复杂却能在淳朴的造型中体现美感，色彩不复杂却能在细部微妙的转换中衬托意境，每一位民间大师的每一件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对人生阅历的渗透。就云南省祥云县汪情珐琅银器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而言，从化银到刻、雕、錾、锤、嵌等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讲究，否则加工制作出的银器饰品就不够精美，且容易变俗。
学习这门传统手工技艺至少3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出师，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学习，能制作并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和流程的传承人越来越少。其实在国内或是其他国家，银器民族手工艺饰品有一定的市场，也有很大一个消费群体，但往往因为传统手工技艺花费时间长，经济效益无法提升，关键是现代艺术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冲击，很多年轻人也就不愿学，不愿做，一是觉得累，二是觉得赚钱不多。面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中国传统手工技艺路在何方”？带着这样的问题，不乏有一大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和一大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工作者一直在寻找一个出口、一种可能性。其实，近10年来的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主题方向是非常明确也正确的，大家都希望能在具体的主题之下，探讨某一门类或是某一领域最新的出路与面貌，并为这一门类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找到比较可能的路径。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个切入点，能在现代艺术和传统手工技艺之间找到一个节点，相互包容，互推互进。第一，传统手工技艺和现代艺术的双向突围。审视一些较好省、州、县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览室、传习所、传承基地等，我们不难看到设计师、艺术家、手工艺传承人、民间匠人进行的一场场跨界融合的对话和展示。同时，我们能看出各地传统手工艺的经典与特色，大家都在保留传承技能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出路。不难发现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艺术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甚至相互碰撞出很多理念上、技术上的创新，只要我们尊重传统手工技艺的历史与文化，鼓励现代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就会编撰出一个当代艺术家和民间艺人之间跨界、合作的发展个案。
浅表层面评价传统手工技艺，大多数人认为传承人或是民间匠人的作品存放于艺术馆、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就能界定作品的价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需鲜活地存活在民间，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活态的传承，保护成就作品的制作过程。各地探索的保护措施和活动形式证明，非遗项目传承人，民间匠人和当代艺术家的合作是可以活在当下的，并且可以保留朴质的温情、温暖和文化来点缀与丰富我们情感和生活。因此，传统手工艺与当代艺术的相遇是一次双向突围。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可以向现代艺术的方向寻找一个出路；另一方面，现代艺术面与传统手工艺融合，可以寻找无数种可能性。创新与现代艺术的融入是保护传承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出口，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木雕，到了工业化时代，只能以衡量艺术作品的眼光来衡量它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工百匠之说，各类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精美绝伦，内涵丰富。但比起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亚洲国家日本在内，我们并没有真正实效的探索出一套对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和匠人足够尊重的文化评价体系。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门类的保护与传承，我们需要重新唤起匠人精神，反思匠人文化。传统手工艺发展需要政策支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民族传统手工艺，一些门类市场前景较好，也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容易保护与传承，而一部分项目具有代表性，属于急需抢救保护的濒危项目，但保护传承较为困难。后者的存续与现代艺术的发展几乎无法比拟，更谈不上技艺的持续性保护，往往因为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面临诸多困难。民间艺人，传承人对自己的手艺保护激情高涨，感情深厚，但往往是想做而做不了，能动而动不了。同样，一些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从一个项目的调查、记录、整理、保存、保护都需要经费和现代化科技载体及手段。由于经费不足，一些濒临湮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记录、抢救，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缺乏相应的资金。
非遗传承人的要求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291-02
作为文化遗产的关键性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同时也包括与上述文化类型表现方式有关的物质载体或文化空间。［1］根据非遗的概念和外延为评判标准，安徽省合肥市非遗资源丰富多样，现今，合肥市共有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15项省级非遗项目，87项市级非遗项目，162项区县级非遗名录项目。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一）合肥市非遗的种类和数量
“合肥”最早起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2］它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会员城市，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就其行政级别以及文化历史传承的地位而言，应该是安徽省文化遗产开发相对成熟的地方。但经调查研究发现，合肥市文化遗产种类在省内的种类相对较少、数量也处于劣势，仍有很多的非遗还未被发现或者申遗成功。例如，在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7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属于合肥市的仅有5项，仅仅占据7.1%。［3］通过对安徽省文化厅所公布的信息梳理发现，到目前为止安徽省登记的非遗种类及数量中，属于合肥市的非遗数量共有238项，仅占安徽省非遗种类的2.4%。
（二）合肥市非遗保护现状
独特的人文、地理、历史特征，以及合肥古城独特的人文气息、地理环境、历史氛围造就了丰富多样且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存。除了丰富的物态文化遗产，其现存的非遗也是多种多样，各种非遗种类达238种。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合肥地区的民间技艺呈现出不断消亡的趋势，大批民间文化载体也逐渐流失。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来表达的艺术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同时，由于现在人们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丰富的物质生活，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现代非遗类传承人不能够静下心来钻研技艺，使许多传承非遗的艺人们虽年事已高却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从而导致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们传承技艺的条件艰苦，可能已经失去了传艺的能力。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从2006年开始，合肥启动市级非遗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指导，通过普查的方式，将民间文化进行登记注册，并经过专家遴选，最终把首批13项文化遗产列入合肥市非遗名录。2007年，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规范化阶段，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等四级非遗项目。2008年年底，随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落户于合肥市文化馆，标志着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成熟与关键期。在非遗保护中心，市民们不仅可以看到声色并茂的影像材料，更能欣赏到非遗传承人精彩绝伦的文化技艺，从而使非遗文化传承到千家万户。
（三）合肥市非遗利用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合肥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合理地对此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形成一股推动力。在如何保护非遗这个问题上，当前讨论出来的具有可行性的渠道有两个，即非遗资源化与非遗开发利用产业化。对非遗资源的健康开发，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非遗资源中蕴含的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活水之源。例如，国家级名录保护项目“庐剧”进行巡回演出，通过在合肥市的三县、七区下基层演出对其进行开发性利用；“纸笺加工技艺”利用中开发新品种，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
二、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通过调阅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查发现，合肥市虽然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面临四大问题。
（一）非遗保护政策不健全
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合肥市已经按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鼓励标准，给予30个左右的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政策鼓励，对凡是被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文化科技研发重点实验室，将给予100～200万元不等的奖励。但非遗保护的政策仍有所欠缺，当前对非遗的保护更多地是倾向于资金、政策的扶植和倾斜，但对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人才培养、管理优化等关键问题没有提及或者是执行力度不彻底。
（二）资金持久投入度不足
当前合肥市针对非遗的保护，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对比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显然更强调“传承发展”是非遗保护的应有要义。但是，对非遗的保护当前更多地局限于“短平快”的开发，企业和个人过多地追求眼前利益，往往打着非遗的幌子，争“名”取“利”。却很少将利润资金再投入到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中，甚至扭曲和歪曲非遗的事实。
（三）非遗传承人存在“断代”危机
非遗的主要传承载体就是人，人是传承的重要环节。但是，传承人却陷入了困境：传承人年事已高，可能已经没有教授技艺的能力了。年轻传承人缺乏老一辈传承人的热情和使命感。传承人群体缩小，想要传承非遗的人越来越少。同时还有部分传承人只享受国家给的政策却不尽义务去传承和保护非遗，缺乏对传承人的考核机制。
（四）非遗传承形式单一
目前，合肥市非遗传承方式依然传统、形式单一。对非遗的记录方式更多的是书籍记录，记录得不够详细，描述得也不够彻底和全面，达不到全面描述非遗技艺的内容和特点的目的，而且在进行文字记录的同时，每个接受者的理解也不同，可能出现偏差。一步一步的缺失会造成非遗一步一步地扭曲和消失。在高科技技术发展的今天还是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利用新的形式去传承和保护非遗。
三、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地方政策，地方与国家政策相辅相成
合肥政府要密切关注国家对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积极利用国家的政策优势，为当地的非遗保护和继承工作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职责，服务非遗的申报和登记事务。与此同时，加强政府人员对非遗的认识，提高其服务技能，全面地管理好非遗项目，快速便捷地为非遗项目办理手续。
（二）培养高素质的传承人才，形成合理的保护和传承机制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体系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与国内高端院校合作培养全面的管理人才。在非遗工作开展中积极探索非遗保护面临的机制问题，一步步地完善机制，形成体系。合理完善的机制和体系才能更好地便于非遗工作的开展和研究，非遗才能永续传承，充分地被利用。同时非遗继承人员之间应该形成完整的继承规则和学习培养机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继承人来继承和发扬合肥非遗文化。
（三）非遗文化数字化，实现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和传承
传统的非遗记载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对非遗的记载和传承。很多时候，文字可能不能全面具体地描述非遗的技艺。完善非遗的室内多媒体传习设施，通过对非遗的线上和线下的立体传播，强化对数字多媒体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将其保护、传承下去。
（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整合社会资源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各行业协会需发挥行业带头作用，主动积极地开展非遗相关的工作和项目，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利用。规范建设非遗基地，建立更多分类别的基地展馆，便于对孩子从小的教育，培养非遗保护意识。在全国政协委员李修松看来，中国应该，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迪士尼乐园。他所在的安徽，就有中国目前自主创新做得最好的特色主题公园园区——芜湖方特第四期东方神话，其将一些国家级非遗项目做成了游乐体验项目。运用文化创意结合科技手段，将厚重的文化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吸引孩子去玩，去猎奇，从而去探索。
四、结语
对于非遗的研究有利于为现在生活的生产发展提供依据和创作源泉，有利于对非遗进行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保护非遗便于合理地利用，利用非遗特殊的文化价值拉动经济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政府要树立阳光政府的形象，提供便捷的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的一系列服务。行业协会需要发挥行业间的合作和带头作用，主动为非遗工作出谋划策，提供发展机会。学校需要配合非遗工作培养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中小学则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非遗保护意识和学习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中国合肥门口网站［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