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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颈淋巴结核；手术；医学应对
Medical Coping Modes for Postoperative Patients of Cervical Lymph Tuberculosis
FAN Yu-yun,LIU Hong-tao,TAN Hong-lian,JIANG Hui-hui
(Guangzhou Chest Hospital, Guangzhou 510095, Guangdo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urvey medical coping modes of cervical lymph tuberculosis surgical patients. Methods Medical coping modes of patients 3 days after the cervical lymph tuberculosis surger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patients, postoperative patients of cervical lymph tuberculosis more actively respond to disease. Relative to men, women are more courageous to face the disease. Highly educated patients also actively face the disease and are not easy to succumb to the disease. ConclusionMedical coping mod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in the nursing process to assess and help patients develop positive medical coping modes.
Key words：Cervical lymph tuberculosis; Surgery; Medical coping modes
应对方式是人们心理防卫功能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压力，增加适应能力，改善心身症状；应对不当，则会加重压力或增加新的压力，增强应激反应[1]。作为中介因素，社会支持对于心理冲突和应激具有缓冲作用，既可以对健康产生间接的保护作用，又可以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从而有益于健康。淋巴结结核是发生于外周淋巴系统的慢性结核杆菌感染性疾病。淋巴结结核主要发生于颈部，是肺外结核中最常见的[2]，多见于青年人。闫树旭等[3]对300例颈部肿大淋巴结进行病理分析后发现颈淋巴结结核占25．3％，仅次于转移癌。颈部淋巴结结核手术治疗，治疗时间长，疗效差，切口不易愈合，影响到患者心理应激。为此，笔者采用医学应对调查问卷对颈淋巴结核术后3d患者进行调查，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1年8月~2013年12月在本科室进行手术治疗后3d的颈淋巴结核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符合WHO诊断标准，神志清晰，思维、语言表达能力正常，愿意合作。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患者进行调查。一般资料：包括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婚姻状况；采用的测量工具为医学应对问卷(MCMQ)[4]。MCMQ包括20个项目，3个因子(即"面对"、"回避"和"屈服"因子)，每个项目按1~4级评分。
1.2.2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均数与常模进行t 检验，线性相关。检验水准P＜0.05，双侧检验。
2结果
2.1一般资料224例患者中，男性96例，女性128例，年龄11～63（29.64±11．08）岁，其中男性年龄为(30.27±11.19)岁，女性年龄为(29.17±11.02)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20例，初中60例，高中或中专96例，大专及以上48例。
2.2颈淋巴结核患者术后的医学应对方式从表1看出颈部淋巴结患者的面对"面对"因子得分（22.57±5.61）明显高于常模P
2.3颈部淋巴结核术后男女的医学应对方式表2显示女性患者"面对"因子得分（23.09±4.95）高于男性患者得分（21.86±6.35）。
2.4根据表3和表4可以看出，学历越高，更不容易屈服于疾病，并且积极面对。
3讨论
认知应激学说[5]认为心理应激不应是单纯的刺激，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反应，而是由生活事件作为应激源（刺激），受个人认知评价、应对风格、社会支持等多种中介因素影响。面对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已经被证实能提高生活质量。本次调查显示，颈部淋巴结核患者的"面对"因子高于一般患者，表明更加积极应对疾病，这可能与颈部淋巴结核手术本身是小手术，一般在局麻或静脉全麻状态下就能完成手术，术后6h基本生活能自理，基本上术后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至于患者积极面对，希望参与治疗决定，希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更多的与疾病相关的知识，并且喜欢和同样疾病的的病友讨论与疾病相关的细节。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积极面对疾病的过程，女性患者更多的想了解疾病术后伤口愈合情况。因为颈部是较多暴露在外观下，更多的女性会担心术后影响到美观情况，所以对于术后相关护理知识、颈部功能锻炼都比男性积极。屈服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6]。本结论显示高学历患者更不容易屈服于疾病，可能跟高学历患者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疾病本身性质，从而给自己确立信心有关，毕竟颈部淋巴结核不是不治之症。虽然颈部淋巴结术后愈合过程长，大量手术已经证明，但是只要规律治疗，痊愈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学历较低的这一部分患者，我们作为护理人员更需要给患者讲解成功的案例，给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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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英语 词汇语义 语义通达 教学启示
在大专医护学生的ESP医护英语教学中，医学词汇教学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的内容。由于医学英语的独特性，以及大专学生作为二语不熟练者的语言学习背景，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要掌握医学词汇的基本内容，需要针对这类学生的双语表征类型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切合学生语义提取路径的词汇教学方法。
1.心理语言学相关概念和语义激活扩散理论
在二词习得中，二语（以下称L2）的词形如何通达到一语（L1）的意义层面，涉及双语词汇表征关系模式。而语义如何用词汇表达，则涉及语义提取这一激活词汇知识的过程。目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主要以空间隐喻为基础，研究心理词汇形式和概念的表征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词以网络的形式存在于心理空间中，词汇与意义存储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词形与词义的联系复杂而多样，通过激活扩散过程达到语义的通达和提取。双语词汇表征的模型是动态的，与两种语言的差异、学习者熟练程度及词的性质等因素相关。
词汇网络指在学习者头脑中形成的有关词与词关系的组织结构。连接主义认为，语言的认知处理单位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有不同的激活状态，按不同的形式连接。在语义网络中，词与词之间通过语义关系而相互连接。语义网络中的词被当作是一个接点，激活是一个从某接点向周围接点扩散的过程。
词汇是以各种复杂的连接方式联系起来的。这些连接中有语义关系、语音关系、形式关系、句法关系或百科知识关系等。Collins和Loftus的语义激活扩散理论认为，人脑中长期储存的知识是以一定的关系按网络形式组织的。网络中表征有关联的字词、概念的节点相距较紧；表征无关联的字词、概念的节点相距较远。例如，派生词的语义联系紧密；象声词通过语音与意义相连；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词素与其对应的象征意义构成紧密的联系。当网络中某个概念被激活后，这种激活会沿网络的通路自动扩散到邻近的节点，提高这些节点的激活水平，降低他们被接通的阈限，从而提高反应速度[1]。
2.医学英语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医学词汇的表征模型
医学是严谨的自然科学，医学语词符号突出声音或象似性的“能指”特征，力求清除歧义，理性科学地表达思维。其词语要求语义透明，即语言符号所指的确定性、表述的明晰性、词义的单义性，杜绝一切不确定和模糊的表述[2]。医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医学词汇很少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大多数术语都是严格的一词一义对应，这为双语词汇表征和语义的提取提供了便利。
英汉双语表征从属关系模型认为：英语词汇（L2）与汉语词汇（L1）分别存在于两个独立的空间。英语词汇需要通过汉语的翻译对等词作为中介，才能直达语义。在提取医学英语词汇语义上，离不开L1的翻译对等词这个中介，才能进入L1的概念系统。这种典型的从属双语关系模型在医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得到印证。
从属双语表征关系尤其体现在尚未掌握大量L2词汇知识的初学者中。因为随着L2词汇知识的增长，p语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多样，帮助学习者通过诸如跨语言之间的语义联想或语音相近等途径，使一些L2词有可能直接通达L1的概念系统，从而提取词汇的概念。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双语关系称为复合双语关系模型。
作为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的词汇，语间启动依靠的是概念联系。翻译对等词是概念中介，L2英语词汇通过作为对等词的L1中文词汇通达到L1的概念系统。整个词汇教学的过程就是概念的通达、词汇网络的建立，因此使用母语是更经济的词汇教学策略。这一策略符合不熟练双语者从属双语关系表征模型，同时反映了母语在词汇学习中的促学作用，这是翻译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3.二语不熟练者的词汇语义提取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医学词汇教学设计
语义提取指我们激活词汇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人脑如何选择合适的词表达意义。语义提取速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Carroll[3]指出词频效应、词汇性效应、语义性效应等因素会影响语义提取的效率。也就是说，词频高的词更容易提取；词比非词在词汇判断实验中用的时间短；意义相近的词有助于词的激活提取。
陈雪梅[4]基于“语义激活扩散”理论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指出，双语语义和加工路径的建立、激活或抑制与语言习得的背景和被激活的频率有关，这些差异体现在加工路径的方向性和连接强弱上的差别。
3.1心理词汇网络的大小影响语义提取的速度。
李红[5]认为词汇知识的快速提取既依赖于词汇知识量的大小和深度，又依赖于一个强大的词汇网络。学习者心理词汇网络中的联结类型，因不同英语词汇知识水平而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各类联结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验证明，心理词汇网络影响语义提取的效率。
要构建和扩大心理词汇网络，需要学习词汇和反复使用词汇知识。因为词汇知识使用的频率高会降低词义激活的阈限，也就是更容易激活意义。通过学习和使用，反复地提取存贮在学习者大脑中的词汇知识，能增强词汇网络的语义连结。而词汇知识的发展不仅促进词汇网络的建立，同时促进词汇知识的快速获取。
3.2学习者的L2词汇知识水平对语义提取的影响。
双语间的联系类型和强度有赖于双语者L2的熟练程度。在二语不熟练者通过学习变成熟练者这一过程中，语义提取中的词汇知识效应，会使双语心理词汇表征发生“发展性变化”这一质变，即不熟练者通常通过母语通达到概念层，而熟练者可以直接通过L2通达到L1的概念层。因为当双语者的L2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形成形、义转换的概念中介。
“发展性变化”充分说明了L2词汇知识影响了学习者对L2语义提取的效率。词汇知识水平高的学习者比水平低的学习者更快和更准确地对语义信息进行提取[6]。这一点也证明了不熟练者的从属双语表征与熟练者的复合双语关系表征之间的演变过程。
Kroll和Stewart[7]提出的修正的等级模型表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间存在着共享的概念表征，但其对L1和L2来说不具有同等的可提取性。L2的初期习得需要对L1较强的词汇依赖。随着L2词汇量的增加，双语者逐渐形成了由L2直接提取概念的能力，最终由L2激活的概念会与由L1激活的相等。这时的双语者就成了一个概念调节者，他能用L2直接通达意义，而且能通过共享的概念表征调节从L1到L2的通达。
3.3医学词汇教学设计及母语的促学作用。
在医学词汇课堂教学中，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学习新词，另一个是使用新词。为此，在教学中要提高词的使用环节所占的时间，设计一些活动强化新词的使用。这些活动包括使用新词造句、根据场景设计对话并操练和表演；使用所学新词表达观点，写成短文并在课上分享等。强化词的使用就是反复巩固所学新词，提高词汇知识，从而增加词汇量，扩大词汇网络，使词汇教学向有利于语义提取的方向发展。
在母语习得过程中，人们除了关注单词的形式外，更主要的是理解和掌握该词的意义及与之有关的其他信息，母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词条内各类信息高度地融为一体，达到了一点激就出现的程度[8]。
De Bot等认为，不同熟练程度的二语学习者可以有不同的有效习得二语的具体方法。虽然大量的目的语输入对改进学习者熟练程度有所帮助，但在初级阶段，为了能够用目的语进行阅读，应掌握足够的词汇量。不能过分简单地强调习得二语时母语的消极作用[9]。
实践证明，在医学词汇教学中，离不开母语作为概念中介的作用。通过把L2医学术语翻译成L1的语义对等词，能直接通达L1的概念系统，实现英语医学词汇学习的直接性与高效性。
4.结语
针对不熟练学习者英汉双语医学词汇的表征关系模型和心理语言学关于心理词典、词汇网络和语义激活扩散理论，对医学语词的特点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医学词语的意义的提
取路径进行判定，并指出影响语义提取的因素，以及母语在L2不熟练者学习中的关键作用。对词的语义提取路径的研究对于实践教学具有指导意x。由于词汇网络的扩大和L2词汇知识的提高，为教学中练习环节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教学有的放矢，能显著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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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1. 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技项目课题：意向图式映射下的医学英语高频语块的交际作用与习得机制研究（编号16C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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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肝功能；血黏度；免疫球蛋白
[中图分类号] R65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7（b）-0044-05
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LCHTD）逐渐取代传统的开腹胆总管探查术，成为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常用方法之一。研究证实，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取石效果好，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但作为一种创伤性手术，仍然会使机体遭受到手术性创伤，如腹壁的切口及CO2气腹的建立、术后腹压的迅速下降等创伤性操作，可能造成患者出现缺血再灌注样改变，甚至可能引起患者肝功能的损害，对患者的血黏度及免疫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1]。本研究旨在对比研究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与传统开腹取石术对患者肝功能、血黏度及免疫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7月～2014年1月在高州市人民医院行LCHTD患者50例为腹腔镜组，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32～78岁，平均（43.3±7.1）岁，术前伴黄疸12例、单发性结石21例、多发性结石26例。另选择同期行传统开腹取石术患者5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29～76岁，平均（45.2±7.3）岁，其中术前伴黄疸14例、单发性结石24例、多发性结石2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对照组行开腹胆总管切开取石术。腹腔镜组行LCHTD，一期缝合治疗胆总管结石。气管插管全麻，建立CO2气腹，应用腹腔镜切除胆囊，显露胆总管，在胆总管前壁开一小口再以弯剪刀延长0.6～0.8 cm，将胆石收集袋置入腹腔，扩大肋缘下锁骨中线处操作孔，置入纤维胆道镜，中段结石挤压至切口处以取石钳取出，下段结石以套石篮伸至结石远端后张开、收缩，结石可进入套石篮后连同胆道镜一起退出至温氏孔处，将结石放入胆石收集袋内，镜检至Oddis括约肌处无明显结石后，置导尿管与胆总管内探通下段后冲洗出絮状物及细小结石；持针器钳夹自带线针“8”字缝合胆总管上下端后，再适当间断缝合1～2针，一期缝合关闭胆总管。
1.3 检测指标与方法
术前及术后第1、3、7天晨8：00取空腹静脉血3～5 mL，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血清总胆红素（TBIL）、血清白蛋白（ALB）。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全血黏度、全血还原黏度及血浆黏度检测（毛细管式测量方法），并计算血细胞比容（HCT）。采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后外周血淋巴细胞CD3+、CD4+、CD8+的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2.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各项肝功能指标比较
术后1 d，两组患者ALT、AST、TBIL均较术前显著升高且达顶峰，而ALB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腹腔镜组术后1 d上述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3 d腹腔镜组患者ALT、AST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两组患者TBIL较术后1 d降低，而ALB较术后1 d升高，但分别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且两组患者术后3 d的TBIL、ALB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7 d腹腔镜组患者ALT、AST、TBIL、ALB分别低于术前，但组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各项血黏度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血浆黏度术后1 d均较术前明显升高，而术后3 d较术后1 d明显降低，但腹腔镜组患者术后1 d的血浆黏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腹腔镜组术后3 d全血黏度高切、低切分别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其余未见明显变化。见表2。
2.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免疫球蛋白变化情况
术后1 d，两组患者IgA、IgG、IgM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 < 0.05），且腹腔镜组患者IgA、IgG、IgM水平降低程度较小；术后1 d腹腔镜组患者IgA、IgG、IgM分别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T细胞亚群动态变化情况比较
术后1 d，两组患者CD4+及CD4+/CD8+均明显低于术前（P < 0.05），且腹腔镜组患者术后1 d的CD4+/CD8+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术后3 d，腹腔镜组患者CD3+、CD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7 d，两组患者CD3+、CD4+及CD4+/CD8+较术后3 d明显升高，但组间及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3 讨论
本研究表1结果显示，术后1 d，两组患者的ALT、AST、TBIL均显著升高且达顶峰，均分别明显高于术前，而ALB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 < 0.05）。以上数据显示，LCHTD术后患者出现短暂的、轻度的血转氨酶和TBIL的升高，其原因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腹腔镜建立的CO2气腹，其压力对内脏产生影响，术中牵拉胆囊造成对肝脏的直接挤压或导致肝外胆管扭曲而致肝内胆管压力升高，过度使用电刀烧灼胆囊床造成对肝组织的直接损伤，术中操作促使微小结石跌入胆总管等[2-5]。但LCHTD避免了胆汁胆盐大量丢失造成的水电解质及内环境紊乱，有助于恢复受损的肝功能。本研究表1结果显示，术后3 d，腹腔镜和对照组患者的ALT、AST水平均较术后1 d明显降低，也仍明显高于术前（P < 0.05），且腹腔镜组患者术后3 d的ALT、AST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与索运生等[6]报道的观点相符。
研究发现，手术创伤和疼痛应激使患者术后机体纤维蛋白溶解能力减弱，纤维蛋白浓度增加，导致血浆黏度升高，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导致全血黏度增加[7-10]。近来腹腔镜手术与血液流变学的研究较为广泛，腹腔镜手术在气腹条件下完成，本研究着重对比观察腹腔镜CO2气腹下及开腹取石术手术前后血液流变学的变化情况。表2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血浆黏度术后1 d均较术前明显升高，与上述观点是相符的，但腹腔镜组患者术后1 d的血浆黏度明显低于对照组、腹腔镜组术后3 d全血黏度高切、低切也分别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与王建江等[11]报道的观点是一致的，说明LCHTD对患者血黏度影响较小。
正常情况下，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浓度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机体遭受手术创伤时，其血清免疫球蛋白浓度明显降低，张庆尧等[12]研究进一步证实，且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降低幅度与创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表3结果显示，术后1 d，两组患者IgA、IgG、IgM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且腹腔镜组患者IgA、IgG、IgM水平降低程度较小，术后1 d腹腔镜组患者IgA、IgG、IgM分别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以上提示术腹腔镜与开腹取石术均能抑制机体的IgG、IgM、IgA水平，但腹腔镜对机体的IgG、IgM、IgA抑制作用明显小于开腹取石术[13-17]。
本研究表4显示，腹腔镜组患者术后1 d的CD4+/CD8+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术后3 d，腹腔镜组患者的CD3+、CD4+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CD3+、CD4+及CD4+/CD8+较术后3 d明显升高，提示腹腔镜手术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小，而开腹取石术后出现免疫功能损害，考虑可能是由于腹腔镜手术中高压气腹刺激和高碳酸血症引起机体应激反应，使T淋巴细胞功能增强[18-19]。王草叶等[20]通过对比分析腹腔镜胆道探查取石术与传统开放手术对机体创伤及免疫的影响，证实腹腔镜胆道探查取石术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小，能更好地减少机体创伤，保护机体免疫功能，这也与腹腔镜手术相关研究结论相似[21]。
综上所述，LCHTD较传统开腹取石术对患者肝功能损害小，能明显降低血黏度，保护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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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哲学范文4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经受者皮肤致敏后的异基因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是否能在促进形成完全供者嵌合（CC）的同时减轻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以C57BL/6小鼠（H-2b，B6）为受者，于第0天接受60Co γ线全身照射（TBI），总剂量为5.5 Gy，照射当天移植经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动员后的BALB/c小鼠（H-2d，BA）外周血干细胞（2×107个），移植后第2天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00 mg/kg，并分别于移植后第28天输注致敏/未致敏的供者淋巴细胞2×106。结果显示，致敏后DLI的受鼠（黑色）无1例出现GVHD，60天时转变为完全供者嵌合，表型明显呈现为供鼠（白色）特征，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在DLI后早期下降，半月后有所升高，但仍低于正常水平；未致敏的DLI受鼠出现不同程度的GVHD，嵌合率稍有上升，仍表现为混合嵌合体（MC），CD4+/CD8+比值在DLI后早期升高，后期降至正常水平。结论：经受者皮肤致敏后的DLI在诱导CC的同时降低GVHD发病率，CD4+/CD8+比值与GVHD发病率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关键词】 非清髓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Effects of Sensitized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on the Chimerism and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fter Nonmyeloablative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bstract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could be achieved and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could be alleviated by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which was sensitized by the skin of the recipient，female C57BL/6 mice (H-2b，B6) as recipients received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of 5.5 Gy (60Co γ-ray) on day 0 followed by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The allo-grafts consisted of 2×107 peripher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from mobilized male BALB/c (H-2d) donor mice with the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 Day 2 after allo-HSCT，the recipient mice were given 200 mg/kg cyclophosphamide intraperitoneally. Afterwards these recipient mice were infused 2×106 sensitized or unsensitized-donor lymphocytes at the 28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ce receiving sensitized-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did not suffer from GVHD and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 of the recipient mice (black color) converted to that of the donor mice (white color)，and to become full-donor chimerism. It was found that the ratio 0f CD4+/CD8+ T lymphocytes of them decreased at the earlier period and increased after half month，but which were also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value. While various grades of acute GVHD was observed i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ixed-chimeras were maintained，though it increased a little，and the ratio of CD4+/CD8+ T lymphocytes increased at first，then decreased to the normal level half month later. It is concluded that sensitized DLI converted mixed to comlete donor chimerism without GVHD，and the rate of CD4+/CD8+ has close relation to the incidence of GVHD.
Key words
nonmyeloablative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chimerism；graft-versus-host disease
J Exp Hematol 2006；14(1):102-106
异基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治疗恶性血液病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非清髓性SCT的开展，给更多的血液病患者带来了希望。非清髓性移植以较低强度的预处理诱导受者的免疫耐受，使得供者细胞植入并形成混合嵌合体，减少了移植相关并发症和相关死亡。由于混合嵌合体的移植物抗白血病(GVL)作用较弱［1，2］，且随着嵌合率的逐渐下降，移植后复发率明显增高，故在其基础上进行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对加强GVL效应，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无病生存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GVHD作为DLI后的主要并发症，明显限制了DLI的临床应用，探索一种既避免GVHD而又不损害GVL效应的方法成为目前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本研究探讨C57BL/6小鼠经非清髓性异基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输注经受鼠皮肤致敏后的供者淋巴细胞对于嵌合状态及GVHD发病率的影响，同时检测DLI后T细胞亚群的变化，以评价CD4/CD8比值与GVHD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
动物
受鼠为清洁级雌性C57BL/6小鼠(H-2b，B6)，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提供，8-10周龄，体重16.7×1.4 g；供鼠为清洁级雄性BALB/c小鼠(H-2d)，由扬州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提供，均饲养于东南大学医学院SPF级动物房内，饲料及垫料均经辐照消毒，饮用高压消毒无菌水。
试剂及器材
环磷酰胺（CTX，200毫克/支，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产品），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75微克/支，上海三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单克隆荧光抗体（FITC anti-mouse CD3、CD4、CD8，25微克/支，杭州联科公司的美国Caltag公司产品），全血样本DNA抽提试剂盒（晶美公司的美国Gentra公司产品），60Co放疗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GWGT80型60Co远距离治疗机，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帮助），流式细胞仪(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
供鼠外周血动员及干细胞悬液的制备
BALB/c小鼠于移植前4天起给予250 μg/kg G-CSF，皮下注射，每日1次，末次注射2-3小时后在无菌条件下经内龇静脉取血，置入含EDTA的抗凝管中，利用淋巴细胞分离液(Ficoll-hypaque液，比重1.077，20℃)水平离心30分钟，400×g，提取单个核细胞，然后用0.01 mmol/L的PBS液漂洗2次后重悬细胞并调节细胞浓度至8×107/ml。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受鼠移植前6天开始饮用含红霉素（250 mg/L）和庆大霉素（320 mg/L）的无菌水，并持续至移植后2周。移植当日将受鼠置于清洁级包装的塑料盒内接受60Co γ射线5.5 Gy全身照射(TBI)，剂量率167.68 cGy/min，照射后4小时内经尾静脉输注供鼠PBMNC 2×107个，移植后第2天予CTX 200 mg/kg腹腔注射。
供鼠淋巴细胞制备
移植后第1天起取B6小鼠背部皮肤1 cm×1 cm，埋入供鼠皮内，切口局部缝合。每周1次×4周，以致敏供鼠。第28天致敏与未致敏的供鼠分别经内龇静脉采血后以Ficoll分离淋巴细胞（分离方法同干细胞采集），用0.01 mmol/L的PBS液重悬细胞并调节细胞浓度至8×106/ml。操作均在无菌条件下进行。
实验分组设计
移植后每3天采血计数白细胞、称量体重，同时观察小鼠状态，排除死亡小鼠，待第21天造血恢复，体重稳步回升后将22只受鼠随机分为3组。A组：单纯移植组（n=6）；B组：第28天回输2×106个未致敏供鼠淋巴细胞（n=8）；C组：第28天回输2×106个致敏后供鼠淋巴细胞（n=8）。同时设预处理对照组，观察造血恢复及表型变化。所有受鼠均未给予GVHD防止措施。
GVHD主要观察指标
移植后每日观察小鼠体重、体形、、毛发、腹泻等，记录存活期，存活时间超过60天者为长期存活。每3天称量体重。死亡小鼠取肝脏、脾脏、小肠和爪垫皮肤组织大体形态观察后置于10%福尔马林液中固定保存，集中包埋、切片，HE染色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判断GVHD情况。
异基因嵌合体的测定
于移植后第21、60、90天分别经内眦静脉取各组小鼠外周血250 μl，EDTA抗凝后，应用Genomic DNA Purification试剂盒提取DNA，保存于-20℃。PCR扩增：输入雌性B6小鼠体内的雄性BALB/c小鼠造血干细胞带有Y染色体特有的性别决定基因(SRY基因)。SRY引物用DNAStar软件设计，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合成，上游引物序列为5′TGGTGTGGTCCCGTGGTGAGAG3′，下游引物序列为5′GATGGCATGTGGGTTCCTGTCC3′，扩增产物为296 bp，以BALB/C的DNA扩增产物为参照。PCR反应体系：10×PCR缓冲液5 μl，25 mmol/L MgCl2 5 μl，dNTPs 1 μl，10 μmol／L上游及下游引物各0.5 μl，DNA模板2 μl，TaqDNA聚合酶0.5 U（上海申能博采公司提供），补足双蒸水至50 μl。扩增条件：95℃预变性5分钟，95℃变性60秒，60℃退火60秒，72℃延伸1分钟，循环39次，末次循环后72℃再延伸10分钟。产物检测：扩增产物在含0.5 mmol／L溴乙锭的2％琼脂糖凝胶中以4-5 V/cm电压降电泳30-45分钟，于Image Master VDS凝胶扫描仪上成像。用Totallab v2.01凝胶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半定量分析，所有B6小鼠扩增产物的光密度均以BALB/c为基准较正，以B6/BA表示嵌合率。
T细胞亚群测定
移植后第45、60天分别取各组小鼠外周血50μl（EDTA抗凝），加入10 μl的直标单克隆抗体于室温下放置10分钟，再加入50 μl的溶血剂静置10分钟后加入2ml的蒸流水室温放置10分钟，然后以300×g离心5分钟，加0.5ml的PBS后上机检测CD3+、CD4+、CD8+细胞数。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O专业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x±SD表示，行方差分析、t检验。
结
果
存活期
A组及C组小鼠体重均稳步上升，无1例死亡，长期存活率100%；B组小鼠输注未致敏的供者淋巴细胞后，3只小鼠在输注半月内死亡，长期存活率62.5%。A、C组小鼠存活时间均较B组明显延长（P
GVHD发生情况
B组小鼠行未致敏DLI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弓背、翘毛、体重下降、消瘦、精神萎靡、腹泻等表现（图1），3只小鼠在输注后半月内死亡。病理检查符合GVHD表现： ①肝脏：肝细胞空泡样变，汇管区内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可见灶状出血；②脾脏：萎缩，巢状结构破坏，可见大量散在浸润的淋巴细胞、出血坏死灶及含铁血黄素的沉积；③小肠：肠粘膜水肿出血，固有层和基层有淋巴细胞浸润；④皮肤：厚薄不均，真皮层内可见淋巴细胞浸润、胶原纤维肿胀。与移植后未回输淋巴细胞前死于GVHD小鼠的尸解结果一致。C组小鼠无1例出现GVHD表现，体重稳步上升，精神状态良好。
表型变化及嵌合体检测结果
B、C组小鼠于移植后第35天开始逐渐呈现出供鼠的表型，以C组小鼠变化明显（图2），移植后90天已完全转变为供鼠表型特征。A、B、C组小鼠在移植后21天时均检测到混合嵌合体，目的基因表达率分别为31.247±4.337，30.880±4.118，30.608±4.064， 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60、90天时A组均未检测到嵌合体，B组仍为混合嵌合体，表达率分别为58.767±13.683和58.579±13.01，C组60天则转变为完全供者嵌合，90天时维持不变，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
T淋巴细胞亚群
如图3、4及附表所示，DLI后早期(45天 )CD4/CD8比值在B组中明显升高，而C组显著降低，各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讨 论
DLI作为一种过继性免疫疗法通过促进完全供者嵌合体、加强GVL效应，在预防与治疗移植后复发病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由于DLI后存在有致死性GVHD及骨髓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故目前大量的实验研究集中于如何降低DLI后的GVHD发病率。抑制受体抗原呈递细胞，导入自杀基因、阻断B7-CD28途径、选择性去除供体同种异体反应性T细胞等多种方法均处于实验阶段。
大量试验证实，通过亚致死剂量γ射线照射结合CTX可以建立小鼠骨髓移植的混合嵌合体模型，我们在此基础上，以G-CSF动员后的供鼠外周血干细胞回输，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完全错配的两种近交系C57BL/6与BALB/c小鼠间成功地建立了非清髓性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的混合嵌合体模型，然后回输经受鼠皮肤致敏过的供者淋巴细胞，诱导形成了完全供者嵌合体，同时无GVHD的发生，而未经任何处理的DLI组仍保持混合嵌合状态，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GVHD，生存期较致敏后DLI组明显缩短。这与George等［5］在MHC配型相同的犬类非清髓移植模型中，通过受者皮肤（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差异）致敏供者后进行DLI诱导了完全嵌合体（CC）形成的同时降低GVHD发病率的结果相一致。另外Junghanss等［6］以混合嵌合体受者肾脏致敏供者后行DLI亦促进了CC的形成，且无排斥反应的发生。Slavin等［7］将供者的外周淋巴细胞与受者父母外周血淋巴细胞共孵育后回输治疗移植后复发病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获得了稳定持久CC的同时未观察到GVHD的发生。
免疫供者淋巴细胞后回输明显优于直接回输，对于促进完全嵌合状态的转变及降低GVHD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作用的可能机制是：①受者组织（除造血组织外）表达MHCⅠ类抗原，可以提供T细胞激活所需要的第一信号，在致敏过程中，其表面可受到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而表达MHCⅡ类抗原，为T细胞的活化提供第二信号，通过间接途径加速了致敏物的排斥反应。诱导产生的记忆性T细胞输入受者体内，接触非应激状态下仅表达MHCⅠ类抗原的组织细胞后，由于缺乏共刺激信号而诱导了免疫无能，对受者组织的攻击性下降，从而降低了GVHD发病率［6］。造血细胞与其他组织细胞间存在抗原性的差异，特别是小鼠，仅骨髓源性的细胞表达MHCⅡ类抗原，可迅速激活已致敏的记忆性T细胞，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免疫耐受，促进了CC的形成；②移植排斥与耐受是一个复杂的体内过程，致敏物中的可溶性抗原、反复致敏过程中激活的T细胞本身及其所释放的多种细胞因子可激活体液免疫，从而参与免疫耐受的形成。致敏过程中可溶性抗原刺激产生的封闭抗体及T细胞的抗独特型网络等可能在致敏后DLI受鼠GVHD发病率降低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确切机制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移植后发挥作用的T细胞亚群主要为CD4+的Th1/Th2及CD8+的Tc1/Tc2，其中CD4+细胞通过“细胞因子风暴”始动了GVHD的病理过程，而Th2及Tc2亚群在移植后发挥GVL及抗病毒感染、调节GVHD上发挥了重要作用［8，9］。本实验中对各组的T细胞亚群进行监测，存在明显差异，致敏后DLI组早期CD8+细胞数增高，CD4+/CD8+下调；未致敏DLI组早期以CD4+细胞增高明显，CD4+/CD8+升高；后期致敏后DLI组CD4+/CD8+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正常对照，差异有显著性，且DLI后两组小鼠的免疫重建均明显优于单纯移植组。CD4+/CD8+比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受者的耐受状态，这与赵振林等［10］在T细胞疫苗免疫前后CD4+、CD8+T细胞变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致敏后DLI组CD4+/CD8+比值的变化反应了B6小鼠对供者较高的耐受性，与较低的GVHD发病率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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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哲学范文5
一、好莱坞文化中的影视传播技巧
好莱坞文化在世界影响范围之广、被广大受众所认可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好莱坞电影都是全球电影的先锋，好莱坞文化也渗透到全世界。无论是惊心动魄的影像还是精致唯美的画面等都让人过目不忘，叹为观止。好莱坞文化在世界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因此，下文将从好莱坞文化中的影视传播技巧来研究，好莱坞是如何让电影走在世界的前沿。
（一）满足普遍受众的心理需求
好莱坞主流电影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此受到欢迎与其满足普遍受众心理需求有着重要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好莱坞电影大部分倾向表现简单的喜、怒、哀、乐、爱、恨等人类情感，以及暴力、欲望等人类的基本行为活动。而这些电影在类型上已有定式，好莱坞电影在技巧上追求圆熟连贯、不露痕迹，观众熟知这类影片的套路，并从预期效果的实现中获得满足感，从而让好莱坞电影能直接靠影像来吸引人，而不需要人们动很多脑筋去思考内容，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大场面、大制作、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等，这与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时想要放松、追求直观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这些主流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往往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简单地程式化了。这跟好莱坞在世界推广有着重要原因，因为好莱坞电影赚的钱有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全球性市场，这样好莱坞电影面向全世界观众拍片的时候，便注重挖掘人性中普遍的心理和需求，从而让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当然好莱坞电影注重满足普遍心理和需求时，也没有忽视电影的艺术性、思想性的作品。如《泰坦尼克号》展示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人物对往事的现实态度和情感，有一种当下的俯视和反思，多了一层历史的观照和回味。又如斯蒂芬•索德伯格的《贩毒网》、乔尔•舒马赫的《老虎洲》、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泰伦斯•马里克的《细细的红线》、托德•海尼斯的《毒药》、葛瑞格•阿拉奇的《玩尽末世纪》等等，其中有些电影反映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阴暗面，比红极一时的《美国丽人》更加深刻、透彻。
（二）好莱坞电影中传递了美国的文化
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其实让很多人都为之心惊和担忧，好莱坞文化在影视文化传播中充分凸显它的特点。在影视传播技巧上所涉及的内容渗透着美国文化，让世界了解美国文化，并为之所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商界就已经发现，好莱坞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外国人对美国商品需求的增加。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森曾说过：“美国人已经殖民了我们的下意识”。这里的殖民其实指的就是影像的殖民，而影像的殖民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原先指美国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这一点区别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东方”与“西方”。从好莱坞电影历史中的几个事件就可以充分说明好莱坞影像的文化帝国主义威力。如早年美片出现新型缝纫机的图像，这曾使美国出产的缝纫机在海外一度脱销；又如美片营造现代的工作条件，曾引起巴黎工人罢工，抗议法国工厂的不良环境；再如美国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当地男孩做汉堡包，曾诱发对地中海饮食文化即将濒临消亡的争论，并让汉堡文化影响至深；还有如阿根廷观众发现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内夹衣，又一度造成该产品在市场上的滞销。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力更是无所不在。从影像的角度说，所谓的“斯皮尔伯格现象”也可以视为好莱坞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如《泰坦尼克号》和最近广为流传的《2012》等影片都代表的好莱坞高科技、高质量的影音标准是其他国族电影在缺乏巨额投资的情况下所难以达到的。虽然曾经一度有人对好莱坞电影有抵触心理，但是好莱坞文化中巧妙地渗透美国的文化，推广了美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值得学习和思考的。
（三）顺应市场需求，好莱坞电影多元化文化的发展
虽然好莱坞电影有其核心竞争力，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交融沟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观众的接受心理和偏好也随之多元化。人们对于以往的好莱坞电影的审美疲劳和影视资源的单一，让好莱坞考虑多元化的发展。好莱坞渴望有更新颖、更奇异的视觉体验来刷新自己的艺术期待，满足自己崇高的审美预期。他们急切地需要世界题材来提取和拓展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盈利能力的新道理。其实好莱坞电影生产要得以延续，最重要的就是新奇。这不仅仅指电影拍摄技巧和电影明星的不断更新。经过一个世纪的生产，西方市场出现了原料紧缺的状况，好莱坞曾尝试向太空、史前和未来等幻想空间进军，虽然也取得了类似于《星球大战》、《魔戒》等影片的巨大成功，但卡通和动漫带来的冲击令它如芒在背，不敢大意。于是，到异域的陌生文化中去寻找宝藏，寻找新的欲望原料，成了好莱坞的新战略。近年来好莱坞把目光瞄向了东方，盯住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如拍摄了《黄石的孩子》、《功夫之王》、《功夫熊猫》、《2012》等多部含有中国元素的电影。这些好莱坞电影有的是取自中国传统文学或者是民间神话，有的是在中国秀丽风光中取景，还有的运用了大量的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好莱坞引进中国元素，不仅拓展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印象，也在中国有了很好的市场。虽然好莱坞早期曾拍过《末代皇帝》等一些中国元素的影片，但是当时只是停留在对视觉符合的机械组合的层面上，对于其影片的价值观念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视角也是从西方的视角来展示，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西方人自己的主观观念构成的，因此当时在中国反响平淡。而如今，好莱坞对中国文化开始研究，让我们看到这些具有中国元素的电影感到惊喜万分。如《功夫熊猫》得到热烈反响。其美术总监就花了8年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化、艺术、建筑、山水风光，在做好动画中每一个细节的同时，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特色。《卧虎藏龙》和《英雄》亦是美术人员的重要参考材料，难怪片中的宏伟建筑，如“英雄宝殿”和“翡翠宫”均带有这些大制作的影子。而故事背景所在的“太平谷”，就以桂林和漓江为蓝本，山光水色大有“甲天下”的水平，相信中国观众看得格外有亲切感。《功夫熊猫》功夫和熊猫也凸显了中国的元素，并且好莱坞巧妙地把中国国宝和中国功夫结合在一起，从而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创新的突破。此外，影片的叙事模式也十分符合我们的审美心理，走的是小人物的励志路线，由此托出了“相信自己，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这一永恒主题。当然好莱坞不仅仅只在渗透中国文化，在其他影片中也渗透了非洲等一些文化，我们能够看出，好莱坞正在向着世界多元化文化发展，因而让更新颖、更奇异的视觉体验来刷新好莱坞的艺术理念，保持着好莱坞的独特的审美视觉，从而造就了现在好莱坞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盈利能力的双丰收。
二、从艺术哲学中研究影视传播技巧
众所周知，影视是电影和电视的合称。由于电影和电视诞生在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建筑之后的艺术，常被人们称作“第七艺术”或“最年轻的艺术”。影视艺术属于艺术门类，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人类获得了一次反映世界、诠释人生的艺术方式，而且带来了艺术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影视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追求令人神往的美好艺术意蕴是其最高目标。意蕴是艺术作品结构的最高层，也是艺术作品最本质的、一种体现作品内在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东西，即一种内在的气质性的东西。它的特质是在有限中体现无限，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内涵，是艺术构思的主要任务，是艺术作品的灵魂。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影响，影视的发展越来越侧重于商业化，一些影视作品走向了庸俗化，一味地满足大众的口味，而忽略了艺术性。近年来我国电影往往追求拍大片紧跟好莱坞风、欧美风，而忽略了他们对艺术的真正认知。也让中国电影很难获得奥斯卡等世界电影重量级的奖项，而这一原因是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影视的艺术性，因此本文从艺术哲学领域中分析影视传播的技巧。
（一）注入导演的情感，传递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内涵才能让影视作品成为不朽
伟大的艺术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对艺术的本质和每一时期的艺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让我们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注入了艺术家的情感，传递出艺术家对人生哲理的态度和他们思想内涵，而不仅仅是对事物的再现和表现其主要特征。因此艺术作品才成为不朽，被人们所深深记住。众观世界经典作品，无论是好莱坞大师们创作的经典电影，还是英法等欧洲经典电影以及我国的经典影视作品，都传递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内涵，注入了导演情感。其实影视作品想要成为经典，就必须艺术化。因为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就像美的艺术是让人赏心而不是悦目。罗丹说过艺术家一切的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虽然艺术家们总一味地说自然，其实都是他们内心灵魂的写照。电影源自于生活，但是又超于生活。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人生》中，导演罗伯托•贝尼尼就出人意料地从陈旧的甚至被拍烂的战争题材，纳粹党对犹太人歧视和迫害背景下，即使是在充满鲜血和死亡的集中营里也能找到了一种美丽。导演传递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害，而是更多地阐述了人生的真谛，黑暗是短暂的，生命是可贵的，乐观面对人生，用发现生活之美来笑对人生。同时也阐述了导演的观点，战争的可怕是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生命的模式，这比任何肉体上的残害更加可怕。这一点值得很多中国导演的思考，我国常常把作为题材拍成电影，然而却很难拍出经典影片在世界响应，这里有很多是跟导演在创作思路上雷同有着很大的关联。有些导演可能注重传统电影的构架，而往往忽略了自己思想，因此我们看到的题材的电影似乎是老调重弹的感觉。这也是中国一些电影在审美主义所犯的典型症状：媚俗！导演蒂姆•波顿执导的《大鱼》带我们进入了一对父子的内心世界，而它的意义解释则让人想起罗洛梅的《哭喊神话》，以一种神话般的方式来阐述一个普通生命可能经历的多彩和亲子沟通中的主题。电影也传递了导演的思想，虚构的就一定虚假？最后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认为艺术的真实是情感的真实。通过影片也阐述了艺术可以告诉人多种可能性、丰富性。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电影，如王家卫在影片《春光乍泄》传递了他对同性恋的观念，人类中的同性恋和其他一样，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其激情是无法阻挡的。在影片中，梁朝伟、张国荣饰演的一对同性恋人去非洲旅行，是为了寻找、游览尼日利亚的那个大瀑布。在二人同性热恋行为中插叙尼日利亚大瀑布的自然景观，梁朝伟最后到了大瀑布前，瀑布以惊人的下落激流，在谷底撞击出巨大的漩涡、蒸腾的水雾以及震耳的瀑布声响，给人强烈的视觉与心理的震撼。这瀑布在旋转中下落，镜头以航拍鸟瞰式的围绕状影像展现瀑布，瀑布的外观状貌似女性生殖器，同梁、张的同性恋行为并列、交替，隐含了同大自然的瀑布一样，同性恋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导演运用了蒙太奇的隐喻法，传递了他对同性恋的看法。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表述的是一个男人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并不爱他的漂亮女子，采取一切非常规的求爱举动去追求，甚至要拿菜刀砍人，受到牵连的另一个男子企图前来解劝，李保田与姜文在有话好好说请不要懂刀子的纠缠中，这位头脑健全的李保田最后竟也被逼疯了，举刀砍向了自己。张艺谋通过电影揭示了现代青年在无信仰、无目标的现代生活中的迷惘、焦虑和精神的失措。传递了导演的观点，人性在迷茫、焦虑的道德说教中可能会发生逆转、突变。李安电影《断背山》讲述的是在优美的西部风光和吉他音乐中讲述两个牛仔之间的爱情。但是李安用自己独特的理解对家庭、责任、爱情与生活之间传递了他的思想，也像他说的“爱是可以超越文化差异的，当爱降临时，异性之间与同性之爱是毫无差别的，不防把性别撇开。”因此，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影视传播技巧是十分重要的。影视在传播上不能忽视艺术性，只有注入导演情感、人生哲理和思想的影视作品，才能被人们所记住，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品。
（二）注重艺术研究的实体：人性、社会性、自然性，才能是经典作品
艺术的三重研究实体，即人性、社会性、自然性，这也是影视作品在创作中不能忽略的。影视作品是通过自然性来表现人性自由对社会性的反应和社会性对自由人性的约束。影视作品表现的核心因素是：人性。影视作品传递总是在合理不合情、合情的不合理之间调节着一种平衡。某些时候影视作品有一定的反文化的扩张，总是一点一点地放开和自由，统一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统一人类的思想文化，影视作品可以让是人类自由战胜束缚。影视的第二位表现因素是社会性，这是纯思想性因素。影视的第三位是自然物性。这是纯科学性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优秀影视作品都离不开对人性、社会性、自然性的写照。电影《勇敢的心》以13世纪-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讲述了苏格兰英雄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影片在为人们展开一幅气势恢宏、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历史画卷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创造电影奇迹的英雄。整部影片都萦绕在压迫与自由中间，传递导演对人性平等和自由的可贵，英雄为自由而战。《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故事，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之中，但西西里岛仍是一片祥和，这里正是男孩雷纳托的家乡。他和所有13岁的孩子一样，天真、快乐、不安分，对生活充满幻想。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永远改变他生活的女人――梅琳娜。这位漂亮的寡妇令所有的男人着迷，也令所有的女人妒忌，故事通过西西里一个美丽的女人一生的命运遭遇，反应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物质贫乏的年代，裸的、丑恶的人际关系。可以看到人性的扭曲和嫉妒心理的可怕，也是导演对人性、社会性、自然性的一次探讨。
因此，从好莱坞文化和艺术哲学来研究影视传播技巧，有利于我国目前影视作品难以在世界获奖的研究和思考，对我国影视作品如何在世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有着深远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杨玉洁.融合的力量――好莱坞三维动画长片《功夫熊猫》的启示[J].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2008(6).
2、蔡骐,廖婕.解析好莱坞电影之“中国风”现象[EB/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9-07-27.
影视艺术哲学范文6
评论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也是用敏锐的理解来丰富我们的享受的过程。评论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感受和了解；二、理性的分析。有感受才能有分析，而分析又使感受得到提高并变得更加明确。当然在具体评论活动中，感受和分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对影视作品的观念、结构、手法进行深层次的开掘与生发，不仅要有强烈的开发精神和独特的艺术眼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人类生存的境况，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而进入哲理的思考。所以，在观念层次上对影视作品进行阐释和延伸，需要批评家具备三个方面的质素：即整体性把握、发现人、理性延展。
〔一〕批评的眼光——艺术的整体性把握
影视编导在进行影视剧创作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把握有其特殊的眼光，即艺术地把握事物的眼光。批评家在进行艺术意蕴的开掘时，首先需要的不是历史、哲学的概念，更不是庸俗社会学所强调的斗争的敏感，而应是整体性把握能力。
艺术家创作时的艺术眼光、是为表达主体自身的情感而寻找客观的载体的一种眼光。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把个人化的情绪或情感变为客体所拥有的东西，转化当然不是个体情绪或情感向客体的照搬，而是一种超越，并且这种超越是必须的。否则，艺术的创作就成为简单的实录，只能在对自身及社会的繁琐而并不得要领的描绘中获得浅层次的真实。创作的超越意味着在艺术家所寻觅的客观对应物中蕴含着人类普遍的精神，这样，包括批评家在内的众多欣赏者才能为之所动，才有谈论或批评的兴致。对批评家来说，把握艺术家如何把主体情绪与人类精神暗合并在一个客观对应物中，其激情所在，哲学所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批评家的职责，换句话说，对影视艺术家独特艺术眼光的发现是影视批评家的职责。
日本导演周防正行的《我们跳个舞好吗？》，是一部既有很强的娱乐性又有鲜明的独创性的影片，导演通过一种热烈的情怀和冷静的抒写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影片中的主人公杉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公司主管，在家里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每次乘电车从公司回家途中，他都可以看见一所破旧大楼一扇打开的窗户时露出一张带着忧伤的美丽女人的面孔。有一天，他发现这扇窗户上直接用红色的胶带贴着“岸川舞蹈教室，入学随时”的字样。当他终于站在门前并犹豫是否进去的时候，他发现岸川舞（女主角名）站在楼上的窗边，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他本人由于一个戏剧性场面（和一个打算进舞厅的体态丰满的女人相撞）而跌进了教室，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意外的历程。从表面上看，这部影片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角色间也没有我们通常所期待和想象的爱恋关系。整部影片只是展现了由于某种原因来到岸川舞蹈教室学跳舞的人和教跳舞的人在教与学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在这部影片中，观众明显地感觉到（或许并非自觉意识）两个层面东西的存在，即表层的明亮、温暖的舞蹈场所及由跳舞所带来的快乐、满足的氛围在与这种表层的背后涌动的个人心灵的孤独、无奈与失落。男主人公杉山是日本社会中常见的普通公司职员，正是他们耗尽一切在苦苦支撑这个经济大国，而他们自己在精神上却一贫如洗。他们的生存困境、他们的精神危机如何摆脱？导演在从容、冷静的抒写中潜藏了情绪张力，是扑面而来的，它是编导巧妙地把个体的情感思索转化到一个民族的时代情感中，通过精神对应物（客体影视作品）传达出来的。对这种张力产生原因的揭示是批评家的任务，它能使观众从迷醉中走向清晰的理性认知。
〔二〕批评对象——发现人
在中国，自古以来对文章的评价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中国影视，特别是电影，自从三十年代左翼时期直到新时期前，人们很少把人性、人生的表现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在功利目的和政策的挤压下，电影不堪重负而沦为说教的工具。也有一些独异的作品，如三、四十年代费穆的《香雪海》、《人生》、《小城之春》等，但旋即被斥为：“虽不失中国诗的温柔敦厚，但首先局促于颓城的一隅，带着一些狭窄、保守、陈旧、隐逸的气味”，有人甚至认为它的感情是病态、苍白的，与时代无益。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它们才受到人们关注和重视。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艺术回归本体，是广大电影人的期待。新时期以来，在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影视剧中，人行意识、人生况味的执著表现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例如，吴天明在《人生》、《老井》等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西北农村民众窘迫的人生境况和不屈人生追求，表明了在新旧转换的历史交汇点上导演敏感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中，通过对童年往事的追忆，表现了人们怀旧的心理及对逝去的往事富有诗意的追问：张艺谋在《红高梁》中，对民族性格中酒神精神进行了召唤和张扬，对野性而热烈的人生予以了赞美：而夏钢的《大撒把》和黄建新的一系列“新写实主义”作品更以其强烈的平民意识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在世界影视史上，谈到表现人、呼唤人性复归的力作，不能不提到美国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黑奴汤姆的人生遭遇来反映种族歧视问题的力作。影片中，黑奴汤姆与他男主人的幼小爱女的交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影片画面总会给出一个充满童话般气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老人与小女孩的友爱尽情地赞颂着人性的美丽。不久，小女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汤姆接着也死去了。在这个污浊而充满疯狂欲望的世界中，两个善良、纯真的生命终于走完了其人生之路。一个未受到世俗污染的小女孩，一个和善的老人先后离开了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这里，我们看到，作品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后面有一个更高的亮点，那就是对人性的崇尚，对人的平等价值的肯定，由此，影片获得超越。认识并且指出这一点，对于影视批评家来说是重要的，只不断地揭示和总结影视艺术探索人性的历程，批评才真正起到了自身的作用。
〔三〕批评的深度——理性延展
很多时候，影视编导们是靠自己的审美直觉，以其创作情趣的渲泄完成作品的。虽然这些作品由于他们真实心灵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审美启示，但影视创作者意识到自己的突破点有什么地方是很难的，这时批评家对影视作品深入的评析和把握就十分必要了。不能否认，有些艺术家本人就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甚至于其作品就是其哲学思想的艺术再现。如萨特的《禁闭》、《死无葬身之地》，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等，它们都是作者深邃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对他们来说，批评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点化问题，更多的是认同性阐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享受性快乐。但对绝大多数欣赏者和艺术家来说，具有哲学品格的批评，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延展性分析的批评是不可或缺的。
1997年，张艺谋推出《有话好好说》时，许多评论都着眼于这部影片和他前期作品的比较，人们甚至对某些具体的拍摄方法都提出了质疑，轻而易举得出了“风格的失落”和张艺谋不适宜拍城市片等等结论。但是，如果注意到了这部影片的某些色彩——即平民化、去中心化和反精英主义等颠覆性的东西（当然，这种颠覆并不带有多少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表达个体复杂性感受的某些焦虑成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放弃了深度的嘲弄和戏谑的味道），或许就不会急于下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了。当然，这需要批评家对创作者本人的心态和当时社会思潮有敏感体认和把握。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有理性的深度并对创作进行引导。
再以日本影片《让我们跳个舞好吗？》为例，作品虽没有多少深刻哲理因素，但它确实对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有特别的敏感。我们除了钦佩集编导于一身的周防正行的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外，对其作品思想层面的智慧也不能不予以关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象主人公杉山那样的人，一心在家庭中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并且努力想让家成为心灵可靠的停泊处，当然也有很多生活上很讲“个性”和“现代”的人。实际上，两种人都面临如何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从封闭、压抑、孤独的心灵状态解脱出来而获得真正精神平衡的选择。尽管从现实人生角度来讲，这部影片乐观的结尾有些差强人意，但仍表明了创作者对人的未来美好的期望。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已不仅仅是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精神上的欲望和价值如何得以满足和实现，实际上它也暗含了在后工业的消费社会中，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和沟通的情形（主人公的妻子宁愿出50万的巨资聘请私人侦探来调查他，而不能与之进行当面交流。），特定社会使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一种绝对的精神危机中。这种更深层的把握是批评理性延展的结果，也是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
如果我们承认，影视批评也是一种创造，那么，它必然会带来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它能提出新的思想和思路。上面所提到的对影视剧内在意蕴进行把握时批评应具备的三个质素，代表了高屋建翎的批评基本的姿态。也只有进入这样的平台，发真正的批评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