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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必要性及意义范文1
关键词:价值观;经济人;理论逻辑;历史阶段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4―0027―07
关于经济分析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本来也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弗里德曼在1976年发表的《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谈到,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他说:“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来说,它并不研究目标好坏问题｡”[1]所以,在目前通用的正统经济学教材中,其开篇描述都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假设,那便是合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理性人”也称“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点上,使人想当然的以为经济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如此｡
的确,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是既定的,它们确实可以看作是在经济学体系之外的外生变量和前提条件,在此条件下进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解决经济学上的具体的理论问题;即便是在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或转型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中总有不变,因此,把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作为外生的既定的前提条件来考察经济生活本身,仍然具有其固有的必要性｡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需要保持其一定的纯粹性和一定的抽象性,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感,需要排除与经济无关的一切其他因素才能使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更好地把握现实和解释现实｡“最好的假设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具有尽可能大的解释与预见能力的假设｡”[2] 然而,就在经济学独立与自身内部分化造就其辉煌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学的话语霸权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使经济学脱离了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支撑而独立和凌驾于它们之上,似乎经济学能理解一切,解释一切｡正如贡纳尔・缪尔达尔所指出的,专业的经济学家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东西,专家们只在圈内写作和相互交谈,大大地削弱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其晚年被数理经济学日益凸显的狭隘性所困扰,不满于数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理论,改弦易辙,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经济,就需要理解经济事件发生过程中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和政治内容;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整体运行的要害问题只能置身于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①
任何经济理论都处于经济学这一学科发展的一定的历史位置上,其理论抽象都离不开与之相对的､作为其思想源泉的现实｡我们回望经济学的全部历史,经济学已历经多次“变脸”,各学派对经济学的人性构成有着互不相同的假设｡所以我们再来看作为经济分析范畴的“经济人”与价值观的关系,即作为理论抽象的“经济人”范畴是否包含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来予以回答,而应当从现实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的逻辑发展中予以考察｡
一､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观:从斯密到穆勒
关于“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进行理性分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轴心｡
在欧洲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之前,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运动已将个人主义渗透于西方文化｡这种价值观自然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而斯密时代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迅速上升期,资本家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追求利润､相互竞争方面是非常主动的,并且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所以,从现实抽象到理论逻辑上,即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时,就是“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3] 所以,在斯密看来,“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他这样做“是恰当和正确的”｡[4]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经济人”自然就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不仅是生产者,以及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而且消费者和消费领域都进入了“经济人”的理论漩涡之中｡使得每一个人都从传统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从宗教对人的身心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转变为人对物的追逐和对物的依赖,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备条件｡所以说,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拥护者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由此抽象出以自利心为最佳行为动机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经济人”假设｡而此时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观,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价值观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造成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到了约翰・穆勒那里,他已经非常明确清楚地标示了“经济人”的含义｡穆勒所描述的“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同时,穆勒关于“经济人”能自觉地对达到最大满足这一目标的不同手段以比较效率为基础来作出判断的说法,暗含了“理性”的假设,即“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5]｡所以穆勒眼中的“经济人”更具“理性”价值观了｡当然,无论是斯密还是穆勒,在肯定自利心对富国裕民目标的实现能够发挥更有效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将自利心与利他心截然对立起来｡但是,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是构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核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们追随的“看不见的手”催生了新的苦难一族:产业工人｡财富未能使他们受益,事实恰恰相反｡而且,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似乎反复无常,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高失业率危机｡所以穆勒之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差不多走到了它尽头｡新古典经济学就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础｡
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观:从门格尔到马歇尔
从斯密到穆勒,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从1871年自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起更名为“经济学原理”(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和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也作了类似的改变)｡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创新不仅仅是给这门学科改了名,它还意味着观念的根本改变｡这个变化的核心是一个新的经济价值或事物的价值的概念｡这个新概念就是边际效用,即多占有或使用的商品给人带来的愉悦｡
边际学派的理论明显包含有对经济行为与政策的价值判断,而这事实上已经由韦伯等领导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予以了详尽的论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出自新教,“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6] 尽管人们反对简单地宗教决定论,但韦伯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持久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今天各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在解释经济行为中存有价值判断的原因时,门格尔说:“由于人的知识缺陷,人在判断应该满足的需要的重要程度时可能会与实际相反｡甚至那些理性地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那些为了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基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努力去认识各种需要的重要程度的个人也肯定会犯错误的｡”①所以,杰文斯等人分析“效用”时,都十分自然地提到了影响人们判断决策的“尊严”､“荣誉”､“责任”､“自豪感”､“成就感”甚至“道德感”等价值观的追求｡显然,“效用”的“最大化”,既不排斥人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也没有与“极大化原则”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范式相悖,甚至可以实证性地容纳“利他”行为的存在｡而当时的历史已出现了新的问题,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面临着各种道德冲突｡作为世俗的经济学来讲,从根本上又是有道德缺陷的｡所以到了边际学派这里的“经济人”就由利益最大化变成了效用最大化,使“经济人”内涵的价值观得到丰富｡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马歇尔综合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又相对最了解自身利益所在的“经济人”在马歇尔那里就变成了“社会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7] 马歇尔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一分子”的个人来研究,这样的个人同样是利己的,但同时他有“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而不是追求最大利益投资的“经济机器”｡正是对“欲望”等“情感”的追求和满足,使人们产生出经济活动的动力,也就是说,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力量源泉｡由此看来,马歇尔所描述的人是受各种欲望和努力驱使的人｡
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在马歇尔的手中,从被“看不见的手”指引着逐利的简单而专一的人,变成了在情感和憧憬的影响下追求最大效用的人｡这样,马歇尔的“社会人”比较斯密的“经济人”增加了某些品格,即人类的情感因素｡这也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发展状况,19世纪3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英国国力增强,财富增加,社会上出现了追求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确立一个符合日益富裕､消费第一的经济学｡同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就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造成了严重冲击｡所以,在此背景下,马歇尔就承担起解决经济学和已进入工业社会的各种道德冲突的任务｡在他的学说中,通过消费寻求满足的功利人形象成了核心概念,即经济人对享乐的追求是在他自己寻求愉快最大化的过程中､小心平衡其活动和支出的精打细算中得到补偿｡这也就是马歇尔眼中的已赋予道德价值观的“经济人”｡随着英国工业的没落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后期的马歇尔改变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主张建立垄断联合,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说,马歇尔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的确是对当时社会时代背景的有效反映,是当时社会经济实践在思维层面上的凝结和升华,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结合｡
三､演进理论中的价值观:从凡勃伦到哈耶克
可以说,凡勃伦是第一位从非理性的方法论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人｡凡勃伦首先证明理性经济人对享乐最大化的追求严重损害了人的率真､尊贵和潜能,他这样批评道:“人这个享乐计算器是一个只想轻松愉快的快乐――痛苦计算器｡人就像一团渴望幸福的肉,外来刺激推动着他旋转摇摆,……左转一下､右摆一下,直到摆动的合力将他击倒,此时他也跟随着合力的方向向前趔趄着｡当冲击的力量消退,他安稳下来,又变成和从前一样的有自制力的一团肉｡”①凡勃伦相信,人不是放在路上,周围的力量就能使其饱和的一捆欲望,而是一个力图使嗜好和习惯在逐步展开的活动中实现并表现出来的统一体｡在凡勃伦看来,经济学是适合于成长和发展中的机体的“进化科学”,而不是关于物理均衡的静态科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强调消费者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个体来追求快乐最大化的,而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由此引出他的制度演进理论,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最大化偏离的影响,也使得他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先河｡在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中,将人性理论视为其制度演进的基础,当人们通过长期的锻炼和淘汰作用,发展出与生命活动相适应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并且形成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思想习惯｡反过来,某种思想习惯一旦形成,就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从而也就具有了某种制度的功能｡显然,这种制度的演化或变迁是没有预定的目标,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由此得知,凡勃伦的思维原点不是“经济人”,而是人的“本能”和人的“习惯”｡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并不是象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把个体设定为“经济人”来构建制度,构建社会,而是更符合达尔文式的进化论｡
在此之后,另一支演进学派的代表―奥地利学派,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分析方法,并且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加批评,试图建立一种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他们认为“经济人”并不具有着完全理性,而是具有着有限理性｡米塞斯､哈耶克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及演进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兰格等人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为经济学界所瞩目｡在这次争论中,双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米塞斯､哈耶克强调“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既然个人的理性有限,就应当允许每个人充分地利用各自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活动,虽然每个人都可能出错,但千百万人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和试错,就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最大的成功可能和机会,每个人的活动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有益于社会｡米塞斯指出:“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存在的现实性｡”[8]42 而哈耶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更具针对性,他考虑的是如何维续一个自由的社会,也就是如何扭转自由社会向全权社会的转变趋势｡为此目的,哈耶克致力于论证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繁荣与创造力乃立基于一套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之上｡这套社会秩序,经由人们共同遵循一般行为规则而追求各自的目标时,自发形成｡而这种一般行为规则又是经由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习俗等承传,并经群体竞争的进化选择而得以存续和传播｡在解答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上,哈耶克认为,“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承继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9] 而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在竞争中,那些具备新行为方式的群体可以更加兴旺发达,甚至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经由设计而建构出来的,而是通过那些在竞争过程中胜出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普遍盛行而逐渐形成的｡米塞斯也认为,“一种思想实验是从某一事件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因素,逻辑地发展出这一事件的某个结果的理论抽象｡它是演绎的产物,最终源自行为的基本范畴,偏好或选择行为……｡”[8]236
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否定了主流经济理论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来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努力,强调社会科学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的人类行为本身蕴含了人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很难用数量化的方法来加以概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论证,实际上构成了哈耶克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与奥斯卡・兰格等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问题争论的理论背景｡同时,这些理论也透露出他们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扩大,加上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恐惧｡所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等经济目标的思想成为主流｡而此时的哈耶克亲眼目睹战争对人类自由的破坏,认为战后人类自由仍有被多种集权主义剥夺的危险,在他看来计划经济忽视消费者,忽视劳动者物质利益,这与他对自由崇仰和对自由主义执著追求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以,哈耶克从思想上认识到为人类探索自由之路的愿望在纯经济学领域用数量均衡分析方法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便转向注重从哲学､伦理学以及法学的角度理解自由,并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中不遗余力地证明“自由”､“平等”和“竞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以说,哈耶克逻辑中的价值观的引导和群体竞争的优胜劣汰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他所处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四､新兴观点:从阿马蒂亚・森到诺斯
到了近当代,随着社会分工在广度与深度､横向与纵向上的推进,利益与利益群体的不断细分,价值观多元化的产生,不仅要求现实的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诚实､守信,弘扬德性,而且作为法人的经济组织――非自然人的集体性的“经济人”开始讲求诚信,倡导人性化管理与服务,导入各具特色的企业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所以,在这种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下,必须要在比过去更高阶段的现实基础上重建经济学,构建出由片面追求极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到更加赋予其价值观的范畴｡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方向上的一些显著变化正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这一变化｡如福利经济学更多地着眼于分配的公平､新制度经济学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的三大基石之一,等等｡
阿马蒂亚・森在他的福利理论当中,对那些将社会福利仅仅看作为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即社会福利依赖于个人效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单纯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存在着缺陷｡换言之,每个人获得的效用的测量值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及其所处的境况,但如果从道德和政治角度看这些目标,则可能与幸福无关｡他从人的权利或自由的角度阐述人的幸福,以此论证赋有许多超经济因素的新的发展观｡
同时,阿马蒂亚・森还指出,从历史上看,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源泉,“一个源泉涉及‘伦理学’,另一个源泉涉及可以称之为‘工程学’的内容｡”[10]66 二者各有其积极的合理之处,完全偏废其中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杰出经济学家的著述都以不同的比例包含着这两部分内容”｡[10]66 森严厉地批判了把“经济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于理性,然后又把实际行为认同于理的做法｡我们必须承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合乎理性的,并不违背理性,但由此而主张除最大化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行为必然是非理性的,则是完全荒谬的｡“如果自利在大量的决策中不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才是怪事;的确,如果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根本就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正常的经济交易就会崩溃”｡[10]69 但自利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绝不是驱动人类的唯一动机｡“自由市场的成功,根本就不能告诉我们,隐藏在这种经济中经济当事者行动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在日本的情形中,倒是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遵循义务､忠诚和善意而对自利行为的系统偏离在工业的成功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10]68 因此,阿马蒂亚・森坚持认为经济学需要对人类福祉和社会价值判断作出回答,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其他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11]
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中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中只考虑了要素相对价格变动这一原因,没有将行动者偏好(价值观)的变化考虑在内｡如果这样的话,难以解释一个社会在正式制度规则上激进的或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也很难理解人们对信念和理想的追求与献身精神,而这种带有献身意义的行为却大量存在｡为此,诺斯在人的利益动机之外,引入精神需要的动机,也就是强调人具有表达信念与价值观的需要｡这样一来,在诺斯的理论体系之中,人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动机,一为物欲动机,一为精神动机｡如何将这两种动机统一起来?诺斯试图在这两种动机之间建立转换关系｡在诺斯看来,一个人在追求财富与奉行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具体来说,当一个人表达自己的信念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时,他将减少甚至放弃对这种信念的追求;反之,他愿意将资源较多地投入在追求信念上｡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受价值观影响的程度,由表达价值观的成本来决定｡
诺斯在以利益动机解释利益导向的制度变迁,以精神需要动机解释制度变迁偏向价值导向的时候,认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同时兼有利益导向与价值导向这两种特征,需要将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统一起来｡他采用的统一办法就是,从他的精神底蕴理性主义出发,以价值观的表达成本来衡量制度变迁偏向于价值导向的程度｡[12]
五､结 语
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社会因素特别是价值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经济学家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究竟应如何处理其与价值观的关系,可以说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态度｡这里我们明确承认,把经济学界限于给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有其固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在一个宏大的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经济学的对象,我们就会看到,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并不只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不断生成和转化的,适应新兴经济形态的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迫切需要经济学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去予以阐述｡特别是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一条件下,经济学更要对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自己的评价,若非如此,经济学根本无从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在深度与广度､横向与纵向上的不断发展,经济生活的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人”这一理论范畴,是否把握了人们经济生活的本质的､普遍的､规律性的内容,只有回到现实中,运用这一范畴去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才能得到验证｡所以,“经济人”范畴的抽象就不能成为一个静止的､僵死的理论存在,而必须从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具体”的历史现象汲取养料,提炼出“经济人”范畴的新的内容与规定,以使“经济人”范畴的理论抽象与现实相一致,从而才能使所谓的理论始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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