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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1
关键词：儒家"礼；义"思想；道德教育；网络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7-0013-02
在儒家思想中十分注重"礼、义"思想的建设，礼和义主要指精神。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大量信息资源的涌入，同时带来的是网络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冲击，这样就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不到有效地宣传。在十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并且提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1儒家"礼、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1.1"六艺"中的"礼"。
在传统文化中，关于"六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指古代时的所对应的学校教育，其中学科分为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科。这是当时古代教育的基本学科，是儒家文化思想教育对学生要求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在《周礼・保氏》中就明确记载了："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古代的六部典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所谓礼者，不学"礼"无以立，在"六艺"中的"礼"，则是作为古代时期儒家的礼仪的标准准则。
1.2"六德"中的"义"。
所谓"六德"，是指六种美德。曾在《尚书・皋陶谟》中记载到："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而这个"六德"则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德"中的六种。儒家思想在《礼记・中庸》中提到："义者，宜也 "，遵行"义"道德， 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出自《 孟子・告子上 》，指公正、合理且应当做的。子曰："义者，宜也。"即是义者，理义、道义、正义、公义。
2网络文化下高校大学生 "礼、义"品德的缺失的状况及原因分析
2.1网络中大学生"礼、义"品德缺失的表现。
在提高传递信息效率的同时，网络文明和网络安全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 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传递信息和搜索信息的效率，已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工具。与此同时，网络文明和网络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2.1.1网络礼仪文明流失。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也开始在网络上泛滥起来。人们在享受到互联网数不尽的便利和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忍受网络上面的一些庸俗、浅薄。网络的出现，让网络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由于手机和计算机的技术的发展速度结合互联网的完善，导致一些"随手拍"在一些论坛和贴吧很火热，某些学生和市民便会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到网上，间接引起全网民的关注。因此就会频繁出现论坛、聊天室的网民们的侮辱、谩骂或者是，使用一些庸俗的网名、下流的语言。
2.1.2网络诚信意识淡薄。
我国网络上由于时代和互联网发展技术迅速，出现一些诚信意识淡薄的现象，有一些非常违反诚信的行为，像黑客攻击、网络欺诈、网上教唆犯罪等。还有一些属于网络违法行为，包括抄袭、剽窃、盗版制作权等一系列内容，或者传播虚假消息等。这些的都属于违背了我们的诚信原则，违背了我们基本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的"诚信"这一基本要求。
2.2高校大学生"礼、义"品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2.2.1个人信息鉴别能力不强。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许多大学生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上都不仅要经常跟计算机打交道， 并且需要借助网络工作平台， 会使大量的信息输入进计算机，然后通过从网络上查找信息、处理信息，特别信息量的大量涌入导致处理信息的复杂性、难易度不断提高。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我们大学生培养自己具有一定的对是非的信息鉴别能力，需要大学生通过个人自己良好地学习和实践让自己具备一定的认识信息、获取信息、鉴别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这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
2.2.2学校管理教育不完整。
在现如今的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应试教育现在就出现了单一化的问题，传统的德育教育因其内容单一化、方式过时化，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特别是互联网的加入，让整个教育机制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和转变，创新意识教育、整体意识教育、坚韧品质和优良心理素质的培养等教育内容的欠缺让德育工作出现了问题。应试教育让学校、社会过于重视学习成绩的量化标准，从而使一些大学生变得光有知识，但是文明礼仪有很大的缺陷，受过教育却没有素质。正是由于高校管理教育的不完整，对"礼、义"教育的忽视，导致现在出现了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弱化，特别是违反道德规范的活动频频出现。所以需要通过互联网这个散发性的传播方式，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到校园，从而深入到人心。
2.2.3传统礼义教育宣传力度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礼仪之邦，特别是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之礼数。所以，礼数是社会关系之稳固，社会文明之基石。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类社会到现在也没有没有超出这样的范畴。崇尚礼仪不仅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而"明礼"也即当代公民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的立身之本。但是，现在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少，这样就使传统文化中的"礼、义"逐渐有淡化出人们生活的倾向，让传统文化失去融入现代社会的机会，浪费了我国固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资源。
3网络时代中儒家"礼、义"思想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3.1儒家"礼、义"对大学生思想认知的培育。
当今社会正在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儒学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很好的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礼、乐、孝、忠、信等观念我们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3.1.1培养"礼"文化意识。
《论语・学而》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礼"是与等级、秩序、过程、效应相关连的，应势而生。每个大学生都应当学会是非标准的判断以及礼仪廉耻的辨析，学会反思并从中去领悟其中的含义，正所谓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要通过教育和不断的学习，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当我们应该懂得弘扬中华礼仪文明，身为天下先，以"礼、义"为荣，弘扬中华礼仪文明，为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祖国建设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敬礼让是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
3.1.2培养"义"文化意识。
《论语.里仁》中说到："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所谓赞成或反对什么，只要符合道理就行了，其中的"义"即道理。孟子把义作为做人的最高行为准则，认为在义和生命不能并存，即"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也就是要"舍生取义"。所以至于利和义不可得兼，如何取舍，更是不言而喻了。所以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的形成，重视德性的培养以及人格的提升。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仁孝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3.2儒家"礼、义"思想在网络文化中的渗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从2001年开始，随着互联网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不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或者工具，而且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媒介环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整个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网络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礼仪教育也不得不从现实生活延伸到虚拟的网上。通过宣传中国传统儒家"礼、义"文化思想，传播在大学生身边，可以通过建立红色网站，重视广大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对儒家了解的广泛积极性，从而调动大学生对于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利用网络的拓扑性使资源增进思想交流和交锋，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利用网络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儒家"礼、义"文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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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2
【关键词】日本；伦理体系；忠；孝
《菊与刀》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从此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称为“耻感文化”以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众多读者，本文作者对于该书第六章“报恩于万一”论及的“忠”、“孝”思想颇感兴趣，由此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渊源
简单地讲，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发展在明治维新前就与中国紧相关联。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纪，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日本书纪》：公元285年，儒教传入日本。“百济使阿直歧来贡良马，帝即命之养焉。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后来王仁渡海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学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亲拟的《宪法》十七条，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语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典故、成语和资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重要课程，在全国讲授，以《周易》、《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为教本，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课。公元137年开始祀孔，行释奠之礼。到奈良时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诏，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贞妇”，地方官吏要随时奏闻以便表彰。国家考选官吏，试题几乎都是儒学、汉学内容。从镰仓幕府到江户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尤其是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日本的儒学学说，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蓝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因而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并作为统治与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伦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形成日本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忠”和“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日本人“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日本人强烈的责任感也正是根源于这种报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例如，“义务”、“忠诚”，“关切”、“爱”等。恩主是多层次的，上至“他那个生活圈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侧是天皇。“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类，依其地位可列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对恩的报答构成不同道德体系：义务和情义。依次为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的义务）――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对社会的情义（即对主君、近亲、他人、非近亲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面。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忠”、“孝”处于最高位。两者都具强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来自传统，在日本，忠、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应该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儒家哲学有与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来反对并他。天子能否永据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保护皇族。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于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大加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水准，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无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镇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确立。
三、“忠”的内涵及对日本社会的意义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对皇恩的报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为天皇尽忠”成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将军、主君的义务。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为了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幕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得以把“忠”的对象从将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顺利转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间传说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献给天皇。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国，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极强的权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语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国的封建时代却是一部经常改朝换代的历史，一治一替出现。“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这句民谚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潜在的取代意识。“臣忠”不过是种情性的服从，当“”时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国的“忠”是一种以“仁”为前提的，相对动态的“忠”，故有“大丈夫当事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之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奉献，是一种信仰。中国人的“忠”是对统治者正直行为的回应。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国的孝道更加绝对化，其内涵也更为广泛。在中国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孔子认为“孝”产生于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根本标准。“生事之以礼”，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还应当对父母的过失进行恰当的规谏，但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勉强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见。“生事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尤其强调孝子爱敬父母的内心状态和真情实感；不但强调孝子对父母的服从，而且强调孝子对父母进行一定程度的诤谏。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礼仪的规定，更强调居丧祭祀期间的情感态度必须哀戚和恭敬。这种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礼”一样，亦来自对父母的爱心和敬意，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自觉行为。
五、小结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忠、孝”的诠释，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凭借的是间接资料，可以想象对“忠、孝”的述评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让读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实上，日本的“忠、”和“孝”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关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加以变通，形成其独有的“忠、孝”理念，但历史是发展的，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加鲜明。今天的日本人虽然保留这种伦理精神，但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嬗变。所以对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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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3
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4
一、“阿央白”是白族民间普遍存在的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
据陆家瑞先生调查，每年到石宝山会期（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前后），四区八县都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祈嗣者以香火素斋供奉，并在“阿央白”上涂抹香油，用铜钱刮石粉作“孕药”，通过敬香、供奉、吟词等仪式，把自己（祈求子嗣）的要求和愿望表达出来，传达给信息载体“阿央白”，从而得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增加对生育的信心。在1958年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一书中《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同样说道：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书中记录的调查资料来看，“阿央白”祈嗣活动在剑川一带白族已婚妇女中是很普遍的，但活动并不强调仪式的系统规范，也没有系统的理论，“阿央白”并非像神o一样为人们供奉，并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在活动形式上表现出白族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人们向“阿央白”祈嗣，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过程，目的是通过简单仪式的信息传递实现子嗣的美好愿望。
“阿央白”是白族民间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类似“阿央白”的祈求子嗣习俗在大理白族地区十分普遍。在喜洲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初八，都要到灵慧寺举行求子嗣的庙会，洱海周围十数里的村寨，只要夫妇不育的人，都双双而来求子嗣，尊奉之神俗传为大理国段氏之主，自金沙江上获一浮木所雕成的神像，认为是“有求必应”。白族求子嗣习俗在民间较为普遍崇奉的具体神是“子孙娘娘”或“痘神”，由于白族崇信佛教，所以也崇奉“送子观音”。这些神灵往往供奉在山神庙或白族本主庙的一角。有些白族村寨没有供奉“子孙娘娘”、“痘神”的，祈求子嗣的人也就在山神或本主像前行香祈祷。①
从这些活动习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白族民间求子嗣习俗大致有三个特征：第一，祈嗣活动有固定的崇拜祭祀对象和特殊的仪式行为，但不强调仪式行为的规范性。第二，有特殊的活动群体。祈嗣活动群体大多是已婚无子嗣的；祈求多育子女的；有女无儿的白族妇女。第三，祈嗣活动有特殊的目的性。从活动群体来看，祈嗣者不仅祈求获得生育的能力，还祈求生男，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继嗣观的一面。
二、“阿央白”祈嗣活动反映出的白族传统继嗣观
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活动的主体祈嗣者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陆家瑞先生的调查中明确写道：每年到石宝山会期，四区八县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另外《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说：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两篇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到“阿央白”前祈嗣的多是当地白族妇女，这些妇女主要有三类：一是已婚无子嗣；二是祈求多育子女；三是有女无儿。这里第三类祈嗣者应特别引起重视。以往在研究“阿央白”时对第三类活动主体关注不多，通常笼统地把“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主体概括为祈求子嗣的妇女，忽略了“阿央白”活动主体承载的许多信息。第一、二类祈嗣者，她们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生育或更强生育能力，而第三类祈嗣者，她们祈嗣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生育，而是要祈求生儿子，它与前两类祈嗣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两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本能需求，而第三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不仅只是这种需求，同时还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它引申出“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一个新的文化涵义。“阿央白”祈嗣目的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概括为三个，即祈求生育、多子和生男，三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子嗣，但从具体关系上来看则反映了祈嗣者生育价值观发展的过程，即首先是获得生育能力，这是一种本能要求；其次是多育能力，这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要求；第三是生男儿，是较前两者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生育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道德思想，而这种生育价值观主要缘于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白族对继嗣这一家庭组织原则十分重视。白族以宗族为家庭单位，构成社会基本组织，形成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族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因此，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只有男子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继承者首先是儿子，有女无子的，可以招赘女婿。出嫁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不能作主，社会上没有权利，处于及其卑微的地位。②白族把姓氏视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子女通常随父姓，赘婿和养子必须改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没有生儿子在白族看来就是断了香火，赘婿和养子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采取的一种弥补手段，通常赘婿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在传统白族家庭中，堂屋内大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而祖先牌位上完全是以男子来续系的，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在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即便有了生育能力的妇女也还要到“阿央白”前祈祷膜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祈求生男，可见这种影响已渗透到了白族的生活习俗中，甚至左右了白族传统的生育观。
三、儒家孝道思想对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影响
白族传统的继嗣观为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如此突出，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白族是一个较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在公元开始的那几年里，云南已传播儒学了”。③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阶级积极推崇儒学，如《南诏德化碑》中所记“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一样，甚至达到“本唐风化”。南诏时期，据学者考证是白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时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的精髓因此被白族广泛接受并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是必然的选择。
孔子是儒家思想开山鼻祖，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为仁之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先爱其亲，才能推及于爱人，提出子女要善事父母，孔子把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与善事父母的一般行为“孝”连到了一起，仁不仅是孝之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此指个性品质修养）的实践完全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而奉行孝道（即践履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就是“为仁“的起点。孔子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使孝成为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孝”始终成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不断升华和完善。在儒家早期经典《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倡导的“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孝”的重要实践行为从善事父母具体到宗族的延续、家庭的继嗣，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为不孝，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惩罚。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人们“有子万事足”，“断子绝孙”则是人之最大不幸，甚至是家族乃至社会最大的忧虑。
白族传统文化在形成时期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白族的孝道思想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继嗣观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白族崇拜祖先，重视祖坟祭祀，信崇《孝经・圣治章》“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的理论，家族的香火的永恒延续和生命的无限传承就是子孙的再生，子孙的生命就是父母及祖宗生命的延续，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尊祖敬宗，善事父母，孝行天下，这也是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需要。所以，在传统家居中许多家堂屋内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在白族传统孝道中，孝行首先是要有后，延续家族香火，而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延续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因此，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突出，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直接影响了白族社会价值观及家庭伦理道德精神思想的构建。由此看来，诸如“阿央白”祈嗣活动等普遍存在于白族民间的求子祈嗣习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活动者企望通过祈嗣活动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就是当地白族传统的孝道理论思想长期形成的继嗣观，而这种继嗣观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孝道思想。
四、“阿央白”祈嗣活动的精神核心是对白族传统孝道思想的社会践行
我们可以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核心实质就是传统孝道理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因此，要探寻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继嗣活动的精神实质，必须从白族传统孝道观念入手。“孝”之初始涵义除了尊主敬宗外，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④二十世纪周予同先生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第一次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⑤儒家思想把“孝”不仅视为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规则，同时把交媾生育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孝”。从“阿央白”等祈嗣活动的内容看，它确实与生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说是探源“孝”原始初意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孝”文化行为的具体事象。在这具体事象中，活动主体即祈嗣者目的是祈求子嗣，这种目的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俗义务。当地白族妇女受传统孝道的约束和评价，把承续烟火当作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通过祈嗣活动来体现孝行的行为，使祈嗣活动上升为行孝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孝行思想则构成了传统继嗣观的思想核心，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行为则形成了传统继嗣观的社会活动形式。因此可以这样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是维系社会家庭的一种组织原则，“阿央白”祈嗣活动作为继嗣观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以白族传统的孝道为精神核心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践行孝道。所以，“阿央白”等祈嗣活动在传统继嗣观的精神支撑下，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却始终为当地白族妇女作为孝行的社会规范所继承。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祈嗣活动在仪式、规模等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社会特征的差异，但在这种传统精神纽带的维系下，祈嗣活动一直为当地白族所传承，也正是到了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的今天，白族民间求子祈嗣活动仍然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民间求子祈嗣习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是白族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学术界目前对“阿央白”的起源仍持不同的观点，因此本文在论及“阿央白”时，故不论及起源问题，而仅从祈嗣活动行为的本身进行分析，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个案，对白族传统继嗣观与儒家孝道思想之间关系试作探讨。
注释：
①赵橹《石钟山第八号窟“锥状物”辨微》，《大理方志通讯》1987年3期，第72页。
②《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40页。
③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1页。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5
【关键词】儒家思想 德育 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114－02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它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因其博大精深，强大的生命力却日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关于做人、处世和治学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儒家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基础、精神的指引和灵魂的归宿，儒家先哲为我们提供的那些精微深邃的思想仍然启示着人们。
在儒学的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与教育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历史上的儒家圣贤孔子、孟子、朱熹等，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终身的教育家，因此，儒家思想中本身就包含着教育观，它对于今天从事教育的我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价值。儒家学派的圣人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有一种解释就是“人”，特点是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情感的联系，即“以人为本”。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班主任的教育角色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和促进者。在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如何结合时代特征，从儒学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求智慧，成为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担任学生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将一些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塑造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爱人、感恩、知书、达礼”。
1．爱人、感恩，是学生为人处世必须具备的基础。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观。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因此孔子号称门人三千，其中既有颜回之类的贤者，亦有宰予之类不可雕的朽木，体现了他的“泛爱众”精神。
在今天，教会学生爱自己，爱别人，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成了我们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因此，我通过开展课外阅读、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唤醒、发掘学生的爱心，从而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因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实践中我们还发现，能爱人，必然会感恩。感恩的“恩”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本来意思就是“惠”，而“惠”的意思就是“仁”，所以，感恩就是一种仁爱的精神。只有懂得爱的人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个人，父母养育了你，亲朋支持了你，老师教育了你……我们感受到的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无一不是以感恩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感恩是建立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学会爱人、感恩，为学生具备完善的基本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知书、达礼，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备条件。
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不学《礼》，就不会立足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掌握知识，懂得礼节，这是一个社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当今的教育中同样应该提倡。虽然今天的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浩如烟海，但我们仍有必要汲取古代先贤的智慧。因此，我在班上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两个早读读背古诗文名篇、《论语》等，后来又结合学校开展的学习《弟子规》的活动加强学生的礼仪规范的培养，从内（品性道德）外（知识技艺）两方面对学生进行熏陶，学生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地得以改善。
二、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会学生“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事父母而孝，待众人则恕”。
1．以诚立身，诚信待人，这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德。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其中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儒家代表的传统道德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对于每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人生在世，必须不断学习知识，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去指导。“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个人以诚立身，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在班级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提倡诚信、奖励诚信，对撒谎、隐瞒、欺诈、弄虚作假等行为加重处罚，树立了良好的班风。
2．事父母而孝，为培养学生的传统美德奠定基础。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弟通“悌”。“孝”是父子之间的爱，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还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孝”、“悌”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仁”的根本。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感受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多种方式，如计算自己一个学期的花销、回忆父母为自己做过的最感动的事情、写一封家书、布置“感恩亲情，回报父母”家庭作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孝顺父母，走向成熟。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许多学生都有触及心灵的体会，收效远超我的预期。
《论语》中还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在智育和德育中，孔子把后者放在第一位，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3．行忠恕之道，提倡学生用宽容善良的心来对待他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行得通，也让别人行得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即宽恕、容人之意。“忠恕”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孔子提出的实现“仁”的方法。
人都有私心，而学生因为心理不成熟，难免会在学习、生活中存在一些心态失衡现象，心胸狭隘、互相猜忌，甚至演变成矛盾和冲突。针对这些情况，我要求学生按以下方向来努力：一是严于律己，每天反躬自问功过得失，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我反复强调能否严格要求自己是将来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二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对照他人的行为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出正确的选择；三是换位思考，充分全面地了解他人的感受，从而更多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这几点措施的施行非常有效，学生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整个班级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
三、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引导学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怎么实现理想呢？首先端正思想，然后完善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它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理想的人生之路：一个人应该先对自身进行修养，以自我完善为基础，然后建立家庭，家庭和睦后才能治理国家，最后才能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
身处当今社会中的学生，虽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是人生不变的理想之道，我结合时代特征对学生如此阐述与要求：“正心”，要调节好自己的心境，要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良好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心意，要有先自己（营造自己、保全自己、富强自己）、后家人、后社会、后国家的序列观，这是一个人的品格（人品）问题；“修身”，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基本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一个人的才能（水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人自身的社会客观存在，是一个人的内功问题；“齐家”，发展自己，然后惠及家庭，美满和谐的家庭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保证，要以自己良好的品行影响人、教化人；“治国”，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服务于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才能发挥与社会表现问题；“平天下”，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是一个更高境界意义上的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问题。若能如此实践，实现理想、成功、完美、和谐的人生指日可待。
儒学文化作为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征，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积极向上、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理论等，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中国传统德育理念的一点皮毛，略窥门径，却已收效甚丰。当代中国的德育要想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就必须更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吸取传统德育理念的精华，将其“根”深深植入中国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只有根深，方能叶茂。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席秀海.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J］.东岳论丛，2002（4）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6
[关键词] 木兰 权力话语 翻译 裂变
1、引言
Mulan是迪斯尼推出的第36部年度动画巨片，其一流的工艺、宏大的场面、华丽的音效、奇特的景象、波澜的情节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赋予该片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之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两个配音翻译版。它们对Mulan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仔细对比电影Mulan英汉版本就会发现，木兰形象在两个版本中并非相同。在译者对人物语言不断改写和操纵之下，洋化的木兰形象逐渐裂变，趋向“中国化”。因此本文拟以许晴、成龙、陈配斯等配音的大陆版《木兰》为基础，从权力话语的角度出发，对裂变之路予以探讨。
2、电影Mulan之中的权力话语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并非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而是由一切支配力和控制力构成的关系网。它既包括政治机构、国家法律等有形的权利，也包含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文化传统等隐形的权力。而“话语”并非简单的“言语”，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电影Mulan的拍摄及木兰形象的洋化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花木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传奇女子形象，其“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壮举以及她身上所承载的“忠”、“孝”、“勇”、“烈”等品质使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形象之一。人们赞美木兰、歌颂木兰是因为她迎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判断取向。可以说，木兰形象本身就是中国权力话语对世人的“言说”。但是当迪斯尼将木兰拍摄电影之后，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迪斯尼塑造的木兰虽以“木兰替父从军”的民间故事为原型，但在经过西方诗学及文化的过滤之后，已不是在国人熟知的木兰，而成为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故事。洋化的木兰“言说”的是西方的权力话语。片中的木兰不再是“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形象，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光耀门庭的美国新女性。她不拘小节，勇敢聪慧，敢做敢为：皇上招兵服役之际，她劝阻父亲；全家用餐之时又大声抗议；之后连夜替父从军，有勇有谋对抗单于；胜利之后，拒绝宰相之职，她还不避“男女有别”，竟然“触犯龙体”，与皇上热情拥抱等等。木兰形象所承载的不再是“忠”、“孝”之道，而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正如花木兰副导演托尼，班克弗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当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叙事风格。”正是在迪斯尼文化工业机器的“叙述”之下，花木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形象逐渐被“洋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言人。
3、电影Mulan的配音翻译—冲国权力话语的言说
当洋化的木兰形象经迪斯尼的商业运作回归中国之后，译者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应付暗含在木兰形象话语之下的中西权力话语的挑战。因为在现代语境下的翻译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化，而是权力之间的斗争，是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较量。长期以来，东方一直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总以征服者的姿态对东方的文化肆意涂抹，将东方的文本纳入西方诗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以其“归化”的策略起到了共谋的作用。为抵制西方新的文化霸权主义，译者们总是以杂和的文本形式、“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解构。但是在处理洋化的木兰形象时，译者所面临的情况和常规似乎大相迥异。因为他们所要处理的文本原型并非是纯正的西方素材，而是被西方“掠夺”改变之后的花木兰形象。而且译者所面对的是中国文化系统以及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观众。若以“异化”的方式处理，则是加剧了美国文化对中国木兰形象的改写，自己将成为暴力的“帮凶”。仔细观看国语配音的《木兰》就会发现，译者已经超越了配音翻译常用的技巧，以中国文化为基点，不断对剧中人物语言进行改写，使之符合中国诗学和文化的要求。
3.1 增加儒家思想，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度，木兰形象之所以被世人喜爱是同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孟子曾曰：“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出于保家的尊父孝道和卫国的忠君之心，花木兰才能够不顾女儿身投身军戎。可以说，无儒家思想的烘托也就无经典的木兰形象。因此任何作者或译者想在中国语境下叙述木兰故事，其言说必然带有儒家色彩，否则那就不是中国的木兰。这也驱使译者在面对洋化木兰形象和其他角色时添加大量反映儒家思想的字眼。例如：
(1)Matchmaker：….Recite the finaladmonition
三从四德的四德你会背吗?
Mulan：Fulfill your duties calmly andrespectfully
妇德指的是卑顺
Reflect before you snack act.
妇言是少说话：妇容要端庄，还有
This shall bring you honor and glory
妇功，会干活，一定为家里争光
(2)Chifu：High treason!大逆不道!
Mulan：I didn’t mean for it tO go thisfar.
我并非故意欺君妄上。
这类例子还可以在片中找到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重塑儒家长幼尊卑的人伦秩序，译者在翻译对白时使用了一套带有强烈中国文化色彩的对白词汇和短语：列祖列宗(Honorable ancestors)，苍天保佑(goodluck)，启禀皇上(you r majesty)，臣在(Chifu／Yes，your highness)，谕旨(proclamation)，百姓(people，cilizen)，男丁(man)等等。正是在译者的努力之下，洋化的木兰才重新具有了儒家思想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