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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1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
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指的是不法经营者在违背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破坏市场竞争的原则，扰乱市场发展的秩序，采取不正当的行为，不择手段，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采取的行为。通过我国科学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讨论，总结市场经济给市场秩序、国家法律、人身利益带来的影响，将经济犯罪的概念氛围三种，总之，我将经济犯罪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将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以及破坏国家的社会经济法律的一切不法经济行为总结为“大经济犯罪”。其次，我国将那些不法商家以及不法分子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行为称为“中经济犯罪”，这一经济行为是不法商家通过人为操作，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权势而采取对社会关系进行破坏的行为，比如说股市运行操作、各企业竞争排挤等等。另外，从早期直至当今，国外的犯罪学家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经济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对我们的市场秩序、国家金融都有很大的不利。
二、我国经济犯罪现象产生的现实条件
1、对于国内来讲，第一，由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不法的市场经济管理者钻了“空子”，没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品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监督力度不够，接受贿赂的现象明显，对我们的市场进行松散管理，市场发展自然而然会出现问题；其次，企业间的竞争意识太强，合作意识淡薄，为了能够让自己企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企业管理者们不惜采用不法行为，排挤、压迫其它企业；最后，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不能够很好的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不能弥补市场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
2、对于国外来讲，为了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发展自己国家的企业，削弱我国的市场竞争力，想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有利条件，其它国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他们不惜采用走私货品等等不正当手段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也助长了经济犯罪现象的气势，对我国的市场竞争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经济犯罪的特征
（一）根本特性
经济犯罪是依靠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行为，商品经济是经济犯罪行为产生的催化剂，经济犯罪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不稳定又很复杂的交易过程，让我们的经济犯罪行为存在的方式也是捉摸不透。经济犯罪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经济行为，是非法的经济行为，不遵守国家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的经济行为。
（二）一般特性
1、经济犯罪具有营利性，商家之所以会产生经济犯罪行为，是因为他们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能够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这是每个商家的出发点，所以，经济犯罪的一般特性便包括营利性。
2、经济犯罪具有隐秘性，这些经济犯罪行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这种行为是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
3、经济犯罪具有复杂性，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经济犯罪大多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完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经济犯罪的复杂性。
四、市场经济与经济犯罪的关系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促成了经济犯罪行为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够净化社会市场竞争氛围，加剧社会矛盾，这些商家无法可依，受不到法律的约束，必将会扰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便助长了经济犯罪行为的气势。
（二）市场竞争的追利性太强，商家获利欲望强烈
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2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把市场经济一般和产生过程进行抽象，它们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所谓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市场为枢纽建立起社会经济调节机制钓商品经济。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要对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一些主要方面认识它一般的质的规定。
首先，调节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_调节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资金，也包括物资，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既包括产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而且还包括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经营活动等等在内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调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使整个社会经济顺利运行。
其次，社会总商品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通过社会产品的实现才算最终完成，才能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在再生产中显示其效益。所谓社会商品的实现，就是社会商品的名个部份从哪里出售，使消耗的价值得到补偿，从哪里买进商品，使消耗的物质资料得到替换。所以，交换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流通体制，搞活交换环节，对建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
再次，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根本依据。市场经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所当然的是它的基本规律，必然要对市场进行调节。实际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目的。
第四，价格是进行市场调节的基本杠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通过价格以价值为轴心的不断背离运动，能够较准确地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从而驱动资源的不断流动，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得到实现，并逐步趋于合理。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各种商品价格的形成条件互不相同，作为调节杠杆的价格就不能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不总体价格，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价格体系中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它直接关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
第五，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普遍形式。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终生伴侣。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具有其它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参与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才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最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社会性质。平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必须坚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种平等原则，体现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原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贯串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制约着参与市场的所有利益主体的活动，而不管这些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正是这个平等原则，能够造就出平等的竞争环境，激励着各利益主体、’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的。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规模狭小，商品量不大，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市场主要是实现商品和反馈信息的场所，不存在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没有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小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各个经济单位的联系日广泛和密切，单个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总劳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一个经济单位劳动产品的实现与否，都会影响到其它经济单位的经营状况，客观上产生了对社会经挤建立调节机制的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同时，市场在不断发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调节功能。于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产生了。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社会调节的新阶段。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系列，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更不是等同关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样，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可以用于发展资本主义也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有些人习惯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或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显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或收缩、高涨或衰落。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至今仍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认为市场经济附属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同一源头两支分流在一定条件下的汇集，它们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改变不适应它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各个经济单位成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产生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间题，后者属于经济运行形式和调节机制的演变和发育问题。两者虽然都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并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但确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系列的问题，把它们等同起来系属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资本主义结合，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市场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越来越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制度逐步交替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的选择。由于从一长远观点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市场危机，同时要求在铲除剥削的过程中把平等关系从形式深入到本质，贯串到社会一切领域，为同样要求贯彻平等原则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并具有游离特性的经济形式，它必须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并与之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就是维持原状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为资本主义实现表面平等、本质上剥削的服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离出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为建立劳动人民之间真正平等关系服务的过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谁能同它结合，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消极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合拢，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把它吸引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市场经济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完全自发的。这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自发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并把自发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自发倾向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它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市场经济只是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建立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至于这种调节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经济运动的自发倾向，是由同时并存着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条件是各个经济单位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总要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自己。这种现象早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的自然经济中普遍存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改变了经营形式，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营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只是自发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各个经济单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而现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经营单位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市场规范的约束，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下活动。另一个条件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市场容量还有闲置空间，各个经营单位之问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一个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好坏还不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波及整个社会，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还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实现，相反还会起充实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很一长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于同时并存着这两个条件，所以是自发的。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只能是自发的，它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当第二个条件发生…变化，即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市场容量趋于全面饱和，各个经营单位之间依赖关系和制约关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经营单位自发活动的偏差，都会牵制一系列其它经营单位的活动，对它们起破坏作用，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市场危机。这就产生了由一个社会中心用计划来制约、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发倾向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总体之间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充当这个中心。于是，逐步产生了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充当“总资本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萌芽，经过几次起伏，终于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新时期。
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参与市场的各个经营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即使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它们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自由发展，同时，在我国目前总体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发达、市场容量还有较大空间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运动不仅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经济，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市场容量较为饱满，企业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经济运动的自发状态会对它们起破坏作用，并且可能波及总体，要求采取计划形式，以保证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运转。
总之，市场经济并不注定只能是自发的。作为调节手段的形式，市场经济既可以采取自发形式，也可以采取计划形式，或两种形式同时采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调节手段渗透着利用它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杜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国家属于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造就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建立起以市场为中心、以价格为基本杠杆，能对生产要素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市场机制，井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哈竞争制造一种平等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多层次下的不同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协调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竞争活动的展开，以利于调动各类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竞争的形式，不能只强调自由竞争。竞争采取什么形式，与市场调节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会之制度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由竞争占绝对优势，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这种竞争形式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弓L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提高，生产达到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部口的经济活动被少数一些大企业控制时，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垄断控制下竞争。这种以垄断统治下的竟争为主与自由竞争并存的局面，更适应新的经济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化，为适应这种条件，在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国家指导下的竟争，并得到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的状态，同样要求各种竞争形式同时并存，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清除一切阻碍、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清政企职责就是其中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政企职责不分这种原苏联模式，本来就是为取消市场经济而设计的，它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的基本条件。面对构成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这种残缺不全的功能，市场机制无从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话。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是当务之急。党的以来，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企职责不分的现象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实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严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起阻碍作用，还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走私贩私会扰乱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干挑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破坏生产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钞还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投机倒把会破坏合理的价格和价格体系，使价格不能正常发挥杠杆作用，给市场经济造成混乱，封建式的欺行霸市会破坏平等的竞争，‘阻碍市场机制的实现;制黄贩黄会腐蚀人的思想，削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贪污盗窃会损害削弱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影响资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犯罪活动，都会从不同方面扰乱、削弱、破坏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加强教育和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种社会制度利用，就会渗入该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渗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思想和学识指导下进行的，一旦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宣传群众，就会使吏多的人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原来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以致产生抵触或排斥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民。这无疑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起巨大作用的。
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3
[关键词]浙江高考 文综卷 试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6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7（a）-0002-02
浙江省高考第38题，通三则新材料，设置一些问题，较好地考查了学生能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原题重现
38.（26分）阅读材料，加深对历史上江南经济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表1）
――摘编自明清史志资料
材料二
1840年后，长江三角洲的村镇无不受到开埠带来的影响。时人有诗：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上海）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摘编自清末史志资料
材料三
马克思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程。”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暴力”一词，这无疑是侵略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用侵略和被侵略来概括全部中外关系。……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阅读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10分）
（2）仔细阅读材料二中的诗歌，结合时代大背景，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7分）
（3）阅读材料三，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9分）
2.命题立意及能力水平考查说明
今年浙江高考关注江南经济的历史变化，结合了地方发展主题。本题属于文字材料常规类型考题，提供的材料含有一定的古文，总体新颖。但不管材料多么新颖，总能在书上找到知识的依托，本题依托的是中国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演化和相互影响的一些史实，以及中国江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突出事件，通创设新情境，新的设问角度，衍生出一道综合性试题，并最终上升到中国近代经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高度。
要想做好此题，学生除了具备考试说明中提出的获取解读材料、调动运用知识以及描述、阐释事物能力外，更应具备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此题的命题本意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要求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对历史知识进行认知和探究，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解答好本题学生还应掌握基本的史学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并能学以致用评判历史问题。
从设问和答案设置来看，本题难度属中下等，第3问要求按规定思路考查概括能力，有一定的区分度。
3.考点分析及史观渗透
历史课程标准要求：（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2）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3）简述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
浙江省2013年高考考试说明（历史）的具体规定：（1）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2）商业的发展。（3）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以上两种规定基本一致，考试说明删除了“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商业只笼统规定“商业的发展”。
本题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课内直观知识点：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古代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等。一类是隐性知识点：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的运用和结合。
4.解题思路分析
本题是一道纯文字材料型综合题，由三则原始材料和多个设问两大部分组成，具有学术性、创造性、时间跨度大等特点。
解好此题的关键：（1）学生读懂设问。（2）时空背景定位准确。
具体思路是：对照设问仔细研读材料，提炼材料中的信息，结合必修二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关史实，综合思考，最后规范表述成文。
5.讲解试题，指导作答：
对于本题的解法，大体上可按以下几步操作：
5.1看设问
一般来说，考题难度并非由材料决定，而是由所设问题决定。设问能告诉我们材料的主题是什么。设问的角度不同、限定词隐蔽，答案的要求就不同。不要一头扎在材料中，读完了还不知道问的是什么意思。
三小题的设问主要有“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看设问，弄清楚问题指向、审清答题要求，带着问题去读材料，从而选择依据课本知识或者引用材料原文回答，抑或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再结合自己的看法回答。
5.2读材料、取信息
读材料，就是带着问题看材料，查找有效信息。要仔细阅读、理解材料，凡是属材料部分的内容都应读到、读懂，包括材料的标点符号、注释、材料出处、按语等，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取信息，就是结合所设问题，对研读出的信息进行全面有效的归纳提取，属于读材料之后的再处理环节。高考历史题的史料是非常新颖的，但是新材料所设的新情景再新也仍不会超出中学历史所学知识的范围，新材料和高中所学知识必有联系。
必须指导考生用定位分析法来解题。定位分析法就是把问题放在特定的空间、时间背景下进行分析。确定材料的时空特性，否则无法答题。背景定位则需要多角度分析材料反映的社会背景，弄清楚当时的阶段特征。
指导学生从新材料中搜寻“问题”信息，如：时间、地点、人物等线索，寻找解题的切入点，并归纳出材料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以及作者的立场如何。
提取有效信息时，一是注意分层提取有效信息，归纳三则材料各自的核心思想，并对其进行重组和提炼处理。二是从关键词中提取有效信息。
材料一，属于文言文材料，应结合古汉语知识及利用古代史相关内容，弄清材料意思，但不必像语文课那样斟字酌句，只要能提炼出有效信息即可。如材料一“计日受值”、南浔镇“烟火万家”、“明清史志材料”。
材料二，属于诗歌，较通俗易懂。明确要求结合时代大背景――“1840年后”。
材料三，现代文字材料，阅读障碍较少。但是要注意“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重要结论所蕴含的意思――客观影响分析。
提取信息是为运用信息服务的，在看了设问、新材料、提取了有效信息之后，接下来，就该运用所学知识组织答案了。这也是解题方法中的最重要一步。
5.3规范行文书写
（1）观点准确、全面
答题时应特别注意材料的主旨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变化，第一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需要结合文明史观，第二问“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和第三问“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注意结合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组织答案。另外，注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非只考查对江南经济的影响，需要处理好个别与整体的关系。
行文书写一定要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根据设问的限制条件作答。切忌脱离材料、不时空定位、不认真提取信息，就跟着感觉走，直接凭感觉答题。
（2）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就是规范地描述、阐释事物，表明自己的观点。
一是设问中的学科术语解读准确。比如分清“基本特点、关系、主要变化”、“重大变动”、“概括”、“影响”这些限定词的含义。
二是答案行文要用历史专业术语作答。比如“小农户个体经营”，就不能随便写成“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也不能简单写成“自然经济解体”。“农产品商品化”、“资本主义萌芽”、“市镇经济”等等大量历史术语，都已约定俗成，行文时要注意用词精确。
三是要点化。避免杂乱无章，关键词突出，要依据设问、紧扣材料，简明扼要、高度概括地作答。文字语言运用要逻辑严谨且史论结合、详略有据。
四是条理化。条理化是行文最后要求。条理化包含层次化、序号化、段落化、导引词的合理运用等。
6.本题价值拓展与反思感悟
6.1本题不足之处及价值分析
本题在“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方面，材料和设问的设置较为欠缺。“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能力则几乎未涉及。还有一个不足是，第一设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基本与材料无关，导致设问与材料脱节明显。第三设问限定“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跨度是“19世纪”，而参考答案却忽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对中国的影响，显然不够全面。
但是本题以小见大，以江南经济发展变化，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变化，进而涉及了国家的发展和命运。通新颖材料，设置新情境，考查了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描述和阐释事物”方面效度较好，仍具较高价值。
6.2反思感悟
总之，本题体现出在新课程之下的历史教学的方向和材料式解析题在能力测试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给日后的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思考：
（1）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关键是以课标为“本”，从“点”、“线”、“面”三方面突破，达到对基础知识的记准、记全、记牢的基本要求。利用时间、导语、单元小结等把内容线索化。
（2）在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平时加强学生对史料处理能力的培养。重视材料解析题的训练方法指导，注意培养学生对材料（包括图片、文字、表格等）阅读、理解并从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指导定位分析法的运用和规范化行文书写。
（3）注意渗透新史观和结合热点问题，引导学生从关注身边的历史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用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来分析历史问题。这几种史观是最近几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的新视角，结合复习可以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事物和事件的思维能力。
附本题参考答案：
38.（26分）
（1）特点：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2分）
关系：农业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2分）
变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1分）纺织业显著发展，（2分）市镇经济繁荣，（1分），资本主义萌芽。（2分）
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4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
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无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5
【关键词】货币；经济；北魏
史书记载，在孝文帝太和八年，时开始实行“颁俸制”。太和三年，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太和八年，“六月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
正如所言《周礼》已有食禄的记载但是为何在其后的北魏王朝面临经济困难时会有“依旧断禄”的说法？北魏的经济相对于东汉以后的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在经过三国的分裂割据，西晋虽有短暂统一的休养，五胡十六国春秋的迭兴，使得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原来繁荣的关中河洛地区出现极度的萧条。永嘉之乱刘曜自316年刘聪灭西晋到439年北魏灭北凉，北方长达123年的分裂。黄河流域的人口锐减，为了自保形成了以宗族为纽带的坞堡经济，自然经济更加巩固，商品经济举步维艰，几乎在每个坞堡内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除了像食盐一类的经过市场交换其余一切物品几乎完全的自给自足。整个社会经济看来混乱不堪，只有在短暂的稳定时期内有所恢复而不是发展。社会退步到物物交换的境地。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货币商品经济的衰退期，是一个挫折的倒退。但是作为当时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而言，它自身又有其特殊性。
一、北魏前期货币经济萎缩的原因
三国魏晋时期，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流通的减少，尤其是在东汉之后的大庄园制经济、频繁的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倒退局面的出现。而随着中原关中、河洛地区经济在战火的蹂躏摧残之下，使得原有的经济中心开始失去活力，而繁荣景象也一去不在。多方林立的割据政权，不同的货币制度。从而使得经济与市场失去一定活力。但是从“官无俸禄”到“颁俸制”的实行，我们会发现北魏经济存在的特殊性。制度的变迁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改变的。从实物班赐到俸禄的定额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北魏经济的发展，尤其在货币经济方面是一个进步的历程。
关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之所以萎缩的原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有两个：其一，战乱。一些学者认为战乱毁坏了一切，人口骤减，加以落后于汉族的诸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耕作方式由昔日的精耕细作而流于粗放，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这在北方尤为明显。其二，士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及与此相适应的庄园经济盛行的结果。士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采用庄园经济或称田墅经济、田庄经济的模式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恰如颜之推所言：“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一个个庄园（或田庄、田墅）便是一个个封闭的经济实体。既然如此，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自然经济加强，乃是势所必然。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简单的认为整个北朝的经济的衰落。而是作为特殊的交换媒介——货币地位的相对下降。市场交换经济的发展遭到现实历史的打击而出现的倒退。
二、从“官无俸禄”到“颁俸制”的社会背景
起源于大鲜卑山的拓跋部，由于自身文明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部落统治体系。部落酋长的社会秩序，为处于上升阶段的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在环境。开疆拓土、征伐连连，让其在完成部落统一之后一系列的对外征讨带给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之时，他所带来的伤害是巨大。北方经济的低迷传统市场的消沉，都是当时经济衰退的表现。作为一个征服者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鲜卑拓拔部，直至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才使得历史走上正常的发展前进的轨道。文明的征服与被征服是不能扭转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相关系之中，我们从此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北魏官员会从“官无俸禄”到后来郑重其事提出的“颁俸制”。并且“颁俸制”会成为国家政治架构中的重要一环。
从登国元年（386）拓跋珪重建代国到登国十年（395）年的参合陂之战大败后燕慕容垂，这十年时间是北魏主要的征战和开疆拓土时期。期间战争不断，同时处于初期的国家阶段。需要不断的鼓励征战。而对于有功之士的奖赏最主要是界定其功劳的高低、战功的大小。而赏赐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实物。例如：《魏书·太祖本纪》记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王建……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十户”。 “太祖班赐功臣，（安）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吏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北魏初期的薪酬分配模式，由于班赐在其中具有显著地位，使分配标准更大程度倾向于功绩，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大为削弱，分配权力更直接操作于执政者之手而非附丽于既定制度。同时，个人所得之多寡更大程度取决于其在历次军国事务中的表现，而不是官位等级。所以此时的俸禄制度所实行的标准应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联，而不应该割裂来看。一方面当时被为早期处于落后的游牧部落时期当时他所征伐的对象主要还是鲜卑内部各个部落。相对于中原先进的经济形态来讲，这样的战争交流并没给其本身文明带来多少先进因子，也就不会带来质的变革。游牧时代的经济特性使得部落征伐的战利品更注重人和物的俘获。所以出于这样的交流范围之内的北魏早期经济是与货币之间相差一定的距离。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对官员的班赐之时实物所占的比重会相当的高。另一方面，当时北魏国家处于的特殊阶段性质也是造成出现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原因。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之中，官员尤其是武职官员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他们实行相对具有激励和鼓舞的赏罚制度对于国家的发展相当重要。而功劳又无十分客观的标准，只能按照俘获的财物和人畜的多寡来确定。早期国家的不完整性也使得经济在征战中缺乏稳定的国内环境。而此时游牧经济的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各个部落并没有统一体系的货币制度。它的经济性质也使得北魏早期不可能有发达的货币经济的存在。
从皇始元年到天赐六年的十四年时间里，天赐之前的八年里，班赐依然频繁。天赐年间的六年里，战争形势明显沉寂，如果说此时战后班赐作为显著的薪酬形式暂时退出薪酬分配领域。然而这是随着北魏的扩张，逐步进入到黄河流域接触到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和农耕经济。这时的鲜卑拓跋部随着其对内征服的完成，对外扩张的进行，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部落战争而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体系的建立。
因此有了国家性质在离散诸部之后的分土定居的民族内部的封建化的开始到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彻底的汉化改革。北魏政权此时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所以此时所实行的“颁俸制”是随着北方的统一安定和平局面的出现而出现的政治体制的变革的反应。是随着国家性质的转变，相应的经济形态产生的新的俸禄制度。这一新的转变是与北魏之时的统一国家出现密不可分的。集权国家下强有力的政府所确立的稳定统一的货币体制，促进了北魏的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五胡十六国局面的结束，关卡林立的现象的终结。为北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货币经济再度的出现繁荣的局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北魏国家的强大使得国内市场相对开阔，经济在战后一系列政策的扶植之下复苏“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交换的频繁发生，《隋书·地理志》谈及洛阳时说：“俗尚商贾，机巧成俗”，统一的货币体制，这些都是之后的货币经济的兴盛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北魏的官员俸禄制度是当时经济形势的反映，同时不同的经济性质，也会带来不同的交换方式。在看到北魏经济的衰落之时应当明白北魏的经济整体式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其货币经济的出现发展，更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三、结语
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不同时期的经济有它内在的特殊性，但是都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在普遍的认为北魏的落后之时，作为历史发展的前进性要求我们必须客观公正的分析内在的变革与发展。北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第二个发展的高峰时期——隋唐的前奏，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都为后来者做出铺垫，提供经验。关于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必须客观公正的看待前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从“百官无俸”到“颁俸制”的实行，本身所具有的转变，就蕴含着当时整个社会的改变。而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其最根本的变革则是“经济基础的革命”。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将是划时代的变革。
参考文献
商品经济的特性范文6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指数经济,创业,创新
以“指数”形态集聚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块状经济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块状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早在上上个世纪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事经济指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了（比如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道·琼斯指数，1884年开始编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东南沿海一些区域，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得相对充分和成熟，块状经济成熟为区域经济的一种重要载体。由此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一些区域，也就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属于市场经济较高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和经济规律，即由“指数经济”集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发挥出其作为市场经济最新成长阶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力”［1］。
一、“指数经济”：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区域，江、浙、粤三省的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闪亮登场，并且成为其继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的社会基础。
浙江省的指数经济型态首先是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策动的。在商务部相关领导的直接领导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隆重登场。“义乌指数”包括价格、景气及其相关单项三种指数，它由200多名指数采集员每天对市场内3832个代表品的单价和成交量，每月对定点商位的库存、商品毛利率、资金流动、商户信心等数据进行采集，采样范围覆盖了小商品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等3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4300多个商位，涵盖了17大类68中类100小类1006细类的商品。所有数据信息输入预定的软件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运算，最终得出周、月的价格和景气等系列指数［2］。此外，作为我国的指数大省，浙江省还有另外三个指数，分别是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和海宁“中国经编指数”。其中“余姚指数”由“中国塑料仓单价格指数”和“中国塑料现货价格指数”构成，用以反映塑料价格的指数［3］；“绍兴指数”则用以全面反映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内外贸易销售价格变化趋势和绍兴县轻纺城产业发展状况及景气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数构成的指数体系，它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以及订单指数四部分构成［4］；“海宁指数”包括产品指数和企业50指数两个指数，用以反映经编类产品价格的指数［5］
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指数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是广东省指数经济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数”由一个综合指数、四个板块指数（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产品和IT产品等）和50项分类产品指数组成。指数的产生严格遵循“价格指数设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数分析处理系统、指数、指数运维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统构建，通过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网、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大厅、华强北商业街多个LED大屏幕及多家媒体，每周一公开［6］。江苏省的指数经济由由“盛泽指数”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为“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的按下水晶球。“盛泽指数”主要反映盛泽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上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丝绸纺织品价格变动以及相关企业景气波动，主要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盛泽50指数和流量指数四大模块组成。其中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指数按天，丝绸纺织品价格指数按周，丝绸、化纤、市场景气指数以及反映盛泽地区50家最大规模织造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变动的盛泽50指数，都按月［7］。
以这些专业市场指数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的成功运作，显示出浙、粤、苏三省市场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区域，“指数经济”已经成为上述三省进一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阶段
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浙、粤和苏三省出现的“指数经济”现象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因为“指数经济”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一）“指数经济”的概念
从上述几个专业市场指数成就的区域发展中可以看出，“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资源的配置不仅超越了资源本身的约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约束，转而服从于一个现代资讯体系的协调和指挥，由此组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资讯体系，就是基于一定规模、一定领先程度的专业市场而形成的“指数体系”。通过专业市场指数，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因此，由这种指数资讯体系组合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指数经济”。
也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指数经济”对实体经济过程的良性推进作用，才在现实意义上成就了浙、粤苏三省经济社会的强势发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指数经济”所以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进作用，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型态，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与创新。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单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去获取，没有任何交换的现象。但随着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分工，从最开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到后来发生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分工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们在长期从事自己所在领域的劳动时，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一些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练，亦既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别的领域中比别人生产效率更低，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种产品上有剩余，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则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物物交换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是局限于氏族内部，然后逐渐突破范围，氏族之间的交换也出现了，由此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于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分工状态，“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具有了更加广大的社会基础。
由于交换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异，在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阶段。在商品经济阶段，很多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计划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仅仅是单纯的物物交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媒介——货币还没有出现，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经济重要的交换媒介——商人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
在商品交换正常化促使产生了固定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之后，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价格经济的时代。所谓价格经济，是指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准则和基础，一切物品的交换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样有了价格这个数字化的标签，让商品的交换变得简单，大大促进了商品的交易，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格经济阶段，人们生产的目的已经绝对不再是为了单纯满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了，许多单纯为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作坊和工厂应运而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许多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有了预先的安排和计划，在人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操作下，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出现让商品交易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整个生产和交换过程就不再完全局限于“原产地”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半径因为规模化生产而达成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极化效应而几何阶数地扩展了，这也是浙江省义乌市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8］由此可见，只有进步到“价格经济”，市场经济才算真正地嵌入于我们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的经济历史长河中，相对于“商品经济”来说，“价格经济”尽管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却非常巨大，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是“商品经济”难以企及的。
这种时间与财富的反向效应在“指数经济”上进一步扩张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指数的出现，指数的概念第一次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有了指数并不等于进入了指数经济，“指数经济”的实质是对专业市场优势的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形成对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资源的内向式集聚。在这里，作为“价格经济”经济基础的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过程的核心环节已经由“生产制造”过渡到“非制造环节”，也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一点在里，两头在外”，也就是说，上述的7个环节我们基本上只是占据着“生产制造”这样一个低端的环节，而其他6个高端的环节则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由此造成了郎咸平所谓的“两只秃鹰现象”：“这两只冷血秃鹰，一只名为产业资本，另一只叫做金融资本。它们联手占据着整个产业链的高端，而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部分丢在中国”，“这两只秃鹰从高空冷冷地看着你慢慢流血的身体，一旦你露出弱点和疲惫，它们就会一啸而下，把你吃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在它们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国制造业每次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辛辛苦苦创造1美元价值，同时就要为美国创造9美元的财富。
我们越拼命地流血制造，它们就越加富有，而这两只秃鹰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强”。要改变这种书面，唯一的路径是继续稳定地占据着“1”的生产制造环节，然后逐渐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9］“指数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奠定了一种经济基础，由此可以稳步实现这种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战略。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价格经济阶段，由于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形成了浙江经济中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强势发展；“价格经济”的低端品性只有通过“指数经济”，实现经济过程的“非制造环节”转移和过渡，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过程的高端品性。
三、浙江省对“指数经济”战略作用的主观利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价格经济”的阶段性推动作用使得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浙江省的“价格经济”更多地延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严重地困扰着浙江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然而，比较幸运的是，“指数经济”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显然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事实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已经在无形中比较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大好的契机。
（一）拓展“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草根经济”最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够建设成为“市场大省”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一个挂件几分钱，一个发夹几毛钱。这种经济模式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激励的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的生存环境。然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定价权的回归，各种商品可以以更为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说是更为有利于卖方的价格成交，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专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困境，由此压低价格的“买方”因素逐渐趋向弱化，最终形成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有所提高的交易价格。在价格得到相对提高并且稳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况下，草根经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种的横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价格的稳定和相对提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去，进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的草根基础。由此也就自然地实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趋势，注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也即一个草根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不会因为价格的稳定并且有所提高而发展成为大企业，因为在此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会被很多人模仿，从而大大减弱了其成为大企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可知，一个“草根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可以成长为“大树企业”，“小草”成长为“大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是在于核心竞争力发生飞跃，特别是由低价的横向扩展升华为创新性的纵向突破。
（二）强化“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
与“草根企业”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纵向的发展战略，也既通过加强研发能力，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品，这样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发展战略。
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等通过指数的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过观察其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品的价格运行趋势，这让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同时，指数的，可以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当指数走低时，企业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产品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那样受欢迎，从而应该开发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局面必然有利于研发能力的加强，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权威地位，成为市场标准的制定者。因此，指数经济为大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产品研发，直至奠定制定产品标准的市场环境，从而最终奠定其产品研发及其标准制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一个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甚至拥有制定市场标准的权利时，其所面对的是一种高端市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它拥有“撇脂定价”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垄断高价”，这种价格特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能力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研发新产品，也具有更强的心态和资格制定产品标准，最终推动这些大型企业达到企业的最高境界，也即达到与“草根经济”相对应的“大树经济”。
当然，这种新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是最为典型的创新行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指数经济”可以推动大型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指数经济”是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与“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
不难看出，这样两种企业的两种发展路径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指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树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推力，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决定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可持续地强势发展。
这种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核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无疑是与浙江省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相吻合的，草根经济可以“创业富民”、巨木经济则是“创新强省”。因此，在“指数经济”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双创战略”可以在“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巨木经济”的纵向突破过程中得到完全实现。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发展背景的饰品行业的良性循环，是在“指数经济”引导下实践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典型案例。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义乌拥有饰品生产企业近5000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从业人员15万人，2006年行业销售额120亿元，其中出口额80亿元，出口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饰品行业之所以可以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推动力与“巨木经济”的纵向拉动力有机结合。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中，作为饰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新光公司以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为核心竞争力，其每天一百多个新品种的饰品研发能力决定了它始终能够占据饰品的高端市场，由此通过“撇脂定价”战略（在众多饰品企业的产品以几块钱来定价的情况下，新光公司的饰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单价的出口定单）而获得企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最终奠定其在饰品市场中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业则作为饰品行业的“草根”而存在，因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价格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光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往往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市场发展空间），由此奠定饰品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这里，“草根经济”和“大树经济”是一个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优化这种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的成长环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够避开新光公司的知识产权范围，新光公司在主观上并不刻意打击其他饰品企业对其产品的模仿甚至抄袭），其中，新光集团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高端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激情则支撑了饰品行业的强势发展，由此构成了饰品行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创业、市场、创新、繁荣四大元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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