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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1
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在认真统计分析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在少数非遗名录申报及审定中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未来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自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名录”)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扩展名录”)颁布后，我国已有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①目前，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遗的重要方式之一，仔细统计和分析其中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并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对于建设中华民族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基本数据统计
我国陆续颁布的四批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非遗传承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十大分类中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十大类的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其中，民间文学66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②90项，传统戏剧13项，曲艺17项，杂技与竞技18项，民间美术31项，传统手工技艺61项，传统医药13项，民俗96项。从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内部看，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比重为:民间文学42.58%，民间音乐42.35%，民间舞蹈68.70%，传统戏剧8.02%，曲艺13.39%，杂技与竞技21.95%，民间美术25.41%，传统手工技艺25.31%，传统医药56.52%，民俗60.38%。(具体各类民族名录占整体民族类名录比重见表1)
(二)各个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悬殊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我国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国家级非遗名录，但各个少数民族所占的项目数量相差悬殊。四批次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藏族68项，蒙古族45项，彝族30项，苗族27项，维吾尔族24项，土家族19项，哈萨克族14项，壮族13项，瑶族13项，朝鲜族13项，侗族12项，布依族和黎族都为11项，傣族10项，其他少数民族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名录数量为1项的少数民族为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针对部分非遗名录为多个民族“共享”的实际情况，单独设置“综合”类，以彰显这些名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综合类名录较多，为33项。③
(三)各个省份非遗数量参差不齐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各个省份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参差不齐，多集中于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北以及东南边疆地区。四批次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中，云南79项，新疆69项，贵州63项，内蒙古53项，青海42项，41项，四川39项，湖南25项，广西、吉林都为24项，甘肃15项，黑龙江12项，辽宁和海南都为10项，湖北、宁夏、重庆、福建、河北、广东、浙江、天津和北京等省市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其他省市都暂时没有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
(四)非遗传承人分布不均四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我国非遗传承人总数的25．48%。然而非遗传承人在十大类别、民族、性别和省份等层面的分布都不均衡。其一，在具体的类别中，民间文学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为61人，占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总数的12．06%;民间音乐90人，占17.79%;民间舞蹈91人，占17.98%;传统戏剧48人，占9.49%;曲艺22人，占4.35%;杂技与竞技10人，占1.98%;民间美术40人，占7.91%;传统手工技艺85人，占16.80%;传统医药28人，占5.53%;民俗31人，占6.13%。(具体各类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比重见表2)其二，从传承人的性别来看，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中的传承人都呈现“男多女少”的情况。民间文学的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为10人，男性为51人;民间音乐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4人，男性66人;民间舞蹈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1人，男性80人;传统戏剧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39人;曲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13人;杂技与竞技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人，男性8人;民间美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6人，男性24人;传统手工技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9人，男性66人;传统医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人，男性27人;民俗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3人，男性18人。(具体各类别中女性传承人比重见表3)民族文化41其三，民族方面，怒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高山族、珞巴族、基诺族和独龙族等8个少数民族没有对应的非遗传承人。其中，藏族传承人为122人，蒙古族50人，维吾尔族35人，苗族33人，土家族29人，回族26人，满族24人，彝族22人，侗族21人，傣族12人，其他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10人以下。其四，各个省份非遗传承人数量多少不一。其中，为68人，云南63人，新疆60人，贵州60人，青海46人，内蒙古35人，湖南28人，四川20人，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20人以下，部分省份甚至没有国家级非遗少数民族传承人。一些以社会团体组织申报的少数民族传承人数量为1人，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等。④
二、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特征
通过对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统计后发现，名录中存在着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众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仔细研究并了解这些特殊性与复杂性，对于顺利解决保护和传承非遗名录中的诸多难题有着多重的现实意义。
(一)单一型项目与复合型项目共存名录中有较多的单一型项目，也有较多的复合型项目;国家级名录多为复合型项目，省级、市级、县级名录则多为单一型项目。如藏医药(拉萨北派藏医水银洗炼法和藏药仁青常觉配伍技艺、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入选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在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增加了藏医外治法、藏医尿诊法、藏医药浴疗法、甘南藏医药、藏药炮制技艺、藏药七十味珍珠丸配伍技艺、藏药珊瑚七十味丸配伍技艺、藏药阿如拉炮制技艺、七十味珍珠丸赛太炮制技艺，第二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藏医骨伤疗法，第三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山南藏医药浴法、藏医放血疗法。如此之多的藏医药疗法和藏医药制作技艺专门以一项复合型项目代之，显得尤为不合理。［1］毫无疑问，藏医药是复合型项目的典型代表。然而，该项目中各处名录之间的差别较大，属于藏族医学与药学中的单独的技艺、疗法或者诊法，不能以一项统概之。另外有较多非遗名录为单一型项目，如各个少数民族的婚礼的名录中，就体现出较大的单一性，不同的民族的婚礼分别形成了一个非遗名录。如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中的土族婚礼(X－56)、撒拉族婚礼(X－57)，第二批非遗名录中的朝鲜族传统婚礼(X－99)、塔吉克族婚俗(X－100)，就属于单一型的项目。
(二)多个民族共享的非遗名录的存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也存在较多的名录为多个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特殊状况。此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一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和延续，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同小异。如花儿(Ⅱ－20)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等8个地区的不同形态，陆续又增加了新疆花儿、张家川花儿等扩展名录，涉及了较多民族。据资料显示，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四省区的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藏、裕固8个民族的山歌品种，［2］(P．81)直至现在仍为多个民族传唱和流传，但他们之间的形态大同小异。二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延续，其表演形式虽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相径庭。如第一批非遗名录中的傩戏(IV－89)中有武安傩戏、池州傩戏等汉族傩戏，也有侗族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又增添了仡佬族傩戏、恩施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虽然他们都是傩戏的表演形式，但却姿态万千，民俗功能也不尽相同。三是与部分复合型项目一样，人为地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复合型项目。如第三批非遗名录民俗类中的婚俗(X－139)一项，内含朝鲜族回婚礼、达斡尔族传统婚俗、彝族传统婚俗、裕固族传统婚俗、回族传统婚俗、哈萨克族传统婚俗、锡伯族传统婚俗，在与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一同颁布的扩展名录中，婚俗中又加入了赫哲族婚俗、畲族婚俗、瑶族婚俗，包含了较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属于较为复杂的综合项目，与复合型项目相似。由于以上三种情况的非遗名录其民族归属过于复杂，在具体的国家级非遗名录统计中，根据其为多个民族“共享”的现实，统一将其归为“综合类”。
(三)非遗在流布和传承中出现的传承人身份变更非遗在区域间、代际间口耳相传时，出现了代表性传承人与非遗名录的民族归属不相统一的状况，这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的例证。其中有汉族传承人继承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现象，也有少数民族传承人继承汉族非遗名录的情况，更有一个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被另一个少数民族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的现象。在非遗传承人民族归属的统计中，我们更注重的是传承人的民族成分，而不是依赖其非遗名录的民族属性来决定其民族归属，因此就出现了传承人与非遗名录民族属性不相同的现象。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非遗传承人序号为202)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医药类“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式”(IX－1)的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是传统的汉族非遗，但吴咸中却为满族人。第一批非遗名录中传统医药类非遗藏医药(IX－9)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但第三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桑杰(非遗传承人序号为03－1459)却为蒙古族。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加牙藏族织毯技艺(VIII－22)为青海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的藏族同胞制作藏毯的传统手工技艺，但第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非遗传承人序号为141)却为汉族人。
三、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重要成就
虽然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体现出了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但我国非遗名录的保护方式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五级名录体系为保持我国优秀的非遗的有效延续和传承，我国自2006年起申请的30项世界级非遗名录中，有10项是少数民族非遗。除此之外，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根据非遗保护的现实需要，也颁布了省级、市级和县级非遗名录，由此形成我国体系较为完备的五级非遗名录体系。目前，较多省份的非遗名录大多也颁布了四批，另外一些省份颁布了三批，较少的省份颁布了五批非遗名录，如广东省。在一些地市，出现了六批及以上的非遗名录，如葫芦岛市颁布了六批非遗名录，温州市前后共颁布了八批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在非遗名录的基础之上，积极评选出了非遗传承人，为非遗的全方位保护与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日趋增多的非遗名录数量同汉族非遗名录一样，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同时由于其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成为我国非遗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其中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为477项，占总数的34．77%。⑤同样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1986名传承人中有少数民族传承人506人，占总数的25．48%。这些非遗名录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与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状况基本吻合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虽然多集中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征基本类似，这些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在我国的这些省份分布较多。在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南、西北、东北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个省份都有较多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并有较多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
(四)十大分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将我国的非遗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为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非遗分类问题提供了科学权威的分类标准。十大分类的确定为我国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有章可循的标准，更为采用现代化的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进行搜集、存储、保护、展示等提供了前期基础。
四、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评审中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名录的评定中，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的名录的审定还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亟待政府和学术界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研究。
(一)文化空间等非遗项目的缺失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十大一级分类中，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暂时处于缺失的状态。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的定义之中就指出，非遗包含“文化场所”等类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也批准了哥伦比亚的帕兰克－德－圣巴西里奥文化空间为世界非遗项目，同一批次获批的还有马里的亚饶－戴高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内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医药与宗教习俗，以及音乐和口头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设立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为维护这些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保持非遗的本真性提供了便利。因此，文化空间是相对重要的非遗项目，我国各个省份的非遗名录中也批准了部分文化空间为省级非遗名录，为各省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范例，如贵州省的首批非遗名录中的六枝梭嘎箐苗文化空间。
(二)国家级、省级等一级分类中名录体系不统一由于部分省份根据本省的特殊省情，在省级的非遗名录评定中，一级分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一级分类不尽相同。如贵州省于2005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为13个，分别为民间信仰类、民间音乐类、岁时节令类、文化空间类、人生礼俗类、传统体育竞技类、民间手工技艺类、民间舞蹈类、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民间知识类、戏曲类、民向杂技类、曲艺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分类差别较大，而贵州省第二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则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完全吻合。黑龙江省于2007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也为13个，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岁时节令、人生礼俗，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同样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分类不尽相同。国家级非遗名录和省级非遗名录的分类不统一，将会对非遗的有效申报和管理带来较大不便。
(三)部分少数民族类非遗数量较少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自己的专属非遗名录，但部分少数民族的非遗名录只有1项，不利于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有效传承，更不利于当地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应当在后续的非遗名录评审中适当增加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门巴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的非遗名录数量，以全方位地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四)名录归属过于单一国家级非遗名录龙舞(Ⅲ－4)包含音乐、舞蹈、美术元素、扎制技艺、唱词等多个层面，其主体表现形式是舞蹈，就归至民间舞蹈类。然而，一些非遗名录虽然只归属为一类，但同时又与其他类别息息相关，单纯地将其归属为一类的做法未免有欠妥当，故而抹杀了个别非遗项目的多样性和展示的丰富性，因此归属问题又成为困扰非遗名录评审者的难题。
(五)传承人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但却存在着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总数的25．48%，低于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占整体名录的比重34．77%。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传承人中，也存在着在十大类别(见表2)、性别(见表3)和年龄等层面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是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偏大的问题，导致一些传承人相继离世，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
五、继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的思考
随着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过程加快，少数民族非遗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在迅速变化，［3］为更加完好地传承和保护我国的少数民族非遗，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我们必须将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其相关评审制度，争取名录保护方式发挥最大作用。
(一)增设文化空间类一级分类名录在非遗名录十大分类的基础之上，针对一些少数民族非遗较为集中、亟需整体性保护的非遗可以增加文化空间类名录，以更好地为非遗的保护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都需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设置一些文化空间类名录可以实现整体性地传承和保护部分非遗的目的。
(二)重构科学权威的多层次的非遗分类体系在2006年我国颁布首批非遗名录之后，在之后的2009年、2011年、2014年先后颁布了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较多的省级、市级、县级非遗名录。面对越来越多的非遗名录，利用十大分类的方法对之进行统计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可以设置二级分类甚至是三级分类，针对少数民族非遗的特点构筑完善的非遗名录分类体系，从而为今后非遗的搜集、申报、评审、审批以至后期的数字化管理和保护等工作提供科学分类依据。［4］
(三)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对保护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扩大一些少数民族的专有非遗名录数量，以提高少数民族非遗在各级各类非遗中的比例。鉴于少数民族非遗在数量上严重不足的现实，为维护各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可以对一些人口较少、名录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的非遗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并在申报和审批程序中给予更多特殊照顾，以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四)对较为特殊的非遗给予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针对一些非遗归属不清的问题，可以汲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定人类非遗名录中的经验，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鉴于联合国允许同时具备两项特征的非遗存在，我国也可以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在世界级非遗中，就出现了单项非遗属于多个非遗类别的情况，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遗代表作名录中，第一批的“扎巴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活动”就同属于“口头传统”和“传统知识技艺”两类;第二批的“中非阿卡•俾格米人口头传统”就同属于“传统音乐”与“口头传统”两类。
(五)构建结构数量可观、结构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目前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不足、结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一是要加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力度，在今后的非遗传承人审定中更加侧重少数民族;二是传承人的评选逐步由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老艺人逐步向年轻人倾斜，保证少数民族传承人队伍的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三是对一些已经评定为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却没有传承人的非遗项目，一定要加快其申报进度，尽早解决“人亡艺绝”等威胁;四是在同等条件下，逐步向女性非遗传承人倾斜，逐步扩大女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
参考文献:
［1］王伟杰．中国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11)．
［2］周和平．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3］王琼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N］．青海日报，2008－06－16．
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2
一、总体完成情况
（一）工作开展情况。1.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完成免费开放，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推进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建设，配齐39个本年度脱贫村文化室有关设备（其中已完成29个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10个为非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目前土建部分已完工，已完成39个文化活动室设备配送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3.户户通。向1326户未通电视贫困户配置电视入户接收设备（其中2019年1185户，2020年141户）。已完成1326户配送安装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4.新建厕所。新建1座厕所，位于错阿镇绒岔村。主体施工已完成，完成目标任务的100%。（二）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已拨付170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已拨付195万元，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户户通已拨付26.52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广播电视信号调试难问题。全县范围共性存在农牧民用户无广播电视安装、调试技术的短板，严重存在广播电视信号调试后再次导致广播电视无信号问题。因我县许多乡镇属于牧区乡镇，冬夏牧场迁徙、通讯信号不通，加之，户户通设备具有位置锁定功能等原因，普遍存在广播电视e04授权丢失、无信号等问题。用户需加强学习设备使用说明，各乡镇需加强广播电视常识宣传力度。（二）民生工程配套政策有待完善。如基层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管理运行较差、缺乏专职或兼职人员，难以很好发挥惠民效应。（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我县公共文化机构人员编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公共文化工作的需要。文化工作单位缺乏稳定的专业化队伍且待遇偏低，人员能力和素质难以适应新时期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尤其是基层文化站发展参差不齐。
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3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15111108128”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成立调研组，赴屯溪区、休宁县、徽州区和歙县调研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调研组实地察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情况，深入了解了全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下步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区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总人口200万。201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程”项目入选2010年十大“国家文化创新工程”。2019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公布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首批公布的七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我市作为保护区核心区域，近年来一直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深入实施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原生态、原真性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发展旅游和文化创新深度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根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保护区和管理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试点保护工作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点项目保护工作条例》等，结合黄山实际，先后出台《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护条例》《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黄山市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深入推进落实非遗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2.全面做好普查登记。全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民间传统知识等项目，包括世界级2项（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非遗名录），国家级21项，省级63项，市级127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3人，省级154人，市级658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处，省级传习基地（所）27处，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地5处，市级传习基地85处。现存的非遗种类和数量均列全省第一。
3.深入落实保护措施。成立黄山市非遗保护中心作为保护区常设机构运行。设立专项资金作为保护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开设“非遗贷”、“徽艺贷”等个人循环贷款，重点支持非遗企业生产和经营。成立黄山市文房四宝协会、徽菜烹饪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扶持建立徽派雕刻博物馆、徽墨文房博物馆等博物馆集群，依托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省行知学校等非遗传习基地，开设相关课目，多渠道加强对非遗传承的保护和扶持，增强传承人的技能培训，致力培养非遗特色人才，进而带动行业兴起。
4.着力打造文创品牌。积极开展非遗品牌赛事和专题展示。组织了两年一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歙砚技能大赛等非遗品牌活动。举办“徽匠神韵——安徽徽州传统工艺故宫特展”“明月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新安八家书画展”等专题展览。打造了歙县徽州古城非遗夜市、屯溪黎阳IN巷非遗购物节等知名景区旅游品牌项目。通过专题宣传、实物展示、活态展演等多种方式，积极推介我市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
二、存在问题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系统繁复的大工程，目前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1.工作经费仍不足。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国家、省级专项资金拔付和政府财政投入，我市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十三五”规划中建设资金需求约3亿元，我市每年争取和投入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仅有1250万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共争取到资金仅550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非遗各项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且吸引社会资本较少，群众参与度低，文化消费比重仍然不高。
2.保护力度尚不够。主要是受市场经济影响，非遗项目中经济效益好的，保护传承的积极性高、效果好；经济效益低的，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应尽的保护。现今社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依然较为淡薄，部分非生产性的项目，特别依靠是口传心授的非生产性的非遗项目，传承的老艺人或知情人数少,年事高，技艺正面临着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的风险。加上自然性损坏、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等原因，造成文物破坏消亡的速度加快，保护形势严峻。
3.?专门人才较匮乏。目前，非遗保护基层组织机构仍较薄弱。部分区（县）专门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且没有专门工作人员，保护工作队伍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流动性大、基础薄弱等问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还不能适应非遗保护工作的需要，亟需建立一支对非遗工作充满热爱，具有非遗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扎根、拼命干、肯钻研、能创新的队伍。
4.市场活力还不高。非遗传统工艺的开发虽然被开始重视，但是适应市场需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机制仍处于探索之中。大多数非遗传承人擅长的是非遗传统的技艺，制作的是传统的产品，产品创新、研发和营销的精力、经验严重不足。受传承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制约，大多非遗工艺还是属于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仅仅停留在个性化的消费阶段，没有条件形成大规模公司化经营，导致有些非遗项目只是以静态被动接受的方式存续着，没有在市场中激发活力。
三、工作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我市非遗门类众多,分布面广，文化表现形式不同，自身传承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要针对各地非遗门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成立相应机构，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财政每年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要适度倾斜，加大对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且要按照财政年度收入比例逐年调整增幅。同时，也要鼓励吸收多渠道投资，形成政府资金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为非遗传统工艺保护和振兴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撑。
二是要进一步培养专业队伍。要从非遗传统工艺传承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落实相关人才政策措施，支持和推进生产性示范基地和传习研学基地建设，为非遗项目传承人带徒授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载体。要加强对专业人才和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培训，引导他们深入开展非遗技艺的探索研究，通过不断实践创新，促进他们成长为更具实力和活力的非遗传承群体，开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非遗传统工艺产品。
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国从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自此，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非遗的申报热潮。我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申报非遗，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止2017年底，我国共有34个项目被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遗名录，至此，我国业成为了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文化旅游成为当今旅游业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各个地方的非遗项目也成为一项热门的时尚旅游活动。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河南少林寺的音乐大典，这都是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种适度的开发，可以繁荣当地的旅游市场，同时也会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宝贵的非遗资源，如何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遗产地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开发，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遗产地旅游如何进行开发等成为了非遗旅游开发的一大难点。本文在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尝试探讨开发思路与策略。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扬州，这座运河城市的历史可以追述至公元前486年，至今已经超过2500年。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商贸的繁荣，使这座城市不仅有繁荣的物质文明，也有丰富璀璨的文化资源。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就是其中之一。扬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扬州这座古城几度繁荣。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曾经在扬州生活，留下许多名篇。唐朝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每年春季也给扬州带来一波旅游高峰。我们去扬州，不仅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街巷，精巧秀丽的私家园林，还可以体验闻名中外的扬州“三把刀”，欣赏扬州评剧、清曲、弹词等。目前，扬州市拥有世界的非遗项目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9项，省级非遗项目61项，市级非遗项目206项。扬州非遗项目涵盖类别非常广泛。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具体如下表1所示。总的来说，扬州非遗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浓缩了扬州这座古城2500年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资源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蕴含较高的美学价值。再者扬州非遗资源具有较强的科考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专家的考察对象。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分析
1、强调非遗旅游产品的观赏性而忽视参与性。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非遗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游客只是简单的观赏，是很难体会其中的价值的。现在扬州的非遗旅游资源很多以博物馆陈列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如扬州八怪纪念馆、南柯一梦传说扬州市文化馆、扬州琼花与琼花观传说广陵区文化馆等。这种陈列式的参观，再加上解说系统不完善，会使游客兴趣大减。目前，很多游客对于非遗，会有一种过于僵化、呆板的印象，这对于激发游客的旅游意愿是非常不利的。2、偏重物质化展示，忽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扬州非遗资源内容较为丰富，种类众多，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扬州的非遗在许多方面提现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但是在旅游开发方面，多数只注重对非遗物质化的展示，而忽视其文化内涵。扬州许多景区对于非遗的展示呈现出同质化、简单化的倾向，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因此，许多产品主要展示出的就是观光功能，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并且没有形成文化衍生品。3、非遗宣传工作不到位。扬州非遗资源丰富，但是在宣传方面，力度明显不足。至今，我们去网络上进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索，只能在扬州门户网站群的旅游与文化专栏下面找到部门内容。相较于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丰富的城市苏州就落后许多。苏州在非遗的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苏州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作为一个非遗的官方网站对外进行宣传。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在2015年对外开放，包括山花博物馆、苏作博物馆等。此外，在2016年4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正式开放。文化遗产馆分为光耀历史的一刻、市井生活的一天、岁时节令的一年、人生礼仪的一生、生态苏州的一城五个主题厅来多方位、多视角地演绎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苏州非遗对外展示和宣传的门户。扬州相较于苏州，对外宣传工作不到位，这不利于本地市民和游客了解扬州深邃的非遗文化资源。4、部分非遗项目存在传承危机。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这种文化能否传承下去主要靠继承人。扬州非遗项目众多，但是不少项目由于市场需求不多而出现了没有人愿意去学习的窘况。如扬州剪纸，这门手艺在张家已经传承了300年，其当代继承人张秀芳就表示怕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这门手艺在她这一代断档。非遗由于文化性较强，所以对传承人的要求不仅是有意愿要学，还要传承人具备文化素养、动手能力以及领悟力。扬州其他非遗项目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掌握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仅有两位老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家传艺人在业务时间进行创作，扬州绒花制作工厂现在已经倒闭。许多扬州非遗项目都存在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5、部分非遗责任主体申报积极性不高。由于非遗申报需要大量的投入，这需要在前期花费时间和金钱，一些非遗项目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愿意配合。再者，非遗项目保护责任主体也担心即使申报成功了，政府的扶持资金却不能到位，这也影响了他们申报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状况欠佳，无法由个体企业承担申报工作，而由企业协会来承担。
三、体验经济视角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1、旅游产品突出体验性，提高游客的积极性。体验经济时代对我们开发扬州非遗旅游产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验经济要求我们在对非遗产品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产品的参与性。不仅要注重企业和游客之间的互动，也要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和游客之间进行互动。我们应该改变现在单一的博物馆式的参观模式，可以引入一些动态的过程来增强趣味性。我们可以引入参与性的活动或者舞台式的表演来吸引旅游者。比如对扬州剪纸这项非遗产品的开发，我们可以请扬州剪纸艺术的传承艺人到现场进行表演，或者可以开发扬州剪纸技艺学习活动来增强旅游的趣味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性。还可以让参与剪纸学习的游客在学习结束之后，进行剪纸比赛，最后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排名，对优胜者颁发证书。总之，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游客参与、体验、学习的需求。2、深入挖掘扬州非遗文化内涵，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旅游纪念品。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具有扬州原生态文化的基因，同时代表了扬州鲜活的原生文化。我们在对其进行开发的时候要注意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这对于丰富我们的旅游产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重要。同时，在对扬州非遗开发之时，我们除了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还应注意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如我们可以和旅行社、学校、艺术协会等合作，以扬州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为主题，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非遗旅游纪念品，开发研学、亲子、艺术爱好者等特色线路。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可以使得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宣传效果。3、多方位宣传，加大非遗宣传力度。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方面，应该借势借机，抓住一切有力的机会，加强非遗产品的宣传。如政府可以利用开展“烟花三月旅游节”、“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等节日庆典的契机，充分展示扬州地方文化特色，加大对扬州非遗的宣传。政府还可以鼓励非遗传承人或者民间艺术表演团体，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盛会，进行非遗文化的展示和表演，这对于宣传、推广扬州的非遗文化也有重要的作用。再者扬州还要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相关部门应该组织开发便捷的数字化平台，做好非遗的资源库，对非遗的资料进行积累，保存。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整合，建立专门的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以加大对扬州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4、培养和保护扬州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扬州非遗保护的主体。我们应该强化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不断改善传承人的待遇，同时还要增加扬州各类院校从事非遗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壮大扬州非遗的传承队伍。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扬州应该对各项非遗的传承人进行评估、确认和保护，建立传承人技艺资料库的保护制度。同时，扬州还应不断去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待遇。如淮安和徐州都已经明确民间艺人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方面享受实业单位人员同等待遇，有特殊贡献者循序破格提升。杭州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并且给学习传统技艺的年轻人发津贴，这些都是值得扬州去学习的。扬州也应该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再者，扬州应该整合职校、高校的教育资源，为广泛培养非遗传承人打下坚实的基础。5、多渠道筹集、利用保护资金。扬州应逐步完善非遗旅游融资体系。政府可以采取招标、转让的方式，把非遗景区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入企业进行经营，提高景区的经济效益，并且利用自己的经营收入开展保护工作。同时，对于资金的使用状况，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让大家可以随时监督非遗资金的使用情况，最终形成一个政府调节，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旅游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沈娟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扬州样本[J].群众，2016(10)：52.
[2]徐晓庆.全域旅游视域下的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0)：24-25.
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01-01
兴化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关于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的有关精神，全面开展“非遗”普查工作，共发掘1000多个“非遗”保护项目，其中有94项列入我市“非遗”保护名录，有22项列入泰州市“非遗”保护名录，有8项列入江苏省“非遗”保护名录，有2项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009年我市在修缮一新的省级文保单位成家大司马府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笔者经过调查，有些“非遗”项目能否有效的传承下去仍然存在不容乐观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些“非遗”项目无市场环境，难以生存，更谈不上有谁来传承了，这是“非遗”项目保护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些传统的生活生产用品，有的早就退了历史的舞台，有的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如过去人们下雨天常用的蓑衣和钉鞋，几十年前还能到处可见，但随着新的防雨用品的问世和流行，这些物品就被时代淘汰了，其编织技艺和制作技艺也就越来越被人们遗忘了，目前这两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虽然还在，但已经没有传承下去的可能了。还有弹棉花、兴化锣鼓书等，目前还有一些市场，也将面临继续生存下去可能的，所以传承很难。
2、有些“非遗”项目技术难度大，经济效益不高，没有人愿意来传承。过去，能够掌握一定的“非遗”项目技艺的人，如果社会上又比较需要的，就能过上比一般的劳动者稍好一点的日子。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有些“非遗”项目已经今非夕比。比如兴化的徐氏提线木偶，当时，每到一地都是场场暴满，社会和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在苏北地区都影响颇大。现在传承人已有八十多岁高年且中风卧床，而制作技艺和表演技艺又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想传承几乎不可能了。还有兴化的锡器制作工艺，是泰州市“非遗”项目，虽说我市有锡匠会，人数众多，每年都有聚会活动，但大都是老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陈连富算是最年轻的，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也是技艺最好的，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徒弟跟他，他曾无不担心地说，我可能是兴化最后一个锡匠了。
3、有些“非遗”项目被挖掘出来了，但传承人只是一个招牌，早已不从事这个行业。比如兴化“药膳八珍糕”是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是清代末年在兴化研制成功的特色地方食品，曾经销售到海内外，尤其在江苏、浙江、河南、江西、湖南、四川和港、澳、台等倍受欢迎，过去在兴化食品小吃中很在名气，但传承人早不从事这个行业，谈不上传承和发扬光大了。
4、有些“非遗”项目已经失传，所谓传人只是其后人，并没有真正传承下来。比如兴化“通草剪贴中国画”是兴化籍画家魏郑卿创立的一新画种，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作品流传于海内外。可惜魏郑卿先生在1966年就去世，现在的传承人是其后人，远达不到其水平，更谈不上传承下去了。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传承下去，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不仅仅停留在名录上，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给予扶持，笔者认为当前主要要着手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对已设立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要设立资格审核制，确保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和传承性。要加强对传承人的教育和引导，努力提高传承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加快完善非遗保护体系，让非遗保护有坚强政策保障，政府要尽快设立“非遗”传承人补贴制度和传承奖励制度。通过建立传承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鼓励传承项目的保护和发展，是“非遗”的“活态保护”的有效办法。还要对生活困难的没有保障的传承人建立生活保障制度，比如为他们办理养老、医疗等保险，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社会保障，增强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这样“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才有可能。
3、党委、政府要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对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濒临失传的项目要重点加强保护，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扶持传承人的培养工作。
4、建立民间非遗保护协会、组建民间非遗表演剧团等方式，形成保护、传承非遗的合力，积极探索“非遗”项目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非遗”项目传承下去，真正做到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非遗传承存在的问题范文6
一、问题的缘起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的兴起，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也是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有其典型的“非物质性”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发现，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音乐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音乐教育学导论》沃尔夫岗·马斯特纳特 余丹红 张礼引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是以其传承人的存在为前提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与“地缘”“血缘”“神缘”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关，更需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工作。
高师音乐学专业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母机”，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各高师院校由于地域、经济、文化背景以及所面对的不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教育体系和课程标准。现有高师音乐学专业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评价标准等并不一定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协调，因此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应该在充分考虑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师资力量、教材选用、教育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培养专门的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课程建设现状
人才的培养要靠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于2009年开始招收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回到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经过三年来的教学实践，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课程设置问题。除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内许多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也都开设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这样的院校有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福建泉州师范学院等。这些院校同样面临着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如何进行课程设置的问题。
首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公共课程是利用院校现有的课程资源同其它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一起开设的。由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让他们同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一起上公共课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就现有的高师院校的条件，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公共课程也只能与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共同学习。由于公共课程需要达到学校的标准，这需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付出比音乐学教育专业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达到标准。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为了达标，把大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公共课的学习上，也同样耽误了专业课和传承技能的学习，这也违背了培养目标的初衷。因此，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现实文化基础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加强本专业公共课的开设情况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分为专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应该开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相关理论和传承技能的课程。传承和保护的理论课程目的是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保护理念，了解相关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和形势，学会先进的保护方式和方法。传承技能课程包括方法论以及音乐文献的整理、音乐的记录、音乐的演唱和演奏能力等。但目前由于高师音乐学专业从事非遗专业理论研究的教师比较匮乏，且理论层次不高等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保护和传承的相关理论课并未真正落实。学生所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还是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相同，使得学科特点不突出和人才培养与现实不符的现象存在。
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为例，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专业课，每周4学时，主要学习传承技能。由于现有专业课师资的匮乏，学校只能聘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非物质遗产研究者来校教学。但由于有些非遗传承人居住在较偏远的地区和村寨，来校讲学有着诸多的困难与不便。有些传承人由于思想上的保守，认为自己的技艺只能传给本家族的传人，不愿来校开展教学活动，使得专业课教师资源匮乏。高师现有的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师资由于没有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没能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也是专业发展的遗憾。
再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材编写与使用落后于专业的培养。一方面是高师音乐学原有教材的内容和进度不符合本专业的学生培养，另一方面，针对本专业学生培养的教材开发与编写滞后。
最后，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评价尺度还主要以现有的音乐学专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来衡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教与学，结果是现有评价标准及评价体系不符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有碍于本专业的发展，不符合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最终只能是期望值越高，失望值越大。
三、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及措施
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建立后，根据社会和市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人才的需要，围绕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培养目标决定着课程的标准，体现着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回到本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文化传承人。培养目标的确立，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基本的培养步骤，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课程内 涵。因此，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培养目标的确立有统领全局的重要作用。各高师院校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要根据本地区、本民族不同音乐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需要确立相应的培养目标。
第二，核心课程的师资问题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关键所在。解决师资问题首先可以聘请有名望的非物质遗产保护专家、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进行专业课的授课，这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称为“请进来”。在聘请保护学者、非遗传承人及民间艺人授课的同时，加强学校有志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师的培养和开发，是本专业师资解决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就是充分利用网络及传媒技术进行专业课的教学。
第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一般由于文化课基础薄弱，应根据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及培养目标的需要进行教材的编写。专业技能理论课的教材应编写较为简单一些，如乐理、视唱、和声等课程。在现实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编写简谱教材以适应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
第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课程除了加强学校内部的课程资源开发以外，还要加强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了实现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排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生定期回乡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进行采风，主动上门求教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回校后互学或自学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和传承技能，可以称之为“走出去”。
第五，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学评价应根据实际情况，宽松区别对待。高师音乐学专业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公共教育评价体系，如果用现有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和检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与学是不合时宜的。高师音乐学专业已有的公共课考核标准是要求必须达标的，这种标准对于正常招收的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是很容易达到的，而对于传承人专业的学生就很难。因此，要根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培养目标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进行教学的评价，实行动态生成性的评价，逐步完善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育教学。
第六，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工作室、信息库、资料库及博物场馆的建设，加强专业课程的教材建设。
结语
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开设是学校音乐教育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重视的结果。本专业的开设是在音乐人类学的视角下，符合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基础上开设的。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学生的现状及实际的师资力量、学校的特色和社会条件出发，加强本专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培养新时期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保护者，是符合当前高师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的。
（注：本文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东北乡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编号：SYG—07，子课题《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艺术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研究》编号：SYB2012—07）
参考文献：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田青 秦序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音乐教育学导论》〔奥〕沃尔夫岗·马斯特纳特著余丹红张礼引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