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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1
一、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当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绝地反击是目前大热的一个思考向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大有“百家争鸣”之势。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种类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关的多种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据其研究方式归入两类范式:“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简单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从纷繁杂多的内容分析现场中抽离出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公式”，以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体系。“逻辑学范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非遗保护实践确实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其封闭性空间向度与无实质内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会导致非遗保护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实际保护实践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遗保护越走越远;或是使得非遗保护受制于主流话语权的操控之中，对非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渗透，使得保护手段异化成为破坏手段，“伪文化”或“被同质化”、“物化”的非遗层出不穷。［1］“现象学范式”则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个案的现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终抵达本质层面。“现象学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的做法，其在实践中往往跨学科进行个案分析，拒绝对所有个案采取统一对策。但“现象学范式”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导致某种离散与互不相关。“现象学范式”将非遗保护个案独立于非遗保护体系之外运作，其看不到总体保护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借鉴体系之内早已存在的优秀经验与经验教训。［2］为了避免论述偏颇的弊病，较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刘勰《文心雕龙》所提的“唯务折衷”方式，综合此二范式之所长，对非遗在当前时代视域中的传承保护之困境与出路加以探析，以期为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全面、具体、恰到好处的思路整合。
二、“逻辑学范式”探析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3］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阱。“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欲望(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保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欲望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页标题#e#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5］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臼。“葱剥到最后是空的”。［6］(P4)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7］(P273)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捍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8］(P278)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9］(P1)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赋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杀(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p#分页标题#e#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三、“现象学范式”探析
(一)诉诸现象本身
在“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的手段正逐渐形成一个类似于“逻辑学范式”的规范体系，各类非遗保护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个案都可以从中轻易对号入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保护实践更加易于落实。但世界上尚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所有的非遗个案都一以贯之以其所属种类的保护做法，那么必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运。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似乎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对现存的时代境遇下流行的“逻辑学范式”采取“激情地离散，理性地反思”的态度，抽离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现代狂迷的“逻辑学范式”现场。对于非遗保护个案，我们应当诉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面向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动采取具体的“现象学范式”，主动逃离权威、消解中心、发挥创造力，并注意克服“现象学范式”可能导致的某种离散化与互不相关的弊病。对于非遗保护项目采取个案分析策略，对目标非遗保护对象加以内部能力与外部情境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考，并结合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相关要素加以整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遗保护个案分析层面上的偏颇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个案的敷衍性保护实践。
(二)个案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
1．濒危的非遗:“伊玛堪”“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唱说交融，浑然一体，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伊玛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亚热勾》、《西热勾》等，演出风格有“大唱”(以说为主)和“小唱”(以唱为主)之分。其腔调因内容不同而各异，历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调”基础上演化出如欢乐调、叙述调、女调、少年调等。“伊玛堪”故事篇幅通常较长，一个故事要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随区域与“伊玛卡乞发”(演唱艺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鱼皮衣”，可以即兴在演出过程中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编入“伊玛堪”之中，加以润色。“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艺术品类与审美娱乐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玛堪”在第六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被列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面对濒危的命运，保护“伊玛堪”的行动刻不容缓。
2．“现象学范式”的运作诚如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唤，“现象学范式”拒绝宏大叙事，主张通过“绝对意识”(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现象学范式”往往采用发散性的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式地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具体分析，而拒绝使用已经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规范进行实践操作。因而，“现象学范式”下的非遗保护往往诉诸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径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全面剖析，力求将对象置于时代情境背景之下，综合其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等相关影响因素，以为非遗保护个案“量身定制”适合的保护方案。如表1为“伊玛堪”的SWOT分析。
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2
关键词：“非遗”纪录片 创作 传播 苏北大鼓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49-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之所在，它蕴藏着精湛的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现代科技文明、欧美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面临濒危状况。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很多文化形式、传统工艺不能及时得到保护和发展，传承与创新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
进入数字时代，利用高清数字影像直接记录和再现，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通过影像对历史的记录与传播，将探索出一条保护和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在江苏省第4届“阳光校园”优秀微电影作品大赛中，中国摄像协会副会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摄影）考评员、中国高教学会会员、艺术与传媒学院刘峰老师，负责指导拍摄创作的电视纪录片《熊仔成长记》《时光记》《苏北大鼓》分别获得全省特等奖、一等奖和三等奖。而《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就是以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牛崇光先生弘扬“非遗”项目“苏北大鼓”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该片纪述了江苏省“苏北大鼓”第八代代表性传人、宿迁市曲艺队队长牛崇光，以锲而不舍精神发扬、传承苏北大鼓的纪实。被苏、鲁、豫、皖观众誉为大鼓状元、鼓坛泰斗的牛崇光，在这部纪录片中，以唱腔优雅，悬念强、说白利索、精湛表演、唱篇锦绣、故事情节生动、唱腔形象稳重等特点，展现了苏北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
1.1 精心选择“非遗”拍摄题材
“选择好的题材是纪录片创作成功的基础，很多有拍摄制作纪录片经验的编导都说过：选定了一个好的题材等于纪录片的创作成功了一半。所谓好题材，就是题材内在的价值比较高，诸如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信息量、题材的审美价值蕴含量、对受众的吸引力等等。”[1]
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通过对苏北大鼓非遗传承人牛崇光的纪述，向世人展示苏北大鼓的魅力，从而赋予这部纪录片以史料价值。为此，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先期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介，对“苏北大鼓”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随后深入拜访牛崇光先生，几经交流，最后拟定好采访拍摄提纲。
1.2 做好采访与同期声采集工作
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采访与同期声采集工作中，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多次深入牛崇光先生的家中。为真实展示苏北大鼓唱腔、技法，认真做好他在悬念、说白、表演、唱篇等方面进行声音、图像的现场演绎场景。从而以音像形式清晰完整且形象直观地呈现苏北大鼓的现状，从而激发人们对于“苏北大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从而使得这项“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传承。
1.3 真实客观进行相关影像叙事
在《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中，着力进行真实的影像叙事，每一部分的纪述都体现出“真人、真事、真情”的叙事原则。为此，在现场拍摄中，非常重视画面、声音以及声效的同步性进行真实客观叙事，力求展现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苏北大鼓”第8代传承人的真实形象。通过充分利用电视纪录片的光影手段，记录非遗传承人牛崇光独特的文化技艺，还原“苏北大鼓”这一非遗项目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着力传播“苏北大鼓” 这一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在该片中，既充分发挥了电视生动、声画形象的优势，又精辟概括和客观记录了“苏北大鼓”这一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文化艺术价值、传承技艺等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价值。通过对这一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为之留下了珍贵鲜活的历史影像。
2 通过相应技法增强影像魅力
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过程中，我们通过现场同期声采集、蒙太奇剪辑手法运用等，增强了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效地增强了影像的艺术魅力。
2.1 充分运用同期声增强现场感
同期声的采集是《苏北大鼓》这部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重要体现，它采集到了“苏北大鼓”拍摄现场的自然声响与人物语言，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与真实感。此外，现场的环境音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丰富了整个画面影像内容，使得传承人牛崇光更加鲜活、形象，富有立体感，真实地把牛崇光先生洪亮圆润的唱腔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北大鼓传承人技艺之纯熟深厚，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苏北大鼓的无穷魅力。
2.2 合理化运用解说词辅助叙事
“解说词是纪录片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纪录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起着重要的作用。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让观众通过故事情节的延续或生活画卷的展开，自然而然地感受其观点，而不是通过解说告诉广大观众”[2]。合理化地运用好解说词，不仅能对纪录片起到辅助叙事的作用，还能在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领起影片或归纳影片作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中对于苏北大鼓历史的解说，对于其现状和传承的解说，以及对牛崇光先生的背景介绍，都有利于观众对整个这部纪录片的理解。在电视纪录片中，解说词运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基本不用，而是要适度。对于《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中难以理解的片段，通过解说词形式进行了相关阐释，比如在介绍传承人牛崇光先生的唱书技法时，对苏北大鼓的构造、用法、苏北大鼓的唱腔特点等给予了相应的解释说明，便于让观众有个深刻理解和认识。而对于牛崇光先生在周末书场上的表演片段，则没有使用解说词，而是以“留白”的方式，为观众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空间，使得观众内心被震撼的同时，引发对“苏北大鼓”现状及未来传承的深切担忧。总之。解说词的合理运用，使得这部纪录片各个片段之间衔接更加自然合理，更具系统性，增强了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纪录片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2.3 以蒙太奇手法突出深化主题
前苏联纪录片大师狄加・维尔托夫曾经关于纪录片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纪录片是将现实的片段组合成有意义的震撼”。[3] 《苏北大鼓》这部纪录片就是通过对镜头的组合与拼接手段，更加鲜明地突出纪录片的主题，从而让观众领悟其中的思想情感，以此来实现“有意义的震撼”。
为此，在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的后期制作中，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明了地认识唱书技法，我们在后期制作时，对采访到的相关素材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在剪辑中进行合理地组接，使得牛崇光先生的唱书技法主次鲜明而又富有节奏感，形象地诠释了苏北大鼓“板、鼓、唱”相结合的特性。体现了唱“苏北大鼓”，必须先练打板，再练打鼓，最后才学唱腔的“三眼对”学习过程。
此外，在《苏北大鼓》中，还通过镜头的组接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以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这部纪录片中有这样的一组镜头：在书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苏北大鼓的听众，这些听众大多是中老年人，每一个人的神情都十分专注，有的甚至学起牛崇光先生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唱起来。观众的神情与牛崇光先生的神情相呼应，表现了苏北大鼓极强的吸引人与感染力。但是这些清一色的中老年观众，又不免让人感受到了苏北大鼓的日渐式微，以及它的传承现状让人陷入深思，从而使得广大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对于苏北大鼓传承与保护的重要价值。
2.4 围绕主题思想展开情节叙事
作为一部成功的电视纪录片，首先要有一个核心思想，整个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都应该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予以展开。同时要分清主次，使得整个纪录片显得层次分明，富有节奏感，也利于观众更好地把握整个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其次，要体现人文主义思想。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必然要体现人文关怀，如，《舌尖上的中国》则最为典型，它展现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展现的是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舌尖上的中国》把观众的视线拉回到传统的饮食文化中，揭示人们内心深处最喜爱、最渴望的是家乡的味道、家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统的味道。而我们所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苏北大鼓》，则向观众展示了苏北大鼓的艺术魅力，它与现如今年轻人所追崇的流行乐、摇滚乐等大不相同，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体现，从而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深刻思考。通过围绕主旨思想展开情节叙事手段，使得这部纪录片在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切身体会到这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
3.1 通过文化传播实现有效传承
有学者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使它得以传播，最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传心授及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模式，后来便以文字和印刷媒介为主，而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影视媒介则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方式便是纪录片。我们通过电视纪录片传播等手段，来实现对“苏北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3.2 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有效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文化的多样性，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从而丰富当今文化的形式和内涵。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现状，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祖辈们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为有效实现传承，当前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介进行宣传相关纪录片，比如：在各级电视台设置纪录片频道或栏目，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实现有效传承。同时要吸引更多的企业、社会团体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投资并拍摄出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比如：某企业中的某一产品形象与当地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吻合，则该企业就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拍摄来宣传某一产品的文化意蕴，以此丰富该产品的形象，从而提高了企业形象，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从而间接起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3.3 利用多种平台实现有效传承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宣传，要重视手机和互联网这两大投放平台；在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官方网站平台上，播放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提高了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公交车载电视和广场大屏上进行投放，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传播，从而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4 结语
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以人为旨归，细腻把握这种情感，正是纪录片佳作的立身之所。他还强调，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通过《苏北大鼓》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苏北大鼓”的艺术魅力，也深刻感受到了地方文化之深厚，从而激励我们肩负起发扬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推动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与传承，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11.
[2] 金延莉.如何创作纪录片解说词[J].现代视听，2009（S2）：281.
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3
一、完善自身，提升自身人格魅力
要想让学生喜欢学习，首先要让学生喜欢您，甚至崇拜您。当一个教师的人格魅力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后，他们就会像“追星族”一样地对你所教的学科如痴如醉。打造人格魅力，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怎样才具有人格魅力呢？我觉得作为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端庄大方的仪表，优雅的谈吐，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一定的教学法理论素养和教学实践经验。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教师的言行必然会影响一批又一批学生，因此，我觉得教师还要以积极、健康、真诚、感恩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我们的学生才会健康向上，感激生活，爱戴教师。让学生先“亲其师”，进而“信其道”。教学艺术就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我力求以身由内而外焕发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吸引学生。
二、讲究课堂教学艺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用游戏互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比如在学习人的性别决定这节课时，我是通过学生做游戏来说明生男生女的奥秘的。在课前制作好游戏的图片。用红色纸代表女性，剪成圆形纸片10张，每张纸片上写英文字母”X”，放入一个写有“女”字的信封中。用蓝色纸代表男性，剪成矩形纸片20张，其中10张纸片上书写英文字母“X”，另10张纸片上书写英文字母“Y”。将这两种纸片混合均匀后放入另一个写有“男”字的信封中。学生2人一组，以自由组合为好。游戏开始前，应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学生哄闹，引导学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参与到此项活动中。2人分别拿起一个信封，随机地从信封中各抽取一张纸片。若分别是“X”和“X”，则为“生女”；若分别是“X”和“Y”，则为“生男”。每次抽取后再将纸片放回原来的信封中混均。一共抽取10次，分别统计“生男”和“生女”的比例。全班汇总数据，统计一共“生”了多少“男孩”，“生”了多少“女孩”，比较“生男”和“生女”的比例是否基本相同。通过游戏，让学生明白：生男还是生女是随机的，生男和生女的比例基本相同。同时，通过活动及讨论，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懂得：此活动的原理和生男生女的奥秘是相同的，帮助学生理解含X染色体的和含Y染色体的与卵细胞融合的机会是相等的，若含X染色体的与卵细胞融合，这个受精卵就发育成女性（XX）；若含Y染色体的与卵细胞融合，这个受精卵就发育成男性（XY）。即男性中是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决定了后代的性别——这就是生男还是生女的奥秘。
2.用故事教学引领学习兴趣
生物知识大多数比较枯燥，但是只要老师用心去挖掘，完全可以使生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可以说每个生物科学的新发现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在生物课堂上适度地导入或穿插这些故事，不仅可以让课堂生动有趣，还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如：在讲到人的性状和遗传这节课时，我给学生讲了“一个神父的探索故事”，“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孟德尔经过多年的努力研究发现了植物性状传承给下一代的遗传规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热情。把故事引入教学不仅使学生有趣地掌握了知识而且还对学生及时地进行了情感教育。
3.自制教具，增强直观性和趣味性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知识很抽象，概念又多，学生不易理解，比如，在人的性状与遗传，两课的教学中，概念很多，有DNA，DNA的双螺旋结构，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基因在亲子间的传递、基因的显性和隐性等。我用绳子自制DNA双链双螺旋结构教具，把跳绳截取等长的两段，每段绳了的一端用颜色标记，将两条绳子标记端相反并排展示，手握两端缓慢地同时向右螺旋。形成其双链双螺旋的空间结构。也可用透明薄膜纸画好DNA分子的“扶梯形”平面结构再螺旋演示同一知识点，还可用细铁丝和塑料片等物品组装而成DNA模型。
取彩色塑料垫板（例如蓝色）和无色透明塑料垫板各一张，剪取“A”和“a”分别粘在两个垫板上，从而制成显性基因（甲）和隐性基因（乙），其中蓝色代表显性性状，无色代表隐性性状。 用简单直观的小小教具展示基因是如何重组，性状如何表现的，直观易懂，学生学习兴趣高昂，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有效进行课后利用
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4
〔关键词〕非遗文化四川扬琴校园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传承、口传心授的“流变”文化遗产，被我们称为民族记忆的背影。四川扬琴是我国四大扬琴流派之一，作为巴蜀地区独有的民间文化艺术，于2006年8月列入“四川省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进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而学校是发展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阵地之一，是传承文明的殿堂。2006年，教育部将每年的九月份定为“非遗传承月”，目的是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中的宣传与教育。2008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入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保护做出重要批示。2014年12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专家、官员就此提出建议和意见。可见其重要性。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非遗”文化传承的产物；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我国教育的目标之一，并且是服务于教育的。“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的关系，无疑是教育学探讨的重要论域之一。2007年5月，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行，四川地区也陆续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用学生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进行宣传。四川扬琴就是其中的一项。如何使这项艺术在校园中得到更好的传承，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四川扬琴进校园的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范围是在成都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展开。主要内容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各学校为传承“非遗”文化所开展的工作；在校师生对于四川扬琴的认识；被调查人对于校园传承四川扬琴的一些建议。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在校的老师和学生，以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并辅以重点走访、个别座谈及电话访问等途径。调查问卷共发放90份，其中，中小学50份，高等院校40份；收回有效问卷86份。在调查的学校当中，有将近23所学校在进行“非遗”文化校园传承的工作，并入选了“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民族音乐”四川省课题实验项目。其中，成华小学在常规的音乐课堂教学外，还把川剧、曲艺纳入小学生的第二课堂和课余活动当中，引导孩子们学习。青羊区的万春小学、树德实验中学等等也都开展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戏曲、曲艺的巨大魅力。在高校当中，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分别选择了川江号子、羌族民歌以及羌笛作为研究课题。据电子科技大学该课题负责人何帆介绍，学校已经从各个学院选出对川江号子有兴趣多名学生，通过传承人和专家的传授，他们在逐步了解并掌握这门古老的音乐。电子科技大学还准备将川江号子纳入公共选修课并编制教材。来自成都师范学院的校长刘存绪表示，“传承文化是高校的四大职能之一，我们成都师范学院音乐系一直在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着，四川扬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这一古老文化艺术，不仅是传承人和文化部门的责任，也是成都师范学院作为高校传承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成都师范学院于2014年7月2日，与来自川渝两地的国家级、省级“四川扬琴”传承人、专家及学者聚集成都进行交流研讨，“四川扬琴”传承培训基地当日在成都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基地的挂牌成立，使得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正式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四川扬琴，并感受其艺术魅力，从而愿意传承这一艺术形式，主动参与到四川扬琴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来，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散发新的活力。
二、四川扬琴校园传承的措施
从上述调查的结果来看，在所调查的院校中，基本都上开展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有的还开设了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但对于四川扬琴的宣传与学习还远远不够。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政府途径或者面向社会，对四川扬琴进行宣传。其中，学校的板报、报刊、海报都是很好的宣传阵地，可以定期开展曲艺文化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学生的曲艺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可以通过系列活动的专题版块来举办“四川扬琴”保护的相关活动。如举办图片展和宣传栏，开设相关的专题讲座，或组织以“爱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扬琴”为主题的文艺汇演。这些都可以通过学校和相关的曲艺机构或团体的合作来实现。其次，对学校而言，引进相关师资，甚至将传承人邀请到课堂让学生现场拜师学艺等，并由此增加相关专业课程及第二课堂。也可以对专业团体进行实地参观与考察，挂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基地，并建立相应的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可以招标图书馆资源建设，购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文本或影视资料，重点收藏四川扬琴等相关曲艺类的图书音像资料，倡导并支持对已有相关资源的利用，通过组织相关的趣味活动来鼓励更多的师生参与到四川扬琴的保护传承中去。再次，对于学校的艺术团或音乐学院等相关的专业机构来说，可以在现有的艺术人才中选择适当的人选来进行四川扬琴的学习与专业训练，比如说通过对扬琴、民族打击乐、二胡等专业的学生进行选拔，此部分学生是有一定的器乐演奏技能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普修或选修声乐，再进行四川扬琴的专业培训，从四川扬琴的培养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随着学生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可以定期进行一些演出与实践，来扩大四川扬琴的影响度，由此，我们可以成立相关的扬琴社团。通过社团的演出与宣传，扩大四川扬琴在校园中的影响力，获得更好的阶梯式的宣传与影响，以达到传承的目的。
三、四川扬琴校园传承的思考
在当今整体物质化、市场化的经济时代下，特别是在我们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还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曲艺四川扬琴的保护与开发。结合我们对部分学校的实地调研，学校课程设置与相关活动开展还不够，专业教师甚少。虽然部分学校都有相关的课程或系列活动，但其开展的内容大多是停留在对四川扬琴的具体艺术形态进行介绍，在落实到艺术形式方面的传承与如何保护等重点问题上却涉及较少。而且对于四川扬琴或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多是在“文化遗产日”前后段时间，组织一些相关的图片展或是以演出等形式进行简单的宣传，周期不长，而最终对于这些活动的影响也少有关注。且相关社团还不够强大，在校园中的影响较小，此外，学校所藏相关资料并不多，运用也不是特别充分。另一方面，大多数师生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层面上，对于四川扬琴这种技艺性的艺术形式多半只停留在兴趣性的观赏上，很少会去进行下一步的学习，也不会去过于深入的进行了解，更不会对其进行研究。虽然师生都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很少。就算有学生参加了相关团体，多也是一时兴趣，能够坚持下来的并不多。相比于其他的非遗文化项目来说，四川扬琴有她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说，她需要乐器的演奏训练与声乐唱腔等训练为基础，而每件乐器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声乐训练更是对学员自身的嗓音条件有一定的要求，且两者之间还需要一定的磨合才能把这门说唱艺术演绎好。四川扬琴的学习周期比较长，对技术的要求较高，这也是四川扬琴校园传承中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
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更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深远的意义。四川扬琴的保护开发与校园传承模式是非遗文化传承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虽然这个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问题，也有其自身的弊端，但只要能将她坚持下去，并不断地完善下去，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即将会迎来更加骄人的成绩。（责任编辑：尹雨）
参考文献：
[1]彭科伟.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和传承[J].中国音乐. 2013（4）；
[2]张强.四川扬琴中扬琴的运用与演奏艺术[J].大舞台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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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高.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困境、意义及途径―――以铜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为个案[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6）
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5
关键词：新时期；小学语文；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考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7-0077-01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语文不仅是学习语言的手段，更是学习文化的工具，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传承的功能是目的，语言学习是手段。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时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时刻娇宠着的书包不用自己背，被子不用自己叠的"小皇帝"，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仿佛离华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渐行渐远……少年儿童缺乏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不懂礼貌、自私自利等等劣习在现实生活屡见不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遇到了挑战，危机四伏。因此，为了民族文化得到继续传承，必须加强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1.发掘教学内容，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1加强课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北京故宫、山东泰山、山西五台山等都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传统文化、民间工艺、艺术、风俗等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就对教师学科知识、教学能力、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知识的海洋里，教师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样才能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虽然在新课程标准里，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但在必要的时候，教师还要拓展、启迪、陶冶，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
1.2从阅读中融入传统文化。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我国优秀文化，积累词句，体会故事情节，文章内涵。使学生心灵有所触动，如三年级课本中一组教材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专题，由《孔子拜师》、《开天地》、《赵州桥》、《一副名扬中外的画》四篇课文组成。
1.3从古诗词入手，加强传统文化熏陶。古诗词是古代文化的遗传，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更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学习古诗文，不仅可以培养阅读能力，而且能启迪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性情。
2.诵读经典，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权威的著作，在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中起到奠基和引领的作用，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唐诗，宋词、元曲、歌赋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巧能生花"的道理。
3.结合生活实际，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要更好地体味文化内蕴，就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以某个传统节日为契机，结合生活实际带领学生体味传统文化内涵。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可以引导学生查询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信息，在查询的基础上整理资料、布置作文，并以黑板报、讲故事、演讲等形式交流。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如果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让学生有计划地去探究，去实践体验，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深远的。
4.巧用多媒体，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在课堂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方式，重现诗词画面，让学生直观感受创作的意境，受到美的熏陶。单凭想象，对于低年级的多数学生来说，理解上有一定难度，但是借用照片或画面的形式展现出春天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就能在学生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从而轻松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意境。学生通过类似的方式不仅理解了这首诗，还能触类旁通。形象性的体验，既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的诗境之美，又能把传统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5.创设情境，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教学中我们要精心组织授课内容，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戈壁滩上古长城的变迁、木兰从军、造纸术的发明、7岁曹冲称象的故事……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赤子之心，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需要我们教师及时抓住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教学契机，触发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传承。从老庄到孔孟，从屈原到李白，从柳永到苏轼，从陶渊明到王安石……我们掬古典之泉，灌蒙尘之心，我们在偷悦中学会孝敬，学会关爱，学会诚信，学会思考，学会勤奋，学会优美，学会深刻……
6.传承民俗，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语文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希望通过点滴的渗透，教育孩子传承民俗，取其精华并发扬光大。很多的传统美德在教育过程中都可以用具体的行为来描述，比如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等等，给孩子打下精神的底子、富有的底子、美好的底子。在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很多民俗节日的习俗延留至今，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向学生灌输传统文化：端午吃粽子的时候，念一首《满江红》来怀念屈原，九九重阳节的时候要登高并插茱萸。这些内容的教授都能够向学生很好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凝结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要敢于担当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彭红英.把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J].小学语文教学.2006年10期
[2]王敏亚.论小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J].新课程.2014年03期
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 人文危机 教育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09-03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抢救性为主导保护原则的影响，对非遗的技艺形态以及传承状况关注较多，而对技艺的人文因素关注相对较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文成为传统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它是非遗的文化精神；是非遗“活”的价值；是传统艺人伦理道德的光辉；是非遗文化性的彰显。所以，从文化的精神价值角度而言，对传统技艺中的人文因素应该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下存续的人文危机，应该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
关于“人文”，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但人文主义其概念的归属是一种思潮，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属于一种世界观，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绝对的“神权”，提倡人性的可贵和重要性。它的意义与“人文”非常的相近，但“人文”的范畴却更加的广泛，《辞海》中是这样解释“人文”的：
① 旧指诗书礼乐等。《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指人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② 指人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人文，是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总称，和自然物质世界相对，其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的范畴，而“诗书礼乐”恰恰是人文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类所独家掌握的。人文的范畴大体包括了法律、教育、道德、伦理、哲学、美学等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无论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还是从定义范畴的逻辑角度而言，包含了人类所掌握的各种技艺为载体的人文形态，那么具体来说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是什么呢？
辽宁抚顺锔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海，经常提到他的“八字箴言”――“缝补生命，修复艺术”，以及“三句规则”――“接活儿如同父母到，做活儿如抚养婴儿，出活如同儿女行”，这是“医、美、孝、爱、诚”的大爱；“同仁堂”药店的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百年传承的“训条”保证了产品品质百年不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始终坚持“戒欺”和“真不二价”，为古往今来的消费者提供信誉上的原则保障；台湾响仁和鼓传承人王锡坤，坚持精益求精，细心打磨木质鼓身，即便是鼓皮遮盖之处也绝不怠慢；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王津师傅，几十年如一日面对无限重复的文物修复工作，克服内在焦虑；台湾优人神鼓的阿丹师傅，坚持带领队员每天静坐三个小时，禅艺双修。
以上所提到的远远不能涵盖传统技艺的人文因素，诸如做工原则，经营信条，传承规则，职业道德，心理状态，文化特质，伦理规范，等等。人文的延续，是非遗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这是传统技艺的精神所在，是现代社会提倡的“匠人”精神最为质朴而现实的形态，渗透着工匠的智慧，稳定的职业心理，高尚的人格修养，执拗的性格，规范的道德伦理，等等，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非遗传统技艺才会有文化的“味道”，文化的规格，文化的尊严。
（二）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表现形态
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无知，缺乏继承者，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伦理道德的没落。
1.文化的无知
文化的无知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传承人对自身技艺的文化内里、精神意志领会有限，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到纯技艺层面，可以说“学手艺赚钱”或是类似的功利性心理普遍存在。一种则是消费大众对技艺的无知，这主要源于一方面是大众对传统技艺产品的消费较少，另一方面快餐化的使用功能至上的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产品和相关文化关注较少。
2.缺乏继承者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必须依赖物质形态的承载，核心是人对于技艺的掌握，几乎所有的传统技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实，有的无人求学，有的后继之人难担大任，有的传承者健康堪忧无法传艺，有的则是人已去艺已绝，还有的技艺是独门绝学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不管哪种情况，如果技艺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那么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
3.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
由于传统技艺在大众消费中的比重减少，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生活依赖降低，从而导致对传统技艺消费心理的弱化和转移，进而对艺人的关注减少，艺人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在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为评判成功标准的当下，部分手艺人的经济基础贫弱，生存状况拮据，更加剧了手艺人社会地位堪忧的现状，这种危机其内里依然反映出社会对传统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的忽视。
电影《剃头匠》中就真实反映了现实传统剃头匠人的状况，其中老剃头匠到新城区老主顾儿子家里，就遭到了其儿媳的嫌弃。电影《百鸟朝凤》中的吹打艺人在婚礼上受到雇主的轻视，虽工钱不少但轻视艺人的技艺、职业操守和人格尊严。山西已故世界级剪纸大师库淑兰，一生贫困，贫病交加，这和她色彩缤纷、充满乐观、洋溢童趣的剪纸作品形成了反差，也与众多文化组织授予她的种种世界级最高荣誉不相符。
4.伦理道德的没落
伦理道德的没落主要表现为：（1）对于手艺传承规矩的打破；（2）经济利益与自身技艺坚守的矛盾；（3）传统师徒关系的瓦解；（4）自身道德修养的缺失。
首先，传统技艺的师承形态有多种，比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内外皆传，等等。但总结起来基本就是技艺传承的性别区分和是否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承，现如今年轻一代观念转变，对传统技艺的关注日减。无论哪种传承形态都面临少有人问津的窘境，这种代际关系的传承对其文化的延续非常脆弱，很多技艺的传承者大多面临“人死艺绝”的境地。所以，目前传承的紧迫与责任要远大于传承的对象选择，很多传承者就必须打破旧有的传承规矩，然而对于坚守历代师承规矩的传统艺人来说，打破祖训是对家族和祖师的背叛，他们需要承受内心巨大的谴责。
其次，在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环境下，部分技艺由于是传统古法或手工制作而具有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的特点，而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所换取经济价值有限，一些技艺承载者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技艺，使得其原有技艺形态和内在精神被改变，降低了手艺的品质，破坏了文化的原真性。但面对现实生活需求，艺人的生活处境也不能被忽视，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再次，传统师徒之间所坚守的至高道德准则忠、孝、礼、义，在当下受到冲击，以往“师徒如父子”的人文伦理越来越淡化，甚至在道德上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某位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身体重病之时，曾经的徒弟少有人前去探望，茕茕孑立，更妄谈床前尽孝；某位传统修造技艺的传承人，在他的弟子中出现“欺师灭祖”的现象，技艺出于师门而否定师门和师徒关系，用学来的技术胡作非为，甚至还有的学艺者对师父进行诽谤和欺诈，可以说这种师徒关系的道德内里与情感内里已土崩瓦解。按照传统，旧时的艺人在选择技艺继任者的时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对其弟子进行文化修养、道德品行上的考量，以确保技艺传承无恙。而在当下，面对技艺的衰微和大多数艺人的年事已高，他们内心也希望尽快将技术传承下去，但学艺者这种在人性和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技艺本身存续的不安全因素。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的传承人，虽然技艺精湛，身担真传，然而其自身对于这门技艺的人文内涵理解有限，丧失对技艺的传承和呈现过程中的道德坚守与伦理把持，意志模糊、随波逐流，缺乏传统艺人的朴实精神特质，利用自己的技艺进行虚假夸大宣传、谋取暴利。
二、人文危机的应对
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形态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也存在于各个文化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从传承人的思想意识上来说应当树立“坚守”的理念。坚守什么？坚守历代传承的技艺文化、技艺精神、技艺传统、技艺的伦理道德、技艺的规矩；从现实的技术层面来说，笔者认为还是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应对危机，这就必须运用最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教育，以教育为媒介和手段，具有稳定性、规模性、持久性，对文化受众具有强制性作用。
（一）坚守
解决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技艺的自强，技艺自身相对稳定且完整的文化形态的存续，成为一切突破和创新的前提，因为只有存在，才可能被认识，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方法。而此时坚持技艺的原真性形态和自我内部一切文化形态尤其是规矩的坚守，成为文化上、技术上、意识上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坚守，又构成了有别于现代技术的突出的文化精神样式。
坚守，是艺人执拗的人文性格，是技艺自身的内壮之举，这种坚守摆脱了世俗潮流的影响，克服了自身的内在焦虑和惰性心理，出离了只为利益和金钱“做活儿”的事业追求，使得艺人散发着朴实坚韧的人格魅力。锔瓷技艺传承人王振海常说“艺人要守住艺的传承，守住艺的本真，守住人的德行”。那么如何坚守？根源还是在艺人的意识中。
首先，艺人应当具有“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这里不是指必须贫困才能从艺，而是指要以安贫乐道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手艺，出离物欲的束缚，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其次，艺人要明了当下自身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进入到现实文化存续的角色中来，清楚自己是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增强对自身技的文化认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被认定为传承人的，更要意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承上的历史重要性。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作用
这里所指的教育分为两种，一是以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从政府层面而言，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施保护的业务指南》和我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都有相关的要求和说明，要求教育部门要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编入教材，加入学校的课程中。比如，2011年11月，香港慧因中学，就在正规的学校课程中开设了“以区为本――长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程”，涉及八个训练范围，18个学科，课程周期为三年，由老师们自编教案、教材。通过三年的熏习，使学生对非遗项目及其相关的文化有了了解，这就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的基础性目的，完成了认知阶段的任务。这种教育形式，可能在能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非遗文化的兴趣方面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普及传统技艺和培养树立民族文化责任感十分有利。
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的教育方式，包括了文化普及型和专业技艺传承型，前者比如“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活动，以培养大众传统文化接受与传统文化氛围为主；后者主要指艺人的“收徒”传艺行为，这是培养技艺传承者的教育，也是核心形态的教育，更是最难把握的一个环节。传承人在选择继任者的时候，除了在技艺上的考量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对学艺者进行传统文化素养、道德人品上的考量，并在传艺的过程中既要传艺，也要将本门手艺的规矩、礼法、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一并严格灌输，务必形成稳定可靠的文化技艺心理。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既关乎传统技艺自身文化形态的原真性传承，又涉及技艺传播过程中所影响的大众文化认同。进一步讲就是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最需要道德和伦理的保驾护航。至少要传承者学会遵从“祖训”，学艺、学做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问题，而坚守传统和发展现代特色的传承教育是解决传统技艺人文性危机问题的关键。坚守，提供的是技艺自身内壮的道路，教育是文化向外部环境辐射传播的渠道，为内在“坚守”注入强大的现实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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