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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1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2
关键词 传播学教育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 建构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批准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传播学教育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新闻教育的依附程度。然而，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的关系，传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教学模式等众多问题的不明朗影响着传播学教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将简要叙述近几年传播学专业教学研究状况，概括本科传播学教育遇到的问题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对本科传播学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性意见。
一、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即传播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传播学教育大众传播化导致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的界限不清晰，两者的胶着导致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并为新闻工作者所研究，而新闻学界对传播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众传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及其在新闻实践工作中的理论支撑作用激发了新闻界对大众传播理论的研究兴趣，这又促进了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循环的过程推动了大众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大众传播学在高校和学界得以广泛快速的传播。
然而大众传播学的教育并不等同于传播学教育。在教学中，从专业名称的确定到教学方案、课程体系的设置实际上都面临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学的问题。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近几年学术界和教育界广泛热议，而学界教育界对传播学这个学科的认知仍尚待清晰。
学科认知影响着培养目标，而培养目标又直接影响课程体系的设置。高校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重合的现象，对于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对传播学课程和新闻学进行差异化细分。在细化课程方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传播学专业开设了传播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科技、网络传播等丰富的课程。
对于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明确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教材的使用和师资结构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刘海龙对目前高校中使用的传播学教材作了如下概括：教材引进侧着大众传播理论；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总之，大众传播教育只是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众传播化一方面使教育界和学生对传播学的认知狭隘化，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化指导思想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体系则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2 传统教学模式弊端显著。急需引入新模式
在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中，教学模式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在学界已形成了共识。
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且容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情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面较宽且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本科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易演化成填鸭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接触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科历史、学科人物、概念、概念区分到模式、理论、研究方法等等，而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则让学生疲于记忆。在较短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学生往往无法了解传播理论的由来，也无暇透过社会的传播现象去理解理论。
学者们深谙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呼吁改进课堂教学和引人互动式教学模式。
1 改进课堂教学
传播理论的本质在于描述和解释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对于本科生而言，有些传播学理论较为深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要求传播学教学重理解和运用，在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理论知识。对此，李薇认为，对一些比较深奥的传播学理论可以变换教授方式。通过举例法、阐释法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搞懂理论内涵；注意深与浅结合；同时要善于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理论的问题形象化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结合进行思考。在教学的操作方法上。陆桂生和黄丹主张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理论，形成传播学基础框架理论；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引导学生从本土化出发批判思考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传播现象，学以致用。
张玲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将“经典理论解析”、“相应案例引入”、“传播实务实践”和“学术前沿启迪”作为以课堂教学为始端的递进式教学模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传播学本科教育而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对传播理论的学习而实现对理论的活学活用。
2，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学者们从国内国外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三种互动式教学模式：开放动态的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工作坊式教学。
(1)开放动态教学模式
开放动态式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传统静态的教师单向传播的教学模式而言，学者徐协认为。这种模式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堂的开放。传播学教学要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教师要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多动口动脑，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如提问与解惑相结合，这是教学方式上的开放。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空间也要开放：教师和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要注重课下的交流，从而促进学生的思考；空间的开放意味着学生要拓展第二课堂。
河南大学郭奇也论述并在教学中实践了相类似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作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2)组织学生参与教材的选定；3)鼓励学生搜集传播案例，建立案例库，并在课堂上剖析；4)创设课堂对话情景；5)完善教学评估机制。
(2)建构性学习模式
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协助(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进行意义的建构而学到。
复旦大学谢静归纳出了建构式学习的两大程序：一是学生在课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阅读，教学不局限于教材，教师比较注重论文和著作。=是重视个案研究，老师会提供很多个案。供学生课上讨论或课后分析，要求学生搜集资料、整理后在课堂上陈述与讨论。
建构性学习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演变为自由课堂，这是一种由教师确定主题并进行指导，学生课下准备资料、制作教案、组织课堂充当传授者的教学模式。自由课堂打破了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的角色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
为引导和串联者。在自由课堂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情景，即自由的气氛；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张扬自己的个性，课堂上充分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协作学习模式已为南京医科大学的健康传播学教学所采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设计和评估体系，这为其它高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3)工作坊式教学
工作坊式教学是由高红玲提出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并在教学中以“传播学研究方法研讨及实践操作”为教学主题的选修类课型进行了教改试点。这打破了课堂、教材和教师为中心的限制，实现“知”和“行”的对接，加速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工作坊式教学有这样几个特点：1)由科研项目带动；2)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合作过程，即科研项目的策划、论证以及执行的全过程中进行分工合作；3)有明确的教学主题；4)参与项目的学生应该是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具有参加科研的理论准备；5)由多位不同方向的教师参与组成科研教学指导中心。教师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给学生带来立体的知识体系。
(4)科技汇流下的数字多媒体教学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祥认为，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科技汇流下亦面临了教学方法转向的冲击。如何将数字化的技术融入新闻传播教育中，设计出具学习成效的数字媒体教材，并将数字教材融入新闻传播教学课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难题。
在WEB2，O的时代，如何应用数字多媒体教材于课堂教学以提升学习成效，也是特别提出研究的问题。教师的角色要由教导者转化为指导者，教学方式由教导转换为互动与分享。即由老师决定每周的课程主题，提供研习素材供同学参考，再由负责该主题报告的小组针对主题搜集相关数据，制作成数字多媒体教材简报，并引导同学进行课堂讨论。
一方面，数字多媒体教学具有典型的建构式学习特点，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角色的调整；另一方面，合理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多媒体教材会提高学生学习的成效；当然，新的教学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评鉴、反省和调整。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从传播学视角看教学模式在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上几类教学模式为中国传播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我们认为有一个特殊的视角：知识的传授从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无论课堂传授还是其他的教学方式都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对于传播学教学来说，教学工作又增加了一层含义，即教学活动本身便是一种传播现象，教学工作者理应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并依此选取最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 变化了的传播要素影响着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一种传播行为会产生相应的传播效果，当评价传播教学这种特殊的传播行为时，必须以传播效果为标准检视之。
当前高校本科阶段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显著带有5w特点的单向传播模式，大部分教学时间内教师是在传授知识，而学生或被动接收或选择不接收，传者与受者缺乏普遍的沟通。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经过十多年的大规模扩招后，传者和受者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和十年前相比，传者在课堂教学中面对着更多的受者，小班教学已成为奢望，这直接导致课堂向公众性质的转变。如果说十年前教师还可以给每位学生发言的机会。那么在如今的课堂中教师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时，学生的整体素质降低了，且一部分学生面对着专业调剂后对专业的排斥问题，而社会环境变化和信息多元化导致部分学生产生了对课堂的排斥感，于是在课堂教学中传者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受者群。
由于在课堂中更多的学生因得不到互动机会而可能降低对课堂的归属感以及现实存在的学生专业兴趣的问题，“噪音”便在课堂教学这一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无疑这影响到了传播效果。在不改变传播模式的情况下，传者会比十年前面对更多的难题。如果传者无法通过自身的权威度、传播技巧、传播手段等化解这些难题。那么整个传播过程便无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从上述传播理论中不难看出，由于教师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便在很大程度上由传者决定，然而传者却不得不去面对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这与扩招前大不一样。于是从理论上看，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可能性便显著降低，且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会有差异性。
2 改良的课堂教学要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结合
解决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改变目前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规避“噪音”及条件环境变化给教学带来的难题。针对传播学教学改革，学者提出了两个方向：1)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如通过案例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2)借鉴国外建构性学习模式，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在与同伴的写作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索学习。
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可以改善目前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平衡。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和意识，缓解学生一味接受知识的习惯。可喜的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建立了新闻与传播教学案例库，并在新闻编辑课堂上积累了成功的案例教学经验。作为此项教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蔡雯认为探索情景式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于讲求应用性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来说可以产生一流的教学效果。而案例教学正是情景式教学下的一种有效方法。0如果仅仅将案例教学引入传统的课堂中而不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和对教师的依赖，那么这只是对课堂教学的局部改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人民大学新闻编辑课的情景式案例教学模式则带有明显的建构式学习色彩：学生为学习主体、团队合作、教师指引、情景构建。
而建构性学习模式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将会遇到几个现实问题：1)建构式教学模式在美国主要为研究生教学所采用，而本科新生不具备研究生全面的基础知识，学生缺乏一定的知识做支撑；2)建构式学习模式下，教师的角色转变较大，不仅事先要对学生做全面的了解，教师还要在课堂中引导教学的开展，在课前学生的准备中发挥指导作用，还要对学生的学习作科学的评价，因此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大班教学的现状，显然无法整体推广建构式教学。
单一的建构式教学模式或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均不能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建议：以学期划分，将每学期的教学时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即通过改进传播手段和内容来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引导学生结合社会传播现象来理解和学习理论，增加学生对课堂的归属感和学习热情。第二阶段，引入建构式学习的理念和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和教师的指导，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内化。较之于课堂教学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践教学。这里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假期实践活动等有着根本的区别。建构性实践教学是正式的教学，同样依托于课堂开展教学工作，与课堂教学具有相同的地位，两者需要在学时上进行科学的划分。课堂教学在前，建构实践教学在后，学生在第一阶段课堂教学中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后，通过第二阶段的实践教学从而将理论知识真正内化，并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协作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阶段的学习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重点展开教学活动。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由于本科生在不同的学年和学期所学的课程性质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二年级时公共课、英语课与专业课并存，而专业课的教学更适合于采用课堂教学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由于每个学期的专业课均在一门以上，如传播学专业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传播学概论与人际传播学两门专业课，那么第二阶段的建构式实践教学对以上两门专业课进行整合，包括对教师、学生和课时和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协调。如果在传播学概论和人际传播学两门课程中分别进行实践教学，由于班级学生过多而导致单个教师难以应付，因此整合两门课程成立导师组，共同协调开展建构式教学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教学模式做了调整就意味着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模式也要随之变化，如果保持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模式，建构式实践教学则可能落于形式化。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一切归根到底还是期末考试说了算。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3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材；形态；风格；定位
近十年高校应用文科教材不断地适应时代和专业要求进行更新，更多的国外成熟或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被引进。根据2005年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数字，全国共有新闻传播类专业661个，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超常规发展”学科。对于这样一个学科来说，深入探究学科的共性，促进学科教学的成熟，促进专业水平的提升，就成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要事，而规范和提高教材编写水平对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近年来，国内各个出版社都纷纷推出权威的新闻传播学国外教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华夏出版社的“影视传播主流教材译丛”、新华出版社的“欧美广播电视高级教程”等都在高校受到欢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都出版了许多有特点的译著。对这些教材特有的新闻传播类教材编写体例和思路系统分析，总体特色非常明显，对国内高校“十一五”精品教材规划和编写借鉴价值凸显。
一、守正创新齐举，知识智慧并重
国内外同学科教材形态框架并不同，这既有观念上的不同，也受科研管理中考核教师成果的标准影响。
国内占据教材功能主导观念的是知识观的教材观，“这种观念视教材本身呈现的知识为目的，教学即以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为宗旨，它也重视智慧的或发展的功能，但终究是把这种功能视为知识的从属和附庸”。国外的的教材功能观念是知识智慧并重，是对知识教材观的超越，“希望强调在知识的吸收过程中，态度、才能和本领的形成实际上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在评鉴科研成果时，教材和专著是分开的，这似乎在做着一种鉴定：大学教材，首先是一本面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籍，是基本的，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求扎实，求准确，求谨严，求稳妥，与重视研究创造的学术专著不同。这就使得以往教材编写者更多地关注“守正”，框架稳定成为教材写作的出发点，于是后来者总是在前人打好的框架中修补裁剪，规范性高于开放性和启发性。就新闻传播学而言，经常忽视教材出版“进行时”的传播生态环境和媒体特征，这就使得教材出现了明显的脱离实际“自说自话”特性。比如从来我们的新闻实务教材从来采访和写作都是分开的，但在实践中，采写永远是一个整一的思维场域，这就使教材天生就带有滞后性。
国外教材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教材是教师物化自己教学科研成果的完整集中的体现。对大学教材的双重性体现突出：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是基本的，已成定论的知识，但同时教材明显也在整合研究成果，将学生带入前沿学习，专著的特性明显。编写者既推崇传授基础知识，同时善于吸取和整合最新研究成果，这使得教材带有明显的学术专著研究启思特性，教材的个性和较为长久的生命周期就有了前提。
另一个特点是内容丰富，教材厚度明显超过国内教材，重印再版率高。蓝鸿文先生将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教授卡罗尔・里奇所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誉为“一部经典新闻教材”，其中认为“丰厚”是其最明显特点，其内容包括了国内教材采访写作，打通了报刊和电子媒体，涉及专题报道，强调写作中涉及到的新闻伦理，而且“高度关注新技术给新闻采写带来的变革和影响”。”权威的《美国新闻史》一书，曾获得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全国研究成果奖的最高奖，翻译过来的是第九版，初版是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创造性的采访》是第三版，已经在美国作为教材使用了25年。梅尔文・门砌著、展江主泽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初版是1977年，美国300多所大学选用此书作为教材，到2000年第八版时累计印刷295・635册，2003年推出第九版时又加进了“9・11事件”等内容。《大众传播动力学》是第七版，此版的书名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媒体”，中文版序中，说明“在过去几年中，全世界的大众媒体经历了几波惊人的转变，他们永久性地改变了媒体景观”，成为内容变化和修订再版的由头，也是保持畅销的原因。“多次修订、再版，不断更新，滋养了几代学人”，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权威性、全面性、时代性和前沿性”。
所以，教材中的“变与不变”在历次修订版的体例上目录中都有清晰的显示。既守正，注意把握专业的特点但非因循守旧，也是创新，创新依据的是专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态折射，而且越来越重视教材在体现经典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扎实功底、广阔视野、文化素养等的规定性强调。
二、案例先于概念，强化专业精神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呼唤，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在不断出版新教材，旨在建立学科完善的理论建构和学科体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对构建“学科理论”的理解，也在于对具体写作结构和体系操作的思路。
如大凡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教材如网络传播和媒介经营管理等，国内教材习惯于先出版“概论”和“学”，但国外在先期更集中于对案例的解析。国内教材强调体系，“伊始就是关于某个‘学’的基本定义、基本结构、意义等等，占了很大的篇幅”，逻辑严谨，按部就班，结合实践尤其是最新实践尤缺。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写作起点和思维链条搭建教材的整体布局乃至学科理论?
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职业发展路径一般有三步：首先是强调专业的实务价值取向，强调掌握专业技能和规范；其次是通过技能训练确立专业理想，如为公众服务、讽喻社会现实，当然也要熟悉各国不同的传媒功能属性；最终是建立一套特有的学术理论体系，为实务做好理论支撑。而国内外无论是专业理论教材还是实务教材，都必须分别致力于对此三个层面的专业感知、理解、掌握或运用。如果基于此前提，结合国内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发展阶段，其实是应该遵从新闻传播学科本身性质特点，善于从具体实务或案例出发，渗透专业理想，确定一个整体写作思想或贯穿线索的。这一点，很多国外教材无一例外强调实践中的问题，专业精神也贯穿始终。虽然看上去似乎少了中国学者的严谨，有时还显得有相当的跳跃性，但“实用”功能突出，从而对专业特质和学科理论也有了准确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美国卡罗尔・里奇著的《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一以贯之的线索是“获奖记者的秘诀”，(我们的教材是忌讳这种提法的)，然后从四个方面掌握基本采写理念、方法、模式和规范；感悟采写之精髓：赏析优秀作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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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练习。以从构思到结构报道为顺序展开，先是新闻报道基础，后采集信息，再组织报道结构，思考报道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掌握技巧。
而新华出版社“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的《新闻采写教程》则立意通过采写确立“公共新闻学”，着眼于理解“新闻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的哲学观念”，强调传统新闻学和公共新闻学的对比。是一本强调解决“怎么办”的同时思考“为什么”的教材，所以顺应逻辑，强调“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思考”，其研究起点和落脚点更多着眼于地区性新闻。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成为全书的框架支撑。
这种框架和主题其实是我们多年缺失的新闻实务的研究起点，国内教材特别强调的似乎是“思维训练”，强调理论的严谨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是围绕教学内容组织教材，特别看重概念的理解，先有理论，再建框架，后装材料。但新闻传播的应用特性决定了其出发点应该是“引例”，实践最新的实践永远是学科的出发点。
三、学生先于教师，重视启发引导
有学者将教材观分为知识教材观和智慧教材观。“知识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教学的蓝本、规范，控制着教师的教学”；“智慧教材观视教材为发展学生能力的素材，教材的价值不在于控制教学，而是为教学提供基础性文本，教材的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创生性”。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合作――问题――实践是构成教育范式的三个维度，具体到教材使用的层面上，便是师生作为共同的“探索者”进行合作，继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实践，最后解决问题。
虽然古代教育家早有“教为不教”训导，但传统教材更具教师强势，是比较典型的“知识型教材”和“教师用教材”，典型如章节思考题，“对于观念性的东西要求记住的过多，而这些观念大多是作者编织的套话，并无价值”。
国外教材的出发点和“诉求对象”一般都是学生。前文所提的《新闻采写教程》在前言致学生中以身说法，极言新闻职业的神圣，强调无论作为记者还是公民，都有了解事实和了解新闻领域的重要性。教材在编写时显然更多地考虑学生的特点和尽量融入学生的认知世界，尤其在文字表述和内容编排上很注重人性化，术语概念自然引入，讲解详尽清晰。几乎每一本的教材每一章后都有结构、要点、复习题、评论性思考题、关键术语，进一步阅读的建议，互联网冲浪导引，方便的是自学。所以国内的教材更多是“讲授用教材”，而国外则主要是“阅读用教材”。
对教师，则强调对内容的整体理解和服务性。《新闻采写教程》在“致教师”中，开门见山推销“此书”不同于同类教材的优势：强调新闻工作者对支撑民主方式中的关键作用理解。另外，还有一些教材后面附有教师反馈表，近年随着数字出版发展在纸质教材出版后便开发了教师手册、习题解答等教学课件以及网上资源。承诺“如果你用做教材，出版公司将免费提供英文原版的教师手册和教学课件”，服务性、针对性以及品牌拓展提升是普遍特征。当然这一点在近年国内出版教材的过程中也在强力突破。
在注重“启发性”和激发兴趣上，国外的同类教材更是形式多样，甚至追求新奇而不拘形式。《新闻采写教程》中，特地虚拟了两位人物：杰克・卡特和姬尔・阿普莱特，犯一些记者因为经验不足的常犯的错误，然后有针对性进行解释分析。其实注重浓郁的人文特性不仅激发学生阅读和学习以及从业的兴趣，更是潜移默化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知识的记忆也就成为没有强制和负担的内容了。兴趣成为导引，也为非专业学生入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潜移默化扩大了专业影响和魅力。这些方法，初看浅显，但“溶解”和“催化”作用强劲，学生参与――感受――发现――研究――创造，在主动与自觉状态下自主完成了研究性学习的全过程。
综言之，写作过程中考虑学生和老师的“实用”，善于引导，方便阅读，而且不断创新，这使得教材定位清晰，并有良好的感染力，同时推崇启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激发思考兴趣。这和国内教材“适合东方人思维模式，演绎式，条理性强，但不利于创新”形成明显对比。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师和学生分列两极――学生是主体，教师为主导，教材便是连接器，是教的依据学的对象，教材编写的高度和特点实际上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起点和学科的学术高度。对国外教材编写方法和思路以及编写体例，一味接受或排斥皆有不妥，须有取有舍，但何取何舍?取舍之间分寸如何把握?旧的专业教材无论是宏观策划还是每本书的撰写思路如何调整?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区别何在?等等，皆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其实国内出版社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在2002年就推出了“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重在“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既传授知识又引导能力的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本学科的权威阵地也在数十年里筚路蓝缕，竭精殚力，但飞速发展的专业教育呼唤更高水平和更具专业特质的精品教材。毕竟国外新闻学教育历史较中国大规模开展专业教育早了近一个世纪，所以其教材无论是内在机理还是外在形态，都提供了一个批阅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模板和标准，值得不断提炼吸纳。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 新闻教育 改革 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 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
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 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 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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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维吾尔族受众；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民族特点；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40-03
一、引 言
媒体一般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主流媒体则指对大众传播信息的骨干工具。主流媒体的特点是点对面的传播，即“以单向为主的职业化的社会性传播[1]”。它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它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2]。本文所研究的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范围包括新疆日报维文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频率、新疆电视台维语频道以及天山网维语版。通过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当地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信息获取满足情况数据，找出受众对该媒体信息获取不满足的原因及建议。当前，媒体窄播、形式多样，受众不断分流组合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新疆教育环境下，双语教育对媒体受众分流的推动，还包括媒体自身方面，如节目内容、形式的偏好、节目制作方式等， 面对这种受众分流组合的现象，媒体如何更好的留住现有受众的问题有待解决。
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除了具有其他主流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外，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主流媒体，语言特点是其最明显的标志，这一标志决定了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具有区别于其他媒体的特定受众群，它是通过维吾尔语向维吾尔族及其他可以听懂维吾尔语的受众传播信息。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性所体现出来的风俗习惯、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个性特点，也是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特点之一。这些特点一般表现为少数民族信息的接受习惯、内容偏好、节目形式等。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勒泰语系等多种语言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特殊地区，因而新疆的大众传媒一般都用多种语言文字进行传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新疆维吾尔语新闻事业的发展，维吾尔语新闻传播已经应用于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其中，天山网维文版也从2002年开始对外试运行。
但是，一方面随着新疆维吾尔族受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受众出现了分流与组合现象。部分受众不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开始倾向于其他主流媒体的节目；另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中有部分译制节目，如译制新闻、译制电影和电视剧等，而民语自办节目相对较少，因而，这些译制节目的内容、形式、风格缺乏民族特点，这样就会存在与其他媒体节目类似且特色不明显的问题。关于电视本土化，中国传媒大学的胡智锋教授解释到：“就是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按照中国电视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遵循中国电视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实际需要，组织、制作与传播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气派、风格、口味的电视节目。[3]”地方电视台的本土化也应该符合当地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实际需要。因此，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节目应既体现其同作为主流媒体的共性原则，也要体现其作为维吾尔语媒体的个性特点，也就是电视节目的本土化，它需要在民语媒体的不断尝试中改进，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留住其作为民族语言媒体的现有受众群，提高这部分受众的忠诚度。
二、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受众分流原因
新疆维吾尔族受众接触母语主流媒体信息获取不能满足时，会存在受众分流与重新组合的现象。产生这种受众不满足效果的原因有很多，如受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受众的针对性信息欠缺，信息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缺乏多样性，新闻信息的时效性不足等。因此，从教育水平、节目内容、形式倾向及节目制作四个方面分析受众的信息获取不满足原因，即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受众分流的原因。
1.教育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快速的发展。其中双语教育为新疆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对形成国家一体和历史的认同具有积极的作用，加强了新疆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爱国热情，对继承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优良传统文化、弘扬优秀民族多元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新疆的双语教育仍存在双语师资、资金不足以及政策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在新疆，接受过双语教育的受众由于其汉语能力足以接受汉语媒体信息，且汉语频道相对较多、内容较丰富、形式多样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受众出现了分流与重新组合的现象。
2.文化、综艺类信息的偏好。下表是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母语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内容选择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受众对文化、综艺新闻的信息获取满足度不高。其中，受众对文化、综艺新闻的信息获取满足比例为9.9%，不能满足受众对于文化、综艺新闻的信息需求。因此，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母语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内容选择上存在差异。在文化、综艺新闻方面，维吾尔族受众对母语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不满足的比例要远高于信息获取满足的比例。从节目内容偏好方面分析，由于新疆维吾尔族受众能歌善舞、热情奔放、性格豪迈，文化、综艺类信息是其日常生活中更为喜爱的一类信息，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在文化、综艺类方面提供给受众的信息存在不足的状况，这样就使一部分可以听懂汉语的不满足的受众开始关注汉语媒体，分流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受众。
3.互动形式的喜爱。下表是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参与媒体新闻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的态度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对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持希望和非常希望态度的受众在维吾尔族受众中所占比例比较高。在信息获取满足方面，持希望和非常希望态度的受众所占比例为82.4%，在信息获取不能满足方面，持希望和非常希望态度的受众比例也比较高，为68%。通过上表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希望并非常希望参与媒体新闻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的受众占绝大多数，只有很少部分的受众持不希望或无所谓的态度。从节目形式偏好方面分析，大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希望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但是，这部分受众中有大一部分受众对信息获取存在不满足的情况，他们会通过其他媒体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因而分流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受众。
4.节目制作原创性缺乏。表3是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母语主流媒体相对于汉语媒体的区别认知的信息获取满足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在对母语媒体和汉语媒体的区别认知及信息获取满足情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信息获取满足方面，认为区别不大、译制汉语节目多、自办节目少的受众比例最高，为46.3%；在信息获取不能满足方面，认为两种媒体区别不大、维吾尔语译制节目多、自办节目少的比例仍最高，为60.0%。而在维吾尔族受众对这种区别的认知下，信息获取不满足的比例60.0%要明显高于信息获取满足的比例46.3%，差额在百分之十以上。
从受众对节目制作方式喜爱方面分析，对于持区别不大，译制汉语节目多，自办少这种观点的新疆维吾尔族受众来说，他们的信息获取满足度要远远低于不满足度。也就是说，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母语主流媒体节目没有明显特点、译制汉语节目多、民族自办节目少的现状是不满足的。
三、对策和建议
面对市场的变化、激烈的竞争以及新疆双语教育等政策下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受众的分流组合现状越来越明显，在受众、信息、媒体三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即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节目在内容、形式、制作方式等方面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该从自身寻求突破。因此，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节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增加文化、综艺类节目内容。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对文化、综艺类信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且对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文化、综艺类信息满足度不高，居所有信息种类不满足比例首位。因此，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该增加反映风俗特色、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化、综艺类节目内容。例如，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可以制作一些反映民风民俗及民族文化内涵的纪录片，纪录片可以通过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生活方式来作为素材，注重捕捉民族文化中的闪光点，反映民族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增加受众较为喜爱并且不满足的信息内容，满足受众的需求，也可以打造新疆形象并进行推广，从而减缓汉语媒体对受众的分流现状。此外，可以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受众的偏好，增加各类文艺类节目。与此同时，要注重文艺类节目的质量，减少因节目内容、形式等方面相似导致的受众满足度低的情况。
2.加大受众与媒体间的互动。新疆维吾尔族受众希望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其中，希望并非常希望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的受众高达80%以上。面对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缺乏节目互动的现状，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该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多提供与受众的互动渠道，调动起受众的参与积极性。例如，收集受众对各议题的看法与建议，并且对其看法提议进行分析解答，通过这种互动形式，提高受众对传播的信息内容与文化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此外，除了要更加关注传统媒体中的读者来信和来电，丰富传统媒体中的这类内容，采用专栏或专题的形式，也可以加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作，通过新媒体增加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如短信、微博、微信等等。在受众与媒体的互动过程中也可以采取奖励机制，提高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3.增加民族自办节目，促进节目创新。广播、报纸、电视、网络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强劲的传播优势渗透到受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媒介文化的产生，媒介内容的译制也随之产生，虽然媒介内容的译制起到了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但是只通过媒介译制来传递媒体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都有不同的地方，且译制水平也会对民族语言主流媒体的内容有所限制，同时，调查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受众认为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节目和汉语媒体节目区别不大，译制汉语节目多，自办少。因此，增加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民族自办节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自办节目的信息内容应有所偏重，倾向于受众喜爱的信息内容，其中包括民族信息和本地信息等；另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语自办节目应带有本身民族的特点，这样有利于维吾尔族受众对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接受和依赖。与此同时，面对其他媒体对受众的分流现状，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了解其他各媒体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长处与创新点，积极汲取、改善自身。
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受众分流与重新组合的原因比较多。本文主要以语言的使用及关注点的差异作为切入点，从新疆教育水平的提高，媒体自身方面受众对文化、综艺类信息的偏好、对互动形式的喜爱以及节目制作原创性缺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6
关键词：微电影；新媒体时代；传播特征；叙事特点
0引言
视觉文化是指以视觉形象为中心，以语言文字为辅助的现代文化，视觉文化脱离了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和重逻辑的倾向，是一种倾向于感性主义的文化形态[1]。视觉文化的形态经历了摄影文化、电影文化和电视文化的转变，在新媒体环境下又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和表现手段，新视觉文化随之诞生[2]。新视觉文化语境下，以微视听文化消费形式的微电影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与追捧，微电影俨然成为当前最火爆的娱乐形式。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微电影在传播形式与传播渠道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较传统的电影与电视在传播和叙事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1新视觉文化语境下微电影传播特征
“微电影”顾名思义，“微”含小、短、少之意，既含“微小”“微型”之意，更有“精简”“微妙”之意[3]；尽管它篇幅短、成本低、制作快，但依靠本身独特的传播特征，却能给观众带来一定的娱乐享受，取得“微”而“不微”的传播效果；下面根据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学要素理论分析微电影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特征。
1.1传播主体的自由开放性
依照媒介特征来看，电视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体，将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二元进行了无形的分离，而基于网络与移动新媒体传播媒介的微电影，使得传播方式从作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转移[4]，将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进行有效的连接，加强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相比殿堂之上的传播电影，微电影的创作门槛较低，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微电影创作，其创作主题的选择更加自由与广泛；开放的网络媒体使得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可以自由的评论与分享，增强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受众与传播主体不停的进行信息交换，传播受众利用网络链接实现能量循环与信息互动的同时，身份也在不停的进行转换，不仅仅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到传播与创作当中；总而言之，在强大的新媒体互动环境下，微电影的传播主体更具自由开放性。
1.2传播内容的丰富性
电影短片作为微电影的前身具有多种样式和内容，但创作形式却没有现在这么自由，创作内容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随着微电影创作的不断发展，它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产品，其创作类型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剧情类微电影，鉴于其隐藏的巨大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与观众的审美需求心理密切联系，促成了微电影类型化的巨大发展，如：爱情片、爱情、青春成长片、家庭、喜剧片、惊悚片等。剧情类微电影以故事展示为主要内容，其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除微剧情类电影之外，还有微纪录电影、微实验电影等，此类微电影虽没剧情类微电影在叙事结构上那么复杂，但也极大地丰富了微电影传播内容的创作来源。
1.3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微电影作为新时代的产物，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娱乐消遣的空间和时间被极大的压缩，微电影作为一种短小精悍的形式赢得受众的青睐。加上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4G网络的出现更是推动了微电影的巨大发展，也极大地拓宽了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传统的传播渠道主要集中在家庭电视、电影院、人际口耳相传等；这些媒体传播速度较慢，时空限制较大，不利于泛在传播。相比较而言，新兴媒体，例如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受众只需利用手机网站、APP等就可以随时随地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行自由观看及分享；微电影既可以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也可以利用传统媒体作为补充，促使其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
1.4传播受众的高互动性
微电影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受众之间能进行高参与度的互动，究其原因除了较强的网络技术支持外，还有跟微电影传播受众本身的特点有关：第一，微电影女性受众的比例要略高于与男性受众的比例，研究表明，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容易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更易参与到微电影传播互动之中[5]；第二，传播受众年轻化，2016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关于我国网民年龄层主要集中在10至39岁之间（图1），这类人群在互联网中最为活跃；第三，传播受众主要集中在学生群体与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两个职业群体，据《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活跃主要集中在学生与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两个职业群体。不难发现，互联网是年轻人的天下，依据性别的不同、职业群体的不同，受众参与互动程度也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微电影传播受众依据其本身的特点，展示出了高度的参与互动性。
1.5传播效果的奇观化
虽然微电影在制作与投入上，较传统电影规模更小，但并不意味着微电影就是粗制滥造。现在越来越多的微电影都被要求制作标准化与精细化，这也是当前新视觉文化影响下电影奇观化的必然结果。微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影视艺术作品类似，具有认知功能、审美功能、商业功能和宣教功能。因此，微电影在专业制作的过程中，需将认知链条、审美链条、商业链条和文化艺术链条进行有效地处理和整合，从而获得更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微电影要获得受众的认可，须从视觉上带给观众极大刺激，这样就不得不考虑视觉上的奇观效应，如：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和场面奇观等。例如，《一触即发》、《心回迈瑞宝》、《指甲刀入魔》等微电影就是在视觉奇观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当然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最终落脚点不仅仅是依靠视觉奇观带来的商业上的成功，而是受众对微电影本身存在的价值认同。
2新视觉文化语境下微电影叙事特点
2.1叙事主体平民化
在新视觉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微电影创作主体开始发生转移。传统电影中，电影的叙事主体往往发生在导演与编剧之间，远在千里的观众只能望洋兴叹。然而兴起于网民、产生于草根的微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表达形式，其叙事主体变成了普通大众，在语言叙述上也更加偏向于网络化。叙事取材往往来自普通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叙事风格都是小叙事，且重视网民个体话语权。人们不仅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还能依据网络上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
2.2叙事类型生活化
微电影叙事取材大多来自普通百姓生活，从平民视角出发，展现小人物的生活片段，不论是青春、励志，还是爱情、喜剧题材，故事发生的背景都与社会实际生活相关联。搜狐出品的《屌丝男士》系列、优酷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旅游微电影《爱，在四川》系列等讲述的都是生活中小人物的故事。郑云工作室出品的微电影中，很多故事都是基于网络时政新闻、社会热点新闻等加以创作改编，针砭时弊，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2.3叙事结构碎片化
微电影囿于时间的限制，并不能像传统电影那般，采用“首尾”接续式的叙事逻辑，即一种以“开端—发展——结局”线性叙事发展模式。微电影则尽可能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压缩叙事的开端和结局，中间的情节采用碎片化的形式，突出叙事，以此来增强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感，起到扩大时空、转换时空的功能。2014年央视春晚微电影公益广告《筷子篇》采用不同的时空场景、选取不同的年龄阶段，通过碎片化的叙事，将筷子作为一个切入点，以小见大，既弘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展现了一种血脉亲情，观片之时也散发出浓浓的年味，正如影片结束语所说的那样，“一双筷子，承载中国数千年的情感。有滋，有味，幸福中国味”。
3新视觉文化语境下我国微电影叙事发展
近年来，我国微电影在不少从事微电影研究以及微电影创作人员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依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跟风模仿，质量良莠不齐；过多的考虑视觉奇观，并未深度挖掘微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恶搞泛滥，只注重娱乐性，忽视了人文关怀。基于此，在新视觉文化语境下，微电影叙事要得到长足发展，笔者以为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注重叙事创新。微电影本质上是基于新媒体的视听艺术，在其诞生之初就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不能与传统电影划等号，需要开辟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必须丰富微电影的表现手法，创新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等。第二，兼顾叙事内容与形式的二元性。好的微电影作品一定是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在当前，我国很多微电影特别注重画面的美观，却忽略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并未真正进行深度思考。总之，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内容与形式并重，且形式为内容服务。第三，完善微电影监督机制。微电影叙事的发展，除了在叙事本身上要做到革新之外，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也非常重要，主要包括微电影内容、微电影播放形式和微电影创作版权等方面。
4结束语
微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促使普通大众开始真正地参与并感受文化。每一个个体既是文化的感受者，也是文化的创作者。在新视觉文化语境下，微电影的传播把社会文化凝聚成一个集合体，将每个人裹挟其中。本研究详细分析了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了当前微电影叙事特点；针对我国当前微电影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建议，即在深度把握微电影传播特征的基础上，创新微电影叙事，重点把握微电影内容与形式，增加微电影互动性。但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微电影传播特征与微电影叙事之间的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只提出了微电影叙事发展的宏观建议，对于具体的指导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盛希贵著.影像传播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伟.视觉文化语境下微电影对城市文化的表达和传播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杨晓林.微电影的特征、分类及传播[J].民族艺术研究,2015.28(2):18-27
[4]胡奕颢.微电影传播特征刍议[J].传媒,2012.10: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