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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范文1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教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研究发展现状如何，研究水平怎样以及以后该如何发展还需要我们进行整理，以便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指引方向。中央民族大学的彭亚华老师已对1995-2003年《民族教育研究》做了统计分析，距今已有十几年。笔者在此基础上对近几年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统计分析。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研究对象：本文从知网中选取近两年民族教育研究的文章176篇，对其进行定量的分析。
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符合条件文章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研究民族进行了类目的划分并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从横向来看，研究领域发展不均衡。
图1显示，在民族教育研究文章的横向分类中，《民族教育研究》刊载论文涉及研究内容排名前三位的是民族教育课程与学科建设、总论和民族教育管理，占总量的60%，由此可见，这三大主题是研究者高度重视的学科领域，也是民族教育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地方。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教学教法、双语教育、课程这三个方面。其中双语教学作为民族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教学方式，关注度一直都比较高。由于文章的作者群多来自高校，在高校中设有与课程以及教学教法有关的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大多选择与自己相关的选题，这可能是课程以及教学教法类文章比例比较大的原因。
（二）从纵向看，偏重于民族基础教育和民族高等教育
民族教育的纵向分类研究可以反映民族教育研究者对各类教育进行研究的状况，即是否符合民族地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和各级教育结构的一致性问题。
表1显示，民族高等教育和民族基础教育是研究者较为重视的研究领域，而民族学前教育、民族职业教育以及民族成人教育的关注力度则是比较薄弱的。这一结论和之前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所以说明民族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薄弱现状未得到改善。
（三）从研究方法来看，以思辨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研究多为现状描述，可操作性、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不多。
调查发现，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方法逐渐趋向科学化和多元化，但是还是主要采用的是经验、定性的方法，定量、实验的方法比较少。而且经验、定性的方法中采用最多的是理性思辨法，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理论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章的比例是最高的，占论文总数的63%。尽管理论思辨类的文章数量比较多，但缺乏理论基础、缺乏理论深度，没有充分发挥理论分析的优越性。表2显示，采用综合研究方法的文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采用问卷方法的时候辅助访谈，采用定量方法的时候采用思辨。定量分析方法基本还停留在对民族现象做表面的描述的水平，实践和理论的研究不能很好的结合。我们知道，过分倚重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肯定是不利的，特别是对于民族教育学这种多学科综合而成的交叉学科，开展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推动学科繁荣与发展所必须的。
四、研究反思和展望
1.加强薄弱部分的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不断得到完善，但还应不断加强薄弱部分的研究。以上分析可知，《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章涉及到了民族教育的各个方面，说明我国民族教育在各个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这些文章涉及到的领域是不均衡的。民族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育史和宗教教育以及外国民族教育方面的文章比例比较小，关于教材和学科建设的文章却是凤毛麟角。分析发现民族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数量和之前比有所增加，但是文章的理论建构深度不够，不能很好的指导实践，有突破性和有建树性的文章不多。不少研究引用普通教育的研究模式，缺乏自己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这说明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的描述阶段。原因有几个：一是民族教育研究本身比较年轻，深刻的理论研究还需要一定过程，二是长时间里，民族教育研究的作者多是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的实际工作者，要他们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是不现实的。三是与其他教育领域相比，民族教育研究由于其显著的跨文化性、语言、地域等方面的困难，要迅速产生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的确不容易。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仍需要研究者加强薄弱领域的研究，比如说那些研究多但是深度不够的领域，比如说那些被研究者忽视的领域等等。
2.加强思辨文章的深度，确立实践性研究价值取向
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不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思辨性文章过多，应加强思辨文章的深度，确立实践性研究价值取向。从以上的分析发现，理论思辨的方法是研究者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思辨的方法有它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如果过分的重视依赖于思辨的方法对于民族教育研究必定是没前途的，因为它不能很好的结合实践也不能很好的指导实践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必定与实践是脱节的。民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有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研究者应该深入民族地区的社区、村落、学校、课堂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关注民族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在民族文化背景下达成对特定民族教育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如何使我们对“他者”的研究立足于“客观的事实”，超越个人的“偏见”，使研究结果具有“公正性”，是研究者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而实践性研究方法刚好回答了这一问题。
3.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加强民族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中理论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加，思辨研究的文章占多数，说明民族教育在理论研究上在不断增强，但是理论研究文章能不能很好的指导实践还有待考证。在对文章分析中发现，还有大量的研究都是针对民族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如民族地区学生低学业成就的问题、女童辍学问题、内高办师生的文化适应问题、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者有了普遍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都是对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且都是依据过去现在的经验与既有的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它要求民族教育研究者相应的理论自觉，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创新或新的解释。但现实的境况却是研究者往往由于自身的理论能力、视域局限、学科壁垒等一些原因，始终难以超越问题而达成理论的自觉。因此，在当前的民族教育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断高涨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只是空喊问题的口号，原来的问题现在依旧是问题。
4.加强民族地区研究者的培养，充实研究队伍。
民族地区研究者的培养，主要应该针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生。少数民族研究生在民族地区的研究中，应该是以后研究工作的新鲜血液和主要的力量。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特殊的语言、文化优势，在实地调研中可以更好的做到主客位的转换，从而对研究的结论有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民族教育研究范文2
关键词：民族政策 经济转型 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 OLS方法 分位回归
作者孟大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苏丽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伴随这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被众多文献观察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到，对于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当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需要细分差距扩大的原因并区别对待，即有些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应当加以肯定；有些是由于不合理的既有政策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教育对收入分配的贡献逐渐增强，就被认为是需要加以肯定的部分。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依据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作出判断。针对我国的教育收益率问题，已有了大量实证文献。孙志军的综述工作表明，最早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的是Jamison和Gaag，至2003年这一领域已出现了近40篇文献，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多。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十分明显，因此，已有文献除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整体状况进行估计以外，还对教育收益率在城乡、地区、部门、企业，以及不同群体中的差异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文献却很少，仅有三篇。其中，刀福东的研究是基于云南一个傣族村寨的2006年抽样数据进行的，发现农村傣族居民的教育收益率非常低，仅为1.5％。另外两个研究都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孙百才利用2007年从甘肃两个自治州得到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资料，主要比较了藏族、回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汉族；Mishra和Smyth考察了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他们使用的数据取自2009-2010年对大连、延吉两地商业区购物人员的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城镇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极高：OLS回归结果在10％左右，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甚至高达20％。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文献仅使用了某一年份的截面数据，仅对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率进行了估计，因此，现有研究还无法全面系统地回答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状况如何?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是高是低?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又如何?
实际上，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问题颇有意义。第一，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数量规模巨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9％，人口规模高达11.379万，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量都多；第二，通过估计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群体有何种影响，即他们是改革的赢家还是输家(winner or loser)；第三，估算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并将其与国外的状况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在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结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估算结果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汉族，那么就可能说明政府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有效的，应当继续坚持。
基于上述考虑，有别于现有文献，本文针对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进行经验分析，并将之与汉族比较，经验分析所依赖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1995、2002和2007年的样本，本文除了使用传统的OLS方法进行教育收益率估算之外，为了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还使用了分位回归技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考察城镇地区的样本。这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农村地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形成，教育对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城镇地区。而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讨论转型对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选择城镇样本比较合适。
一、分析框架
前文已述，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即他们是改革的输家。同时，研究中国农村少数民族问题的实证文献也发现，在转型期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有可能会低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那么，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会发生一种怎样的变化，与汉族相比，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会更高还是更低?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政策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加所产生的效果，将导致城镇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即使不高于汉族，也不会与汉族群体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转型期t政策的力量使中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改善。以来，中国政府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鉴于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平等地享有所有公民权利t还依法享有一些特殊的权益保障。这一民族政策，在经济转型期不但没有被削弱，甚至还有所加强。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长期实行惠及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政策。如南京市从1987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少数民族考生优先录取政策，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高中加5分投档，报考技校加10分投档，报考高校同等分数优先录取，报考民族院校加20分投档。国家还规定，少数民族在进入高等学校前期，可以比汉族学生优惠80分的成绩进入高校预科学习，一年后转入本科学习。在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就与汉族学生享用同样的教育资源，再加上入学照顾政策(这会使得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可能就有更大的概率优先升学，最终得以优先进入大学，甚至重点大学学习。
第二，市场的力量和政策的力量联合作用使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的少数民族群体获得了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在转轨中国，多数劳动者都希望进入城市、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但由于这一市场存在激烈的职位竞争，招聘单位在招聘时通常都会设置一个学历门槛，且职位竞争越激烈，学历门槛设置得越高。因此，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状况越好，获得主要
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另外，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增加了他们进入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例如，在招录公务员时就对少数民族考生放宽了条件，通过划定比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等优惠政策增加了少数民族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截至2008年，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占9.6％。所以在工作找寻中，一方面，拥有较好的受教育状况提高了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提高了他们进入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
第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依照同样的工资决定机制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者支付工资报酬。伴随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既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发生了变化，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增大，城镇地区的个人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而且，个人教育收益率表现出明显的递增性――劳动者的学历越高，教育收益率就越高。可以预期，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相同，加之前文所述的城镇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还有可能会略高于汉族。
二、方法讨论和数据描述
(一)OLS方法
明瑟收入函数法(Mincerian earnings function)是估算教育收益率最常用的方法，模型中的基本变量是教育和工作经验。其基本形式为：
LnY=a+bS+cEX+d(EX)2+∈
(1)式中，LnY为收入的对数，S表示受教育年限，EX表示工作年限，a表示截距，b、c、d为回归系数，∈为误差项，其中b就是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对明瑟收入函数最简单的估计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OLS方法的基本假定是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是相同的，而实际上人的能力有差异，能力高低可能同时影响到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所以该假设会带来内生性，造成估计结果上的偏差。解决这种估计偏差问题的方法通常有工具变量法(IV)和固定效应法(FE)。工具变量法的思想是要找到一个变量，这一变量与教育有关，而与收入无关。有学者曾证明工具变量法是一种很好的估计方法，能准确估计预期收益率。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通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与可观测到的教育年限相关，但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变量不相关的完全外生的工具。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工具变量法同样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固定效应法通过找到完全相同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克服因个体不同而造成的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的影响，如研究双胞胎的教育收益率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照组之间的个体能力是否相同很难判断，如果对照组间个人能力也不相同，这样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估计偏误，甚至远高于OLS估计的偏差。
(二)分位回归法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对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小估计的偏误，即如何区分个体的能力特征。上述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小了估计的偏差，但都不能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分位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能观察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而且相比OLS只能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局部变化的影响而言，分位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其方程表达形式为：
Q0(lnwage｜ Eduyear，X)β0Eduyear+y0X
(2)式中，Q0为工资对数ln wage的第0个分位点，β0和y0为受教育年限Eduyear和其他控制变量X的分位回归系数，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求得。由公式可以看出，因为分位回归是求解不同分位点条件下的教育收益率，所以这种方法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时，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的特征，并能较好地纠正异方差，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研究发现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OLS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因此，对于只能得到估计参数以及预测值的平均水平，但无法得到相关的条件分布特征的OLS回归来讲，分位回归是最好的补充。所以本文首先利用OLS回归估计教育收益率，然后利用分位回归方法，来估计不同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进而通过对比得到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
本文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1995、2002和2007年的城镇住户样本。1995年调查11个省、直辖市，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四川，共6931户，总人口21.694人。2002年调查加人了重庆市，计12个省市，共6835户，总人口20.632人。2007年调查保持了上述12个省、直辖市的规模，共7536户，总人口27.719人。为保持样本一致性，笔者选择了这三次调查中相同的前11个省、直辖市，并结合研究目标，选取了男性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女性年龄在16至55岁之间，有工作收入的样本。1995年、2002年、2007年少数民族样本所占比例分别为4.47％、3.99％、3.55％，与全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实际比例比较接近。
为使各年度间的工资收入可比，使用Brandt and Holz测算的中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准年对三个年度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平减。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7年，工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同时受教育年限也逐步增加，其中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增长幅度比较接近。除了表1列举的基本解释变量外，我们还选择年龄、性别虚变量(女性=1，男性=0)、所有制虚变量(国有部门=1，非国有部门=0，国有部门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行业虚变量(垄断行业=1，非垄断行业=O，垄断行业包括金融、房地产、科研实验、地质勘查、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供应、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社保福利业等)、职业虚变量(自领=1，蓝领=0，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来控制因个人特征差异、就业背景不同而引起的估计偏差，其详细统计描述见表2。常见的控制变量还有家庭背景，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但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就业背景相比要小，而且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结果做横向比较分析，而不是研究变量对收益率影响的大小关系，加之少数民族样本量较少，再从中选择家庭背景等变量会减小样本量而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同时，增加过多的控制变量也会使得回归中同组样本减少，影响到估计的结果，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上述最主要的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1995年、2002年、2007年样本中，工资收入的分布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左偏态特征，按照常规做法，对工资进行了对数化，但处理后发现，三个年度对数工资的分布仍表现出
很强的偏态特征。这种工资对数收入分布的非正态性表明，用分位回归分析教育收益率更适合，这也是笔者使用分位回归的重要原因。
三、回归结果
(一)OLS回归结果
作为比较，笔者对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标准明瑟方程和加入个体特征、工作特征等控制变量后的扩展方程分别作了回归。OLS结果(见表3)表明，不加控制变量时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而加入控制变量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所以比较可得，加入控制变量后的计量结果更可靠。观察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三个年度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显著且逐年增加，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李实、丁赛的研究结论一致。不加入控制变量时，1995年汉族教育收益率为4.80％，2002年为7.34％，2007年为13.7％，从少数民族与教育年限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看，1995年、2002年、2007年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分别略高1.73％、O.199％、0.812％，但均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三个年度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91％、4.85％、10.4％，由交互项系数可知，这三个年度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分别略高1.61％、0.125％、0.535％，但也都不显著。
上述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境遇已经与汉族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
(二)分位回归结果
为了降低能力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实证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下面通过分位回归技术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教育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与OLs估计相对应，分位回归估计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总结在表4中。
按收入10、25、50、75，90五个分位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与汉族没有显著差异，这与OLS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为了进行更直观的描述分析，将少数民族和汉族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作图表示。图1具体描绘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曲线均向右下方倾斜，即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减小，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收益率越低。已有的教育收益率研究文献大多都发现忽略能力变量会引起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而笔者的分位回归结果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下降，这正好表明分位回归可以降低能力因素带来的对教育收益率高估的影响，因为越是高收入人群中能力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会越大，也越能引起OLS对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值得说明的是，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建议实用性，即收入水平高的群体接受更多教育并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相反，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则更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具体来看，在1995年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高于汉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1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2.64％，而收入水平较高的75和90分位点上，这一差距缩小到了O.277％和1.13％。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差距逐渐缩小。在2002年，除了在中间收入的5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略高于汉族外，其他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略低于汉族。2007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在低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较高，而在高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较低。例如，在1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5.33％，在最高的9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低5.7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提高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可以有效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对于那些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因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明显偏低，所以应该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保证他们获取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育的收益率。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民族教育研究范文3
【关键词】民族双语教学；教育游戏；游戏平台设计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首先由于地域、经济条件，中西部教育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其次民族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不精通汉语的民族学生获得的教育信息量很少。从2003年“农远工程”的提出至今，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获得了显著性的提高。目前，随着民族双语教育的学习者人数的增长，信息技术的进步，把现代教学手段运用到民族双语教育中去以指导和促进民族双语教育的进步，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开展民族双语教育游戏的必要性
民族双语教育信息化的重点是资源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是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基础。教育游戏是具有教育性和娱乐性的一种新型的教学信息化手段。北京大学尚俊杰、香港中文大学庄绍勇对教育游戏应用价值研究表明教育游戏能够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反思能力、创新能力等高阶能力。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具有差异性。我们应当以学习者为立足点，设计出符合民族双语教育的游戏，让他们乐于在双语教育游戏中探索。
二、开展民族双语教育游戏面临的问题
由民族双语教学资源的有限性，民族教师信息化能力较低和民族教学设备的相对落后，民族双语教育信息化本身发展水平就低，再加上民族地区的学生更习惯于传统学习的方式，容易在教育游戏中找不到学习策略，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手段，在民族地区推广很少。尚俊杰、庄绍勇、蒋宇深刻剖析了教育游戏面临的三层困难和障碍，首先是教师技术水平低，学习者习惯传统的学习方式，容易在教育游戏中找不到学习策略，其次在教育游戏中学习者大多数的是游戏动机，不一定是真正地去学习知识，并且学习成效不大，因为将大量知识融入教育游戏中时非常困难的教育游戏的真正目的是使学习者培养与学习有关的活动益于知识建构的问题解决策略，另外教育游戏的推广度也不大而且成功案例很少。
通过对教育游戏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教育游戏已应用到教育的多个层面，面向的对象也在增多。。华中师范大学张妮、张屹、张魁元通过对外汉语教育游戏定位的调查研究表明 53. 3%的留学生认为对外汉语教育游戏在教学中应当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能与课堂教学同步，直接作为一种教学，或完全代替教师作用。同样对少数民族的学习者进行汉语教学时，教师应该在学习者的双语知识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游戏作为辅助手段，这样不仅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而且促进学习者的双语水平。在实际的教育游戏中，师生往往把它贯穿到整个课堂过程中，这样会使学生由学习动机转到游戏动机，不利于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三、促进民族双语教育游戏开展的建议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游戏的开展不断扩大。学习者可以通过教育游戏平台在娱乐中获取资源。教育游戏平台以网络技术为依托，以各种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持，以教育软件和资源为基础、实现现代化教育管理。充分利用设备资源促进教育游戏的开展是加强民族双语教育信息化的有效途径。
1.优化双语教育游戏平台设计
在对双语教育游戏平台进行设计时，应结合教育游戏的特点，首先进行系统设计，确定系统设计目标，设计系统总体框架，设计系统模块功能，然后进行系统实现。在对教育游戏系统实现之后，对教育游戏开展还应结合所面临的问题。在双语教育游戏平台设计时，应多设计在互联网上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少设计单机游戏，这样多人通过交流合作共同完成游戏任务，还要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
2.结合现状提高教育游戏开展水平
为促进民族双语教育游戏开展，笔者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增加资金投入，增进民族教学先进设备，加强教育游戏硬件建设；二是教育游戏平台应建立在师生信息化素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设备，开展远程教育，使培训工作具体化，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尽最大程度地满足教师需求，从而提高民族“双语”师资专业化水平开发民族教育信息化资源，使信息技术与各类教学资源整合优化并使其本土化，提高双语教师运用现在教育技术的能力，开发和建设本土化的“双语”教育游戏；三是针对民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民族教育的现状提高民族学生信息化水平，对学习者进行指导，增强民族学生运用教育游戏进行学习的能力；四是提高师生交流，教师在教育游戏中适时提供指导，对学习者在教育游戏中取得的成果及时提供反馈，以发挥教育游戏在民族双语教学应用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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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范文4
【关键词】民族地区 教育 文化
由于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农村多山和多河流地区，这种天然的地理屏障决定了其生产方式较多以传统的农耕方式为主，并且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与，也正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速度慢等客观原因，使得当地人的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教育观不同，带有特殊性。民族教育研究者应该用客观、理解的眼光看待民族地区的传统与教育问题。
一、立场转变――从“客位”到“主位”
在教育领域，我们习惯用“统一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教育实践，包括在教育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如果不深入到民族地区内部，以“客位”身份走马观花地看一通，很容易陷入用本民族导向的认识观来看待和评价民族地区教育的误区。还有些研究者看到别人的研究里的材料不加鉴别求证就用来作为自己研究的材料，这难免会使自己产生与客观情况相背离的理解，进而形成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解释。这样的教育研究方法是不利于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发展的。
由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多样性和研究者价值观的多元性，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认识研究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通过分析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对他思想的影响，或许有可能形成一种个人的思维模式，但他却不可能发现该社会本身的结构，也无法发现别的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他社会成员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结构。”[1] 不仅是在历史研究中，而且在人文科学的各种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应该有“主位”的立场是从事研究最基本的要求。
伽达默尔曾指出，理解者所处于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想当然地以国家或者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客位文化教育观去理解某个民族的教育，或者想当然地以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理解其教育，都有可能把特定民族的教育问题简单化。[2]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他人的文化？江天骥教授曾指出：“理解异己文化的尝试是两个不同文化的遭遇，研究者自己的文化传统卷入另一个文化传统中，同一个传统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既理解了另一种文化，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文化。”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研究者，我们不再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身份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发问，而应该获得比较适合这一研究对象的理解，即在深刻理解少数民族特殊的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教育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对某一民族地区教育进行研究前除了需要做好“时间”和“空间”两大方面的考察准备外，还要区分以下概念。
1．“文化”与“文明”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不断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价值取向上来看，我们平时所说的不符合时展的那部分东西应该是与“文明”相对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并没有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就笼统地统称为“文化”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观察到某一民族地区举行宗教仪式这一现象，回来就高呼要通过学校教育“提升当地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纠正当地人“落后”“封建”的观念，却没有认识到这种仪式是该地区的一种习俗和文化传统。
2．“科学”与“宗教”
是不是凡是“科学”就是正确的，是真理；“宗教”就是落后的，应该被摒弃？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某一问题的正确结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有其局限性。科学也不是判断文化合理性的标准。“只要宗教、仪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可被理解，能够指引当时大的活动，那就是合理的。”[3] 信仰和宗教仪式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的、愚昧的思想，不加理解就高呼要“加强普通学校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的口号。作为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来保护好这种文化传统，处理好学校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关系。
二、认识转变――从“普适性”到“特殊性”
学校是学生获得知识与经验的主要场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不仅承担着普通学校所发挥的使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力），而且也承担着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延续的功能。有些研究者不但以主流、优越性价值观主导下的“旁观者”姿态考虑民族学校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而且在提出建议和对策方面，也多是提倡运用同解决普通学校问题一样的方法，即用“统一”“均质化”导向的建议解决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问题。如果照他们的想法去实践，久而久之，许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基因就会慢慢消亡。
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来的。在不同的空间内，每个人受到的文化影响必然不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国一致的课程改革，忽略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因此在教育中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部分课程和内容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是根本无法开展或不科学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特别是在某些民族地区，同一所学校中不一定只是单一民族的学生和教师，有些学校是多民族学生共校，有些老师和学生的民族不同，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问题时，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情况进行了解，是不能客观准确地找准原因的，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不同民族间的误解。
三、方式转变――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从以往的教育研究著作来看，多为“自上而下”宏大的叙事研究，教育研究的对象多为“抽象的人”，即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空下的人，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用“抽象”来取代“具体”的教育研究，无论诠释得多么丰富和完美，实际上也是一种无意义的口号，没有价值，也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培养人，是“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活生生的具有能动性的人，教育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发展成长的培养。教育活动本身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并且存在于一定的具体的某个历史情境中，而凡是与人直接相关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因此，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人”。
民族地区教育就是这种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社会历史性的研究对象，民族地区的教育不是简单、自上而下的贯彻、推广和利用普通学校教育制度就能够促进其发展的。
民族地区的教育需要研究者用“主位”的态度，“因地制宜”地、“自下而上”地深入考察实践，从具体的活生生的学生出发，从一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下展开，深入到不同民族地区的内部，才能真正地提出能够解决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的对策，才能真正地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民族教育研究范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格局，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特别在21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英语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英语学习也变得更为重要。但由于受社会环境、教学条件及教师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跟其他院校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大学英语教学在教材、教法、教师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只有了解了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才能有效地实施民族高等教育英语教学改革，开拓大学英语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 教学大纲缺乏科学合理性。不可否认，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教学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教学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民族师专大多地处边远民族地区，面向不同的少数民族学生服务，受特殊的地域环境、独特的民俗民风、落后的市场经济状况、陈旧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受少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崇拜和遵从导致他们对外来文化排斥的影响，教师往往埋头于繁重的教学工作，很少注意教学思想和观念的马学伶(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更新，从而使教学活动偏重于英语专业知识的传授，缺乏新信息、新技能、新观念的引入。民族师专至今多沿袭着传统的教学大纲和授课形式，课程结构不合理，尤其是英语教材内容偏难，脱离学生实际的倾向十分明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课程目标片面化，课程内容高度统一化，课程管理集权化，使得整个教学实施过程顾此失彼，显得僵硬和死板，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完全违背了因材施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因此，对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进行谨慎的、科学的、阶段性的修订是紧迫的，也是必要的。
2 学校教学资源匮乏，教学模式陈旧。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一种抽象的符号，也包括对文化的学习，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语言理解上的差异。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学生会发生文化迁移现象。由于自然、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英语教育一直相对滞后，英语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相对缓慢。而民族师专英语教学大多由汉族老师承担，他们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及语言的足够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处理好三种语言的语码和逻辑转换，增加了对民族学生英语教学的难度。
近几年，随着“扩招”宏观政策的实施，民族师专同样扩大了招生人数。这样一来，缺少罔家重点扶持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的大学英语教育只能在教育资源短缺和办学需求膨胀的双重压力之下踽踽独行。加之，生员扩招，老师授课任务大量增加，课堂教学往往像赶场子演出一样，仍采用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的教学模式，造成了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材、大纲和教学方法。这样，新的教材内容、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理念以及新的教学模式很难应用到常规教学中。这使得教材内容难以传递和发展，教学活动始终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3 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缺少创新意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民族师专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能完全按照汉族学生的英语教学方式来进行。要发展民族师专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首先研究和培养针对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英语教学路子和教师。但是，民族师专部分英语教师平时不注意学习研究，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所拥有的学科知识的不足，也不能面对专业技能上存在的缺陷。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满足于现状，把学生禁锢于他们设计的框框中，授课往往从语言到语言，单调乏味。同时，面对21世纪的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具有全方位更新或创新的要求，更是“穿新鞋走老路”，不愿接受新的教育理念，缺乏实施课程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违背了新课程“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宗旨。因此，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对语言教学诸理论和方法有一个良好的掌握，还要将这些理论和方法与民族地区具体语言文化环境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进行大胆创新开发出适合民族师专英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胜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4部分教师敬业精神差，缺乏奉献精神。众所周知，语言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边活动，在这种双边关系中，教师是能动的，处于支配和领导地位，因此教师队伍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优劣。而思想道德素质更是教师的重要内涵，反映了教师的价值取向，对教师的品格具有决定性，教师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也决定了素质教育的成败。在市场经济下，受个人本位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部分专业教师思想不稳定，缺少锐意进取、甘为人梯、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的正确人生观，过多地考虑了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甚至讲求安逸享乐，使大学英语教学质量难有新的突破和提高，长期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重复。更为甚者，部分教师不愿到一线从事基础的教学工作，而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论文、外语、计算机等与晋升职称密切相关的工作中，教育失去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从而限制了民族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目前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学大纲缺乏科学合理性，学校教学资源匮乏，教学模式陈旧，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部分教师敬业精神差，缺乏奉献精神。这样诸多问题的存在显然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要求的。所以，探索促进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1 优化知识结构，全面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在如今知识更新的速度愈来愈快的时代，教师同样面临着知识的更新与继续学习的问题。首先，要更新教学观念，明确教学目的，通过对所学知识的再掌握，形成自己的见解，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才是英语教学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其次，作为一名民族院校外语教师必须要用较为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指导教学，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外语教学法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应当对相关语言民族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有足够的了解，帮助学生从文化学习中学习语言。这样，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担负起责任，加强教师培训的力度，利用假期进行教师基本功培训，加强英语听说能力和相关文化课程的培训；选派教师轮流外出学习或参加教研会；定期召开教研会议，让教师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和研究成果；定期选派一线教师到生源地从事短期基础英语教学工作，针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实际进行实地研究，并把获得的经验用以指导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从而有效地、全方
位地提高教师的素质。
2 积极开展教材教法改革，以特色谋求发展。在当前办学自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学校应设身处地为学生的前途着想，科学地分析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求，进而确定新的教材体系。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在教材选择上，一方面要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应该考虑现有条件，如师资力量、区域特点、就业趋势等，以客观地确定教材的特点。首先，建议有关专家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走进课堂和有关教师一道去发现课改中出现的问题，并尽快编著一套更适合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实际需要的教材。其次，根据学生不同层次和水平的需求，注重对应用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争取在应用课程教学中，注意将知识的狭窄转变为知识的复合，从知识量的增加转变为知识结构的优化，从书本知识的灌输转变为发展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在教学手段上，为了适应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要进行教师强化培训。注重对实际教学中常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大学英语教材及其内在联系；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活动；掌握必要的英语学习策略等。让教师学会巧妙设计教学内容，使之富有趣味性。有理由相信，结合民族师专教学实际，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民族师专大学英语教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服务于民族教育的崇高理想。少数民族在融合大中华民族的进程中作出了牺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今中华崛起，理应扶助少数民族，正因为如此，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有利于地区性的和谐，有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基于此，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直面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文化交流不便和民族众多、社会对英语学习认识不足的现状，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增强职业道德素质和敬业精神，在民族高等教育第一线，多一份责任，多一份义务，勇于承担教学任务，更要有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的崇高理想。
民族教育研究范文6
由于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保持一定数量并呈现增长趋势。从学校、家庭、民族、政府与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加强教育宣传、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农民工回流、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措施。
关键词：
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9018002
1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学校角度分析
学校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让有目的的系统化教育成为可能。少数民族村寨学校在教育上先天不足。
（1）地缘导致的教育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分布散落，加之学校数量较少，村寨儿童上学路程较远，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太多，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致使当地儿童监护人推迟孩子入学年龄或者拒绝送孩子上学。读完小学后，村寨儿童要去镇上上初中，初中与村落之间相隔距离更远，大部分学生需要寄宿，但因学校住宿资源不够，部分学生只能寄宿在亲戚家，或在学校周围租房子。学生多以合租形式租房，生活上所需的柴米油盐基本从家自带，生活辛苦，条件较差，缺乏学习环境。
（2）师资力量不足。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程度上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非常少，师资缺口较大，无法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的需要。政府为解决师资问题，推出聘请代课教师政策，但是代课教师队伍整体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常常出现知识讲授的不到位和不科学，大大影响到留守儿童的教育质量，如有的学校四年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只相当于二年级学生。
（3）学校课程设置不完善。家庭不完整导致留守儿童成长中的困惑和烦恼得不到纾解，由于学校教学观念陈旧、专业师资缺乏等原因，学校更注重知识教育，缺乏心理相关课程，儿童心理方面教育和辅导的缺憾，不利于儿童人格的健全发展。
（4）学校基础设施薄弱。教学楼、校舍、运动器材、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等教学必备资源严重短缺，存在安全隐患。
2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家庭角度分析
家庭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儿童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完整，其教育的家庭问题主要体现为监护问题，学者李强认为“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分为五种：隔代监护、上代监护（亲戚、朋友监护）、单亲监护、同辈监护、自我监护。”
（1）隔代监护，由孩子的奶奶爷爷或外婆外公代其父母抚养。留守儿童监护问题上隔代监护占的比例最大。首先，隔代监护人没有辅导留守儿童学习的能力。2011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37个三类重点类型试点县进行了动态监测，其中少数民族县域为23个，占了总数62.2%，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也在增大，总体数据都显示出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偏低；其次，老人要么太过溺爱，要么太过严厉，教养方式不科学；再次，由于年龄断层，代沟巨大导致沟通不畅，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之间很难进行思想与心理的深刻交流，成长的烦恼和困惑无人倾诉和指导。
（2）单亲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比较中，汉族教育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男性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受教育水平，而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家陪孩子的一般为母亲。首先，母亲受自身知识局限，不能有效辅导孩子功课；其次，母亲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人，家庭事务繁重，缺乏精力、时间和耐心管教孩子；再次，没有父亲的陪伴和指导，不利于留守儿童的个性成长。
（3）自我监护、同辈监护和上代监护。自我监护指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父母出于对孩子欠缺照顾的亏欠感，会以物质与金钱方式尽量弥补，造成孩子孤单寂寞，感情冷漠；同辈监护指哥哥或姐姐在进行自我监护的情况下监护更小的弟弟妹妹，孩子照顾孩子，连日常的吃穿都成问题，更遑论教育；上代监护是指给予亲戚朋友一定的经济报酬请之代为抚养和监护，由于不是自己的孩童，监护人对孩子的学习、行为难以严格管教，加之寄人篱下，这类孩子往往疏于教养，或自我或自卑，性格比较孤僻。
3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民族角度分析
（1）民族文化出现断层危机。外出务工者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部分年轻人开始不重视本民族文化甚至漠视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一定冲击。大量人员外出务工形成很多空心村寨，因此被留在村寨的留守儿童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但文化传承母体的缺失，使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危机。
（2）语言交流障碍。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以隔代监护为主的监护背景下，留守儿童长期与老人相处，在上学前基本只说本民族语言，对普通话比较生疏。在教学上，为了弥补师资短缺，国家政策扶持下出现特岗教师，这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聘，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这类教师以外民族尤其汉族为主。这类教师与初上学儿童交流有障碍，影响了学习效果和进程。另外，大部分特岗教师对少数民族文化不甚了解，难以把握其精髓，更难以把当地的民族文化融会于教学中，若学生长期处在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内容相疏离的情况下，其自身民族文化会逐渐淡化甚至被取代。
4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政府及社会角度分析
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并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地方政府长期重经济软教育，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取得明显进步时，教育事业的变化却不甚明显。政府部门对教育事业不够重视，政策制定不完善，已有政策在实施中也因种种原因不到位，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有部分留守儿童曾跟随父母外出务工，并就学于当地学校。但是融入到陌生环境，去适应新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传统习惯，对孩子来说是艰难的、痛苦的。由于户籍问题，这类流动儿童在父母务工地入学难，入好学校更难；其次，即便入学了，这类孩子教育起步低、基础薄弱，难以与城里学校完成对接，学习成绩较差，自尊心受挫、焦虑；再次，儿童比成人更需要朋友、玩伴，远离故土，文化和语言的不同成为社交的障碍。因此，村寨的很多流动儿童复变为留守儿童。
5解决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路径探析
解决好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于全国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解决中，政府承担着主要角色。
（1）地方政府应重视教育事业，转变观念。提高少数民族村寨地区人们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改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有的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教育的陈旧观念，使当地教育事业能与经济同步发展；其次，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力度，把知识的重要性传播到少数民族各个村寨，使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认识到加强留守儿童学习管制的重要性。
（2）政府加大教育转移支付，多渠道进行教育投入。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国家在对教育事业增加经费投入时，应该优先考虑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费投入的倾斜，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保证少数民族村寨地区学校教学的顺利进行，努力缩小教育差距。
（3）双管齐下，减少留守儿童数量。首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促进农民工回流，可以有效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国家应该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鼓励企业到少数民族地区落户和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优势，发展旅游业。其次，完善和推进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制，改善流动儿童入学困境，促进留守儿童变流动儿童，孩子能与父母相随相伴，得到父母良好的照顾。
（4）地方政府应建立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档案体系，加强监管。为了有效的帮助少数民族村寨地区留守儿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档案登记，村干部挨家挨户登记并定期走访，学校每学期入学及时登记，双管齐下，动态监管，争取无遗漏，全面整合归档所得资料，把相近的村寨进行社区合并，实现片区管理。留守儿童档案体系的建立可以方便学校和政府对留守儿童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尽量避免或减少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问题。
（5）重视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教育。要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好民族文化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做起。但是，文化传承母体的离开，弱化了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为此，政府和学校要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政府要倡导大家重视传统节日、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在学校，民族文化要走进孩子们的教科书，在少数民族地区允许学校设置民族文化教学课程，推行少数民族文化教材，教授民族文化知识，甚至可以在教课上实行双语教学制。
（6）积极建设民族师范学校，培养专业的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政府应对报考民族师范类学生予以政策优惠，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报考，为少数民族地区增加师源输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质量和教学质量，同时，增加针对义务教育学生年龄段的心理辅导课程。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教师的民族师范院校，教学中应充分的向学生教授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协调发展。
（7）进行监护人培训，优化教育方式。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该对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监护人进行关注和教育。留守儿童建档登记过程中，对监护人情况也要详细记录，对留守儿童监护人在监护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政府应组织培训班，集中教育；对于特殊存在的问题，必须单独沟通和解决。改变监护人的陈旧观念、纠正其错误的管教方式，保证留守儿童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监护，得到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全国妇联课题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妇运，2013，（6）：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