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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范文1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继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之后,当代西方史学界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文化史兴起并成为主流。〔1〕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是“文化转向”的产物,它肇始于法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崭露头角并迅速发展。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编了题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首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
然而新文化史却在20世纪末遭受广泛的质疑。出人意料的是,主导质疑的并非受批判的社会史学者,而恰是深受新文化史影响的亨特本人及一批历史社会学家。1999年,在《新文化史》发表10年之际,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E.Bonnell)与林恩・亨同主编了论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中译本《超越文化转向》于200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曾经躬逢“文化转向”盛会的学者,在书中试图反思文化转向所引发的问题,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审视与预见;不仅如此,其讨论不再局限于历史学领域,而是扩大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范畴。《超越文化转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学术走向,不仅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新思潮的风口浪尖。
一、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该书中,亨特对10年前“新文化史”的提法进行了反思,不再单纯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转向”。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亦言:“‘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
战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研究风气主要受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在这两种理论内部,也在逐渐发生重心的转移,对文化史的兴趣渐增,成为“文化转向”的第一种理论基础。此外,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法美两国一批历史学家不满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们在广泛吸收上述诸种理论的基础上,把重心放在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上,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正如该书引言中所说:“文化的研究方法十分成功地颠覆了经实践证明可取的唯物主义的隐喻,这个隐喻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根据经典),或者一经济、二社会、三政治文化层面(根据法国年鉴学派)。”〔3〕文化研究具有绝对的能动性,不仅不再依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而且转而塑造和生产它们,其地位也“由地窖升至阁楼”。正当新文化史逐渐取代社会史的主流地位,并以方兴未艾之势蔓延至历史学的各个分支时,问题暴露了。事实上一些问题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就产生了。
二、《超越文化转向》对新文化史的再审视
敏锐的新文化史家自己发现了陷阱,并进行了自我审视,焦点在于文化是否可以无限制地解释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该书重新审视了新文化史,并尝试性地提出了要“超越”局限的概略前进方向。
第一,从“一切皆文化”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调和
彼得・伯克曾对新文化史近30年的发展情况作过总结,将其研究课题归结为以下七类: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历史记忆、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社会语言史和旅行史。〔4〕31,57―72从“文化转向”之后,原本自成体系但采取新研究方法的诸如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微观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都被评论家用“新文化史”一以概之。
新文化史以包罗一切之势蓬勃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3〕11那么继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大胆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皆文化。
然而,当文化的重要性被强调到极致时,也存在着危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文化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正如邦内尔和亨特提到的:“如果文化研究如同格尔兹坚持的那样依赖于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对社会科学解释的科学发现,那么把什么用作判断阐释的标准呢?如果文化或语言完全弥漫意义的表达,那么个人或社会(social agency)如何能够得到识别呢?”〔3〕10过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会犯下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却什么都解释不清的通病。历史学家如果只专注于提供“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5〕14,而不理会因果解释,那么当一切都沉浸在文化中时,因果也无从区别。
事实上新文化史的这种困境与其和社会史的关系密切相关。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当代史学的一种主流,“社会”失去了原本被赋予的巨大解释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史本身的式微,更不能代表史学其他分支的消亡。社会史在“文化转向”之后接受了来自新文化史的批评改造,并逐渐走向社会与文化并重的道路。
对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引发的两难,亨特等人开始认识到对社会因素的绝对排斥失之偏颇。他们拒绝激进的文化论与后结构主义将社会范畴完全排除在外,而认为:“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其本身也需要加以研究”,并主张运用新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从比较性分析方法的再生到在广阔的不同背景下对微观历史事件的探索,来对“业已丧失用处的作为一种范畴的”社会进行再考察和重新配置。〔3〕11,27对于文化的定义也不应局限于符号或语言的解释,而应放在更加具体、社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他们回归到历史的文化分析当中,调和了社会史与文化史,提出了“文化的历史社会学”(cultural historical sociology)〔3〕84―85的新界定。
第二,从旧范式的崩溃到新范式的超越
新文化史又与解释范式的崩溃密切相关,文化转向既是解释范式崩溃的结果,又是原因。“文化转向只是加强了崩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由实证主义和激发的研究是由于自身负担过重而崩溃的:学到的东西越多,就越难以将那种知识整合到现存的范畴和理论中去。”〔3〕10
对于旧范式的崩溃,新文化史家用语言和文化代替社会和经济范畴,用“符号”取代“阶级”,试图创立一种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化模式或范式,并将其作为广泛分析文化意义的工具。但这种范式无法解释某些来自于社会实践的执行,而非仅靠符号之间的对照“阅读”就能理解的意义,此外也造成了语言、文本与具体实践的脱离,较易陷入认为形而上的知识具体可触,形而下的物质反而不可捉摸的误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学术界正是因为对既有社会科学解释范式不满而转向“文化”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文化转向及其新的解释范式产生新的不满。当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共同面临旧新范式先后带来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在社会文化的重新界定中找到共同话题。他们认为对“文化转向”的超越,并不意味着要重回以经济或政治决定文化的旧模式,而是转向对社会范畴的重新概念化。在对新范式的超越方面,书中也提到了最近许多年轻学者聚焦于文化与社会生活最明显和有效交叉的场所――具体的物质文化生活领域,例如对家具、枪炮或服装的研究,使文化成为日常社会经验组成部分而获得具体形态,并且这些形态使文化代码变得清楚。〔3〕11―12
第三,对“文化”的重新界定
超越文化转向提出的另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对“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10年前的《新文化史》并未对文化作出明确的界定,招致了许多批评。在该书中,威廉・西维尔(William・H.Sevilla)和理查德・比尔纳其都撰文阐明了新文化史家应有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文化”的重新理解和界定问题,是超越文化转向的好处之一。
西维尔认为文化最为有效的概念是作为系统与实践之间的一种辩证法,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有着特定一致性和定义的符号和意义的系统,又可以作为一整套的实践。比尔纳其认为文化研究者用文化和语言代替社会和经济范畴,用“符号”取代“阶级”,寻求到的完全是社会世界的不可归约的依据,探究到的也只是与实际相差甚远且不可复归的社会。他坚持:“承认文化是一种用于分析的‘名义上的工具’将会把它解放出来,去从事社会学解释的工作。”〔3〕13―14
三、反思与走向
综合关于新文化史的论争及其问题分析可知,要真正“超越文化转向”,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反思。
其一,在叙述风格上,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预言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复兴和格尔兹 “深描”的理论对其影响巨大,但若一味强调叙事和“深描”而不辨因果,有可能从根本上陷入一种。例如叙事方法选择的例子在哲学上缺乏说服力,仅是一种言辞而非科学的证据;叙事要求史家具备全面的分析经验及技巧,要做到这些十分不易;一味追求叙事还可能回到纯粹的“好古主义”,造成过分偏重耸人听闻的一面,而忽视占生活大部分的枯燥与繁琐。〔6〕19―46因而新文化史家必须反思叙述策略,要承认因果性叙事也要有坚实的客观性史实为基础,而不可对史实随意地叙述、想象或解构。
其二,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新文化史家不再只聚焦于精英的舞台,而是转向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其视野中,小桥流水人家比琼楼玉宇更值得关注,原为“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研究焦点,已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他们在“下探民隐”的尝试中遇到的一大问题是,下层民众能否“说话”?因为在古代,下层社会都是无话语权的群体,欠缺“发声”途径,我们今天所见关于下层民众的描述,基本都依赖“精英”的记录。那么这些侧记的材料如何得以重建?如何聆听下层民众自己的声音?〔7〕对于间接的材料,必须花费一番淘洗的工夫,才能较为真实地展现小人物的面貌,这也是新文化史家要突破的难题。
其三,在资料的斟选方面,必须对史料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不能任意地当做文学作品来想象、批判和解构,也不能不加选择地将任意文本纳入研究分析范畴,仍需要对文本进行筛选和甄别。因为文学作品大多经过了想象和再创作,属于虚构的领域,而历史是事实的领域;世界可以作为文本来阅读,但毕竟有别于文本。
其四,在注重微观研究和进入社会底层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事件,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分析仍有其合理的方面。对于微观和底层的研究有助于“发微”,探究具有独特视角和意义的事件,而对宏观历史事件的考察,又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诸多问题的存在,该书出版后,曾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文化史未来走向的论战,《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两家杂志先后组织了对此问题的专题讨论。对于作为历史学殿堂中新潮流的新文化史,劳伦斯・斯通的一席话颇具启示意义:“历史学这门学问一直有很多华厦巨宅,而且若想在未来也能继续繁荣昌盛的话,还必须维持如此的局面。任何一种‘文类’(genre)或学派占了主流都会导致狭隘的山头主义、自恋狂、自我揄扬、轻视他人或对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击,以及其他无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毁灭的情况。”〔6〕19―20正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史在西方某些国家“当道”,造成不健康的状况一样,新文化史如果过于陶醉其在史学界主流地位的话,同样既不利于其自身,也不利于整个历史学界。
实际上新文化史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处于积极的内省状态中。新文化史并不是要去排挤或取代社会史、政治史或经济史,而是去挑战它们,并因此拓展视野,来刺激和检醒整个历史学,促进其繁荣。“文化”问题也不仅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而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新文化史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携手,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
该书在总结文化转向得失的同时,并未能对“超越”之后的文化史应该如何书写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使用含糊其辞的阐述来提出大概模糊的方向。邦内尔和亨特说道:“该书不拟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范式,而且毫无疑问,作者们对这样的范式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存在矛盾。他们也许会满足于某种不那么野心勃勃的东西,抛弃宣称要么能解释一切(如同实证主义和范式曾经希望做的那样),要么什么也不能解释(如同后现代主义有时用对解释本身的拒绝似乎暗示的那样)的主张。”〔3〕25那么,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仍然有待思考和解答。
对新文化史的再审视,正如比尔纳其的立场,“文化转向”的代价固然很大,但不“文化转向”的代价更大,目前必须要做的,应该是去“超越文化转向”。如果说历史的潮流如同钟摆,在“超越文化转向”之后,历史的钟摆应该不会从“文化转向”的“顶点”荡回“原点”,那么它将荡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20世纪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60年代以来“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二是到了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史学界的宠儿。此处文中所指“重大转折”即是指第二次转变。
〔2〕[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4期。
〔3〕[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e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5〕克里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文化语境中的事物可以得到“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论断。参见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73).
〔6〕[美]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古伟瀛译,载《历史:理论与评论》2期,台北人文书会,2001。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范文2
无论是旅游学术界，还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机构，或是教育行政主管机构的人士，如果稍加注意便会发现，旅游学科多年以来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近些年来，这种尴尬局面似乎越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旅游学科萌发以来，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总是从属于或被划入某一门传统学科。例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学科分类目录或图书馆文献目录中，旅游被划入经济学科，以“旅游经济”子学科命名。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的一些内容会被划入历史类或文化艺术类。1997年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后，旅游被纳入管理学科，列为工商管理之下的二级学科，以“旅游管理”命名，一直持续到现在。总而言之，始终未能自成一体。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被归入工商管理中的旅游管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却与工商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其二，旅游研究在国外已有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中国也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但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理论学说和理论体系，而更多地是利用或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旅游问题。这种借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套用，或像国内某些人的做法，沦为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工艺，例如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学等。此外，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都会有一些支柱性子学科，例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法学中的“法理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又如历史学中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和法制等专题内容的历史。然而旅游学科却始终缺乏这类支柱性子学科，给人以“发育不全”的印象。其三，以学科为存在基础建立的本科院校旅游专业(此处暂且不谈以实业运作为基础建立的高职院校的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越发面临困难，被用人单位指为“理论脱离实际”、“高不成低不就”、“不好用”等。围绕上述旅游学科的尴尬局面，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质疑: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涉及的关系和问题如此复杂，能否可以有一个学科独立地担当起对之加以深入研究的功能?旅游现象中的问题涉及众多不同学科的理论，旅游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体现这一学科内在规律性和特点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方法和方法论是什么?旅游学的根本研究对象是什么?既然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用现有学科的理论几乎完全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还要有独立的旅游学科?笔者首先十分愿意肯定这些质疑者的探索精神，科学研究就是从对有关问题的疑问开始的。但笔者同时以为，对上述质疑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说旅游学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旅游学就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质疑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性思维，从这些质疑提出的出发点切入，一步一步深入研究:我们需要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需要探讨旅游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旅游学科的建立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需要科学地构建它的理论框架，形成它自身的方法论。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旅游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专业理论是在旅游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关于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各个分支性专业领域的理论学说。笔者根据旅游现象运行的实际状况认为，旅游的专业理论包括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宏观管理理论、旅游法学理论、旅游社会学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旅游环境与生态学理论、旅游文化艺术理论等。旅游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运行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例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旅游产业和产业链的形成和演变、国际旅游中的外汇收支平衡。需要说明的是，旅游经济学并不是旅游和经济学的简单叠加，由于旅游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无形性等特质和规律，使旅游运行中经济问题与有形物质产品中的经济问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虽然学者们最初是运用一般经济学原理研究旅游中的经济问题，但最终形成的科学的旅游经济学将是旅游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化合物”而非“混合物”。旅游宏观管理理论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国家和政府相关主管机构对旅游活动、旅游业以至整个旅游事业实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越发重视对旅游实行宏观调控。这种调控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必须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否则很有可能违背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该国旅游发展遭遇挫折和损失。旅游法学理论主要用于指导旅游现象运行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必然存在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所以认为必然存在是由旅游现象性质决定的。其思路如下: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旅游的有效运行必然要求法制，需要通过立法手段规定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与旅游经济学类似，旅游法学也不是旅游和法学的简单叠加。同样由于旅游的文化性质，使旅游法上的权利义务责任与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或经济法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别，遂使旅游法学成为专业色彩较浓的法学。旅游社会学理论重点用于研究和解决受旅游现象和旅游发展影响已经出现和行将出现的社会结构、人口、劳动力、家庭等方面的变迁问题。较为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原先的农业地区建设为旅游区，原先的农民离开土地甚至离开家园，与此同时，外来的大量旅游者和旅游开发商涌入，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由此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都是旅游社会学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旅游人类学是旅游学基础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其研究对象是旅游运行中不同文化类型以及作为文化问题核心和灵魂的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融合。在旅游过程中，主人和客人往往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来自不同地区的客人所属的文化背景又不相同。如何有效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使旅游顺利发展，并在旅游发展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交融，促进各自的和相互的文化发展与进步。此外，还有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商品化问题、道德规范变迁问题等都是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旅游人类学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旅游环境生态学理论侧重研究和解决环境和生态与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问题。目前，此类问题在一些旅游接待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接待地已十分明显，旅游污染甚至不亚于工业污染，从而构成对当地居民正常生活和生存的威胁，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发展旅游环境生态学理论，有效地指导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解决旅游环境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最后，旅游文化艺术理论是随着旅游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从一般文化艺术理论中衍生出的新的分支，其内容涉及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各方面。旅游文化艺术理论对于丰富文化艺术理论的内容，促进新的艺术形态和形式的产生，指导作品的科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