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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新经济 标准 标准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256-02
一、新经济与标准化
新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基于知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和传统经济相比，它的基本特征是高技术化和全球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主体交往趋向全球一体化；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以集约型生产方式为主；以高科技、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原动力；它的资源是共享的，对人类的供给是无限的。
我们所面临的新经济时代的主要标志有：信息化、网络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业的长足进步；经济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这集中表现在市场全球化，资源配置全球化，竞争规则的国际化三个方面；资源更加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环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日益广泛关注的焦点。
新经济时代的出现，既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事实上，历次经济技术革命无一不在资源配置的手段、途径及效率上产生了重大变革，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经济下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更需要利用有限的资源投入，生产出更多符合顾客需求和期望的产品，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企业必须把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加以系统、科学的管理，降低成本消耗，提高质量和效率，以达到增加效益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标准化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标准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范围内为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或潜在的问题指定共同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它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可运用到生产、开发设计、管理等诸多方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标准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业务流程的优化和规范，但实质上是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再生，通过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使企业获得更大成功。从宏观发展的角度看，通过标准化以及相关技术政策的实施，还可以整合和引导社会资源，激活科技要素，推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加速技术积累、科技进步、成果推广、创新扩散、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新经济下的我国企业标准化管理现状
我国现行的标准化工作是在实行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按国家、部门、地方和企业四级进行分工管理。按照国务院授权，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管理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授权的有关行业协会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地方各级政府主管标准化工作的职能部门主管地方标准化工作；企业标准化工作由企业自主管理，但要到相关行政部门备案。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化法律体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及其配套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企业标准管理办法》、《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管理办法》等等。
我国标准化工作自“十五”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全面加强了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在高新技术、特色优势产业、资源利用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建立完善了标准化服务体系，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我国标准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各级政府还加大了对标准化的政策扶持力度，开展了工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等各种标准化项目的推广。同时，在开展项目考评中，强调标准化工作领导的重视程度、项目有无当地政策的配套以及项目的实际应用推广效果等考核，提出了标准化对经济建设的引领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提高了全社会对标准化工作的认识。随着企业对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重视，很多标准化工作走在前列的企业都专门成立了企业标准化管理办公室，配备了专兼职标准化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各级政府的标准化活动，使近来年我国的标准化活动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
三、我国企业标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类标准在结构比例上渐趋合理，并已形成了一支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的专家队伍。但比较国外标准化程度高的先进国家，我国的标准化总体水平还不高，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分别从国家、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
1.国家层面。我国的标准是由国家行政部门制定，由质量管理部门和企业来执行，在标准的制定上仍没有脱去计划经济的烙印，行政色彩浓厚，标准修订周期长，对市场反应不够及时。某些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滞后，标准水平偏低，标准制定没有很好地与技术水平结合，与世界贸易准则结合，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低。同时，由政府投资能够免费共享的标准信息平台有限，使企业获取标准信息来源渠道不畅，不能及时有效获取新标准、新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而制定标准的经费，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企业由于缺乏经费，没有主动性，导致一些标准更新很慢，适应不了快速变化的形势。另外，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的标准执行监督制机，使很多标准规定执行不力，标准法规形同虚设，标准的实施状况较差。
2.企业层面。受我国当前的标准化管理体制的制约，企业在制定标准上不是主动参与，在标准的采用上是被动的执行。标准制定和使用的脱节，带来了标准执行难的问题，更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例如生产型的标准体系和现在的市场需求不协调，由于企业不是制定标准的主体，造成标准不能完全符合企业的使用要求，难以调动企业使用的主动性。造成的结果就是领先企业的标准往往代表所在行业的最高水平，没有企业的主体作用和竞争环境，使得标准的水平不够高。
另外，许多中小企业的管理层对标准化工作不够重视，他们无法理解标准的作用，把标准看作高不可攀的高深学科，在客观上造成无法重视和应对标准技术。有些企业为了追求纯粹的经济效益，片面降低成本，不按标准组织生产，不按标准检验。还有些企业对标准化方面的法律政策不甚了解，加上缺乏标准化管理人才，难以胜任标准化工作，产品标准制定不够科学严谨、照搬照抄、不调查研究、不征求意见，造成很多产品标准存在较多的技术缺陷。
3.社会层面。新经济下的企业发展以及所需要的标准化管理都需要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标准化管理环境是对标准化绩效起着潜在影响的外部机构或力量，可以对标准化的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目前我国标准化管理的外在环境主要体现在社会因素。现阶段我国企业行业协会只是政府机关的附庸，而非民间企业自发组成，无法成为本行业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人才短缺，经费拮据，机制僵硬，不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标准的制定以及标准化管理的推广过程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其组织功能、研究功能、推广功能都被弱化。
同时，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我国各大专院校没有专门独立的标准化管理专业，企业标准化人员大多没有经过完整的专业知识培养和训练，半路出家，不熟识标准的制定格式，标准制定只重技术参数而不重视标准格式和程序，标准的研究工作基础较薄弱。
四、新经济下完善企业标准化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根据我国企业当前发展所处的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标准化管理的经验，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标准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1.制订明确的标准化战略。标准的形成和制定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个行业或领域的平均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在新经济下标准体系建设应该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力度，要站在全球竞争战略的高度进行标准化管理。目前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正处于急剧上升的阶段，但在综合实力上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并具备一定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的产业，制订科学的产业发展战略，并与相应的标准化战略相结合。同时应充分利用我国不断提升的制造业能力和科研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修改工作，积极鼓励并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国内具有实力的行业和企业提出的国际标准方案，尤其是在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和广阔发展前景领域的产业和技术方面，最终实现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目标。
2.政府向民间机构适度授权。标准化体制建设应充分发挥专业团体的作用，应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提高其在制订和推广标准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其在相关标准的制订中能有效地反映本行业的呼声，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政府应向行业协会和民间机构适度授权，可以由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承办具体事务，官方机构集中管理，企业通过积极参加各种标准化活动确保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中反映企业的发展要求，使企业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基础。这种机制在确保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又能遵循专家制定的原则，也可以确保的标准符合行业发展的要求。
3.企业要全面建设标准化管理文化。企业标准化的实施是一个系统的管理工程，标准化运行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上至最高管理者，下至企业普通职工，上至产品技术研发，下至职业健康、安全和卫生。最高管理者不但要重视标准化管理，还要做标准化管理的提倡者和实践者。要在企业中建立健全标准化管理机构，建设一支熟识标准化各方面理论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同时积极参与各项标准化活动，及时掌握新的标准化动态，把标准化工作与日常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企业标准化管理需要企业全员参与，重点实出、平衡发展、整体推进。这就要依托企业对标准化管理的宣传，对全体员工能进行有关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要让标准化观念深入人心，在企业中形成标准化管理文化。
4.开展信息化的标准服务。我国各级政府应建立现代化的标准服务体系，利用高新技术和现代传媒开设网站，使标准信息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传递给用户。标准制定、修订应公开透明，标准文本及其电子版可在线销售，这不仅符合WTO的要求，也可以扩大我国标准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对标准的编制出版、发行培训、咨询和服务实行一体化、全方位、系统化的服务。
5.标准化经费来源多元化。标准化管理实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我国应效仿发达国家，由政府每年向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有两种模式：一是按每年通过的标准化活动经费拨款；二是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同时，可以在标准化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即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也是解决标准化经费来源的主要办法之一。
6．完善标准实施保障体系。标准化工作离不开必要的保障条件。要在标准化法律体系、信息体系建设和国家对标准的研究、制订和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同时积极探讨引导企业增加对标准投入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应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合格评定三个环节相互衔接配套的标准实施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强监督与执法，企业生产产品应当符合技术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只有通过标准合格审定的产品才能获得市场准入条件并在市场上流通。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标准化管理在促进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更多地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在国际标准化中争取到应有的地位。另外，还应加强标准队伍建设，注重培养熟悉国际标准审议规则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改革标准人才培养培训、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培养更多的标准合格、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1.章林京.新经济下的企业标准化管理浅析[J].经济与管理，2010(9)
2.邱湘煜.探讨新经济下企业标准化管理[J].科学之友，2011(3)
3.黄灿艺.日本标准化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示[J].山东纺织经济，2009(4)
4.杨辉.美国标准化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5)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2
The Peninsula Hotels. Hilton Hotels. Harbour Plaza Hotels andResorts. Sofitel Hotels. Holiday Inn Hotels and Resorts. HowardJohnson Hotels and Inns, Mission Hill Groups. Hotel Navadao
每一间酒店有其独特之处,酒店的品牌定位、观点及特质有所不同。设计师必须拥有丰富的相关设计经验,懂得从各方面的角度了解酒店背景、品牌定位及运作模式,才开始概念设计。我们参与的酒店设计是整合性的,由概念设计开始继而深化设计,以至软装设计也是一手包办,“整体设计”是最理想的。
国际品牌酒店与国内品牌酒店在设计方面的要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国际品牌酒店的下榻贵客对象不仅是国内客人,还有世界各地人士入住,在设计方面最明显的先决条件是设计师需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拥有相当国际化酒店设计经验,明了酒店管理层的品牌建立计划,因应保障酒店的国际声誉,必须依从及达到他们订出的要求准则,相当严谨。PAL现正进行的酒店项目,上海半岛七星级酒店服务式公寓,设计要求比一般酒店项目更严格。
你认为设计对酒店经营的影响及作用有多大?
设计对酒店经营的影响及作用不容忽视,视为重要一环。“惊喜”已经变为酒店定位的首要,突出的特色才能吸引注目。设计师亦考虑酒店的规模性,由于规模优越的酒店拨出预算相对充裕,他们的要求及定位也特别严格,设计因而变化多端,个性化的设计手法能够表现出来。因此除了加深印象之外,优秀的设计可以令入住率提升,房价亦顺应提高。你认为未来几年的中国五星级酒店设计要求会有什么样的趋势或改变?现在中国相对富裕起来,为了达到国际水平,无论国际或国内酒店品牌的建立及巩固,必须力求尽善尽美。这十数年间原材料涨幅不少,可幸的是工人薪资仍然处于平宜。设计方面,酒店通过优秀的品牌设计将来一定能够跻身世界大舞台。
梁景华酒店作品:8度海逸酒店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3
【摘要】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做指导，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但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存在重模型，轻思想、重理论，轻实际、重国际，轻本土的突出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要与本土化相结合，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本土化；途径
一、引言
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离不开经济学家群体的成长，而这个经济学家群体及其影响下的经济学教育的扎实程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崛起的基础和方向（程远，2012）。因而，经济学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经济学的推广离不开教育，目前，在中国高校开展经济学领域的课程已习以为常，甚至经济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科学领域。然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国际化办学是一条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洪永淼，2007）。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原因
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是指以国际标准指导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改革，秉承“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大胆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以及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加快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洪永淼，2007）。尽管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正如杨瑞龙（2006）指出，中国经济学教育还是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的程度：
首先，现代经济学教育诞生于西方，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甚至更长时间，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济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培养模式、教材体系、研究范式等。由此，在中国推进经济学教育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教育体系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过程。而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当前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律的一个最完善与最成熟的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将不断深入与推进，就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及教育中的成熟之处。
再者，我们需要一个学术与教育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下可以交流共同知识，相互促进。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与教育体系已经构建成一个大家相互交流的知识平台。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就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这也正是洪永淼（2007）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竞争，通过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联合办学与合作研究等多种渠道，使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成果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并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争取并利用国际学术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服务，这是一个与国际完全“融合”并产生巨大效用的阶段。
最后，站在功利的角度，西方经济学现在成为“显学”，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会越来越发现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分析框架，对推进改革的指导作用越来越重要。就因为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学教育，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
三、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突出问题
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国际化过程，中国经济学教育遇到不少问题，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重模型，轻思想
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不断引入了数学以及物理学的方法，尤其是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保罗・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更是试图进一步效仿数学和物理学的精巧框架，使经济学在形式化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姑且不论这一倾向的对错与否，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这种倾向尤为严重，盲目的向世界前沿靠拢，导致我们在对经济学的理解上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姬超和颜玮，2013）。当前，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界都似乎存在着越是繁冗的数学推导和计量检验越能提升文章的层次，越能显现个人的水平的现象。这是全然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差别。对于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倾向要值得深思，但中国经济学界却仍然亦步亦趋，盲目追求复杂的形式化手段，要么采用很复杂的数学公式讲述很浅显的研究结论，要么研究过程经不住推敲，不够严谨。在这种浮夸和虚无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经济学科愈发显得支离破碎，看不到研究的意义何在，研究的范式何在，等等。在本质上，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框架始终未能有所超越或发展，仍然局限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下。
（二）重理论，轻实际
任何学科的发展与教育都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学习过程中，我们都过分重视理论，却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尽管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都要强调每个理论的假设前提，但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学的教育常常忽视这点，导致学生轻率地将理论用于实际。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人们对经济学理论似乎总是充满信心，当现实情况与推理不符时，却往往将这种原因归为行为人的非理性，却忘记了推理的根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虽然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中国的引进与教学，似乎更注重理论的引进，而忽视了实际的应用。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且，中国有自身特色，其在体制、文化、资源、规模等各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如果盲目国际化，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模式，过分强调理论，也会导致学来的理论指导不了中国发展的实际。
（三）重国际，轻本土
中国经济学教育要不断推进国际化已得到认同，但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强调国际化，而忽视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问题的大量出现。国际化并非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本土化。国际化是指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要进入中国，中国经济学与世界范围各国的经济学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并在交流学习中取长补短。但是，国际化是手段，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国际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逄锦聚，2010）。即，国际化是基础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归宿，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宋雪玲，2010）。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还可能引入误区。故，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结合本土化，而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必须要深入研究与掌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只有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才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途径
中国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但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强调本土化。由此，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要与本土化相结合。
（一）推进经济学教育理念的国际化
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着力构建一个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机制。在此过程，要推进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包括：人事制度、资源分配制度、财务制度、教学与学生培养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对外交流制度等。考虑到这将是个的漫长过程，且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广大师生观念的转变、支持以及足够的资源等客观条件，可考虑实行“双轨制”制度创新。
（二）提高经济学教育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引进与培养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并熟悉现代经济学分析的人才队伍。引进优秀的“海归”是构建这样队伍的重要办法。优秀“海归”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熟悉东西方文化与国际规则，他们本身就是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一分子，如果能切实做到与本土结合，将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国际化的骨干。然而，引进这些高水平“海归”的成本非常高，这需要有灵活的人才招聘和人事制度的政策，比如，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待遇与工作条件。那么，“双轨制”的人事制度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三）创新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在于，采用科学严谨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指导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强调本土化，即分析中国问题，并将中国问题及中国发展的经验推向国际，另一方面，建立国际化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体系，要保留自身的特点，才不会在国际化进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才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学界凸显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与贡献。
（四）有效争取与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
发达国家与地区有着丰富的教育与学术资源，大多也对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这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开辟了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在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效的各种合作研究、合作办学和交流计划，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为我服务，弥补很多中国高校经济学科资源的不足。通过争取和利用国际资源，也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以提升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程远.浅谈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现状和发展方向.当代经济，2012，23
［2］洪永淼.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必须国际化.光明日报，2007，9
［3］逄锦聚.当前经济学教育教学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中国大学教学，2010，1
［4］宋雪玲.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刍议.人力资源管理，2010，7
［5］姬超，颜玮.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问题与出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杨瑞龙.中国经济学要在国际化过程中讲本土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4
关键词：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优化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现状
1.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的基本条件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含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东营和滨州，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也是亚太地区相互连通的海上要塞，所以山东半岛蓝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2013年海洋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7.05%，并且蓝区内海洋渔业总产值达1203.41亿元，同比增长8.3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还有着大批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有将近1万名海洋科研工作者，有着雄厚的科技实力，为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支持。
山东省委省政府于2011年出台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于蓝色经济区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蓝色经济区获得了包括税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等众多支持，为海洋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格局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渔业是山东省海洋渔业的主要产区，产量占全省的80%以上。威海市已连续多年产量居全省第一位；青岛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和生态渔业，促进渔业产业的品牌化；日照已经形成集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和休闲渔业为一体的三大渔业产业支柱。
近年来，蓝区内的海洋捕捞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要在威海的东部和北部沿海、烟台的蓬莱沿海以及青岛的胶州沿岸等地。蓝区内漫长的海岸线和滩涂为海水养殖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海水养殖业分散的布局在我省沿海的港湾地区，这里由于海域较为闭塞，海水中的营养物质较为丰富，同时也便于作业。海产品加工业布局主要分布在海水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的作业区域附近，便于获取原料。休闲渔业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岸、潍坊北部、以及日照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规模较小，布局分散不成体系。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问题
1.布局分散不成规模
尽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岸线绵长，有发展海洋渔业的良好基础，但渔业的布局资源指向型过强，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渔业的布局更是哪里有资源就布局在哪里。这样造成蓝区内的海洋渔业布局过于分散，呈点状和片状的分布在沿海地区。且不易形成规模效益，分散的经营难以抵御风险，并且不利于新技术方法的利用。同时片状的布局模式给海域造成的环境压力过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生物资源的更新。
2.休闲渔业布局问题突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休闲渔业布局过于分散且比重很小，发展明显不足，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蓝区内的休闲渔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休闲渔业缺乏地域特色，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这都影响着休闲渔业作为旅游服务产业的发展。第二，区内休闲渔业服务产品过于雷同，相似性较高。这样不但会造成产业间的恶性竞争，同时也不利于整个蓝区休闲渔业的发展。第三，休闲渔业的季节波动性大。这样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会造成经营者“宰客”现象的产生，影响蓝区休闲渔业的整体口碑。第四，区域内休闲渔业多为小型企业，缺乏大型企业的合理运作和统一规划，不仅经营水平差，服务能力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高。
3.布局缺乏系统规划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不同地区间的产业各自布局，缺乏协调配合和统一规划，区域内渔业布局无序，导致区域内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压力均很大。长期以这种模式发展，使得区域对外界反应能力降低，影响可持续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病态。在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布局规划中，各地区应摒弃区域保护，避免各自为政，将蓝色经济区作为一个整体，秉承竞合理念，在将区域海洋经济整体做大的前提下获取更多的利益。应树立大区域的观念，统筹经济区内的人力、物理、财力，共同开发资源，共创区域海洋产业品牌。同时要开拓视野，发展临岸、近海、远洋、深海的立体化产业布局模式。
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优化对策
1.扩大生态渔业合理布局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布局生态环境虽然在近五年内一直处于中高水平，有着较为良好的生态基础，但近两年生态承载力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小觑的。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渔业，避免传统渔业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威海、烟台、青岛应该扩大养殖区域，丰富养殖品种；适当增加布局海产品加工业，扩大绿色环保加工业比重；避免休闲渔业的同质同构。日照、潍坊两地区海洋渔业发展状况基本与其生态承载力相符。滨州和东营两地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要限制布局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的海产品加工业和海水养殖业。
2.合理控制海洋渔业产量
合理的配置蓝区各个地区的产量，形成养殖区的合理布局；重视环境营养学研究，加强环保饲料的开发；侧重于发展远洋捕捞业，其产量的提升对山东半岛蓝区的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小，应着力提倡其扩张性的布局方式；对海域实行多品种、立体化、生态型养殖，充分利用水体不同的营养层次，避免同一水层竞争食物而导致养殖产品生长速度缓慢、质量下降等不利后果。蓝色经济区内海水养殖、捕捞业和休闲渔业的实际产值均小于最优产值，在布局时应合理有效的增加产能，促进海洋渔业的发展。
3.努力调节海洋渔业结构
在海洋增养殖方面，积极拓展和培养新的优质品种，并在养殖过程中进一步改善品种的质量；重视海水养殖的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管理机制。对于海洋捕捞业，加快远洋捕捞的发展，政府投资建立远洋渔业发展基地，引进先进的远洋捕捞渔船与设备，扩宽捕捞作业的范围，采取积极发展的态度合理的规范其布局；在休闲渔业方面，积极发展优秀休闲品牌的战略，通过加强宣传等措施，引导消费者，扩大国内外市场，结合山东的特色和优势，在目前知名品牌的基础上，以都市渔业、景观渔业等作为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展。
4.合理控制海洋渔业密度
加速发展海洋捕捞渔业和休闲渔业，合理控制海水产品加工业及海洋养殖渔业。对于海洋捕捞业，实施“控制近海，拓展外海”，加快远洋捕捞是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将目前近海捕捞布局向远洋捕捞布局转变；对于休闲渔业，在确保各个地区避免重复布局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外资等方式积极发展和布局；海水产品加工业及海洋养殖渔业近年来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对山东半岛蓝区造成了不均衡的生态、环境冲击，应避免其过于集中的布局，通过分散、有序的布局使之处于各地承载力范围内。（作者单位：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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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研究范文5
关键词：景观；景观设计；地域文化；全球化；符号
正文：景观“Landscape”一词创始于西方，其含义广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概念。《辞海》里对景观的解释是：一、风光景色。如地表自然景色。二、地理学名词。如景观学中指特定的区域概念，兼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景观设计是将视觉事物或事件置于一个特定的四维时空连续体中加以组合和表达，从而使景观的形式、意象和意义均能得以有效的呈现。有意义的景观能与人产生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地域文化也称为“区域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创造的，并不断加以积淀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它反映自然环境本身，涉及当地的经济水平、、艺术修养、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同的地域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和人们改造自然程度的不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全球化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在经济、科技等各个层面突破彼此分割的多中心状态，走向世界范围同步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开放，既对地域文化带来冲击，也给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面对无处不在的全球文化共生与交融的趋势，各地区在发展进程中不约而同的遇到文化趋同、地域文化丧失这个难题，与此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趋同、地域文化消失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景观规划设计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地域文化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在保持自己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的对外来文化加以吸纳，两者融合共生，在冲击中地域文化重新整合。本文以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地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引起公众对地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关键所在。
影响景观规划设计的要素主要有：一、空间要素。包括：景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二、环境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植被资源、水文条件、山石、构筑物等等。在景观规划设计中，除了空间和环境要素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人文要素，人文环境对景观意义的表达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历史是时间累积的结果，与文化息息相关，我们在设计中应当遵循历史文脉的延续，它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以风土人情、传统民间文化、风俗习惯、等形式存在。例如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东非人的恩戈玛，贝宁的杰拉德舞蹈、玻利维亚的奥鲁罗狂欢节等等，是历史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怎样保护和挖掘文化和历史，将文化和风土人情融入设计，展示地域文化精髓是景观规划设计中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尊重自然环境，在设计中合理的利用场地原有条件，充分考虑当地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在植物配置中采用乡土植物，既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又能体现地域特色。其次要尊重历史。只有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景观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具有地方特色文化内涵，景观才拥有真正的生命力，文化上的归属感能给人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氛围的营造与人的主观感受有关，参与者所处地域背景的不同，使其对于景观的体验和感悟也不尽相同。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是很有必要的。
如何将地域文化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中，首先需要收集信息，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景观设计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可以挖掘的地域文化素材有很多，例如当地的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历史名人以及考古发现等，找出能够代表该地地域特征的信息加以利用。在当今科技发展的社会时代，伴随着高科技技术和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模式，设计师在研究本地文脉的同时，也要熟悉外来的历史文化，注重将地域文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性结合起来，博采所长、融会贯通。其次，在对该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后，才有可能对历史素材进行归纳、提炼从而形成设计元素。设计符号是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载体，任何优秀的设计都是设计师对情感、符号、形式空间、色彩进行统合的结果，地域文化符号不仅构成了地域文化的特征，而且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将所提炼的地域文化符号以合适的手法应用到景观设计当中。“借代”是创造符号时最常用的方法，不是把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模仿、抄袭、生搬硬套进来，而是在透彻的了解地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用一种新的观念对材质、空间、色彩等元素进行创造，古为今用，意在创新。例如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将造型别致的宫灯作为母型，在造型上简单化，将灯笼挂在入口的牌坊、入口的地灯、墙面、楼梯间的柱头上。还有深圳万科第五园的景观设计，设计师借用了传统园林的漏窗和门洞的符号，打造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代居住区景观。地域文化元素符号可以以点、线、面或体的任意一种要素形式出现，或者以几种要素结合的形式同时出现。它们的应用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将其用为一个景观雕塑的形式，也可以应用在地面铺装的样式上，或者将其用在平面规划的形式上。在景观设计中，对于符号的运用有直接和间接之分，我们在某些作品中可以直接找到符号性的元素，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似乎很难发现符号的存在。并非所有设计中符号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的设计会以一种含蓄的方式传递信息。例如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保留一口完好的老井，深圳世界之窗前人行道上采用匆匆的行人、拍照的游客等具有现代感的雕塑小品，正是设计师将符号语言融入作品中的典范。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只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景观才有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到来的今天，我们或许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地域文化。景观扎根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沃土之中，呈现千姿百态的变化，不仅仅是形成某种风格，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创造地域特色的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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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研究范文6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四、最后的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