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全程责任包干;护理模式;精神疾病;康复
按照“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精神疾病的治疗已不是单纯的控制症状,而是全面的康复。责任包干的护理模式内涵是多方面的[1],提供的服务是一种连续性的全程护理,在病程上贯穿于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在时间上贯穿于患者人院、住院、出院和出院后整个过程;如何运用优质护理服务核心内涵为精神患者提供全程优质护理,保C精神患者康复、保障精神患者的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全,是国内外精神科工作者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院开展全程责任包干护理模式对精神疾病患者全面护理,以探讨全程责任包干护理模式对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康复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修订本(CCMD-3)诊断标准,2012年3月~2013年6月选择在我院封闭式精神科住院治疗患者200例,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对照组100例,其中男51例,女49例;年龄13~59岁,平均年龄(30.11±9.90)岁;文化程度:初中69例,高中及中专20例,专科及以上11例;未分化精神分裂症21例,精神分裂症56例,情感性精神障碍12例,其他2例。观察组100例,其中男59例,女41例;年龄16~60岁,平均年龄(31.26±9.60)岁。未分化精神分裂症25例,精神分裂症62例,情感性精神障碍10例,其他3例;文化程度:初中74例,高中及中专16例,专科及以上10例。200例患者均无严重躯体疾病及智能障碍,依从性好,监护人合作。经t检验及χ2检验,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进行常规护理:患者入院时分给一组护士负责分管,本组护士当班时负责该组患者的生活、心理、健康问题,而患者的治疗及安全护理分别由不同的班次护士实施。观察组患者接受常规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进行全程责任包干:每天由责任护士对患者的生活、治疗及心理指导、健康宣教等亲自进行护理,责任护士不在班时暂交付责任组长延续护理。全程责任包干包含运用全程责任包干的护理模式体系,具体如下:
1.2.1护理理念 以精神患者的安全及系统康复为主要目标,围绕以患者为中心,以责任包干为工作模式,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护理服务。
1.2.2工作职责 以安全护理为首要,负责包干重危患者的管理和抢救,落实患者的治疗、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担负患者入、出院护理,完成系统康复护理计划及实施,心理护理贯穿于整个护理过程。
1.2.3工作流程 提前10 min到岗,巡视病房,了解患者病情;用10~30 min交接班和床头交接班,了解当日治疗护理重点;用30 min安全检查,安全管理;用3.5~4.5 h为患者进行治疗、护理,及时落实医嘱,做好患者的基础护理,危重患者护理,巡视病房,观察病情,接待新入院患者;用30~40 min,发口服药,观察(必要时协助)进餐;用60 min,解决患者各种需求,做好沟通交流及健康知识宣教;用20~30 min书写护理记录。
1.2.4排班形式 采取APNN,即夜班分两个时间段来进行。
1.3评定工具
1.3.1(Nurses'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ation,NOSIE)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表[2] 能够反映研究治疗中病情的演变及治疗效果,采用30项版本。按患者近1 w来的具体表现和症状出现的频度,所有条目按0~4分的5级评分法记分,量表共包含社会能力、社会兴趣、个人整沽、激惹、精神病表现、迟滞和抑郁等因子分,主要以总分及积极因子、消化因子分来观察效果变化情况,总估计分和总积极因素分越高反映患者康复程度越好。
1.3.2 《阳性和阴性综合征量表(PANSS)》[3] PANSS主要用于评定精神症状的有无及各项症状的严重程度;区分以阳性症状为主的I型和以阴性症状为主的Ⅱ型精神分裂症。主要适用于成年人,评定的时间范围通常指定为评定前1 w内的全部信息,PANSS的每个项目都有定义和具体的7级操作性评分标准。其按精神病理水平递增的7级评分为:1-无;2-很轻;3-轻度;4-中度;5-偏重;6-重度;7-极重度。由经量表使用训练的精神科医务人员对患者做精神检查,综合临床检查和知情人提供的有关信息进行评定。
1.4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将患者的一般资料逐项统计填表,对每科室评定人员进行了的评定训练,统一标准,测其一致性:ICC=0.948,F=66.35,P
1.5统计学分析 全部资料采用SPSS20.0软件包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与统计,计量资料以(x±s)表示,并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PANSS评分比较 入院时两组PANSS总分、阴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等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2 w、第4 w、出院r两组组内对比PANSS总分、阴性症状、阳性症状、一般精神病理评分均较入院时有下降,说明治疗护理有效果。入院第2 w两组对比一般精神病理、PANSS总分有较明显变化(P
2.2两组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评分比较 入院时两组病情评估、消极因子、积极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通过治疗后,NOSIE评分均逐渐提高,说明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观察组在2 w末获显著改善,对照组在4 w末,从第4 w末开始,观察组大部分因子改善的程度明显高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疾病患者是特殊的患者群体,大多缺乏认知能力,不能主动配合治疗,其在住院期间的医疗、护理服务,封闭式管理措施等方面有别于综合科的护理,因此患者在治疗、康复过程中,护理工作发挥着关键作用。全程责任包干制护理模式体系的“以精神患者的安全及系统康复为主要目标,围绕以患者为中心,以责任包干为工作模式,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护理服务。”让每名护士参与到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中去,明确责任分工。由于分工明确,降低了护士的劳动强度,使护士有更多的时间加强与患者的沟通[4]。满足患者的需求,拉近了护患距离,让患者有需要时能及时与责任护士沟通,提高了患者人际交往的能力,提高了患者的自尊和自信心。对患者进行全程的监护中,能及时发现患者身体及心理问题,在护理过程中准确判断,及时发现错误,确保了患者的护理安全。本文对“全程责任包干制”护理模式观察组,与实施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PANSS、NOSIE评分比较,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康复效果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1]苟小莉.责任包干制护理模式在临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吉林医学,2013,23:4797-4798.
[2]王奎玲,李高平.精神科护士用住院病人观察量表(NOSIE)对护理工作的积极影响[J].大家健康(学术版),2014,12:225.
[3]刘筠,刘得乐.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J].医学信息,2015(17):178-179.
[4]黄晓蓉,赵静玲.责任包干制对妇科优质护理服务试点示范病房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12,9(26):142-143.
[5]方春霞,徐颖,张晓珍,等.抑郁症患者实施参与型护理模式的效果评价[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1:19-21.
[6]韩永惠,石玉.精神科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评价[J].中国神经疾病杂志,2011,14(10):6-7.
[7]王爱文.整体护理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和康复的影响[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2,12:43-44.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2
在实习过程中,本人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实习护士职责,严格要求自己,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病人,不迟到,不早退,踏实工作,努力做到护理工作规范化,技能服务优质化,基础护理灵活化,爱心活动经常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做到理论学习有计划,有重点,护理工作有措施,有记录,实习期间,始终以”爱心,细心,耐心”为基本,努力做到”眼勤,手勤,脚勤,嘴勤”,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全心全意为患都提供优质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
在各科室的实习工作中,能规范书写各类护理文书,及时完成交接班记录,并做好病人出入院评估护理和健康宣教,能做好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护理工作,认真执行无菌操作规程,能做好术前准备指导,并完成术中,术后护理及观察,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能认真分析,及时解决,能熟练进行…………内,外,妇儿及重症监护等各项护理操作(记上具操作),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同时,本人积极参加各类病例讨论和学术讲座,不断丰富自己的业务知识。
通过学习,对整体护理技术与病房管理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半年多的实习,本人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都有所提高,在今后的工作中,本人将继续努力,牢记护士职责,不断加强思想学习与业务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综合水平,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学过神经病学的同学也许会发现,同一种病因损害神经系统不同的部位,其临床表现可迥然不同,相反,尽管不同的病因,如果损害的是神经系统的同一部位,其临床表现几乎完全相同,这也决定了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思维的方式的不同。在对神经系统疾病的认识过程中,特别强调首先是对疾病的“定位”,然后才是“定性”。学会和掌握这一思维方式,对于正确认识神经系统疾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经病学,被人们誉为具有高度逻辑性和理论性的一门临床学科。我们说神经系统复杂,这是针对人类对神经系统的认识能力而言的,事实上,神经系统犹如一个庞大而又十分有序的信息交通网,通过这个网络将周围器官和中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复杂的生命体,在这个网络或中枢的任何部位出现问题或遭到破坏,就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面对这复杂而又有序的网络和中枢,如果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对其结构的认识,是不可能判断出来的,因此,思维的严密逻辑性也是神经病学的特征之一。
无论是学习神经系统的解剖、生理、病理生理,还是学习神经系统疾病,同学们都觉得“难”,它之所以“难”,是因为其解剖和生理机能复杂,内容抽象,而学习时间相对较短,很显然,要求同学在短短的几周的实习时间内,全面地认识神经系统疾病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学会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掌握了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然后再去认识具体的每一疾病就会显得十分容易了,那么,什么是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呢?
上面谈到,神经系统犹如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它的基本单位就是神经传导通路,通常由感受器——传入神经——中枢——传出神经——效应器构成,一条条传导通路有机地结合就构成了神经系统网络。有了网络的概念,我们就能较好地掌握实习的方法和重点,从而达到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目的。下面就谈谈如何利用网络的观点来掌握实习方法,从而搞好神既然神经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我们要认识它首先就必须要对神经系统这个网络的组成及功能有一定的了解,网络的组成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神经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因此要搞好实习首先要复习和掌握有关的神经系统的解剖和生理,这是了解和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知道组成神经系统网络的基本单位是传导通路,因此我们的复习和学习首先应该从这些基本的单位开始,以传导通路为主要线索,来复习有关的解剖和生理功能。由于同学们学习时间的限制,在校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可能做到对这个网络全面了解,因而,同学们在复习时应该抓住重点,也就是说抓住构成网络的主要干道,如各对颅神经的分布及功能,进出颅的部位;脑干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脊髓主要传导束的位置、起止和机能;常用的各种深、浅反射弧的组成和意义;脊髓神经各皮节分布区域等等。
这些内容,在教科书及有关的参考资料中都用表格形式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复习时可参考这些书籍。掌握了网络的“主干道”,就能较好地把握网络的主体,这对认识神经系统疾病十分重要。可以说对该网络的组成和功能了解越全面,对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的帮助就越大,因此,同学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解剖和生理知识。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实质上就是网络上的某个环节、部位发生了故障。要发现这些故障的部位及原因,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方法来获取有关资料,这就是问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
在问病史方面,除了需要掌握一般的问病史的方法外,还要特别注意: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3
神经症概念的提出及认识的演变
早在1769年,苏格兰医生William Cullen把神经症作为一类疾病术语提了出来。他认为神经症是“没有发热和没有局部病变的感觉和运动病”,是“神经系统的一般性疾病”。他在理论上把神经症明确地区别于神经系统以外器官的疾病。随着医学的发展,约在19世纪神经症被逐渐公认为没有神经病理形态学改变的一类神经功能障碍。在1859年,Paul Bri-quet描述了Briquet综合征,提出了疾病的心因观。后来,法国人JeanMartin Charcot及其3个学生(JosephBabinski,Pierre Janet,SigmondFreud)通过对癔症、疑病症的系统研究,确立了心理社会因素在神经症发病因素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心理学派的蓬勃发展,精神动力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在对神经症发病的理解和治疗上都产生绝对性的影响,这一时期也可称为神经症的心理学化时期。近半个世纪来,随着现代精神药理学、神经生化和神经精神内分泌学的发展,尽管在神经症的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方面的发现不能确定是神经症发病的原因或是结果所致,常规的影响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的药物以及苯二氮革类药物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不可否认的效果,生物学观点在神经症发病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因此,现代精神病学更趋向于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整体医学模式的观点来全面理解神经症。
神经症概念范畴的发展现状
神经症作为一个独立疾病单元的提出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范畴在不断的变化。既往神经症所包括的精神障碍中,有的障碍并不完全符合神经症的共同特点。如癔症,它不仅可以没有自知力,对自己的症状并不感到痛苦,同时还可以表现出人格解体。所以,在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的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废除了神经症的分类概念,取而代之为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和分离障碍。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将神经症性与应激相关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归为一大类,并未对神经症下描述性定义,也未明确指出神经症应包括哪些障碍。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仍将神经症作为独立疾病单元,保留神经症的分类,但将不符合神经症共同特点的癔症从神经症中剔除,也成为独立的疾病单元,体现了我国的精神障碍分类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同时,在CCMD-3中将神经衰弱仍保留在神经症分类中,体现了我国的国情。三种疾病分类对神经症相应疾病的分类位置见表1。
神经症概念发展的争论
神经症概念从提出到现在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争论的过程。
神经症本质的争论神经症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是其他系统的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这一争论也在变化着。当医学认为神经症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时,又提出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的问题。当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发现不了有关神经症的生物学依据时,我们认为神经症就是心理疾病,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虽然现代医学不能发现有关神经症的生物学诊断证据,但在神经生化、遗传和精神药理等方面却发现了不少非特异性的异常。就目前来看,尽管医学认为应从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来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但在其他专业领域,仍然存在神经症是心理功能异常所致疾病,不需要药物治疗的观点。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4
【关键词】 认知行为干预;脑卒中后偏瘫;负性情绪;相关因素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4.179
脑卒中后偏瘫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 在临床上通常采取康复治疗, 然而绝大部分患者在疾病的康复期, 会出现明显的负性情绪, 如恐惧、焦虑、抑郁等, 这些心理情绪异常会对患者神经、内分泌和循环系统造成不利影响[1]。由于负性情绪与脑卒中的免疫功能之间存在负相关, 因此, 积极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干预可以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免疫功能[2]。基于这一情况, 本次研究特选取本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收治的100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 对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进行回顾式分析, 旨在帮助其他患者在今后的护理过程中提供些许借鉴和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收治的100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54例, 女46例, 年龄42~80岁, 平均年龄(61.35±7.28)岁, 患者经CT或MRI检查, 均符合1994年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 排除了合并心肺功能异常、肝功能损坏等其他重大疾病患者。将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5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① 指导患者饮食, 以清淡、易消化食物为主, 多食用高蛋白、高纤维等食物, 促进消化;②协助患者进行日常生活行为,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通常不具备完全生活自理能力, 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 对此, 护理人员需要协助患者洗脸、刷牙等日常生活行为;③护理人员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 并做好相应的处理措施。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认知行为干预, 具体包括:①对患者的心理进行诊断, 根据患者疾病的特点, 寻找患者最想解决的问题, 同时针对患者的疑惑制定相应的干预计划。②帮助患者认识到不良情绪和行为的表现以及对疾病的危害, 让患者积极认识疾病, 从而积极配合相关护理。③用辨证为主的方法转变患者的不良认知, 可以采取健康教育, 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患者, 给予不同形式的健康干预, 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程度。④再教育阶段, 帮助患者学习并逐渐掌握与错误理念进行辩论的方法, 并在后续治疗中自我强化[3]。
1. 3 观察指标 患者护理结束后,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评分, 并对两组患者的评分进行比较。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通过干预之后, 观察组焦虑评分(34.21±4.67)分, 抑郁评分(34.47±4.03)分, 对照组焦虑评分(39.45±5.34)分, 抑郁评分(38.96±4.28)分,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脑卒中后可以引起整个脑神经出现症状并产生神经系统损伤, 甚至威胁生命[4]。有研究表明, 负性情绪患者的错误观念或不正确的认知过程常导致不良行为和情绪, 进而使患者的思维发生变化。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当机体遭遇某种紧张事件时, 其心理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并通过神经内分泌的变化引起脏器功能改变, 造成生理紊乱, 如果机体有一定的了解, 即可相对缓解心理和生理的应激反应[5]。此外患者的年龄、经济状况、对疾病的认识程度等都和负性情绪具有一定的关系, 当患者的经济状况较差、对疾病的认识不够时, 很容易出现孤独、失落感等。认知行为干预主要根据患者自身疾病的特点, 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 对患者进行一定的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6]。在本次研究过程中, 两组患者通过干预之后, 患者的焦虑心理及抑郁心理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其中观察组患者的改善较为明显。
综上所述, 在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通过认知行为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心理应激状态, 提升其生存质量, 在临床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值得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易红娣.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负性情绪影响的研究. 中国临床护理, 2013, 14(2):135-136.
[2] 李俊英, 车红梅.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及治疗效果的影响.中国民康医学, 2013, 15(17):76-77.
[3] 石艳.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负性情绪及相关因素的影响.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3, 10(17):24-25.
[4] 蒋兴荣, 谭洁, 胡建方, 等.认知心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康复的影响.华夏医学, 2013, 26(5):955-958.
[5] 郝尉蓉.西酞普兰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焦虑与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4, 20(13):109-110.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5
1922年Deutsch首先提出了“心身医学”一词。1943年Halliday提出了“心身疾病”,1950年Alexander则对心身疾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西方医学最早对心身关系的认识是与西方哲学中灵魂与肉体的本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分不开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及自然科学、生理学及生物学、化学及边缘学科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医学对心身关系的认识。
而在中医理论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中医学心身疾病观。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就有“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喜伤心”、“忧伤肺”等情志内伤学说。并提倡“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心病须要心药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等。其内容涵盖了中医心身思想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护理及养生等诸多方面。
2心身疾病的理论基础
随着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辨证地揭示了人类健康与疾病的规律,准确地反映了人的三重属性。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体,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心理社会因素作用于人体[4],由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紧张、恐惧等情绪体验,刺激下丘脑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使心率、呼吸加快,血压升高,胃肠蠕动减慢或紊乱,血糖升高;同时释放神经激素,引起功能代谢的广泛改变。
中医历来以心身为一体,其“形神合一论”是情志理论的基础。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对心身疾病的理论和实践就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心身疾病与脑和五脏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指出,五脏各藏其神,并把脑的功能从属于五脏,指出五脏与神密切相关,内脏功能失调的同时,情绪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如《素闯·调经论篇》云:“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揭示了心理活动有其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外界刺激也可引起内在情绪的变化,倘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则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其基本病机在于气机失常,气机紊乱是普遍存在的,是最为基础的病机;气对于整个生命活动来说至为重要;也可直接伤及脏腑,以心、肝、脾为常见,或致精血亏损,或生瘀生痰,最终出现躯体症状,或使原有的躯体症状加重。
3心身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心身疾病是一种多因多果的疾病方式,即一种疾病可由多种原因引起,一种病因又可导致不同疾病的产生。1954年Engel提出了多因素发病的理论模式,包括:(1)生物学因素:是心身疾病发病的生理基础,主要有微生物感染、理化和药物损伤、遗传、老化、营养代谢、先天发育、免疫、性别、年龄、血型、体型等;(2)不良生活行为方式:高胆固醇、高糖、高盐饮食等不良饮食习惯,嗜烟、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以及运动不足、起居无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3)心理应激和情绪因素;(4)认知因素、个性特征、社会人际因素等。各种病因通过心理和生理介机制起作用。心理中介机制主要有心理应激理论、情绪学说、性格缺陷理论等。生理中介机制主要是中枢神经递质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神经免疫系统等方面。
中医认为心身疾病的原因主要为情志所伤。若是七情太过或不及都会伤及相应脏腑而出现躯体疾病,反之,脏腑病变也可引起相应的情志异常。情志活动的异常可使机体气机发生紊乱:“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此外,体质因素、不良人格、社会因素及其它如饮食、劳倦失常和体内代谢产物均可致心身疾病的发生。其病机为气机紊乱、脏腑失调、伤精耗血、聚痰成瘀、神志失常,其中气机紊乱是中医心身疾病的核心病机。
4心身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现代心身疾病诊断往往采用晤谈、植物神经机能检查、心理测试等方法。常采用行为疗法、生物反馈疗法、认知疗法、森田疗法、抗焦虑、抗抑郁、安眠镇静、植物神经调整等治疗[5]。情志异常是诊断心身疾病的关键,如哭笑无常、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烦躁易怒、忧思不悦、悲伤哭泣、恐惧不宁、焦虑不安、神志呆滞等。诊断方法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调谐阴阳、调节气血、心身同治、疏导情志、三因相宜为治疗原则。治疗方法除辨证施药,针灸、火罐等外,还有针对心身疾病的独特的治疗方法:如:情志疗法,包括以情胜情法、劝说开导法、移情易性法、暗示解惑法、宁心静志法、音乐疗法、导引吐纳法、行为疗法、情境疗法、激情疗法等。
5心身疾病的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
心身疾病是与心理因素相关的一类疾病,心理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干预方法。在诸多心理干预研究中,所采用的干预方法有一般性心理支持、认知行为疗法、放松疗法等。有单独使用一种方法的,如徐灶清[6]报道用认知疗法治疗1例有自杀倾向的冠心病患者,取得良好效果;薛岚等[7]以放松疗法对62例确诊为肺癌或乳腺癌3期及4期的肿瘤患者进行干预,发现心理干预可改善癌症患者的功能状况,显著提高生活质量;王玉珍等[8]报道,单独使用Ellis的理性情绪疗法—ABCDE疗法对25例胃癌患者进行个体心理干预,发现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能明显减轻患者在患病期间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也有综合运用多种干预方法的报道,如蒋东育[9]运用支持性心理疗法、放松训练、转移注意法对40例化疗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取得了满意效果;杨素贤等[10]运用心理支持法、心理暗示法、认知疗法、森田疗法等对慢性乙肝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效果显著。
健康教育也是对心身疾病进行辅助治疗的良好手段。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患者开展有关心理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正如美国社区护理的工作目标是“促进健康和疾病预防”;注重群体健康,服务对象包括所有的人群;强调“人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观念[11]。因此加强患者提高健康知识的观念极其重要。通过健康教育,巩固了患者住院治疗效果,减少了疾病复发和意外事件的发生。通过示范、练习和授课等方法,使患者可以了解自己的疾病,了解控制疾病的诱发因素,有效的控制血压,控制饮食从而提高自身的护理疾病能力。
6对心身疾病的调查研究及因素分析
教师作为一特殊的职业群体,其健康状况历来被人们所关注。教师的心理的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与否,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教师的心理的健康调查较多见,而身体的健康状况的调查很少,为了进一步了解小学教师的躯体健康状况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周晓琴等[12]采取心身疾病调查一览表及自制的背景资料对合肥市四所小学教师进行心身疾病的的调查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合肥市四所小学教师的心身疾病发生率较高,与工作压力及睡眠不好成正相关。结论:合肥市四所小学教师心身疾病发生率较高。
河北省满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于2007年5至8月对保定市等地的1223例离退休人员进行了5种心身疾病的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保定市满城、徐水等地离退休人员心身疾病情况。结果:被调查者中31.66%患有高血压,28.51%患有冠心病。患病情况与家庭环境、性特征、行为习惯密切相关。结论:离退休人员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对这一群体开展健康教育,将有利于离退休人员的心身健康。
大连疗养院付家庄疗区的徐晓光等[14]对疗养飞行人员心身疾病进行调查分析,发现2217名飞行人员中,患有心身疾病224例,其中内科检出116例,占被调查总数的5.20%;外科系统有34例,占1.5%,全部为腰背痛;皮肤科有8例,占0.4%;神经科检出46例,占2.1%;耳鼻喉科检出14例,占0.6%;口腔科检出黏膜溃疡6例,占0.2%。从上述疾病检出情况看,内科疾病居多,而其中又以慢性胃炎为多发,占本科疾病检出率的63.7%;神经科疾病检出数次之。归纳有如下几个心理社会影响因素:(1)对晋级(升职)及转业后的工作安置顾虑较多,有137例,占检出数的61.2%。(2)夫妻两地生活,父母多病、家庭负担较重44例,占检出数的19.6%。(3)经常感到训练紧张、飞行疲劳的有17例,占7.5%。(4)驻地偏僻、交通不便、感生活单调、情绪较压抑的13例,占5.8%。(5)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当,精神比较压抑的有13例,占5.8%。谢雪峰等[15]对运动员心身疾病患病率及其项群分布特点调查显示,男女运动员患病率无性别差异,总患病率为24.89%,各项群项目运动患病率存在差异,球类和一对一直接交锋项目运动员患病率>30%。马翠娥等[16]研究发现,运动员心身疾病两个重要致病因素是应激和运动负荷。综合以上的研究发现,运动员心身疾病发病率较高,具有项群差异,但无性别差异。
对神经疾病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军队;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高危人群;早期甄别
一、引言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常常需要在各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军事活动,特别是经历过战争、抢险救灾、突发事件等重大应激事件的官兵,可能会因为心理负荷过大、准备不足产生精神障碍。调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精神疾病患病率为7%,造成的战斗减员占伤病减员总数的23%。日军在1938~1945年间,因精神疾病住院的人数为10454人,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达4384名,因此在战场上,精神障碍者也被称为“没有伤口的伤员”[1]。即使在和平年代,精神疾病也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军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部队各类精神和心理障碍的总患病率为2.56%,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0.16%,居精神疾病的首位[2]。
在各类精神疾病中,因精神分裂症给部队造成的疾病负担最为沉重。据统计,在历次战争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比例位居各类重性精神疾病的首位,达到20%~45%[1]。部队多次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中,精神分裂症(80.5%)和情感性精神障碍(9.3%)是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多次住院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给部队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军队士气,削弱作战效能[3]。
由于治疗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存在治愈率低、预后较差等问题,疾病的早期预防受到重视,从以往只注重控制症状的传统治疗思路,逐渐转向预防医学和全程治疗的新理念。2004年起在全军推广使用的“中国征兵心理检测系统”即是此领域的一项重要实践,该系统有效防止了可能具有精神疾患和适应障碍的应征公民进入部队[4]。2006年,102医院全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也编制了《军人精神疾病预测量表》用于军事人员精神状况的评价和预测[5]。以上两套系统均可用于官兵精神健康状况的整体评估,但不针对特定疾病作出诊断。因此,有必要在目前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干预工作,为进一步减轻部队疾病负担、控制兵员质量、提升战斗力打下基础。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精神分裂症早期预防领域提出的概念和筛查标准,比较了预测疾病转归的多种甄别技术,希望能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新思路。
二、精神分裂症的前驱阶段
1.前驱阶段概念的提出
近年来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和干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亲属的回溯研究发现,约有80%~90%的患者首次发病之前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出现感知、思维、言语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异常,因此研究者提出了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prodromal stage)的概念[6],并将符合前驱阶段表现的个体定义为精神分裂症发病的高危人群。前驱阶段通常指疾病首次发作前的1~5年,根据症状和病情发展又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在早期,个体通常会出现非特异性的思维、情感和认知功能缺陷,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自我感知、压力耐受和思维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细微的变化一般很难被察觉;在中期,可出现比较明显的阴性症状,包括情感体验、意志表达能力下降、思维刻板贫乏、社交孤立等,这些异常症状逐渐影响个体的学业和工作;在后期,阈下阳性症状逐渐显露,包括低于疾病诊断标准的不寻常思维内容/妄想观念、多疑/偏执、夸大观念、知觉异常/幻觉和言语紊乱等。阈下阳性症状的出现对疾病发生有着较高的预测意义,是目前判断前驱阶段高危人群的主要指标[7]。
2.前驱阶段症状的生理机制
前驱阶段行为表现的变化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异常模型相符。该模型认为疾病是在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神经系统发育偏差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的结果。疾病早期的遗传因素包括一系列微效基因的交互作用,早期环境因素包括产前感染、营养不良,分娩时及围产期的事故等。在疾病高发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参与注意、执行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会经历神经元突触连接的修剪和白质轴突的髓鞘化,建立兴奋-抑制平衡,最终发育成熟,这一过程出现偏差将使早年发育累积的异常更为凸显,在外界应激刺激的诱发下,可能爆发达到诊断标准的精神病性症状。神经发育异常模型与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发展相符,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基因研究与神经影像研究的支持。该模型为整合有关精神分裂症基因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和病因学等方面的事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3.前驱阶段研究的实践意义
开展精神分裂症早期筛查工作有助于及时识别疾病的高危人群,并在个体发病后给予恰当治疗。研究发现,首次正式接受治疗前患者精神病性状态的持续时间(the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越短,则其对药物治疗的反应越好,大部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改善越明显。此外,DUP与个体认知功能的恢复情况也显著相关[8]。认知功能的改善直接影响患者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因此,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9]。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早期精神病协会通过共同宣言,呼吁各国尽早开展精神疾病的早期援助工作,制订相关标准识别其风险人群,建立干预服务机构并进行普及宣传教育。目前全世界已有近200个早期干预中心[10],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三、前驱阶段的甄别技术
寻找有效的前驱阶段甄别技术是开展疾病预防工作的前提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者以长期临床经验为基础,编制出多套判别高危人群的半定式访谈量表,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验证量表的预测效度。此外,为寻找更接近生理层面异常的“生物标记”,研究者尝试从神经心理测验、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生理学等不同层面进行探索,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前驱阶段病理机制的认识,并为寻找更具预测力的指标提供线索。
与神经心理测验类似,多数神经生理学指标只能反映出病理改变的部分异常。疾病特异性的生理指标和认知缺陷可以作为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提高量表甄别的预测
效度。
四、问题与展望
2007年全军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年来部队重性精神疾病占疾病总人数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其对部队管理和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可小觑。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部队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会影响军队日常管理和战斗力的提升,甚至可能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在疾病负担方面,用于康复和治疗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对疾病预防工作的投入。因此,开展部队精神疾病的早期预防,特别是重性精神疾病的筛查和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近二十年来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的研究对部队开展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提供了两点启示:
1.重视前沿研究成果的追踪及在实践中的转化和应用。在中文文献里,针对军事人员精神疾病防治的研究相对较少。部队官兵长期处于封闭化管理状态,需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急难险重任务考验,其精神健康状况值得关注。有研究证实,在部队和军事院校开展心理检测筛查工作后,军队重性精神疾病的比例已有所下降,这为疾病预防工作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了验证支持。
2.重视不同层面甄别手段的结合。部队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模式为大样本追踪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使用结构化问卷和访谈量表进行初筛,甄别可疑的高危人群。在此基础上,通过疾病特异性的神经心理测验和生理检查,作出验证性判断。对有较高发病概率的个体需要关注其精神健康状况,必要时提供适当的支持性心理咨询;对达到疾病诊断标准的个体要及时给予药物治疗,阻断病程发展。此外,影像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疾病机理,对病理发展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入,将为疾病的早期干预提供更加明确的目标。
[1]陈春荣, 牛健港.国外战争精神疾病的概况[J].健康, 2003, 1:13-13.
[2]王志忠, 谭庆荣.军人中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现状[J].上海精神医学, 2010, 22(4):249-250.
[3]祝希泉,苗丹民,李红政.部队多次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特征分析[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7,28(17):1624-1626.
[4]肖利军,苗丹民,肖玮,武圣君,李红政.应征公民心理选拔的人格评估[J].心理学报,2007,39(2):362-370.
[5]涂德华,张理义.军人精神疾病预测量表的研制[J].医学杂志,2009,34(3):350-353.
[6]Yung AR, McGorry PD. The prodromal phase of first-episode psychosis: past and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ns[J].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996, 22(2):353-370.
[7]赵靖平, 国效峰.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早期临床识别[J].上海精神医学, 2011, 23(2):67-70.
[8]Addington J, Van Mastrigt S, Addington D.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 impact on 2-year outcome[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4, 34(2):277-284.
[9]李益民,朱宏亮,夏镇南,谈雪良,王连根,顾云芬,孙红娟,汤臻,吴天诚.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相关性[J].四川精神卫生, 2009, 22(3):129-132.
[10]童建明,许晓英.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脑发育障碍学说与早期临床特征[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08, 35(3):134-137.
[11]Correll CU, Hauser M, Auther AM, Cornblatt BA. Research in people with psychosis risk syndrome: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0, 51(4):390-431.
[12]Keshavan MS, DeLisi LE, Seidman LJ. Early and broadly defined psychosis risk mental states[J].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011, 12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