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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1
论文摘要:欧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可概括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三种类型.我国教育伦理学一直未突破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伦理学应当研究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把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同教师伦理学、德育原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相混淆。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学和伦理学所构成的交叉学科，它是不是具有独立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上世纪初人们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争论，欧美、日本、前苏联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界同仁对独立研究和发展教育伦理学、加强教师教育伦理学修养的必要性普遍给予了肯定。这一共识，对我国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从那时起，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教育伦理学专著、教材，对教育伦理学开展了独立的学科建设。但是，由于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见仁见智，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进展缓慢，不尽人意。
近几十年来，国外教育伦理学在研究什么?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未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给予明确阐释。但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这一主题上，可见他们所理解的“教育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教育学”，准确地说，是一种道德教育学或者说道德心理教育学。
美国对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20世纪20一40年代，一批美国学者如卡他斯、韦伯斯等采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概括出了一名优秀教师应具有的职业品质和行为特征。这些研究，有的是在征集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是在对成功教师与失败教师开展品德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则分析教师职业品质与教师成功之间的相关度。1948年，全美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向全美教师发表了题为《我们时代的教师》的报告，对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提出了13项要求和指导;196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正式制定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70年代，这一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专家们继续以实证方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门别类地对“教师品质”进行研究，形成了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职业伦理声明》、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标准》以及人事指导协会的《伦理标准》等。
日本有培育优良“教师形象”的传统，日本对于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也正是从培育“教师形象”开始的。20世纪初，日本师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养人格主义的“理想”教师。二战以后，广大日本民众从军国主义的噩梦中惊醒，教育界提出培养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1952年，日本教职员组织通过了《伦理纲领》，以此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南。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间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日趋增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师职业伦理和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专著和教材。如，日本当代著名教育家、原玉川大学总长小原国芳撰写了《师道》一书，对于师道的本质、内容和发展条件等做出了有益探讨。日本著名教育家、原广岛大学校长皇至道，出版了《人类教师与国民教师》一书，书中极力推崇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关于教师“爱”的品质。著名教育家、广岛大学教授新崛通则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精神，他在《现代教育讲座》一书中说:“教师应当为人楷模，教师以身作则在道德教育中乃至整个教育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日本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视对师范生教师职业伦理道德的教学和教育，教育伦理学是日本师范生的必修课。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教师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伦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教育伦理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77年，·皮萨列恩科和·皮萨列恩科撰写的《教育伦理学》出版，紧随其后又出版了b·h·契尔那葛卓娃和h·h·契尔那葛卓夫的《教师道德》。前苏联十分重视教育伦理学研究，但总体上讲其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教师职业道德。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创制了“教育分寸”这一道德范畴。·科季格尔和·恰姆列尔在其所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对“教育分寸”给予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准确定位，该书认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树立一个正面的心理背景，这个心理背景能正确接受教师的要求，而把这些要求转变为行为的内心动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对待学生，这意味着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同时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们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师行为中一些个别的事情，这是行为风格。它必须使学生相信教师是友好的、体贴和善良的。这一特征大大加强了教师的道德立场，并成为学生公民觉悟的学校。”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开始突破教师职业道德框架，出现新的视点。在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提出教育伦理学应研究教育内在的伦理和道德。该书分析了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关系，提出了“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和“把他人当目的的原则”;剖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职业与共同职业的关系、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以及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师资评价和教师聘用中的伦理问题。在英国，著名教育哲学教授波特斯出版《现代教育伦理学》，重点研究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研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会道德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里斯·布朗也试图从寻找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义出发，力求“为独立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伦理学基础”，“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然而，从总体上讲，这并非主流意识，而只是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旁支流派。
在我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初起于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专著《教育伦理学》。先生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科学。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二者之区别，仅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该著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创立道德教育哲学。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编、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王本》)，该书是我国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伦理学》。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王本》明确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学问”。具体地说，就是紧密结合社会教育职业劳动实践，研究教育劳动有的道德意识，揭示教师道德的特点、本质和职能;研究教育劳动中的道德关系，阐明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实践活动，说明教师道德评价、教师道德修养以及教师职业品格形成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和自我道德提高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在该书的《绪论》中，编者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域有一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波特斯关于“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包含在本书“道德意识”之中，但从其内容体系中考察，这一说明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因此，(王本》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是现代的，实际操作是传统的。其精彩之笔，在于研究了教育过程中丰富多样的道德关系，具体地提出了教育行为规范并明确告诉教师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
1989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施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的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同《王本》相比较，《施本》扩大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教师”扩大为“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师德”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如果离开了对教师道德现象的高度概括，如果离开了对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教育伦理学体系。”还提出了教育伦理学与教师道德思想的区别，他说:“教育伦理学同教师道德思想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师道德思想的形成早于教育伦理学，最早的教师道德思想早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产生。而教育伦理学的创立，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教育伦理学是……教师道德思想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古代社会虽然己有了教师道德思想，但都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
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陈本》)。《陈本》在《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充增容，把教育过程中广泛涉及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作为教育伦理学考察的对象。该书以人格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了教育过程中伦理因素对教师、学生人格完善的影响，揭示了教育伦理的形成规律，探寻了教育伦理的价值，阐明了教育伦理的三条原则。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为该书作序，评价该书“具的一定的见解和特色。”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伦理学概论》(以下称《李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李本》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广义教育伦理与狭义教育伦理之分。他说，广义教育伦理，即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以及社会应该赋予教育什么样的性质和目标等等。狭义的教育伦理，即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种地位，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具有什么样品质、才能的人，作为教育工厂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作为受教育的学生抱什么样的学习态度等等。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李本》有两处专门回答，大同小异，他说:“教育伦理学主要以教育过程参加者的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作为道德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的教师道德现象。具体地说，就是……概括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容、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化以及教师道德行为的选择等问题。”《李本》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明显排斥了广义教育伦理，只就狭义教育伦理做出了表述。
2000年，钱焕琦、刘云林教授收罗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推陈出新所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钱本》)出版。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力透纸背的新著作。是当前国内同类专著、教材中材料最新、信息量最大、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书。该著有“王者”风范，大有摆开集以往研究大成开一学术新时代的大架势。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钱本》在考察了中外b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科学。”但《钱本》的内容结构大大超出了其所表述的研究对象范畴，既考察了教育伦理的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考察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伦理规范，也考察了教育伦理评价和教育道德修养，特别是把《王本》只作为道德规范范畴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列为专章考察，在我国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关于以“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理念，体现了对西方当代教育伦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中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三种类型:道德教育型、教师职业道德型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型。道德教育型以b·诺曼妮和g·科蒙尔为代表，丘景尼先生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了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的影响。这一认识，现已逐步淡出学术领域。这种“教育伦理学”，在我国已被《思想政治教育学》、《道德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所取代。第二种类型最为普遍和典型，欧美、日本、前苏联以及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檀传宝在其所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一书中仍对这一界说给予了解析与辨护，他说:“教育伦理学是一个比教师伦理学更宽泛的概念，但就学校教育而言，这两个概念基本相似。”又说:“教师伦理学(或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育伦理智慧或教师道德及其规范的学问。就学科性质来说，它主要是一门规范和应用的伦理学。”笔者认为，这一认识虽然秉承了传统，但仍然是错误的。教育伦理学有别于教师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甚至有别于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学问。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作一循名求实的学理研究。伦、理二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指和美乐章中的不同节奏或旋律，强调其不可混同的实然存在性。还有一种解释，“伦者，轮也”。一辆车子有两个轮子才能运转，强调事物之间的协调。“伦者，纶也。”纶线贯穿方为布，可引申为关系。总之，“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协调、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实然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主要用于指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有言:“察于人伦”。赵歧在解释孟子所谓的伦的含义时说:“伦，序……识人事之序。”东汉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也说:“伦，亲疏之比也。”在古代，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不可偕越的，因而孔子谓之“名分”。“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指一种实然，“理”则更向前跨进一步，具有浓厚的先验性特征。以今观之，伦理是一个客观的关系范畴，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终极依归;而不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修养本身。因此，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其任务是解述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人类之间的实然、应然关系，求证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
道德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道”者有同于“理”，春秋时谓之“道”，宋明时谓之“理”。“道德”之意不在“道”而在“德”，“德”者，“得也”。“得”有正负向度，背于“道”的负性之“得”不能谓之“德”;只有合乎“道”的正向之“得”方可谓之“德”。朱熹说:“德者，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道德是道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让人“‘得’什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一定伦理而产生何种思想和行为要求、准则、规范。具体到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可哄说教师道德不是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教师道德学的研究对象。鉴于建国以来，不曾产生“道德学”这一称谓，也不曾产生“教师道德学”这一称谓，可以约定俗成以“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代称，但必须明白的是，这是“伦理学”的广义泛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教育伦理学中纳人了教师道德而将教育伦理学等同于教师伦理学，致使教育伦理学的主体即“伦理关系”完全被“道德要求”所取代。当前，国内也出版了一批《教师伦理学》专著、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的《教师伦理学》，虽体系迥异，但名实相符，很贴切也令读来感到亲切。其实，教师伦理是一个既有总原则又可以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多视角分类的多学科集合体。美国近来出现的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较好地体现了教师道德研究的特性。
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2
[关键词]工业企业；生态伦理；生态工程；决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7-0033-05
本文为200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工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决策模型及实证研究》(HB08BBYJ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与企业生态伦理观
现代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们反思人的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伦理学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苦乐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1864年，美国学者乔治・帕金・玛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1923年史韦兹出版《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1933年。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发表了《大地伦理学》一文，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拓展传统伦理学到自然领域的观点，并在1949年出版的(伏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的关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的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更广泛共识的形成和世界生态运动的深入，生态伦理思想也走向系统化。1979年，哈格洛福、罗尔斯顿等人创立了《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牌。1986年泰勒(P・w・Tay-10r)的《尊重自然》一书问世，他主张生命体由于各具其“固有的价值”，自然界的存在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开发利用的对象，也不能将自然生物仅仅当作是我们利用和消费的资源。美国学者罗尔斯顿1986年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呼吁应当将所有地球上的自然存――大气层、岩石圈、地质层、生态圈等都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存在，应当将道德权利赋予这些存在物。纳什(R・F-Nash)在1989年出版的《自然的权利》著作中指出权利不是人的特权，还应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无机物体。1992年日本伦理学家丸山竹秋发表《地球人的地球伦理》一文。提出地球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环境保护)为最大和最终目标。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它超越了以往狭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积极扩展伦理的范嗣，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
当前，面对污染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环境，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尤为重视。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环境重中之重，如美国麦当劳及其他快餐店用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聚苯乙烯制作的包装盒就受到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及消费者的攻击，迫使麦当劳等企业更换了包装。同时，随着消费者对企业环保要求的增强，以及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企业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目标和经营战略。在此期间，一些有理性的企业顺应时展要求，提出构建企业生态伦理、加强企业生态道德建设的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生态伦理(Ecoethies)又称生态平衡伦理或环境伦理等。它是关于生态的伦理价值以及人类对待生态的道德准则的学说。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极力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权利，否定高级生物可以支配或扼杀低级生物。德国学者R・认为，非人类的自然有它自己独立的权利。前苏联学者A・A・古谢伊诺夫认为，对一切生命采取有道德情感的态度，把它们包括在怜悯、互助和其它人类基本感情的活动领域，是任何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不可分割的特点。澳大利亚学者J・斯马特又把认识到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快乐和痛苦的感觉视为近百年来伦理学进步的表现之。因此生态伦理是一种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生态伦理的发展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命中心伦理”(biocen-tric ethics)和“生态中心伦理”(ecocenticethics)等不同的阶段(见表1)。
生态伦理的第一阶段是人类中心主义，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约485B.C.-420B.C.)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包含了以人的价值尺度决定万事万物的意思。中世纪宗教神学把人类中心的思想建立在“地球中心说” (托密斯)的基础上，认为：上帝授权人类以宇宙的中心自居，特许人类可以利用、征服和统治自然的特权。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高扬，人的地位也日益高扬，人的中心与作用更加巩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69-1650)主张要“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9)和洛克(1632-1704)强调通过实践实现人类统治自然的需要。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洛克提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40)提出“人是目的”这一著名命题，他认为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而且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人统治自然，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里程碑。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主要有：(1)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2)人类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是人类可利用、征服的工具；(3)人类具有优越特性，超越自然万物；(4)人类与其它生物无伦理关系。
生态伦理的第二阶段是生命中心主义，该理论批判了把人与自然割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倡导尊重生命个体，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人类的主宰地位。认为人类反自然的行为必然导致对人类自身的报复。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每一个胜利都进行了报复，从而使人类成为战胜自然的悲剧英雄。施韦兹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他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 (1923年)一书中指出：“文化的本质是双重的。文化包括智慧对自然力的统治，以及智慧对人类信念和亿元的统治。”生命中心主义包括：Benthem的“动物痛苦”学说(认为只要有感受苦和乐的能力，
就应该纳入道德的考量范围之内)。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学说(sLnger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和愉快，所以人类应该给予他们道德的考量以及给予她也们生存的权利)。Tom Regan的“动物权”学说(Began认为个体本身就有价值，而且独立于其它个体对他的需求和使用)。Albert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Sehweitzer倡导：鼓励和维持生命是善良的好事；毁坏和阻挠生命是丑恶的坏事。他认为所有的生命，包括昆虫和植物都应该备受人类的敬畏和尊重。Paul Taylor的“尊敬自然”，Taylor认为，所有生物都具有自身的善和天赋价值(inherent worth)，值得具有道德能力的道德者尊重。
生态伦理的第三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基于自然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哲学为前提，其主张是整体主义的伦理，也就是对整体生态系给予伦理的考虑，包括生物、非生物、生态系和生态系过程。主要特性包括：(1)重视生态系整体价值；(2)只有在生态系整体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3)整体生态系的平衡和稳定比个体的生命生存还重要。生态中心伦理包含了“大地伦理”和“深层生态主义”。美国学者马什(G.P.Marsh,1801-1802)在从与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改编了的《自然地理》(1864年)一书中就提出了“人地协调论”。20世纪初，巴罗斯提出了“人类生态学”，认为人类与地球的苗泽华。孙增辉：论生态伦理视角下的企业生态工程决策关系便是人类生态关系。奥尔多・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提出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并创建了“大地伦理学”。挪威学者A.奈斯(A.Naess)提出了“深层生态主义”学说。1973年他在《浅层与深层：远距离生态运动》论文中就使用的“深层生态”的用语。他否定人类自恃超越自然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要保护所有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和生态系。我们应该承认它们本身即具有内在价值，而非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深层生态学包含了两个最高伦理规范：“自我实现”和“生命中心平等”。前者就是透过与自然界的互动，以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后者是指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平等的成员，共同存在于互相关联的整体中，且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Naess，1973，1985)。
二、基于生态伦理的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
1 企业伦理与企业伦理决策的概念
企业生态伦理又称为企业环境伦理，是处理企业与生态关系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总和。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道德观，它产生于人类生态危机时代。形成于人们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反思与回顾之中，是伦理学面向现实生活的表现。企业生态伦理一经产生便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它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共同为企业的发展开道指路、保驾护航。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当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伦理道德也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变化。企业生态伦理问题的提出，就根源于企业活动与生态的关系的变化。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与环境相互交换物质、信息的过程，也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在企业活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弃物的活动，并未引起自然环境多大的变化，因为在那时，自然界一方面有充足的资源供企业享用；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净化能力消化掉企业所排出的废弃物。由于自然界的自动调节、消化吸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尚未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当时的企业伦理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决策”是一个经常用的词，常出现在人们的口语及各种出版物中。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大英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是：“决策”是“社会科学中用来描述人类进行选择的过程的术语”。《全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是“所谓决策，就是在若干个可能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哈佛管理丛书》中的解释是：“决策是指考虑策略(或办法)来解决目前或未来问题的智力活动”。《认知科学百科全书》中解释“决策是从一集备选方案中选择所偏爱的方案或行动路线的过程，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买什么，选举时投谁的票，找什么工作等。”纳路易斯、古德曼和范特认为，决策是“管理者识别并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机会的过程”。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作出决策，并不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判断。它需要承担风险。美国现代决策之父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决策，并指出“决策包含了三个主要含义：决策机会的寻找，可行行为方案的发现，从几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活动。”
伦理决策(ethical decision making)是指管理者作决策时的决策行为，依循着伦理的原则进行；换言之，即决策者作决定时所作的某些道德因素的考量。也可以说，伦理决策是指基于特定道德及伦理准则的决策行为旧。因此，伦理决策在决策时，除了进行经济、技术及市场分析外，还必须进行伦理分析。爱德华・弗里德曼等人指出：“几乎所有企业决策都使一些群体和个人受益，而使另一些人遭损；几乎所有的企业决策帮助一些群体实现其目的和计划，而妨碍另一些群体实现其目的和计划。”美国现代决策之父H.A.西蒙认为，决策合理性《包括合乎伦理性》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全然理性。有限度的理性蕴含以下几点意义：(1)决策者容易连续作出决策，就是说如果个人(或组织)满足现状，就不会去寻找更多的可取之道或更好的策略。(2)决策者运用最方便、阻力最小且代价最少的信息作为决策参考。(3)决策者寻求可采取的行动方针，往往受个人的知觉、价值、信仰、经验及所受训练的影响。
伦理决策在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弗雷德里克・B・伯德认为：“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并把它们用于决策就可改善企业决策；如果决策时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么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
2 基于生态伦理的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的特点
任何决策都有其目的性，而且是在特定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前提下，根据内外环境而进行的，工业企业生态决策也不例外，企业生态决策首先受到决策者生态观念(包括东西方生态伦理观)的影响，并形成自己的生态观，在生态观的指导下制定、选择、实施生态工程方案。美国密执安大学拉鲁・托尼・霍斯曼曾对伦理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而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属于基于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决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伦理决策的延伸后果。工业企业生态工程是基于生态伦理的决策，这种决策及其行为后果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成本与收益，而且其行为后果将影响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
供应者、所有者、企业员工、竞争者、政府机构、社会公众。其行为的示范作用还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2)基于多方案抉择。工业企业生态工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是多方案选择的行为。因此，企业生态工程的关键是制定多个(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工程的方案。企业生态工程涉及战略、战术、作业三个层面的决策，不同层面的决策方案考虑的问题及细节是不同的。
(3)混合性。企业生态工程决策的混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策理念涉及国内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企业伦理观念的交融；二是涉及利益相关者多方的博弈；三是企业生态工程决策与企业的战略决策、生产决策、营销决策、财务决策、技术决策、环保决策等决策是有联系的；四是企业生态工程作为伦理决策，其备选方案都涉及社会利益和成本，企业收入与支出。
(4)不确定的后果。企业生态工程决策属于多目标、不确定型的决策，其决策产生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的风险。
(5)个人因素。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是关系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存共荣的“生克”关系。企业生态工程决策者的个人的生态理念、对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认知水平以及决策能力等都会影响决策方案的制定、选择与实施等。
三、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分析与过程
1 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分析
工业企业生态工程作为企业生态伦理决策。在决策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并充分论证其可行性。企业决策者必须思考，该项决策是否合理(合乎伦理)、合法(合乎法规、政策)、合乎公司的发展方向；该项决策是否兼顾了企业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该项决策是否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否会反对等。具体地说，还要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生态伦理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企业生态工程决策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生态工程一般需要长期、大量的投资，企业所有者及经营者在生态工程决策方面往往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企业短期收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以及生态工程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企业生态工程另一直接关系者是顾客，企业生态工程的投入可能会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导致价格的升高，顾客一方面希望从绿色产品获取健康与幸福等收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企业产品在生态产品方面的升级换代不仅给供应者提供的原材料、能源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提升了行业竞争的态势，而且企业还对经销商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生态工程决策还受到社会公众、社区、政府有关部门(如环保部门)的影响。因此，企业在生态工程决策时，必须系统深入地分析利益相关者各方的损益，尽可能地减少矛盾。实现共赢。
(2)认真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分析决策对其影响。企业生态工程决策不仅涉及伦理问题，关键涉及利益相关者各方的经济利益问题。因此，企业生态工程作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有必要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分析其决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通过磋商形成“一体化”的生态工程决策方面，照顾多方的利益。
(3)明确生态工程决策所涉及的有关部门伦理规范与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各界对企业的道义要求，也是企业伦理的核心内容。企业生态工程涉及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顾客、供应商、经销商、社区、政府部门等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科学、合理地界定责任范围，才能更好地遵守有关的伦理规范。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既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如：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又要遵守地方或区域发展的政策、法规，依照政策、法规进行决策。
(4)企业生态工程方案的综合评价。企业生态工程方案的评价不仅要考虑经济、生态、社会效果，还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确立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有定量化的指标，也包括难以定量化的指标等。
(5)在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时，要建立有助于产生和维护符合生态伦理行为，保障生态工程制定与实施的组织结构、制度等。
(6)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涉及到价值观、以及利益相关者文化方面的冲突，表面上是克服利益冲突。实质是整合价值观与文化，克服不同伦理准则的冲突。在解决冲突中，伦理领导与决策者价值观的优先顺序非常重要。
2 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过程
赫伯特・西蒙将决策分为参谋活动，设计活动和选择活动。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也不例外，具体地说，其决策程序如下(见图1)：
(1)分析问题、识别机会。问题是一切决策的开端，没有问题就无所谓决策。工业企业生态工程是基于生态伦理的决策，主要是解决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问题。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既是机会又是挑战，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生态工程树立生态伦理观，建设企业生态文化，确定基于生态的战略，开发绿色产品，改造生产流程推进清洁生产，树立生态形象，促进企业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生态决策，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制定并实施生态工程方案，增加投入，提高成本，而且还面临新的竞争。
(2)识别并确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的目标。决策目标是对决策问题的本质概括和抽象，决策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决策的效果就不会好，甚至造成巨大损失。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是企业的重要决策，关系企业的发展方向，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涉及企业、区域、环境及社会多个方面，属于多目标决策。
(3)拟定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的备选方案。在工业生态工程方案的拟定中应坚持方案的详尽性与可行性，方案要注意细节，要包括达到企业生态工程目标的所有可行方案；另外在企业生态工程方案的拟定中，要坚持相互排斥的原则，即不同的方案是相互排斥，不能一个方案包括另一个方案，也不能两个方案同时采用。在方案的拟定中应坚持发挥集体的智慧，召集企业有关部门及利益相关者等人士共同研讨方案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4)评估企业生态工程的备选方案。可以召集企业内外的负责人及专家对企业生态工程方案进行审核、评价、择优。在审核中要注意企业生态工程方案的目标是否明确，是否能解决主要问题。细节有物漏洞，方案的措施是否可行，投资是多少，企业能否承担等。在方案的比较、评价中，要重视反面意见。在方案的选择与推荐中，要注意多方反馈意见等。
(5)抉择企业生态工程方案。企业生态工程方案的抉择要遵循科学的程序。要反复研究方案的可行性与科学性，综合分析该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等。
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体育伦理;道德经
一、伦理与体育伦理的含义
人与人相处所应遵循的道理,就是伦理。美国社会评论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认为,“伦理是一种贡献与渴望索取相斗争的道德体系”。伦理常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何智炫在《伦理与道德的辨证探讨》一书中指出,“伦理是处于道德最底线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于性、爱以及普遍自然法则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不便明文规定,而是约定俗成的,并且随着道德标准的普遍上升而呈上升趋势。”
体育伦理是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性的伦理学研究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的身体性和比赛性。体育的这些特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结合,导致体育领域出现许多不同寻常的伦理现象。体育伦理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中的道德现象的学说,是应用伦理学的一脉。体育伦理侧重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秩序及其所遵循的规则和范式。体育道德侧重于主体自身的修身养性,执著于人格心灵的净化和身心修养的提高。
二、在大学生中进行传统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1.当前体育伦理的困惑
第29届奥运会,给了人们太多的收获与启示。奥林匹克圣火的光芒与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交相辉映,作为中国人非常为之自豪。人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体坛健儿发挥高超的竞技水平,挑战人类极限的过程,感受到了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这届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一次展示,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体育在改革进程中取得的辉煌的成绩。毋庸置疑,北京奥运会已成为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引发了中国体育更深入、更彻底的改革。体育运动是人类的特殊育化方式,以竞技体育运动为其成熟或高级形态。
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伦理教育融入到日常体育教学之中应该是大学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大学生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原本是人类共同语的体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令当今体育界带来解释困境的诸多现象,比如,兴奋剂、黑哨、假球等现象。面对高科技的兴奋剂的使用,有人甚至感慨“尿瓶子冲击了体育伦理”。
面对这些,高尚的人类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的纯净也让大学生产生了怀疑。如何解读奥运会折射出的体育理念、体育制度及体育的演进趋势?如何回答现代体育大发展的同时带给体育的诸多困境?人类如何最终确立体育的道德原则与规范?这些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2.大学体育伦理教育的现状
研究学校体育教学的历史与现状,不能不对当前教育中关于“人文精神”、“体育精神”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产生诸多疑问。比如,有些学校的公共体育教学,根本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所谓体育精神、体育伦理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大学生所有的体育伦理、体育精神的习得完全是自发层次的,甚至是作为公民的基本层次上的。在问卷中,有些学生把“进入比赛场不随地吐痰”也看成是体育精神。
身体,人之根本;育,是按照一定的目的长期地教导和训练。体育,不仅是强健身体的教育,更是打造合格的人的训练。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伦理与体育道德的过程,就是完善大学生个人人格的过程,也是作为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曾有句名言,“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人类的同类。”这也充分说明,在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中,体育伦理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关注体育,就是关注人生;关注体育伦理,就是关注生命的质量。
在新形势下,在大学生中构建体育精神,树立体育伦理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国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体育伦理教育一方面可以让大学生了解世界体育发展中人与世界关系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竞技体育运动中的道德、矛盾与冲突,了解体育运动中的秩序、法则与道理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引申出的“应当如何才是正确的,符合人类体育精神”的规范要求。
现代体育伦理无疑是对传统体育伦理的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不可分割的。单独地宣讲现代体育伦理,学生会感觉诸多问题是无缘之水,缺少根基。所以,传统体育伦理的教育是进行现代体育伦理教育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起始环节。
三、用《道德经》进行体育伦理教育的可行性
1.第29届奥运会给体育伦理教育带来的机会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林匹克精神不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耐力和活力,而且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崇高、纯洁的精神和道德。”在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过诸多挫折,但人类企求和平、追求进步的梦想始终未曾泯灭。可以说,现代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共求发展、和平相处的盛会,整个过程体现了全球性的体育价值观以及近乎统一的体育伦理。作为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体育伦理对全球的体育伦理道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这充分说明了将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大学生中进行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值得尝试的工作。
第29届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其中“人文奥运”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传播现代奥林匹克思想,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另外,“促进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之间的和谐发展”也是核心内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闭幕式的致辞中用“无与伦比”评价这届奥运会。对于高校体育工作者而言,结合这次奥运会用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体育伦理对学生进行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教育则是赶上了“无与伦比”的好时机。
2.《道德经》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现为“天人合一,和合中庸,尊德重礼,立德事功”的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性特征,体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的精神。但老子的《道德经》中也有诸多具有借鉴、指导意义的经典之语。
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其著作《老子》,也叫《道德经》,只有5000余字,却几乎涉及到了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有人说:老子5000言,是一本百科全书,包含了哲学、伦理学、生命学、人体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等等。这也就是前几年美国《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的原因之所在。
有许多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和周易是中国文明的本质和脊梁。此言不过。现代伦理学当中出现的标准、价值、价值观对比、优先选择、目的、行为、选择余地、后果、风险、防备原则、选择、控制、自主性、责任、知情权、公正性、人权等重要基础概念,在《道德经》中均能找到对应的理念。另外,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主要理论,如必然论、功利论、德行论、道义论、契约论等,都能在《道德经》中找到相应的印证。这也是笔者认为用《道德经》进行现代体育伦理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具备可行性的原因。
3.《道德经》与当代体育伦理
《道德经》开宗明义地讲:“道可道,非常道。”反映了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他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对照当今的整个体育界,游戏规则、裁判守则、竞技过程、金钱荣誉等与体育相关联的一切,无不遵循着一个“道”字。
萨马兰奇说过:“运动员一旦获得成功,金钱、荣誉就会蜂拥而至,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明星,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的年头不应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由此可见,运动员的事业有成需按“道”而行,成名之后对金钱和荣誉更需“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高尚的体育伦理道德之“道”,这个“道”就存在于人类崇尚的纯洁体育精神之中。
“无为”的观念也是《道德经》的中心思想之一,其他的重要观念都是围绕这个观念展开的。正所谓,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有些人认为,无为的观念是一种倒退的政治观,不适合现代社会。这是对老子的一知半解。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无为无不为”。当今世界体育出现的意甲、德甲以及西甲联赛的全球性,社会黑恶势力的染指比赛、兴奋剂的屡禁不止、假球黑哨的愈演愈烈,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要无为,远离污染,这就是体育伦理的要求。所有正义的人们为了体育赛场上永远飘舞不落的道德和伦理旗帜,对于丑恶现象应当是坚持抵制,让丑恶由自生到自灭。试想遇到打假球的队伍,足球观众都不出钱观赛,这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无为,必然会对造假者形成重大的打击,为净化体育赛场起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道德经》中体现颇多,它用“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讲述万物的对立和转化。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体育工作的开展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体育的发展不能寅支卯粮,在优秀运动员的选拔推用、平衡各队利益与进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子经历了超越自我、超凡脱俗的过程,最后返回到“道”而获得与“道”相合之身,具有与道圆融的智慧,究极天地宇宙至理。他的自然和忧患意识等等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利用的思想。当代社会人们不缺斗志,恰恰是充斥了太多的浮躁之气。对于运动员而言,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很难达到成绩的颠峰;对教练员而言,不信科学,不循规律,无法保证训练的结果。对于普通人而言,讲究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顺应自然,除了是很好的养生之道外,更是展现高尚体育伦理道德的基础。
四、体育伦理教育的思考
体育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国际沟通的重要桥梁,民族和解的剂,是展现综合国力和国家精神的重要舞台,也是培养健康身心的重要方法,更是体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的星光大道。在大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体育伦理面临严峻的挑战。利益因素成了体育运动的最终动力,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正让纯洁的体育事业受到巨大的威胁。
对于体育伦理观而言,全世界都是通用的。每个国家都关注自己在北京奥运会上拿到了多少金牌,拿到了多少奖牌。但获得奖牌的方式和途径,人们则更应关注。凝结了纯洁体育精神的奖牌,永远是人类体育文明的珍宝。在高校体育教学中,体育伦理的教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赵立军.体育伦理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湘溶,刘雪丰.体育伦理学论纲――一种新的见解和思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
[3] 刘湘溶,刘雪丰.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范导[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李培超.绿色奥运――历史穿越及价值蕴涵[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李香华.中国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J].体育学刊,2002,(5).
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4
EnglewoodCliffs,1988,p.5.）等等，这种管理观越来越成为管理界的共识。有人甚至指出，如果说泰罗的科学管理、梅约的行为科学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那么，管理伦理学就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注：张文贤等：《管理伦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面对当今社会的历史巨变，面对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管理伦理既显示了伦理学亘古常新的生命活力，又预示着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新动向。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理论界真正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普遍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注意管理的价值转向和意义的寻求。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企业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建构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一词，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指管理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贝尔认为，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其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单个人之间，即雇主和雇员、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管理组织之间，即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以及国际商务关系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管理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被假定有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其中尤其强调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所具有的意义。
其三，在研究具体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德国人十分注重对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企业伦理可靠的哲学基础等；日本人则十分注重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其四，通过对管理与伦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给管理思想带来了深刻变革。劳伦斯·米勒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能为具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打下基础，这八种基本价值观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原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6-9页。）；肯尼斯·布兰查德认为目的(Purpose)、自豪(Pride)、耐心(Patience)、专一(Persistence)、洞察力(Perspective)是管理的“道德力量5Ps”，也是个人成功的要素（注：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管理宝典》，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195页。）。从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管理方式，如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得；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注：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非常注重管理伦理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主要表现在：(1)制定企业伦理守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的企业中90%以上有成文的伦理守则，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注：JohnH.Jackson,BusinessandSocietyToday.PacificGrove:WestPublishing
Co.1997,p.126.）；(2)设置专门机构。美国约有五分之三，欧洲约有一半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的伦理工作（注：TheUncommonGood,TheEconomist.August19th,1995,p.57.）；(3)设置伦理主管。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20%聘有伦理主管，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处理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提出的质疑（注：一泓：《伦理主管——美国企业管理新趋势》，载《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伦理培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30%至40%的美国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注：L.A.Berger,TrainAllEmployeestoSolveEthicalDilemmas.Life-Healthl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
然而，管理伦理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一般而言，管理伦理的研究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何以必要”。它要说明的是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第二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管理与伦理的“何以结合”所提供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并不能说明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学理。伦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从“是什么”无法推导出“应如何”，即“应该”与“是”具有“不可通约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9-510页。）。姑且不论“应该”与“是”之间能否通约，但对伦理学家的一般要求是：“不仅应该说明人们怎样去行动，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注：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管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揭示管理的“价值判断”性质以及管理的“应该”指向，是管理伦理的应有之义；第三个层面是管理和伦理“如何结合”。这是一种对管理和伦理结合所作的实证式研究，强调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注：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学和伦理学，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对管理伦理研究的两种致思方向：其一是在管理中关注伦理，这是一种“管理的伦理论”，是目前国内外管理伦理研究中的主要致思方向。这种研究取向多为管理伦理提供“一种察看现象的系统化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构念或概念、定义及命题的集合”，因而目前有关管理伦理的论述多是管理学的体系，伦理学的范畴和命题；其二是从伦理的视角关注管理，这是一种“伦理的管理论”，这种研究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管理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规范，在管琨理论、管理实践、管理行为中体现人性之律与伦理要求。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而运用。这两种致思方向都没有超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工具性研究层面。），其实质是“意指一种察看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注：WilliamFoster,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68,p.12.）。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描述，即对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的研究，而对管理与伦理“为何结合”以及结合的“何以可能”，缺乏应有的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由于没有在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因此，无论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被视为管理组织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抑或是从现代社会与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合论”观点来寻求管理伦理的内在依据，认为管理活动不仅具有建立于利润最大化之上的内部逻辑，而且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都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推导出管理伦理，而不是从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来探讨问题。而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是研究管理伦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因此，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管理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意义
要探究管理伦理问题，论证管理伦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在思想方法上需要破除一个障碍，那就是“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模式。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伦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管理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领域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格贝尔就经济伦理的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学模式：一种即所谓的应用模式，“这种应用模式所带来的危险首先在于论证是外加的并有悖于经济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说，一种‘对经济毫无所知的伦理主义’会对经济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平等—协作”模式，即从两门科学价值相等出发，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并非互不相关，也不是一个支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以解决经济学领域中单靠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存在一种原先无价值的经济范畴，然后让伦理学经过外部修正而将经济理性纳入经济领域，而是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注：格贝尔：《经济伦理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6期。）。格贝尔的分析也完全可以应用到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它提醒我们，研究管理伦理问题不能忽视管理本身的结构与内涵。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是由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交织着管理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把主体尺度运用于对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即人类从“最初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到“专属人的劳动”，不断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4页。），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应然”状态，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决定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遵循客观规律是管理得以运作的科学基础，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则是管理的主体尺度的内在要求。同时，管理活动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演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分析管理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本身所蕴涵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性。在这一层面，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下文另论）。管理伦理就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揭示管理伦理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管理的道德性可以从根本上确立管理与伦理是相互体现的内在统一原则，两者具有内在同质性和相容性，这就决定了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管理的内在要素而起作用的。当然，管理与伦理的同质性并不排斥两者的相异性，两者各有特点，不可相互代替。其次，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找到了客观根据。既然管理在其运作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培植和规范与这些伦理性质、伦理特征相对应的管理伦理观，以发挥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管理的外在道德
管理的外在道德，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体现一般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一定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蕴涵着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管理须以合道德性为基础。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外在道德或实体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涵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注：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4页。）；马克思在比较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体制时认为，市场经济蕴涵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利己主义）”等伦理特征（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中，管理者总是按照自己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伦理原则来对资源进行配置，使资源配置格局朝着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使资源使用产生最大效益。
二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受制于对人性的认识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管理活动似乎更多的是从客体的角度去研究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得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活动均出自管理行为主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出发，以人作为价值尺度“去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的管理活动，使其有利于人和人的发展。管理活动对资源效益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促使人的完善和发展。这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最终归宿。所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也就构成管理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管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过程，它总是同人类在一定时期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相统一。人类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制导管理活动的主要外在因素。
三是人们和社会总是要对一定的管理行为做出伦理评判，对管理行为在伦理意义上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从而把管理行为区分为善的或恶的，有利的或有害的，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等，通过对管理行为的伦理赞许或谴责来干预管理活动，使管理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和伦理期待等，即符合评价主体认为的“应该如此”的伦理需要，从而促进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
管理活动作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选择、决策的依据、管理关系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与道德选择。人们总是从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道德背景出发来做出判断，对某种管理行为的价值合理性或道德合理性做出裁定。管理的外在道德就是从这种价值判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使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合理化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构，“管理人员将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亦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注：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12-13页。）管理的外在道德深刻地体现着管理的这一性质。
四、管理的内在道德结构与价值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维持管理系统并使之取得效益最优化所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对管理活动发生着根本的作用。
（一）管理关系体现了内在伦理关系与外在道德环境的统一
众所周知，管理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成员劳动的集体性、组织性和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其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从而使组织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把各种活动引向共同的目标。组织是管理的“载体”，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对一个组织而言，管理就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协调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既包括对管理活动过程中人和物、物和物、人和人多种因素的合理配置与适时调整，也包括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一致和对组织系统各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处理，还包括正确处理组织与环境（自然、社会、政府、其他组织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维护二者的动态平衡，以期达到组织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关系的实质是伦理关系，管理活动的关键在于协调管理的伦理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管理看，管理组织犹如一台机器，其内部有着特殊的机理和运行机制，依靠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各个“零部件”只有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去行动，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系统稳定、有效地运转。但是，组织的各种制度和规范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同时也应当是人文性、伦理性的。例如，管理必须对劳动时间、岗位、劳动定额指标等有具体规定，必要时还要实施岗位责任制度和经济奖惩、行政制裁，这些属于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非常必要，但却经常同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个性发展发生矛盾。纯粹的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即使能强制规定组织成员的操作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工效和激发其内在的物质冲动，却很难端正他们的工作态度，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不可能保证人们勤奋工作的持久性，更谈不上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潜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管理理论认识到，组织活动要想取得最佳成效，就应该实施符合人性的、能发展人个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地满足组织成员对尊重、友谊、信任、理解、支持、感情等精神上的需要，正确处理组织成员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管理伦理问题。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就需要研究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管理关系中的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
其次，从管理组织的外部环境看，一方面管理组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或利益主体，不仅有正当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所追求的目标还必须满足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应该具有的社会价值，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另一方面，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必须依赖于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例如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一个公正的、法制的、稳定的社会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利益，对社会负责。此外，一个生产组织能否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合理地使用资源，能否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在同其他组织的竞争中能否相互协作、文明竞争，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外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又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管理组织对社会、对公众、对政府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这也意味着管理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规范，统一协调，从而达到最优化目标。
（二）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出发点
如上所述，管理伦理以协调管理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为核心。作为管理主体的人或组织与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系。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管理伦理关系的实质，才能正确地规范管理活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已经从以往的“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单向主体性转为“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交互主体性。美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现代管理人员经常处于一些固有的“两难处境”，他们面临着管理价值选择的五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把个人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往往是和组织利益相矛盾的；第二个困境是既要控制，同时又需要主动性；这样，管理人员必须履行适当的、特定的任务和职责，而他们同时又必须坚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第三个困境是既要执行不顾个人的规则和程序，又要照顾个人需求之间的难处，规则与程序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凭个人好恶行事而增进集体的利益，但同时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常常由于要执行规则与程序而不能得到满足；第四个困境是必须平衡个人要求和集体准则时产生的矛盾。组织是由各种共同工作的人组成的，这些组合对每个个人有很大影响，它往往与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相抵触；第五个困境是既要执行组织的规范，又要改变这些规范，既要支持现状的某些部分，同时又得试图改变现状的某些其他部分（注：参见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以上五个困境涉及的事实上都是关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问题。
另一方面，从管理组织的外部关系来说，社会、公众、政府、顾客和其他管理组织，亦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主体”，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主主体和平等主体的交互关系。现代管理绝不能只顾追求自我利益而毫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采用对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否定的方式满足自我利益，即通过要挟、征服、利用、威逼甚至陷害对方来夺取利益，或者以坑蒙拐骗等手段来获取对方财钱。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有着同样主体性、同样“人格”而予以尊重，从而相互承认、互相协作的主体。管理的这种交互主体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意义。由于现代管理的普遍性、全面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在尊重对方权利基础上，在交互主体性意义上建构的管理秩序、理性秩序，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层面。
在管理活动中，人性价值是管理的最高体现。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体现人性价值的客观表现形式，它表现各种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共同性，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概括出管理活动和管理伦理关系在形式、内容和规则方面的超个体的、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相互作用着的管理主体必须遵循的，它们使主体之间达到高度一致。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所体现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就表现为管理伦理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而作为自主的、平等的主体的“合作”需要是管理的人性价值的重要表现。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表现一种公共理性，它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不以相互作用着的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表现的主要是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中最一般的东西，它表征一定的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与管理集体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雷恩认为，人类的管理根源于“自然资源普遍稀少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矛盾。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需求，人们从而形成管理组织，行使管理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得、分配和利用人类的努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9页。）。管理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稀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资源稀少”利用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伦理问题。换言之，管理就在于有效地去调节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去促成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效益。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总是与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相联系的，而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相联系。由此可见，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对于效益的谋取方式和谋取行为的伦理问题。
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5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提出的原因，指出了企业承担生态道德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迎接国际挑战、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更是企业 自身建设伦理文化的需要。企业要具有生态道德责任 ，则必须从企业确立生态道德责任的价值 目标、培养员工生态道德素质、建立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系统5-程这几个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最终才有可能实现与社会经济相协调发展。
当代企业如何履行自己的生态道德责任，事关企业的整体发展前途和命运 ，也是企业必须而且应该承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一、 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生态道德责任
现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具备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应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意识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这既是现时代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又是时代对当代企业提出的要求。
1．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 ，所牵涉的层面非常复杂，它的顺利进行依赖于众多条件的支持。稳定完整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或作用已经逐渐凸现出来，所以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发展。“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的进步 ，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一一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 。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环境形势仍然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相当严重。
未来几十年，工业化的程度还将继续深化，如果只是一般性地在政策上做些小的调整，或仅仅是在原有的政策框架内“加大力度”，很难彻底解决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德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 p·科斯洛夫斯基于 1987年写道：“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奠定经济伦理学和伦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对生存危机的反省，人们很容易在观念上过渡到人类自身应对摆脱危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来。再进一步追问，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承担责任的，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自觉地把责任承担，这时我们也不难想起伦理道德对现实责任的承诺。
现时代的经济伦理观念有其共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没有认识到经济在人类所有的制度结构中仅仅只占了一部分。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指出，这种把属于整体之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是现代的一大错误；如果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使得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企业的经营行为虽属于经济范畴，又由于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中进行的，因此它与生态环境系统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企业责任对象的范围应当从人拓展到生态环境中去，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纳入道德思考的范围，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最终转变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走向一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把生命联合体的利益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2．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迎接国际挑战、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自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责任运动浪潮，这一运动要求企业在赢利的同时，承担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在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保护也都纷纷将环保作为一种有效措施来限制其市场准入，并将其发展为一种绿色贸易壁垒。他们通过对进口产品制定环境检测标准、限制没有环境标志的产品进口、审查进 口产品生产中对环境的影响等，来保护本国工业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因此，只有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才能保证其产 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才能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忽视绿色产业的发展，盲目开发出 口产品，放松对产品安全和污染标准的监督检验工作，没有形成相应 的管理体系，许多产品并不符合环保标准，难以与先进企业进行竞争。环保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个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规则压力和商业竞争发展，使得企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企业化时代里的企业所需要承担的伦理责任达到特别重要的程度。这一切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末指出的那样：企业责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拓展到了生态、就业 、信息、政治和道德等领域。由此看来 ，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对于我国企业的挑战“与其说是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不如说是核心价值观的挑战；与其说是经营行为的挑战，不如说是伦理品质的挑战。”企业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决定企业的竞争实力。
企业应有其自身生态道德责任，其原因不是因为生态道德价值观本身，而是因为它能指引企业迈向成功。企业生态道德责任品质直接关系并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重要的“道德资本”，是企业参与竞争所应具备的条件。可见，企业只有强化生态道德责任意识 ，促使企业尽快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通行证，才能使我国企业炼就 自身竞争优势，企业产品才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从传统的不赢即输、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转向现代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以共谋利益的“双赢”或“多赢”。
3．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文化最初形成于组织创立之初，伴随企业的成长，企业文化中较深层面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较浅层面的行为准则就形成了，正是基于此点它具有凝聚、导向、激励、约束、规范等重要的特性 ，成为指导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经营的理念。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特伦斯 ·迪尔教授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 ·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 的习俗和礼仪。他们在 1981年 7月出版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中，以丰富的例证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但往往是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规范；并有各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正是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带来了这些企业的成功。 可以说，我国有相当多的企业都没有能够建立一套与现代商业竞争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有的企业虽然提出了一些企业精神、价值理念 ，但往往由于缺乏务实精神，使之成为摆设，成为空洞的说教，或者流于形式；有的企业虽然规章制度严明，但企业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从而导致企业缺乏活力、死气沉沉或一盘散沙。我国企业与今天的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恰恰是文化体系。海尔公司的成功，就在于它始终把环保作为其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保护人类环境，预防环境污染”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清洁生产，绿色标志，绿色运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成为我国唯一一家全部产品整体通过绿色产品论证的企业，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占有份额连续增长。
不难看出，一个企业持怎样的伦理价值尺度，不仅最终将影响到企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的组织不断学习能力、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对于人类的未来和我们赖于生存的地球环境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作为企业处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行为准则与规范的企业伦理逐渐显化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企业生态道德责任乃是企业履行与利益相关者长期隐含契约的内在要求。
二、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内容有哪些
我们认为，对于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工业化进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人的发展关系上，人们往往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甚至简单地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物质增长、gdp增长，忽视了人文、资源和环境等其他重要尺度与这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观点相联系并构成支撑的，是片面强调利用和战胜 自然的狭隘观念。早在 19世纪末就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对都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往前走一步都应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 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 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循环经济思想正是针对现存工业生产方式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和困境而提出的。循环经济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求企业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综合利用资源，力争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它通过技术更新，积极采取无污染或只有轻微污染的新工艺和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使产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能重新使用或出售。即通过 自然资源一清洁生产一绿色消费一再生资源这一生产流程来推动技术创新沿着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的方向迈进。这样，既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又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同时还要使经济发展符合生态效率，追求物质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废物产量的最小化。
由此，企业可以通生产模式转变，它从三个方面履行了生态道德责任 ：一是对环境 的起码责任 ，即通过降低资源消耗量，使生产成本下降，从而不污染环境。二是积极责任，通过减少污水废气排放、主动进行固体废弃物处置。三是理想责任，开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营销，倡导绿色消费，促进和改善环境。提高企业信誉，全面提高企业竞争力”这样就完全改变了“环境保护不经济”的观点，从而。这样企业不仅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使环境保护为企业可以并乐于接受树立新的行为准则。现代企业应当克制自己对环境无限制的索取，勇于承担治理环境的道德责任，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维护和谐发展、代际公正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自然环境的诸多力量的平衡。因此，企业在发展战略上，要将生态保护上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发展的布局上，要遵循自然规律，结合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承载能力，按照国家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的要求确定企业在具体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调整企业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具体的实施上，要实行最优化的生态保护措施。清洁生产取代过去那些污染严重的落后的工艺和技术；生态成为建设项目能否批准的首要考虑因素。总的来说，作为资源的消费者和产品弃物的生产者的企业，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确认 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生命和 自然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纠正企业经营中损害生态的不正义行为，发展可持续经济。
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经济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它为了自身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又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现代化的发展必须求得一种合乎公正或正义的发展。这种公正性既表现为实现人类代际问的公正，同时也要求代内之间的公正。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必须承认后代人同当代人一样也拥有一样也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他们的这些权力也应当受到尊重，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发言权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当代人在实现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根本条件。
3．培育生态道德意识，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和生态损耗强度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有效保护、改善环境为内容，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成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基础。第二，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作物质保障。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它与人们 的生活关系密切。我们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往往依赖于各种企业的发展，并且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更多是通过企业这个中介组织实现的。我们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最终的落脚点是企业与 自然的和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企业的要求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修正工业文明弊端。企业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过程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企业首先承担起生态责任，我们才真正迈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第一步。企业应成三个方面积极承担生态道德责任：一是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生产方式上要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其需求，而且要对其需求进行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反面的角度看，企业若不承担生态道德责任，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若作为基础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产生了动摇，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和谐构成挑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源环境分配不公会加重社会不公；若不能很好地实施“分配的环境正义”和“参与环境的正义”，作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核心的“公平正义”会遭受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则不再名副其实。
三、企业如何履行生态道德责任
企业经营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而生态环境的发展则需要得到最大的护，二者经常发生矛盾。作为现代企业生态道德责任建设来说，其本内容就是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使它们达到和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1．企业价值目标上确立生态道德责任
生态道德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合，它总是通过协调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来发挥其约束或导向作用的。这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
第一 ，在利益导向上，按照生态道德的基本要求来确定企业的利益取向。美国的 h·r·鲍安在其所著的《实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写道：“其社会责任是说，实业家有义务制定对今天的社会目标和价值来说有益的方法和政策，并据此开展其活动。”企业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利益最大化的对象就不仅仅是股东与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利益，更应该包括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企业形成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义务观，把利益平等原则从人和社会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作为规范企业行为的生态道德，它以生态人道主义、生态整体性、生态永久性为原则，把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企业价值观念、活动决策、生产和销售等各个方面，形成企业的自我约束力。第二，在管理理念上，不断拓深“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以人为本”的这其中“人”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它不仅仅是指企业内部成员 ，还包括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 ；其二 ，它还包括后代的子孙“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理念要求企业积极主动地设定自身生态环境的目标 ，自觉承担生态会责任。这就避免了企业做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破坏根基 ，自毁家园的事情来。
在这一核心观念层的指引下，企业经营行为表现为：它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观的指导下受制度规范的影响而产生的具体行为。稳定、持久、健全的企业伦理行为可以促进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健康发展，它为企业提供行为动机基础意义支撑、价值导向和合理的目标。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可以保证企业能营造积极向上、充满生气的精神范围。生态道德可以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科学准确的经济预期，减少个人组织和社会获取信息进行决策选择的成本；降低宏观经济的管理成本，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2．提升员工生态道德素质
“从经济的角度看，所有企业的运作过程，都是通过员工的生产行为统一表现出来的结果。同时对员工行为的分解有助于分析其中任何可能的缺点，并进行改善；而对员工行为的多角度反复整合，则有利于提高产品品质或开发新品种从伦理价值角度看，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分解和整合，既是对作为个体的每个员工伦理规范的反省或检测，也是对作为集体的全体员工的教育。这种分解和整合可以延伸到员工的其它生活领域，从而促包括企业伦理在内的社会伦理水平的提高。”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要求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要实现的是对企业员工的改造即实现素质的转换和再造，以此体现出道德的属人的规定性。正如彼德斯 ·沃特曼所言，“员工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从而也就产生有高度价值的目标感这种目标感来自对生产、产品的热爱，提高质量、服务的愿望和鼓励革新，以及对每个人的贡献给予承认和荣誉”。
企业生态道德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企业可以通过实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选用绿色材料、制定绿色生产流程、实施清洁生产采用绿色包装、制订绿色价格、开展绿色促销重视国际标准和产品认证工作等，使承担生态责任的理念渗入到企业的每一个行为。池田大作也认为 ，广泛普及伦理意识，使正确的价值观念扎根于每个人 的精神之 中，并把它传给子孙后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再构人类与自然的均衡通过这些方式，企业才能锤炼自己的队伍 ，形成自身独具的风格，这样培育出来的企业生态道德理念才能深深植根于广大员工之中。具体来说， 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培养员工的生态道德素质。一方面，企业自身培育环保人才、建立环保技术创新的奖惩制度。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生态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系统工程
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生态道德环境的出发点是消除企业经营中反人性、反社会的行为，并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日本经营伦理学会会长水谷雅一说：“经营伦理学的出发点仅在于消除因只偏重于‘效率 ’和 ‘竞争 ’的思维方 式及 依 此 进 行 的企 业 活 动 给人或 社会带来 的弊病。” 生态道德环境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使现有的生态道德环境得以改善。企业的道德环境的改善。
首先需要企业从自身做起，由此产生的辐射作用将引领着整个道德环境趋于良性化发展。 生态道德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氛围。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伦理观的基本内涵和外在表现。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及其员工共同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经营理念等，体现了一个企业的价值定位，反映了企业内部衡量事物的根本标准。
其次，企业应根据环境的变化建立合乎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在新型的管理制度中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的信息是透明、公开的，每个人都有获得此类信息的平等机会与权力，每一个员工不仅仅要了解自己工作中涉及到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 ，更要了整个企业发展对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同样具有可持续性的情况，并且有决策参与权。
再次，企业实施生态道德责任审计制度。“通过环境审计，对于本企业的环境状况进行客观的自我检查与评价，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所出现的环境问题，有助于企业的投资决策、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的评审，从内部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有利于企业自主调整其经营活动。”最后 ，这些制度或管理的真正到位，归根结底要通过舆论和教育 ，引导员工的情感和意识，形成员工正确的生态责任意识 ，并使之内化为员工信念。惟有如此，才能有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向着绿色化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p·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6．
[4]欧阳润平．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企业伦理品质[j]．伦理学研究，2003，(5)：28—32．
[5]刘光明．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bowen，h．r．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man．harper brothers，1953．
[9]陈红兵．现代企业伦理制度建设[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0—34．
[10]池田大作，b·威尔逊．宗教与社会[m]．成都是：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91．
[11][日]水谷雅一．经营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6
摘要：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是工业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从工业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一般含义出发，探究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应用，着重探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的人机交互，并对其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工业设计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人机交互
工业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知识体系包括数学、物理学、材料学、工程学、电子学、机械学、色彩学、心理学、美学、传播学及伦理学等。它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究竟什么是工业设计，一直众说纷纭。2006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给出的定义认为：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目的是确立产品多向度的品质、过程、服务及整个生命周期系统，因此，设计是科技人性化创新的核心因素，也是文化与经济交流至关重要的因素。工业设计的任务是对结构、组织、功能、表达和经济关系的发现和评估，主要表现在：
（1）增强全球可持续化发展和对环境的保护；
（2）赋予人类社会整体、个人、集体以利益与自由；
（3）决定用户、生产者和市场领导者；
（4）不论世界如何全球化，支援文化多样化；
（5）赋予产品、服务、系统与其特性在形式（符号的、语义学）的表达上与内涵的协调（审美的、美学）保持一致。
近五十年工业设计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工业设计的发展。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进入企业，改变着企业传统的产品研发过程。
一、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图形理论的创立，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软硬件的不断更新和现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因此计算机辅助设计引入工业设计，也成为一种必然。工业迅猛发展，市场日新月异，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迅速，为了获得竞争的胜利，企业就需要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获得更好的市场资料，传统的产品研发手段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借助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的技术则可以更加容易满足这种需求。
CAID，即是计算机及其系统集成相关高新科技，辅助产品（工程）或服务工业设计的现代设计技术，它的技术原理是将设计人员的最佳特性、创造性思维、经验知识、综合判断与决策能力、想象能力、审美能力等，与计算机的强大记忆、信息检索能力、海量信息高速精确计算与处理能力、易修改设计、虚拟真实显示、艺术渲染、一定的人工智能、工作状态稳定且不会疲劳等特性相结合，从而提高设计速度和效率，大大缩短设计周期，保证设计质量，降低设计成本。
二、CAID的应用
CAID的应用主要是基于数字化平台实现的，借助CAID，企业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产品的研发成本，同时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CAID将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融合在一起，科学的发明融入了艺术的思维，可使产品外观和操作更加人性化；将科学思维融入到艺术思维中，可以确保对产品的形态美及功能美的探求有科学的依据。
1、计算机辅助形态设计
计算机辅助形态设计就是借助计算机软硬件，通过形态变化、分割与比例等方法按照形式美法则对产品的造型进行探究，以获得功能布局合理、操作人性化的技术美。在这个阶段，设计师会经常对产品的形态进行探索，以获得良好的产品形态，这必然要求设计师经常对已有的产品形态进行修改。CAID的参数化功能，便于反复修改尺寸、线型等；具有较强的曲面造型功能；能够快速地实现基于草图的三维建模。
2、计算机辅助色彩设计
色彩对于产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同人群及地域对色彩的理解不一样，因此，设计师要根据不同的目标人群在特定的使用情景下使用特定的色彩，同时，特定形态的产品，也需要特定的色彩才能更加完美地展现产品的特性。计算机辅助设计中的相关软件一般都有强大的色彩编辑器，及色彩拾取功能，这可以让设计师方便地选取色彩，进而提高设计师的工作效率，也更加便于对色彩的修改。此外，软件的色彩数据库能不时更新，保证了设计的时代性、时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