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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疗方法范文1
[关键词]磁共振；肠癌肝转移；冷冻消融；CIK生物治疗
[中图分类号] R73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7（a）-0140-04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agnetic resonance guided argon helium targeted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in treating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Methods 37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 patients，accepted treatment in Jili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2 were selected and were random divided into freeze ablation group （n=15），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n=10） and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n=12）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The three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given freeze ablation，CIK biological therapy and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The postoperative result in three groups were evaluated.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 decreas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The ablation area obvious increased in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than simple freeze ablation group and with less residual tissue；the serum CEA decreased than simple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T cell subsets and immunoglobulin increased，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MR；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Freeze ablation；CIK biological therapy
结直肠癌患者最常见的血行播散的靶器官是肝脏，约5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肝脏转移[1]，而且在原发灶可切除的患者中，术后有15%～25%发生肝转移，约80%患者为不可切除肝转移灶。肝转移灶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肝功能，生存期仅6.9个月，5年存活率为0[2]。多学科的联合，预防并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以提高患者肝转移灶的手术切除率和生活质量。近几年，氩氦刀冷冻消融术在治疗肝实体肿瘤的作用备受广大医学工作者认可[3]。生物治疗中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CIK）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和限制性肿瘤生长的作用，此治疗技术成熟、毒性作用轻微。本研究探讨氩氦刀冷冻消融术联合CIK生物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均为2010年1月～2012年12月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肠癌肝转移患者，共计37例。患者年龄40～71岁，平均年龄51岁，KPS评分均在80分以上，均无其他部位转移，均属大肠癌Ⅳ期患者，肝内单发病灶，肠癌术后20例接受常规化疗FOLFOX方案，其余未接受化疗。2例确诊时已发生肝转移，接受常规化疗未见明显改善症状，故接受冷冻消融治疗。所有患者手术前后均接受肝脏强化CT检查和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如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CA-125和CA-199等，明确肝脏肿块大小及肿块的变化。根据不同治疗方式将37例患者分为冷冻消融术组15例、CIK生物治疗组10例、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12例，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具有可比性。本实验经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实验对象均接受告知，并在自愿的前提下签署同意书。
入选标准：全部病例经病理学、影像学或肿瘤标志物确诊，真实可靠；心肺功能正常，无其他基础疾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等）；造影剂过敏试验阴性。
排除标准：肝功能Child-Pugh C级；合并肝性脑病、黄疸、凝血功能异常、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高血压3级以上；严重心脏病、高血糖、肾功能不全患者。
1.2实验设备
3.0T超导型MR扫描机，0.3T常导磁共振扫描仪配光学导引系统（中国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CRYO-HITTM氩氦靶向治疗系统冷冻消融系统（以色列Galil Medical Ltd.公司）。
1.3方法
冷冻消融术组、CIK生物治疗组、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患者分别给予冷冻消融术，CIK生物治疗和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
1.3.1冷冻消融术 患者仰卧于0.3T MRI床上，行术中成像，完全平衡稳态序列（True-FISP）SPGR 3D，快速扫描线圈19～26 s，矢状位和横轴位图像交替使用。将1.47 mm的冷冻探针在光学导航系统实时导引下，选择距皮肤最短路径进针到达肿瘤区域后，依据肿瘤体积决定布针数量，布针满意后，开启冷冻消融系统。冷冻参数采用40%氩气输出功率，冷冻15 min，复温3次，每次1 min，重复两个循环。完成两个冷冻消融循环后，撤出冷冻探针。
1.3.2 CIK生物治疗 细胞采集与CIK培养均由我院细胞生物治疗中心完成。采取患者自体静脉血50 ml，进行单核细胞分离，保证50 ml全血分离得到的单个核细胞活力在90%以上，置于37℃下的5%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后分别加入CD3单克隆抗体、重组人IL-2及重组人IL-1。培养期间定时更换培养液进行微生物检测，第13天检测CD3阳性率>90%，CD3/CD8>60%，且CD3台盼蓝染色计算细胞活力>85%；于第14天将CIK细胞生理盐水悬浮细胞注入输液袋。治疗组患者接受2个周期共4个疗程的治疗，每周期2个疗程间隔1 d，2周期间隔14 d。输注结束后分别进行T细胞亚群（包括CD3+、CD4+、CD8+、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A、IgM）检测，治疗前1周、治疗后1个月另行肿瘤标志物CEA水平检测。
1.3.3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 在进行冷冻消融术后3 d，进行CIK生物治疗。
1.4疗效评价
患者于治疗1个月后复查腹部CT，近期疗效按Recist标准统一评价[4]。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所用靶病灶动脉期强化消失；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同基线相比，所有靶病灶存活肿瘤最大径总和缩小>30%；稳定（stable disease，SD）：病灶缩小未达PR或增加未到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PD病灶存活肿瘤最大径总和增加>20%或出现新发病灶。有效率（respone rate，RR，%）=（CR+PR）例数/总例数×100%，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col rate，DCR，%）=（CR+PR+SD）例数/总例数×100%。术后随访时间6～12个月。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冷冻消融术组与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肿瘤消融最大直径和肿瘤消融最大面积的比较
经联合治疗后肿瘤消融最大直径和肿瘤消融最大面积较冷冻消融治疗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CIK生物治疗组与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的比较
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的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经联合治疗增加更明显（P
2.3三种治疗方法的术后评价
三种治疗方法中冷冻消融术组和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组更能起到灭瘤的效果（表3），但由于本实验样本量较少，不具备较广泛的统计学意义。
3讨论
氩氦刀冷冻消融术，是在影像学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引导下治疗肿瘤，它利用高压氩气在刀尖急速膨胀，将肿瘤组织冷冻，细胞间形成冰晶后借高压氦气升温，融化冰球，通过反复冻融，使肿瘤细胞崩解坏死[5]，同时裂解的肿瘤细胞可释放肿瘤特异性抗原，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有学者认为，对于肠癌肝转移的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仍是手术切除肝转移灶，然而，手术切除转移灶受到多因素影响，如转移灶的数量、肝功能分级、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等。亦有部分患者由于此前行肠癌根治术，恐惧不愿再手术。微创外科和肿瘤局部治疗作为新兴技术为肝转移肿瘤提供了治疗手段。氩氦刀冷冻消融术具有微创、对肝脏功能影响小、重复性强等特点，已经逐渐成为无法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治疗的一种选择[6]。李征等[7]的研究表明，氩氦刀冷冻消融术在消除肿瘤的同时有减少肿瘤残留和转移、增强机体免疫力、延缓肿瘤转移和复发、延长生存期等优势。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作为微创治疗对患者的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保护患者患病器官的生理功能和机体免疫功能，且治疗后效果显著，目前成为广大患者所青睐的治疗手段。本组患者在MRI导航下行氩氦刀冷冻消融术，其优势包括：定位准确，图像清晰，可以避免病灶周围血管、神经的损伤，消融范围精准，从肝脏的解剖角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肝功能。由于可多次重复而不受病灶数量的影响，方便可行。本组患者经三种治疗方式在影像学角度均见肝转移灶的缩小，保证了患者近期生存质量。从本组结果还可以看出冷冻消融术从三个角度共治肿瘤的生长：①肿瘤细胞发生脱水、萎缩、细胞骨架结果改变及细胞内电解质改变使瘤细胞变性坏死；②冷冻还能使肿瘤组织血管内形成血栓，阻碍肿瘤组织的供氧，最终使肿瘤细胞凝固坏死；③坏死的肿瘤细胞能够暴露肿瘤特异性抗原，被机体免疫系统识别，激活免疫效应细胞，增强机体免疫能力[8]，引起冷冻后转移灶的自发消退[9]，冷冻消融与肝转移灶切除术相比，冷冻消融能降低并发症和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单纯的氩氦刀冷冻消融，对于复杂的转移灶治疗不能取得满意疗效[10]。
Pan等[11]的研究发现CIK生物治疗明显提高结直肠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倪明立等[12-13]的报道显示，冷冻消融与化疗存在着协同作用，通过联合生物治疗的免疫细胞被注入体内后，能够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显著提高抗肿瘤活性及IFN-γ的分泌，增加CD3+、CD56+和CD3+CD8+细胞的比率，并促进细胞分化[14]，增强细胞毒性及细胞的抗肿瘤能力，增强机体对肿瘤特异性抗体的识别能力，能够更好地杀死全身隐匿的肿瘤细胞，对肿瘤的转移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另外，也有利用基因工程修饰的方法对CIK细胞进行体外修饰使CIK细胞特异性的表达嵌合抗原受体获得了显著的疗效[15]。
本研究中，经联合治疗后肿瘤消融直径和肿瘤消融面积较其他组更明显，提示联合治疗能够更好地消融肿瘤组织。联合治疗组DCR为100%，由于本实验样本量较少，与冷冻消融术组和CIK生物治疗组相比不具备广泛的统计学意义。但是通过联合治疗后患者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增加更明显，而肿瘤标志物CEA下降显著，提示MRI导航氩氦刀冷冻的精准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两者联合应用可弥补单纯疗法的不足：①联合治疗可以起到从局部到整体的灭瘤效果；②冷冻消融凝固坏死的肿瘤细胞释放大量的肿瘤特异性抗原，进而刺激肿瘤免疫效应，促进生物治疗的效果；③在MRI导航下转移灶的消融效果是等同于手术切除但无需开刀，避免了诸多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由于本组患者随访时间短，病例数量较少，目前国内关于MRI下氩氦刀冷冻消融联合CIK生物治疗治疗肠癌肝转移的相关文献较少，其优势、副作用、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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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疗方法范文2
一、查找的突出问题
经过自我剖析，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政治站位不高。
（二）服务意识不强。
（三）想干事干成事，意志力不坚。
（四）自我约束力松懈。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对照以上问题，本人认真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具体表现在：
（一）经历少，学习少。对党的要求上级组织要求理解不深刻，执行力不够，带头作用起的小。
（二）我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的理解有待进一步加深。
（三）我们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参与者和带头人，更应深刻反思。服务群众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对工作中的难点有畏难思想，有维持现状，不出事应付工作心理思想。
三、具体整改措施
（一）首先要加强学习，明事理辨是非。提升政治站位，增强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对党忠诚，增强执行力。
（二）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
微生物治疗方法范文3
【关键词】 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治疗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慢性、反复发作性肠道非特异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 ,CD),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肠道的病因和(或)非病原微生物(如感染、饮食等)环境因素作用于具有遗传易感人群使肠道免疫反应亢进引起黏膜损伤,并反复发生,最终导致肠道慢性炎症改变。目前IBD发病率在我国乃至亚洲地区呈增高趋势,主要治疗方法是抗炎和调节免疫反应,近年来随着对IBD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许多全新的治疗方法和新型的药物制剂开始应用于临床,如生物疗法、细胞和基因疗法等,本文现就IBD的治疗进展情况作一综述。
1一般治疗
及营养支持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治疗需要患者注意休息、饮食及营养,CD患者一定要戒烟。处于活动期的病人应充分的休息,严重者需禁食、或予以完全胃肠外营养,病情好转之后给予富营养的少渣饮食,部分病人的发病与牛乳的过敏或者耐受差有关,所以需注意限制乳制品的摄入。重症或者暴发型病人入院后及时的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的紊乱,注意纠正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谨慎使用解痉药,并给予心理干预[1]。
IBD患者因摄入不足、肠道吸收障碍、能量消耗及丢失增加而导致营养不良。1932年,Crohn氏在其最初报道的所谓“区域性肠炎”时即已指出,肌肉消耗与体重下降等营养不良症状是该病的常见临床表现之一。此后,营养问题即在IBD 的病因学与治疗中受到重视。营养支持治疗不仅可满足机体对营养物质的需要,纠正营养不良状态,又可调节炎症反应,有助于病变恢复。营养治疗方法有肠外营养(PN)与肠内营养(EN),由于EN具有更多的优点,且PN治疗效果并不优于EN,因此,PN仅适用于那些有EN禁忌证的患者。营养治疗既可以作为其他治疗的辅助治疗。
2传统药物治疗
2.1氨基水杨酸盐制剂包括柳氮磺胺吡啶(SASP)和各种5-氨基水杨酸制剂(5-ASA)。SASP是治疗IBD的基本药物,其口服后约75% 到达结肠,被细菌分解为磺胺吡啶和5-ASA,后者起到主要抗炎作用。目前认为该药可能通过抑制环氧化物酶,阻断前列腺素合成控制炎症,也可能通过抑制脂质氧化酶,减少花生四烯酸及白介素达到抗炎作用。柳氮磺胺吡啶和5-氨基水杨酸都是非选择性细胞核因子-κB(NF-κB)抑制剂。已证实CD和UC患者结肠中均有NF-κB过度表达。NF-κB是一类具有多向活性的转录调控因子,参与多种细胞因子(IL-1β、IL-2、IL-12、TNF等)、细胞表面受体、转录因子及黏附分子(ICAM)的表达和调控,在炎症及免疫反应、细胞生长增殖、凋亡及感染等方面起重要作用。Guidi等研究发现,活动期IBD患者黏膜固有层单核细胞中可检测到NF-kB增加,也证实了NF-κB 在IBD中调节炎性细胞因子分泌。NF-kB信号系统功能:维持正常的肠上皮黏膜内环境的稳定,又可介导病原特异性应答,对黏膜屏障具有保护和损害双重作用。SASP是轻、中型UC患者和糖皮质激素治疗缓解后的重症患者的首选治疗,不适于暴发型重症患者,而在CD中仅适用于病变局限在结肠的轻、中度患者。目前临床上常用其他5-ASA有艾迪沙(etiasa)控释型,彼得斯安(pentasa)缓释型,奥沙拉嗪(olsalazine),美沙拉嗪(mesalamine),巴柳氮(balsalazide)等。对于局限在直肠、乙状结肠的病例可用5-ASA局部制剂,如栓剂、泡沫和液态灌肠剂,全身不良反应轻微。
2.2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仍是治疗UC和CD的常用药物,主要用于中、重度活动性IBD以及对5-氨基水杨酸疗效不佳的患者,尤其适用于氨基水杨酸类药物治疗无效或暴发型急性发作期患者,有关节炎、结节性红斑、溶血性贫血等肠外并发症者也常用激素治疗。其作用机制为非特异性抗炎和调节T细胞免疫反应。1955年Truelove首先应用强的松龙治疗UC取得良好效果。至今皮质类固醇类仍为治疗IBD的主要药物,对控制病情发作和中重度及活动期患者特别有效。传统的皮质激素有强的松、地塞米松、甲强龙、泼尼松、氢化可的松,但该类药物长期应用易发生不良反应。现在新合成可局部作用的糖皮质激素(如布地奈德、倍氯美松双丙酸)等,抗炎作用强,而全身副反应少。对活动性CD疗效明确,是目前控制病情最有效的药物之一,但是只能用于诱导缓解,不能用于维持治疗[10]。同时对UC急性发作期有较好疗效,主要用于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的诊疗及UC急性发作期、暴发型UC患者和SASP或5-ASA疗效不佳的患者。糖皮质激素有口服、静脉滴注、灌肠3种给药途径。但目前研究提示该药可以维持治疗并不能预防疾病复发[11]。
2.3抗生素肠道细菌在CD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特别在有合并症者(如脓肿、盲襻、梗阻),合并细菌感染或肠道细菌过度生长会促进病情发展[12]。甲硝唑用于结肠CD,与SASP疗效相同;对CD的小肠病变或肛周并发症可能更为有效;但对UC治疗疗效评价不一,抗生素用于UC,仅作为术前或严重及中毒性结肠炎的治疗,对较轻的UC或预防复发均无疗效[13]。目前临床上也常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诸如环丙沙星、甲氧苄氨嘧啶、头孢氨苄等,作为轻、中度CD的症状疗法之一。
2.4免疫抑制剂包括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AzA)、巯嘌呤(6-MP)、甲氨蝶呤(MTX)等,主要用于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不佳及激素依赖型患者,作为激素的辅助治疗,可减少激素用量和不良反应。文献报道硫唑嘌呤治疗UC的总有效率为58%~87%,该药以缓解50%~80%UC患者的激素耐药性,减少40%患者的大肠切除率[14,15]。但这类药物起效缓慢,不良反应较大,包括胃肠道反应、胰腺炎、粒细胞缺乏等,临床应用受到限制。现已有多种新型免疫抑制剂应用于临床,如环孢素A、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环孢素A能抑制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使T辅助细胞分泌的IL-2、IL-3、IL-4、IFN、TNF-α等细胞因子减少,降低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的急性暴发型UC患者手术率。该药起效较AZA 和6MP快,国外报道应用剂量为4 mg/(kg·d),约60% ~80% 患者有效[16]。但长期疗效不佳,且易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如肝、肾毒性。环孢素A抑制一氧化氮合酶在人结肠上皮细胞和肠微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表达及一氧化氮的产生,而后者可抑制白细胞的黏附,CsA长期疗效欠佳可能与此有关。因此CsA只能作为长期使用免疫调节治疗方案的一种短期辅药物[17]。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 其抑制淋巴细胞活性的作用为CsA 的10~100倍,肝毒性较CsA小,但有神经毒性和肾毒性。目前尚缺乏他克莫司治疗IBD的临床对照试验以及长期使用的安全性资料,该药用于治疗IBD的最佳血药浓度尚有待确定,亦无证据支持他克莫司对IBD的疗效优于CsA。故目前应谨慎使用他克莫司治疗IBD,必须密切监控其血药浓度[18]。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 为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MPA)的衍生物,能抑制T、B细胞中嘌呤的经典合成,进而抑制淋巴细胞的增殖。主要不良反应有胃肠道反应、白细胞减少及感染等。与AzA比较,其发生严重骨髓抑制、肝、肾毒性及癌变的危险性较小[19]。一项前瞻性非对照临床试验表明对慢性活动性IBD患者给予MMF(2g/d)疗程6个月,第4个月起加用强的松5mg/kg,不能诱导和维持病情缓解。目前认为MMF可应用于不能耐受AZA/6-MP治疗或疗效不佳的CD患者[20]。
3生物免疫治疗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进展,IBD的生物免疫治疗显示出良好疗效。生物治疗包括针对促炎症细胞因子、免疫黏附分子、整合素单克隆抗体,重组蛋白质以及反义寡核苷酸等。
3.1抗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药物有相关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TNF-α)与IBD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21]。目前治疗IBD的抗TNF制剂主要有下面几种: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IFX)、依那西普(Etanercept)、阿达木单抗(adalimuma)和聚二醇化西他丽珠单抗(certolizumab)。目前仅抗TNF单克隆抗体Infliximab(英夫利昔)对UC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获得肯定[22]。2003年并在美国批准用于UC的治疗。对于可能需要行手术治疗的中至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英夫利西可作为一种挽救疗法可能使患者免受手术之苦。在一项有安慰剂对照的初步研究中Jamerot的研究显示,71%的激素治疗失败患者经英夫利西治疗后在3个月内免除了肠切除术,安慰剂对照组有33%的患者免除了手术(P=0.1017)[23]。英夫利昔单抗治疗CD的短期疗效较好,也有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英夫利昔疗效尚可,但仍有争论[24]。英夫利昔单抗效果不明显或过敏时,可改adalimuma。
3.2抗炎症细胞因子IL-10是典型的抗炎与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是拮抗Thl细胞因子的关键,对rhl也有直接作用,使IL-2及INF-α的产生降低。在细胞免疫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负调节因子,IL-10能抑制炎症细胞的活化,对抗炎症因子引起的损害。IL-10缺失可导致由Thl细胞介导的类似于CD 的自发性结肠炎。IL-10水平降低与CD 的复发密切相关,而UC患者T淋巴细胞中IL-10 mRNA水平显着性增高[25]。
微生物治疗方法范文4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微生态制剂
[中图分类号] R5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11（a）-0190-04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病变范围主要累及结直肠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影响因素包括遗传、免疫、感染、环境等[1]。UC患者肠道损伤主要侵及黏膜及黏膜下层，呈弥漫性连续性分布，以慢性、反复发作为特点。临床上常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为主要就诊原因及临床表现。目前现代医学以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三大类药物治疗为主，并重视新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出现了干细胞移植、生物靶向治疗等新技术的试验与推广，现就有关UC的治疗现状及前景作简要综述。
1 一般性治疗
治疗原则以尽早控制发作，长期维持缓解，防止复发和并发症为主，并注意合理饮食及营养物质的补充，避免体力劳动。活动期患者应做到充分休息，给予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待病情好转后可改为富含营养的少渣饮食。病情严重者甚至需禁食，并给予完全胃肠外营养治疗。注意情绪波动对患者疾病的影响，可予以心理疏导治疗。对于腹痛、腹泻患者，可给予适当的解痉、止痛、止泻药物治疗，但在使用抗胆碱能药物或止泻类药物时，应慎重，需权衡利弊，如对于危重症患者应禁用，因其具有诱发中毒性巨结肠的危险。对于下消化道出血严重的患者，可加用止血类药物联合治疗；对于重症并继发感染患者，应静脉给予广谱抗生素积极抗感染治疗。有贫血、低蛋白血症等并发症发生时，可给予输血、输注人血白蛋白等对症支持治疗[2]。
2 药物治疗
2.1 氨基水杨酸
临床上常用的氨基水杨酸类药物包括柳氮磺胺吡啶（SASP）、5-氨基水杨酸（5-ASA）等[3]。此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轻、中度UC患者或重度UC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已有缓解的患者，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体系、黏膜内前列腺素的合成及电解质的交换，将炎性介质阻止之后再合成释放，从而阻止黏膜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的杀伤作用。
临床研究显示，SASP能抑制UC的急性发作，并且延长其缓解期，但由于SASP含磺胺吡啶，因此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胃肠道反应及头痛的发生较多见，另外粒细胞减少、自身免疫性溶血、男性不育症、叶酸缺乏及肾毒性等不良反应也常发生。5-ASA主要通过干扰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白三烯与前列腺合成而在局部发挥抗炎作用，因此其毒副作用较小，逐渐成为取代SASP治疗轻、中度UC的首选药物。临床试验将5-ASA肠溶片治疗UC患者65例作为实验组，应用SASP治疗UC患者64例作为对照组，结果发现两组总有效率相仿，分别约为70.1%、67.8%；但5-ASA的完全缓解率较SASP高，5-ASA约为29.5%，而SASP约为13.3%；5-ASA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约为11.5%，而SASP不良反应发生率约为23.3%，高于5-ASA[4]。以上数据有力的证明了5-ASA应用于治疗UC的优越性，但5-ASA价格较SASP高，患者依从性较差，随访显示症状缓解后停药现象较常发生，因此患者常因症状反复而就医。
2.2 糖皮质激素
2012年的《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以下简称共识意见）[5]。推荐对于中、重度UC，糖皮质激素为一线药，用于疾病的诱导缓解，其作用机制为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稳定细胞及溶酶体膜、调节免疫功能、减少炎症细胞浸润，同时可阻断白三烯、前列腺素的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从而抑制炎症反应。用药按泼尼松0.75～1 mg/（kg・d）给药（其他类型全身作用激素的剂量按相当于上述泼尼松剂量折算），达到缓解后开始逐渐缓慢减量至停药，一般3～4个月停药，最多不超过半年[6]，注意快速减量会导致早期复发。激素无预防UC复发的作用，加之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会出现满月脸、萎缩纹、骨质疏松、机会性感染、水电解质平衡紊乱、高血压、糖尿病、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白内障、青光眼及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严重不良反应，因此不推荐长期用药[7]。
目前用于治疗UC的糖皮质激素的常用剂型包括口服制剂、静脉制剂和局部制剂。对于直肠型、直乙结肠型及左半结肠型UC患者常应用激素局部灌肠治疗，而全结肠型患者则以静脉给药为主，也可口服给药。传统使用糖皮质激素作为UC诱导缓解的治疗药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维持治疗无效，且激素依赖现象临床常见。
2.3 免疫抑制剂
持续存在的肠黏膜免疫失调是UC发病的关键[8]，免疫抑制剂发挥作用是通过不同机制抑制T淋巴细胞激活与增殖，降低细胞毒性T细胞的作用，从而抑制免疫反应性炎症[9]。免疫抑制剂主要用于水杨酸制剂或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及应用糖皮质激素后出现毒性反应或长期持续依赖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在最近几年中研究最多的免疫抑制剂有硫唑嘌呤（AZA）、6-巯基嘌呤（6-MP）、甲氨蝶呤、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等，最常应用于UC治疗中的是硫嘌呤类药物，AZA欧美推荐的目标剂量为1.5～2.5 mg/（kg・d），有认为亚裔人种剂量宜偏低如1 mg/（kg・d），对此尚未达成共识。
免疫抑制剂具有细胞毒性作用，长期应用可引起肝、肾功能损害及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等严重的不良后果[6]，因此需谨慎使用。
2.4 微生态制剂
目前，虽然UC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其致病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有一定相关性。因失调肠道菌群所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减少，而肠道硫化氢产生增多，导致上皮细胞营养失调、能量代谢受损，进一步造成肠道黏膜通透性增高、肠黏膜屏障功能缺陷等不良后果，破坏了肠道的免疫屏障功能，因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时，常加用微生态制剂，适当地给患者补充微生态制剂能改变肠道微环境，能有效增强肠道免疫功能[10]。
有研究报道，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是肠道内的益生菌种，适当补充这类菌群能促进肠道内正常菌群的生长繁殖，有利于维持肠道内微生态平衡，阻止致病菌或病毒侵入，减轻和缓解肠道炎性反应，防治UC[11]。一旦患者体内的肠道环境发生改变，会很不利于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的生存，因此UC患者肠道内这两类菌群的数量会明显少于正常人[12]。研究发现UC患者肠道中存在菌群失调，采用双歧杆菌、肠球菌、嗜酸乳杆菌三联活菌胶囊辅助常规治疗UC患者41例，临床症状评分、结肠黏膜炎症评分均明显减轻。王旭霞等[13]通过对大鼠UC模型的研究发现，在应用双歧杆菌治疗后，过氧化物酶活性及IL-6、IL-8、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明显下降，从而证实双歧杆菌可以抑制细胞因子分泌，降低肠道通透性，对肠道黏膜起保护作用。
3 手术治疗
根据《共识意见》[5]，UC手术治疗的绝对指征是消化道大出血、肠穿孔、癌变及高度疑为癌变者，相对指征为积极内科治疗无效的重度UC患者及合并中毒性巨结肠内科治疗无效者，对于内科治疗效果不佳和/或药物不良反应已严重影响生存质量者也可考虑外科手术。根据UC的特点，将全结肠及直肠切除，去除UC发病的靶器官，UC即可治愈，因此，UC的手术方式主要是全结肠加直肠切除术。切除大部分病变的结肠后患者的消化功能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食物不能被完全消化，易在肠道内堆积成残渣并诱发肠道炎症。全结肠直肠切除术后结肠吸收水分的功能丧失，患者术后腹泻严重，如直接进行回肠肛管吻合，水样泻不但给患者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威胁回肠肛管吻合口的安全，还可诱发营养不良、水电解质丢失过多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是否手术、何时手术，弹性空间很大，需要消化科、胃肠外科与患者及其亲属共同商量决定[14]。
4 中医中药
目前中医中药治疗UC的常用方法有中药保留灌肠、中药内服、中药内服加灌肠法等[15]。研究发现，云南白药对于治疗UC的腹痛有一定的临床疗效[16]。云南白药具有止血化瘀、消肿解毒、活血止痛之功效，现代药物动力学进一步研究表明，云南白药能调节微循环障碍，抑制血栓形成，疏通血脉，降低血液黏稠度，从而使微循环血流速度加快，通滞祛瘀[17]；此外，对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碱性成纤维细胞因子的生成有显著作用，同时能对抗多种致炎因子造成的炎症损伤，通过以上药理作用加速结缔组织及血管增生，促进损伤的肠黏膜组织修复，达到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因此，对治疗UC腹痛有一定功效，也是临床上较常应用于口服或保留灌肠治疗UC患者的辅助药物之一。此外，针灸、推拿等中医治疗方法在UC的治疗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例如，有研究通过针刺足三里、中脘、上巨虚等穴位，配合灸神阙的方法治疗UC 62例，总有效率可达100%；采用推拿手法治疗UC 65例，其中治愈12例，有效49例，无效4例。随着中医药研究开发的迅速发展，中医在UC治疗中的优点（作用良好、相对价廉、毒副反应少等）越来越凸显出来，且其治疗前景广阔[18]，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与研究。
5 生物靶向治疗
在UC患者炎症肠黏膜组织内有大量激活的淋巴细胞浸润，表达高水平的免疫辅助信号分子、细胞因子受体、趋化因子受体、整合素及分泌高水平的促炎症细胞因子。生物治疗的靶点便是封闭这些黏膜炎性通路，阻断炎性过程[19]。近年，研究最多、效果比较肯定的生物治疗药物便是抗肿瘤坏死因子TNF-α抗体药物。因TNF-α在T细胞依赖的肠道炎症中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成为细胞因子网络中的关键致病因素。有学者设计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粪便提取物中细胞因子的浓度，发现TNF-α在疾病活动期粪便提取物中的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而病情缓解后下降，与相关报道在UC患者的血液及粪便中TNF-α浓度和疾病活动度呈正相关性的结果一致。有学者用结肠灌洗液做标本，发现UC患者的结肠灌洗液中，TNF-α等较正常对照组产生明显增多，此观点亦支持TNF-α在肠道炎症期较为活跃的观点。抗肿瘤坏死因子TNF-α抗体药物是利用抗TNF-α单克隆抗体能与TNF-α特异性结合，阻断TNF-α生物学效应的发挥，从而达到阻断炎症的目的；同时抗原抗体复合物的形成也促进了机体对TNF-α的免疫清除过程。TNF-α单克隆IgG抗体不但能有效而快速地中和TNF-α，同时还能减少致炎细胞因子及抗细胞间黏附分子的释放，因此可显著改善UC的症状，降低反应疾病活动性的各项指标[20]。目前抗TNF-α单克隆抗体用于治疗UC患者已取得很好的疗效，以TNF-α为靶向治疗已成为UC治疗的新思路。
6 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高度自我更新繁殖和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间充质干细胞（MSCs）主要来源于中胚层，存在于结缔组织和器官间质中[21]。有学者曾对MSCs的旁分泌作用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其具有参与组织愈合及旁分泌的作用。来源于骨髓的MSCs被称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其同样继承了干细胞的多向分化潜能及自我更新的生物学特性；2008年，有学者报道了BMSCs移植治疗UC大鼠的实验，发现BMSCs可以定植入肠黏膜，并发挥修复受损的肠黏膜组织的功效。2009年，Wei等[22]也做了同样的实验，将BMSCs移植入UC大鼠的肠道黏膜组织中，检测发现结肠溃疡黏膜下层BMSCs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正常组织，亦可证明BMSCs可以在肠黏膜组织中增生繁殖，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以上结果表明BMSCs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定向迁移并定植于肠道黏膜的受损部位，从而发挥其多向分化潜能及自我更新繁殖的作用，并达到治疗和修复受损组织的功效，因此，可利用BMSCs的这一功能，将其移植入UC患者的肠道黏膜中，BMSCs移植后可分化为肠道上皮细胞，而BMSCs衍生出的细胞往往会聚集在肠道炎症反应损伤区，并分化为相应的组织细胞进行修复，从而达到促进损伤组织黏膜修复的功效。将MSCs移植后通过受损部位炎性因子的趋化作用，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黏附分子等，向损伤部位定向迁移的特性称之为BMSCs所特有的归巢特性[23]。
另外，BMSCs还具有低免疫原性和免疫调节性的特性。众所周知，UC的发病机制主要与自身免疫失衡、肠道菌群失调、环境、遗传及基因易感性有关，因此可利用干细胞高度的再生分化潜能及免疫调节活性，将外源性BMSCs通过干细胞大循环到达肠道，并定植于肠黏膜隐窝的肠上皮祖细胞定居部位，被诱导分化为肠道干细胞，于肠道炎症反应部位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以减少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
由此可见，BMSCs移植能为治疗UC提供足量的肠黏膜干细胞，为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屏障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为彻底治愈UC做出重要保证。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为治疗UC指明了新的方向，但仍然有待于更多的病例研究与随访，有待于临床实践与研究。
7 其他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药物及医疗方法的研究应用于UC的治疗中，目前UC的治疗除上述所述治疗方法外，临床上还经常用到一些药物的联合治疗，如抗生素、促黏膜修复剂、钙离子拮抗剂等。研究发现，血栓素合成酶抑制剂、H2受体阻滞剂、超氧化物歧化酶系自由基消除剂及免疫球蛋白亦可应用于UC的治疗中，但临床效果有待进一步科学实验。另外，高压氧治疗的应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亦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推广[24]。
8 结语
近年来我国UC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有研究报道，近10年来国内UC的患病率是前10年的3倍之多，因此，对UC的研究与治疗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希望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进展，在不久的将来，UC不再是困扰医学界及患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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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疗方法范文5
0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分子、基因和细胞生物学的发展，一项以细胞和组织工程技术为主的再生医学出现了，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的热门研究课题，目前已在皮肤、骨、软骨、心瓣膜、角膜、泌尿系、神经、牙齿、肌腱等十几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部分已形成产品，投入临床应用，比如美国FDA批准生产的Apligraf组织工程化皮肤等. 但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利弊，在全世界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部分科学家和一些机构对此提出担忧，建议要及早规范组织工程研究领域. 我们就组织工程的研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一综述.
1组织工程技术的研究进展
1.1组织工程的基本技术或方法形成组织器官至少有3个关键因素： 细胞、细胞外基质和生长因子. 因此，Tabata［1］指出，要形成组织工程化器官起码需要4种基本技术或方法. 首先最关键的是制备有利于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人工支架材料替代细胞外基质. 细胞外基质对细胞不仅起物理支持作用，还提供细胞生长、增殖和分化的天然环境. 支架材料要求有： ①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② 良好的生物降解性；③ 具有立体多孔结构和表面性能，增加细胞附着和生长空间；④ 有合适的机械强度，以利于维持组织器官的外形. 第二个关键技术是药物传输系统（drug delivery system， DDS）. 细胞能高效的增殖和分化，以及诱导新生血管的生成，DDS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组织工程化器官植入体内后，早期融入的生长因子等生物信号分子迅速被蛋白水解酶等分解，DDS通过缓释球、基因转染(病毒或非病毒载体)［2］等技术控制其缓慢释放或持续释放，可以长效地发挥作用. 已有实验证实利用DDS技术成功地导入BMP2，TGFβ1，bFGF，HGF等生长因子，促进了骨、软骨和血管的再生［3］. 第三是干细胞的体外分离和培养. 干细胞来源主要有胚胎干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神经嵴干细胞、人脐血干细胞、外胚间充质干细胞等. 胚胎干细胞因受材料来源和道德约束，研究受到限制.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人脐血干细胞因取材方便、损伤小、来源广泛而日益受到重视［4］. 第四是应用物理屏障保护植入细胞和支架免受机体免疫反应的破坏及纤维结缔组织的入侵. 一种水凝胶生物膜（引导组织再生膜）可以阻止纤维的长入，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膜可以隔绝来自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带来的反应，该反应可以杀伤植入的干细胞，影响组织的再生［1］.
1.2组织工程技术的意义和前景为什么组织工程技术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最主要的是它对人类有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是治疗上一种新的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组织工程可以利用机体有分化潜力的细胞在合适的条件下分化和增殖，从形态和功能上真正修复因疾病和创伤带来的组织缺损或功能障碍，而后者单靠机体本身或其他传统治疗方法目前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近20年内，组织工程技术已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价值. 第一，目前比较成功的是皮肤的研究和应用. 皮肤损伤在某种程度在上是可以自身修复的，但修复的同时一般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纤维增生，出现各种瘢痕，外形和功能上出现差异. 还有很多情况下，皮肤是不可能修复好缺损的，如深度和大面积烧伤、长期卧床引起的褥疮、糖尿病常见的足部溃疡等，组织工程化皮肤可以完成这些使命，美国已经有该类产品通过FDA认证并应用［5］. 第二，众所周知，神经系统尤其是脑和脊髓等中枢神经损伤是难以修复的，外周神经损伤修复能力也有限，而且损伤的功能障碍又相当严重，组织工程技术可以用引导管和生长因子等及时有效地刺激神经生长［6］，更有意义的是脑组织退化或病变等疾病如帕金森综合征，也可列入其研究目标. 第三，还有大部分非感染性疾病和非癌性疾病，尤其是先天性或外伤性组织缺损、组织退行性变和代谢性疾病等，组织工程都有可能实现组织再生. 总之，组织工程潜在的临床意义巨大，也很有吸引力. 如果这种再生医学能够投入应用，就很大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同一疾病治疗选择的机会就更多，治疗效果可能更好. 如通过组织工程实现损伤组织所需关键细胞的植入和血管化的加速，修复或替代组织就成为可能，即使患有糖尿病或高脂血症等［7］.
2组织工程技术问题
2.1组织工程技术的研究难题尽管组织工程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包括种子细胞的来源、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细胞因子的应用、支架材料的选择、组织器官的表达和植入、机体的反应、组织的成活和远期疗效等，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和法规等（将在后面的部分单独讨论），目前很多还是研究的初步阶段. 第一，关于种子细胞来源，主要有3个： 动物、其他人类供体、患者本人. 动物来源属异源基因，可能会引起免疫排斥和传播疾病，已经不考虑用于人类，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其他人类供体属同源基因，可以来源于成人、胎儿和胚胎的干细胞，通过培养和分化制备细胞银行或细胞库（cell bank）储备待用，但目前胚胎干细胞的获取和应用在很多国家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而且干细胞及其子代细胞的鉴定、定向诱导、体外有效扩增和保存技术等仍不成熟，应用受到限制；自体干细胞的提取、分化和培养等研究目前初显成效，已经可以让软骨细胞产生软骨、成骨细胞产生骨质、神经胶质细胞产生神经、肌细胞产生肌肉等，但如何保证体外干细胞定向扩增和分化直至形成具有一定解剖结构的器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4］. 第二，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在体内是一个多因子和多因素共同参与的复杂过程，在体外只能部分模拟生物环境. 目前有学者在摸索构建一种有效的生物反应器，模拟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代谢、微动力环境，有望高效地促进细胞增殖和分化. 此外诸多生长因子，如BMP，TGF，EGF，IGF，PDGF等复合到组织工程产品中，早期对细胞和组织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部分因子得到纯化和克隆，主要的功能也有所了解，但各因子更多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间促进和抑制效应尚不清楚，在体外和体内构建组织工程器官时还不敢大胆应用［8-9］. 第三，支架材料也是组织工程的核心部分，研究发现可用的材料有两大类：天然生物衍生的和人工合成的. 但至今没有一种完全符合要求，主要问题在材料的强度、多孔性、降解速度、产物和表面性能等. 为克服单一材料的性能不足，多种复合材料已经在大量合成和研究，有的还加入生长因子等，有了较大进步［9-10］.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利用快速成形工艺制作出仿生支架材料，已取得部分成功. 第四，组织工程化器官能否最终成功，很大部分与血管化有关. 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来源于血供，目前还局限于体外的培养液和植入体内后的周边组织渗液，不能满足需求，尤其是构建大块组织时，中心必须有足够的血供，而这也正是目前阻碍组织工程研究快速发展的瓶颈. 探索的方法有： 将血管内皮细胞培养，结合VEGF，FGF，BMP等促血管生成因子，选择钙磷陶瓷或胶原支架等直接生成血管. 或通过被膜包裹法、显微外科法等引入外源血管. 但这些都只有初步结果，还没有一种简洁和有效的办法. 故构建大块或功能完整的器官似乎遥遥无期［11-13］. 第五，组织工程化产品植入体内也相当复杂，如心瓣膜是循环系统的中枢，组织工程产品因不能保证免疫排斥等反应，还不敢替代人工瓣膜；骨组织化产品支架强度和降解性等性能也不足以无需辅助固位就直接植入等；植入过程的损伤、炎症、免疫、血管生成等结论尚不成熟；此外，植入组织还涉及体内环境下变性和变量的控制，以及功能再替代等问题.
2.2组织工程技术的风险有人认为组织工程似乎有点过热、乐观得太早. 从商业角度讲，投资公司已经感觉到投资与回报不相称，大量的资金并没有预期的盈利效果，目前仅皮肤等小部分产品上市，专利技术也不多，研究结果始终处于初级阶段，影响下一步的投入，也必然影响组织工程研究的良性发展. 从患者的角度讲，组织工程技术和产品也面临信誉度的问题，人们可能考虑较大的应用风险和昂贵的费用问题，如果失败，还能不能行其他治疗方法？费用能不能退还？等等. William［14］总结了组织工程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① 与异源基因有关的供体材料可能带来的微生物学的污染，如潜在的病毒感染；② 可能引起像癌、血液病、基因病等相关疾病的传播；③ 与产品生产过程相关的污染；④ 在联合培养过程中可能会掺入额外细胞形成产品并植入；⑤ 可能会把自体细胞培养的组织错误地植入受体；⑥ 在涉及基因操作时，细胞的扩增或分化可能会变异；⑦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本身，及其与细胞的相互作用结果尚不明确，植入后对再生组织和机体的反应风险很大，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这种特殊的生物相容性. ⑧ 如何对这种有细胞、材料和活性成分的组织化产品消毒；⑨ 产品的冷冻保存后、生产添加剂和其它残余物等潜在的毒性，以及特殊患者的不良反应，如对抗体或其它物质过敏等问题；⑩ 组织工程化最终产品力学或生理学性能可能达不到完全符合生理需要，有的甚至可以致命，如组织工程化血管或心瓣膜.
欧盟在2003年也讨论了组织工程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产品的致癌性、感染性和人们接受的程度.
3对组织工程技术的规范
每一项治疗人体疾病的方法都必须对其安全性引起足够重视，虽然早就有细胞、基因、器官和材料等应用于人体的各种治疗，但因组织工程是一种新生事物，尤其是可以视为一种“产品”，涉及的领域广泛、过程复杂、技术不成熟等，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呼吁有一个行业调节规范. 最早的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稍后有日本，欧盟近来也在加紧讨论和制定规范［15］. ① 美国： 美国法律规范里，1993年就有关于细胞治疗问题，1996年FDA公布了活体同源细胞应用指南，1997年初步提出与细胞和组织相关的规范，并于2001年正式确定规范，要求细胞和材料的安全性及质量生产过程等必须严格按GMP规范执行. 到了2002年，为应对组织工程多种复合结构的变化，FDA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复合产品办公室(office of combination products)，负责产品的监管调节. 按照产品的首要运用法则（primary mode of action）执行，如果组织工程产品（tissue engineering product，TEP）的主要成分与直接的生理活动有关，就由生物制剂评估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BER）监管；如果TEP是通过结构和生理学方式生效的，像器官置换一类的支撑系统，就由设备和放射健康中心（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RH）监管；后来又把一部分监管工作调整到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DER）. 因此，所有包含有细胞、生物材料和生物制剂（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免疫调节因子、酶等）的TEP，都要接受这3个中心的监管和评价，根据产品的主要点选择以哪个中心评价为主，有争议的根据情况再协商，但必须保证产品安全. ② 加拿大：200301加拿大颁布了有关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的规范，这个规范遵循了加拿大标准协会的全国安全标准准则，已被执行得相当好. 但这个规范主要针对的是直接人体细胞和组织的植入，而不完全是TEP，后者包含有细胞、组织或器官的复制、改性、保存，以及临床实验等复杂过程，因而还要通过食品和药品器械管理机构评价［16］. ③ 日本： 日本目前已经允许皮肤和软骨产品按医疗器械进行临床实验，但2002年修正的药物法（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PAL）提出可能要把所有关于细胞和组织的产品都归于生物制品，新法确立异源性产品属高风险的特定生物制品，自体源性产品属主流生物制品. 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alth， MHLW）旨在将细胞和组织工程产品归类于传统的生物制品以便于进行安全监管，因为此时就需要严格地执行GMP标准. 但也有个问题就是，进入市场的产品从细胞分离、纯化、分化、浓缩、运输等都可能执行GMP标准，而对在医院术中应用成体干细胞制备组织工程产品过程的监管就困难得多. MHLW在1999年就发出了关于细胞和组织工程产品的通告，2000年又进一步标准化，随后又积极地参与国际协调委员会的讨论、参照美国FDA的标准，故仍有普遍意义. 日本正视异源性产品的风险，控制使用，保证安全. 但也声明对实验研究不执行如此严格要求. 对胚胎干细胞（ESC）的提取和应用只能限于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医学应用必须等明确的规范条文出台后才能进行，但允许利用ESC发展诊断和治疗方法. 从事ESC研究的机构需获得相关执照，ESC及相关材料只能从这些机构或从国家认可的国外公司获得.
根据PAL的规定，日本的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成体干细胞（somatic stem cells）属于医疗器械类，只要不用血清培养技术就符合要求，而且临床前和临床规范也不同于ESC，可以较容易进入市场，成体干细胞已经应用于整形外科、牙科和神经再生等. 为避免出现问题，也许日本将来会按ESC要求规范成体干细胞移植. ④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治疗性产品管理局（therapeutic products agency，TPA）在1989年治疗规范基础上，于1995年增加了人体组织应用条款，2000年修正. 200304 TPA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制定了新的人体组织和生物治疗规范，并把组织工程产品分类为小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中度风险产品按GMP要求执行，高度风险产品严格控制，须上报获准. ⑤ 欧盟： 目前对于组织工程产品这个涉及人体活细胞再植入问题的新生事物，欧盟各国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暂时套用的指南有2000/70/EC（针对医疗器械）、2001/83/EC修正文、2003/83/EC（针对某些细胞治疗产品）等，最新的有2004/23/EC，是一个关于人体和细胞捐献、获取、测试、处理、保存、储运、使用等质量和安全性的指南，该指南对组织工程前阶段相关细胞等方面尚有意义，但对后阶段及涉及异种细胞等方面规范仍是一个空白. 2003年底，欧盟各国在芬兰组织了一个由政府官员、组织工程专家、医学专家、开发商等人组成的专题研讨会，主题是： 组织工程有关的科学与技术；组织工程的生物学风险；关于组织工程商业方面；组织工程的规范. 大家一致认为既往的规范不全面，有的把组织工程简单地归于医药或器械产品，虽然也是按GMP执行，但考虑到组织工程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欧盟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有关TEP的统一规范条文，包括实验室、投资公司、患者、医疗机构，从科研、生产到应用等各方面加强与美国等交流合作，借鉴经验，先在内部形成统一，以占领市场［17］.
4结语
组织工程技术从原理和途径上讲都是可行的，是对再生医学的发展，而且会伴随着基因工程的研究进展而发展. 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组织工程的发展，有了规范，在理性条件下该技术将发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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