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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1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2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3
关键词: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现代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刘诗白教授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体系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设性贡献。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看来,刘诗白教授的许多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4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 ,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5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6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资本测量
一、引言
“经济增长”这一概念,自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核心,也是经济理论研究永恒不变的主题,经济学的众多分支绝大多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经济增长的方式可分为:外延式增长和内延式增长。假设技术进步不变,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经济增长是由于物质资本数量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即为外延式增长。内延式增长是相对于外延式增长而言的,是指投入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的总量不变,通过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或各类资本组合结构的优化而产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称之为内延式的经济增长。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劳动力质量的变化引进的经济增长的变化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范畴。
“人力资本”这一思想早前的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就已经提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就有关于劳动力的质量差异与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的论述。马歇尔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分析了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尽管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意识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但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理论的制约,他们仅仅只是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思想和一些简单的分析,而并没有对“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更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现在主流的经济学界,一般以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为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标志。但实际上,在舒尔茨之前的1906年菲歇尔的论文《资本的性质和收入》就明确的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且将这一因素纳入到了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根据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定义“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健康、技能等能力”,以该定义为基础,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特别是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因为教育投资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取);另一类是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研究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人力资本测量,其次才能将之代入生产函数。由于人力资本的定性,对人力资本的测量维度注定无法面面俱到,并且有些维度也难于计量。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有很多,各有侧重点,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分类及各类测量方法的梳理,归纳整理了目前主流的几类分类、测量方法并分析了它们的运用范围。
二、人力资本的分类
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定义来看,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人身上的能力,而各个个体的能力各有不同,也即个体的人力资本是存在差异的,丁虹栋在2003年首先提出了“异质性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基于“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种种分类。
人力资本的一类分法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这一类分法一般按照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长短进行分类,教育年限较长的个体为较高的人力资本,教育年限较短的个体为较低的人力资本。代表性的文献如陈晓迅(2013)将人力资本按高低层次分成了两类:较高层级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和较低层次的普通型人力资本,两种层级的人力资本构成了人力资本的结构,两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存在两种循环关系:高效率的循环、低效率的循环。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的匹配高,则会形成高效率的循环;反之,则会形成低效率的循环。杨超(2013)将个体人力资本按教育年限的长短分为: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高层次人力资本。他将仅完成义务教育(含未完成)劳动力人口视为基础型人力资本,将完成了中等教育(含高中、职业高中、中等技校等)的劳动力人口视为技能型人力资本,将完成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视为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并分析了各层次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早的研究如陈浩(2007)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并结合人力资本的投资,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顺序应当是: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培训投资――迁移投资,按照人力资本的投资顺序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本类型包括:基础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和制度性人力资本。他将上述各类人力资本的组合视为人力资本的结构,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的另外一类分法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这类研究更多的是从企业组织或企业价值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代表性的研究如王佳楠(2015)按照企业资源配置的不同将人力资本分为三类:基本劳动力型人力资本,指仅具备基础知识量的企业员工;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包括经人力资源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技术研发型人力资本,指企业内部的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李忠民(1998)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具备独特的视角,他将人力资本分为四类:一般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李忠民的分法兼顾宏观和微观的方法。此外,焦斌龙(2000)、冯子标(2001)、崔建华(2002)等人在丁虹栋“异质性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界定下,进一步发展了“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内涵。
三、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
人力资本的测量主要是测算人力资本的存量,主要的测算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教育年限法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技能测算法。
(一)成本法
成本法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测量,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源于五个方面:卫生保健投入、在职培训、正规的学历教育、个人的成人教育和个人(家庭)迁移。他认为家庭的日常消费、耐用品的消费和生产部分的开支共同形成了个人(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他用上述三类投资的支出计算人力资本。贝克尔在舒尔茨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在舒尔茨提出的三个自变量之外还加入了“机会成本”这一变量。
(二)收益法
收益法的主要原理是折现,就是将人力资本在未来的收益折算成现在的货币价值。采用收益法测算人力资本可采用不同的指标进行折现,包括对未来的工资进行折现、未来的盈利进行折现等等。收益法主要运用于企业,计算的依据基于企业的未来预期,企业的运行稳定则可以较为准确地测算人力资本价值。
(三)教育年限法
由于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为正规的学历教育,受教育年限的长短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高低,因此很多研究因为数据获得方便,直接采用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如Judson(2002)、李福柱(2008)等人的研究。但受教育的时间长短也并不能完全的反应个体人力资本的水平,因此为了更好的区别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水平,学历指数法也广泛地运用于人力资本的测算。
(四)技能测算法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人力资本的测算不断地精细化、准确化,并且统计工具的改进和各类数据库的迅速丰富与完善,教育年限法、教育指数法等方法的局限性越来越凸显。第一,同等教育时长的个体由于外部环境和个体的差异,个体的人力资本可能迥异;第二,正规的学历教育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能反映学历后教育;第三,“干中学”等方面形成的人力资本无法计算在内。针对上述缺陷,近年来,部分研究关注于通过计算个体的技能水平来测算人力资本。世界银行将技能分为: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和职业技能。个体劳动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三类集合的综合运用。技能测算法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测算,并且测算的指标目前也没有完全的统一。
四、结论
人力资本理论发展至今,新的理论分支、新的研究点不断地涌现,但回归到其问题的本源,即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则还没有一个方法能涵盖到人力资本的所有维度。这一方面既是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某些维度难于计量。已有的文献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很多,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也是如此。因此,对人力资本测算的各类方法不存在好坏之分,对测算方法的选择需要考虑的是要服从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角度。纵观现有的文献,如要从宏观上研究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宜采用教育年限法或学历指数法;如要从微观上研究企业或家庭的人力资本,则可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技能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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