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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1
例如外国有个“media ecology”(媒介生态学)的概念，我国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为“媒介是条鱼”，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围的“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何影响媒介，写了论文，出了书，还带出一群学生。其实，人家外国人说的是各种媒介构成了一种信息环境，人们生活在这种媒介造成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几位研究者生造出传播学中的一个“学”，面对这种“学问”，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不得已，这本书只得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以示区别。
看来，对我们似乎熟悉了的传播学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学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论证是怎样的。眼前的这本书《传播学关键词》(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迈出的便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从传播学体系中选出基础性的，常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25个概念，追溯每一个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内涵后来延伸的情况，提供概念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范例。
为了防止再发生误读，这本书直接面对经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内容翻译自经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语材料外，还兼顾了法语、德语等语种的材料；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教学与交流过程。
读《传播学关键词》，也就是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做一次拓展训练，为以后进一步阅读经典论著，提供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直面－手材料
我们阅读传播学的时候，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法就是直接阅读专业著作和经典文本，但有的时候又会感觉阅读起来很困难，因为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适合的参考书目等。
《传播学关键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对经典、面对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词汇，而没有在外延上扩展――诸如提出，“××传播学”、“传播××学”一类的概念，而只是关注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比如“符号”、“文本”等等，从学理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绍。
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一手资料的忽视，极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义”，生造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并且繁衍开来，让人贻笑大方。
翻阅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的传播学论文，轻视一手材料的情况相当普遍，引证的多数是教材。以引证教材为主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倒是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写论文是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除非极特殊的情况，都是不允许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况下，学术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须是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非转引的、原初的材料。确实找不到一条资料的最初来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内容是第几手的呢?恐怕就难说了，起码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他采用的内容完全可能来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或许来自《传播学的进路》等译文集，由于懂德语的人不太多，译文可能翻译自英语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译过来。
这样一来，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还可能继续引用这本教材，一个理论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错，也很难避免隔暖的产生。
《传播学关键词》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内容都直接翻译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尽管已经有了中译本，但还是做了重新翻译。面对一手材料，说起来简单，行动起来却不容易。
找寻一手材料本身，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费一两天却只能找到一两条材料。但一个关键词的所有材料齐全之后，就非常有意义：通过每一个词条之后的文献出处，起码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继续参考和查询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经过选择和翻译的材料，已经不再是“第一手”了，却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义，能够指导读者顺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这或许就是“关键词”这一体例书籍的特殊优势，能够从纵向解释一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横向上无限扩展，提供若干人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与解释、它的原初位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
人们想说的，总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两个非学术的取向：一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用政治话语组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一是业务取向，从传播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来界定传播学。这两个取向之外，对传播学学理层面的关注是有限的。读懂传播学，需要理解传播学各种理论或关键词在学理层面的诞生背景、随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修正等环节。
在《传播学关键词》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个关键词的意义流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学理背景的分析。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是常量，在社会现象学学者的眼里，人类所进行的所有互动，比如对概念的理解，都带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动行为中，互动者与其背景和情境的关联。人们所要说的，总是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在理解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存在着索引性的问题。各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学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特征――概念取决于他们在其中产生的背景。
传播学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紧密的关联，比如“大众”与“受众”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映衬下，有不同的意义。最典型的就是“符号”这个概念，它在结构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视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传播学关键词》中，特意为每一个关键词提供了十多条定义，以及具体的运用实例(书中的“关键视点”)，以及参考书目(书中的“关键论著”)。
重视关键词的“索引性”，展现它们原初内涵，以及在适合的情境下对其进行解释，正本清源，这是学习传播学必要的阅读步骤。以前少了这一步，现在得补上。
教与学：一种新型传播
上个世纪30-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设立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史源学。顾名思义，就是要追寻史料的源头。他的课程是一门实习课，陈垣让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这种实习的过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者。
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对每个概念的来源和本学科名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搜集和陈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历经几届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种的翻译，每一条论证看起来只有数百字，可能前后经历了多位参与者的工作”。
传播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一个构建共同体、形成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建构过程。这种通过对经典研读、分析而促进教学的实践，是一种成功的师生互动。直接面对经典的学习，往往比看系统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过程，也是和先贤交流、融入一个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学术共同体、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的过程。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2
一、媒介融合对传播学专业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多元融合”的知识背景，新闻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要求从业人员既具有现代传播观念和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又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传播技术和新闻采编能力。很多专家就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把握“融合”的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融合要求当前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能应对传统媒体的采、编、播等任务，还要熟悉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熟练掌握新媒体传播的技能。以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网络传播技术方面的课程群或体系建设问题，但涉及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理念较多，进而影响到课程的设置问题，为本课题的研究间接提供了指导和参考。网络传播技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根据媒体形式的变化，将技术融合到新闻传播学科中，以“融合”应对“融合”，建立完善“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调整优化教学内容，将会为培养应用型传播学人才提供更好的帮助。
二、“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虽然经过长期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由于历史原因，课程群中的部分课程仍旧按照理工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置，并没有按照应用型传播学人才的发展目标来设计。主要原因是授课教师对传播学专业缺少一定的了解，造成授课内容难度大，学生学习困难。如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播学专业来说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大致理解，不必掌握过多的原理，够用即可。
(二)课程之间衔接不良，内容重复
由于课程大纲往往由任课教师单独编写，因此难免会造成课程之间衔接出问题。部分知识点在先修课中没有讲到，但在后续课中却需要用到;或者有些内容在先修课与后续课中重复出现。如，HT-ML语言既可以出现在“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中，也可以出现在“网站建设与管理”中，如果两者没有协调好就会出现衔接问题。
(三)部分内容不适应新媒体发展，有待更新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部分课程内容出现与当前实际情况脱离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备课时，按照教学大纲指导的内容进行准备，没有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而高校的教学内容往往滞后行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就造成学生对授课内容学习积极性不高，认为所学知识对今后的就业没有帮助，产生烦躁厌学情绪。因此，应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内容，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对媒体数据进行挖掘、统计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可以在相关课程增加此类内容。
(四)技术与传播理论的融合程度不深
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发现，技术类课程往往容易脱离传播理论而单独存在，成为纯粹的技术。人们往往欣喜于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技术的出现或互联网应用形式的更新，却没有对其传播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没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技术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利用它能为信息传播提供哪些服务，实现传播的目的，因此，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应该在传播学的专业理论框架下进行深度的融合。
三、“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建设方案
(一)建设思路
首先，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人才规格是面向社会生产一线，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能熟练运用多种媒体传播技术，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人才社会需求量更大，网络传播技术类课程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这一总体目标。其次，网络技术课程群的建设要调研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掌握当前行业采用的主流技术、发展动态，特别是行业为适应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形势，对用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标准，知道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者，课程体系建设中应重视实践能力培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媒体高度融合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工作者不仅要能提供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还要深谙各种媒体形式的传播要领，而这些仅仅通过理论学习是不能掌握的，必须通过实践反复练习。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过程要将整个实践课程贯穿到各个学期。
(二)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
课程群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其重构一般采用“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方法，纵向来看将课程群分为基础课程、主干课程、方向课程三个阶段，横向上看每个阶段分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网络技术实验课三个部分，这样总体上形成了“三个阶段，三条主线”的课程群结构。第一阶段为基础必修课，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学习网络技术课程打下基础。“网络传播概论”让学生了解网络传播的概念、传播方式及其相关理论，为今后学习其他课程做好准备;“计算机导论”是了解计算机的第一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及学科知识;而“程序设计语言”是今后学习网络技术类课程的必备基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编程能力，所以放在基础课阶段开设，同时还配备课内实验，实验规模较小，可以单独完成。第二阶段为主干课程，是课程群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精专业”的原则，无论今后学生的专业方向是选择前台美工还是后台编程方面，该阶段的课程设置都可以满足需要。此阶段的传播理论课主要是“网络传播实务”，该课程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明确学习技术类课程的目标，让学生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把握技术类课程，而不是单纯的唯技术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侧重于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层技术。通过安排课程实习，让学生能够动手搭建计算机网络环境，为今后的网络传播应用建立基础。“网站建设与管理”让学生掌握网站建设的需求、设计、开发、部署、测试等完整流程。而“网页设计”与“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分别为网站的前端、后台的开发奠定基础，实际工作中需要前后台开发互相配合。第三阶段将侧重方向课程的设置。课题组通过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以及青岛市软件园等开展行业企业调研，结合自己的办学情况，设置为网站前台和后端开发两个方向的课程模块。根据当前行业需求，开设网站美工课程，主要讲授色彩、字体、创意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根据当前网络媒体的发展需求，开设“网络新闻编辑”课程，讨论网络新闻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及新近发展，从理念、运行、事例到版面、图片、音视频以及新兴媒体等。这两门课都是在网页设计的基础上延伸。而在后台开发方面，承接“数据库技术和应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网站应用系统开发”以及“手机媒体APP开发”两门课，为媒体行业培养后台开发人员。特别是手机媒体APP，随着近年来移动传媒业的发展，具有较大市场空间。“网络媒体经营与管理”为较高层次的媒介管理理论，可以作为该阶段学生的传媒理论选修课程。同时，该阶段实习任务设置为“网络传播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专题网站的设计、开发和部署工作，可以为PC版，也可以是移动版，以此检验学生对课程群的掌握情况。纵向来看，三个阶段整体上又有三条脉络，分别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程、网络技术实习课程。传播理论从概论、实务再到管理，层次逐渐提高;实习从课内实习、课程实习，再到毕业综合实习，难度也逐渐加大。这样，在三个阶段形成了以网络技术课程群为中心主线，同时以传媒理论为辅助主线，而又同时兼顾实习实践能力培养主线，三线齐发的课程体系。在设置课程体系的同时，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得各门课程间有良好的衔接，同时增加新的授课内容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3
当前有关对外传播的研究与争论都在围绕这五类问题展开，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对外传播的成熟理论体系，甚至对外传播的基本概念也没有统一的定义。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展开与层层深入，对外传播问题不仅是中国输出硬实力的舆论保障，还是中国建设软实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正是凭借着对外传播的媒体优势，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外传播的优势更是形成了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之外的新的“不对称战争”。美国媒体数量众多，受众群体庞大，传播技巧成熟，内容新颖丰富，强大的对外传播优势是中国无法在短期内超越的。为了争夺意见市场，中国与美国拼媒体资源是不合理的。作为传播学发端的效果研究，是传播应用的理论成果体系，也是作为传播应用之一的对外传播可资借鉴的重要依据。因此，对外传播的关键问题应该集中于目的与效果，即能够利用有限的媒体资源，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对外传播的研究重点不能分别集中在控制、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这五个传统领域，而是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达到对外传播效果的合理、有效的新方法。
当前美国的对外传播还表现出新的特征和规律。以近期的黄岩岛事件为例，美国开始退居幕后，挑起周边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抗，制造各种中国威胁周边地区安全的新闻命题，而不是直接针对传统的、问题、人权问题等向中国发难。还有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由此推及的在远东地区的各种军演，都是在国际舆论环境中进行的事件营销。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暂时搁置了主动武力干涉与强制推行价值观的传统套路，对外传播的新动向是通过议程设置来牵制中国等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以此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注意力，是中国应对美国新战略的必要条件。
作为传播目的的注意力
按照注意力经济学派的定义，“注意力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当各种信息进入我们的意识范围，我们关注其定的一条，然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②注意力的概念超越了控制、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而把目标直指传播效果，这正是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当前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美国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通过强势媒体资源吸引了全球大量的注意力，使得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当下国际秩序的主流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大力对外传播“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谐世界”等中国价值观，并通过加强学术交流、孔子学院等形式推广中国文化，意欲以此制衡“华盛顿共识”。但是，国际上对中国价值观的关注，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的确有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抱着‘取经’的目的，希望能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找到有助本国发展的经验。但也不排除部分国家或部分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指望利用‘中国模式’来宣扬新一轮‘中国崩溃论’或者‘中国威胁理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注意力经济的学理上判断，以注意力为核心的对外传播以效果为唯一目的，可以有效避免信息认知的价值观干扰；在认知层面开展注意力竞争，能够合理避免与国际主流标准的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见交锋。从当前国际形势上判断，中国的对外传播不适合在价值观层面与西方进行道义争锋，而是要与其争夺注意力。以抢夺注意力为目的，不仅可以避免与西方在短期内发生正面冲突，有利于继续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且可以打破各种版本的“中国”，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中国不搞霸权主义的“和平崛起”形象。③因此，以注意力作为对外传播的目的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
作为传播效果的注意力
传播学的效果研究立足于定量的科学逻辑，在意见测量、数据统计与分析中，借鉴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效果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测试人们的好恶、态度、情绪、认知程度等非客观化的事物，尤其是好恶、态度、情绪等变量，存在着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相互影响程度较高的特点。效果研究中最难测量的范畴就是态度和行为，唯有与注意力高度相关的变量——认知程度，相对来说客观化程度较高，容易准确测量。
注意力属于认知范畴，或者说是感性认识层面，而价值观属于态度与行为范畴，或者说是理性认识层面。按照哲学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基本逻辑，从注意力到价值观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律。结合国际形势的现状，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对外传播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价值观的优势，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注意力的争夺，并从注意力的争夺最终达到价值观的博弈。因此，围绕获得注意力为传播效果，对注意力进行传播管理，在短期内的对外传播中具有战略意义上的可行性。
对外传播的注意力管理
注意力经济学派给出了注意力运行的基本模式，即“知觉（事项进入知觉范围）——注意力（在搜索阶段和决策阶段之间，注意力给了某特定事项）——行动（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由此可以推论出对外传播的运行模式，即“信息搜索（各种信息混合在一起）—信息邂逅（刻板成见形成的潜意识，促成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信息确定（在利益与兴趣的基础上给出意见）”。通过对两个模式的对比可以发现，注意力处于信息邂逅的阶段，是由信息到意见的桥梁，也是从知觉阶段到价值判断的过渡。因此，把注意力作为对外传播的目的与效果，对注意力进行管理，既是长期内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争夺的前提，又是短期内引导舆论的有效方法之一。
达文波特的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可以利用“注意力选择器”对目标对象进行测量，通过对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得出数量更多、更有效的获得注意力的方法。在科学测量的基础上，可以开展针对注意力的管理。结合对外传播的具体实践，注意力管理主要包括领导管理、战略管理、信息管理、组织管理等。由于注意力经济学的实践经验大多来自于一般性的实体经济组织，虽然很多能够进行直接嫁接，但是对外传播的注意力管理针对的是媒体组织以及虚拟信息，体现出较多的特殊性。比如，注意力经济突出网络媒体与电子商务的关键作用，可以被直接应用于汇聚注意力的目的；注意力经济强调传播主体的能动作用，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发动网民进行对外传播，必将取得超越官方媒体单一传播的注意力效果。当前，注意力经济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还存在一些理论的兼容性问题。本文只是论证了必要性与可行性，还需要以后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①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页
②【美】托马斯·达文波特等著，谢波峰等译：《注意力经济》，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3页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4
作者： 谢明先
在当前进行新课程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通过思想品德课教学不仅要让学生获得思想品德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发现能力、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以及运用思想品德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上述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我们广大思想品德课教师都在不断地探索、尝试各种各样有助于提高思想品德课教学质量的途径、方式和手段，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启发学生从多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为了改变政治课堂上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培养学生上政治课的兴趣，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广大政治教师不断地探索、尝试各种各样有助于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的途径、方式和手段，例如旁科知识在政治课堂上的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等。
二、政治教学语言的作用
第一，传递教学信息。有效的教学语言可以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启迪学生的智慧，塑造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更加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政治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等基本知识。
第二，调动学习积极性。形象、生动、幽默的教学语言可以给以学生新颖的刺激，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第三，培养审美情趣。政治老师运用高水平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可以引起学生的美感，从而丰富学生的审美情趣，使他们得到一种美的享受，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情感。
第四，促进教师个人思维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语言水平综合地反映着教师的教学素养，一名教师为了更好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使语言的组织、运用更具有科学性、吸引力，从而也就使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三、政治教学语言的分类
教育传播学认为，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是“传授给学生全部的信息”，传播信息的渠道则是通过教学语言来实现。本课题认为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学语言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是教师口语，第二是态势语。
（一）教师口语 教师口语是教师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用语，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通过教师的精心选择组织，带有教师本人浓厚的风格。
（二）态势语 态势语是口语交际活动中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是通过身姿、表情、目光等配合有声语言传递信息的一种形式，又称为体态语。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特定表达方式与特定意义，可以把体态语言分为站姿、手势、眼神、面部表情等四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相互配合，从不同角度表达和传递着各种信息，作用于信息接收者的思想和感情。
四、不同形式的教学语言在政治课堂上的具体运用
1.科学化语言：适用于基本概念，原理内容
思想政治课堂上的概念、原理、观点往往是很抽象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对于这些基本原理、概念，学生由于受到年龄以及知识水平的限制，无法对所学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的概念。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把基本概念、原理内容讲得有条理性、逻辑性，才能使学生获得系统而清晰的概念，而不至于茫无头绪，不得要领，采用简练而深邃的科学化语言可以启发学生更加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政治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等基本知识。
2.情感化语言：适用于活跃课堂气氛以及处理教学活动中出现的突境
这里所说的情感化语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语言，法国著名演讲专家海因兹雷曼麦曾经说过：“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易让人接受。”为了改变政治课堂的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政治课堂上，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些幽默化的语言，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同时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教师随即应变，妥善处理，马卡连柯说：教育的技巧在于随机应变。
五、提高自身教学语言艺术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语言是教师的基本功，我们必须像演员一样，坚持练好基本功，一位政治特级教师讲：“一天不学难教下去，二天不学难活下去”。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教学语言，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
一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修养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对同事、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能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二是加强对自己所教学科和专业的学习与钻研，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并不断提高教育理论素养，善于学习各种新知识，以求知识的常新，扩大知识领域。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5
【关键词】传播学;体育传播学;“三步式”教学
New situation of the sports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ink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in the "three steps" to teaching practice
XIAO M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the professional students to disseminate this subject has a deep-rooted understand and hold; communication teaching reform, especially for sports and journalism students, should for its own requirements and refining teaching;The use of "three steps" to teaching method, let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 to learn is to improve the initiative. Practical.
【Keywords】communication sports communication "three steps" teaching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一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任何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都是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人们认识和研究这种现象的新学科就会随之产生。人类社会存在了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关于传播的思考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传播现象的日趋复杂和多样,人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产生的,传播也不例外。在对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的诸多研究当中,大部分理论虽然是“舶来品”,但是中国新闻传播界也在逐步加大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光、清华大学的李彬等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本土传播学专家。将对“新闻”的视角扩展为“传播”的角度,从更大的范围内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进行分析研究和实践,成为当今新闻传播界的趋势,正是因为如此,《传播学》这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日益引起众多高校包括体育类高校对传播学的重视。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讲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何针对教学中的难点逐一攻破,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1 《传播学》在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1.1 教学内容理论化
与新闻学当中的众多实践性科目不同,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从整体学科上来看,传播学属于边缘性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传播学一种理论的讲解,经常会应用到多种理论作为辅助。这就使得传播学本身的理论化色彩更为浓烈。作为传播学分支的体育传播学也是如此。体育传播学理论是体育传播学的核心和主干。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体育传播的基本概念、对象、内涵、外延及体育传播的关系;体育传播的规律;体育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育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体育传播的基本途径、方法、手段和类型等问题,从而为体育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对传播理论的学习,是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1.2 理论模式抽象化
模式在传播学这门学科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大的。传播学当中的模式除了理论性文字表述外,还包括图形和代码。运用图形对理论模式描摹和再现,这一方法可以使复杂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但是对于体育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来讲,对图形本身的理解程度还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论学习的难度,代码也是如此。传播模式研究的图形表述,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方法。复杂性事物经过简单化的符号化处理,变成了模式图形中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节点,有时还辅以字母和代码。这种不同于语言结构的代码式的简化,完成了图形模式对传播理论更高程度的抽象。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当中的具体化,他们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传播学中理论模式的抽象化同样适用于体育传播学。
1.3 效果应用滞后化
“我学习传播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传播学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问题、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人类的五种传播方式、传播制度、媒介性质和用、受众、传播效果及宏观效果研究、国际传播等内容,体育传播学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像和问题、体育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体育传播的过程、体育与大众媒介、体育中的受众、效果研究等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传播学的整个学科还是具体到体育传播学主要的授课内容集中在人类传播角度,这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技能型授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对于传播学及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成效往往是在日后工作实践的潜移默化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从学生角度来看,这种效果的滞后性容易带来在学习中的惰性。
2 体育传播学教学难点的解决原则
2.1 学理与实践互动
学理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是我们在处理教学尤其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教学中必须要坚持的原则。传播尤其是体育传播作为一个应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务虚和务实应当并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务虚也并不“虚”,它能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层次上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能够使人们置身于显示的纠缠之外去审视客观存在和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作为现象和信息的实际问题,为解决问题加入思想深度。务实应该更具专业精神的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在真正的“实”的基础上恰切的处理问题。
2.2 抽象模式具体化
抽象的模式在讲解中要还原为具体,这是解决问题的又一原则。教师在此过程中要认真领略理论模式本身的的解释力、预测力、组织力、启发力和可证伪力。在解释传播学的众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时,教师要采用全方位、多角度、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同时把授课过程理解为“搭积木”,将手中本来抽象的几何“代码”通过语言组装成学生能够理解的具体形象,为学生构建出来一种“沙盘上的军事演习”,使传播模式的建构更加符合实际传播中的复杂情况。
2.3 理论案例实践化
首先要对传播学和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效果有个客观明确的把握。我们对其效果的期待不能像吃完馒头就立即量身高一样,本身理论性学科的特点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慢慢渗透和运用的。但是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在实践中尽量从实际的案例入手,从案例当中使学生明白理论的具体运用,比如在讲到“议程设置”时,可以引用08年奥运会媒体之前的造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奥运会公众关注,让学生从实际中明晰媒体在人们日常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体育新闻专业“三步式”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该理论源于皮亚杰,后经布鲁纳、维果茨基等教育心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从求知活动中发现规则,整理组织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协作学习”是意义建构的关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模式的启示在于: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知知识出发去发现和生成事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教师应将协作或对话过程视为教学过程的核心,组织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翻译的性质、规律以及原语与目地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在这种理论的启示下,笔者认为针对现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可以从“三步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具体情况如下:
3.1 第一步:引入“任务”教学
这里谈到的“任务”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任务,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利用信息资源主动完成任务,以实现意义建构,提高学生理论能力的相对稳定的操作性框架。在这里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1 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
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学生的认知参与、主动思考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离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任何学习都是无效的。教是为学而存在、为学而服务。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不同的任务,创设适当的问题情景,鼓励学生自己总结理论。
3.1.2 把握“任务”主线
“任务”教学区别于其它教学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强调以各种各样的任务为主线,强调采用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来帮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任务,就是一种活动,具有以意义为主,有某种交际问题需要解决,与真实世界的活动有某种联系,完成任务优先,以结果评估任务等五个特征。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可以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观察某一段时间媒体或者社会动向并尝试总结。
3.1.3 重视问题“情景”
情景是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情境对翻译知识和技巧的建构起重要作用,不同的问题情景对传播理论的理解与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大都是由美国及日本学者研究而成,体育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对学生进行任务布置及理论总结引导时,教师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和文化背景,要注意到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不能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同于理论创设时期的情景。
3.2 第二步:建立学习“工作室”
对于理论性学科,如果按照自上而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师解说多于学生表述、教师引导探究多于学生自主探究,那么,可能会形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和思维惰性。“工作室”教学就是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弊端,结合体育传播学自身的实际创建出来的一种方法。在传播学当中有很多实践调研型理论,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既有政治倾向”指数等,都是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得出的指数分析。“工作室”就是让学生分组,成立小的“调查机构”,这个机构便是通过数据“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种经典理论,在对理论的具体证明过程当中,学生要建立一种“协作关系”,有明确的分工,数据收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结论分别责任到人,教师在此过程当中以传播领域中的“程序性知识”与“情境知识”为施教核心,提供问题导向与信息处理的知识,训练学生了解情境,进而解决问题,并在仿真经验中学习自我反省。
3.3 第三步:培养“科研”意识
现在高校教学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重教学,轻科研”,“科研”对于本科学生,甚至部分硕士研究生都是个在校园里经常听到、却又十分抽象的词语。很多人把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而将科研认为是研究生以后才要去面对的问题,这其实不利于研究性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对学科的钻研。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可以从数据收集工作开始,让学生设计、发放、收集问卷,开展小组访谈和个人深访,鼓励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挖掘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完成数据分析、典型案例分析、并且概括总结,拿总结出的理论和教材上经典理论的对比,分析在理论总结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完善自我的理论体系。这样下来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中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所做的数据可以为日后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4 结论
传播学专业尤其是体育传播学的本科教育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的创新和实践也只是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次摸索,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实际问题,学生在完成“任务”及组建“工作室”中的积极性调动问题,相关的硬件设施的不完备,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等等,不过我们相信通过课堂教学形式的创新、增加科研实践的比例,加强学生职业适应性和竞争力,“摸着石头过河”,及时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就可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学习与应用互相促进、理论与实践互相整合、专业知识与能力相互融合,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一致。
参考文献
〔1〕王大中,杜志红,陈鹏主编.体育传播――运动、媒
介与社会〔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96-296.
〔2〕高红玲.传播学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和教学方法创新之探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23-28.
〔3〕曹曦颖.翻译教学改革的新走向――任务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3-063.
〔4〕曹曦颖.英语“文化导入”教学模式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3(6):61-66.
〔5〕Bruner, J.S.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J〕. New York: Norton, 1966.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6
一、语符分布不均衡对翻译的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在《传播学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只要存在差异，同时存在某种实际的或情感的需求，就必然发生传播现象。”[1]这里强调的是差异、需求和由此而引发的传播。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或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团体/民族）是不存在的，在当今的世界和时代，不需要与他人交流的个人或完全封闭的社会也是极不正常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差异客观存在，传播无处不在。翻译是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位差使得翻译这一交流媒介成为必要，借助翻译，不同的民族可以互通有无，信息共享，推动世界文明与进步。差异是翻译这一传播活动的前提，正如许均教授所言：“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构成了翻译的重要障碍。”[2]因此，差异既是翻译的促发动因，又是翻译的阻碍因素，这种翻译障碍首先源自于所涉语言符号分布的制约。语言符号或语言媒介是有意义的代表物或象征形式，[1]每个民族语言都必然反映其所对应的文化个性或承载其特有的文化意义，世界上不同生态环境文化造成了语言词汇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给译者的翻译造成了困难。例如，爱斯基摩人成年累月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因而，其表达“雪”的词语颇多，诸如“干雪”、“湿雪”、“飞雪”、“积雪”、“蓬松的雪”、“密实的雪”以及“落得很快的雪”和“慢慢落下的雪”等，而在英语中则仅有“snow”和“slush”两个单词，汉语中却只有一个“雪”字。阿拉伯语言中有六百个以上涉及骆驼的单词，欧洲语言中只有六个，[1]汉语中仅有一个。这种生活参照系的差异造成的语符分布不均衡或不对应现象是译者翻译中绕不过的难题，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描写或解释的方式进行翻译，这种权宜之计的译法无论在简洁性还是在准确性方面都无法与原文媲美。又如，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生产发达，因此，相应的词语应运而生，反映农场企业大公司性质的拼缀词agribusiness（agriculture+business）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表达的是“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赢利性经济组织。”[3]将此照字面直译为“农业企业”，对中国读者而言，此译法在传输原语信息方面有所折扣，仅从译文中汉语读者无法知晓其真正的内涵，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不同于美国的大农场型的生产，美国农业企业的特性、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概念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的，汉语中也没有与此相对应的匹配词，直译不能充分表达agribusiness的实际所指和内涵。这就是语言媒介分布不均衡所带来的翻译障碍问题。因此，翻译中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分布不均衡使翻译在文体、语气、信度、效度或信息传输的有效性方面呈现出一定的限度。
二、语符含义多变性对翻译的制约
字典中所列的词语的含义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但在实际运用中，词的含义会千变万化，正所谓义随境迁。例如：switch一词通常用作“开关”之义，在铁路上的意思是“道岔”，在桑拿浴中，birchswitch则是指的“桦木枝条”，用作抽打洗浴者的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同时，桦木香味也非常怡人。语言载体在传播中的具体含义之多，其弹性之大，常常会使译者始料不及，有些词义在使用中令人捉摸不定，结果译文往往在准确性方面不尽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译。下例可以说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所产生的翻译限度问题。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引进改编的教材《步入商界》的第七单元中，英国Bibury玩具公司的销售主管Kate去美国出差，在旅馆的餐厅里点菜，其中有一道叫做PresidentialChicken的菜，Kate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菜，于是就有了以下她与侍者的对话：Kate：What’sinyourPresidentialChicken？（你们的总统鸡是怎么做的？/你们的总统的鸡都是些什么配料？）Waiter：OurPresidentialChicken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Itisstripsoffarmfreshbabypulletlightlysteamedandservedonabedofleeksgarnishedwithsnowpeas.Whatgoesreallynicewithit，wethink，isafluffybakedIdahopotatowithjustatadofsourcreamoryoghurt.[4]（我们的总统鸡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一道菜。原料是农场饲养的小母鸡，切成条后稍微蒸一蒸，下面垫以韭葱，配以糖荚豌豆，就可以端上来供客人就餐了。另外，烘烤松软的爱达荷州的马铃薯，加上少量的酸奶或酸乳和总统鸡一块儿吃，那味道就更美了。）PresidentialChicken的含义如此丰富，其所指内容并非这两个语符所能传递，因此，引发了侍者如此详细的解释。在同一种语言内都造成如此之困惑，更何况译成汉语？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总统鸡”传递的信息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谓极为有限，读者需要知道其配料、烧法和此道菜名的来历等，才能对此有真正的了解和得出切实的感受。在此具体语境下，presidential和其对应的汉语词“总统的”超出了其基本含义范畴，与“chicken”一词搭配，在美国的餐馆英语语域中表达的意思为“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也只有在这一语境中，presidential才有此含义，如果没有侍者的解释，仅从菜名中，任凭顾客或译文读者有多么丰富的语言知识和联想，都无法得出其准确的所指含义。但是，作为一道菜名，应简洁明了，不可如此冗赘啰嗦。因此，就翻译而言，尽管“总统鸡”简洁，但它过于笼统，失之宽泛，信息传播不够准确，这主要是由于语言载体或语符含义在千变万化的语境中所呈现的多变特质所致。因此，从以上讨论可见，无论是英语原文还是汉语译文，由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presidentialchicken和其对应汉译文“总统鸡”在信息传输方面显然都具有局限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达或翻译。
三、语符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陈力丹教授指出：语言符号不能完全满足使用者表达意思的需要，正所谓“意犹未尽”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1]表达事物的极端或极致状态，我们经常会用“难以言表”来形容。翻译中所涉及的原作者的意思或所要传递的信息可能会流露于原作的字里行间，仅从语言符号本身可能无法得以体现，这就关涉到意义表达或信息传递的模糊性问题，译者因此在接收或接触原作者的语言符号时，经常会难以定夺或完全准确地掌握原作者所欲表达的确切含义，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翻译的“不忠实”问题，人们一般都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或功力，实际上，这种翻译限度有时是语言媒介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语际翻译这一传播活动必须通过语言符号这一媒介，原作者“言不尽意”的表述与译者“朦胧模糊”的接收怎能达到二者的“一拍即合”或“天衣无缝的吻合”这一理想境界呢？当译者将自己的理解付诸于译文文字时，其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信息传输与接收也会遇到同样的意义损失或扭曲的问题。例如，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被译为“FarewellMyConcubine”，颇为人所垢病，英文词concubine用在此不够恰当，首先意思不准确，再者，译文的雅和“译味”都不够，在此，在英文中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词语从而拿出一个能与原文在文体、语义内容和语用效果等方面旗鼓相当的译名的确不容易。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是不可分离的，汉语原文“霸王别姬”传递了丰富的汉文化内涵，英文无法以如此简洁的形式再现之，对于这种不足，懂双语的读者一看即明了，但英文读者对此缺失会全然不知，其体味和理解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就此例而言，英语符号在传递汉语丰富的文化蕴涵方面所表现出的苍白与无力说明了语言符号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四、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
“传播学里谈的‘传播’，是双向、共享意义上的信息、知识的流动过程”。[1]译本只有当读者阅读时才谈得上传播，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才有意义。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语言符号被读者接收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含义，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人，不同读者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个人阅历、颖悟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会使他们对译作的解读千差万别，每一位读者与译者对同一符号的理解与感受同样也各不相同，因此，就语际翻译而言，完全沟通的跨文化传播是不现实的。关于“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的说法，是接受美学讨论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在此不拟多加论述。但就翻译传播活动而论，同一原作会产生千千万万种解读或“版本”，不同的译者和读者使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损失、变形或扭曲在所难免，因此，传输媒介（语言符号）的动态解读导致了翻译的限度，但是过于强调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往往会使人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的泥沼，从而放弃翻译所需的精益求精的努力。实际上，翻译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共性大于差异性。翻译之魅力和可能性是基于人们对语言媒介所承载的共有（或共相）意义的认知，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发展，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能够有效沟通与交流是基于人们思维与认知的相似性和共有知识以及对具体语言符号共有含义的正确理解。因此，翻译传播活动就是在这种共同共相中得以实现，但又在信息传播接收者的差异中存有各种动态因素所导致的遗憾。所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读者接受因素，有助于客观地认识翻译，消除盲目的理想主义的翻译观，准确地把握读者的期待与需求，切实提高翻译传播的效能，减少翻译传播中的各种噪音干扰，使译作尽量贴近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