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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1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摇 中国?摇 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三个范式
美国巨型的媒体公司如美国广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国重要国防产品生产与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正是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才促使美国衍生了这些垄断性的传媒财团，并且把触角伸向世界。这些传媒财团的海外扩张导致了全球广播体系的商业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强调，美国所有的传播方式，从电视节目到媒体科技以至于教育类方案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Schiller后来又把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扩充，认为美国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Schiller认为，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媒体政策正在阴谋实行对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发达国家依附于美国垄断财团。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阴谋论”，从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
Schiller的“阴谋论”受到自由市场学派的挑战。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文化产品的流动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场规律的结果，而非Schiller所宣称的“阴谋论”。自由市场派强调，媒体产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赢得受众的青睐，其内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众的需求，而美国的媒体产品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论断的潜在逻辑是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媒体产品的内容属于中性，并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自由市场学派认为，行销全球的美国媒体产品与全球的受众各得其所，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如Read所言：“通过市场机制，美国的传媒集团与世界消费美国媒体产品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双方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益处。”⑥
而特别强调受众能动性的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根本不存在。这一学派的思想逻辑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认为受众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群体。在欣赏媒体产品内容的同时，受众也在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对媒体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源于受众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能动受众论学者热衷于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否存在。而众多的量化研究也证明，美国的影视产品对海外受众的价值观影响极小，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媒体产品的生产并不存在于一个文化真空里，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内容最终一定会反映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价值观念。McQuail认为：“尽管通过媒介所表现的文化貌似没有价值观的倾向，但西方的媒体产品均体现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商业主义。”⑦而能动的受众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如果过分地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则会使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引入一个极端，即媒体不会对受众产生任何效果。能动的受众论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也存在缺陷。因为媒体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动的受众学派仅仅从一次调查获取的数据来研究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显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Schiller认为：“我们几乎不能从无所不在的媒体环境中抽取一个电视节目、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来考察这个（或者这些）媒体产品对受众的影响。”⑧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其二，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结语
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并区分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还提出了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两种论点。笔者认为，虽然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但依然具有解释一些当前国际传播现象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论证笔者的观点，笔者用美国支持信息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来印证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用美国媒体炮制的“中国”来证实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依附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二战后虽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国际传播新秩序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仍然具有相当效力。
注释：
①Tomlinson， J.(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Boyd-Barrett， O.(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Sage Publications
③Lee， C.C.(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Sage
④Schiller，H.I.(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Y：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⑤转引自Elasmar， M.G.(200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⑥转引自Tomlinson， J. (1991)
⑦McQuail，D.(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⑧Schiller， H. I.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⑨Schudson， M. (1997).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141~159). New York， Arnold
⑩Meyer， W. H. (1989). “Global news flow： Dependency and neo-imper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3)， p243~264
???转引自Schiller， H. I.(1976)
???Jean-Luc Renaud.(1985，Spring).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P's world-wide expan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p10～16
???Altschull， H.(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NY： Longman
???Sigal， L.(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Heath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2
孙光海和陈立生创作的《传媒博弈论》首度将“博弈”概念成功引入传媒领域，这对于新闻生态来说无疑是重要一链。全书采用了大量的实例推演，把深奥、难懂的理论全部融解到大量的案例中，通过小故事折射出大道理，读者在全新的博弈规则下看到了新闻生态孕育的机遇和挑战。
《传媒博弈论》把新闻工作中的编辑和记者每天的工作形象地看作是做“选择题”和“填空题”，其中编辑做的是“选择题”，记者做的是“填空题”。 “选择”需要的是智慧，如编辑的勇气、价值观、全局观、大局意识等。“填空”需要的是能力，如记者的努力、勤奋、技巧等；“填空”用的是“术”，而“选择”用的是“道”，记者和编辑的博弈就在“道术”之间进行着微妙的博弈。
正如《传媒博弈论》中阐释的那样，在现在的传媒大军中，有媒体出现了重“术”轻“道”的现象，也就是在他们看来，记者比编辑重要。因为能干的记者把稿件采写回来，编辑上版改改错别字即可，编辑能力及其作用在很大程度没有多大发挥的余地，这里就牵涉到了记者和编辑的地位之争。
记者与编辑的地位孰轻孰重？其实媒体人早已在自己的行政职级上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在媒体内部，新闻最高行政职级是总编辑，而不是“总记者”。一个媒体的“总编辑”代表的是这个媒体的中心，不要说记者，就算是广告、发行、印刷、校对，这一整条新闻生态链都应该以“总编辑”为核心，因为“总编辑”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是一种核心力量的聚合，而这种聚合之初就体现在了“选择”比“填空”更为重要的观点上――也就是媒体要以编辑为中心，毕竟，在我们的新闻史上，“总编辑”始终未被称之为“总记者”。
其实，“总编辑”为什么不是“总记者” 的博弈只是新闻生态链中的冰山一角。媒体处处皆是博弈，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媒体要立于不败之地，不能惧怕博弈，尤其是在媒体中处于决策地位的总编辑，不仅不能畏惧博弈，还应该喜好博弈，因为只有一个善于博弈的总编辑才能在驾御媒体这艘大船时如鱼得水，不至于迷失航向。
一部生动教材：传媒与博弈首次科学联姻
《传媒博弈论》首次将博弈论成功地嫁接在传媒产业，具有历史的前瞻性，是反映新闻生态科学发展的一部生动教材。
以前，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媒体在做新闻编排时，都是编辑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和依靠过去的经验，以及对新闻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来确定取舍和编排版面，翌日，报纸出版之后，再拿着自己报纸和竞争对手的报纸进行比较，此时，双方往往对彼此水平不屑一顾。但是，在如今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环境里，传媒必须考虑竞争，考虑竞争对手在出版前的策略和思路，也就是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媒体竞争的胜负是在报纸印刷前、电视播出前、网站更新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各大媒体的总编辑如果要使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就必须让编辑记者们时刻都进行着新闻博弈，可以说，《传媒博弈论》的出版，将终结传媒出招前不博弈的历史。
博弈在传媒领域无处不在，“新闻与博弈”的嫁接成功，对于新闻生态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几年来，报纸广告整体下滑，与之相反的是网络媒体广告大幅增长的趋势，部分报纸把这个“账”记在互联网身上，于是截断与网络媒体的新闻供应，两年时间下来，其效果并没有明显改观，除了报纸“不团结”自身因素外，还有就是单个报纸或者某一部分报纸向互联网叫板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传媒博弈论》作者经过精心研究，总结出报纸在五种情况下可以掌控与网络媒体的谈判话语权，而网络媒体则在四种情况下可以掌握与报纸的议价主动权，超出这些条件，两大阵营都无法左右对方。更为难得的是，作者针对报业与网络媒体的恩怨和所处产业环境，首次用太极图来破解报纸与网络媒体发展的悖论，通过太极图的“S” 线来左右调节两大阵营市场的大小，具有非常深刻的科学内涵。
在报纸与网络媒体的功能上，作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只是分工不同，并形象地用画家与照相机来比喻报纸与网络之间关系，19世纪照相机的发明对传统绘画造成的冲击是致命的，其影响远比今天网络对报纸的影响大，很多画家甚至走上街头抗议，但无济于事，最后画家们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不与照相机抢速度，不与照相机争功，做一些照相机无法做的事情，那就是个性。在报纸与网络媒体的“悖论”中，其实报纸也是可以借鉴画家的思路――不与网络媒体争功，做一些网络媒体无法做的事情――新闻采访、深度报道，新闻的精细等方面下功夫，并充分运用网络媒体的优势和长处，以弥补自身在此方面的缺陷，比如直接与受众互动等。这些《传媒博弈论》中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也许能为报纸和网络媒体的科学、健康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迪。
一批精彩案例：媒体之间的“拥抱”与“背叛”
《传媒博弈论》用大量的传媒案例来分析传媒生存环境，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和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作为曾在多家市场化报刊和网站从事过采编工作的资深新闻工作者，该书作者孙光海对正在运行的中国新闻业的改革实践研究颇深。著作中分析了大量中国新闻媒体的实践案例，这之间，描绘出了中国媒体的竞争环境、竞争态势、竞争策略、竞争趋向的多彩画面。通读全书，并不会产生难读难懂之感，这是因为《传媒博弈论》中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来分析博弈，集通俗阅读、案例分析、实战推演、逻辑推理等于一身，对于研究传媒竞争有很大的帮助。
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该“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实践发展。作者在日常的工作中积累的无数经验告诉媒体在进入市场前必须先定位，再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位，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有了定位，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生态中有所成就。
作者在诠释并破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困局时，首次将太极图引入了新闻博弈领域。用太极图中的两个眼睛分别代替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最恰当不过，代表网络媒体的“眼睛”一定比代表传统媒体的“眼睛”要大，因为当前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眼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网络媒体一般都放下架子、放下面子去拥抱、讨好传统媒体。随着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发展，双方波动着力量转化，制衡着地位的轻重。试想，如果哪一天网络媒体彻底强大了，摆脱了传统媒体，那个时候，不知道网络媒体的眼里还会不会有传统媒体。
在解释和分析中国各类媒体的竞争格局之时，本书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实用方法的探究与总结之上，各个案例都力图找出之中能够被其他媒体借鉴的经验。
一项创新研究：打破常规讲“道”“理”
《传媒博弈论》还运用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观察新闻生态，打破常规将新闻领域的“道”和“理”，融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是中国传媒从业者的重要参考和实用兵法。
新闻学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实践学科，探索这门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律，需要广泛借用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只有知识广博，视野才能开阔，思维才能活跃，行为才能理性。《传媒博弈论》采用竞争论、定位论、三法则、长尾理论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分析，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3
关键词:“色散与滤光”模型 突发公共事件 甲型H1N1流感 伦理选择
甲型H1N1流感事件概述
2009年4月,一场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据卫生部通告全国甲流防控工作情况指出,截至2010年1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流确诊病例12.6万例,死亡病例775例;截至2010年2月中旬,全球已达1.5万余人因感染甲流而死亡。
纵观甲流从初期暴发到最严重阶段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相比2003年的非典,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在全世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但是,面对此突发的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各方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伦理选择,还是存在着诸如健康大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媒体坚持新闻新奇与政府欲求社会稳定等公民、媒体、政府之间的多方冲突。
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
为解决上述冲突,需要对该伦理问题中的各方主体的价值选择进行判明,兹提出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以便更为清晰地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所有主体面临同一具体新闻事实时,各方主体自身的动因和需求不同,驱使其作出不同的利益选择,这就如物理学上的“光的色散”①一样,当白光通过三棱镜后,在光屏上会形成七色光带,如图1所示,自上而下分别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因为白光是由多种单色光组成的复合光,不同色光对同一种介质的折射率不同,白光经三棱镜的二次折射后各种单色光的折射角不同,从而产生色散现象。
而信息传播中的伦理选择也可用色散与滤光模型表示,即用白光代表了社会的新闻事实;用三棱镜表示各方主体在面对事实时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即所有的伦理选择;而复合光通过三棱镜色散出不同的光线,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自身的动因和需求进行价值选择,作出不同的相应利害关系的伦理选择。根据信息传播过程,这些主体包括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
“色散”出不同的伦理选择后,还有一个“滤光”的过程。物理学中“滤光”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种色光。在信息传播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伦理选择,在这其中,有的选择只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有些选择和行为是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利的,有些选择体现和尊重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权,有些则稳固了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所谓“滤光”,即指整个社会选择和确立一系列标准,以对这些价值选择加以判别,找出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伦理选择的“色散”与“滤光”过程如图2所示。
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各方的最大化的利益需求,既不是在这几条“光线”中找出一个“焦点”来统一各方的利益需求,也不是要采取绝对平等的“三者不可偏废”的措施,而是找出一条符合当前社会整体需求的、经过引导和有效控制的、“应有”或“恰当”的价值选择。该价值选择在某一领域中可能会在微观层面上对上述“社会福利”、“人权”和“国家安全”等价值有所侧重,但从宏观层面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达成各方利益并重的态势。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色散”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对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的相关信息的搜集,并按不同传播主体进行整理,笔者发现,主要涉及的三个主体的伦理选择,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健康权和隐私权,新闻媒介的传播选择及政府机关的社会期望三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公民的伦理选择。公民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又分为回国患者和健康大众两大不同群体,两者的信息传播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健康大众有权发表言论谴责携带病毒四处乱跑的回国人员,获知他们的相关信息,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和知情权;但另一方面,患者的隐私应受到保护。
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受追惩的几率小,人们更敢于发表言论。于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有网友在网上发表言论,谴责从流感暴发国回国的人员是“逃回来”,而且大发言论对回国还到处跑的何某进行人身攻击,给其取名“何逛逛”,称传染了某摄影楼两位工作人员的李某为“李染染”,各网络小区里的言论也是以人身攻击为主,同时还患者的相关信息,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网友公布患者信息,进行人肉搜索,甚至使其家人牵连受罪,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一方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影响,已属公共人物,健康大众有权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公共信息;但另一方面,患者作为公民,其隐私受到保护也毋庸置疑。由不同群体传播信息的伦理选择可见,面对公共突发事件,公民的伦理选择与价值取向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公民发表言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
媒体的伦理选择。追求消息的重要性、时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媒体吸引读者的根本之道。甲型H1N1流感与大众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媒体面对甲流的信息传播,显得格外活跃。
中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社会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及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宪法的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公民参加社会协商与讨论,为公民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和其他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条件的社会功能。②确实,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动员信息的扩散者和信息传播管道。
媒体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大肆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公众提供了最新流感疫情,尤其是国内、身边的流感传播最新动态,及时传达了政府对病毒预防、治疗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时网友的评论和反响又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作出时效性、针对性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很多媒体往往过于看重经济利益,重视那些“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这种高调的宣传报导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普通老百姓的不必要恐慌。
总之,面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媒介积极报道了有关信息,这相对于2003年媒体面对SARS,戴上“口罩”、保持沉默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可以看到,众多媒体传播信息更多是从提升收视率、收听率或者点击率等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信息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多数媒体的伦理选择。
政府的伦理选择。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和协调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选择举足轻重。
中国政府面对甲型H1N1流感,信息公开。新华网上开设有“中国应对”和“各国情况”专栏,传达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对甲型H1N1流感最新进展实时更新,这是中国政府正面积极传播流感相关信息的表现。
在危机状态之下,政治动员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国拥有政治动员的传统,适当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主席的两次指示,总理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实现政治动员的体现。各级政府、各部门快速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表示政治动员对各级政府和部门起到了作用。③
中国政府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的措施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政府以人民安全、健康为重的伦理选择。政府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较之以前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公开,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以稳定社会、民心为价值导向。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分析以上各主体“色散”出的不同伦理选择,笔者认为,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各相关利益主体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着诸多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公众信息传播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媒体对新闻真实性、全面性、时新性的追求要求对突发事件多加报道,而过多的报道又可能引发社会恐慌,这与政府要求的保持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存在冲突,除此之外,政府对信息有选择性地公开对公民的知情权有所损害……总之,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面临众多伦理选择与冲突。面对这些选择与冲突,究竟怎样的伦理选择才是在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最应该遵循的呢?这就是“滤光”出应有、应然伦理选择的过程。
从以上各方“色散”出的伦理选择不难看出,“滤光”出的价值选择不能以单一的任意一方的价值导向作为应有的传播伦理,因为任意一方都只以自身利益或自身坚持的伦理选择为出发点,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此前提到的各种冲突。“滤光”出的伦理选择应该以最大限度地缓和这些矛盾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应有”和“应然”的伦理选择,是在一定历史范畴内,体现社会最广泛利益的意志,面对如甲型H1N1流感这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政府对信息公开传播进行控制和引导。该控制并非消极地隐藏信息,而是主动地传达信息,并依靠网络的高交互性与网民相配合,一方面利用网民提供的信息,补充自己的不足,尊重网民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要接受网民的监督,对自身未披露的信息进行核查,如果其公布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满足群众需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应该及时公布。同时,还应引导公民树立尊重他人隐私权的意识,引导媒体增强社会责任感。
总之,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应以最广泛的公民意志为主导,在当前社会结构下,政府是最广泛公民意志的直接代表,政府应承担起及时信息、引导媒体传播信息的责任,以主动的姿态公开疫情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同时维护回国人员主动就诊和主动隔离的患者隐私,指导媒体客观报道,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图3所示。
结语
面对错综复杂的伦理选择,笔者所提出的“色散与滤光”模型旨在为解决这种因不同主体价值选择造成的冲突提供一种更为合理、清晰的分析思路,当然并不只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存在伦理冲突,而是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和突发性对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模型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至于传播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具体的解决方法,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 释:
①“光的色散”教学设计,[2010.2.26]
②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③从非典到甲型流感中国走了多远,省略/news/comment/2009-05/17/content_17787066.htm [2010.2.26]
参考文献:
1.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新华网省略/world/yfzlg/ [2010.2.26]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4
关键词：旅游文化，震惊；心理；调适
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新闻传播 教育模式 人才培养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时期，但同时也造成了新闻传播行业直接激烈的市场竞争。新闻事业的发展急切需要更多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为了应此需求，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各类高校都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这种泡沫效应，并没有解决新时代下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问题，新闻传播教育理论知识落后，理论教育与实践不结合，学生得不到充分的实践教育等这些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对现有的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旨在新形势下提出未来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模式。
一、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中的问题分析
新闻传播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全国各大高校也不断扩招生源，但是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并没有改变，大多数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理论知识足够，但是他们的专业技能却堪忧，许多用人机构对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失所望。因此新时代下，我们要正确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中这些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 教学理论知识不足
大部分高校单位因为看到新闻传播专业火爆，不考虑自身是否具有创办该专业的综合实力，就跟风开设该专业并大量招生。事实上，这些院校的理论知识积淀不厚实，培养方式仅仅停留在表明；更有甚者一些高校，胡乱借鉴国外的教学模式，相比拥有成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知识的美国，我国的新闻传播业还是一个年轻的行业，由于基本国情的差异，相关知识并不是靠“拿来”就用的，长期下去会对理论知识的学习造成严重的障碍。另外，我国那些传统的新闻传播业知识已经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教学过程中没有合适的理论教材，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很大的问题。
（二）教育模式脱离实践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大多是全职教师，他们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然后他们的实践知识甚少。虽然基本的知识技能培养很重要，但是长期在此种教育模式下，非常容易造成该专业的学生采、写等实践能力差。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项实践性的学科，学生相关的实践职业技能培养特别重要，虽然在学校校报和电台会提供一些实践教育基地，但和社会中新闻报道专业需求还相差甚远；此外，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学校会提供W生的实习单位，但实习期一般都较为短暂，学不到特别有用的实践经验，在实习中发现的理论知识不足最后也无法回学校进一步提高，并且有部分同学都只把实习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实习只是流于形式而已。
（三）专业师资队伍欠缺
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之一，他们用简洁有效的方法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资队伍的雄厚直接影响新闻传播教育的质量。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的业务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必备的条件，只有拥有这些专业的修养才能熟悉新闻传播过程，在专业技能上直接指导学生的。但是当前高校的相关专业老师，可能并不具备上述条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的技术层出不现，先进设备的使用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越来越重要，这就对传播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工龄稍大的教师对先进设备的方法性以及技能掌握方面存在欠缺，另外一些核心的新闻传播课程教师缺乏实践经验，讲授知识不够新鲜，理论课程教育与实际脱节，这些对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都有很大影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存在缺乏专职教师的现象，与全职教师不同，专职教师拥有丰厚的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一些前沿性和实用性知识，他们的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新闻传媒业，缩小课堂理论与社会现实差距；目前聘请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缺乏跨学科背景知识，对教师的专业培训也甚少，和国内外著名院校直接的学术交流也不多，教师去名校进修的机会也少，这些都是造成了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缺乏跨学科知识的原因。
二、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改革的思考
纵观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落后，造成对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不足，严重制约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因此，为了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业更好地发展，对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改革人才培养目标
在新媒体时代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一名合格的专业人才应该是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文化修养以及开阔的国际视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非常肯定地表示，新闻学院就是为了培养卓越的新闻人才以及新闻业领军人物，并教育学生献身于这项意义重大的事业。因此，对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专业的新闻传播人才。首先，高校应加大对各大媒体优秀兼职老师的聘请力度，相比全职老师，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实践知识；其次，高校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主办自己的电台、电视台、网站，大力发展人才支持体系，为学生在上学期间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培养实践型人才，这样他们毕业后才能得到新闻单位的认可；另外，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的认知新闻信息能力、使用新闻信息能力以及消费新闻信息能力的培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通过全方位能力的培养，他们才能成为专业的新闻传播人才。
（二）改革课程设置
新媒体时代对新媒体应用技能的熟练掌握是对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包括用这些新技术去收集新闻素材，以及用文字符号去讲述新闻故事等。如何运用这些新技术辨别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通过合理的传播方式，展示出伟大的新闻作品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提高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就要求学校从基本的专业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知识方面，需要联系实际并且不断深化，理论知识主要是指导新闻工作者掌握新闻传播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避免盲目操作；新闻传播学不仅仅是一门传播型科学，更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并重的科学，要求学生掌握全方面的知识体系，根据美国教育学之父威拉德q布莱尔的新闻专业课程观：大学四年的课程中，1/4是新闻专业课程，3/4是社科类和人文类课程，这种观点被国内外许多新闻学院所采纳，综合修养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事件的主题涉及很多方面：宗教、旅游、运动等，这些领域专业化的知识可以让新闻报道人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提出合理的问题见解，这样非常有利于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传播，因此培养不同新闻领域背景下的专业知识是急切需要的。
（三）培养职业精神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仅仅教给人一种专业知识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能使人成为一台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给他以一个和谐的人格”，新闻传播专业作为一种高度社会性的职业，主要目的是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这就要求新闻传播工作者必须有高尚的职业精神。一方面要加大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人民群众利用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要遵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准则；新闻传播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主要推动者和鼓舞者，主要包括二点：一是及时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利益等信息，二是表达不同阶层的意见和心声，新闻传播工作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反复思考掂量，做出正确的判断，引导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因此，向学生灌输这些专业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大众服务。
（四）丰富教学实践
新闻传播教育主要是解决两方面问题，理论要求和实践需要，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普利策也曾说过：“新闻作为一种祟高的知识分子的业，是用实践的方法鼓励、教育现在、未来的从业人员”，可见实践性对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性。重理论、轻实践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实践课程比重偏低，实践专职师资队伍缺乏、校内实践基地建设落后、高校与业界互动不够等等。为此，相关院校应该突出实践教学，适当增加实践课程，至少保证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比例达到1：1，在课程教育过程中可以更多地通过案例教学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办讲座和报告会的形式聘请国内外有经验的新闻传播专家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培养学生系统性知识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为学生建立专业的校内实践平台，尽可能做到全天候、全方位的开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媒体活动，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自我展现平台，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专业实践需求；鼓励提倡高校与各大媒体的实质性合作，高校为媒体提供有效的实习生源，媒体为高校学生提供专业的实习基地，缩短毕业生工作前的适应期，另外通过实践学习也能完善教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6
1现阶段新闻传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新闻传播教学的教学理念滞后
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国内的新闻行业更需要全能型的新闻人才，这对于高校的新闻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当前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教师的教学理念过于滞后，缺乏创新精神，在教学中不能很好地将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导致专业教学局限于理论教学，缺少实践应用，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新闻人才。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巧，难以全面了解媒介融合新闻传播带来的改变，达不到社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
1.2新闻传播教学的师资力量匮乏
受媒介融合的影响，当前，高校的新闻传播教师需要具备跨文化、跨专业、熟练掌握媒体技术的能力，才能为学生带来高质量的新闻传播教学，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当前的高校中，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大多数是毕业以后直接就业，对于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多，对于教学又缺乏创新能力，教师的眼界局限于校园，不能以新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的发展[3]。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缺少教学经验，对于新闻传播的实训教学能力较弱，不能为学生带来高质量的教学。可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师资力量过弱，不利于新闻传播教学的发展。
1.3新闻传播教学的专业设置不合理
在现阶段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中，依旧是以传统的教学观念为主，对于专业课程的设置主要是围绕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培养标准，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数是报刊、杂志记者或者编辑，很难适应当前融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发展的需求。尽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能够极大地增加学生的理论知识，但是缺少实践性的训练，导致学生不能将理论知识熟练地应用到实践中。单一的专业教学很难适应新时代下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更无法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优质新闻人才。
1.4新闻传播教学缺乏实训教学
现阶段，很多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模式单一，过于重视学生的理论教学，缺少对学生的实训教学。或者实训教学的模式过于单一，学生只能通过单一的课程实践，缺乏同融媒体的结合，不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实训能力。另外，高校对于实训室的建设不完善，设备更新缓慢，导致新闻传播教学缺少设备，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过少，对于媒介融合与新闻专业结合的操作可能性低。此外，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训教学缺少制度保障，同社会媒体行业合作过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发展机制[4]。
2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学改革对策
2.1优化新闻传播教学的教学理念
在高校新闻传播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新教学理念，增强对融媒体的了解和研究，将媒介融合知识引入的专业教学中，重新规划专业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为学生拓展更多的专业知识。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借助融合媒体资源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另外，教师还要借助新媒体技术，创新新闻传播教学手段，将单一的授课方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增强对媒体融合趋势的了解。
2.2优化新闻传播教学的师资力量
首先，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进行师资整合，增强教师对融媒体的了解，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高校要对新闻专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进行师资整合，打造一支跨文化、跨专业、掌握媒体技术的专业教学队伍。这样师资整合能够有效地扬长避短，完善教师的知识构成，增强教师的专业素质。其次，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进行教学培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高校通过定期对教师进行教学培训和技术指导，确保教师及时地接触新理论、新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将专业知识、技术、社会发展趋势有机结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优秀的新闻人才[5]。
2.3优化新闻传播教学的专业课程
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对于新闻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就要结合新闻传播专业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专业课程进行整合和改良，尽量消除理论和实践的界限，为教师进行实训教学提供可能。教师在教学中要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将专业知识理论融合到实践教学中，为学生夯实专业基础，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2.4优化新闻传播教学的教学内容
随着融媒体的发展趋势加快，很多教育家都意识到了课程教学体制优化的重要性。在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逐渐为学生设置了与一些新闻专业相关的公共课、选修课、必修课，极大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教学内容。另外，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还借助新媒体技术在课上为学生拓展教学内容，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中知识和技术的界限，使学生增强对媒介融合的理解，确保学生在开放性、专业性的学习环境中，充分掌握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成为优秀的新闻人才。
2.5优化新闻传播教学的实训教学
以往的高校对于新闻传播的实训教学并不重视，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理论和实践脱节，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要优化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训教学。首先，高校要加强对实训室的投入，完善实训室建设，为教师的实训教学提供良好的教学资源和设备，保证实训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其次，高校要强化校内的媒体实训，通过学校的广播电台、校刊、校园网络平台、课堂作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知识实训，使学生掌握新媒体技术，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高校要增强与社会上不同媒介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在校外媒体实习的机会，使学生能够近距离地参与实践操作，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使学生深入社会，完全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