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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航空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传播
一、郑州航空港区发展概况
伴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成功抢得航空经济的发展先机，逐步向“航空大都市”的目标迈进。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更是一日千里，在富士康厂区的建设和T2航站楼的建设中，赢得了“郑州速度”和“河南速度”的美誉。
郑州航空港区不仅重视发展民用航空运输业，对于通用航空的发展也提上了新高度。2016年1月上旬，郑州市出台了《郑州市关于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郑州市培育5至8家规模化的通用航空公司，形成覆盖全市的通用机场体系和辐射周边的航线网络，建设成为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和全国领先的通用航空经济示范区。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拼全省之力发展航空港区为河南的产业转型升级找到一个战略突破口，如果说火车将郑州拉升到了全国的中心城市，那么飞机则将郑州提升到“一带一路”中心城市的高度，让不临海的内陆城市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如果说航空货运将郑州推向了世界，通用航空则彻底激活了省内的空中交通运输业。依托新郑国际机场、上街通用机场，在登封、中牟、新密、新郑、巩义规划一批通用机场，在各县（市、区）规划建设一批作业点，在主城区广场、公园、大型绿地等地统筹规划一批直升机通用机场，满足医疗救护、应急救援、空中巡查、气象探测、城市消防、旅游等需要。
二、航空产业发展的背景
航空货运极大的提升了货物的运转效率，让省内许多企业的产品成功加入全球供应链序列。航空货运适合高附加产值的商品，航空港区也以高效和完善的服务迎接目标客商的入驻。2010年初，Iphone的主要生产商富士康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花落郑州，它从注册到第一条生产线开工仅耗时1个月。富士康的投产逐渐显现出规模效应，这大力带动了郑州的航空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时间经停郑州机场的波音747型货机（全球最先进的货机）络绎不绝。
2012、2013、2014年的郑州机场的货运增长量分别高达47.1%、69.1%、44.9%，增量在全国机场生产中独树一帜，急速增长的货运量也很好促进了客运的增长，起到了“以货带客”的作用。为了在硬件设施方面满足港区发展需求，航空港区更是以733天的时间便建成了郑州机场二期工程――T2航站楼，创造了机场建设的“河南速度”。
2015年9月25-27日在郑州航展在上街机场成功举办，短短的三天内吸引了20万人次参观。参展的飞机157架，参展参会企业216家，累积表演飞行时间196小时，表演起降458架次。签约25个项目，金额达人民币268.3亿元。让中原人民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欣赏到了精彩的飞行表演，还通过航空广泛的产业链带来了“真金白银”。
河南以“滚石上山”的精神让航空港的硬件在短时间内提升到新的高度，通过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产业聚集，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聚集，通过它们的引领改造全省的产业生态，使全省的经济体系融入国际化垂直分工体系中间。在融入的过程中，应当发挥河南的市场优势、人力资源优势，通过“航空”这一杠杆效应放大河南本地的比较优势。
相对而言，航空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还有很长的距离，大多数人平常接触不到航空器，也接触不到航空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也导致航空产业在我省的发展缺乏延续性。一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群众的支出和参与，如何将航空文化普及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航空，参与到航空产业，将航空文化和普通大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协同发展将我省打造成航空强省成为我们的研究目标。
三、河南航空文化经济研究院设立的目的
建设发展航空港不单单要有硬件条件的支撑，更需要人才和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航业发展的意见》在政策措施中指出要加大科教人才的扶持力度。其中谈到要加大对航空制造、维修等方面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民航专业教育，支持省内高校加强民航专业学科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民航职业院校，提高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培养。在2020年前还要引进200余名高层次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并结合实际的岗位需要，加大中青年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参加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专项培训项目。
从意见当中我们看到省政府对于人才的重视也提升到新高度，河南更需要建立一整套的人才引进、培养和成才计划，建设一所立足河南的专业航空智囊机构――河南航空文化经济研究院。
一、通过研究院吸引一批高层次航空专业人才，挖掘培养一批本土航空人才。航空人才的培养对于航空工业和航空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就像有人才没有飞机，可以向他国采购，但是没有人才又无飞机，航空产业的发展则无从谈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前航空业对于军航和民航专业人的培养不遗余力，对于航空经济专业人才和通用航空人才的培养则严重滞后，恰逢现在大力发展航空经济之时，应该大力培养飞行、技术、业务和航空文化传播方面的人才。
二、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如何让重要的信息进行有效的传播十分重要，依托研究院建立一个航空产业资讯交流平台，让省内的航空从业人员了解到世界先进的航空资讯。发展航空产业，群众基础也十分重要。通过研究院的智力资源办一本航空资讯杂志，出版一批优秀的航空文化、经济类书籍。既能满足我省的航空文化传播，又能通过文化科普层面让更多人了解到航空，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引领跟多人投入到航空产业当中。
三、组织举办航空文化论坛和相关展会，将河南文化研究院打造成全国的航空文化研究高地。经济发展，文化先行。在硬件设施大同小异的今天，惟有文化软实力不易被复制。我省的航空硬件已经走在前列，通过研究院深度挖掘航空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航空港+的带动效应。
经过近几年的建设航空港区的硬件条件取得长足发展，人才、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配套设置则相对滞后，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倒逼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航空文化环境。通过河南航空文化经济研究院这一平台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培养创业产业献计献策，为集聚创新人才“筑巢引凤”。为建设航空大都市出谋划策，为“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服务。
文化经济研究范文2
相对技术优势。我国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在很多领域缺乏现代尖端技术，但却拥有不少“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适应性。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技术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广阔市场。我国根据自己特点消化吸收的引进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且价格也较低，易被发展中国家接受。
相对区位优势。我国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源于以下几点：首先，周边国家较多，且多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我国与其均有着长期广泛的对外联系。其次，我国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靠这种种族纽带，我国企业可以减少跨国经营中的障碍，降低风险，并有利于同当地企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还有，因为经济、技术、环境的相似性，我国企业在海外就地取材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成本较低。
内部化优势。我国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资源有限，其内部规模经济性并不明显。但各中小企业如果组成“企业群”，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就可充分共享经营资源，形成规模优势。另外，中小企业决策简单而富有效率，能够更灵活、及时做出有利的反应。中小企业内部的环节较少，更易于管理者考核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效率。
市场营销优势。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源有限、实力较弱，往往无法经营多种产品以分散风险，但它又有机动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市场进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触客户，更快地反应市场等优势。另外，在产品的开发方面愿意设计和生产适合当地条件的产品，开拓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屑一顾的市场缝隙，其产品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和独特性。
特色产品优势。经营凝聚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是海外投资企业重要的竞争力来源。一些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如中式菜、中药、丝绸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并具有不可模仿、难于替代等特性。加之中小企业在开发这些特色产品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在这方面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小企业经营国际化的策略选择
我国部分中小企业已经有了一定优势，并迈出了跨国经营的步伐。但要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就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制定正确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在对外投资的步骤上，应采取阶段式渐进发展模式。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因此，要谨慎选择自己的跨国经营模式，比如选择国内经营出口设海外设海外销售子公司建海外生产子公司的模式。对我国中小企业而言，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应以渐进的阶段式发展为主，逐步积累海外的市场知识，从而提高跨国经营的成功率。
在对外投资的方式上，应先合资，后独资。对中小企业来说，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再结合自身实力施以不同的投资方式。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不久、经验不足的特点，应先走出去，与当地企业搞合资，这有助于利用两种资源、两种文化、两方能力和两个市场。这是实现跨国经营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
在对外投资的产业上，应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便宜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中小企业走出国门，也不能离开这个优势。产业选择应集中在小规模产业中，如纺织业、玩具业、电子等。这类产业的生产规模经济程度低，竞争性强，进入壁垒低，也不需大的研发投资以及复杂的技术。我国中小企业在这类产业中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积蓄资本和力量，然后再在国外搞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这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在对外投资的区域上，先发展中国家，后发达国家。先把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的重点放在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地区的市场也在迅速恢复，并且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我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对我国民营企业亦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然后再考虑走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与我国中小企业的综合实力相适应的一种选择。
中小企业经营国际化的建议
树立全球化的企业发展战略。培养全球化思维方式是中小企业走向跨国经营的第一步。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企业跨国经营未必需要庞大的规模，只要在价值链条上某些环节拥有相对优势，都可能成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我国中小企业应逐渐培养全球化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为自身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发挥相对优势，培育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形成并保持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资产，特别是知识资产，如技术、专利、生产技能、互补性知识等。只有着眼于培育企业的核心资产，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开发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中小企业才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实施企业间的有效整合。中小企业可以利用多种方式的合作，包括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大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合作中小企业可以承担国内大型或跨国公司的部分生产功能，分销功能，供应功能和服务功能。在整个国际市场物流中，与大企业建立和保持一种供应链中的合作或共生关系，从而带动其走跨国经营的道路。
熟悉和利用国际规则。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必须按国际规范、国际惯例来加强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我国中小企业国际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以及企业蒙受的损失，主要是源于不熟悉国际惯例，不能按国际通行的办法开展经营活动，所以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更新观念，树立规则意识，学会利用WTO规则，合理合法地保护自己，抓住时机快速发展。
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
按照WTO规则，制定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市场准入、国际贸易、财税政策等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鼓励有实力、有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各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大都采用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方法。如欧盟，一方面欧盟作为中间人，协调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鼓励银行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另一方面则增加资金投入，利用欧洲投资银行及欧洲结构基金中的区域发展基金会向中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同时，积极推行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的建设。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启示。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并逐渐放宽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还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和培养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服务功能。政府应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程的服务，如：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为企业提供双边的法律保障；提供咨询和培训等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等。
发展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既符合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又符合中小企业自身的需要。只要中小企业充分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与自身相适应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舞台上上演更加精彩的剧目。
内容摘要：入世后，面对国际国内双重竞争，中小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必然的选择。本文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中的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策略与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直接投资
参考资料：
1.（美）路易·斯特拉特，走向全球化：中小企业腾飞之路[M]，华夏出版社，2000
2.彭谦，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可行性分析，《经济纵横》，1997
文化经济研究范文3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经济研究范文4
【关键词】岭南;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类型
【作 者】严雪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硕士生。广州,51065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65-00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Syncret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Yan Xueq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cessing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ans of livelihood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attracting and accelerating national syncretism.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rocess is engraved with fishing and hunting civilization and rice-planting civilization also with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ever since the ancient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 cultural types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yncretism inside and enforces the syncretic relations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to a certain level and shapes the basic pattern of national syncretism.
Key words: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national 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 types
古代的岭南是指位于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两广、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岭南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自然融合到强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嬗变。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本文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结合考古发掘实证和语言学知识,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关系问题。敬请学者斧正!
一、岭南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五个发达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①在广西,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②或者说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情况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③ 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 东瓯越人、复杂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 ④商周时期,岭南民族虽然与中原民族有过交往与联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响不大,岭南土著族内融合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山多地少,岭南土著生存、活动的区域狭窄并且彼此隔离开来,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岭南土著以原始渔猎型的生计方式为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当时的农业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又进入铁器时代,岭南诸越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岭南民族族际融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秦汉以来,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刑徒及躲避战乱的黎民百姓不断地进入岭南地区,从戍边屯垦到落籍岭南,他们利用先进的农耕技术大力开发岭南,促使岭南的生态环境较以前发生质的改变。秦汉时期的北来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岭南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如此,但是当时岭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史记》记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⑤《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⑥《后汉书》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岭南各族群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势低平的河流谷地与山麓地带呈聚落分布。特别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引发的珠玑巷集团性移民,经迁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围垦造田,然后对沙田进行深度开发和精耕细作,其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折射出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成效。元明清时期,岭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入桂的客家与壮族杂居、融合;在两广地区,出现瑶族、壮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在广东,出现畲族、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现黎族、苗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之元代岭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岭南满族的出现,使得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极大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居住在桂东南、桂北、粤北、粤东山区及海南岛山区的壮族、瑶族、畲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长期杂居相处,融合与同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农耕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广西横州的山子瑶“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锅盖、鼓之属,入城贸易”⑧,海南岛“黎人……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窬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⑨《嘉应州志》载:“畲瑶,即峒僚。……散处深山,砍树结茅为畲,刀耕火种,采食猎毛,自言为狗王之后,不供赋役,昔时程乡有此种瑶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区、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带、西江流域、东江和韩江流域及海南岛沿海地带等地区的汉族、满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细型的农耕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
(二)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
春秋前,岭南土著之间发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内融合。最初以原始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岭南土著,其生存空间狭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获取新的物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生计方式提供的食物与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族群的各种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生计方式来维持族群融合带来的生存压力。其生存空间从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带的谷地和地势低洼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民族的族际融合开始出现。岭南地区诸越族群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渔猎采集过渡到山林刀耕火种。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耕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岭南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在这期间,地处岭北、江南间的楚、吴、越国因战争之需南伐岭南,开辟了跨越五岭的交通道路。地处岭北的族群相继迁居岭南,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数比当地土著少,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较弱而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族群中。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各种技术,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产力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土著族群生计方式的转变。从秦汉时期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到宋代珠玑巷集团性移民带来的自然的族际融合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种生计方式逐步过渡到火耕水耨生计方式。这可以从岭南出土的铁制农具及单牛短辕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证。如广西平乐、贺县、贵县等地汉墓都出土有铁制锸、铁口铧、铁斧、小锄、小铲、铁镰等生产工具。广东连县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驾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驾牛耙田,都是单牛牵引,犁辕很短,辕前端有上出坚木,连接两根弯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轭即由此发展而来。B11这种在北方耦犁的基础上创造的单牛短辕的牛耕方式,是与岭南复杂地形及小规模耕地面积的特点相适应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适合南方的稻作农业,“火耕”是放火烧树木杂草,开垦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中耕除草,“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B14这是一种简便有效、适合于南方环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适应的。六世纪下半叶,岭南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B15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来,火耕水耨生计方式又被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取代。岭南民族以火耨之法开启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麦、豆类、薯类粮作,辅以比例颇大的采集渔猎所得。B17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族群生计观念的变化,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细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计方式取代。随着民族族际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发生变迁,由中心城镇沿交通线向周边扩散,导致岭南民族生计方式渐变与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迁徙至珠三角地区与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在珠三角围垦造田,实行精耕细作稻作耕作方式,开创了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的新纪元。由此,在岭南地区存在河流三角洲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稻作生计方式,这两种生计方式长期并存。宋元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明清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这种源于岭南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贸易经过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大发展,在岭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商贸型生计方式得以最终确立。民族经济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岭南土著早期发生的民族族内融合,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动了土著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战国时,大量的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经与越语融合,发展成以楚方言为主要特点的前期广州话。南越国时期,许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国,开始了汉语、越语进一步融合的时代。到了汉代,中原人更多地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长期的杂居……广州话由原来以与楚方言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接近的特点。B18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化、发展与创新。秦代,秦始皇“发兵卒五十万守五岭”,“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五岭,与越杂处”,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B19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开始全面地浸润岭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从多方面改变岭南文化结构和面貌。《越井记》则有“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B20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扩散。“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习俗的民族政策,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并且从皇室做起,“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进了岭南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加速了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20万,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咸会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管辖,汉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汉人中去。此时,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以越汉融合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东汉初年,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兵岭南。在平定岭南的过程中,积极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许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岭南,大多数后来也落籍于此。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大发展。东汉末年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汉族渐趋成为广东的主要居民,使岭南土著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之后,岭南地区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汉人群体,另一部分越人则开始外迁融入别的族群,或蜕化为新的族群。从两晋时期开始,岭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统治阶级软硬兼施政策的影响,大量的俚人归顺同化为汉人。尤其是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两个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内属”、“归化”为汉人。此时,广东历史上出现了以俚汉融合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岭南后,在岭南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岭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宋时期,中原又大起战乱,大批的中原移民南迁至广东。到了南宋末年,这些从中原迁到岭南的移民与岭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雏形。B26到了元代,、峒、瑶、壮、畲等族群文化分别以珠三角、粤北、肇庆、粤西、粤东为中心全面确立。明代,岭南汉族三民系逐渐以广州、梅州和潮州为中心全面确立。B27明代末叶至清代中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岭南汉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别转移到广州、梅州、潮州澄海县(今汕头)。岭南汉族三民系与岭南土著族群文化从成熟到确立的过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战乱南迁至岭南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B28元代,从中亚等地来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进入岭南,与当地的汉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现后,伊斯兰文化在岭南得以积极传播与发展。清代,大批满族人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推动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
岭南地区最初为原始渔猎采集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与当时岭南自然生态环境和土著族群的生产工具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下,岭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渔猎作为主要生计,即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身上获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农业)或动物饲养还未成为岭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劳动,岭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季节变化和生活之需,通过野生动物和植物去获取生存的能量。这是早期的岭南土著生产技术不高,人数有限,组织规模较小时普遍采用的生计方式。B2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逐渐取代原先的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应是农耕生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计过渡阶段的必要形态。刀耕火种是人类以火力配合简单工具,以人类劳动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较小投入换取较大能量的生计类型。”B30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操作简单、对生产工具要求不高、节省人力等特点。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晒干,焚烧后残存的草木灰用来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点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种,然后等待收获。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气候和地形而异。B31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随着交往的频繁,岭南土著必须相互学习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从过去的小范围活动区域发展到互相关联的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由先前的封闭、孤立状态发展到相互联系的友好合作阶段。出于面对自然界恶劣环境导致的生存的压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沟通的目的,岭南民族族内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随着社会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食物来源的不断索求,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被火耕水耨型经济文化类型所取代。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岭南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的经济文化类型。岭南土著利用锄类农具开垦山丘,种植水稻、薯芋、豆类等粮食作物,满足社会群体之需。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食物来源多样化和食物数量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土著群体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广,交融的力度越来越大,交融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以火耕水耨为生计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各个土著族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工具,具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产管理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加剧了岭南民族的族内大融合。正是在不断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催化下,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及西江流域一带,最先成为岭南诸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
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与进步,刺激与推动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加大了交通道路开辟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岭南民族与荆楚及中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岭南地区与荆楚地区及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了构成主体为中原、楚、越移民和岭南土著居民的族际融合。这是经济文化类型演进到较高层次的必然要求。这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得以佐证。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纹以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罗定、揭阳、封开等地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B32广西的武鸣、平乐、田东、宾阳、贺县、象州、恭城等地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尤其是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着中原、荆楚和岭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产工具的进步,逐渐影响与制约着生计方式的形式和内容,刺激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战国晚期,岭南民族开始使用铁器,岭南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用强制手段从中原大规模移民,使汉族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尤其是汉人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原先以火耕水耨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被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取而代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计方式主动适应环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岭南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农耕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最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体制,岭南为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巩固的制度环境。正是具备民族族际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岭南各族群及其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激化、引导与推动下,民族族际通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必然产生民族的族际融合现象。岭南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越汉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出现的俚汉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催化、引诱、刺激的结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又被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在这种更高发展层次的经济文化类型作用下,民族族际融合无论从融合的区域分布还是从融合的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岭南经济文化类型从原始渔猎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种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猎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变,对民族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的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最初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带及其附近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族际融合。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的经济文化类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的标志是民族族际融合的区域格局则以重要交通线为轴,以城池、郡治、县治、重要关卡为点,离点轴越近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强,离点轴越远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弱。从岭南发现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况可以证明,如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平乐、恭城、钟山、临贺古城、封阳古城、广信古城以及“潇贺古道”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通道周围,都发现有大批汉代至晋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B33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B34 “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进入岭南的三条主要干道作为轴线在岭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西边的越城岭道为主,从中原南来的军队和黎民百姓,沿湘水过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至广州;六朝时以中间的骑田岭道(桂阳道)为主,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则以东面的大庾岭道为主要交通线。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进入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同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杂居相处;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这个与海外民族融合的显著变化,在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强烈刺激与催化下岭南民族与海外民族族际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演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与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明清两代,各民族族际通婚现象日益加强,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错分布态势成为一大亮点。例如“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B36在这期间,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得到加强,有一部分汉族主动融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然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并主动融入汉族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大藤峡地区“土官军官,联姻一体”;B37在壮族人数较多的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壮与民犬牙交错,……或与民通婚姻”。B38 “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岭南多民族杂居分布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B39明代,在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的两个层面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原为瓯骆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40清朝时期,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明清以来岭南地区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出现,促使民族族际融合格局进一步深化。在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序列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不断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经在岭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经过秦汉时期越汉民族融合和隋唐时期俚汉民族融合这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迁徙,逐渐形成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瑶、壮、回、满、畲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这种基本格局的最终确立,是与岭南渐趋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密不可分的。
三、结 语
通过对岭南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岭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区域,族群关系越和谐,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关系越和谐。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区域,族群关系越疏远,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关系越疏远。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力度的大小与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②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页。
③张一民:《西瓯骆越考》,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
④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南宁),1978年第1期。
⑤《史记•南越列传》。
⑥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42页。
⑦[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17页。
⑧[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⑩[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耕田模型》,载《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记•货殖列传》。
B13《史记•龟策列传》。
B14《晋书•食货志》。
B15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
B16《唐大诏令集》卷109。
B17施联珠:《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记•秦始皇本纪》。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记》。
B21《史记•南越列传》。
B22《资治通鉴》卷20,《汉纪》12。
B23《史记•南越列传》。
B2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B25B26B41周大鸣、 程瑜:《广东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东部分)民族卷分述专文》,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页。
B27B28刘伟铿:《内陆海洋两大文明的演进与岭南汉族三民系形成的历史探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441页。
B29B30B31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页。
B32《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汉书•循吏列传》。
B34《南齐书•州郡志》。
B35《后汉书•南蛮列传》。
B36谢启昆:《广西通志》卷87,《舆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2,《断藤峡》。
B38乾隆《昭平县志》卷7。
文化经济研究范文5
2012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Z123117
【摘要】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探讨适合中国学习者的文化教学模式是外语教研的重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学作品分析来进行文化教学；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阅读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听说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教学；语言教学
【Abstract】The purpo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to improve the learne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lture teaching, explore the suitable for Chinese learners cultural teaching mode is the focu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ltural teaching method of combining: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o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culture teaching; reading teaching and cultural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and culture teaching.
【Key wor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ultur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6-0028-01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习英语的目的是进行跨文化交际，英语语言学习是文化学习的手段，文化学习和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学习的目的。文化学习为英语学习提供非常丰富的学习材料，大量的文化材料的引入为英语课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学习环境，是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保证。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必须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在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学作品分析来进行文化教学；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阅读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听说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
1. 文学作品与文化教学
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分析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和教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文化知识作为背景知识介绍，这也是现今外语教学比较常用的手段之一。文学作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蕴含丰富、是语言形式和文化的完美结合，通过作品分析可以同时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传统的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作为语言教学的背景介绍，处于附属地位，现今外语教学，要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的设定时，使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受到同等重要的关注。
2. 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
就目前的外语教学而言，词汇教学停留在词义解释层面，教师很少将词汇的文化意义介绍给学习者没有挖掘词汇教学的文化教学潜力。学习者在学习词汇时是被动机械的记忆和接受词汇，词汇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符号，在交际时不能够灵活的运用。在英语学习中要不仅要学习词汇的本义、比喻义和文化内涵，也要把词汇学习放在真实的文化语境中，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有机结合。通过这种方法，学习者可以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和任务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语学习生动有趣，提高学习者学习效率。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如语义场教学法也是文化教学的一种手段。例如学习supper这个词时，可以把相关的词汇写在黑板上，也可以用多媒体呈现事物的图片，或播放视频片段，并对词汇进行文化对比，让学习者讲述自己的晚餐习惯。这种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更贴近生活，更加真实，比传统的词典内容介绍方法更加有效。
3. 阅读教学和文化教学
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语言教学为核心的，阅读的目的是提高学习者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对语言本身的关注度较高，如：语音、语法、词汇等，没有把文化教学放在和语言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对目的语文化知之甚少、忽略文章所富含的文化知识。要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目标的设定和教学内容的选取时，充分考虑文化教学的需要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根据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在篇章阅读时设定任务，组织相应的讨论学习。在阅读教学时要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本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4. 听说教学和文化教学
听说教学可以使学习者有机会感受跨文化交际过程，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要注意听说材料的选取，必须是真实、有代表性、真实反应生活的不同侧面的。要注重英美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不同表现，让学习者全面认识各个文化的不同侧面。在文化教学中文化材料的选取还要具有连续性、系统性。教学时间有限，要把英美文化的各个不同侧面全面展示给学生，要注意学习者的个体差异，避免出现文化偏见。现阶段英语教学所选的听力材料都具有真实性，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但在内容上没有连续性和系统性，材料的选择上比较随意。
随着网络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跨文化英语听说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情景真实、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的积极性，提高英语听说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图文并茂、音像俱全的听说材料有利于学习者从感情和行为层面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5. 写作教学和文化教学
写作教学中要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写作水平布置写作任务，组织写作讨论。对于初学者而言，可以布置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写作联系，表达学习者的思想，讲述经历，达到巩固所学语言知识的目的。在写作题目的选择上要注重语言训练和文化训练的有机结合。对于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来说，在写作题材的选取上，可以进行广度和深度较大的训练。可以从个人写作、公务写作和学术写作三个方面进行较系统的训练。在跨文化写作教学中，还可以从篇章分析和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训练，提高学习者的实际应用能力。
结语
在跨文化教学中，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结合，转变教学观念，教师和学习者都要认识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要真正做到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结合。英语教师要认识到外语教学应承担的双重任务，不仅要提高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又要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素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随着跨文化交际文化教学的深入研究，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有机方法不止以上几种，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方法被发现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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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研究范文6
1.1附属竞技体校成立之初：以解决运动员文化素质为目的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创办初期是为了解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为此，对各附属竞技体校的学生采取“亦读亦训”的培养模式。所谓“亦读亦训”，“‘读’是指按文化程度分年级（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编班学习普通中学文化课程；‘训’是指按专项技术水平分项编队进行训练。”从1979年9月第1所北京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建立，到1987年9月成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创办，历时8年。这期间，各附属竞技体校都处于探索阶段，对于“亦读亦训”既无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明确的发展措施，所以，只能按照“积极、慎重，处理好需要与可能、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等方面关系”办事，并在体教结合中尝试这种新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1.2附属竞技体校发展阶段：“亦读亦训”逐渐以“训”为主
经过8年的发展（1979-1987年），各附属竞技体校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亦读亦训”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形成了各自的优势项目和办学特色。例如：艺术体操、女子举重、皮划艇、自由式滑雪等分别成为了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等附属竞技体校的优势项目。与此同时，各校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感召下，都全力以赴抓竞技成绩，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例如，武汉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张香花在第24届奥运会上夺得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诚然，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立附属竞技体校是为了国家备战奥运会，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奥运”后备人才，但当时的初衷是为了寻求解决运动员的文化素质问题而做出的一种新的尝试。竞技成绩的取得却让附属竞技体校的办学初衷越走越远，“亦读亦训”逐渐变为以“训”为主。尤其当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校经费投入管理办法的出台，更是加速了“亦读亦训”的分家，这是因为，“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度经费投入包括三部分，即基本投入、办学效益投入和奥运重点项目投入，经费投入的多少以办学效益作为主要依据。另外，还制定了竞技体校办学效益评分方法，训练成绩占70％，文化教育占20％，科学研究占10％，在量化加权基础上统计各校每年投入万元办学效益分。”从上述中可以发现，文化教育仅占20％，奥运争光战略成为了各校的办学目标，此时，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渐渐沦落到次要的地位。
1.3附属竞技体校转制调整阶段：“亦读亦训”“读”流于表面
2001年，除北京体育大学继续由国家体育总局直接管理外，上海体育学院等5所院校划归地方管理，与此同时，各附属竞技体校也随之划归地方管理，但是，在业务指导和经费投入上仍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目的是为了继续保留优秀运动员和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由于这一时期各体校已在办学、训练条件等方面初具规模，并且分别开设了奥运项目，为了继续保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也为了继续保持院校各自多年形成的办学特色或优势项目，各院校划归地方后不仅更加重视了竞校的发展而且也加大了资金投入，人才培养以竞技体育为导向，“亦读亦训”完全变成“训”了。
2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研究所思
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在过度追求金牌战略，以牺牲学生文化教育权利换来的暂时功绩，不仅不利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给国家、社会以及运动员个人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1文化教育嬗变所带来的短板效应
对一名运动员来说，取得好的运动成绩固然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文化教育的好坏不仅是运动员个人成长中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更会涉及他们生活的全部。
2.1.1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竞技成绩提高屡遇瓶颈
现代竞技体育中每天的训练、竞赛需要运动员完成许多大量复杂的动作及专业技巧，在学习、掌握及如何熟练运用这些动作、技巧时，就要求运动员有较高的文化理论基础做铺垫，否则他们难以理解训练中的原理、动作或技巧。但由于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各方利益的存在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支离破碎。这种牺牲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短期效益无异于竭泽取鱼，对于运动员本人来说，没有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是人生的缺憾，更为未来运动成绩提高留下了隐患。
2.1.2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后续学习深造难以为继
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是短暂的，尤其对于那些“小龄”项目的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小龄”项目的运动员多从7、8岁开始便进入体校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他们每天需要接受大量的训练，参加不胜其数的比赛。训练、比赛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几乎没有时间接受文化教育，他们与同龄人相比错过了小学、初高中、大学等宝贵的学习时光。等他们退役后想再去接受文化教育时，为时已晚。他们想重新拾起课本学习已变得困难重重，为退役后的二次就业留下了难题。
2.1.3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退役后处于劣势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都将面临退役后的就业、谋生问题，早期的高水平竞技人才退役后由国家安置就业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目前运动员退役的出路主要有组织安置、上大学、自谋职业三类。现在极少数特殊人才能够得到组织安置，对于大部分退役运动员来说，或者走上大学继续深造之路，或者选择自谋职业之道。这对于那些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训练、比赛的运动员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人生的重要抉择。运动员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体现出“无技能、无水平”的特点，与同龄人竞争时处于劣势状态，这也正如前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所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及小学三年级，连拼音都无法拼全。正是由于文化教育的缺失，导致许多运动员退役后许多岗位无法胜任。虽然，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诸如：“《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自主择业退役经济补偿办法》以及《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等，但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效果甚微”。尤其是2007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了《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这意味着运动员退役后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自主择业，与其他各类人才去竞争谋业。
2.2文化教育嬗变所产生短板效应的原因
运动员文化教育不仅贯穿运动员个人一生而且涉及运动员运动成绩、学习深造、就业等各个环节，由于存在着各方利益，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2.2.1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亦读亦训”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全国上下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建立和完善4级训练网的制度，同时还提出了调动各行各业办体育的积极性。”举国体制使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竞技体育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为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那时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已在竞技体校形成，于是，培养有文化有技能的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附属竞技体校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出现了教育与体育脱节，重视训练轻视学习的现象。追根溯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大环境使然，也是当时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
2.2.2政策执行的不力导致了“亦读亦训”成为上行下达的瓶颈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采取“亦读亦训”形式培养优秀运动员，既可以保障各校能够为国家输送更多的高水平后备人才，又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然而，2001年的管理体制改革，使各附属竞技体校原有的优势渐渐失去，随之而来的是在人才招生、输送以及就业安排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果各附属竞技体校真正实施了“亦读亦训”，向上输送人才困难可以借用本校的条件使这些学生读本科或走上社会就业；但现实的情况正好相反，“读”成了表面的事。体制虽然改变了，但相关的政策保障没有及时跟上从而导致了所谓的“亦读亦训”成为各附属竞技体校发展的瓶颈，由此不仅仅造成了国家竞技体育人才资源配置的浪费，而且也造成了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的困局。虽然，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2.2.3考核评价机制的失衡导致了“亦读亦训”成为一对不解矛盾
我国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之所以出现学训矛盾，应该说从一开始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即附属竞技体校人才培养是以竞技体育为导向，以奥运战略为最高目标。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各附属竞技体校虽然贯彻“亦读亦训”的办学方针没有改变，但是各校以竞技体育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评价标准是影响“亦读亦训”尺度的重要杠杆，各校重视运动成绩，轻视文化成绩的现象已成为了一种常态。在对学校评先、教练员考核、学生评优，发奖金、升学等问题上均以运动成绩和金牌数量衡量。各附属体校所有工作都以金牌为中心，文化课及文化课老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直观的表象是，教练员与文化课教师之间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教练员只抓训练、比赛，如果竞技比赛与文化课的时间冲突，给竞技比赛让位。文化课教师认为学生不重视文化课学习、上课不认真听讲、坐不住，常给老师出难题。文化课教师常常也很苦恼，无奈之下常采取照本宣科应付工作。
3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研究发展的建议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学校，这种学校由于形成背景的原因，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类学校的定位，重视这类学校的文化教育，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时展的使然。
3.1转变思想认识，构建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国家利益至上，这在任何时候都无可厚非，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金牌”的内涵已逐渐发生了改变。为此，各附属竞技体校一定要转变思想认识，要重新审视各自的培养目标，理顺在竞技体育方面人才培养的方向，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才培养的标准；理顺在竞技体育人才训练、比赛方面与各自地方体育局、国家体育总局之间的关系，在文化教育方面与所属院校等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转，并在运行过程中坚持责、权、利对等原则，各有关单位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以防相互推诿。
3.2弱化金牌效应，强化综合素质考核机制
各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应积极落实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采取必要措施，在金牌问题上，要弱化金牌效应。长期以来，竞技体育唯“金牌”论一直左右着他们的执政思维，由此，运动员文化教育也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现在，我们要打破竞技体育唯“金牌”论，强调对各附属竞技体校考核中，加大运动员文化教育方面的考核比重，由过去20％提高到现在的40％。与此同时，强化综合素质考核。这就要求各附属竞技体校不仅要积极探索运动员文化教育新模式，注重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将学训结合起来，更要增强以人为本的责任观，把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与竞技体校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彻底打破现有运动员文化教育培养模式。
3.3关注运动员终身发展，构建文化学习的激励机制
运动员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而且也有利于运动队教练员、领队和管理人员对训练、比赛以及教育等的交流与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训练、竞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们都会面临退役、就业、工作等人生诸多环节的挑战。如果现在忽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或许可以得到暂时的成绩。但更多的是辉煌背后的凄惨将伴随着运动员的一生，这不但是对运动员个人不负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无论是竞技体校的领导、教练还是运动员本人都应打破个人利益至上观，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学习激励机制，扭转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的思想认识，这是运动员文化教育中最基本的、最能够体现效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