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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范文1
《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农村是一个什么现状？
赵法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摆脱了饥饿，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水平差距等。
我们所调查的乡村已经没有了高中，初中也在减少，这大大提高了就学成本，并迫使那些不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民也拼命向城里转移。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是未经民主科学决策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乡的失衡。
大量村民抛弃乡土涌入城市，其中有不少人并没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这又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留守世界。另外，乡村社会风气下滑，刑事案件发生率上升，环境污染有后来居上超过城市的趋势。
总起来说，目前乡村面临价值真空、治理紊乱和生态危机三方面问题。这三方面关系到人与心灵、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举措，就有可能演化为一场乡村治理的全面社会危机。
《望东方周刊》：目前，农民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赵法生：那些皈依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村民已经没有了困惑，他们一心信靠耶稣，向往天国，对于现实也不抱希望。那些还没有皈依宗教的村民最感叹世风日下，比如认钱不认人，不孝敬老人问题等。
《望东方周刊》：在农村，是否有儒学与基督教争听众的局面？
赵法生：孔子故里的家庭基督教会发展很快。不远处有一座能容纳三五百人的基督教堂，略远处还有一座，能够容纳2000人。
目前的农村还谈不上儒家与基督教争夺信徒的问题。基督教是严格的制度化宗教，从信仰到传教都有一整套建制化体系，还有圣徒意识和传教热情。而儒家传统的传播体系已经被破坏，比如过去的宗祠、家庙等，在北方尤其如此。
儒家现在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些生活习俗，自身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望东方周刊》：孝悌、友爱这些道理，农民本来是不懂的吗？还是只是道德水准在滑坡？
赵法生：孝悌、友爱等人生道理，许多农民至今还知道。但传统的乡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有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这一系统是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础，可是今天，这一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一些遗存的道德思想碎片也就无济于事了。
乡村儒学，目标就是要在国学教育中断一百年后的今天，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为乡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伦道德基础。
《望东方周刊》：乡土社会重建的关键是什么？
赵法生：目前，乡村精神文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现代化的乡村组织体系尚未实现。道德困境与治理困境俱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对于乡土文明的意义。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乡土文明重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文化重建，一个是向法治文明转型，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单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
《望东方周刊》：从农村入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恰当路径？
赵法生：梁漱溟80年前指出，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失调，所以他意图通过文化重建来振兴乡村。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老子曰“归根复命”，儒学这棵历史巨树的复活也应该从其根部的复活入手。
自由平等和长幼有序并不矛盾
《望东方周刊》：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作用，它能解决什么？
赵法生：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内涵，所谓三教合一，又以儒家为主体。儒学是修身之道，修身的目标是成就君子人格；核心思想是“仁”，基本道德是“仁义礼智信”。
现代大儒牟宗三说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能启发和培育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可以说，儒学的五伦和五常维系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这又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
传统儒家敬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以后帝制被，有学者建议改为“天地国亲师”，其中包含着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信仰。
《望东方周刊》：对儒家文化有一些批评声音，比如过于强调道德，较少提倡法制，有人指出儒家的纲常伦理不适合现代社会，你怎么看？
赵法生：儒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无法适应民主法治的要求。但是，儒家主要的道德思想，尤其是修身做人的思想，依然为今天的国人所需要。
近代思想史的一大误区是将儒家道德与自由平等观念对立起来。其实，自由平等是政治观念，长幼有序是人伦道德，并不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到底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家族辈份上又不平等，我应该尊重他，给他鞠躬，让他先坐。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否定人伦辈份的差异，进而否定一切传统人伦道德，这搞乱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价值系统。
以韩国为例，韩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儒家的敬老礼、敬师礼等保留完好，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东亚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全面否定传统，所以人心有所依托，现代转型也比较顺利。
我们实验的村子，一年左右，道德改善了，村里的治安与村风都大大好转，也证明二者不矛盾，而是存在有机关联。
《望东方周刊》：余英时曾有“儒学的幽灵”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儒学有复苏的迹象。
赵法生：儒学的幽魂化是现实，原因在于它的传播体系被彻底打倒了。最近的儒学复兴，首先是因为民众需要，社会自身需要。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绝不会有幸福和谐，这样的民族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儒学之所以打而不倒，因为它的基本人伦之道是发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当然，最近儒学的复兴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
儒家恐怕得走建制化的路
《望东方周刊》：儒家和宗教的区别在哪里？
赵法生：我大体赞同这样的看法，宗教可以分为建制化宗教和非建制化宗教，前者如佛教、基督教等，后者就是儒家。儒家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安身立命和教化大众的功效，但它与以往的组织形式趋于分散和多层次性。
建制化宗教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非建制化宗教传播力度较弱。在当代各种宗教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儒家只有实现从非建制化到建制化的转变才有存活下来的希望。
印尼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印尼华侨经过近百年的抗争，终于建立了印尼孔教，实现了儒家的建制化转型。儒家恐怕也得走建制化的路子，而且要走民间化的路子，不能重蹈政教合一的覆辙。
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范文2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刻反思，其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即出现了严重的主体性意识缺乏的困境。这一方面表现在强行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去切割中国的经验事实，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去验证西方的某个社会理论，而非探讨中国的问题本身及回应中国自身社会理论发展的诉求。正如方忻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和考虑的。如此，中国社会科学仅仅只能成其为西方社会理路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产生地。这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贝马斯就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三十年已去，中国知识分子却迟迟未能完成哈贝马斯的这种预期。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
中国在转型，农村更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且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也最终是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农村研究则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村研究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契机，也只有中国农村研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意义。而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则是要确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而不是纯粹的对话式的农村研究。
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范文3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7－0058－03
“如何成为一名好教师”是近年来教育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从实践中发现优秀教师的“真面目”。为此，笔者走进了农村学校的特岗教师，以期为“如何成为一名好教师”的问题寻求一些答案。下文我们以对特岗教师小华的观察与访谈为例来对此说明。
一、无奈的教师职业选择
人征服自然的欲望，促使人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与此同时，物质财富的分配伴随产生的是阶层，于是就有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别。生活在贫困乡下的孩子，盼望着到城里人的生活，因为城里不仅仅代表着富有还代表着高贵与文明。因此不难理解压制人性的高考在农村看不到对它的反抗，无数的乡下学生无怨无悔地接受压制，因为他们深知这是他们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唯一渠道。在追逐“高贵生活”的过程中，只有少数的人考上了大学，进入了他们梦想的城里。
本文中关注的对象小华是幸运的，因为小华正是这里提到的乡村精英学子。通过不断的努力，小华幸运地考上了当地高校。考上大学的时候，小华是信心十足的。他说到：“想当年，我是非常自信的，优等生的荣誉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只是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境遇”。从小华的此翻言语中无法读到自信，更多的是失落、无奈与对自信的怀念。
从小学到高中，小华的优秀是不难理解的，这种优秀主要体现在其在僵化的考试制度中取得的良好成绩。可是这种评价方式在小华升入大学期间发生了变化，作为评价的标准不再只是考试成绩，还有更多的是一些隐性的社会资本，例如学生的家庭出身等。因为决定学生是否优秀更多的是在毕业时的就业层次。在应届毕业生就业中，除了学生的能力、获奖证书以外还有家庭背景,有的研究甚至认为，“家庭背景已经决定了劳动者进入的是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1]。小华也谈到了这点，“刚毕业的时候，一个人跑招聘会，很多单位根本不看你的成绩。主要是看实习经历，那些大的实习单位除了家里推荐，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大学生很少有人能进。”但小华不服输，他觉得以他的成绩和实力完全可以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相信是金子就能发光”，他这样说道。可是现实往往不随人愿，小华始终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毕业前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是忧郁的。他不服，这一路走来为了追求城里人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不甘心像父辈那样艰苦的工作。直到看到特岗教师的宣传，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希望。“我在网上看到消息后，觉得看到了希望，服务期后，不仅可以考研、考公务员加分，还可以为以后的发展积累社会资本。很多名人都是从西部支教开始的。”
就这样，小华选择特岗教师，其目的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为农村教育服务，这对小华来说这只不过是在成为城里人欲望的驱动下，追求“梦想”的过程。但是作为新教师，这种欲望驱使下的行动并不是被动的，小华把主动学习精神带到了他的教育事业中。他“相信只要不断地努力，成绩肯定会得到认可，这也是为以后的其他工作做准备。”从这可以看出小华的进取精神及其很强的反思能力。但小华忽视了在其行动背后，早就存在一个强大的权力网在向其慢慢张开。他将面临这张权力网的一系列规训，并且将始终无法摆脱这张无形的权力网。正如福柯所说的权力无处不在规训着它想规训的人们，“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2]。
二、夹缝中生存的教师
在学校的选择方面，小华选择了家乡的初中。理由很简单，“农村成就了我，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报家乡，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努力”。后面的事情都顺利，正常的毕业、办相关手续，然后等到任教学校的开学。小华后来的经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异化。异化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表明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不到幸福，体会的只是精神的摧残。这种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异化的，“只要肉体的强制或者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像逃避鼠疫一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3]。之所以选择用异化，就在于初入职的小华将面临一系列制度化的培训，从上级的入职培训、学校的新教师培训以及经验丰富的教师的指导等等。“遇到这些，简直是累死人，但又不得不去接受，我虽然对教书不排斥，但讨厌这些没有实效的培训，很多培训只是纸上谈兵。”小华虽然讨厌，却不得不直面这些规训活动并且力图取得优异的成绩。小华一心只想着怎样通过三年的特岗教师服务期为自己日后的择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他想改变像父辈那样的生活状态。所以他宁愿选择放弃自我，因为对于学校来说，重要的只是你在这场培训活动中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不是你的思想。对小华来说，重要的不是受到何种权力的规训，而是对农村的逃离。
在这一系列的培训中，小华不仅感受到了这些培训的虚假存在，更意识到了农村教师思想的欠缺。这加剧了他的逃脱欲望，但是要成功地逃脱必须先认真地接受、习惯这种境况，并且要力图做到最好。我们无法体会这种内心的挣扎，因为没有经历过就无法去做评价。但小华的话让我震惊了，“晚上梦见自己去杀了培训老师，好痛快。但白天培训的时候还是笑脸相迎，并且做出虚心请教的姿态。”如果不是跟小华的深入交流，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名优秀的特岗教师说出来的话语。但小华毕竟是具有农村背景的教师，就像前面所说的，他内心中还是存在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回报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习惯了这样的培训、慢慢习惯了乡村教师思想的麻木。他努力地去学习那些能取得更高升学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学会了对学生体罚。要知道，他上学的时候由于经常受到老师的体罚而反感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如果不深入地去分析，你也许会对他这种前后的变化感到惊讶。就连他本人也说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或许是时间的作用吧。”这是小华的解释，但我们知道，时间本身没有任何作用，起作用的是外在的力量在时间的流逝中改变了这个人。在这里，我们所提的外在力量就是国家的意志和乡村的教育逻辑。国家认为一名好的教师需要掌握一系列技巧与标准，所以有了培训；乡村的实践逻辑认为，不打不成材，体罚是为了学生能升学。所以是这些真正影响了小华，而不是时间的作用。之所以这两股力量在学校中能起到作用，恰恰是利用了小华想脱离农村生活的欲望的结果。他们似乎在告诉小华，只有成为这两类力量期望的好教师标准才能为离开积累更好的社会资本。
三、学校、乡村的奖赏与满足
要想成为一名好的教师，通过小华的案例，我们知道需要做到符合国家的意志与教育的实践逻辑。小华是幸运的，通过他的持续忍耐与学习，他很快接受、掌握并运用了这些规训策略。毫无疑问，结果自然是让人满意但同时又让人失望的。小华的努力取得了学校的一致认可，校长认为小华是“年轻有为，以后一定会成为学校的顶梁柱”，县级的培训领导也认为他在培训时的表现非常好，并做了优秀的鉴定。最重要的是，小华的努力是让乡亲感激的，在乡村使自己的子女升学是对父母最好的奖励。这连他自己也承认，“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个考上好的高中，我的内心无比的满足与自豪，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做农村教师。”这些点滴的改变让小华渐渐地成为了他之前讨厌的乡村教师，他渐渐地失去但未完全失去自己的梦想。在选择去留的时候，他做了让学校、乡村满意的选择。他决定留在学校，继续从事能给他精神奖励的教育事业。
如果要解释这样的行动，最合适的还是一系列物质与精神奖赏让小华的内心得到了暂时的满足，最后导致小华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恰恰是国家和作为国家代表的学校期望的。因为有了小华这样的优秀教师在农村学校，是解决教育矛盾的最好办法。对像小华这样农村精英学子，在面对强大的社会结构的时候,需要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个能提供其实现发展的机会。可是现实并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而是让他在农村埋葬了自己的梦想。
就像前面说的，虽然选择了留下，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只不过是把梦想埋藏在自己内在深处。这种情况直到一次同学聚会。那天对于聚会的同学来说是兴奋的，但是这对于小华来说在兴奋之余更多的是伤感。昔日同学的发展状况让他无法自如地面对与回忆。对他来说，当初选择的意义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明白这么多年，在乡村学校他付出的艰辛与泪水。也深知这么多年自己的收获。如果按照“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范式来计算，那小华绝对是“亏本”的。努力进修、培训都只为了上好每一堂课。看着一届又一届穷苦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小华心里是满足的。可是回到生活中，面对好友的不解，他内心在挣扎、流泪。他就像踏上了一艘驶向教育天堂的船，无法回头。他只能接受船上的规矩认真地走下去，同时为了家人、朋友的安心，他努力做到更好。或许这就是生活的逻辑，因为从你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你无法回头。
四、结论与反思：治理的艺术
或许有人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特岗教师向小华学习，成为小华那样优秀的教师。但这里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对小华的理解、对特岗教师的理解让我选择从另外的角度去让人们走近小华、走近特岗教师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无时无刻在呐喊，可是外界嘈杂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听见他们的呐喊。这种视角不是告诉教师应该怎么做，而是走近特岗教师，揭示特岗教师背后受到的规训及其后果。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怎样成为一名好教师的技艺，而是在揭示国家和教育实践怎样让人成为他们想要的好教师。
这里的规训其实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国家对教育的一种治理术。“治理”问题的系统阐述主要归功于福柯先生，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对治理术做了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含义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统治技术的总和。这里的治理术只是一个过程的概念，因为随着时代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治理术。同样运用到教育上，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国家对教育的治理也会采取一定的方式，前面提到的对于“好教师”的标准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教师在面对国家对教育的治理术的过程中，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因为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而导致的消极应对或无反思地接受。有人或许认为，这种接受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但本研究的小华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有了方向的教育大船，起航了便不能回头。所以本文认为教师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时候应该做到寻求一种超越原有状态的“自我”而不仅仅是接受并利用这种治理术。这种自我的寻求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的过程。在被治理的情况下抽离出来的自我，将会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思考并感知周围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钟云华,应若平.从教育公平看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6，(1):159.
[2][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93.
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范文4
〔关键词〕乡村社会变迁；转型性矛盾纠纷；生活性矛盾纠纷；结构性矛盾纠纷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97-07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矛盾纠纷或社会冲突问题备受关注。关于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观念是，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发展阶段，言下之意就是指社会快速转型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态势、有何特征以及与社会转型有何关系呢？本文旨在基于实证调查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之上，从社会转型论和社会矛盾论的视角，揭示和分析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及其转型性特征和演化态势，由此提供一个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一、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1〕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类似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ition），也就是指自近现代化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2〕目前，社会转型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使用，且主要用来指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这一变迁过程的核心动力和特征就是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也就是倪志伟（Victor Nee）所说的市场转型带来了“市场社会”的兴起〔3〕；或者像李培林提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导致的结构转型〔4〕。因此，当前学界所探讨的中国社会转型，主要就是指自改革开放以后由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虽与市场转型有着重要关系，但又大大超越于市场转型；既属于广义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同时又具有中国特定的情境意义。
既然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过程密切相连，那么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是不是也会密切相关呢？关于这一问题，较多的中国学者都有肯定的观点或判断，如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正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5〕这一观点显然肯定了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干部与群众、穷人与富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官民矛盾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社会矛盾。”〔6〕即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多种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在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的变化态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近十多年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矛盾呈现出增多的发展特点。这种特点不但表现在矛盾程度轻微的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日趋增多，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也在大幅增加，在社会矛盾总量中所占比例日趋上升。”〔7〕 在这些观点的推论逻辑里，都预设了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改革导致的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矛盾纠纷的发生。然而，如果辩证地去看改革或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能需要对转型导致矛盾凸显的观点加以更深入的反思。或许，吴忠民提出的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理解改革与社会矛盾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8〕，也就是说，目前的有些改革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即改革是为了化解矛盾而且也能消解某些社会矛盾，而不仅仅是增加或激化社会矛盾。伴随着社会转型，虽可能出现某些社会矛盾纠纷，但不容忽视的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则可能来自于社会矛盾。当一些矛盾纠纷的对抗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系统就必须通过改革或转型的方式来消解矛盾的力量，使社会系统的不同力量形成均衡状态。
如果在矛盾纠纷的研究中，把社会矛盾激化和增多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那么在应对和治理矛盾纠纷中，我们将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究竟是放弃转型还是放任矛盾呢？然而，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型视为当前乃至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一种时代特征，假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都可能烙上时代的特征，那么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就会具有转型性的特征，而不是转型或改革导致矛盾纠纷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和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来认识矛盾纠纷的演化规律，并可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起有效的矛盾纠纷治理策略，这样也就避免了转型与矛盾的困境。
二、社会转型及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
典型特征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概念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即指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或转型。乡村社会转型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形成如下典型特征：
首先，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农村改革的起点为替代生产队集体经营制，这一经营体制的实质功能就是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个体，让个体劳动及个体农户有更加充分的自和独立权，也就是提高了个体性，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乡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不等同于乡村社会的“个体化”〔9〕，更不是农民的“原子化”之状态〔10〕。个体性的增强意味着集体对农民约束减少，个人独立自主的行动增多。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后的个体农民和个体农户，其分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而且，个体性增强也大大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意味着乡村及农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说“基层-调解-化解”策略对化解乡村社会生活性矛盾纠纷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来说，仅仅靠基层化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结构性矛盾纠纷的症结在于制度和结构上的不均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就必须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策略。顶层指的就是要从宏观制度、法律和政策安排上入手；调整是指要调整或调节制度及社会系统结构中的那些不均衡的关系，通过建立起制衡机制，来维持结构的均衡；解决就是指要从均衡结构上去解决容易导致社会关系失衡的问题。
五、结语
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战略机遇期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笼统论断，我们需要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有着自身生成和演化机制，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现实中的诸多结构转型，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农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趋于复杂、农民与基层组织关系的双重性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层级差异等典型的转型性特征，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及态势提供了宏观背景。
经验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整体上呈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土地方面的矛盾纠纷有凸显之态势。〔17〕在乡村社会多元的矛盾纠纷里，我们可以将矛盾纠纷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目前乡村社会较为多发的五种生活性矛盾纠纷依次是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财产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五种较为多发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依次是土地纠纷、干群纠纷、计划生育纠纷、用水方面纠纷和环境纠纷。虽然生活性矛盾纠纷较之结构性矛盾纠纷发生比例略高，但总体来看矛盾纠纷发生率依然较低，并未呈现出乡村社会矛盾凸显的特征。所以可以说，乡村社会转型加速但矛盾纠纷并未凸显。从一些个案纠纷故事推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或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带有明显的学术建构色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事实角度看，乡村社会与制度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干群和计划生育矛盾都有缓和之趋势，只是与资源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土地、水和环境纠纷有增多的态势。
针对转型期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对生活性与结构性矛盾纠纷有所区别对待。〔18〕对乡村生活性矛盾纠纷，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注重基层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审慎对待，要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加强宏观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调和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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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范文5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家庭；和谐建设；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091 ― 0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家庭从古至今先后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然而关于家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家庭是由于男女出于生理的需要同奴隶组合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但就现在社会，家庭更具融合特质，更加开放多元，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部分，同时，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分支结构，反映着社会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囊括了社会的生活需求、利益关系、阶层结构和社会运行规律，可以说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浓缩和体现。现代家庭和谐牵动着社会的健康与稳定。因此，自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就提出建设“家庭美德”、家庭责任，也包括完善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党的十也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总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并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地提升。
一、社会中的家庭转型
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家庭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此，家庭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革。但在中国，家庭变革往往主要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在中国古代，家庭与国家是同构关系，传统的中国家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并在国家纵向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权控制功能；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维系着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和社会稳定，如体现在赋税、兵役等方面；宗亲血缘也是家庭的重要依据，长者地位崇高，且突出父权地位和权威，重男轻女、男耕女织、平均主义等思想构成了传统家庭主义者的核心理念。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随着社会结构重组和社会变革举措的推进，传统家庭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逐渐从传统家庭结构过度到现代社会家庭，其中，很大的作用当属有各时期的运动及婚姻法。比如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实行运动及新婚姻法的实施，引起依靠土地为生的大批人口从传统集体生活中解放出来，出现了新形式下的分家居住和婚姻自主模式，传统的家庭权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受到削弱或分化，比如家庭权威削弱的一个体现为孩子的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获得婚姻自主等合法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当中，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确立，如1958年的的成立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这一时期以集体化和公社化为特色，极大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社会公有形态，包括家庭个人的饮食、住房、工作等都以集体的形式承担，同时，发挥传统的人口控制作用的家庭也在一步步瓦解，最终形成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高度计划的社会管控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总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地确立对我国传统家庭的解体是有明显作用的。
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经济和城镇化不断深入发展，引起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个体家庭成为趋势；就家庭组织形式上，也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组合家庭等多样化结合形式；就家庭功能上，传统核心功能向消费、教育、赡养等方面转变，更多体现在社会的承担形式，比如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始承担传统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应运而生的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组织承担起了家庭的赡养功能等。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于是户籍改革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中的个体已经逐步由“家庭人”向“社会人”发生转变，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民主能力等都将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得到发挥或体现。除此以外，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变，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出于个人价值观的考虑，乐意成为单身族；由于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乡村贫困地区多出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空巢家庭以及隔代的亲子沟通与共同成长的问题；也有幼年的心理创伤长大后的犯罪行为及家庭暴力等现象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隐患，亟待M早通过社工等组织机制进行治理。所以，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是日益紧密，关联性更强。因此，对于构建协同式社会治理模式，从家庭自身与外部环境同时着手加强和谐家庭建设是有必要的。
二、和谐家庭建设的内容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一个动态的协调治理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建设的协调，又包括与家庭边界以外的单元结构的和谐，还包括保障建设比如法律、制度、政策、妇联组织、志愿者等社会支持保障建设。家庭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均衡才能够实现家庭和谐；而家庭系统的和谐才能够推动社会和谐。所以，就整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必然包含着家庭自身、社会、自然三方融合治理。
首先，家庭与社会是个和谐性相关结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过之本在家”。家庭组织是一种经过社会道德和法律认可，以男女婚姻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组织。社会作为家庭基本单元经过生产资料私有社会化的演绎形态，从社会形成与对社会冲突的治理中，社会治理与家庭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和大压力下，社会生活中更容易出现个体彼此孤立感，而心灵孤独的精神归属离不开幸福家庭的港湾；家庭能够有效聚集分散的个体，给予家庭成员以情爱的归属。家庭固有着社会属性，它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内容形成，比如家庭个体的自由幸福观念、男女平等关系、责任与宽容品格也都受社会影响，体现着社会各方面的价值；同时，家庭共同体结构内在形成的这些诸多方面的因素又反作用于社会建设。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家庭面临的是一个风险度不确定的社会，比如作为谋生的职业已不再是一个恒定状态，家庭成员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劳动竞争压力，甚至女性由于兼顾两种生产而遭受就业单位的歧视；再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这两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关民生领域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家庭成本迅速增加，很多家庭都因经济重担而处于贫困边缘。总之，家庭的负载过重是与社会保障体系诸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不完善有必然的相关性，所以，社会应该从着手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等相关的制度措施、组织服务等进一步降低家庭在社会转型面临的不稳定风险。因此，和谐家庭建设是社会和谐建设的一个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
其次，家庭内在和谐是获得幸福能力和生活品质的关键，包括成员关系与人格和谐。就家庭成员关系而言，这就是要把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规定落实到具体的家庭成员互动的关系之中。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不像其它社会组织是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更多是一种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层次之间的关系。情感交流是当前各家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内容。爱与责任是融合家庭成员关系的关键。爱与责任的建设能够增强家庭成员的互助精神和担当意识。就家庭成员的人格和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人格塑造易受家庭长久积淀的家庭文化的影响。人格特质的和谐即自我和谐既关系到个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又深刻影响到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建设。现代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时代的到来，孩子在价值观上与父母的差异比较大，比如在中学时代的亲子沟通环节，父母对孩子批评过多、理解错位、观念之后甚至缺乏沟通，从而形成不良的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处理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更好地发现优点、学会倾听、主动沟通，也应该善于学习和反思，同时，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参与一些亲子游戏，来增进彼此感情，形成良好的现代家庭文化。家庭通过建构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使孩子成长中养成情爱、平等、民主、自由、责任、宽容、进取及科学精神的健全品质，这是现代家庭文明自主治理模式中重要一环。因此，家庭成员关系与人格的和谐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家庭与自然和谐是人与自然共存的必要遵循。纵然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人，但是前提必然是个自然人，因为自然界的物质资源是生存的基础保障。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离不开自然环境，也不能做自然的主宰，违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自身享受而过多地向自然索求。自然环境给予人类生存和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我们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物质基础。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而家庭作为政策的重要落实载体，具有神圣的责任，也是现代家庭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必须具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意识，以家庭理性消费、环保理念、节约行动建设新型文明家庭新模式。
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和谐家庭建设既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又是一个以自我和谐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家庭个体成员与内部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结构，是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外拓形态。家庭治理以尊重自我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物质供给、精神文化等方面与社会、自然息息相关。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对于现代化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三、和谐家庭建设的治理意义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各种结构被打破，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家庭治理对现代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总而言之，和谐家庭建设对规避制度建设周期内的风险和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体现以下方面：
一是和谐家庭建设塑造良好的民主意识。自古以来，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个人自出生到长大具备参与政治的行为人，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塑造，和国家对家庭的控制理念以及家庭的自主治理而形成的特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个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塑造，也最初来自家庭影响。父母在家庭日常管理中长期形成的专断或民主作风，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或政治生活的态度，在进入社会或参与政治生活之后形成的政治冷漠除外。可见，一个家庭在作为物质供给的同时，在平时的管理上，应该更加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体现民主式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增强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与民主制度建设的适应性。
二是和谐家庭对社会弊病具有匡扶作用。中国传统家庭，非常看重家教和门风，很多人物之所以成名与一家教养息息相关。所谓古代王朝的天子，凡是在位期间，善于治国理政，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社会富有生机者，大多无不幼时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再到朝野名臣，胸怀忠君报国之志，自幼便受到家庭的严格管教如明朝大儒王阳明。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于个人的塑造作用。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问题突出，道德滑坡等现象屡见不鲜。此时应该认识到家庭在治理社会问题上的重要性，把家庭建设作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程。通过家庭建设，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孩子幼年立志、修身勤学、友善处世、责任担当等方面的品质，也在一定年龄传授些治理家务、人生谋划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育全方位的人格和高尚品质，增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守好做人的常识和底线。从而，通过个体参与社会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环境。
三是和谐家庭建设对落实家庭政策具有积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浓缩和社会管理的子系统，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家庭。m然，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在日益社会化的环境里显得脆弱，但是，其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事关土地问题、财政税收、婚姻嫁娶、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家庭密切相关，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家庭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法律制度和评估体系建设，坚持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文明家庭模式，增强在家庭土地、住房、税收、养老、户籍等方面给予一系列可靠保障。总之，和谐家庭建设是现代化道路上必然面临的问题，也是化解或缓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大工程，对推进国家整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总的来看，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治理角色扮演是不可取代的。作为独立的家庭单元需充分发挥现代民主的家庭治理方式，同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也需加强制度供给、妇联建设、志愿者队伍等建设。只有内外共同使力，和谐家庭建设才能够获得有效推动，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之痛，为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构建开拓新的有效治理路径，促进社会整体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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