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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范文1
（一）改进研究方法，丰富会计发展史研究内容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有利于丰富会计发展史的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在下一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在现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确定新的研究方向，改善现有的研究环境，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对象从单一化拓展到复杂化，包括了民族文化与会计学的结合，文献中的会计与实践中的会计相结合，历史会计与现实会计的结合；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到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法、个别考察与比较分析法、静态描述与动态解释法等研究方法；参考和借鉴国内外较新的研究成果。
（二）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会计文化与民族文化 以往的会计发展史研究很少有以民族文化为基点的，研究比较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云南是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多民族文化使其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是会计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民族众多，居住分散，发展程度不一，因此，也就为会计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发展历史造就了不同的会计历史，独特的民族文化培育了独特的会计文化和会计方法。在传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充分重视会计文化，会计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应当同其他文化一样，旨在促进社会发展。
（三）构建独具特色的多民族会计发展史研究体系 云南多民族文化的特点要求在会计发展史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以一个民族为研究的对象，也不能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首先要明确研究方和内容，选择正确的研究对象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云南多民族文化是特色，也是优势，因此应该并且能够建立起一个独具特色的多民族会计发展史研究体系，在促进会计发展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一个研究过程得出的成果可能会存在一定和局限性和不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将得到修正和突破，为以多民族文化为视角研究会计发展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四）多维度的研究，挖掘历史信息，指导实践活动 会计发展史的研究涉及会计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相关学科，需要掌握并熟练运用跨学科、跨专业的相关理论知识，并且与云南少数民族会计的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归纳、思考、总结得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结论，从而对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会计发展史研究不能离开多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须打破传统单一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归纳得出的结论，通过各种考证，使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一方面挖掘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会计，另一方面则传承和保护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
（五）完善会计学科发展，促进会计改革 由于我国关于民族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有限，加之研究方法多是范式研究，缺乏与之相关的实证分析，理论以及模型构建还不够完善，需要考虑的相关分析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漏。现代会计史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多元化的会计环境，并运用跨学科、多元化、科学数据化的系统研究分析，以期达到完善云南少数民族会计史相关研究的目的。会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会计发展史的目的也是如此。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会计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研究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会计学科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云南多民族文化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一）多民族文化是会计发展风向标 民族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会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民族文化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包含着对社会的评价与批判，是人们理想和信念的支撑，会计的发展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计思想和会计方法。
（二）多民族文化满足会计发展的需要 会计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等，其中民族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一方面是环境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则反过来促进环境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多民族文化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了会计作为一门技术或者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
（三）多民族文化储存和传递会计发展所需的信息 民族文化记录了不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会计作为生产劳动的产物，同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少数民族的计量、记录的方式以及理财观念，正是由于文化的延续功能，才能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会计，分析和解释既往的事实，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实践活动。此外，通过民族文化独有的功能，还能将今天的会计留给未来的人们更多探索和突破的空间。
（四）多民族文化使会计具有认知和教化功能 民族文化不仅记录以往的文明成果，还能够指导今天的实践活动。会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中，会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民族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必然赋予会计独有的功能，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还能促进会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认知和教化功能必须以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为基础。
三、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方向
（一）各民族会计思想、会计行为产生的前提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首先要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入手，以各民族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生产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回顾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遵循了从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但有的少数民族则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社会形态变迁可得知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各民族不同的生产行为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导致了不同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孕育和培养各民族会计思想、会计行为的环境 云南各民族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及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由于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之间条件差异很大，类型多样复杂。地形地貌的复杂性使云南的气候兼具低纬气候、季风气候、山原气候的特点，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人文环境。云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表现出较强的独特性。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彝族的太阳历文化等，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民族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后发展的。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必须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并且要突出二者间的相互作用。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起源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起源的研究，但单纯从会计学的角度出发，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会计的发展与各民族的宗教、文字、绘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会计起源的过程中借鉴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从会计发展史以外的视角来研究会计发展史，从中获取更多对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从会计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其他学科来探寻会计发展史的踪迹。以孤立的观点来研究会计起源是行不通的，也是不科学的，会计的起源并非只受到单个或其中几个因素的影响，只有综合考虑会计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才能保证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四、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从计量、记录方式演进来探寻起源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独有的计量、记录方式，目前，云南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在采用原始的计量、记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实物法。借助实物来达到计量、记录的目的，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和直观的方法，也是最古老和最现成的计量、记录方式，常见的实物有玉米粒、小石块、小木块等，不仅能够表示数，而且还能够实现简单的加减。纳西族用石子计数，将石子以一定的标准分为大、中、小三种，小石子代表个位数，中石子代表十位数，大石子代表百位数。独龙族、佤族、拉祜族以豆粒作为计数的工具，直到解放初期，以豆粒记账的方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比较常见。
（2）刻符法。通过在木片、竹片上刻画符号的方法来达到计量、记录的目的，不仅不容易犯错，而且还能体现公平的特点。云南的景颇族、佤族、布朗族、独龙族和基诺族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普遍，独龙族用刻木的方法记录借贷账目，借钱给别人，按照借钱数的多少，在木片上刻上相应的缺口，按照归还钱数的多少，再削去多少缺口。佤族使用木刻来记载借贷，在借贷关系发生时刻下借贷的数目，木片上刻有三道刀口，第一道表示借款人，第二道代表中间人，第三道代表欠款人，刀口下面刻的是借贷的数目，有以1元为单位的，有5元和10元为单位的，刻有10道刀口，可以表示10元、50元和100元，根据双方的借贷数目来确定刀口的数目和单位，一式刻两份，借贷双方各执一个。
（3）绘画法。由于没有掌握文字的使用，绘画的方法简单易行，容易辨认，可以用简单的绘画图案来表示复杂的事物，以实现计量、记录的目的。云南佤族的沧崖画，每个画面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图形，有牛、猴、豹子、鸟、猪等动物，人、房屋、道路等，集中描绘了当时人们狩猎、战争、娱乐等情况。景颇族的村寨在每年春耕时节都要举行一个象征播种的仪式，在地上要竖立两根木桩，木桩上刻有弹弓、水田、牛、包谷、鱼、蔬菜、妇女首饰等，祈求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绘画计量、记录方式的出现为后来其他计量、记录方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生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结绳法。结绳法是以编织结绳的方式来实现对生产活动的计量、记录，而且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结绳规则。傈僳族人用结绳计算生活费用，结绳前先在麻上涂上一层墨，以此标明登记某种特定的经济事项。如一个傈僳族人要用结绳法计算外人在他家居住时的生活费用，凡是供应一天便打上一个结，最后计算时可按照结数得知供应生活费的时间，并可按照每一天所需的生活费，计算出总的费用。基诺族以结绳的方式登记征收物品的实物数量，基诺族人进行公共祭祀时，要向部落各户征收一定数量的实物，并由负责公共收支的酋长“纳俄罗”监督执行，在征收实物时，纳俄罗先向各户户主索取一根绳子，并当面将缴纳的实物如数打结处理，根据不同的实物，打不同的结，等交完了应交的实物后，纳俄罗便会把全部结解开，烧毁绳子，以此表示已经交清了全部实物。佤族人用结绳反映债权和债务，他们用一根高挂在墙上的绳子记载与结算债权、债务数目，如在绳子上部结出三个大结，表示被借去三元滇币，在绳子中部结出一个大结和一个小结，表示每年应收一元半滇币的利息，在下部结出的三个大结和一个小结，表示上述借款已经借出三年半。
（二）环境与会计的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会计活动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会计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云南的山地面积超过总面积的85%，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交叉分布，地形地貌差异较大，气候变化显著，这些自然特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尤为明显。这样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计量、记录的方式保持一种朴素自然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的范围和对象，会计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会计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民族节日、舞蹈、绘画、文字、语言等方面，从不同的侧面透露出丰富的内涵。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逐渐加深，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改善落后的生产状况，从而加速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会计的发展。
（三）理财观念的变迁 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形成了不同的理财观念，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理财观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民互助，平等分配。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的地理环境特殊，为此，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还是不同的民族之间，都不能孤立存在和发展。人与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互助关系，这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的一些纷争，但从总体来看，还是以互助为主，共同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外来入侵。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景颇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中，集中表现为“见者有份”的习俗，他们把获取的资源，在家族成员中平均享用，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的共同存在。从傣族人的传统商品交易和分配过程中可以看出，计量、记录不再是人们理财关注的重点，而是真实的货物、质量、公平。傣族人与彝族人进行交易时，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如一旦谷子换一担青菜，一萝香蕉换一箩桃子。在分配猎物时，见者有份，参与捕猎的猎狗都可以分到一份。
第二，安土重迁，保守本分。云南少数民族的理财思想植根于农村，与传统的农耕文化密切相关，特殊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环境，使人们的理财思想表现出安土重迁的特征。大多数云南少数民族的发展都依托于大自然的馈赠，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来获取各种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人们的小农意识很强，普遍性的“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思想，也就形成了固守本土、安定守成、沉着稳健、质朴厚重、崇尚和平的共同性格特征。
第三，以农为本，自给自足。在经济形态还处于封建领土制和封建农奴制时，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土地是世袭制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自给的，尚未作为商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封建制度下的大理国、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领主庄园农奴制度下，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自然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商品经济逐渐兴起，但生产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用于商品交换的产品只是农产品的副产品，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商品买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使得人们的经济观念以小农经济为主，在他们的理财观念中普遍不重视商品交换价值，经济效益的观念不强，重农思想严重，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把商品交换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仍有“养猪自己吃，养牛给人看”的思想。这种重农轻商的小农思想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由此导致云南少数民族理财思想的长期滞后。
第四，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云南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加之受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影响，使人们形成了勤俭节约不浪费的习惯。宗教文化中强调人们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诸如“人生在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一些传统的道德要求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以体现。正是由于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培养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理财观念方面也就延续了这一良好的作风。有限的资源要实现平均分配，就要求必须做到节俭不浪费，“一切不消费的东西，都是集体的财产”。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在较早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这一至今都备受人们推崇的理财观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改造并利用自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探寻自然的奥秘，并积极发挥自然对于人类发展的有用性，充分利用自然的环境和各种资源，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特别是在宗教活动中，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体现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如白族的《人类万物起源》、《金鸡和黑龙》、《段赤城》等神话故事表明了少数民族先民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能力，并把战胜自然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通过人的努力来战胜自然，让自然服务于人类。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有限，少数民族将自然物灵性化并加以崇拜，在宗教活动中首先要祈求和感谢大自然的恩惠，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只有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享用自然的馈赠，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系发展。
第六，重义轻财，诚信为先。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观念中的经济利益观念淡薄，在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强调诚信、礼义，不太重视物质利益。在少数民族内部，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民族习惯和舆论约束对成员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违背这种特定的民族习惯和舆论约束，将付出一定的代价，损害了长远的利益，故此，人们普遍重视这种非正式的规则。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受到本民族内部形成的习惯和舆论的要求，因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少数民族特有的不成文或是成文法，都不会鼓励将个人的物质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人们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但不能因为一味赚取钱财而背信弃义。
五、多元民族文化并存条件下会计发展史研究趋势
（一）国际化、本土化和特色化研究相结合 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会计发展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趋同、协调，就必须扩展会计发展史的研究空间，重视多民族文化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化过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过程中兼具国际化特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已是大势所趋，唯有适应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在与国际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同时，要注意培养本土化和特色化的会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才能取胜。
（二）跨学科、跨专业、多视角研究相结合 从多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会计发展史，凸显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立足云南丰富的多民族文化资源来研究会计史，使会计发展史的研究事业更加宽泛，视角更加广阔。借鉴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思路研究会计发展史，充实和丰富了会计发展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未来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会计发展史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彰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多样性，多视角研究，从会计发展史以外的视角来研究会计发展史。坚持联系和发展的研究基点，各种学科研究相互融合，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着眼于云南多民族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系统研究各个民族的会计发展史，丰富现有的研究资料，形成系统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会计发展史资料，一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则为下一阶段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会计发展史研究必须重视多民族文化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化过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过程中不脱离国际化的要求。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将为国内会计发展史与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和部门提供参考，对于系统研究多民族会计发展史，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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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范文2
一、中国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概述
从中国音乐史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即文献法和考证法。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就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学科的发展趋向于多元化。如中国音乐历时定性、定量研究，中国音乐史微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时宏观研究法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包括民族音乐学中获得的启示，从而逐渐发展出来。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会仅仅采取一种研究方法，而是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由于研究者对于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所以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必然的。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要以某种或者某几种研究方法来整理并梳理其总思路，然后再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从而做到清晰的研究脉路，这也能够将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优势体现出来。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它是音乐学门下的一种理论学科，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征是在某一民族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来探究该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在研究中可以通过该民族群体或者个体在创作、使用、传播和发展其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来深入考察和分析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有关音乐方面的艺术特征等。但是，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要想实现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过程当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不同的，且其运用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系统上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分别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应用还未形成一个定论。但是从其研究方法的大方向上来看，很多著作都将“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田野工作法”具体指的是到实地进行实际调查，而“历时与共时法”则具体指的是音乐事象的时间观念。
二、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田野工作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其基本目标就是去实地调查并获得音乐文化的真实的、可靠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实现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作为民族音乐学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的具体应用要求研究者要面对具体的社会以及处于真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音乐音响现象。因此，在学习中国音乐史学时，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该环境中人的信任，这将是实地研究中国音乐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在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中应用“田野工作法”的一个瓶颈。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利用“田野工作法”进行“融入”与“跳出”的客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融入”指的是融入异文化，而“跳出”则指的是客观分析这种文化，从而实现内外角色的平衡。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不能仅仅重视理论和技巧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不断加强自身的音乐艺术修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考察中，要能够以“内部人”的身份融入到民族文化中，并站在主观的角度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从而能够获得民族音乐所反应出来的精神情感，这些就获得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当收集好资料之后，还要以“外部人”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将民族音乐的每个小节和每个音符所表达出来的故事内容以及情感、力量进行深入分析和感受，从而将作品最原始的面貌还原出来。因此可以看出，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研究作用。
（二）“历时与共时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中的“历时”具体指的是，基于时间的维度，来对音乐事物进行纵向研究；而“共时”则指的是基于空间的维度，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对音乐事物进行横向研究。时间、地点和音乐隐喻是赖斯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音乐民族志的三维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意图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按照历时性来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并试图探究处于不同时空范围的民族音乐研究对象其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变化发展等情况。此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对任何音乐事物进行考察和分析时，其都需要将这一音乐事物置于同一个时间范围内来进行横向比较，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总结出这一音乐事物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等因素之间的关联。
在进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时，首先研究者要对音乐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包括音乐作品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等。透过时代背景将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文化本质以及政治、经济等分析出来。要想实现对作品全面、系统的解读，就必须应用“共时”观来对作品进行一个横向的了解。其次，研究中国音乐史学，还要对其从时间维度上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和分析，利用“历时”观，能够将中国音乐史学从其诞生、发展到整个变化过程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有效的掌握其发展规律。历时与共时法是我们将民族音乐学中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而能够从中国音乐史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研究，达到对中国音乐史蕴含信息的全面解读，最终为学生学习和探究中国音乐史打下坚实的方法基础。
民族史研究范文3
[关键词]长时段；格局；中国；民族；大趋势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长时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论，是当代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等人所倡导的最重要学术主张与贡献之一，也被称为20世纪法国“新史学”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标，将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本来是历史学家着手研究的基本切入点。选取的参照指标通常有年代、王朝、社会性质等等。布罗代尔指出：“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布罗代尔试图通过提出“长时段”理论来与传统历史学进行一种切割，树立自己的学术特征与取向。“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与事件。”针对历史学所运用的时间性质，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三分法”，分别称之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与之相对应，则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不同时段的研究价值是不同的。“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布尔代尔强调与突出“长时段”，正是为了超越“短时段”研究的狭隘与局限，进而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水平。“其目的在于高瞻长瞩，更好地评估它们(指历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原注)，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间)作用－结构变化”正是“长时段”研究理论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径。“长时段”着眼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长时段的历史即“结构历史”。“长时段是无穷尽、无止境的结构和结构组合的历史。”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或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相当广泛地汲取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精髓。“这种时段并非事件与年代这一传统组合中的时段，而是能够制约永恒结构的长时段。而永恒结构恰恰是人类学家所推崇的。”必须指出，布罗代尔等人并不是最早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长时段”理论的学者。如史学同样倡导历史社会的“长时段”研究，布尔代尔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同样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确指出：“是一种长时段理论。在很多方面(如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个长时段理论。”
然而，与以往“长时段”理论有较大差异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研究理论特别强调基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历史演变的影响，是其“地理历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地理(环境)影响及历史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年鉴学派学术思想的一大亮点与特征之一。而布罗代尔则将这种思想特征推向了极致。“要理解长时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想到地理的制约。”所谓“长时段”，也就是地理时间之谓。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地理是解读社会的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空间模式又是布罗代尔所云“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空间模式是社会现实借以形象化的图表，通过它，社会现实至少可以部分地变得清楚了。它们是真正适用于各种不同时间运动(特别是长时段——原注)、各种社会范畴的模式。”不过，尽管自然地理形态具有相当长久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社会格局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长时段”研究理论对于社会格局之演变或跨越时段的问题提及较少，“地理时间”变成了静止不变的时间，这也构成了这一研究理论的薄弱之处。
民族史研究范文4
在民间舞蹈的教学中有多种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其中，我们常常通过民间艺人的口中提到“艺诀”这个名词。通俗的来说，“艺诀”就是漫长文化长河中，民间艺人对自己的艺术，通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汇总与研究出来的诀窍。这些诀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非常适合教学。相对于舞蹈教学纯理论的语言，“艺诀”能够极好的给予相关学习人员更好的启发，从而理解民族舞蹈的深刻内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山东的胶东地区有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山东胶东大秧歌”。其中，秧歌演员在表演中，不断地进行腰部的拧动，从而成为了中国舞蹈中的一大特色。秧歌演员在表演中就总结除了一套诀窍，叫做“小嫚拧”。极具诙谐幽默、地方特色的语言很好的介绍了山东胶东大秧歌的舞蹈特色。但是我们在教学中，我们的老师用比较生硬的语言来阐述这种舞蹈动作，教师这样的讲解使得学生常常不达其意，还破坏了舞蹈教学的美感。学生的不理解是一方面，教师教学过程也是极为吃力的，都未能达到教学中的目标，使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山东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审美风格素以“小脚的美感”著称，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山东妇女近代之前一直有着裹脚的习俗，山东大秧歌的艺术形象取材之一就是来自于裹脚的历史因素。所以“小嫚拧”就是说裹脚妇女因为缠足所引起的疼痛走路不稳，所以才会形成“左右摇摆”的艺术表达手法，这种手法活泼俏皮、生动形象具有极大的美感。学生在结合对“小嫚拧”充分的想象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表演，教师只要在旁边进行动作上的规范与纠正，教学进度就会事半功倍。在中华大地上，这样的“艺诀”是非常多的，语言通俗易懂之外也能够活跃课堂氛围。同时，艺诀所表达出的丰富内涵，也能够使学生在灵魂上得到升华，加深对舞蹈的喜爱，深刻的体会到民族民间舞蹈的内在文化。
二、将地方文化特色注入到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去
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应该理解当地文化的内涵。我国幅员辽阔，拥有者众多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对地方文化怀着敬仰的情感去学习。有的教师对于民间文化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单一的人为地方舞蹈粗陋，难登大雅之堂。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化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教师在自身掌握了民族舞动的内涵后，怀着情感去教学，把自己看成是文化传播的大使，让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中就会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增进学生对民族舞蹈的喜爱。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舞蹈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地方的风土人情造就了民间舞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苗族舞蹈，其中有个艺术动作，似独特的甩手，这个动作有着较大的难度，学生学习起来很困难。针对此类现象，我们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大西南，地貌奇特，大多是崇山峻岭，山高而。根据苗族人的传统习俗，苗族姑娘身上通常装饰着大量的银制饰品，由于日常的劳作需要经常的翻山越岭，另外加上背后沉重的背篓，就会使人汗滴如雨下，这个时候就会用手去不断地擦汗，身体上银制饰品哗啦啦地响，就产生了独特的苗族民间舞蹈。结合这一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令学生充分地发挥想象力，甚至可以模拟苗族姑娘登山时的情景，进行情景再现，从而加深对动作的理解。这个时候教师的主要任务还是进行正确的引导，将自己的情感注入进去，从而到达教学目的。
三、将民间舞蹈的具体动作进行解析提高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实效性
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组合的系统，对于动作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舞蹈的动作就是由千千万万的个动作的优化结合，万变不离其宗，教师对于某个动作进行重点的解析，对于教学工作的进行时大有裨益的。同时，教师也可以充分结合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动作进行拆解，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水平。
四、结语
民族史研究范文5
【关键词】 汉族中学生；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心理控制源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通过运用EPQ与16项特质性应付条目进行调查和相关分析［1］，发现人格特性格内向者、易羞耻者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说明人格特质对应付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性。还有研究显示，神经衰弱患者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个体在应激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较差［2］，国外研究结果表明，病程和情绪稳定性对应付方式影响显著，而回避是癌症病人的有效的应对方式，屈服是癌症病人不利的应付方式［3］。马惠霞等研究发现，即将成为小学教师的中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幼师学生和其他中学生都差，较多地使用消极应付方式［4］，其原因可能是对不同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不一致，对本专业的认识态度不同。高山川等提出了影响个体应付特征的因素包括稳定因素和情境因素，其中稳定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应激倾向和他拥有的应付资源（生理资源、人格资源、社会支持），而情境因素则主要包括情境的客观特征和个体对情境的评价［5］。
所谓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即对事件的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般信念。高内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预期则为，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据此推测：面对问题时，认为个人的努力对事态的结果起主要作用的内控者更可能采取主动的态度与行为，而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带来什么变化的外控者则可能表现消极。
应付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和所处的情景有关，而内地民族中学学生由于过去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人格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会与内地汉族中学生存在差异。当他们来到内地中学学习时，其所处的环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试图探明民族中学生在异文化背景中的应付方式特征，并为民族教育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在本研究中，“控制点”的调查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应付方式”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时的相关变量，在此不探讨二者内在的本质联系。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对成都市3所民族中学的346名初一至高二的民族学生（包括藏、彝、羌、回、满、蒙古、土家、布依族学生，其中藏族学生占80%）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26份；同时在3所学校随机抽取初一至高二的汉族学生373人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58份。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应用Levenson1981年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内控性（I）测量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驾驭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势力的他人（P）量表涉及了被试是否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机遇（C）量表测定了一个人对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件结果的相信程度。每一分量表包含了8个条目，整个量表共24个条目，以7分等级评定：评分从-3（很不同意）到+3（很同意），计算总分时加上24分以抵消负分，因此每个分量表的分值范围是0～48；“应付方式问卷”有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若干个条目，每个条目只有两个答案――“是”和“否”。计分各分量的因子分是：分量表因子分=分量表单项条目之和/分量表条目数。这6个应付因子是：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施测过程：整个问卷实测过程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施测。发放问卷750分，收回有效问卷684份。其测验结果采用SPSS12.0数据软件包处理。
2.2.2 访谈法 以生活事件量表中的5个维度（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罚、丧失和健康）为访谈问题的内容，对学校科任老师和生活指导老师和汉族与民族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学生在人际交往、学习、生活、健康、受罚、丧失感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在这些方面遭遇挫折时常用的应对方式。对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并用来解释测量结果。
3 结 果
3.1 汉族与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各因子上的得分 见表1。
表1可见，①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自责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的采用自责方式处理问题；②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幻想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的幻想因子得分高于汉族学生，即民族学生似乎采取更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③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合理化因子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采用合理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④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上都没有表现出本质差异。
3.2 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的内部结构 通过表1中应付方式各因子的平均分的大小及表2对各因子分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可知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结构是（从主要到次要的顺序排列）：解决问题幻想与合理化退缩自责求助。“解决问题”和“求助”两种应对方式处于结构的两端，一是表明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主体是积极的，但“求助”倾向不强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民族中学生来到内地中学求学而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会给他们带来生活与学习适应上的大量挫折，加之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独立问题解决的能力还存在缺陷，还需要成人和同伴等的社会支持网络来帮助他们提升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内心世界激烈变动的应对能力。
3.3 汉族与民族中学生心理控制倾向比较 见表3。
表3可见，①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内控性上差异显著；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内控性强；②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机遇因子上差异显著；汉族学生比民族学生更相信一个人的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情结果的程度；③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有势力他人因子上差异显著；汉族学生更相信他人能够控制影响自己。
3.4 民族学生的控制点结构 从表3中各因子分数大小和表4各因子间差异性显著检验可知，民族学生心理控制点的结构（从主要倾向到次要倾向排列）为：“机遇(C)”“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
4 讨 论
4.1 “解决问题”是汉族和民族学生主要的应付方式 不管是民族中学生还是汉族中学生，他们主要的应付方式都是“问题解决”，而且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之间在倾向强度上不存在本质差异。这说明在这一应付方式上文化环境的影响较小，起码在青少年阶段是这样。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解决”的应付方式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年龄特征。这也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及能力发展水平一致。“问题解决”的应付方式作为主要的应付方式，不仅反映了青少年学生的独立意识，而且也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体现了中学生对自我能力的信任。正因为如此，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在“求助”倾向上都表现得比较弱。
4.2 如何理解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之间应付方式的差异 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少地采用“自责”、“合理化”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又更多地采用“幻想”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观点来看，“合理化”是相对积极的应付方式，而“幻想”则是消极的应付方式。但这种不加分析判断的结论可能是极为错误的，它可能在此并不是一种心理机能上的差异，而仅仅是一种文化内涵上的不同。为此，我们对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汉族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合理化应对方式”，是自己寻找合理的现实理由来为自己的挫折行为进行辩护，如“我是不小心导致的，”“我身体不好……”；民族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幻想应对方式”实质上也是在为自己挫折状态寻找合理的理由，如“希望老师多与自己交流”，“想象父母经常来关心自己的生活”，“想到自己应该到宗教圣地去朝拜神佛”等。只是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民族学生离开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家庭和原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寻找的这些自我保护的理由很难实际实现，长久下去就可能只会成为一种纯粹的习惯性“幻想”，并降低其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的自我效能感。对拉萨的藏族中学生的访谈调查可以证明这一预期的可能性：拉萨藏族中学生在遇到学习困难时也会产生许多合理化的归因，如“到寺庙去朝佛会让我心理平衡，我学习就会好”。按照我们汉族文化的理解这是一种幻想，但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来讲却是一种合理的理由，而且在这种想法马上就能变为行动，并获得对问题解决的信念。但到内地求学的民族学生而言，类似的想象理由却无法变为现实的行动。因此，在民族教育活动中，一定要关注、研究和理解民族学生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族和民族学生在应付方式上的差异可能并不是应付方式的心理机制上的差异，更多地可能只是应付方式机制所依赖的文化内容的差异。实际上民族学生在应付方式的结构上，“合理化”与“幻想”之间在趋向强度上没有本质差异，二者共处于其应付方式结构的第二个层次上。
4.3 如何理解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之间控制点的差异 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内控性强；而汉族学生比民族学生更相信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情结果的程度，更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但我们研究发现，汉族中学生和在内地求学的民族学生其控制点结构并没有差异，都表现为：“机遇（C）”“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两个层次，其差异只是倾向强度上的不同。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汉族学生与民族学生在相信“机遇（C）”上只表现出0.05水平的差异，而在“内控（I）和有势力他人（P）”两个因子上却表现出小于0.01的水平，即后者的差异性更为显著。民族学生更“内控”，意味着他们更信任自己对问题的把握，而汉族学生更相信权威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汉族文化中社会取向、关系取向和家庭中心来解释差异的原因［6］；也可以单从心理品质的角度说内地中学的民族学生在人格上更独立，表现得更有力量。但实际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上都还未成熟，而且民族学生到内地中学的主要任务是求学，如果存在过于强烈的内控倾向，反而不利于他们在内地中学这一新的环境中为学习和生活建立新的有效的生活支持网络。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必然会干扰他们的学习过程与健康心理的养成。如在我们的一个研究发现，内地民族中学的藏族学生在“人际关系、丧失和健康”上的应激量就显著高于汉族中学生［7］。作为民族教育管理者来讲，我们不能被民族学生内控心理倾向所迷惑，实际上他们在学习和社会生活别需要外部的生活支持。
5 结 论
民族史研究范文6
关键词：民族记忆；文化传承；彝族；艺术档案；保护模式
艺术档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工作的组成部分。艺术档案是指文化艺术单位和艺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艺术演出、艺术教育 、艺术研究 、文化交流 、社会文化等工作和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1]参照《艺术档案管理办法》，民族艺术档案的归档范围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美术、摄影，社会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个人艺术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艺术材料。[2]彝族民间艺术档案的开发利用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曲艺、雕塑、绘画、传统工艺品等档案内容。
1 彝族艺术档案社会价值定位
民族艺术档案具有多样性、本土性、唯一性、丰富性、成套性、历史性、形象性、群众性等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土性。彝族艺术档案是能反映彝族文化原始材料和展现彝族文化的实物与过程的历史记录。彝族艺术档案中包含有彝族的历史渊源、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染织服饰、民间工艺、习俗礼仪、歌舞戏剧、等民族记忆，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文学和民俗等多种社会价值。
2 楚雄彝族民间艺术档案保护开发现状
近30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楚雄地区彝族生活方式有了较大改变。加上大众传媒的普及，社会成员流动的增强，使得拥有悠久历史的彝族文化不能处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维护和支撑着彝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也正发生急剧变化，彝族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日趋衰弱，使得传统歌舞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了较大改变。
2.1 彝族歌舞类艺术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各种娱乐形式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艺术档案的传承、保护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广大农村，一些颇有造诣的彝族艺人年事已高，加之后继无人，使这一优秀的民间艺术急剧消亡。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弱，许多民族艺术处于濒危状况。
2.1.1 羊皮鼓舞。羊皮鼓舞作为一种祭祀性舞蹈有着严格的程序。其传承方式以家族式传承为主，在传带授徒中要举行一个严格传徒仪式来筛选后继人才，许多学徒在这个仪式中落选。羊皮鼓舞的重要传承活动场所――土主庙，大多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其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根据普查资料显示，目前，楚雄市辖区内尚有土主庙500余处（含遗址），场所较为完整，尚能正常活动的土主庙仅有10余处，对彝族羊皮鼓舞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彝族羊皮鼓舞逐步淡化，已经濒临灭绝。目前，楚雄市境内能够独立完整主持彝族羊皮鼓舞活动的艺人仅30多人，基本掌握舞蹈动作的也不足百人。 [3]
2.1.2 葫芦笙舞。彝族葫芦笙舞曲目众多，目前，楚雄市收集整理有《开场调》《霄夜调》《吃白酒调》《天亮调》《关龙调》等103个曲目，每个曲目各有不同的舞蹈动作，形式上较多保留了原始古朴的艺术特点。葫芦笙的演奏一般多名艺人共同完成，在民间，葫芦笙舞表演队伍称为“班”，大多由一个村组里的人组成，在楚雄市境内经常受邀到各种场合开展活动。传承队伍仅存5班，人数约40人，掌握基本演奏技巧，能够演奏出部分曲目的还有150多人，这部分人大都年龄在50岁以上。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作为传承载体的讨亲嫁娶、起房盖屋等喜庆场合也在大量的减少，加之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岌岌可危，彝族葫芦笙舞也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
2.2 彝族工艺美术类艺术档案。
2.2.1 三街刺绣。彝族先民主要属南诏国的彝族族群，由西迁而来，汉族先民多数是由中原地区迁入。由于三街村先民族源繁多，三街村传统工艺刺绣品品种也就十分繁多，应该说三街的刺绣是三街多民族文化渗透、融合的地方产物。三街刺绣品作为艺术实物档案可分以下几种：服饰如围腰、肚兜、马夹、儿童衣裤；随身饰品如钱夹、烟袋、香囊、挎包、裹背等；床上用品如被面、床单、被套、枕头套等；鞋类如女式拖鞋、男式凉鞋、虎头（绣花）童鞋、裹足鞋、方口鞋、鞋垫；居家装饰如刺壁画、刺书、电视机绣花套、沙发绣花套等。三街刺绣品作为产品在国内主要销往楚雄、昆明等地，国外销往缅甸、毛里求斯。销售方式以自行批发零售为主。单价则根据不同的品种而定，高者可达300元，如壁画；低者20元，如鞋垫。[4]
2.2.2 云龙美工。云龙镇民族民间艺术多姿多彩，随着滇剧、花灯、踩高跷、打捌钱、洞经古乐、书画艺术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不断传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到了民国初年，民间工艺的制作极为盛行，经世不衰，至今流传于古镇的民间工艺品制作的种类还有：根艺、编扎、石雕、盆景兰艺、泥塑彩绘、刺绣、木雕、锻造等最具地方民族特色，影响较广，在楚雄州内外均有较高的声誉。在云龙镇，各个门类的民间工艺品制作，有普遍的群众基础，且骨干队伍稳定，传承后继有人，作品独具地方特色，民族风情较浓，深受各地客户的喜爱。各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和指导，进一步挖掘产品的文化含量，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产品。
2.2.3 彝族雕绘。传统民居的大门都是用木雕刻的，墙上画有壁画。楚雄市口夸村的汝兴寺内花窗、格子门，雕龙刻凤。口夸村建有南、北两座山神庙，墙上的土地、山神像彩画而成，汝兴寺内还塑有观音、送子娘娘、龙王、山神、土地、韦陀、庙马等塑像。位于楚雄市郊苍岭镇紫峨山的布里塔土主庙，土主塑像生动传神，历经数百年而完好，其工艺精湛，在整个云南都不多见，是彝族民间艺术水平的实证。
楚雄市达诺村现存三幢四合院传统民居，始建于清末民初，门面上有各种式样的艺术雕塑（木雕），插头上雕有龙、凤凰、金鸡、莲花、麒麟、绣球等吉祥物。距王建章旧居200米处有其古墓，坐西向东，面水而立，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占地约210平方米，墓高4.3米，宽7.4米，为青石仿三重檐木结构建筑砌筑，中间设有殿堂，占地4平方米，三面石壁上镶有五块大理石碑，门前立有两棵高浮雕龙抱柱，门框上有石联。檐下、两侧雕刻有龙、凤、马鹿、大象、狮子等瑞兽，以示守灵魂。殿堂距地面1.1米，修有五级台阶。整座墓十分壮观，雕刻精美，且保留了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祭文。[5]
3 彝族艺术档案的保护模式
民族民间艺术档案能改变传统档案馆馆藏单一的纵向记录方式，突出艺术档案的多样性优势。面对彝族民间艺术档案保护的严峻形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楚雄州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实施纲要》，楚雄州、市文化部门，对彝族民间艺术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抢救保护措施。一方面加大了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队伍。另一方面，开发与保护并举，着力打造文化品牌。加大对该地区的旅游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开发与保护并举，形成旅游业与传统文化宣传保护共同促进的良好态势。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模式。彝族艺术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保护、利用，可以为彝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000年，经楚雄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楚雄市彝族习俗传袭所，专门负责对市辖区内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搜集、整理和弘扬、传承、展示工作。2003年，楚雄市六届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每年财政列支15～2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2006年成立楚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楚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
开展彝族葫芦舞、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工作，制定具体的保护规划，真正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模式，逐步使保护和传承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法制化。2013年底，十二兽舞、羊皮鼓舞作为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名民间艺人申报为羊皮鼓舞云南省民间舞蹈传承人，3名公布为楚雄市市（县）级羊皮鼓舞舞蹈传承人。[6]
3.2 传承人队伍建设模式。信息网络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得原有民族文化传承人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独立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承人队伍建设可以定期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传承队伍，申报公布各级项目传承人。2014年在楚雄市十二兽舞传承较好的树苴乡建立彝族十二兽舞传承点。通过不断努力，收录、整理了彝族葫芦笙舞曲100多首，两名葫芦笙舞艺人申报为州级传承人，同时在州立民族小学、大过口民族完小分别组建了民族歌舞传承队，并请当地葫芦笙演奏艺人传授技艺，形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的良好局面。
结合彝族传承文化保护区，建立彝族原生态歌舞文化传承点，集中开展传承活动。在彝族聚居村寨组建彝族葫芦舞文艺队，切实加强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训培养工作；积极组织民间文艺队伍参加火把节、马缨花节等传统节日的原生态歌舞展演活动；在彝族聚居乡镇的中小学组建彝族葫芦舞传承队伍，培养彝族歌舞后继人才。2013年，彝族葫芦笙舞申报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公布一批市级传承人，并申报一批州级传承人。2014年，楚雄市制定彝族葫芦笙舞传承保护规划，培养一批葫芦笙舞传承队伍，指导开展传承活动。
3.3 旅游开发模式。民族艺术档案具有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生动性等特征，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各地旅游经济的开发，提供了信息资源，是地方旅游的支撑。在旅游开发中，利用民族档案对民族文化深入挖掘和整理，可使趋于衰退与消失的民族文化得到复活、振兴，民族文化精华得到锤炼、发扬。民族文化旅游地可借助新理念新方法，依据民族档案的记载，重建、修复和增添新的风景点，让景点重现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古蕴，展示出一种绘山川灵秀、育人文精华的旅游文化时尚。[7]
紫溪山西部彝族文化园，园区内建有彝族土主庙、葫芦笙纪念塔、彝门、迎宾石牌坊、摩祖师殿、六祖殿等彝族文化活动场所，成为彝族文化展示区，同时建立了板凳山民族文艺队、紫溪彝村文艺队、西坝河大号队、彝山民族小学彝族文化传承队等队伍，为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
3.4 档案资源开发模式。
3.4.1收集整理建设。现存彝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分散保存不仅破坏了彝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影响了其资源构建的系统性。将民族档案文献征集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珍藏，有利于其资源建设的完整性，更好地发掘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彝族民间艺术档案的征集方式可参照收集整理毕摩经卷的方式。以每本200元（40至60多页）的价格，以原件格式抄录他们保存的舞谱、画卷等。
3.4.2 编研出版建设。加强彝族艺术档案的研究工作，进一步规范、完善档案，建设传承、展示基地。档案部门可以开展彝族十二兽舞、葫芦笙舞、羊皮鼓舞相关彝族饮食、服饰、祭祀等民间文化习俗及彝族民间歌舞艺术研究、收集、挖掘、整理、录音、录像及出版工作。可以整理出版彝族歌舞艺术研究丛书及录音、录像资料，并开展彝族歌舞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使艺术档案的传承、保护和继承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还可依据彝族舞蹈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完善档案，并对档案加工提炼，打造原生态歌舞艺术精品，使其登上现代艺术舞台。
3.4.3 数据库建设。通过广泛开展走访调查工作，认真组织采访、座谈、记录、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把采访调查所拍摄的照片、音像、录音及收藏的实物规范立档，建立数据库。2015年，从楚雄市民族文化专项经费中列出资金重点扶持，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十二兽舞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在注重原生态传承的同时，认真提升其舞蹈艺术水平，积极参加每年彝族马樱花节、彝族火把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原生态歌舞展示活动，切实加大保护宣传力度。
3.5 文化产品市场化运作模式。各级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和指导，进一步挖掘产品的文化含量，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产品，注重拓展旅游工艺品市场。
3.5.1 民族工艺品刺绣。手工刺绣品的制作是一项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实用性和观赏性都很高的工艺，它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世代相传，渗透、融合各民族文化并名扬彝州。三街手工刺绣可以作为当地富有民族特色、文化内涵深厚且具特殊意义的旅游纪念品，带动山区乡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也可培育出当地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对三街剪花、自画、刺绣工艺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刺绣厂的建设可以形成分工合作制，集团化计划生产，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