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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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研究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1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四、最后的引申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大学校园 地域文化 景观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6)02-0026-03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场所。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在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学术氛围等方面,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校园环境景观设计作为校园文化的一种载体,能陶冶师生的情操,规范师生的行为,而且能够激发全校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校园文化景观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意义,体现了学校的历史、教育理念以及教学特色等。大学校园整体环境的建设应重视文化氛围的创造,在文化景观建设上要注重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从而打造大学校园文化景观独特的教育内涵。

一 新校区概况

安徽科技学院新校区,又称安徽科技学院蚌埠产学研人才培养基地,是安徽科技学院在安徽省蚌埠市新建设的校区。占地585亩,位于蚌埠市大学城(龙子湖区),矩形地块(东西约700米,南北约550米)。东至学海路,南至黄山大道,西至汤和路,北靠核工业部214所。周边紧邻4所高校、蚌埠大学科技园、蚌埠高铁车站、龙子湖风景区及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与凤阳校区相距约13公里。

二 文化背景

安徽科技学院新校区的所在地――蚌埠市,简称蚌,别名珠城,是安徽省的旅游集散地之一,皖北的旅游中心。蚌埠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7300年前的双墩文化,坐落在蚌埠市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双墩村的双墩遗址,是安徽省境内发现的一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淮河文化的突出代表。安徽科技学院在凤阳的老校区已经建校六十余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特点,校园学习氛围浓厚、植物景观丰富、教学建筑独特。同时又与所在地凤阳的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新校区的设计既要紧随蚌埠文化,又要与老校区的特点相结合,显示其新老关系与地域传承。

三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美化校园环境形象

通过对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研究,融入有地域特色和地域文化的景观形象,增强校园环境的美感、历史文化感和地域特色,营造舒适、美观的校园环境。

2.增强师生的校园归属感

作为学校的成员,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着以校为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优美的校园文化景观对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生活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美的校园环境可以为师生提供课外休息活动的场所,增强师生的校园归属感。

3.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将地域文化景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增强环境景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吸引学生到室外活动,使学生得到美的熏陶,促进学生的身

心健康发展,对学生健康品质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4.引导大学新校区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方向

近几年,我国各大高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新校区建设。在新校区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上应凸显学校文化,展现学校风格与办学特色,增强新老校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延续校园文化传承。

四 景观设计的基本思路

1.设计理念

新校区入口是学校的象征,不仅代表学校的景观文化,更能够体现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她是其整体形象的第一道景观,是门面、是标志,更是其办学理念最直观、最突出的体现。不仅如此,她更是连接校园与所在城市的重要媒介,不仅在校园师生的生活中,更是在城市生活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进行新校区入口设计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仅仅抓住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这两条主线,体现出人与自然、景观与情感、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统一,将地域文化融入现代校园景观,建设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特色的高校入口景观。

2.设计的基本思路

校园入口景观设计只有形式美和流行的风格是不够的,应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色及氛围,很多校园景观做得很有形式的美感,但看上去更像是城市景观或大型企业工厂,而没有校园的识别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校园特有的文化内涵。结合安徽科技学院自身的历史、文化环境等,探究校园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挖掘校园特色,尊重校园现有空间环境,利用其特性,合理进行校园入口文化景观的设计,创建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实现校园景观特色设计的真正意义。为了营造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景观,新校区入口广场景观设计重点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承校园文化,体现地域特色。学校的文化是学校的底蕴,也是学校不断发展的根基,只有不断地传承我校数十年来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促进学校更好地发展。在新校区的建设上,尤其要注重文化的传承。校园的入口广场是校园的窗口,也是最重要的景观节点之一,因而也是文化传承最好的载体。在新校区广场景观设计中,必须充分注重历史文化的承接与现代新校园的结合。针对明代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点:一为可转化为抽象装饰纹样的明代文化,如明代石刻、服饰、室内装饰等纹样;二为可直接利用其形象转化为互动装置艺术的形象,如凤阳花鼓等。

安徽科技学院新校区入口广场两边分别是教学楼和实验楼,前方正对图书馆,设计要充分利用校区内独特的建筑环境和自然景观,营造富有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空间,以体现大学教书育人和环境育人的特点。作为校园的窗口,在广场设计中要充分体现校园的景观和文化特色,并与安徽科技学院数十年的文化积淀相结合。设计中结合新校区所在地蚌埠市的文化,将主体雕塑做成一个打开的“蚌”的形象,中间置以文化雕塑,并以水系连接,与珠城文化相结合,展现魅力新校区的新的地域特色,同时水系连接左右“蚌壳”雕塑,意喻新老校区相连接,蕴含校园历史与人文精神。

第二,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服务宗旨。校园文化景观主要服务于学生,是满足学生学习、生活、休闲等要求的具有公共性的场所,同时还兼有与生态、文化、美学及其各种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使用相一致的使用功能,使用人群――学生是校园文化景观的最大特点。校园的文化景观设计中应当把学生的需求作为文化景观衡量的标准,把学生的行为特征作为文化景观组织的依据,探索文化景观层次与要素之间的组成比例,协调学生与文化景观的生理和心理关系。校园文化景观应更具人文关怀,校园绿化带和广场是吸引学生的场所,是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进行入口景观设计时,将四周以大草坪的形式展现,其中穿插座椅,形成一个开放的交流空间,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之余,有足够的空间与大自然相融合,并能开展各种室外学术或社团活动。

第三,注重场所精神的营造。勒内・迪博斯说:“场所精神象征着一种人与特定地方生动的生态关系。人从场所获取,并给场所添加了多方面的人文特征。无论宏伟或者贫瘠的景观,若没有被赋予人类的爱、劳动和艺术,则不能全部展现潜在的丰富内涵。”大学校园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校园重要门户的入口广场,其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因此,设计中要注重场所精神的营造。主要体现在水体、草坪、雕塑景观的营造上,将主要道路放在了左右两侧,中间置以大型开敞空间,主题雕塑以水系环绕,大草坪将广场围合,中间按道路需要设置小路,整个景观开敞大气,一气呵成,使人与环境融为一体,更能展现校园特色。

大学校园的广场空间是校园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现大学场所精神的物质载体。它在塑造大学校园形象以及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大学校园文化广场的规划设计始终要以尊重场所精神作为设计的灵魂与依据。对于大学新校区的建设,要对其校园原有场所精神进行二次传承。

五 结束语

在新校区的校园景观建设上,要做到以学生为本、和谐为本,以传统的文化轴线为传承,将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景观中,展现校园独特的美丽,开创校园文化景观新形象,做到互动、参与、文化、艺术于一体,使校园保持更加持久的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简波、戴珊珊.大学校园景观设计探析[J].南方建筑,2005(1)

[2]樊艳艳、马静.校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J].大众文艺,2011(9)

[3]欧潮海、余剑.高校景观规划的人文化探索[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

[4]叶瑞龙.校园人文景观规划设计[J].科技信息,2009(15)

[5]张凤、王营池.构筑特色高校景观意象――西南科技大学校园规划与景观设计新解[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9(4)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3

关键词:多元文化;小学音乐;教学研究

一、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研究小学音乐教学工作的可行性

对于基于多元文化背景的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方面,现阶段的小学音乐教学中不论是在形式上、内容上、方法上,还是理念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并不能符合新课程标准给其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暴露出一些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

另一方面,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背景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多元文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融入有助于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高,规避不必要的问题,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二、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做好小学音乐教学的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做好小学音乐教学工作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而如何将其落到实处,就是需要我们教师一直思考和努力的一个问题了,因此,笔者结合自己对小学音乐的教学研究和经验总结,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教师要具备多元文化的理念并做好引导工作

为了确保多元文化教育能够真正地在小学音乐教育工作中得以呈现,首先就需要教师具有多元文化的理念,同时能够做到引导和指导的工作,让学生也具有多元文化并能够接受多元文化的理念。具体来说,一是要求教师能够有一颗包容宽广的心,在实际教学中能够真正地摈弃一元论的教学理念,并能够以平等的心态去为学生提供更多优质的、跨文化背景的音乐;二是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要明确音乐课程的重要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并能够将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音乐带入课堂,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三是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到之所以不同的音乐在风格类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音乐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并能够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让学生对其有进一步的理解,从而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音乐的魅力和价值。

2.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小学音乐教师要想能够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就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以确保自己能够为学生传授多元文化的音乐内容,并能够及时地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获得学生的信服。因此,需要小学音乐教师能够从两个基本的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能够在备课的时候下工夫,即能够根据课本中谈及的一些素材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多多搜寻和教学主题相关的内容和资料,对于涉及跨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在讲授前自己一定要吃透;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加强对课余时间的利用程度,也就是说在课余时间能够多多阅读、多多欣赏一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作品,并能够做出一定的鉴赏,总结一些特点和规律,以在课上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值得信赖的资源,进而使得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有效的提高。

3.加强对学生文化涵养的培养力度

就目前情况来看,更多的小学音乐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的工作时比较注重对学生音乐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但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上音乐课的学生未来都需要成为音乐家,对音乐能够有独特的见解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能够通过音乐来培养学生的情操,提高W生的修养,让学生感受到不同音乐的价值和魅力,并能够为学生其他科目的学习奠定基础,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帮助。所以说,教师在注重培养学生音乐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学生文化涵养的培养力度。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多多地为学生提供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并引导学生学会听和赏。例如,在进行“冬天的节日”单元主题的训练时,教师可以将本土冬天的节日与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的相关背景资料呈献给学生,并能够让学生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在节日时所唱音乐的不同,从而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音乐产生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以及其涵盖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层面内容的不同。

总之,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开展小学音乐教育工作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时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符合当代学生的特点和新课程标准的新要求的。作为一线的教育者,需要做的就是掌握其中的精髓,并不断地提高自己,善于总结经验,提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为小学音乐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并促进其切实地实现更好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4

关键词:数字化出版时代;学报编辑;素质问题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77-02

数字化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编辑和数字化制作,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多人同时在线,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传播行为。数字化出版主要包括多媒体、混合以及简单出版三种,其中多媒体出版是借助多媒体技术,如音像读物和动漫游戏等;混合出版是将几种出版方式相结合而成,例如聊天记录与游戏服务等;简单出版是通过图片或文字形式出版,如文学作品以及文章等,具有搜索简单和阅读方便等特点。而出版业想要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应及时解决各种不利影响,重点在于人人的问题,因此学报要将提升自身素质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一、对数字化出版下学报工作进行分析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生活中更是带来了很大影响,购物、打车、获取有关信心,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对于知识的获取来讲,人们同样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快速、准确地得到相关知识。新闻出版总署期刊负责人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鼓励学报编辑人员积极努力,对自身素质进行全面提升,以实现数字化出版发展要求。数字出版具有文化多元化性、可传输性、快捷等特点,促使传播形式不断进行优化,因此加强出版业信息和知识的传播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是目前各行业所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国家出版业已经将传统出版、数字出版进行有效整合,而数字出版更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其发展速度明显比传统出版较理想。

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学报编辑不仅要拥有较强的基本素质,而且还应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综合能力,譬如:信息使用能力、创新能力;能够通过相关途径,及时与外界相沟通,提升学报的影响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目的。通过相关调查发现,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都和数字化出版密切相关,学报编辑要适应时代需要,就要深入学习数字技术的相关知识,充分了解管理技术,正确掌握文件格式的相互转换模式、学报排版等。正是由于上述因素,学报编辑人员需要全面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确保学报在短时间迈向数字化出版时代。

在数字化出版时代,新闻出版行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坚持数字出版方向,使其资金项目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对传统出版进行有效完善。可是数字化出版在应用过程中还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首先,虽然在内容和种类等方面,数字出版占据相对优势,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其次,各出版公司一直将内容生产作为工作重点,缺少对技术的投资,相关研发力度不高。再次,数字出版编辑人才严重缺少,导致转型工作很不顺利,导致业界发展、出版教育、出版产业发生发生偏离。最后,版权人不具备相应的维权意识,而一些网民也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极易造成盗版事件的出现,所以网络侵权频频发生。

二、数字化出版时代背景下学报编辑素质

在数字出版的模式下,需要学报编辑充分运用网络资源,借助网络技术完成自身编辑工作任务,也就是编辑人员掌握与网络有关的技能。在对信息进行应用时,学报编辑人员自身要拥有以下信息应用能力:一是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资料、对引文进行核对的能力,以确保引文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编辑在对论文进行仔细阅读之后,应借助因特网来完成核实工作,保证论文真实合法,科学合理,无任何错误,避免出现侵犯他人版权的情况。二是通过网络交流软件,对稿件和资料进行传递。虽然学报编辑工作保持细心、安静,但是也不能和实际生活相脱节,应及时了解学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同时还需准确掌握各项技术,进而跟上数字化出版时代的发展步伐。另外学报编辑可以通过Email和微信等工具和x者以及作者进行沟通,进而提高学报编辑整体工作质量。

在对刊物进行传播时,选择不同的宣传手段会带来来不同的宣传效果。通过网络将刊物(电子版)传递给读者,进而被受众关注并接纳,将会极大提高学报的知名度。在众多宣传手段中,网络宣传属于最理想的宣传形式,原因在于:网络宣传具有方便和快捷的特点,这也是学报编辑在宣传过程中普遍选择网络进行宣传的原因之一。另一个优势就是宣传面广,因为中国网民已经超过6亿,这就意味着网络宣传能够获得海量受众。在科技快速发展形势下,数字化出版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学报编辑只有正确应用相关网络工具,并对宣传方法进行优化,才能准确发现刊物和文章的亮点,以微博和网站等形式发表,获取人们的广泛关注。除此之外学报编辑也可以通过专业学术相关会议丰富自身能力,以此来提升学报整体知名度,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

所谓获取能力主要是指学报编辑通过信息的感知,运用信息技术获取更的多信息。信息获取能力作为学报编辑自身能力的一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接受能力。编辑人员要拥有一定信息知识基础,并且在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方面要相对较高。第二,搜集能力,包括熟悉信息检索方式,并能够对其熟练运用。第三,检索能力,通过多种渠道查阅信息资料,在众多信息中及时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获取原始文献之后,及时掌握信息来源,从而完成信息的获取。

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学报编辑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是通过日常工作不断积累而成的,所以学报编辑在平时应该加强学习,尽最大努力掌握各项技术。学报编辑应该利用专业网站,或者和专业学者的沟通等方式,获取更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用于指导编辑实践。

刊物的出版,从学术定位、期刊策划,到板式、图片选择以及印刷等各个都离不开编辑人员的参与,因此,编辑的创新能力不可或缺。刊物样式的新颖离不开编辑的创新,期刊内容的新锐也需要编辑的创新思维,总之,没有创新,学报就很难获得跨越式发展。对于学报编辑而言,在时展的背景下,只有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能打造学报的特色,办出知名期刊。

(五)对作者版权著作权的维护能力

在学报编辑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人著作权被窃取或盗用。湖南期刊侵权案的发生,让国内学术界对数字版权的保护有了新的认识。受到数学化出版的影响,著作侵权或盗版事件屡有发生,而国家法律法规在著作权维护等方面还存在欠缺。《著作权法》的颁布施行,为学报或著作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学报编辑要对《著作权法》深入研究,掌握相关法规和条款,并合理应用于各项工作实践中。若是学报编辑出现版权纠纷时,应和法律人士进行商讨,寻找最适合的方法,保护学报的合法权益。学报编辑应及时了解著作权方面的实际案例,以备不时之需。此外学报编辑也应学习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以便提高自身素质,最终提高维护版权、著作权的能力。

三、结束语

文章通过对数字化出版时代分析发现,现阶段网络信息的发展呈现不断跃进趋势,人们想要获取知识的路径逐渐宽广,而学术刊物能否吸引读者,被读者所喜爱,关键在于编辑人员的素质。信息化时代对学报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人员只有跟上时展步伐,不断提高自身各项素质,才能保证出版质量,才能打造品牌期刊,使学报获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安娜.数字化出版背景下学报编辑综合素质的研究[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103-106.

〔2〕李强.论数字化出版时代学报编辑的素质问题[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687-689.

〔3〕练秀明.数字化时代高校学报编辑的转型之路[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6):93-96.

〔4〕蓉,张磊.试论古籍数字化背景下专业出版社的地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4(02):46-49.

〔5〕张晓娟.数字化背景下的高校学报编辑意识创新[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0(05):57-59.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经济发展;影响

所谓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是两国的文学家对中外不同的历史文化、国情、经济制度等对此进行研究,美国华裔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其不同的生活情况、人生阅历使得对其文化的研究变得更具特色,他们兼具中美两国的双重身份,作为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如何优化利用对其的文化研究,使得其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两国文化的交流,为其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

1、基于美国华裔文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其历史悠久,自二战以后,对华裔文学的研究便成为一种积极的文学现象,代表人物:水仙花,以其特有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她的人生较普通华人稍有不同,其在美国出生,受到当地良好教育的栽培,借助华人身上的各种小故事逐步反映华人的真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继水仙花之后,渐渐出现了许多华人的英语作品,林语堂的代表作《吾国吾民》则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轰动,此书重点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这让更多的美国人逐渐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随后,一些较为成熟的青年作家逐渐倾向于英语写作,推动了华裔文学的发展与形成,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华裔文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其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于中美两国文化的理解在其研究华裔文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情怀、统治政策等使得华裔文学的研究独具国家特色,纵观华裔文学作品的受众群众美国人以及美国华人占据了绝大部分,长时间居住在一个环境里,每天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接触相同的人,带着强烈的好奇心阅读与此相关的文章,以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但刚开始这部分人较少,但华裔文学的发展与形成带动了读者量的增加,众多的海外华人经过自身的努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华裔文学的发展。

3、华裔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其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60年代左右,美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的革命巨变时期,反对战争、民权运动的蓬勃兴起造成美国的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团体之间形成明显的力量冲突,最后发展为著名的“亚裔运动”,其重在构建一个文化多元的新型理性社会,在这场激烈的运动中,华裔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先机;广大的华人同胞在推动华裔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在美国,华人并未真正享受到与当地美国人相等的独立、自由人权,多数华人从事着美国的地基工作,包括铁路工人、建筑员工等,但获得的待遇却不值一提,美国人对于华人的贡献视而不见,这些现象在当时华裔文学作品里都可找到答案,这也表示华裔文学对于历史的真实性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伴随着大量的华裔作品的出现,美国开始认识到华人的重要力量,亚裔人民的自我认知也逐渐得以构建;除此之外,美国华裔文学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国际形势趋于和平,中外国际关系也渐趋和平,追求民族独立的形式主义也正在发展,各个社会团体、阶层之间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不同的利益追逐也逐渐显露出来,华裔文学获得空前发展的契机。

随着对华裔文学研究已经发展为一种积极的文学现象,但其研究内容的确定将有待进一步考证,何为真正的华裔等也成为困扰人们的主要问题,有人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华裔人应该具有中国的血统,而有人却反驳断定其是否为华裔人的重要标准应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对此仍旧存在着众多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华裔文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学科,并且在中作华裔作家、文学家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此研究过程中,对文学作品的中英翻译,以俘获中美两国的众多的读者,这是推动华裔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中美两国的作家要明确读者的重要性,从而将作品翻译成恰当的语言,使华裔文学得以蓬勃发展。

二、华裔文学研究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 跨文化交际能力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99-02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落地实施,需要大量掌握外语,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能熟练运用贸易、金融规则或掌握国际通用技术规范的高技能人才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必须自觉调整为培养经济全球化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才能应对教育国际竞争的需要。

本质意义上的国际化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不仅需要基本知识技能、专业性知识技能,还特别需要具备能与国际化相匹配的能力和素养,必须具备参与国际竞争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综合起来就是国际意识、综合能力素质,能尊重并理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化差异,理解多元文化的内涵,在国际交流中能充分表达与沟通思想,这样的人才才能适应国际性竞争。

国际化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应该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应该具备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在现实的职业教育中,我们往往更关注基本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教育的文化内涵,忽略了与国际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文化是人类长期活动创造的产物,交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跨文化交际指本族语言使用者与非本族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用宽容的态度,根据不同的话题、语境及文化背景,使用得体恰当的语言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能力,相关研究表明,这些能力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获得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要求高职学生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交流,也要求高职院校依据本校国际化发展的状况,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现状及需求

高职教育国际化目前常见的形式包括国内国际化和国外国际化,国内国际化是在国家或地区境内提供国际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和学术交流资源,使学生进行国际性高端技能学习或促使学生和教师获得国际知识、增强国际经验、开阔国际视野的过程。国外国际化是指充分利用他国高等职业教育和学术交流资源,让学生和教师走出国门学习,获得国际化的知识与技能、创业就业经验并不断开阔国际化学术文化视野的过程。

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侧重点和表现形态有差异,但无论国内国际化还是国外国际化,都需要国际化知识储备、国际化视野、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以国内国际化发展为例,随着“走出去、引进来”教育国际化策略实施,外籍教师、外籍学生、中国教师、中国学生在一个校园、一个课堂上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情景日益成为职业教育的常态。观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到各院校从课程设置到校园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因为教育国际化必然带来人员的流动,但这些人的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有差异,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差别很大,中外师生之间都有可能会遇到文化差异造成的困惑或困扰。尤其是尚未形成独立世界观的高职学生,如何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多元文化,如何进行跨文化的有效沟通,真正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最终使之从院校国际化发展中获益,这是高职院校在进行国际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途径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职业教育的所有相关者需要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关注此问题。关于教育国际化,加拿大比较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著名学者简・奈特(June Knight)在著作《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中曾这样描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国际/跨文化维度整合到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中的过程。这个描述中国际/跨文化维度主要指国际、跨文化、全球的观念。分析这段描述,不难发现简・奈特认为教育国际化中跨文化是核心问题,而跨文化的实现是以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依托的。我们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可以从这些路径得到启示。

(一)更新教育理念是前提

国内国际化和国外国际化在当今高职院校国际化进程中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但从实际状况看,职业教育的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难以获得走出国门直接接受异文化的机会,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更多还是表现为国内国际化。

国际化发展进程中,高职院校在学院管理中,应注意创设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管理文化,从管理层面开始能认识并尊重不同的文化,掌握高职院校中国际化人员的基本状况,对各层次国际人员带来的文化进行理性分析和解读,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改变那些已不适应国际化发展的理念,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管理文化,才能真正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建设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注意对教师、学生进行跨文化培训,使教师学生充分认识跨文化能力的内涵、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途径和方法等,能运用各种技巧解决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能从学院国际化进程中获益。

在引进留学生到校学习的同时,注意中国文化的导入和推广,通过设计各类活动,引导不同文化的人士在尊重各自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接近中国文化,进而理解中国文化,使这些学生能融入中国文化。

(二)教学活动是关键环节

有效的交流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还涉及许多文化因素,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起点应该包括正确的多元文化观念。多元文化观念的形成不可能自然习得,而是必须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因此高职院校在课程教学时要建立起帮助学生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理念,从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开发、教学过程等环节帮助学生克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1.考虑通过购买版权的形式,引进国外优质课程资源,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国际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则;可以考虑借鉴国外职业院校同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国际职业资格认证的课程,使教学内容贴近国际职业环境;注意引进具有国际视野的双语课程,甚至全外语课程,同时关注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

2.注意增加包含国际性内容的课程,如在选修课模块增加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等课程,或在其他课程教学中增加中外文化的比对、著名国外企业文化介绍等内容,使学生能获得国际观念、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知识,增强其国际视野。

3.注意增加语言培训内容,重视外语教学、双语教学对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积极意义。在“一带一路”政策指引下,中国企业、中国教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高职院校也应根据合作区域及本院特色适时增设东南亚国家语言文化学习的课程,使学生充分了解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文化,增加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4.教师是教学活动的核心,让教师充分认识多元文化、切实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教师本人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认识其价值,才会有动力主动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根本。文化输入从来都是双刃剑,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在多元文化理解中的中介作用,教师发挥好中介作用,可以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教育现有发展条件下,不可能让所有职业教育的教师都能有机会到国外接受跨文化的熏陶,因此,对教师应给予必要的跨文化教育培养,使他们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学生课堂行为的差异,尽可能在课堂上营造不同文化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平等交流的氛围。

5.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在关注课程内容的同时,注意尊重中外学生主体地位,指导学生主动寻找学习内容中的文化信息,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就多元文化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让学生能从各自角度理解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之不会把各自社会的行为准则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不恰当地运用到跨文化交际中。

同时要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增加外国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增强中国学生面对国际化发展的文化自信,尤其对中国学生而言,只有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修养,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他国文化。

(三)校园文化建设是重要依托

从文化学理论看,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注意在使用宣传标语、横幅、海报、展板等可视的物质文化时,尽量采用双语甚至多语,采用多元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士均可解读的文字符号;使用的视觉符号,例如色彩、造型也应更多符合国际惯例的表达;使用称呼、地址、日期等表述时,要符合国际通用的规则,营造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氛围。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课程教学是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重点,但课堂教学之外的课外活动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同样也反映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认识。在课堂之外,要关注跨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设,通过社团、联盟等形式打造中外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畅通的交流平台,使之能在轻松的环境下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激发学生跨文化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校园制度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很好地融合起来,例如高职院校与国际人士接触较多的管理者可以参与跨文化课程的培训,可以组织跨文化的联谊活动,诸如演讲比赛、歌唱比赛、体育活动等,使校园文化更丰富多彩,使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增加对异文化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王焱.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的培养[J].沈阳大学学报,2011(10)

[2]潘小明.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要素与动因[J].职教论坛,2013(33)

[3](加)简・奈特(June Knight).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