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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1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2-0177-08
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迎来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良好机遇[1]。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受到地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2]，本文以我国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比较，以期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并实施产业承接政策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围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参照肖金成和袁朱[3]、曾鹏[4]关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中西部城市群及所辖范围内的城市界定为如表1所示，并借鉴孙威等[5]的相关成果，选取了28项具体指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分为产业吸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产业l展能力三个层面，并采用X1-X15共15项指标进行测度。
1.产业吸引能力由X1-X5等5项指标构成，其中职工平均工资反映了该城市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属于负指标，职工平均工资越高则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越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该城市的消费市场大小；货运总量反映了该城市运输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反映了该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
2.产业支撑能力由X6-X11等6项指标构成，其中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表示该城市的劳动供给状况；等级公路线网密度由该城市的等级公路里程数除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求得，反映了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百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代表了该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显示了该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了该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体现了该城市的资金供给状况。
3.产业发展能力由X12-X15等4项指标构成，其中科学技术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了该城市在创新资金方面的投入程度，科学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体现了该城市供给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专利申请受理量反映了该城市的科技创新产出状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体现了该城市的企业盈利状况。
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的构建采用P-S-R模型，分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及生态环境响应三个层面，采用X16-X28共13项指标来测量。生态环境压力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用电量、人口密度共6项指标构成，且均为负指标，表示这6项指标值越大，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越不容乐观；生态环境状态由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共3项指标构成；生态环境响应由工业烟（粉）尘去除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共4项指标构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反映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28项指标，构建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城市群内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最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方法对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判别，进而得出研究结论。
1.指标权重的确立
由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量纲千差万别，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分别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1）、（2）所示。
2.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3.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4.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判别
在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的分级和判别标准上，本文借鉴钱晓英和王莹[6]的研究成果，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大类；同时，根据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EC）的相关性，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对比关系细分为3个基本类型（见表3）。
5.数据来源
本文将济源、仙桃、潜江、天门等4个县级市剔除，最终选择的是中西部城市群范围内的4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直接得出或公式计算求得，个别城市少数年份缺失的数据根据其相邻年份值补齐。
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
（一）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变异系数法获得各指标权重（见表2），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2009-2013年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略），进而得到2009-2013年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排名情况表（略）。结果显示：从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的排名情况来看，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出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只有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说明这4个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的排名情况来看，41市在2009-2013年间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包括重庆、西安、武汉3个中心城市，以及随州和九江两个地级市。
由2009-2013年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可以得到考察期内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对比关系的基本类型，进一步得出2009-2013年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不同对比关系类型的城市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为463%、39%、415%、39%、415%，产业承接能力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是488%、61%、585%、61%、537%。就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水平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水平，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城市所占比例相当少，2010-2012年41市均非此类型，2009年仅有平顶山和许昌两市属于此类型，所占比例为49%，综合评价指数分别为0107、0113。2013年许昌和黄冈两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占比49%，且综合评价指数非常接近，分别是0106、0107。
（二）产业承接能力子系y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线性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本文以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为因变量，以各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为自变量，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T）的均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4回归分析参数结果显示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整体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值为13762，P值为0001，说明回归分析结果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
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可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进一步计算得到耦合度（C）及耦合协调度（D），如表5所示。下面分别从时间序列特征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对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
通过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如图2所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其均值位于0201-0300之间，两个系统的耦合度的均值位于0401-0500之间，显著高于耦合协调度均值，原因在于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偏低，致使耦合协调度也较低。就整体来看，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在2009-2013年间趋于平稳，波动幅度较小，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具有稳态发展的时序变化特征。
为了分析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本文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秩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为秩相关系数，Xi为考察期内根据耦合协调度值从小到大排列的序号，Yi为根据时间排列的序号，N为样本数。R≥0代表上升趋势，R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数据进行Spearman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通过计算得出城市群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秩相关系数（见图3），结果表明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存在明显的时间分异。具体而言，2009-2013年间，有28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孝感、漯河和咸宁等3市的上升趋势相对显著；其余13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下降趋势最显著的是西安，其次是郑州，武汉位居第3位。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但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从秩相关系数来看，6个中心城市中仅有重庆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洛阳的耦合协调度非常接近于0，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耦合协调度下降趋势较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6市的耦合度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的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出现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等3种状态，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变化特征，本文根据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从时间维度上计算2009-2013年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得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见表6），发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第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246，略高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0245）；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均值分别为0249、0241、0226、0242，由此可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原因在于四大城市群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不高，且在考察期内空间差异明显。其中，位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位于西南地区的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位于西北地区的关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第二，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洛阳和武汉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88，明显低于位于西部地区重庆、成都和西安（0314）。具体来说，虽然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郑州和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但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36个位于中度失调区的城市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位。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的武汉属于轻度失调区，其余11市均位于中度失调区。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均属于轻度失调区，且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41市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内江位于严重失调区，其余12市均属于中度失调区，其中绵阳和德阳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其余5市都属于中度失调区。
第三，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洛阳（0268）、焦作（0246）和咸阳（0243）；自贡、南充和泸州排名末3位，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208、0207和0206。位于中部地区的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和鄂州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46，明显高于位于西部地区的自贡、南充、泸州、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市的均值（0222）。位于西部地区川渝城市群内的自贡、泸州和南充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0207），显著低于关中城市群内的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4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0233）。
四、结论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考察期内中西部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但整体产业承接能力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41市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重庆、西安、武汉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第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出现了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3种状态。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变化较为平稳，但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产生明显的时间分异。重庆的上升趋势明显，洛阳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下降趋势相对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市的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呈显著上升趋势。
第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郑州、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h：加快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应从政策引导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机制；中心城市应根据自身功能定位，注重降低要素成本，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加强对外联系强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现信息共建共享，通过产业创新联盟和一体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从而有效发挥其对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以综合性和多元化为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模式，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城市产业体系；各城市应根据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环境规制措施，对入驻企业进行严格审查；坚决调整和淘汰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对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进行限制，对集约节能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并不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公共绿地水平和绿色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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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晓英，王莹.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J].统计与决策，2016（3）：103-106.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 De-shen1，2，XIANG Li1，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Guilin Toursim University，Guilin 54100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zhou College， Hezhou 542899， China）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2
关键词：生态城市；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杨志峰等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 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1.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1.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高技术产业在我国是资源密集度较高、知识密集度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产业，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产业。核心技术、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我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1.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2）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3）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4）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5）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应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6）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7）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及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3 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心和方向
（1）产业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对城市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改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发展“生态化”，是我国实现生态城市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或者说，只有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框架中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为生态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生态工业是生态建设的重点，而循环经济是生态工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产业方向上，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实现达标排放。应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标准，并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多层次利用“废弃物”，把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止，即实现清洁生产。在管理上，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开发、加工、流通、消费和废弃物再生过程进行系统组合，优化系统结构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
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推进我国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战略的总思路。
（2）生态建筑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建筑体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生态观，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结点。它是由自然基础设施、生态代谢设施、人工设施（和人类生态服务体系，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生态建筑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3）发展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所谓“生态服务业”也可称为“生态第三产业”，也就是指第三产业的生态化。生态城市必须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完备的功能组合。如商业、交通通讯等流通部门保证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运转，是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同时也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重要影响。交通的密集和拥堵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饮食服务业造成的油烟及消费过程中严重浪费现象等也会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在重视实体生态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城市生态服务管理和生态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公益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服务基础，通过新型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生态意识。
（4）绿色消费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
消费是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它和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促进和制约关系。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是要引导消费者向无污染、无公害、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消费”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提倡“绿色生活”;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提倡“绿色家园”;四是提倡适度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4 选择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二者的关系从“经济优先发
展、先污染后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污染零排放”，又发展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要求，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而基于生态优先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顺应知识经济潮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4.1 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西方的工业化是20世纪主导生产模式，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为能源。“石油经济”倾向于集中趋势、规模化生产，生态压力超过生态承载力，带来环境负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自主创新为主，日本采取了模仿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独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1）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我国香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ANIES~4）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ASEAN-3）外扩内联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煤炭经济”，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很大。因此，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中应采取有力的对策与措施：倡导节能型经济，加速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循环再生产模式与节耗经济应成为追求目标，把前向关联产业废物作为后向原料资源，使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我国大中城市需要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4.2 循环经济模式
生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它是仿照生态体系中的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的机制，将现行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化为“资源一产品一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使园区经济和环境同时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这首先需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上、在产业布局上，把相互之间有较强“食物
链”关系的各产业主体放在一个园区内，并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产业生态园区。这既可大大节省建设投资，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废物，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4.3 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主题，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具体设计需要遵循四化原则，即工业园区化、园区循环化、产业知识化、企业清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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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3
劳作视域下的城市暴力、象征与中国经验
非正规就业:来沪农民工就业状态调查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地方治理、文化保存与文化产业发展
生产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汽车产业发展与演化
企业创新网络与长三角一体化:基于上海IC产业的分析
中国沿海港口城市航运可达性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战略与转型发展模式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与改革方向
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地方实践与路径研究
理论架接:第三波的仕绅化、都市再开发计划与国家再层域化
政府行为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
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状况和社会融合
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与规划比较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的公平性分析
我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及治理对策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架构、战略规划与建设模式
区域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之我见
国内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展
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竞争力重构与评价——以上海市为例
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上海临港产业区低碳发展驱动力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的大都市农业创新体系研究——以上海为例
日本北九州岛“绿色之都”建设中的环保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徽州古村落生态文明建设之我见
全球化下粤港新经济格局演变及区域经济整合研究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研发外包动因、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基于复杂网络的上海产业结构分析
传统商业中心大型商业设施的STP探讨
全球化下珠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联系特征
珠三角都市经济区的空间格局与优化调控研究
想象的社区:当代中国一个都会“同志”圈子的民族志研究
欧洲七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启示
全球城市及其转变中的社会结构:以香港中产阶级为例
中国沿海城市白领移工:职业生涯的企业主
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产业转型升级机理
区域锁定、生态文明范式转型与资源型城市发展
基于低碳经济的区域发展方式转变——以临港新城为例
城市危旧房改造中的集体消费逻辑——以北京市“房改带危改”政策为例
公共性与国家控制力——都市运动中的空间战略
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机制的作用和空间变化的研究
长江经济带水路运输效率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族群聚集区”对族群健康的影响——甘肃省族群聚集与健康关系研究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与思路——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为例
我国生态保护区小城镇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莱芜市辛庄镇为例
基于生态文明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研究——以河南濮阳为例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4
关键词：准生态敏感区;中小城镇;工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1-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3182）
作者简介：陈建军（1955―），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城市经济;周维正（1987―），湖北武汉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城市经济与产业金融。
一、引 言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与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1][2][3]，这种互动关系不仅基于产业层面，还体现在空间维度[4]。首先，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城市周边往往会自然形成中心架构发展模式[5][6]，要素流动会从中心向扩散，而扩散类型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国家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如由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二是国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如中国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第三类则是从大城市扩散到大城市周边，历史上不外如此，往往发展到特定阶段，大城市周边都会形成制造业集聚区[7][8]，如上海与苏州、广州与佛山以及日本的东京与群马县等。其次，往往大城市周边的发展脉络和路径受地理因素制约[9]，大城市周边的区域从地理角度上来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位置占优、地理条件优越的，如杭州周边的萧山、余杭，这类区域平原较多，可以发展成为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集聚较强的城市;另一类是地理条件不具备优势的地区，山较多、平地较少，工业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约束，但大城市扩张的范围依然也会延伸到这里，如杭州远郊的建德市。这些地理条件不具备优势的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也息息相关。[10]本文试图将这类地区与一般的城市、生态敏感区[11]区分开来，因此将这类区域在本文中被定义为大城市郊区的准生态敏感区。
二、准生态敏感区概述
（一）准生态敏感区与生态敏感区的比较
比较的具体内容见表1。
（二）大城市准生态敏感区的发展之于大城市发展的一般性意义
第一，往往在大城市有准生态敏感区域，这些区域或城市既有发展大城市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如区位优势、优先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等;也有发展大城市制造业的不利条件，如受生态约束、环评压力和能耗限制。第二，这类城市是大城市发展的托盘，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空间距离关系、要素流动关系决定了大城市周边是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区位。第三，由于历史原因，路径依赖原理，很多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有发展工业的传统。
大城市郊区的准生态敏感区在近几年的工业发展上受到了生态约束等多方面的限制而遭遇了瓶颈。杭州与建德的发展正是大城市与周边准生态敏感区域中小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德作为杭州远郊的中小城镇，在疏解杭州中心城市职能、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受到了生态环境的制约等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瓶颈，因此如何依托中心大城市的优势，并借助城镇化的浪潮找到自身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成为了建德等一批中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需求。本文下文中对准生态敏感区问题、转型升级思路与战略的描述均以杭州建德市为例。
三、准生态敏感区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
（一）杭州准生态敏感区――建德市的基本情况
建德位于大杭州范围的西南部，属于杭州的远郊，距离杭州主城区约150公里。全市拥有51.3万户籍人口，地处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的上游，生态环境优美，获“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称号。同绝大多数大城市远郊的生态敏感区域一样，建德在农业、生态、旅游、天然资源（原料、能源）上具有优势，但由于生态制约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建德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且近年来一系列经济指标和数据也表明，建德的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浙江省2013年工业强县（市、区）综合评价排名上仅位列90个县（市、区）中的58位。此外，人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劳动生产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单位工业用地情况及单位能耗产出情况等指标均居杭州市各市县区倒数。因此，如何面对生态敏感区的限制，破解工业发展瓶颈，实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了建德等生态敏感区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建德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工业区域的生态敏感性
由于工业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具有规模大、产值高、解决就业等优势，因此工业发展成为各个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而作为很多大城市的生态敏感区域，在城市发展之初都形成了工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生态发展形成矛盾，在当今生态保护的背景下矛盾更为激化。具有生态优势的建德就是一个传统工业区域，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水电枢纽设施所在地，进而带动水电、化工、机械、水泥等传统工业发展，而其工业发展的污染、能源与排放问题势必会受到地处杭州钱塘江上游的地理因素制约，进而缩小其工业发展的空间，影响整个建德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优势产业拓展受阻：因建德地处钱塘江上游，其优势产业即化工产业的环评审批困难重重。
2.产业发展机制落后
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在产业发展上大多还处于粗放式扩张阶段，忽视了产业的内涵式发展，没有注重于大城市产业的联动发展。建德产业发展的机制就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和潜力产业与杭州的产业关联性较弱。首先，家纺、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这建德三大传统行业因近几年其龙头企业竞争优势不强、市场结构较为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偏弱等原因，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同时潜力产业基础薄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在建德的发展基础薄弱，缺乏产业链的支撑、资源要素的支持，且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缺乏对高新技术人才、青年劳动力的吸引力。
3.区域定位存在偏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存在“千城一面”问题。因此，培育城市特色和个性魅力在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对于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来说，区域功能定位，彰显个性更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建德作为杭州的水源地，也就是新安江的所在地，不仅长期营造和维护着优质的生态环境，还有着为杭州提供资源和休闲、观光服务的历史传统，与杭州存在天然的联系。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杭州庞大的休闲服务的消费市场势必将向建德延伸拓展，使建德的休闲观光旅游产业收获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建德作为杭州远郊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将自己定位于浙西偏远地区，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也未能充分利用好杭州的品牌。
4.产业转型升级受阻
大城市远郊生态敏感区域的中小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规模不够、人才匮乏、粗放增长等缺陷，使得其各类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阻力。以建德为例，第一，优势产业拓展受阻：因建德地处钱塘江上游，其优势产业即化工产业的环评审批困难重重;第二，资源产业发展受限：碳酸钙产业、建材水泥产业因能耗指标受限而使其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水产业因发展过于依赖农夫山泉而无法进一步拓展;第三，传统产业提升困难：家纺、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这建德三大传统行业因近几年其龙头企业竞争优势不强、市场结构较为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偏弱等原因，产业发展停滞不前;第四，潜力产业基础薄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在建德的发展基础薄弱，缺乏产业链的支撑、资源要素的支持，且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缺乏对高新技术人才、青年劳动力的吸引力。
四、推进准生态敏感区中小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
（一）加强与大城市的有机互动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中小城市的建德，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之所以会面临上述困境及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由于未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尤其在与中心大城市的协调发展这一环节的投入较少。小城镇需要产业兴镇，大城市杭州需要疏解功能，两者的有机结合，就可以既解决小城镇的产业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人才问题，又可以解决中心大城市的拥堵问题、场地问题、环境问题 、宜居问题。因此在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路上，建德应充分利用杭州这一中心大城市的品牌、知识及产业这三大优势与本身具有的产业特点、本土资源、生态优势等基础相结合，实现建德与杭州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并依靠自身的城镇化发展带动自身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提高中小城市自身的集聚效应
提升集聚效应应从产业集聚和产能集中两方面入手。首先，在产业集聚方面，由于集聚不足，由此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集聚效能的低下，形成众多中小城市当前的碎片化的工业发展空间格局，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工业总量难以提升。据此，中小城市工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通过数量整合和合理规划，减少工业集聚区数量，提高质量，一些具有严格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要全部集中于特定产业集聚区，以便于集中治理和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其次，在产能集中方面，要推进产能向少数企业集中，扩大规模经济，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历程和经验表明，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就是产能集中的过程，是规模经济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企业优胜劣汰、做大做强的过程。
五、准生态敏感区域中小城市
工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本文转型升级路径的提出，主要针对中国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一般性问题进行探索与归纳：第一，中小城市如何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特色，借助市场区位、土地成本低等竞争优势推进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第二，中小城市如何借助大城市的优势并与其实现产业分工、功能互补的协调发展模式。
（一）利用大城市品牌推进自身品牌建设
中小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捷径之一便是加快沿产业链的升级，即将原来传统的工业产品高附加值化，其手段之一就是打造品牌，发展品牌经济。首先，建德属于杭州市的远郊，在杭州市域总体规划当中，建德是浙西综合交通枢纽与区域旅游集散中心，距杭州主城区仅一小时的高速车程。建德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重视对“杭州”这一优质区域品牌的运用，主动打出“杭州建德”的区域品牌，利用相较于杭州而言更低的土地成本、更靠近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来提高招商引资的成效。其次，在充分运用杭州品牌的同时，建德还应切实加强自身的实力，并通过增加建德自身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曝光率、演绎宣传品牌故事、提高建德区域的美誉度等方式，树立建德品牌在全国市场上的良好形象与在公众心中的深刻印象，以逐步打造建德区域与产业品牌;同时，在各市区、乡镇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杜绝因为GDP考核压力而引进落后产业、低端产业的问题，避免其损坏建德产业在市场中的形象、占用建德的工业用地、拖累建德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
（二）吸引大城市人才实现自身产业升级
人才和技术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智力与创新源泉。近年来，中国许多人才与技术已经高度集聚的区域中心大城市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对智力和创新要素的专业化、高端化要求越来越高，已难以完全满足不断膨胀的人才创业与技术创新的空间和设施需求。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处于大城市边缘的建德应凭借其上佳的经济区位、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的环境资源等优势，持续吸纳杭州转移而来的智力要素。在吸纳人才的同时，建德还应充分利用杭州的人才优势专业加强自身人才队伍的引进与建设：第一，要将引智招商作为建德发展的第一号工程，将引智放在招商之上，制定计划和指标，层层落实，定期考核和检查;第二，要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提高来建德工作的高新技术人才与高学历人才的收入和待遇;第三，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城市经济，为专业人才提供良好文化生活环境，做到能吸引人才，更能留住人才。
（三）结合大城市产业进行自身产业选择
产业是小城镇的生命，而光靠小城镇自己寻找产业是极其有限的，小城镇产业的低端 、分散、 不成规模 、零敲碎打的现实，决定了其产业必须借助外力进行转型升级。《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要求，在加快旧城镇改造的进程中，疏导不适合在城镇内发展的产业，合理开展中心城区工业用地用途调整，推进旧城区转型更新。同时，鼓励开发地上地下空间，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因此，政府在落实国家规划的过程中，应帮建德选好自己的主导产业定位。配置建德产业功能时，应该积极主动与中心城市杭州的功能疏散对接。
建德充分利用杭州产业优势并发挥自身产业特点的途径是实现产业融合。建德与杭州的产业融合应从宏观上注重如下三点：一是注重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融合。由于建德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因此作为杭州市的远郊，可以利用其新安江的水资源和生态、农林资源优质为杭州市提供观光、休闲、旅游等服务配套。二是加强建德与杭州的产业关联性，如汽车产业的研发与创新环节放在对人才更具吸引力的杭州，而汽车零部件生产这类产业链则由建德来完成，以实现产业链上的互补及协调发展;同时，建德还可利用杭州的产业高端化这一优势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为先导，加快建德自身的家纺、家具家居、日用轻工等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链融合促使这类行业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高端。三是加强大中小城市的产业间融合，即根据不同城市的功能不同推进二三产业融合、创意产业与制造产业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产业融合、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合、主导产业与配套产业融合。
（四）增强集聚效应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
小城市应将自身已有产业进行梳理，分类进行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定：第一，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改变原有经济区域中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的现状，并培育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头作用，实现产能集中，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如建德的电子电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业属于当地传统行业，但企业多、小、散的现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第二，通过产业集聚区在空间上的集聚提升外部性与规模效应。如建德的化工行业，在经历“杭州钱塘江水源污染事件”后，应通过建立化工的产业园区，创造配套协作紧密的产业链优势，共同分享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并进行规范化统一管理，进行化工产业下一步发展。第三，对落后及低端产业进行逐步的限制。中小城市很多夕阳产业、低端产业占据有限的工业用地、利润较低且高污染高能耗，从中长期来看会影响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如建德的建材水泥和低端家纺。建材水泥这类产业主要依赖特定的自然资源，属于高能耗和产能过剩产业;低端家纺产品质量低、竞争压力大、利润薄，现有的企业家普遍文化水平低、目光短浅、转型意愿不强，因此从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经济规划的角度，这类产业在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思路上应予以限制。
六、总结性评论
本文将大城市周边中小城镇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处于大城市周边的城市如何将城镇产业经济发展的外部极化约束转化为内生支撑力与驱动力，进而推动区域大中小城市整体的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从大城市远郊生态敏感区域的中小城市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约束、机制落后、定位缺失及产业转型升级受阻这个四个困境出发，针对其本身具备的资源、产业、区位等优势，提出了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既要协调好与大城市的利益关系，也要充分利用大城市的品牌、知识及产业优势，并以自身特点为基础进一步提高集聚水平，加强产业集聚，推动产能集中，从而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相结合带动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来讲，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要跳出县域经济局限，将乡镇经济、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大区域经济发展甚至全国的经济融合起来，以开放的思维谋划自身的产业发展战略，学会在大区域范围内获取、组织和配置资源，利用中心大城市的巨大资源和庞大市场，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竞争优势和差别化竞争优势，形成市场一体、产业相联、分工合作的开放性发展体系，进而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由中心大城市带动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
注释：
（1）数据来自2009年2013年杭州市环境状况公报与建德市环境状况公报，并经作者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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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5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对策建议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政策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如今正面临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异扩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陆大道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国土开发的“T”型发展战略,建议将长江流域作为国家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与沿海开发地带并列。经过了长达30多年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凭借优越的水道环境,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是以打造区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长江经济带自上向下涉及9省2市,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2014年土地面积205.7万km2,占国家国土面积的21.27%;总人口5.8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42.7%;GDP总量为28.4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4.71%[1]。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战略研究大多停留在单个分析层面,如:彭智敏[2]关于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架构的研究;王树华[3]关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研究;沈玉芳和罗余红[4]对于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陈明星等[5]对于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杨桂山等[6]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的建设研究。较少涉及综合要素研究,导致对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上、中、下游一体化协作等方面考虑略显不住。因此,整体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现状与重点对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国家发展战略中,东部沿海发展轴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轴、西部丝绸之路发展轴一起构成了我国新常态下的“H”型战略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东西的唯一一条横轴,在我国区域发展由“T”型转向“H”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作用[6]。长江经济带区域分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共承载了新区,分别为下游(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中游(长沙湘江新区),上游(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六大城市群,分别为:上游(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中游(长江中游城市群),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2014年,六大城市群以45.31%的占地、承载了70.98%的人口、贡献了82.85%的GDP,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形态[1]。2010—2014年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国家战略的贯彻实施,长江中上游经济发展速度加快,GDP占比有所上升。
(二)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布局带,2010—2014年的产业变化中,第一产业占比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基本维持在49%左右,第三产业明显上升。主要是由于城镇化的脚步沿长江由下至上的推进,导致农业比重降低;工业由于经济危机和沿海产业转移的影响,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服务业是由于国家主导产业转型而有所增加。就整个经济带而言,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中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上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8]。
(三)资源环境由于近30年经济的粗放式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源浪费、河流污染、空气雾霾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2008—2012年间,长江经济带PM2.5浓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下游地区为高值区且有向中上游扩散的趋势,同时也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每年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30%1。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COD排放量中游地区最为严重,废水排放量下游地区最严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相应注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相辅相成。中上游地区为长江经济带基础产业和重工业集聚地,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交通系统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的发达程度是决定区域发展水平的刻度尺。长江经济带核心竞争力是其水运功能,坐拥3600km的航道,占全国航道比重的70%,为世界第三大流量运河。本是可以依靠其独特的运输优势,沿岸经济得以充分发展,但由于长江航道地质条件复杂,具备深水通航的地段所占比例小于30%,且通航能力分段不同,汉口上游地区可以通行3000t以下船只,汉口至南京段由于南京长江大桥限高仅可通行5000t以下船只,南京至出海口则可通行25000t船只[1]。航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影响流域经济发展,也使得联运系统中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也相对萎缩。
三、长江经济带重点要素分析
(一)经济要素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古有民俗之说“要致富先修路”即是对交通要义的直接阐释。长江经济带区域有天然的长江水道作为支撑,再辅之以沿江铁路和东西向的国道省道、航空运输,整体协作就会起到承东启西、连南转北的交通枢纽作用,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江航道未得到全面开发。长江经济带区域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带,其中微型计算机产业比重全国80%,家电产业比重全国60%,汽车产业比重全国40%,建材产业比重全国40%,钢铁产业比重全国30%2。如此巨大的产业占比之中,超过半数的GDP是由制造业贡献,制造业为地区经济发展之基石,各地重复建设严重。据统计,长江经济带区域工业布局重复率高,其中以制造业相似系数最高,超过0.7。根据产业发展经验,产业同质化发展将会导致恶性竞争,损害区域整体经济利益。
(二)均衡要素“T”轴理论的提出要求沿海经济向内陆纵深,目的达到区域均衡发展。但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GDP占全国比重变化中,沿海经济仍然占比仍大于沿江经济,但存在下降趋势;沿江经济虽占比不及沿海,但上升趋势明显。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城市群发育呈梯度分布,人均GDP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反映出了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必要性,国家经济新常态下由非均衡经济向均衡经济发展任重道远[8]。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出区域发展的后劲,2014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固定资产投资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三)生态要素长江流域自古就是青山碧水、风景如画,历代山水名画大多取材于此。如今优美的自然风光受到人类工业化的侵蚀,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据统计,2011—2013年间排放至长江的污水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中下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40%以上,中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30%以上3。排污现象不仅导致长江水污染,也导致了长江流域湖泊、河流等都受到影响,产生了所谓的“跨界水污染”。除此之外,长江上游地区常年受到沙漠化的困扰,中下游地区由于高强度城镇化建设,也遭遇了水土流失的麻烦。生态保护不仅是一项利于子孙后代的举措,也是发展区域生态经济的重要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生态进行旅游开发将会形成良性循环,以旅游开发收入补偿环境保护经费,用更好的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旅游收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上游地区“奇山异水、巴蜀特色”,中游地区“革命摇篮、楚国风光”,下游地区“都市文化、吴越风光”。本是各具旅游资源优势,但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旅游产业发展程度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但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发展,中上游地区旅游业已呈现出加速发展之势。
(四)公平要素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地位被逐渐的削减,导致城市产业布局中以工业为主、大力发展服务业,而农业只是保证基本供应。但长江上游地区城市化率低于中下游水平,很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只能发展农业,又无法受到政策的照顾,造成了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巨大的阻碍。近年来,城乡二级分化呈现出增长态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城乡差距逐渐加大。长江流域将东中西区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区位地理环境因素,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呈不均匀分布。上下游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担负着不同的职能与压力,上游地区限制工业开发、控制污水排放是惠及中下游的举措,上游地区保护生态而牺牲了经济,下游地区就有义务进行经济补偿。同理,上游污染了生态环境,下游治理污染上游必须进行补偿;下游地区发展工业产生雾霾殃及中上游地区环境也必须进行补偿。这样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了个别地方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现象,也可以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由此看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重点发展国家级新区带动区域均衡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国家级新区从东往西依次为: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长沙湘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新区全部存在于六大城市群内部。以“以点连线、由线及面”理念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指导方向,由国家级新区承接和发展国家重点产业带动区域分工协作发展,新区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带动沿线发展,最终形成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二)六群联动优化配置产业布局促进分工协作发展根据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是强化产业集群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分工协作的重要方式。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六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定位为国际级城市群,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江淮城市群定位为区域性城市群,因紧靠长三角城市群,重点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以其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区位交通优势,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生态农业;成渝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一带一路引领下的区域开发,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滇中城市群为地区性城市群,因其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独特,重点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和旅游业;黔中城市群定位为地区性城市群,重点发展轻工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
(三)建立多样化补偿机制打造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区位鼻塞、交通复杂和环境保护压力大,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会因环境保护因素放弃经济发展机会,且为保护生态而投入社会资金。所以,为实行区域公平发展,确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政策是促进区域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譬如在长江上游限制开发并具有一定资源开发条件的贫困区域,实施生态资源开发,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同时加大资源开发补贴和环境保护补偿力度;对于开发能力极差并环境保护严格局域,可转移人口优先保护环境。另外,政府和企业可以合作打造多样化补偿机制,如采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排污权转让和专项补贴基金等。
(四)完善流域交通基础设施发挥长江联运交通优势深化长江流域交通一体化理念,为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依托长江水运优势建立“水路—铁路—公路—空运”一体化无缝链接的综合运输系统是稳定流域经济增长的基石。参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2014—2020年)》,为发挥长江水运功能,尽快实现下游地区12.5m深水航道由出海口延伸至南京,中游地段完成深水航道“645”整治工程,上游地区完成重庆至宜宾段河道整治。对于规划中增加的长江航道运力之外,还应相应提升公路、铁路和航空运力,扩大“水—陆—公—空”四大联运比例,发挥长江港口运输集散能力,提升航运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参考文献]
[1]彭智敏.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架构[J].改革,2014(06).
[2]王树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J].城市规划学刊,2014(06).
[3]沈玉芳,罗余红.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0(02).
[4]陈明星,陆大道,刘慧.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7(02).
[5]杨桂山,徐昔保,李平星.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5(11).
[6]王维.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时空变迁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6(04).
[7]王维,李孜沫,王晓伟.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7(01).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范文6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74-02
根据《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国城市化率已突破50%，这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必须重视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又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①这对我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探讨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对于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意义重大。
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定义
城市化，又可称为城镇化，是指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实质就是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②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工作，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城市转变，城市文化逐渐扩展；生存环境从自然向高度人工化转变；各种非农业的生产要素及生产商业活动向城市及其周边聚集。另一方面，城市存在了近千年，而城市化只是近200年的事情。因此，从历史过程与发展动因来看，城市化是指产业革命以来由于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地域空间组织的变迁过程。由此可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向来看，城市化的概念也是不同的。学术界现在又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概念，这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其核心是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城市化概念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城市化发展本身的变化，更反映了人们从关注经济发展到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明的变迁。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包括了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中的所有元素，是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它具有调节功能、净化功能、空间功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基础。本文研究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由于城市化发展不合理，对城市及其周边环境造成空气污染、绿化减少等不利影响。
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聚集以及产业的集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必定要与城市周围的生态环境发生物质上的转移、能量上的交换，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二者的耦合关系。③
（一）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与促进
从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来看，它对生态环境既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又会导致负面效果的发生。其作用可分为两部分：胁迫效应与促进作用。
1.胁迫效应
城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工作，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在生态学中，每一区域的生物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人类对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确实能增加这一区域的人口接受能力。但必须承认的是，人口的过量增加会导致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交通工具过多，导致城市拥挤，汽车尾气超量排放，使得空气质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城市化通常代表着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产业向城市集中，这确实可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通过规模扩大降低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集中必然导致工厂林立，不仅占用大量空间，还会造成城市周边排污量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人口增长以及产业集聚必然导致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当这种索取超出一定限度时，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2.促进作用
从局部来看，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聚集、产业集中确实对此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也对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假定人口总量既定，那么城市化导致的人口适量集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必然要小于人口平均分布的情况。一方面，人口压力集中于某一地区，那么其他地区必然受影响极小；另一方面，城市人口集中，便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容易安排生态环境的预防保护工作。而产业的集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将产业集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
（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促进与约束
在城市化对生态环境产生或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同样对城市化的发展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1.促进作用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城市发展初期能够占据一定的地理优势，而且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着这一区域拥有更高的承载力，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展。其次，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城市化的发展，能为该地区的资产产生一个附加值，有利于吸引外地投资，吸引高技术人才、高素质人群定居此地，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最后，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着清新的空气，健康的水源，高比例的绿化，从而为生活在此地的居民提供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