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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1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转贴于
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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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者，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者缺少自主权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者研究的开端，恢复受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负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观众的话语权，传播就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新闻事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实践对于信息建构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识到只有观众认同主导社会的文化秩序才能实现传播的真正目的。霍尔的这种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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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结合案例对灾难新闻的传播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灾难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自身独有的学科特点。首先，研究灾难事件报道机制中危机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机制相结合。从人类灾难史的发展历程对灾难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用学科专业的角度、整个人类的视野，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更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其次，研究各类灾难传播案例探寻新学科基本规律与原则。从地震灾难事件的报道引申到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介绍了国内外灾难新闻传播案例，总结各种灾难报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闻报道传播的规律，又集合应急机制的原则与要求，形成了灾难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原则要求。最后，突出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报道给公众，起到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作用？如何将抗震救灾中，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现，以树立公众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当然，作为我国灾难传播学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学科的构建和理论的深度虽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问世无疑对丰富和拓展传播学范围，深化传播学实践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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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解释学概述
顾名思义，解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狭义界定为关于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又叫"诠释学”。解释学广义上是指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或理论，它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释学中固然很重视“理解”，而这种“理解”随着解释学的不断演变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囊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解释学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即通过各种方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意义，它高度重视文字资料。
回顾解释学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它分为：
1, 古典解释学：解释学的第一 阶段，兴起于19世纪，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2, 现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二 阶段，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上升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3, 当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们认为应该在全新的基础之上重构文本的客观性。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探讨
1, 解释学的“文本观”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给“文本”下的定义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我们解读的文本应包§所有书写来的东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则是指由特定的符号语言系统组成的供受众进行观赏的特定新闻表现形式，它应包括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等众多的形式。但是，从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从根源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对一定‘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那些广播中的音频，电视中的视频，网络中的多媒体的新闻作品理应在文本解读的行列之中。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文本选择至关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够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决定着它能否最终成为新闻而报道出来。可以说，真实和客观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纵观某传播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一新闻作品问世以后，受众对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为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解择与新闻事实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其实，这种“一致”理论上是一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但是，每一新闻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受众的观赏时间受限，这样的“对话”过程在现实中是一有限的过程。
2, 新闻事实与“解释的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似乎揭示了“新闻=事实”这定理.但是新闻文本的事实虽然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它是传者最终选择的事实。也就是说，传者在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传者首先要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衡量现实事实.然后选择性地对事实加以报道.从而构成新闻文本要传播的新闻事实。
解释学认为，偏见产生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这种“历史性”使得原本纯正的“客观性理解”站不住脚。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尽管新闻文本要求真实客观，但客观事实是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终的新闻报道取决于传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不同的传者会有不同的阅历，在对某1、新闻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采访的时候，记者往往会凭借自己固有的知识经验来推断某一事件的发展态势，这样被报道出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
3, 解释的语言载体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众所周知，一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事实—新闻—传播者—受众。那么，新闻文本的生成也就是传播者先形成思想意义.再编辑信息材料，然后再选择符号载体。
语言是解择学重点强调的一载体。解释学认为，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何种解释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对话中进行，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伽达默尔曾提出“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解释活动的双方（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就仿佛处在游戏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呈现的结构。文本生存于这种结构中，作为游戏的一方，其语句的内涵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不同。
新闻文本的解释即新闻语言的解释。人们R有掌握了新闻语言才能准确把握新闻文本本身的内涵。人们通过语言来表现对世界特有的观点或态度，R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与受众连接起来，在什么样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正确使用解释的语言载体，才能更好的诠释新闻真正的文本意义。
4, 解释学的“问题视域”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问题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讲，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是指立足某1、点，向这1、点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所说的“问题视域”与我们平时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样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R有取得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的内涵。
实际上，真正还原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装着半瓶酒的酒瓶，乐观者说：“瞧，还有半瓶酒呢！”悲观者说：“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新闻的真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受众在不断理解新闻文本的循环中，看侍问题的“视域”不断被扩大或转移，从而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断被激发，"问题意识”的符号意义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最终又会通过回到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从一方面讲，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作为解释者，其有无问题意识影响着文本的解释，所以，新闻传播中应尽可能激发或引导作为解释者的受众的“问题意识”，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又受到文本的制约，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评论，各种解释都在调整和更新着读者的“问题意识”,促使读者对新闻的解释不断深人和变化。因此，在新闻传播实际活动中，新闻报道应与多数受众产生“视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结语
解释学作为一种起源于文本阐释而又发展为主要是人文学科理解研究的哲学，它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处。解释学的许多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支持，在新闻传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解释学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实践应从“文本选择”和“问题意识”两方面汲取思维资源，拓宽新闻研究视野，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增强新闻文本的客观性，从而使新闻传播学如虎添翼般苗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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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 民族志研究
一、莫利的研究渊源、研究视角及其研究路径
戴维・莫利是英国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传播学首席教授,他早年接受了严格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训练,具备经验主义微观分析的基础,社会学成为他的受众研究的切入点。20世纪80年代,莫利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师从霍尔教授,深受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阶级、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宏观视角的浸,开始关注文化产品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结构,还有比电视更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消费过程的复杂和矛盾的本质。90年代以后,莫利及时吸纳新兴理论,加入了家庭研究、人类学和地理学,与费斯克一起致力于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更全面的视野为信息时代的媒介研究延展新的空间。
在有机糅合多种学科背景的基础之上,莫利重新构筑了受众概念,开创性地将传统受众研究范式引向民族志受众研究,挑战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实证主义传统范式,实现了传统受众研究视角的转型。《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是莫利20多年来从事电视受众研究的一个总结。它“接合”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经验主义的受众研究模式与霍尔编码/解码模式,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等,运用霍尔模式对《全国新闻》的节目进行受众分析,又创造性地结合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来验证霍尔模式的科学性,同时将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比如阶级、性别等)引入到传统受众研究。这种研究视角也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新型受众研究”。但是,传统的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夹击”和批评。莫利在书中自我解嘲式地说:“我的研究由于坚持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传播和文化,我的文化研究观念是非常特殊的,是“边缘”和“非主流”的研究。”①
二、 从《全国新闻》看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
(一)研究新范式的开创――既非“规范性”又非“诠释性”
麦奎尔认为,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本质区别,根源于研究者立场的不同,即面对传媒工业一方和大众受众一方时,究竟更靠近谁。②主流传播研究被一种“钟摆效应”主导了很长时间,一端是以讯息为出发点的研究――从对讯息的内容分析到传播效果分析;另一端是以受众为出发点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特征、社会环境以及随之以来的社会需要。迄今为止,前者(讯息/效果)主要采用的是行为主义取向的“规范性”研究,即受众的行为如何反映讯息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后面加入了认知因素,但是仍然属于行为主义取向;后者(受众)基本上是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的“诠释性”研究,研究焦点在于不同受众的社会特征,反映受众接受讯息不同程度的“开放性”。近来,受众研究学者提出要与结构――功能范式分道扬镳,试图从社会意义角度对传播进行研究,而不是社会功能或行为效果角度。
这三种主流传统都似乎在永无止境地寻找所谓的“讯息的‘终极’意义或‘真实’意义”③,但是莫利不同,他试图运用符号学和社会学分析,更加关注能够产生意义的传播的基本条件。他希望对“规范性”和“诠释性”范式进行批判,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既非“规范性”又非“诠释性”全新范式――对讯息的符号学分析和对受众的社会学分析。这一取向将受众研究的注意力转到了对讯息的显性和隐形符码的研究上来,并且将传统的“文本化分析”转到了“受众的接受分析”。也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莫利将符号学和语言学里的“话语”概念纳入进来,重新解释了讯息的解码过程,并重新构筑了受众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分别从讯息和受众两个方面来看莫利的研究结论。
(二)莫利研究的“双重焦点”――从文本到受众
莫利认为,影响文本意义的产生有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文本自身的符号内容,二是受众自身拥有的“文化符码”。两者的互动才能产生“意义”。莫利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全国新闻》的研究中,运用了符号学和社会学来分析这两个制约因素。目的在于了解“受众不同的亚文化结构、不同团体和阶级的文化符码和素养是怎样为不同部分的受众构建信息解码的”。④因此,莫利分析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分析一个特定媒介(电视)中的一个特定模式或者类型(杂志或者时事)中的一个特定节目(《全国新闻》)来探求受众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所展现的世界。
1、讯息的编码/解码
“诠释性”范式认为讯息是“多义”的,一条讯息总能任意地得到诠释,但是莫利认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考虑到,‘清晰’和‘有效’永远是广电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他们希望进行有效的传播,注定要提供具有‘方向’和‘封闭’结构的讯息,使之成为若干可能解读中的‘倾向性或主控性解读’”。⑥因此,研究时必须通过节目的显性内容看清这背后隐藏的假设是什么,而这些假设中,必然有对受众的假设。因此,讯息不会孤立的对受众产生影响,了解文本的意义,必须考虑文本在特定条件下所接触的“交叉话语”。
因此,莫利集中考察了节目的语言表述和结构编排,包括各个话题是如何被连接的,背景和解释框架是如何通过影像和语言进行展开的,专家和主持人的评论是如何插入的,主持人的开场白和采访是如何监控和操作的等等。在这里,莫利关注的是,《全国新闻》的节目内容通过哪些传播技巧和策略使受众觉得这个节目“话题一目了然”,并在这个显性讯息之下传播了一套关于社会价值观念和基本态度的隐蔽讯息。
然而,这种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势必造成对文本讯息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受众解读的“积极性”。因此,莫利不仅考虑了讯息的解码/编码过程的符号学研究传统,还进而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新的构筑了受众概念。
2、重构受众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讯息的发送和接受总是存在符号分离的可能,我们不仅要了解在广电从业者编码时所规划的倾向性解读范围,而且要了解在这一范围内受众进行解码的程度,也就是,受众解码的策略和能力范围是什么。至此,莫利对受众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构筑。
在《全国新闻》的受众分析中,莫利纳入了弗兰克・帕金的社会学理论,即我们可以预期同一个社会中不同阶级成员具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即,主流价值系统、次级价值系统和极端价值系统)或者意识形态构架。莫利在继承帕金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霍尔的受众模式并进行相应改造,即受众对讯息的解码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主控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抵抗式”解码。⑥这里,莫利没有像霍尔一样完全关注受众的宏观的阶级属性,而是更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因素通过哪些具体机制与话语相连,并影响了受众对意义的解码。实际上,就是阶级位置不会像独来独往的骑兵一样横冲直闯,它只有在结合符号和话语时,才对解码过程发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莫利超越了帕金和霍尔。
(三)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的首创性运用
一般认为,“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志指的是“研究者深入到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文化的意义和行为”。⑦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描述有个特点“一是群体性,二是社会性的诠释,三是微观的,四是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⑧
民族志研究为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搭建了研究策略上的框架和视野,并一以贯之地延续到后来的《家庭电视》研究当中,从而深刻影响了莫利甚至整个传播学界的受众研究取向。这一贡献可谓高屋建瓴。长久以来,受众研究主要运用的一直是定量的经验性研究。一种计量表安放在每家每户的电视机上,运用“形象识别”系统来识别,谁,在什么时间,在哪一台电视前面收看什么节目,这就是收视率调查。这种量化研究局限在于把受众当成数字来看待,所有的受众在观看电视时的意义差别被抹杀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受众的收视行为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莫利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突出了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时的“收视语境”,从而引导着人们对此前深信不疑的“收视率”效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与传统经验学派量化研究相对抗的范式,这为传播学研究流派成果的相互交融和碰撞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民族志研究目前在西方的传播学界非常流行。美国1997年出版的《信息社会的传播媒介》一书中,将“民族志研究”与内容分析法、实验研究法等并列作为传播学中基本的三大研究方法。
三、莫利受众研究的局限与修正
1、符号学上的“模糊性”
莫利认为,大多数的日常传播行为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影响了研究者的评价能力,他们很难评价“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模糊性”恰好是追求“清晰”和“客观”的实证主义的大敌。对于讲究“自然”的民族志研究者来说,“模糊”是日常生活互动进行时的必然,传播行为的编码/解码模糊不清和“倾向性解读意义”含蓄不明的情况在所难免。
2、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意义多样性的忽略
对于“说话方式”问题,莫利准备考察的是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多样性问题。实际操作中,研究重点却滑向了对特定信息的孤立因素的反应,比如,对《全国新闻》的话语核心《每日电视》的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
3、社会学因素的残缺不齐
虽然在研究设计时,考虑了年龄、性别、种族、阶级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也对阶级影响做了系统观察,但是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却依然没有作为一个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用拉德威的话说就是,《全国新闻》受众研究过分关注“阶级”这一变量,而且对“阶级”这一概念的构建也过于简单。莫利自己也认为,对于探究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类型上,《全国新闻》只是触及了一点皮毛而已。
4、莫利对《全国新闻》研究方法局限的修正
由于是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莫利对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研究时,这一方法并未得到充分运用,还存在许多漏洞和局限。莫利在后来的“家庭电视”等研究中进行了一一修正。在如今的文化研究之中,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等均成为了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①泰码・里贝斯,艾利胡・卡茨 著,刘自雄 译:《意义的输出――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22
②④戴维・莫利 著,史安斌 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94
③丹尼斯・麦奎尔 著,刘燕南 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25
⑤蔡骐、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闻大学》,2004(2),第29页
⑥尼克・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134
⑦克利福德・格尔兹 著,韩莉 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35
⑧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6
毋庸置疑，凯瑞理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其思想的精辟、独到和深刻，它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与新方向，因而，对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而詹姆斯・凯瑞阐述这一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一书。该书已有中文译本，由丁未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传播：信息传递与仪式共享
研究传播的“仪式观”之思想，从传播的“传递观”切入似乎并无不妥。
什么是“传递观”?凯瑞有如下论述：“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名词来描述，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传播的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翱翔时的速度与效率。”凯瑞继续论证道：“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那么，“仪式观”又是指什么呢?凯瑞讲得浅显易懂：“传播的‘仪式观’虽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相对淡薄，但它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观点……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沟通’(communication)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新闻：从“永恒”到“流变”
以新闻为例，在传递观看来，新闻就是把一些信息像搬运物质实体一样从甲地搬运到乙地。甲地是信息产生的源泉，或者至少是信息的地：乙地则是信息的归宿地。
但从仪式观视角来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乙地的人们阅读报纸新闻时，更多地不是将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与甲地人共同参加了同一次弥撒仪式。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却得到了描述和强化。
究竟什么叫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呢?笔者认为，就是指，阅读新闻强化了人们对于新奇、变异、偶然、反常的关注。现代新闻的成型一般被认为是在17、18世纪。在此之前，人们阅读最多的恐怕是英雄传奇和史诗。通常，传奇、史诗被称为“经典”。什么是经典?简单地说，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不会被人轻易遗忘的东西就是经典。那么，什么东西能超越时间?显然，只有那些一般的、恒常的规律，才能够不受时间约束而长久存在。因而，阅读传奇、史诗，就会在无形中加强人们对于永恒、必然的关注。这种关注的状态，其实就是“古典主义原则下的生活状态”。用亚里士多德那句最有名的话说：“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显而易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偶然情况是不重要的，必然规律才是重要的。柏拉图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曾表示：“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它不再迷迷惘惘地乱跑，它安定不变了，和不变的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变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
回到新闻上来，仪式观的意思恰恰是，人们阅读新闻，而不再阅读传奇与史诗，其意义绝不在于多知道了几条新讯息，而在于：人们从此放弃了对于永恒、必然、普遍的关注，转而更关注偶然、变化、特殊的情况。固然，新闻消息有传递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着需要人们研究的各种规律。这正是传递观研究的核心。而这一过程的更深层面，却是对人们生活和思想状态的根本改变。我们可以说，从哲学层面上讲，人们的生活状态开始从“古典主义原则下的生活状态”转向“现代性原则下的生活状态”了。所谓现代性原则，虽然难以用几句简单的话语说清楚，但简言之，恐怕就是指对流变的关注。现代新闻的成型与繁荣恰恰是对现代性的最佳注解，它打破了人们思想的固有状态，使全世界都处在流变与人们不断适应流变的过程之中。
永恒与流变，一直是哲学领域里的热点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肯定流变的，就是所谓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否定流变的，就是所谓的阿波罗(日神)精神。为詹姆斯・凯瑞所推崇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其名著《哲学的改造》中也大篇幅地论述了永恒与流变的问题。杜威甚至认为，就整个世界发展的新思路而言，最首要的就是“兴趣从永久普遍的事物向着变化和特殊的具体的事物的转移”。杜威的至理名言正是：“所谓个人的自由就是发展，就是在必须变时立刻就变。”
无论哲学家们怎样论述与阐释，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大致理解仪式观的意思了。新闻，作为一种仪式，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这个调子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那些新奇、变异、偶然、反常的东西。对此，凯瑞精辟地总结道：“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化形式――主要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像所有被发明的文化形式一样，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一种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即‘新闻’的愿望。这一‘渴求’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就根植在不断变化的风格和中产阶级的命运中。”
学术：起点决定终点
凯瑞在经过了一系列论述后认为，仪式观才是传播的起源与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当然，在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也并非错误，只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够全面罢了。加之，传递观一直占据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在中国也莫不如此。所以，在目前，着重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更多的思考与研究，对促进传播学的发展，对探讨与揭示传播(包括新闻)的起源、实质等问题，意义将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