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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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成功的要素

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1

论文摘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现代城市能级提升的需要,也是城市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的需要,更是城市中心城区经济转型的需要。本文从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的特征入手,深入研究了中心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对如何推动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深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总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国外的很多发达城市,现代服务业占据GDP70%以上份额,成为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为国内正在寻求发展途径的城区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同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也为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创造了机遇。因此,各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借此推动城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

所谓中心城区,是指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城市中心,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经济、贸易、文化、政治等比较集中发达的城区。在这种自然和历史条件都很优越的城区中发展现代服务业,传统与历史、自然与文化等因素必然会融入其中,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规模、空间甚至效益。由此可见,界定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应有如下表述:就是基于城区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等特点,依托依靠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进行产业改造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

一、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的特征

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是从现代服务业中细分出来的,自然不能脱离现代服务业的基本特征,但由于中心城区独特的历史、科技、人文等因素参与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并影响其发展的目标取向和产业重点,使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有着独特之处。

1.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而且有些城区的历史民俗文化活动相当繁盛,城区借鉴发达城市经验,把历史文化资源当做产业来做,为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如今很多城区都在有意地为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寻找良好的产业搭载平台,使其文化产业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最大的亮点,这当然又为城区如何在现有资源中创造新的经济热点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如上海卢湾区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为基础改造的“新天地”打造出上海创意、设计等产业发展的新空间,这不仅使卢湾区的现代服务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地,也让旧上海老建筑获得新生力。而南京鼓楼区则以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的人文和科技力量组建的科技园区作为其现代服务业向高技术、高效益转向的一条捷径。

2.高素质要素不断汇集。由于中心城区是信息交换、物资流通、人才汇集的地方,而这一点恰好也是现代服务业看好和快速发展的基础。同时,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区的快速成长和发展又为各种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机遇和平台,由此又带来更多高素质要素向中心城区的汇集,“马太效应”使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的优势产业发展越来越突出。如南大-鼓楼高校科技园区的科技和人才主要来自于鼓楼区九所高校,这样的技术、人员加之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的大力扶持,吸引了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等有名投资公司的参与,也吸引了如朗讯、爱默生、明基等跨国公司的加入,为更多资金、高技术、高端人才等高素质要素的汇集创造了条件。

3.政府推动作用日益突出。中心城区的经济转型迫使政府不断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而国外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为中心城区发展提供了参照的摹本。如法国的拉德方斯、纽约的曼哈顿、东京的新宿等地都因现代服务高端产业的突出发展而独放异彩。这其中自然与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恰是政府的有为而治成就了当地现代服务业的高度发展。由此,很多城区政府纷纷顺势而动,依据自身的资源、产业、区位等基础确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目标、产业布局、行业重点,以及重点项目、扶持政策等,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呈规模化、地域性发展。如青岛市南区就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与海信集团联手建立了海信软件园,并通过双方一系列的运作,使软件业发展迅速并成为市南区的重点产业。

二、中心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

综观国内外发达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成功经验?熏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押

1.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思路。现代服务业取得成功的地区都有一个突出特点?熏就是各城区都结合自身产业状况和资源优势制定了详细的现代服务业短期和中期发展规划,明确城区产业发展目标?熏突出产业优先发展项目?熏实现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的有机统一。比如?熏上海市专门出台了《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熏对县区的产业布局进行了适时调整?熏根据各自产业优势和基础优势?熏制定了三大现代服务业聚集带和建设十二个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的整体规划,采取错位和互补的原则?熏突出和强化如金融、创意、信息等高端性和专业业,巩固上海的国内金融中心和前沿技术代表的地位。

2.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服务水平。现代服务业是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等因素形成的新行业划分类别,之所以脱胎于传统服务业,关键就在于科学技术要素对产业的支撑作用。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为改造传统服务业提供支撑,也为引领新的服务需求、创造新的服务产业搭建平台,使其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动机。因此,各地都十分鼓励诸如设计、创意、科技服务等行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尤其鼓励产学研联合体的一系列创意和创新活动?熏并积极推动创新成果的商业转化。如天津市出台了扶持高新技术孵化企业税收支持相关政策,对于区域内的重大产业科技项目给予政策、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并对于技术成果转化又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积极促使成果市场化。 转贴于

3.实施品牌战略,扶持优势企业。从国内各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情况看,在解决初期发展规模小、经济效益低的窘况时,都把目标定位在品牌战略的实施上。现代服务业的品牌有两个层面,即城市品牌和企业品牌。城市品牌体现城市的功能定位,而这一定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就在于城市所属企业品牌的发达程度和技术高度。因此,各地普遍重视扶持优势行业、优势企业,以名牌、名店和上市公司为龙头,通过合资、联合、并购等方式,突破所有制、部门、行业和区域的界限,实行连锁和集团等规模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强势发展。如青岛市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与发展品牌经济紧密结合,要在制造业品牌的基础上,打造出一批像青岛啤酒、海尔、海信等一样的服务业品牌,提升服务业发展层次和水平。而杭州对于示范企业实行的不同等级品牌给予不同的资金扶持的品牌评估机制,更为杭州现代服务业企业品牌化铺平道路。

4.加快人才培养,奠定优势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服务领域,一个国家虽然缺乏初级要素,但如果能培养出较多的高级要素,一样可以获得竞争优势。如印度的整体经济水平不发达,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是印度500亿美元软件出口给国内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中国制造业一万亿美元创造的价值。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最缺乏的正是这种高级竞争要素,也就是高级专门人才。基于此,很多城市纷纷建立健全适应现代服务业要求的人才评估机制,出台关于高端人才引进的鼓励政策,引导高等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增设对现代服务业专门人才进行培养的专业和课程,并鼓励社会做好人才引进后的各种社会保障工作。如常州市新制订出台了现代服务业“211人才培养计划”,并从市人才工作经费、市级服务业引导资金和市人才开发资金中专项拨付奖金资助这一计划。

5.优化发展环境,提供制度保障。社会化分工不仅让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更让社会因素融入经济发展中,并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非人为要素。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环境因素,而环境则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当地经济基础环境和政府环境两方面要素。而现今经济基础环境的影响力不断弱化,政府环境的作用力越来越强。因此,发达城区在推动现代服务业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把“做环境,重要的是做好软环境”放在首要位置。如,杭州在健全和完善服务业相关制度和体系,清理有关服务业的现行政策规定,消除不合理限制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服务标准,支持服务企业参与竞争,形成企业、市场、政府互动的服务体系。同时,不断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和培育征信产品和市场,加快个人和企业诚信制度建设,促进社会法治化。

参考文献

[1]李江帆.新型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4,(1).

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2

一、来自清华大学创业观察报告

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创业研究是清华大学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在2004年11月出版的《全球创业观察2003中国及全球报告》中对创业者的分类涉及到以下六种:

1、按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分类,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因为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为生活和发展而不得不进行创业的属于生存型创业;为提升自己,选择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创业,属于机会型创业。2003年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创业活动依然是以生存型为主导的。生存型创业活动占到我国整个创业活动的53%,机会型创业占47%。GEM(全球创业观察)的总体情况是以机会型创业为主,机会型创业占到70%以上,生存型创业不到30%。这种分类反映了就业情况和人们的需求层次。创业活动从生存型为主提升到机会型为主,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

2、按照创业者的性别分类,分为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GEM的男性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为11.84%,女性的该指数仅为6.90%。中国男性创业活动指数为12%,女性创业活动指数为11.16%。中国的男性创业活动指数位居全球第11位,女性创业活动指数则排在第6位。中国属于女性创业很活跃的国家。

3、按照创业者的年龄分,2003年我国内地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员年龄集中于25~44岁之间。香港的创业者一半以上在27~29岁都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业。60%的创业者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已经结婚。40%的人生于香港,60%的人是外地人。外地人创业的比例很高。创业者的教育水平比香港平均教育水平高。70%的创业者经营的项目与打工所学的技术、产品有直接的关系,其中60%的人从事过经理级别的管理工作;40%是技术人员或者技师。创业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做熟不做生”。

4、按照创业者的学历分类。参与创业活动的创业者绝大多数受到过初等以上的教育。按创业能力讲,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能力越强,参与创业的人数应该越多。但是,我国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减少,具有较高素质的大学生创业比例较低,不到毕业生总数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0%至30%。这说明我国在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较大的工作空间。

5、按照创业的独立程度分类,分为独立创业和公司内部创业。中国的创业者更多地选择独立创业,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创业形式。独立创业的风险大于公司内部创业的风险。独立创业的初始条件远不如公司内部,如果条件许可,最初的创业最好选择公司内部创业。

6、按照创业者服务的行业分采掘业、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等。我国创业者的行业分布集中程度依次为消费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和企业服务业。

二、创业者应有的素质众说纷纭

1、《科学投资》杂志在“中国创业者十大素质”一文中,研究了国内上千例创业者案例,发现国内创业者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生存型创业者。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创业群体。

变现型创业者。就是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先行下海,开公司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

主动型创业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盲动型创业者,一种是冷静型创业者。前一种创业者大多极为自信,做事冲动。冷静型创业者是创业者中的精华,其特点是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或是掌握资源,或是拥有技术,一旦行动,成功概率通常很高。我国创业服务的重点应该从下岗职工转向冷静型创业者。

2、按照创业者所具备的能力分为实战型、技术型、学究型。实战型创业者大多是生意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市场高手,对市场很敏感,特别能抓住商机,这类创业者执行力非常强。这类创业者大都能从小事做起,他们很会赚钱,很会从实战中学习,对市场超级敏锐,能从中迅速找到可以借鉴与赚钱的机会;所以这类创业者前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能迅速生存下来,他们的问题在于有了钱之后的定位。

技术型创业者大都有一二门很强的技术,大多具备很强的钻研精神。

学究型创业者是本着理念的激情做事情,与运作的现实差距较大,他们一般都喜欢固守自己的观点,理论很多,实践起来会遇到许多困难。

如果实战型、技术型、学究型三种类型的创业者能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或实战型、技术型组成一个创业团队,其创业成功率会提高许多。所以创业服务不仅是培训,还应包括服务对象的团队建设。

3、在中国创业投资网上,中国富豪成功创业的特点分八种类型:

⑴勇往直前型。这是有计划、有条理地坚持不懈地实现着自己的创业计划,并且取得成功的人。

⑵逼上梁山型。他们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养家糊口,开始捣腾些小生意,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第一批拥有第一桶金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内完成创业的中国富豪较多属于这种类型。

⑶争气型或受刺激型。因受某种刺激而创业的成功者。

⑷顺理成章型。所属企业均由原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历史悠久,发展顺遂,符合政策,顺理成章。

⑸顺时势、倾家博弈型。一个顺时而动、把握政策机遇的幸运者。

⑹热血型或冲动型。一时冲动下海成功的人。

⑺无心插柳型。此类创业者的典型特征是本来没想发财,只是想解决一下生存问题,后来竟不期而遇地发了大财,山东曲阜的王义就是这种类型。

⑻知识型。是拥有自有专利技术,靠自有专利技术发达的一类。

4、按照进入的市场分为现有市场创业和新市场创业。现有市场创业是在现有市场中寻找创业机会,我国96%的创业活动都是在现有市场中寻找创业机会的;新市场创业是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这一类的创业在我国仅有4%。现有市场创业是“抢蛋糕”,创业者成功的同时会使原有的经营者失败,造成新的失业者;新市场创业是“造蛋糕”,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提高新市场创业率是我国创业服务的重中之重。

三、创业基本要素

按照创业的基本要素进行综合分类,其目的是要制定相适宜的服务策略,提高创业培训服务的效果。这种分类首先要研究创业的基本要素。

1、两要素:成功创业=70%人际关系资源+30%知识。

2、三要素:三要素说中还有不同的观点,这里介绍四种。

第一种是优秀的互补团队;合理的战略;差异化的战术。

第二种是自信――创业的关键;控制――创业的利器;沟通――创业的桥梁。

第三种是思想要明确;资金要到位;计划要完善。

第四种是知识技能、资金、社会化的服务体系。

3、五要素说:创业要有足够的资源;创业前要慎思;先有业务,再创业;经营能力最重要;内部创业更容易。

4、本文作者认为创业是合适的人员、适量的资金与适宜项目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创业的基本要素是创业者的运作能力、创业项目和创业资金。按照这三要素进行综合分类,可将接受创业服务的人员分为以下八种类型,见下表:

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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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4

关键词:服务外包、战略

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很多为制造业服务的一些服务业价值链也跟着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服务业的转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务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价值链也开始走向了大规模的转移,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2/3,2005年服务业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与此同时,制造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95%制订了服务外包战略(胡景岩,2007)。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不断扩大,服务外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江小涓,2004)。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3)承接领域战略。在承接外包领域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的优势。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要想留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制造企业,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内,就必须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发达的生产外包。这就为我国采用生产外包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时要特别重视生产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业务,生产外包的业务还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我国承接的重点。目前,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何骏,2008)。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我国承接生产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6、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我国是一个后来者。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了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都越来越深,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比制造业外包市场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脱颖而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国内相关环境,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被动”承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胆地走出去,特别是一些规模实力较强的服务外包企业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者居上。因为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及服务机构,可以更加贴近发包市场,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符合其商业习惯并能适应中国市场特殊要求的解决方案。

7、完善各种评价体系

我国在承接制造业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国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业外包的经验来发展服务业外包。因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对承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1)从投资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是基于人力资源的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制造业的投资额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投资,而对服务外包业来说,几千万的项目就很大了,这样单位面积土地的投资强度根本无法和制造业比较。(2)从进出口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基本没有进口,虽然几乎所有的出口额都是净增加值,但是,项目带来的名义贸易额却无法与制造业相比。(3)承接制造业对国家政府、当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税收、地价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务外包对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求特别高。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做到向“承包商满足发包商各种要求”来满足当地企业的各种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与我国多年来形成的招商评价体系(重视规模)、政绩评价体系(重视规模)、地区经济发展体系(重视规模)、文化传统(官本位)等评价体系不符。发展服务业,承接服务外包将改变许多已经形成的规则和标准,要求政府转变思维和服务意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承接服务外包。因此,我国应该立足于服务业的自身特点,考虑服务外包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带动作用,制定承接服务业的评价体系,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和地区经济发展体系,使这些体系从重视名义规模、重视名义作用向重视质量、重视实际作用转变。

8、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缺乏总体优势,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制造业外商投资在中西部较少,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困难较多、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的量较少。这就是经济差距长期存在、各种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目前,我国政府面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挑战,而国际服务业转移(承接服务外包)为我国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与制造业特别重视交通运输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务业发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软件要素,例如,发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网络设施建设、品牌和信誉、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成熟度、人才素质及人力资源储备、组织与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见,这些要素与制造业等领域的要求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差异性,以及服务业外包特别是软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提供服务的特点,使中西部城市特别是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规避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王迎新,2008)。

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5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动因;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55-06 收稿日期:2008-09-11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技术革命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然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却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目前。国外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

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基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经济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及其带来的投资浪潮,成为当时国际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各具特色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然而,上述理论大都以制造业FDI为研究对象,其中为数很少的对服务业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认为,对服务型跨国公司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理论,通过简单的限定和详尽的阐述,现有的FDI理论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服务企业。

Dunning(1981)借鉴了海默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提出了独特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能够提高其竞争力的垄断优势;第二,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内部化优势。Dunning(1989)又进一步讨论了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三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首先,在垄断优势方面,信息、管理、组织与营销技术是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比如,对于咨询业和信息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获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其次,在区位优势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设施、健全的制度和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还表现为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众多等。最后,在内部化优势方面,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另外,服务技术的复制较为容易,即使有专利保护,滥用和扩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克服此类不确定性是许多服务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由。

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业中某个具体行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用传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来解释。Dunning和Norman(1983)在对商业服务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拥有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工艺是制造业所有权优势的一个源泉,那么管理和营销技巧就是商业服务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Rugman和Verbeke(1992)认为,一个公司如果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些区域约束或者非区域约束优势。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这些优势包括,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营销优势、产品创新优势、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渠道优势等。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划分为四种形式: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第三种商业存在即生产者跨境在服务消费国设立企业提供服务,从而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货物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服务贸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据国家间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对货运、客运和其它民间服务作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还提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观点,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服务贸易的动因提供解释。Hindley和Smith(1984)则指出,将标准的比较成本理论用于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任何潜在的困难都不足以对该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Kumpe同样认为,作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思想,比较优势普遍有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原理来解释服务贸易模式的学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对各种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决定服务贸易模式。Feketekuty(1989)认为,服务同商品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原理不适用于服务贸易。Sampson和Snape(1984)则是从大部分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特性出发,认为这与比较优势的基本假设“两国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相悖,H-O理论不足以解释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然后他运用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个别约束条件,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

Banga(2005)指出,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种是“垂直型”或者说是产业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在某个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统计证明,发达国家以两类高端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市场,一是传统的劳动密集性的消费服务中品质特别优秀的产品,二是更具现代意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

务。另一种是“水平型”或者说是产业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利用产业间相对的优势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像国际贸易一样,世界上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后一种类型。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模式是如何决定的。Markusen(1989,1996)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两个主要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和差异性。以知识为基础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获取知识来生产某一服务,但是当这一服务被生产出来后,它的供给边际成本是相当低的。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十分重要。差异性意味着生产者服务业是有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运用“服务链”的观念来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Francois(1990)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连接各专业化中间生产过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特征的产品差异模型,讨论了生产者服务与由于专业化而实现的报酬递增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

以上两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有各自的优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直接反映了服务业FDI的一些决定因素,更容易做实证检验:贸易理论中关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差异和竞争优势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业FDI发生的本质。然而,由于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品质差异性等,使得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其独特之处,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第一,在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把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创建出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而将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割。但是,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就变得十分困难。加上服务产品的高度差异化、难以标准化,服务企业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限制了其国际化扩展;第二,同样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并且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识和资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就必须依靠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如国际电信、国际金融、咨询等服务许多是在跨国公司范围内运作的。此外,许多服务部门直接关系国家与经济安全,与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政府规制在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认为应结合服务的特性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他们考察了美国多个服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行业包括广告和会计服务、计算机服务、工程和建筑服务、管理咨询和研发服务、消费者服务、银行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广告、会计、计算机服务主要投向发达国家,工程和建筑服务则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务行业特性的影响,如消费者服务,多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投资,难以标准化的广告、工程等服务则一般是母公司有相当多的控制权。

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规模。UNCTAD(2004)在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个关于市场规模对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并不是服务业内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即使市场规模是服务业内某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小。

(二)母国的经济规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国的经济规模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它增加了东道国被告知的消费者数量,这些消费者了解这些服务,因此,更有可能购买这些服务产品,给服务提供者带来规模效益。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广大消费者群体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滞后一期的制造业FDI存量通常被用来代表母国的经济规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认为,生产业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转而由生产业完成,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业FDI呈正相关关系。

(三)东道国政府的政策 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类似,法律规制或者政府干预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壁垒。在后GATS时代,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容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些服务行业,但是,对进入金融、电信以及公共事业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外资的持股比例有严格的限制。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考虑东道国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根据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与规制是当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和民主对于服务业中的FDI来说比一般的投资风险或政治稳定性更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经济变量对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制度质量对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FDI来说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FDI来说比较重要。

至于东道国的开放度,UNCTC(1992)设计了一个开放系数来对政府控制与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开业权和所有权)的程度进行主观评价,并且用来估计对流人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一系数对流入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出口行业比进口竞争行业更加密集地使用生产者服务的时候,如果出口产业的规模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不断扩大,那么就会产生对服务业特殊投入的持续需求。因此,在国内对这一投入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对中间服务投资的增多。因此,由一国政府政策所

决定的开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则认为,由于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东道国的开放度对这些行业FDI的流入影响较小。

(四)竞争优势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被Dunning(1989)以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来表示。随着世界各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亦日趋激烈,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变量。然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很难度量且易于转移,尤其是进入文化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通常表现为这个产业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资。既然服务业的特点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贸易程度的差异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务业的FDI来估计竞争优势的影响。UNCTC(1993)综合了显性比较优势(RCA)与产业内FDI,提出了国际竞争力指数(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计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的跨国公司在国家j的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以外的跨国公司在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

研究表明,母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该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当用ICI指数来衡量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可以发现,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竞争优势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务业中,竞争优势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 服务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通常是无形的和无法储存的,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产品的国际交易只能通过流入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当地公司在外国跨国公司的特许经营下进行生产来提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务产品可贸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提供服务产品的机会。UNCTC(1993)通过以某一服务业中服务产品的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度量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发现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六)全球寡占反应 当几个规模较大的公司相互依赖时,垄断效应就会发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发现,从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面对其国内、国际竞争者的时候,采用跟随战略来决定其在东道国投资的市场份额。Trepstra和Yu(1988)为了证实上面的结论,对美国的广告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发现那样一个跟随竞争者的全球垄断战略确实存在于美国的广告业中。

(七)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偏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要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其所生产的服务产品要适当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尽可能多地与当地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以使企业生产的服务产品适应当地人们的特殊偏好。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功进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规模 国际化扩张是公司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倾向于跨国发展,与制造业中的情况一样,公司的规模是服务业(如银行业与广告业)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东京的外国银行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进入这两个地区的外国银行都是资金雄厚、具有强大经营能力的跨国银行,这些跨国银行在母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有了国际化的动机。

(九)其他决定因素 国外学者还考察了其他影响服务业FDI的因素,包括东道国人力资本、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汇率变动等。

UNCTC(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相同的,而这些决定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也不大。行业竞争结构、政府鼓励开放的政策,被发现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Banga(2005、在对服务业FDI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综述中指出,那些对制造业FDI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同样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于服务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文化差异、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而对于制造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和生产成本差异。然而,进入21世纪,许多条件已经改变。因此,需要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下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早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学者是Goldsmith(1969),他强调金融服务业在促进资本投入到一国最具生产力的行业,进而创造更多产出过程中的作用。他后来的多数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务看作产品,并且把生产者服务看做中间产品,从而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些研究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全球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却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开放程度的加大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仅限于制造业部门,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业部门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相关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动的服务提供方式对服务要素流动的影响。还有一些模型对WTO下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涉及商业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或者单个国家产出

增长的影响。这些模型中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传统产品贸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这些模型中,贸易壁垒被视为与关税和税收是相同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过一半的来自开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计算得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电信和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增长了1.5%。Banga和Goldar(2004)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以及服务业开放对印度其他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且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马来西亚电信服务业的开放和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4130亿美元,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收益为发达国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论描述和实证检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没有一个定论。有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决策者制定政策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结语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与迅猛发展的世界服务业FDI的现实相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服务业范畴界定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这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务业范畴。

其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再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同样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服务业涉及部门多,牵涉面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6

一、视角新颖。作者把服务名牌战略问题放到我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和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注重国内外服务名牌战略理论和实践的比较,并从哲学的高度考察服务名牌战略的思考模式与灵魂。从全书的布局来看,先总后分,先把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名牌战略的基本理论、运行规律和操作建议,然后分别考察了五大主要服务行业名牌战略的特有规律和对策建议,这是目前所有名牌战略专著所没有的。作者从网上网下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名牌战略,也是其他论著所没有的。

二、具有一定前瞻性。以因特网为基础和推动力的新经济在我国刚刚起步,发展前景诱人。而因特网市场与传统市场在要素实现形式、市场范围、市场渗透力、运行机制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由此决定了网上名牌战略与网下名牌战略的不同。这一点在目前对包括服务企业在内的企业的影响不明显,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影响日趋重大。以往的名牌战略专著研究的是网下名牌战略,没有考察网上名牌战略问题。本书设了两章讨论网上名牌战略问题,即“因特网上的服务名牌战略”与“网络信息服务名牌战略”。对网上名牌战略运行的一般规律、网上名牌的维护、网上名牌与网下名牌的统一、网络信息服务名牌的创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

三、观点创新。《服务名牌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创新意义。比如,对服务名牌特点、服务名牌战略类型的阐述;对服务企业文化功能与建设原则的探讨;对于网上名牌战略、服务名牌战略与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的系统分析;对商业企业名牌战略规律、造就名牌商业集团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揭示;用名牌观点经营电视节目的提出、对网络服务名牌特点的分析;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上已经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作者强调,服务名牌战略的灵魂在于人及其文化,还提出要通过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来保持服务名牌战略的活力,这些观点、论断和论述富有启迪意义。

四、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这部著作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很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分析了服务名牌战略的基本规律,而且注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及可操作性;不仅运用了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哲学、信息科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且更注重对古今中外著名服务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这在分论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还注重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如学习型组织理论,智力资本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以及一些实践经验的总结。既运用了中外学者对与服务名牌战略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又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名牌服务企业成功的事例,从而揭示服务名牌的重要性、服务名牌成长的规律性、服务名牌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指出了中国服务企业的努力方向。读来使人感到论述较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