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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读书笔记范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劳动经济学读书笔记范文2
顾海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8岁那年，他怀着一腔热血从上海到安徽和县农村插队落户。靠着聪明和勤奋，他很快当上了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接着，他又当上了民办教师、县中等师范代课老师、小学校长。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安徽大学经济系，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顾海良的教坛履历十分完整也富有传奇色彩，小学生、中学生、中师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他都教过，且还做过教育系统的行政官员。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丰富的人生经历是自己一辈子享之不尽的财富。
记 者：您是上海人，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学校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的?
顾海良：不错，我是上海人。我在1964年考入上海中学，由于“”的原因，1967年初中没有按期毕业，在学校多留了1年半。1969年1月，我在上海中学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赴安徽省和县毛巷公社插队当“知青”去了。
记 者：上海中学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学之一。您在这所学校里感受到最深的是什么?
顾海良：记得拿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后，学校就要求我们填写一份个人自我评价、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的详细问卷。这些信息成了我们进校后分班级、分宿舍的重要根据。现在想来，我们当年班里同学性格、兴趣相得益彰，有着极大的互补性，就出于这一重要的问卷信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入学后刚见到我们年级的教导主任方启敖老师，他居然能把我们的名字几近无误地一一叫出，于细微处体现了对新生的尊重和关爱。能够想像，老师们在我们进校前花费了多大的工夫来了解学生。入学后，学校的一代名师，如唐秀颖、顾巧英老师等都给我们初一的学生作启蒙教育，谈的不是升学之道，而多是为学首先要为人、为事之道。经师易遄，人师难遭。这些，对我日后成为教师，锤炼自己教师的责任，一直起着震撼心灵的激励作用。
记 者：看得出，您对这所中学有着别样的情怀。
顾海良：我们这些校友都认为，上海中学是一代代学子永远的精神家园!
记 者：当年上海中学在教学方面是不是有些特别的革新?
顾海良：学校当时经常请名师大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给师生们举办讲座。记得当年我听过一次华罗庚教授的讲座，题目是关于“优选法”的创立与运用问题。40多年过去了，那场讲座的具体情景、华罗庚教授讲的具体内容尽管记不很清楚了，我们那些初中生也确实难以听懂他所讲的全部内容。但是他所给我留下的是一种优良的学术精神、深邃的学术眼光、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大师的学术风范。4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至今对我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都有深刻的影响。
记 者：您后来当了知青，在您看来知青岁月给您最大的历练是什么?后来是否回到过那个地方看看当地的老乡?
顾海良：知青岁月里的苦乐年华，磨砺了人的意志、品质。农村的物质条件是艰苦的，精神生活更是贫乏，所以只有尽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后来我遇到困难，想起那个时候，所有困难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后来，我回去过，不过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地方。有机会，一定回去看望当年的老乡。
记 者：我注意到，您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的，可是您当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怎么能有资格报考?
顾海良：虽然我在上海中学念初中没有毕业就下乡了，务农两年后被选到当地小学当老师。寂莫无聊、日子难以打发的时候，我便四处找书看，并开始自学高中课程。1973年，我也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考得不错，但仍然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那时的逻辑是“你考得好，证明你劳动不好，主要精力都用去学习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年我既不是“老三届”高中生，年龄又超过了25岁，于是我拿着数十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去报名，证明我已达到了高中水平，这才获得了考试资格。
记 者：高考成绩如何?
顾海良：记得当时有一道填空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紧张一时想不起来，于是一边默唱一边书写。我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我便模仿鲁迅的风格，写贫下中农如何帮助自己的事儿。那年高考，我的数学考了满分，题目很简单，难度大一点的是复数。考完之后，监考老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肯定能上。
记 者：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顾海良：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给那些经过枪林弹雨的军人提供上大学进修的机会。在和平的阳光下，那些把肩章统统撤掉的上校和下等兵不分彼此地同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这一情景让人不由生出无比感慨和激动。恢复高考后的景象与这比较相似。当时，我们同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最大的近20岁。10年动乱结束了，大家不分长幼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要把宝贵的光阴夺回来，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记 者：为什么报考的是安徽大学经济学专业?
顾海良：有《资本论》的底子，喜欢思考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数学基础也不错，就报了经济系。大学毕业后，我就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学者田光教授，继续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田光教授深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学术品质，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我经济学研究所追求的境界、风格和品质。我这一辈子很幸运，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时，又得到宋涛、卫兴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他们在为人、为事、为学方面给我帮助不少。
记 者：您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直接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件件大事，比如恢复高考制度、建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这一套完整的学位体系、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等等。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
顾海良：我认为，恢复高考30多年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现已基本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总体发展是健康的，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当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错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来作跨越式的国际比较，也不应该把精英教育的标准作为衡量大众化教育的标准。我们应当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而不是简单移植或照搬外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经验。
记 者：从您的履历看，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当过农村会计、生产队长、乡村老师、所长、教授、司长、党委书记、校长等等，您认为哪一个阶段对您后面的路影响比较大?
劳动经济学读书笔记范文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研究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是理论在科技时展所必不可少的内容。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这对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只有经过市场交换的有用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科技商品。因此，科技劳动只有满足有用劳动、社会劳动和活劳动三个条件才能成为科技生产劳动而创造价值。科技非生产虽不直接凝结为价值，但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科技生产劳动 科技商品 价值
人类科学技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开始加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开始逐步显现。工业革命之后开始萌芽发展的理论虽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却并没有对这一因素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时至今日，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拟运用劳动价值论，以科学技术与商品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以期将科学技术有效纳入理论分析框架。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何种科技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涉及两个相关问题：其一是什么样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关于生产劳动的问题；其二是科技劳动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围绕着前一个问题，我国理论界曾掀起了五次讨论的，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以何炼成、孙冶方和苏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他领域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种观点在前三次的讨论中占据着主流地位。以于光远、谷书堂、刘诗白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产劳动创造价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劳动，还包括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生产劳动，如服务劳动、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等。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且“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一词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代替；‘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这对范畴，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与非商品生产劳动’代替”（李铁映，2003）。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同。与实践的发展相适应，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生产劳动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
关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科技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其理论根据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整个劳动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人的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科技劳动当成是生产劳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科技活动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科技劳动者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商品生产过程，成为了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的设计与开发职能，是一种生产劳动。因此，科技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这一逻辑看似很好地解决了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问题，但是实际存在着漏洞。应用“总体工人”的概念虽然将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里并没有指出总体工人的具体边界在哪里，也就没有说明生产劳动的边界是什么。法官、军人、政府官员的劳动也是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可以正常有序的进行，是否可以将其视为间接参与生产过程，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呢？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应地，在现代经济中，科技劳动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企业研发部门的应用性科技劳动、开发性科技劳动等经济领域内的活动，也包括国家治理、法律制定、教育服务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劳动，而且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科技劳动参与影响生产过程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的利用“总体工人”的概念将科技劳动全部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曼德尔也曾认为“科学活动只有当它与物质生产直接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就意味着：看它是否能注入商品生产活动。如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保守或影响到资本增值的那些困难的缘故——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真正的生产力”。
根据劳动价值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的范围要随着实践的扩展而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界限的制约。生产是经济领域的范畴，虽然不能说经济领域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只能是经济领域内的劳动，不能把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到上层建筑范围内。具体到科技劳动，本文认为只有属于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劳动范畴的科技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科技生产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的科技劳动则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科技非生产劳动。一般而言，生产劳动的抽象凝结即为价值——商品所特有的属性。因此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可以等同于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进一步等同于科技劳动的产品成为科技商品的条件。本文之后的讨论即以科技商品为研究起点，分析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而创造价值的条件。
科技商品与科技劳动
（一）科技商品与非商品科学技术
所谓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有用的劳动产品。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所发现的力”和“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自然力，如蒸汽、水”等一样，都是“不费资本分文”的，并没有在市场上经历交换过程，因而科技产品并不是商品。然而今天，很多科技产品（如发明、专利、咨询等）作为各类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产品，或者可以满足生产过程中的需要，或者可以满足人类某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成为有用的劳动；在市场上，它们以专利权的转让、生产资料的买卖以及其他各种载体的交易等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转给需要其使用价值的人，因而具有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商品”的性质，成为了科技商品。它不仅包含了独立科技劳动所生产的科技商品，还包含了非独立形态的科技劳动（即与其他劳动共同合作的科技劳动）所生产的包含新科学技术的商品。科技商品已经占据了现代商品较大比重。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立技术市场以来，科技商品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交易量不断上升（见图1）。据统计，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有一些产品虽然是科技劳动的成果，有助于加深人类对于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是有用的劳动，但是由于其生产目的不是交换，也没有在市场上经历交换过程，因此并不具备商品的性质，也不是科技商品。例如，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这类科技劳动（主要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深入认识客观世界，提高人类社会知识存量，进而改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以交换并取得盈利为目的。它们的产品表现出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公共产品的性质，往往以公开、出版物等形式存在，因而不是商品。
可见，判断科学技术是否是商品的关键为交换。科技商品是有明确的产权，通过交易双方的协商可以并且完成部分或全部权力的让渡，同时伴随着货币所有权反向让渡的交换过程的科技产品。例如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包含在劳动资料内新科技、以光盘等为载体的新工艺、新方法、新的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应用新科技所生产的商品，乃至科技咨询企业所提供的科技服务都是科技商品。反之，不以交换为目的，并且没有通过交换过程即被公众所了解的科学技术是非商品，比如各项原理与发现。非商品科学技术与科技商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冯·诺依曼发现的二进制作为科学发现是非商品，但是在此基础编制的具有不同用途的各种程序就成为软件市场上的产品；再如，人类描绘的基因图谱是非商品科学技术，但是以基因图谱为基础研制开发的各种药物则是科技商品的表现形式；再如，以论文、著作发表的新的管理学原理不可以成为商品，但是以此原理为基础，针对某一企业的特殊情况设计的管理方法则可以成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
（二）科技商品二因素与科技劳动二重性
科技商品同样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的辩证统一体。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可以通过改造劳动者、改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或满足人类某种生活需要的客观存在，是构成社会总财富的物质内容；科技商品的价值是科技劳动者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科技商品的劳动是科技具体劳动与科技抽象劳动共同构成的辩证统一体。科技具体劳动是科技劳动者以满足人类心理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为目的，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的体力和脑力，综合运用各种软硬件工具，以客观世界或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为劳动对象，使其发生变化，生产不同质的科技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同具体形式的活动；科技抽象劳动也是指撇开或者抽去了科技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有用性质后所剩下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同一般抽象劳动相同，科技抽象劳动也是科技劳动者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是同质的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支出。
科技劳动二重性内含于科技商品二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科技商品二因素是由包含在其中的科技劳动二重性决定的。科技抽象劳动与科技具体劳动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从人类劳动的耗费角度看，科技抽象劳动是科技劳动者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科技商品的价值；从满足人类和社会各种需要的角度看，科技具体劳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各种具体形式不同的劳动，形成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科技具体劳动是科技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科技抽象劳动反映了科技劳动的本质内涵。前者决定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后者的凝结提供物质载体；后者是前者的本质，并且提供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基本标准与尺度。此外，科技具体劳动反映了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科技抽象劳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两者互为前提、互为保障，辩证统一于科技劳动。
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
如前所述，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等同于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进一步等同于科技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因此，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中内含了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基本条件。
（一）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由劳动价值论可知，科技商品的生产所包含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科技劳动是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统一体，即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首先，科技劳动是一种私人劳动。马克思明确提出“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相应的，科技劳动的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它们是科技劳动者或某些科技劳动者的团体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性质，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首先表现为科技劳动资料（图书、仪器、设备等）归科技商品生产者所有；其次，科技劳动者（或团体）的研究活动是独立进行的。其中他们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等研究活动的目的、内容、手段、过程都由科技商品生产者所决定；最后，科技劳动的产品归科技商品生产者所有。在现代社会，科技劳动者或其所属组织申请的技术专利、发明，乃至公开发表的论文都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法律保护期限内，科技商品的所有权、处理权属于相关的生产者，其受益权相应地也属于相关生产者。科技商品生产的风险也由其生产者承担。
其次，科技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在现代社会，科技劳动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因此，在商品经济中，科技劳动者为了交换而进行私人劳动时，这种私人劳动就具有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科技私人劳动只有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其本人的多种需要。这样，科技私人劳动成为“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见，科技劳动之所以具有社会性而成为社会劳动，是因为分工（这里的分工不仅包括科技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在社会大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还包括科技劳动内部不同学科间以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的复杂层级的分工）。由于科技劳动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能与社会发生接触，因此，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表现出来，才能“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最后，生产科技商品的科技劳动是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统一体。首先，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不是两次劳动过程，而是同一科技劳动的从两个不同维度考察的属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次，科技私人劳动与科技社会劳动二者相互依赖。科技私人劳动为科技社会劳动提供了实现的具体形式和基础，科技社会劳动反映了科技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科技劳动者的社会性，也为科技私人劳动的社会实现提供了保障。科技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科技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将科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才能间接地实现这种转化。而科技商品要实现交换，科技私人劳动就必须同时取得两重社会性质。即科技商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有用性和科技劳动的社会均等性（即可以还原为同一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耗费）。如果科技私人劳动因各种原因不能全部得到社会承认，进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那么，科技具体劳动也就不能还原为科技抽象劳动，科技商品也就难以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因此，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科技具体劳动和科技抽象劳动的矛盾，而科技具体劳动和科技抽象劳动的矛盾又通过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出来。简言之，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决定于科技私人劳动与科技社会劳动这一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的解决。
（二）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
当科学技术在市场上顺利地实现了交换，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得以顺利解决时，科学技术成为商品，生产科技商品的劳动也成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从科技商品及其生产的基本矛盾关系中可知，科技生产劳动应当满足三个条件：
1.有用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科技商品的二因素。其中科学技术要成为科技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类物质或精神的某种需要，即具有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发生，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的物质载体。科技劳动是一种具有高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成功之前往往需要经历多次的甚至是千百次的失败，不能取得预期成果。没有取得成果的劳动就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也就不具备有用性。如果科技商品不具备有用性，那么它所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成为价值的载体，即不能形成科技商品的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
2.社会劳动。科技商品是用于交换的科技劳动的产品。经过交换，科技商品所有权从关注其价值的生产者转移到关注其使用价值的购买者，科技私人劳动才能实现向科技社会劳动的转换，才能解决科技商品二因素本身的对立矛盾。以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是一种只承认第一名的锦标赛式劳动，只有最先完成、具备有用性的科技产品才可以进入交换过程，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非第一名完成的，或者是不具备有用性的科技劳动不能顺利地经过交换，也不能实现从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这类科技劳动的结果只是科技产品，而不能成为科技商品，相应地，这些科技劳动也就不能创造价值。以非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虽然不直接以科学技术的形式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内含于其共同体所生产的产品。如果整体劳动产品因各种原因没有顺利实现交换，那么生产产品的整体劳动就不能实现从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整体劳动产品也不能成为商品，整体劳动没有创造价值。此时，科技劳动作为整体劳动的组成部分亦没有创造价值。总之，不论是独立形态存在还是非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如果不能经过交换，从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相应地，科技产品或整体劳动的成果就不能成为商品，科技劳动本身也就不创造价值。
3.活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就科技劳动而言，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是科技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是他们的科技劳动的凝结。由于其使用不灭、转移不减的特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再现与转化其价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已经凝结的劳动，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再现或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劳动者使用科学技术，它们只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再多再好也无从体现，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此外，即使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也并不能产生出大于其本身价值的价值，即不能创造新价值。正如劳动力不等于劳动，科学技术也不等于科技劳动。科学技术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是生产科学技术的科技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其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即科技劳动者生产的科技商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所耗费的科技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因此，有必要严格区分科学技术与科技劳动，只有作为活劳动的科技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
总而言之，能够生产科技商品、可以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是科技生产劳动，是经济领域内具有某种实用性的可以用于交换的科技劳动者的活劳动。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科技劳动不能生产科技商品，不能创造价值，是科技非生产劳动。
科技非生产劳动对价值实体形成的影响
与科技生产劳动相对应，科技非生产劳动虽然不生产商品，不能直接凝结为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既表现于某一时点的社会横截面，也表现于历史发展的经济活动中。
（一）科技非生产劳动影响价值实体形成的横向分析
从某一时点社会的横截面来看，科技非生产劳动是生产力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它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影响价值形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理论上最好的证明。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科学技术通过影响生产力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非商品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各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随着科技非生产劳动的发展，人类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基础教育和各种科学普及教育方式，增加全体劳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全面提高科技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劳动整体的发展，劳动者中体力劳动者比例下降，脑力劳动者比例上升。英国19世纪中叶，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占到全部就业人数的64%，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下降到20%。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和脑力劳动者比重的不断上升，都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影响价值实体形成过程。
其次，科技非生产劳动是提高劳动工具先进程度的基础。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科学为新技术提供直接理论源泉与基础。相应地，科技非生产劳动的产品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非商品科学技术，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等形式出现，可以为生产科技商品的科技生产劳动提供理论指导与支持。而作为科技生产劳动结果的科技商品又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将自身价值转化于最终商品中。例如，前两次科技革命中，科技非生产劳动发现了蒸汽力与电磁感应现象，而科技生产劳动将蒸气和电力纳入生产过程，实现了这两种自然力的应用，将社会生产带入了机械时代和电气时代，实现了人手的解放，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新科技革命以来，科技非生产劳动发现的相对论、二进制成为科技生产劳动所发明的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脑的解放，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例如，一个年产5万吨的炼油厂，采用计算控制后，职工人数可由3000人减少到100人。再如，美国各行各业采用以二进制为基础设计的计算机后，其每年完成的工作量等于美国人口工作量的2000倍。更进一步，以二进制为原理的电子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生产方式大为改变。
最后，科技非生产劳动使得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使得人类生产过程在更大范围内得以进行，为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材料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分别带动了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劳动对象。科技非生产劳动还促进了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的发展，将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加之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人类可用能源不断增加，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从生产力三要素整体来看，新科技革命中科技日益一体化、群落化、社会化，使得科技非生产劳动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影响到了由生产力各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生产力系统的各个层次，成为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从而可以影响价值实体的形成。
（二）科技非生产劳动影响价值实体形成的纵向分析
通过对社会某一时间横切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非生产劳动通过支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影响价值实体的形成过程。通过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非生产劳动促进了财富的巨大增加。19世纪中叶，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在社会生产中被广泛地应用，但是科技劳动仍然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体力劳动仍然是那时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虽然马克思的论述中明确地提到了科技的作用，但是他主要的分析对象仍然不是科技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非生产劳动对于生产力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的比重日益上升。在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还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两种劳动由于技术含量不同，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也不同。“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与单纯的体力劳动相比，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更高。因此，人类社会发展中后一阶段简单劳动的标准明显高于前一阶段简单劳动的标准。这样，在社会劳动总时间相同甚至是缩短的情况下，同样以前一时期的简单劳动为标准折算，后一时期的价值总量要远远高于前一时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技术本身成为价值的源泉。因为这种价值总量的增加，伴随着使用价值量更大的增加。如果说19世纪中叶，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时，更多的关注普遍的体力劳动本身，那么今天，我们在应用劳动价值论分析现实时，更需要关注的是包含科技非生产劳动在内的科技劳动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以有效地解释我国劳动力比美国多几倍，而国内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几分之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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