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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1
无政府状态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起点。迄今为止的国际政治教科书认为，国际政治发生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场景里，不存在一个超越单个主权国家之上的机构能够拥有权威可以立法和解决国际争端;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条约，但没有高高在上的国际权力可以保证各国履行条约，处罚违反条约的行为。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最初来自诸如霍布斯之类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没有保证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因此，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为主要的生存之道，战争状态一度成为了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语。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特别是华尔兹在演绎其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时，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这样理解无政府状态的话，国家之间无社会性而言，权力斗争和物质性竞争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难道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永远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吗?难道国际政治中没有社会性吗?难道主权国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自保和自私吗?难道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就没有国际利益和全球利益吗?国际之间的规范关系包括制度化的关系能否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的制约?人类社会难道没有进步性吗?
上述一连串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际政治中有没有社会性?国内政治显然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个人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机构保证个人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人的本质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会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会性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继续并且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才论断，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那么，国际政治中是否具有社会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不能完全比照国内政治的社会性。在国内政治中，个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够生存与发展，国家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环节，政府治理与个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会化与道德文化体系。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显然远逊色于国内政治。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长期在相对封闭和无道德的环境下生存。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当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行为体之外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NGO、国际运动甚至个人对国际间政治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以国际政治中没有出现一个中央政府来否定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世界体系的形成与膨胀，以及以国际制度与国际政治文化为重要外化形式的国际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扩张。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缔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推崇国家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体现，国家之间不能够也不应该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国际无政府状态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是，世界主义的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试图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欧洲合众国或者康德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追求一种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社会契约，虽然历经多少次失败，但毕竟在走向一种现实化了的可能性，特别在欧洲联盟的成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19世纪以来世界主义在欧洲实现的希望。另外，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不争现象是，主权国家之间从来就在一种契约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欧洲有关各国就开始对于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的管理达成了国际协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多的国际条约发生在交通、运输、电信、邮政、公共卫生、经济贸易、战争与和平等许多领域。1919年出现的国际联盟，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以及1994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均形成了对主要主权国家的契约关系，这些国家愿意让渡较重要的国家权力，并保证遵守国际条约，接受有关国际机构的强制性制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功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个别职能，都出现了类似国内社会契约保证方面的强制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国际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国际公共领域)，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性自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失灵的难题，缔结国际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契约，不仅是因为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合作与共赢空间，而且因为国家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话语沟通以及广泛的公共批语领域。根据江忆恩的观点，在共同利益和共赢程度不足以支撑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劝说者富有权威、重复说服等条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国际地位、荣誉和威望或惮于国际社会的谴责、羞辱、惩罚引起国际地位丧失的考虑而加入到集体行动和国际契约中，简言之，“说服行动”和“社会影响”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化进程，使得有关国家或自愿服从某种共识，或慑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遵从某种理念，从而促进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巩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社会性。
第二，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虽然秩序性与社会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联系密切。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持有可信的预期，说明社会性在起作用，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有序状态。在国内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这种可预期性更加明显，而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国际秩序更多地需要战略克制、国际道德与国际条约，这种可预期性就小得多，但是这两种秩序都是社会秩序，均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首属群体”性，表明了人类社会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对于社会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会性对于秩序的条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尔的话说，“在国家之间与在个人之间，实现有序状态的条件是不同的”，对于国内政治来说，实现国内秩序必须要有中央权威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个人在自我安全的保护方面远不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比较容易进行冒险行
为和非理性行为，必须有一种强制的政府力量来威慑个体或者部分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而在国际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历史中，完全可以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国际秩序，即使没有大国的主导性治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协调，主权国家都会遵守主权国家建立时的基本国际规则。17世纪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8世纪有乌得勒支秩序，19世纪有维也纳秩序，20世纪有凡尔赛秩序、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等等，这些都是大的国际秩序，不同的时段还有很多小的秩序，每个秩序都是有关国家从国际谈判、大国会议和国际斗争中得来的，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和国际权力机制加以保证。当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一样，其可持续性也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c主权国家的秩序是主权国家的外交实践本身建构起来的，这种外交实践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性，反映了多数主权国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面的各国国内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政治中的秩序建构虽然与国内政治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要求，是人的社会性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权国家之间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较明显体现，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是天生的，因为主权国家的建立从其本源上讲，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赖于国家之上的权威的统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据自身的强大与否决定其生存问题。主权意味着平等权，即在国际政治中，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确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时也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生存权利。这样的一种相互承认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相互依赖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学领域阐明这种相互依赖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霍布斯关于国家与社会起源的学说，认为自然法旨在“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这种社会本质性就是相互依赖性：各国间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识，遵从一种“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主权制度由此建立起来，相互间承认对方有一定的领土作为专属辖区，以拥有一种“生存与自由的权利”。如果说洛克的思想论证了主权国家天生相互依赖性的来源的话，那么，对于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洞察者则是格劳秀斯，他认为主权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最经典的国际行动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这无疑都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本质性的另一种正确判断。然而，马克思看得更远。他洞察到，主权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对世界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是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社会外化。世界交往、贸易与生产力的扩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总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更为本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进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不仅在能源、金融、市场、生产诸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在安全与社会交往方面相互依赖，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与贸易方面相互依赖，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相互依赖。复合相互依赖出现在国际交往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社会性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主权国家之间具有某种体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性的最高体现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基本价值架构或规范的内化程度越高，社会同质性和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社会若出现了意识形态或者主流文化价值的缺位，那么，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处于危险状态和动荡状态，社会性就较低。同样道理，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是否存在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是否拥有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道德，是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文明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质是，是否承认基本的国际政治文化。什么是国际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概论的简单延伸，不少国际政治社会学家意识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形式上讲，它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等。国际政治文化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并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内化的过程。以国际法为例，近代国际法主要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由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习惯与条约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到了19世纪就开始大量吸纳欧洲以外的基督教国家的法律成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体系”、非基督教和非欧洲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法的贡献增加，目前的国际法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面对共同的国际问题不断创新的全球法律体系。
第五，国际政治不是无国际治理的领域。国际政治中，之所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治理或者文化治理的背后，总有着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国际力量中最根本的是大国;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与国际运动;最后，还有日益活跃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里有必要重视大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往往看到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大国固然有正义的大国与非正义的大国之分，也有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之分，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往往由大国来负责，破坏和平的往往是大国，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的也是大国。在一个单极国际体系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最大的发言权表明它在国际治理方面有着最大的责任。从历史上看，一个时期内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状况，与这个时期内的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最大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国际行为上来，比如国际经济援助、意识形态的国际示范效应、国际会议的召集情况、国际安全情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特殊责任与功能，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大国的治理模式就是权力治理与单边主义，相反，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国际承认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愿意奉行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合作的时候。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2
【摘要】金融抑制，直白说就是金融领域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导致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的现象。按照MBA智库的说法，金融与经济拥有辩证关系，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但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结合中国的情况，探讨了金融抑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投的影响，发表了一些见解。
【关键词】金融抑制；对外直投；发展中国家
金融抑制，直白说就是金融领域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导致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的现象。按照MBA智库的说法，金融与经济拥有辩证关系，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处，但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
金融抑制
一、概述
对外直投的影响因素很复杂，从宏观角度来说，可以拆分出多个因素，如人口结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增长率等。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投时提出了一个假说，金融抑制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推动对外直投。因国内市场受控，金融抑制不利于国内投资者获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因而从逐利的角度来说，投资者显然会选择对外直投。
二、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利率管制、汇率管制、资本项目管制等金融抑制措施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使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漏洞，使资金成本和流向产生扭曲。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抑制下，经常账户顺差的出现，会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从中国的经验看，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外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了对冲风险，只能大量买进外汇，形成庞大的外汇储备，而对外直投的规模虽然近些年疯狂膨胀，但是依然比不上庞大的外汇储备，体现出对外直投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同时，中国对外直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这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倾斜，国有企业更有利于获得银行的支持，而国企多数以能源企业或是制造企业为主，使得对外投资过分集中于制造或是能源领域，使得投资领域出现失衡。
并且由于中国在亚洲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使得亚洲对外直投规模大增，并且从当前形式来看，“两条线”“两个圈”在发达国家的失败，而一带一路获得了国际的广泛认可。可表明，国内资本更愿意投资于同样的发展中国家，而根源就是金融抑制，这会使成本降低。因此，中国大部分对外直投都投向亚洲或是非洲，体现出一种区域性失衡。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时，一般会作为被投资国，而处于相对高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会带来结构性的失衡，促使对外直投的壮大。
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政策存在错配，是造成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配合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从国外市场的普遍情况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推进，利率必然是一个下行的过程，效果将更好；如果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推行，社会的融资成本将经历向上的过程。如果没有较为宽松的货币供给，利率市场化这一正确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因为货币政策的不配套而达不到最优的效果，甚至南辕北辙，进一步加重金融抑制。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发展是改变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会慢慢发生作用的良药；而货币政策是水，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缺或者断。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也是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有效方法之一。银行信贷限于目前的监管政策，绝大部分投向传统行业企业，在国家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未来经济活力的摇篮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而要焕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活力，必须要恢复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
金融业发展不应与实体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前者应该对后者的发展起到良好、有效的服务作用，金融业发展当与实体经济发展同步，二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安排应以最低的成本架起储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由于金融扭曲在资本最充裕的国家造成了资本稀缺，资金有效供给不足，目前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已经达到两位数。假定某民营企业经营中，扣除综合税费、人工及生产成本，未扣除资金成本的毛利率可能刚好在15%，而如果融资成本也正好是15%的话，企业就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出现亏损。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同时存在“金融抑制”，基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变为“空心”的防范风险的必要性，贾康建议，必须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换代升级，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其间要以优化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制度结构为龙头，推动直接金融成长壮大、间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产品多样化，构建对各类需求“无缝覆盖”的现代金融体系。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3
1.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3.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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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无论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不平衡性,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不平衡性程度不同而已。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看待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如何避免和克服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把这些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内进行反思,在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两种类型
何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是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不平衡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平衡”与“不平衡”最初是一对自然科学范畴,在力学中,当几个力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时,如果所有的力的作用恰好互相抵消,从而使物体的存在形式或运动状态不发生任何改变,这就是力系的平衡。反之,所有力的作用不能互相抵消,就是一个非平衡的力系,它将引起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1]。在自然辩证法看来,自然界千差万别的物质,都表现为平衡或不平衡状态,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达到和维持在某一定值时,诸因素之间表现出协调、和谐、一致、适应或均衡等关系,这时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平衡状态。反之,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不在那个应有的定值之内,诸因素之间表现出不协调、不和谐、不一致、不适应或不均衡的关系时,这时候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不平衡状态[2]。而所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笔者看来,是指社会总体内部各部分或各要素在发展上不一致或不均衡的状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所谓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各基本要素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各要素自身的变动,或由于社会系统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各基本要素之间不能相互适应或相互协调,出现了一种在发展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非稳定状态,如在一个社会内部,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道德滑坡、腐败蔓延、理想失落等。另一种是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所谓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不同步性,从而使社会总体在发展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如我国的东部与西部之间,无论在经济的发展速度上,还是科教文化的发展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使我国社会在总体的发展上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在笔者看来,上述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平衡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无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还是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都是制约和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理论界的多数学者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仅仅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只重视对社会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忽略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其次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并把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性非经济方面的表现,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片面的。此外,还应当看到的是,尽管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两者在社会总体发展过程中总是交错在一起的。如在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中,就同时包含着某个地区内部的结构性不平衡,而某个地区内部的结构性不平衡往往是导致整个社会区域性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应注意到,区域性不平衡使得国家对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既要把两者区分开来对待,又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在辩证法看来,平衡与不平衡作为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是相互包含的。当系统内部诸因素维持在一定比例关系协调一致处于平衡状态时,其中个别因素总可能在量上增加或减少,多少有些偏离原来的比例关系,出现质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平衡中的不平衡。反之,当诸要素不能维持一定比例关系破坏协调使物质总体上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其中少数因素在局部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能组成一种暂时的协调比例关系,造成相对的、局部范围内的暂时的平衡,这就是不平衡中的平衡[3]。此外,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们象静止和运动的关系一样,具有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4]。辩证法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不平衡并非是事物的一种特殊状态,而是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并带有普遍性和经常性的状态。因此,对其作用性质的确定,只能根据特定的条件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于自然物质的运动,且均衡和协调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其状态上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结构性的不平衡,还是区域性的不平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和经常发生的。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之所以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根植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各基本要素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如经济与其它要素相比较,在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尤其是在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经济的发展具有优先性和活跃性。而政治、文化等要素与经济相比较,在发展上和变动上相对滞后。固然,政治、文化等要素为使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努力与经济形态相适应和协调,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会不断地打破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使社会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状态。这说明,社会发展结构性不平衡的形成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其形成的原因更为复杂。因为不同地区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不是单一的,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差距的形成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区域性不平衡往往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上很难找到一个最终的原因。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及其基础条件,是导致社会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但又不能不看到,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结果上的差别又可在经济以外找到其它原因,也就是说,非经济因素如科技、教育、卫生、人口素质、文化和人的观念等又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区域性不平衡的分析,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单就经济而言,的确区域性不平衡是各国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区域性不平衡现象。人类文明史证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起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于是城市和港口便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最繁荣的地方。总之,由于各个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在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各区域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格局上,只能是有的地区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有的地区则必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因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区域差异由扩大到稳定、缩小等几种情形[5]。综上所述表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必然性和经常性,即不平衡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问题在于,由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政府总会意识到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总是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对不平衡的极度发展进行调整和控制,竭力使社会的发展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状态。但社会发展的绝对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5
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各国国情不同，农村市场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依靠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农业市场化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显然不能搬套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己的具体国情，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来。
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关系辨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进程，必然要对包括农业和农村市场化建设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系统理论来看，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农村市场化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并受之影响，其中对之影响最大的应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所以，要正确选择农村市场化建设发展道路，首先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的辩证关系。
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
深入研究和把握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的关系，就必须了解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和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重要部门，彼此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农业是孕育工业的温床，是哺育工业养料的基本来源，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本，都要靠农业来提供。特别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积累决定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然工业随着独立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步减少对农业的依赖，并逐步取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无论工业怎样进步，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养料，就不能割断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工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传统农业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有依靠现代工业的强大资本、技术、装备和先进制度的支持，才能进行现代化改造，顺利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理论界和学术界根据农业与工业依存关系的演化，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即以农养工或以农补工阶段，基本特征是农业支持工业，农业剩余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成为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
第二阶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即农工自养或农工自补阶段，基本特征是农业剩余不再作为工业发展的资金要素流向工业部门，而是留在农业部门成为农业自身发展的资金积累，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依靠其自身的剩余积累。
第三阶段为工业支持农业发展阶段，即以工养农或以工补农阶段，工业部门的剩余以资金要素的形式流入农业，形成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农业发展由依靠自身剩余积累转向依靠工业剩余积累。
如果对农业与工业依存关系演化的三个阶段再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农业剩余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成为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还是工业部门的剩余以资金要素的形式流入农业支持农业发展，都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这就是市场。市场是连接工业与农业的纽带，市场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业与农业的依存关系和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市场化是包括农村市场化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就农村市场化而言，其发展进程与工业化的发展是不完全同步的。
工业化是牵动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农村市场化建设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也对工业化的加速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市场化不可能先于工业化而启动，也不可能先于工业化而实现。
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
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
城市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人类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现现代化必然要以城市化为前提和基础。
学术界和理论界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将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国际上对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志是：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40%以下为早期阶段（也有的把30%以下定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40%～70%（也有的是30%～70%）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
城市化与经济市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是城郭+市场，没有“市”，“城”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市场又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市场不扩大，市场经济就发展不了，而市场经济得不到发展，城市就不可能繁荣和发达，城市化也不可能“化”起来。同时，“城”也是“市”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城市的扩大必然导致市场的扩大，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经济市场化的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市场化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决定了农村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必然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农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在城市，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农业人口要逐步转化为城市人口，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信息也要从城市中获得，农村市场化需要以农村城市化为动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化的发展也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和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要努力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
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要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除了要分析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外，还必须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两者之间也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工业革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机器大工业导致了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而工业的集聚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城市，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工业革命拉动了城市化向前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而集中能够产生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有利于形成发达的城市文明，这正好适应了工业化的要求。由此可见，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是工业化，但城市化的发展又能够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
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要保持这样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必须有市场经济的相应发展，确切地说是需要市场联系作为保证。我们在前面分析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已证明农村市场化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之所以出现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否认市场经济，抑制市场的力量，割裂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农村市场化的发展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逐步得到了改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如下概述：工业化的大规模集中生产拉动了城市化向前发展，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能够反过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是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农村市场化是连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纽带，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农村市场化不可能先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启动，也不可能先于工业化、城市化而实现，需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牵动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发展。
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也要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拓展空间。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要在新世纪中大力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就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立足本国的基本国情，探索和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选择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通过研究分析，我认为中国在新世纪中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应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WTO对农业的要求为导向，以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有机连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帮助农民安全进入国内外农产品大市场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的作用，着力培育和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健全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对弱质农业的贸易保护，扩大农业的对外合作与交流，高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切实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业）市场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道路选择
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和走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农村市场化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坚持走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同期实现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有近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大，显然不能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再去实现农村市场化，因为这样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且将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市场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这里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农村工业化与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农村城市化也与城市化的概念有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在农村不断发展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农村内部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则是指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是从农业外部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两者所涉及的范围是明显不同的。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虽然都是指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城市化一般较多研究的是大中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农村城市化则较多的是研究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从农村工业化与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概念的差异中可以看出，如果说农村市场化不能与工业化、城市化互促共进、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则是完全可以互促共进、同步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在促进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在新世纪中，我国要继续走好这条发展路子。因为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一条既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农村市场化建设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坚持走城市、农村共同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效益。而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近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将会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这些都要求中国的农村市场化建设必须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能够从城市和农村共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广大农民创造了兴办乡镇企业这一发展农村经济的新途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一大批规模大、现代化水平高的骨干企业兴起，带动了乡镇企业工业区连片开发和与之相配套的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了一批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小城镇，既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又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能够通过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同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市场化发展新路子。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要继续走好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与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关系，坚持走共同致富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如果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必然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的问题。同时，由于农民的经济基础、从事职业、生产技能、拥有资源、区域生产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在市场竞争、淘汰和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允许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起主导作用的优势，通过对贫困农民的扶持、保护和帮助，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就业机会，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和生产经营素质，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合理调节，走出一条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致富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6
关键词：丑艺术丑美发展
一、丑之为“丑”
丑有自然丑和艺术处理的丑之分，我们要探讨的丑是指的艺术行为里的丑。丑的定义不是单一的，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义，但肯定的是：丑与美相比较而存在。几乎没有一位美学家不把丑放在美面前，以美为前提来解释的。如奥古斯丁“美是绝对的而丑是相对的”；鲍母嘉通以“主体的感性认识的完善与不完善”界定美与丑；叔本华以“主体意志的客观化是否充分”界定美与丑；立普斯以“主体在对象中投射的感情是否有价值”界定美与丑；在苏格拉底那里，与功用目的相违背的便是丑；在休谟那里，不和谐的，引起人的不安和病感的便是丑的；等等，可以说有多少种美就有多少种丑。总之丑的本质与美一样是错综复杂的，可以说丑：“在一切方面都恰好和我们提出作为美的要素的那些品质相反。”
丑的本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具有不同的内涵。丑在内容方面的特征是违目的，与伦理学领域中的否定性道德价值“恶”相联系；背离客观规律是丑在形式方面的特征，与认识领域中的否定认识价值“误”相联系。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丑作为审美范畴，与美相对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衬，是其悲、喜、崇高、滑稽等美感的组成因素。在美学范围之内丑可以定义为“指某种由于不协调、不匀称和不规则而引起非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也反映完美的缺失和不可能性。丑有别于畸形和不美”。丑的本质在于，对象以其形式状貌对主体实践效果的否定，唤起主体情感对对象存在的否定。艺术作品中的丑，可以形成审美价值。
二、“丑”的萌芽
中国文化早期的美丑观处在美丑善恶交混的混沌状态，是丑意识的萌芽。与西方相较，中国人更早领悟到美丑共存的辩证关系，先秦时就形成了对美和丑的独特认知。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形成了不尚思辨而重视社会伦理感情的哲学基调，与此相联系，中国美学重视的不是实体和对象，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与冲突，因而中国美学的最高目标仍然是伦理性的善，对于美却不甚在乎，对于丑也就较能容忍，尤其是道家思想中，“得精神于陋形之里”、“齐美丑”等观点，决定了丑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命运。先秦典籍中多将丑作“醜”，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为“醜，可恶也，从鬼，酉声。”从字义上说，丑与“鬼”相联系，这里透射出中国文化里的生命意识，丑是恶，它具有人生的负面价值。东汉王符《潜夫论·德化》中有“美考终而恶凶短折”，意思是长寿而终是美好的生命形态，而夭寿，凶死则是丑恶的人生了，这就把生命、生活和美丑观念联系在一起。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的思想，都把形式的美丑与本质的善恶区分开来。从丑的内容来看，它既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又表现为对象的社会内涵对道德规范的违背。美丑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遍布宇宙的道才是绝对的；美丑不过是道的体化而已，只要与道通即是大美。
儒家的美丑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相比之下，道家“以真为美”的美丑观更合乎美学的认识规律。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呈示出道家“体道为美”的主张：道是万物的本原，世间事物的美丑只不过是由道演化体变而来的具体形态，因而物体外表的美丑差别没有根本性的意义，美丑是相对的，而道是兼容美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对丑的宽容态度。
在中国关于丑的概念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庄子的《庄子·秋水》中北海若曰：“今尔出于崖溪，观于大海，乃知尔丑。”这里以大为美，以小为丑；在《齐物论》中就已经深刻地论述了美与丑的辩证关系：“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指出美丑的同一性；《知北游》中“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则点明了美丑的转化。汉代刘安在《淮南子·说山训》中谈到：“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不求丑则有丑矣。”从美和丑的对立与比较中认识美丑的存在，并表现出丑的独立性。可见中国古代对美与丑的态度具体表现为美丑互化，以丑衬美，化丑为美和以丑为美的观点。
三、“丑”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阶层的壮大，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兴起，美与丑的冲突日趋尖锐，丑渐为人所重视。丑被有利地推进了人们的视野，袁宏道在评其弟的诗文时曾说：“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这种审美心理是合着寻求不和谐的丑的刺激的时代风尚的。郑板桥将丑引入了绘画美学，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丑以怪为趣味的画家。
“五四”以来，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的是对特定社会政治目标的功利性追求。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加，丑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因此打破了古代美丑交混的状态，丑和美成为了对立面，鲁迅成为那时期的代表人物。
四、“丑”在现代艺术中的繁盛
在现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艺术的发展停止了脚步，直到经过80年代改革变化的十年，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期待逐渐被务实的物质消费生活取代，随着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时代也随之而来。艺术家们对艺术与社会、哲学、宗教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
从星星美展、85美术新潮到今天，中国现代美学受到了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家的猛烈冲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当尼采以一种大胆的反叛精神高呼‘上帝死了’之后，我们的艺术家也同样以一种批判的态度举起了尼采的旗帜。正如舒群在《为北方艺术群体阐释》一文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已有的一切传统已荡然无存，一个全新的、坚固、永恒、不枯的‘世界’将随之建成”。中国大地上呈现出了各种艺术潮流，国人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正统与另类、伪正统与伪另类、高雅与低俗、装高雅与特低部俗、深刻与肤浅，故作深刻与实在肤浅……所有的美与丑、伪美与真丑，从没像今天这样如此理直气壮毫无顾虑地同台演出，面对面的叫板。
总之“丑”这一美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程，至今还是有很多的争议关于丑的存在，但无疑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柏克.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2]鲍姆加通.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3]东汉王符.潜夫论.三秦出版社，19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