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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范文1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1.018
中图分类号：B842.1，B8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1-0068-05
1 引言
后悔理论［1-2］认为，后悔是一种当我们认识到或是想象自己如果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自己目前的状况本应会更好时的情绪。后悔是一种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情绪，也影响着之后的决策［3-5］。研究后悔有助于认识情绪与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好地做出决策。
后悔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要将后悔与其他负性情绪，尤其是失望情绪区分开来。但早期研究多要求被试对虚拟情景下他人的情绪进行评估，缺乏真实性和责任感。因此，Mellers［4］ 引入赌博范式，将被试作为后悔的主体，以被试的主观评定分数作为指标，通过操纵不同的反馈方式（部分反馈和完全反馈）形成不同的比较基点：要求被试在两个转盘中选择其一，转盘指针所指向的结果为被试在这轮赌博中所得的结果。在部分（失望）反馈条件下，被试只可以看到自己所选转盘的输赢情况，而不知道未选转盘的结果；完全反馈（后悔）条件下，被试可以同时看到已选转盘及未选转盘的结果。研究发现，完全反馈条件下的情绪反应比部分反馈条件下的情绪反应更强烈，证实了后悔是一种独立于失望的情绪。而这一范式的使用也使后悔研究摆脱了原来“隔靴抓痒”的困境，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6-7］。后悔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后悔对之后的决策有何影响。行为研究表明，后悔同时也影响着决策，体验过后悔的个体，其决策变得更为理智和有利［7-9］。这表明两者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过程。
纵观多年来的研究，后悔研究在实验范式和理论模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在理论方面，早期的理论仅描述了后悔的情绪特性，从现象学的角度对后悔和其他负性情绪（例如失望）进行区分，但这种以现象为依据的分类也受到质疑［10］。由于研究技术的限制，传统的研究只关注了后悔产生的方面，并没有探究后悔影响决策行为的机制。因为仅从行为实验的结果，无法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近年认知神经科学的进展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侧重，因此，当前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走向：一是关注后悔与其他负性情绪在情绪体验以及神经机制上的差别［6-7, 11］；二是关注后悔与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调控［12］。
2 后悔产生的神经机制
行为研究只能从现象上，以被试的主观感觉作为单一的指标，研究后悔或其他负性情绪（如失望）是否产生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强度大小，但无法解释导致它们差异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也不能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其具体的心理过程。由于情绪与生理反应之间的密切关系，使用生理指标（生物电、激活脑区等）是当前情绪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有助于认识不同情绪的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以及它们在这两个方面上的差异。
Camille等［6］使用了Mellers范式，以皮肤电强度和主观评定结果作为指标，比较了正常人与眶额皮层损伤病人在后悔产生上的差别。研究发现，正常被试在后悔条件下的皮肤电强度更大，且信号的强度随着已选项结果与未选项结果之间差别的增大而增大；眶额皮层损伤的病人则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他们在失望条件下的强度更大，但两组被试在主观情绪评定中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研究者认为眶额皮层损伤的病人能够在情绪生成以前对结果的输赢进行正确的编码，但在后悔产生的过程中出现障碍。而这种障碍可能是由于眶额皮层损伤的病人不能够对自己所负责任进行加工所造成的。此外，也可能涉及对负性反馈的加工、行为抑制、反事实思维［13］这些方面。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Meller's的范式的确可以使被试产生不同的比较基点，从而分离后悔和失望。
但是，赌博任务是以联结和逆转学习（在刺激、反应和反馈三者之间建立联结，或是破坏已有的联结，重新建立新的联结关系）为基础［14-15］，而眶额皮层与逆转学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6-17］，所以眶额皮层损伤病人在逆转学习方面的障碍也可能是干扰实验结果的重要原因。同时，该实验范式还混淆了对结果的责任和反馈方式这两个变量，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造成混淆。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在使用该范式时，都对其进行了种种的改进，提高实验结果的有效性。
行为研究发现，除了比较方式，责任与后悔的产生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是后悔产生的必要条件。但Ordonez等则认为责任对后悔没有影响［20-21］。Coricelli［7］等在Mellers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实验变量：被试是否可以选择赌注，并将电脑随机选择的条件作为基线，分离了责任感和是否看到未选择的结果这两个变量。结果发现，在不同条件下，被试在看到实验结果时激活的脑区以及其各自的激活强度会有所不同：与电脑随机选择的结果相比，被试在两种反馈条件下看自己所选择的结果的输赢，都会导致腹侧纹状体被激活。而被试自己选择的情况下，颞中回、中脑等脑区在部分反馈条件下被激活；外侧眶额皮层、顶下小叶、前扣带回和海马在完全反馈条件下被激活，且内侧眶额皮层的激活强度、被试的情绪自评与两个选项的结果（选择项和未选择项）之间的差值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说，外侧眶额皮层可能与负性情绪的加工有关，而内侧眶额皮层与结果评价有关（评价本来应有的结果和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该研究较为直观地揭示了后悔产生与眶额皮层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后悔理论；也充分考虑了责任的影响，使人们对后悔产生过程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了解更为完善。但研究结果并未能明确完全反馈和部分反馈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加工强度上的差异还是情绪性质上的差异，这也是目前情绪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因而单凭两种条件下激活脑区的差异，只能证明眶额皮层与后悔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简单断定眶额皮层就是后悔产生的特异性区域。此外，这一脑区在后悔产生的神经回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影响后悔产生的核心过程，还只是影响其中的某个子过程或者相关因素？具体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的结合，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Coricelli［22］总结神经心理学与fMRI的研究后认为，除了受刺激的物理属性所驱动的输赢或对错评价以外，后悔的产生涉及两个独特的加工过程：陈述性加工（declarative process）和自上而下的调整（top-down modulation）。前者是指个体通过陈述性的语言，描述结果及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决策中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形成陈述性记忆，其主要加工区域为海马；后者是指个体根据已选项结果和未选项结果之间的比较和陈述性记忆，思考自己对结果应负的责任以及结果本应是什么的反事实思维过程（认知调整），其主要加工区域为眶额皮层、背侧前扣带回和杏仁核。这一模型是目前对后悔产生总结最全面的模型，但也存在以下问题：没有明确地揭示相关的认知加工与后悔产生的关系，这些认知加工之间是串行还是并行？相关脑区在回路中到底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其相互关系又是如何？除眶额皮层外的某个脑区的损伤是否同样会导致后悔的缺失？现有的研究数据还不足以对此作出明确回答。
3 后悔影响决策的神经机制
根据先前的结果，调整之后的行为决策是人类适应性的体现。早期的效用理论［23］、后悔理论［2］都对此提出各自的解释，并一致认为：人们会根据选项间效用值的比较结果，调整下一次的决策行为。行为研究也普遍证实了后悔对决策的影响：个体都倾向于回避曾经给他们带来更强后悔的选项，并据此调整决策［9, 24］。但是这些理论和研究结果都无法解释后悔对决策起作用的机制。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眶额皮层损伤的病人则缺乏这种调整自己决策的能力［6］，常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仅与后悔产生有关，还是在决策阶段也出现了异常？从现有的理论以及仅仅探索后悔的产生机制都无法解决，需要从神经生理的角度分析后悔对决策的影响机制。
“躯体标记假设”（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为此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25-26］，认为个体在对结果进行预期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情绪生理信号，影响以后的决策行为，而这种情绪标记则源于个体对以前类似事件的情绪体验：负性情绪体验导致负性的躯体标记，对决策产生预警；正性的躯体标记则对决策产生激励，从而提高决策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这种标记的缺乏或阻断则会降低决策的效能。而这个过程主要涉及杏仁核［27-29］、腹内侧前额叶(包括眶额皮层)［30-31］、背侧前扣带回［32］等脑区。如果这些脑区受损，会使个体对负性反馈缺乏相应的生理反应，从而在调整行为时出现困难。
Coricelli等［7］对选择阶段的激活的脑区进行分析后也发现，被试在对选项进行选择时，与他们接受结果反馈时所激活的脑区相同，如内侧眶额皮层、右外侧眶额皮层、顶下小叶、海马以及左侧杏仁核，表明人们在决策时会重新激活以前产生的后悔的表征，使得之前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情绪体验对当前的决策造成影响。电生理研究则发现，在赌博的初始阶段，被试只有在奖赏出现时才会出现较强烈的皮肤电反应，但经多次重复以后，其在选牌时也同样会出现较强的皮肤电反应［13］。而强化学习理论则提出，ERN（error-related negavitity，错误相关负波）波幅除了反映输赢大小，还反映了个体在承担风险和决策中的倾向。被试如果在前一轮中输了钱，那么在随后的反应倾向与输钱反馈时的ERN波幅呈正比。ERN波幅越大，该被试越倾向于回避随后赌博中的风险［33］，因此，Nieuwenhuis等［34］推测，ERN的产生可能是一种“躯体标记”，是情绪对决策起作用的机制之一。这些研究都表明，躯体标记充当了情绪与决策之间的中介，个体通过躯体标记可以直接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
综合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脑损伤病人的加工异常不仅仅只存在于后悔的形成阶段，也存在于决策阶段。但是在各阶段异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躯体标记的异常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4 情绪和决策的关系
目前后悔的认知神经研究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无论是在后悔的形成方面，还是后悔对决策的影响方面，研究者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目前对这两种机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个体首先就决策后反馈的效价以及其他性质建立表征，再根据各种背景因素（相对的大小、概率）对结果进行细致地评价比较，并且产生相应的情绪；在对下一次决策的结果进行预期时，相关的生理活动使得这些情绪体验会被重新激活，产生不同的情绪信号，并影响被试的决策或使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再次出现负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多个脑区参与了相关的过程，主要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眶额皮层）、前扣带回（ACC）、杏仁核、海马、基底前脑。结合多项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的关系可以总结出以下关系式及各个加工阶段相关的脑区(见图1)。
某一个认知过程往往是多个脑区共同协作的结果，但目前的研究似乎还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个脑区之间的动态关系。与其他社会性情绪相似，后悔研究就理论和实验结果而言，其具体的机制和认知过程，外显的现象和内在加工机制之间的关系，还未被清楚地认识。
5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前，关于后悔的认知神经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概括：① 情绪的生理机制和心理过程未能统一。关注心理过程的研究往往只是流于对表象的描述；关注生理机制的研究则无法明确后悔是否真正被诱发。后悔的核心过程是反事实思维，但目前对此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这方面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尚未起步。因此，如何提取出后悔的核心因素，将其与其他负性的预期情绪（如失望、内疚等）从情绪特性和认知过程上都区分开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② 对与复杂情绪相关的认知过程研究较少，关系不明确。目前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善于研究基本情绪，但对复合情绪关注较少。后悔与各种基本认知过程（强化物表征、结果评价、结果预期以及决策）密切相关，人们无法明确后悔的产生是由特定的脑区所负责的，还是仅仅是这些认知过程的一个“附属产品”，与特定的脑区无关。而这些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目前也并未明确，也没有足够的研究数据对模型的假设给予支持。③ 实验范式本身存在着混淆因素。Mellers的赌博范式涉及了金钱的得失以及逆转学习这些干扰变量，而眶额皮层、杏仁核以及背侧前扣带回等脑区也与这些任务相关。无法明确得出这些脑区的活动是与后悔的产生有关，还是由于实验范式相关的认知加工所导致的。因此，研究非金钱得失的条件是否也能诱发失望和后悔，以及其所导致的不同脑区的激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
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不同的认知过程以及相应的脑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使用具有较高时空分辨率的研究手段，探测不同的脑区在激活时程上的特点，从而建立后悔产生的神经回路模型。② 对后悔的核心-反事实思维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其认知神经机制：眶额皮层、杏仁核以及背侧前扣带回等相关脑区的相互作用模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的决策过程。③ 在明确后悔的核心性质的基础上，设计更为完善的实验范式，深入分析情绪产生的脑机制，分析不同负性情绪之间相互作用、特殊的神经回路以及共同涉及的脑区，并为心理和精神治疗提供更多的理论和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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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范文2
摘要：风险决策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介绍风险决策相关理论模型和常用实验范式，结合不同研究技术论述现代风险决策研究，并指明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风险决策；脑电；近红外；磁共振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2-0097-02
在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面临着或大或小的风险情境，在风险情境下进行决策行为是人类长期以来学会的技能。个体须在损失或盈利、损失或盈利的权重、损失与盈利关系的不确定性这三个方面做出最优选择。当个体不能预告决策情境各种备选方案的结果，方案不确定且概率已知时，便构成了风险决策。在蓬勃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推动下，人们开始探讨风险决策背后的认知机制。
一、风险决策的理论介绍
风险决策的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绝对理性、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风险决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发展，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模型[1]。①基数效用理论。人们进行决策时，并不是依赖获益本身，而是更加注重心理上的满足感与愉悦程度所构成的效用，人们决策时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值，且效用与收效是对数关系时，会选择相对安全的小收益，而抛弃相对有风险的大收益。②期望效用理论。期望效用理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人们根据喜好和规则进行理性的风险决策，是根据客观规律而定的，强调效用应该根据人们的主观概率进行计算，该理论逐渐发展为决策研究的主要方法。③前景理论。前景是指风险决策中的一个备择方案，近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彩票游戏。前景理论将大于参照点的部分视为受益，小于参照点的部分视为损失，强调在进行决策时是主动的，且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不仅考虑外在表征和内在表征，也考虑个体因素。④启发式理论。启发式理论是指通过信息搜索，把问题的呈现形式在人类大脑中加以改变，使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依据心理学原则，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认知能力内作出正确决策。
二、风险决策常用实验范式
风险决策研究早期，大多采用自陈量表（如感觉寻求量表）的方式来进行，后续开发出了一系列实验室范式来开展研究，如剑桥风险任务，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骰子博弈任务等。①剑桥风险任务。具体实验模式是设定三种比例（3∶3，4∶2，5∶1），分别对应三种条件：高不确定条件、中不确定条件和低不确定条件。给被试呈现6个盒子，盒子颜色按设定的三种比例，请被试猜测黄球在哪种颜色的盒子里，不同颜色盒子对应的钱数不同。②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实验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场景，BART会在屏幕上呈现一个仿真气球，被试按键时可将气球逐渐吹大，每一次吹气均会有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风险（气球会爆破），气球越大收益越大，风险也越高，如果气球被吹爆，则该气球的收益就为零或负值。在实验中，被试可以随时停止吹气以接受当前的收益，被试须决策是继续冒险还是停止冒险。③骰子博弈任务。骰子博弈是一种收益金额与概率均明确的风险决策任务，告知被试他的电脑与另一名被试的电脑已联网，两人看到的屏幕画面一样，进程条代表投骰子的力度，进程条越长代表力度越大，力度与骰子的点数之间有着某种规律，但并不代表力度越大点数越大，因此被试要认真观察自己和另一名被试的按键位置和相应点数，从中把握进程条和点数大小之间的规律，尽可能赢更多的钱。被试按键投骰子，两人投掷的点数和大于6则赢钱，小于等于6则输钱，等两名被试都投完骰子，分屏呈现点数比较信息和输赢信息，先反馈两人所投点数的大小，接着呈现合作赌博的输赢结果。上述这些经典的实验范式，可以依据研究要求进行适当修改，也可以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脑电、磁共振等相结合，成为探讨风险决策的有效方式[2]。
三、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下文选择目前流行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作为切入点，从行为学、电生理学、近红外光学成像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几个方面论述相关的风险决策实验。①行为学研究。在行为学实验研究层面，人们通常使用反应时间、选择反应概率等考察心理过程。如徐四华的研究中，探讨真实与虚拟金钱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使用BART任务，要求被试在虚拟奖赏和真实奖赏两种条件下完成BART任务，结果发现，真实金钱奖赏比虚拟金钱奖赏有更强的反馈学习效应，即当前的风险决策更容易受到前一次决策结果的影响，前一次决策成功会使个体接下来的风险偏好水平显著提高[3]。在另外一项行为学研究中，为检验风险决策理论中期望法则这一假设，梁竹苑等通过对指导语的控制设计了两类任务：风险决策任务和计算决策任务，要求被试选择自己所偏好的模式完成实验，结果发现，风险决策任务受决策者个体差异影响，采用的加工过程与计算决策任务不尽相同，并未按照期望法则进行决策，说明不能将期望法则假设作为人们决策的唯一指标。②脑电生理学研究。脑电记录技术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特点，可以从毫秒级别考察外在事物的内在心理过程。在于凯的研究中，集中探讨了不同感觉寻求个体进行风险决策的行为表现以及结果评价的认知神经机制。采用了爱荷华赌博任务，以测试被试的风险偏好程度。结果显示，性别差异对风险决策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不同个体的感觉寻求程度对风险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感觉寻求个体在风险决策中的行为模式是“即时收益优先”模式，低感觉寻求组在负性反馈结果条件下比高感觉寻求组诱发更大的反馈相关负波，说明相对高感觉寻求组来说，低感觉寻求组对代表惩罚的负性刺激更敏感，在风险决策中更倾向于保守的选择。张娅玲等人在研究中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青少年风险决策的时间加工机制。采用剑桥风险任务，行为结果表明，被试在决策时，相对于效价来说更多地关注概率，在与奖赏匹配的高、中、低三种不确定性条件下都得到了证实。青少年在风险任务中的决策较多的是选择安全选项，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N400的波幅可能反映了不_定性程度，而LPC的波幅大小可能反映了结果评价准确性程度的高低。③近红外研究。近红外技术通过测量大脑内含氧与脱氧血红蛋白的浓度变化情况推论大脑某区域的神经活动变化情况，具有较高的时间、空间分辨率。在Cazzell的研究中，运用了功能性红外技术来研究在主动和被动的风险决策中，性别差异所引起的健康成人的前额叶皮层的含氧红蛋白的浓度变化。实验选取了四十名成人参与者完成主动和被动两组BRAT任务。结果发现：在被动模式下只有很少的前额叶皮层激活，而在主动决策并赢得金钱和在所有的实验中输钱都能激发较强的前额叶皮层激活的被试中，女性的主动决策中得到损失比男性在相同情况下有着更强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但在主动决策获胜的情况下却无明显差异。在另一项同样使用近红外与BRAT任务研究中，Li考察风险决策中年龄与性别因素的差异，选择男、女青年与老年被试，结果发现：在大脑激活模式、激活量与脑―行为相关中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年老者前额区皮层激活量明显下降，年青被试更倾向于冒险，年老者更倾向风险规避，年老被试在性别上都倾向于大的前额皮层激活增多与风险规避，但年轻被试却体现出了性别差异。④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fMRI具有较好的空间分辨率，可无创记录大脑血氧代谢情况。Rao的研究运用脑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检验“加权过程”是否存在于风险决策中，分别采用两种风险决策任务（判断决策任务与偏好决策任务），研究表明，两种决策下，表征概率与回报的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不一致，说明风险决策并不一定存在“加权过程”。在Rao的另外一项研究中，为探讨决策偏好的改变是与决策相关的博弈结构还是已有决策策略的变化有关，让被试在已有期望值上完成适应于单次决策与多次重复决策（100次）的高风险高回报与低风险低回报任务，通过脑区激活结果发现，支持风险决策中的二重加工观念，即依据单次或是多次决策来修改决策策略。
四、结语
风险决策会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学界对风险决策的研究也不会止步。现有研究从多个理论视角，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风险决策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很好的探讨，也发展起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但由于风险决策涉及的因素众多，技术手段有限等，其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将来研究中，可以加强实验范式的生态性，设计更贴近现实风险决策的实验范式来深入细致探讨其机制，也可以加强对现有技术手段的挖掘或是联合多项技术（如EEG与fMRI）等综合考察风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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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范文3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而言，逐渐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精神气质的科学伦理精神，不仅凝结着科学活动主体在认知之维上体现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维上体现的臻善精神，而且还蕴涵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结合——达美精神，进而形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笔者在探讨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时，首先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进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以及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作一探索。
一、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须弄清生成科学伦理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学精神？笔者以为，科学精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往往与求真有关，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梁启超认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见，狭义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执著情感。然而，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活动由个体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由分立型到一体化，科学评价由价值中立到与价值相关，原来狭义的科学精神向广义的科学精神延伸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国著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3］就广义的科学精神而言，它不仅关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这样科学精神就由认识论扩展至价值论，由关注认知方式到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联系。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4］刘大椿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5］。由此，可以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是科学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经过科学活动的长期陶冶和磨砺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6］与此同时，广义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且还表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切，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已超越了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之中，进而生成为一种科学伦理精神。
关于伦理精神，笔者以为，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8］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9］正像科学精神是历史生成的，其内涵也在历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样，伦理精神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其内涵在不断深化。由于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对于不同的民族，其伦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其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科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的伦理问题使人应接不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生的安顿，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内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调适，而且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即代际伦理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生命神圣”观，而且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伦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影响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这样，作为“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的伦理精神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且也要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狭义的伦理精神必然向着广义的伦理精神伸展。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底蕴。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原来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而使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内涵越来越具有互渗性：科学精神蕴涵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伦理关系，因而具有了伦理的意蕴，伦理精神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科学—伦理内涵。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发展的传承性与互渗性的统一，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故与鼎新的统一。它体现了“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存在，包括这些无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变化”［2］116。
二、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不仅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由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蕴涵着三重之维：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和审美之维。
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即包括探求和获得真知的整个动态过程。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在探索科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获得真知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直是科学中的显学，或处于显学地位，因而人们常常把求真与科学等同，或者说把探求和获得真知看作科学，甚至是科学的全部。进而，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被学者们探索、分析研究和论述得最多、最为充分。而长期以来，狭义的科学伦理精神即指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因而“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最根本的构成要素”［2］98。
作为臻善之维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负效应突现的伦理反思的过程中生成。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精神和实践理性的行为意志，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表现出来，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包括科学活动主体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学活动的伦理精神。由于科学态度“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也是由社会提供的。科学成果的使用价值，体现着社会的一般利益；科学成果的交换价值，则是个人或者小集团取得个人利益的途径”［2］163。因而作为臻善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对利益的道德抉择。
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之所以可能，与科学伦理精神蕴涵的认知之维——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维——臻善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因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首先需要从哲学视阈透视美与真、善的关系。
就美与真、善的关系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曾经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康德指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满意”［10］43；而关于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可以称呼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来，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他曾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158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严格意义上，真与美有分别。因为说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并且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时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然而，“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11］155。
就科学伦理精神而言，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对自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科学发展的崇高使命，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而且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从而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美与善作为“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枝条，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12］。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
李醒民将科学美表述为：“实验美、理论美和数学美。实验美包括实验现象之美、实验设计之美、实验方法之美、实验结果之美；理论美包括描述美、结构美、公式美；数学美包括理论数学表达的质朴美、和谐美、对称美和涵盖美。”［2］102实际上，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所关涉的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定律）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中，使真在“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与人的完善、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体现了“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甚至最高的善”。
三、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是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的有机统一。
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客观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科学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著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因为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并不保留它的独立自在性，而是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要把自然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扬弃掉，进而自然的客观存在及其客体性与科学美的理念相统一。这样，就使科学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对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对象”［11］156。从认识的视角看，这种科学活动主体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对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着的个别的事物即它是与科学活动主体美的理念无关的客观存在，或者它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对象，它是“让它所特有的概念作为实现了的概念显现于它的客观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显出主体的统一和生动性”［11］158。因此，这种审美的对象从向外的方向转回到其自身，在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变为自由和无限了”［11］158。由于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映自然本身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因而在审美中，其主观欲念退隐了，进而把自然对象看成独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学活动主体的压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由此，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所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为，追求体系的自恰美与简洁美；注重理论的明快美与练达美；关注原理的统摄美与贯通美。
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不过，这里所说的“主体之维”不是指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主观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客观先在性的前提下，对自然或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即对于科学活动主体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万物之理。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独立的自然美使我们发现自然的一种技术，这技术把自然对我们表象为一个按照规律的体系，……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扩大我们对于自然对象的知识，但是仍然扩大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的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里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而不是由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强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尔所说：“美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它的确定形式的客观存在与它的真正本质和概念之间见出固有的统一与协调。”［11］160-161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体的，体现它的实在也就完全显现为一种完善的形象，其中个别部分理论、原理、规则、定律也显出观念性的统一和生气灌注。体现了概念与现象的协调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在技术的创新美中，产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状不是与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强行使材料机械地迁就本来不是其所能实现的目的，而是按其质与形的统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过技术的创新美表现出来。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新美，还是技术的创新美，就其创造出的对象而言，尽管其各个部分已协调成为一定的观念性的统一体，但就其各部分组成来说，还保留着它们独立自由的形状。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只有观念性的统一，还具有其独立自在的实在的面貌。因为“美的对象必须同时现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的，不只是为它们的统一体”［11］161。这便是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这种科学达美精神，如同特奥多•安德列•库克在《生命的曲线》中所指出的那样：“工程效率始终与美学相得益彰。……凡精巧之建筑，其设计基础无不意味着纯结构之美。”［13］2具体表现为，追求产品的品质美与外观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与和谐美；关注造型的对称美与别致美。
通过以上的探索，我们可以领悟到，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生成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内在需要，它是科学与求真、臻善、达美的内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它是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美与求真结合，进而领悟自然美的真谛、创造技术美的奇迹、构筑艺术美的圣殿，因为“一座工程学的丰功伟绩，无论其体积大小，在完成其应履行职责的同时，同样要唤起微妙的美学情感。在这个方面，它与可爱的花朵或贝壳所激起的美学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时又将美与臻善结合即将科学美与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进而使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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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范文4
关键词：博弈论；课堂教学；眼神交流
一、师生眼神交流关系探讨
（一）眼神交流博弈关系的形成
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的决策选择，特别是人们相互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策略对抗情况下的决策选择1。表述教师与学生眼神交流博弈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局中人或参与人（教师――学生）；二是师生双方可选择的行动或策略；三是双方每种行动或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局中人、策略和收益合起来称为博弈规则，教师和学生双方依据博弈规则，做出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
（二）眼神交流博弈模型初探
局中人（参与人）：教师与学生，分别以P（Professoriat）和U（Undergraduate）表示。
A.策略集：导师的策略集用Sp表示，学生的策略集用Su表示。一般，Sp=（Sp1，Sp2），Sp1表示教师选择眼神传递策略，Sp2表示教师选择无眼神传递策略；Su=（Su1，Su2），Su1表示学生选择眼神接收策略，Su2表示学生选择无眼神接收策略。
B.收益：假设：教师与学生双方分别拥有各自的私人成本，教师的私人成本为a，学生的私人成本为b。当教师选择眼神传递策略时，需要付出私人成本a，同时产生一个私人收益a1（只对自身有利）和一个公共收益a2（双方都有利）；当学生选择眼神接收策略时，需要付出私人成本b，同时产生一个私人收益b1和一个公共收益b2。教师选择无眼神传递时，既不需要付出成本，也无任何收益。那么，将会出现一下四种情况：
（1）当教师选择Sp1（眼神传递），学生选择Su1（眼神接收）时，教师和学生各自都付出私人成本，并且分别产生私人收益（a1和b1）和公共收益（a2和b2）。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最终收益为a1+a2+b1-a（教师的个人收益、公共收益与学生的公共收益之和减去成本），学生的最终收益为b1+b2+a2-b（学生的个人收益、公共收益与教师的公共收益之和减去成本）。（2）当教师选择Sp1（眼神传递），学生选择Su2（无眼神接收）时，教师付出私人成本a，产生一个私人收益a1与一个公共收益a2；学生无眼神接收，因此不付出私人成本，也不产生任何收益。此时，教最终获得的收益为a1+a2-a；学生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收益a2。（3）当教师选择Sp2（无眼神传递），学生选择Su1（眼神接收）时，学生付出私人成本b，产生一个私人收益b1与一个公共收益b2；教师无眼神传递，不付出私人成本，也不产生任何收益。此时，学生最终获得的收益为b1+b2-b；教师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收益b2。（4）当教师选择Sp2（无眼神传递），学生选择Su2（无眼神接收）时，教师和学生双方都不付出私人成本，也无任何收益，均为0。
教师和学生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分析表1的收益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条件下，教师和学生的优势策略有所不同。
（5）对于教师而言，当满足：a1+a2+b2-a>b2且a1+a2-a>0时，无论学生选择接收眼神还是无接收眼神策略，教师选择传递眼神策略都会获得最大收益，此时传递眼神是教师的优势策略，解不等式组得出a1+a2>a。对于学生而言，当满足b1+b2>b时，选择眼神接收是学生的优势策略。
综上，可知，对于教师和学生个人来说，当自身眼神交流产生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私人成本的时候，会选择眼神交流；反之，当自身眼神交流产生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私人成本时，则选择无眼神交流。
二、教师和学生眼神交流如何走出困境
对于大学课堂当中的教师与学生眼神交流问题，如何走出相应的困境，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就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笔者试着给出以下两点建议：1、学生：发挥课堂中的主体作用：加大课堂参与的主动性、增强学习的动机和欲望、以开拓学习思维。2、教师：发挥课堂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能力以及把握情感。
神经科学研究范文5
【CHANCE或引发临床研究潮】
“预防早期卒中复发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全球难点。选择何种药物，适用什么治疗方法，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2013年6月30日，天坛会创始人、执行主席王拥军教授在会上报告CHANCE（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研究）及几项亚组研究成果时表示。
据了解，由王拥军教授率领团队牵头的CHANCE项目研究，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脑血管病创新药物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立”项目的支持下，共纳入国内114家中心，取得了5170例轻型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的有效数据，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轻型卒中和TIA的临床研究。
该研究报告已于今年6月26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该研究结论有：轻型卒中和TIA是可以治疗的医学急症；首次证明了使用CHANCE治疗方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氯吡格雷首剂300mg）可使3个月内卒中再发风险降低32%；CHANCE用药方案是安全的，不增加任何程度的出血时间；有理由推测对轻型卒中和TIA存在更积极的治疗方案，但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CHANCE研究结果得到了国际主流医学界的认可，树立了中国临床研究在世界医学界的典范形象和信心，突破了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临床评价的瓶颈，并有可能改写国际医学治疗指南并引领世界卒中治疗方向。
王拥军教授指出，评价一项研究要看效力。尽管CHANCE研究5000多例的样本量比较大，其研究结果也在NEJM这样的权威杂志发表，但其证据等级只是2级，meta分析才是1级。因此，我们即将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发表一个meta分析。
他还介绍说：“与SPS3等研究相比，CHANCE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卒中后的时间窗不同，SPS3研究的时间窗为6个月，CHANCE研究则为24小时。为寻找这个时间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在卒中后72小时内复发率高。二是用药时间长短不同，SPS3研究中是长期治疗，而CHANCE研究中双抗治疗的时间只有3周。我们按照CHANCE的入选标准对SPS3进行的亚组分析发现双抗仍然是有效的。”
3个月及1年随访： 二级预防用药依从性须加强
北京天坛医院王伊龙教授代表课题组报告了CHANCE研究3个月及1年的随访结果，目前资料分析结果有：随访3个月和1年，TIA和轻型卒中患者的预后不良（残疾）主要是由于复发致残性卒中事件。早期不稳定（复发集中于90天内）仍是主要预后特征，CHANCE研究中双抗治疗方案所带来的临床益处主要体现在发病急性期。3个月至1年时处于相对平缓的状态。1年的复发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体质指数、基线NIHSS评分、高血压、糖尿病及就诊时间，提示ABCD2量表结果可能在我国TIA和轻型卒中患者中被复制。抗血小板药物依从性随时间延长而下降，1年服药率为76.5%，其中以阿司匹林为主（70%）。氯吡格雷组3个月停药后1年内卒中复发略有增多趋势，但还需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分析研究。
【本刊专访2013年天坛会执行主席缪中荣教授】
《中国医药科学》：13岁的天坛会今后还会有哪些成长？
缪中荣教授：目前国际卒中领域三个最大的会议，分别是美国的国际卒中会议、欧洲卒中会议和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从规模来看，今年天坛会参会人数近7000人，让很多首次参会的国外专家非常吃惊。从会议水平上看，天坛会也与美国和欧洲的卒中大会逐步缩小了差距。本次大会的讲座题目十分广泛，涉及卒中领域各个方面，紧跟国际前沿，前瞻性很强。
每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卒中会议上，都会一些卒中领域新临床研究结果。今年的天坛会有一件新的大事――王拥军教授在会上了CHANCE研究的主要结果。这代表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将会议进一步推向了新的高度。未来随着天坛会知名度的提升，将会更加注重对研究领域、思维方式的引领。王拥军教授的CHANCE研究在本次大会上的，将会改变过去大家不重视临床研究的状况，吸引更多医生从事临床研究；同时也会吸引更多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学家，在天坛会上临床研究结果。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把天坛会真正办成一个国际性学术大会。美国的卒中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专家主动参会，而不是受邀参会。目前天坛会主要还是以国内专家为主，国外的很多专家都是受邀前来，与美国卒中会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我们相信，这个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中国医药科学》：在今年的天坛会上，机械取栓成为专家们讨论的一个新热点，您怎么评价这一技术？
缪中荣教授：机械取栓，目前是急性卒中治疗的一个研究热点。针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救治，以前都是在血管里注射溶栓药物；但溶栓需要一定时间，还易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大家都知道，越短时间实现血管再通，患者获益越大。因此，现在随着理念和材料的发展，新出现了机械取栓的技术。我们可使用取栓的装置直接把血栓拿出来，既快速还能降低出血风险。
机械取栓对患者而言，是否获益？为回答这个问题，国内外都做了大量的病例研究。应该说，这一技术正在临床研究过程中，尚未成熟。一个急诊患者来到医院，如果我们认为他非常适合做机械取栓手术，我们会向患者及家属建议。讲清楚这一手术有可能加速恢复，对患者有好处，但手术本身有一定的风险，一是手术可能不成功，二是有时会发生血管弄通畅了反而出血的情况。如果患者对技术不成熟而存在风险有顾虑，我们还是为其进行传统的内科输液溶栓治疗。
以国内进行的调查研究来看，现在国际上已累计完成了几千例机械取栓手术，我国每年开展300～400例。我院即将牵头在国内进行机械取栓的多中心研究，以掌握更多循证医学证据。我们认为，目前从个体化病例来看，机械取栓是有效的，远期情况尚不清楚。机械取栓的技术可能很有前景，也可能经过若干年研究后发现疗效比不上内科治疗，因此，对患者的随诊很有必要。但目前我国只有几个大的临床卒中中心设有专门的随访人员，比如天坛医院的卒中中心会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调整治疗药物，并据此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血管重建，需把控三要素】
全军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建民教授――
从急性脑梗死研究的历史来看，1946年由Mcfarlane和Pilling从人尿中提取尿激酶，1958年溶栓治疗应用于脑梗死治疗，这是一次治疗上的革命。我们意识到，急性脑梗死是急性的脑供血动脉闭塞造成的缺血，针对动脉的闭塞研究药性学进行治疗。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NINDS研究首次证实，对发病3小时内的超急性期缺血性脑卒中，应用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进行血栓溶解疗法有效，这是在尿激酶的基础上，在治疗效果上有了一大进步。这是针对急性脑梗死的病因性治疗，而不是脑梗死后的康复和神经营养等。
1996年FDA批准这一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1999年PROACTII研究证实，动脉溶栓对治疗大脑中动脉闭塞有效。21世纪，因为药物溶栓治疗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出现了机械的方法，使导管到达梗死部位去注射药物。注射药物的效果依然不好，又发明了新的机械取栓装置来开通闭塞的血管。
对急性脑梗死而言，血管重建的时间窗不同。早期的研究，静脉溶栓不管是尿激酶还是rtPA，时间窗非常短，逐渐从3小时，通过研究延长到4.5小时；动脉溶栓是针对局部用药，对全身全脑的影响较小，可延迟到6小时；机械碎栓或取栓不使用溶栓药，导致出血性的概率很低，时间窗可超过8小时，后循环可延迟到24小时，这只是从发病到治疗对时间窗的简单规定。真正涉及到每个患者，时间窗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取决于患者的侧支循环。
静脉溶栓再通率低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静脉溶栓在时间窗内确实能使一部分患者获益，但有效率在20%到30%之间，治愈率只有不到20%，大部分患者依然是无效的。静脉溶栓的优点是快捷，在县级医院即可进行，只要在时间窗内注射药物，马上可起效，然后持续用药。但即使在美国，静脉溶栓的治疗率仍然很低。美国静脉溶栓比率是4%～6.4%，22%的患者在发病3小时内就诊，3.4%的患者在3～4.5小时内就诊。我国静脉溶栓率为1.6%，21.5%的患者在发病3小时内就诊，其中仅有12.6%的患者符合静脉溶栓条件。静脉溶栓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在时间窗内进行溶栓的患者太少；二是到达医院后，由于医院急救流程不畅，耽误了患者及时溶栓；三是静脉溶栓存在风险，禁忌证非常多，使能进行静脉溶栓的患者更少；四是因为NIHSS分值高，而这意味着急性卒中患者有颅内外主要动脉的闭塞。尤其是NIHSS分值超过20分，静脉溶栓的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高达17%，并发症多，血管再通率很低，效果差。研究也证实，通过血管造影来监测血管再通率，通过静脉溶栓后的颈内动脉再通率仅为10%，大脑中动脉的再通率为25%。即便血管再通，其再通程度也较差。
动脉溶栓的再通率高 把导管接近血栓来注射尿激酶或rtPA，再通率可显著提高至50%到85%，但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发生率达到5%至10%，与静脉溶栓相近。NIHSS小于或等于10分，患者无法获益，动脉溶栓只能针对大血管闭塞的患者。时间的耽误可能是没有获益的重要原因。PROACTII研究中，平均5.3小时开始治疗，治疗结束往往超过7个小时。
再通程度和时间是影响预后的关键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连续发表卒中介入治疗Ⅲ期试验（IMS-Ⅲ）4篇文章，结果表明，患者在静脉溶栓开始后转入血管内介入治疗，与单用静脉溶栓治疗相比，没有提高疗效，但安全性相似。要提高介入治疗的效果，需将从静脉溶栓到开始介入治疗的时间缩短至90分钟以内。研究显示，血管重建与再通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血管不但要完全再通，再通的时间也很关键。这就好像地震时一条胳膊被压在预制板底下，救得快胳膊就保住了，要压了8小时就必须截肢一样。
我们发现，由于时间窗的限制和容易出血，采用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动静脉结合溶栓，获益的人群有限；而机械取栓的再通率是最高的，远高于前几种方法。目前报道看，Solitaire支架的再通率很高，与Merci相比，再通率从24%提高到61%，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从33%提高到58%；Trevo再通率从60%提高到86%，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从22%提高到45%；如果用这个结果去看IMS-Ⅲ，其结果就会呈阳性。因此，从急性血管重建的角度看，缩短延误、选好病例、有效复流、机械取栓已成为血管再通的发展趋势和关键。
【急性卒中临床研究解析：介入治疗已到终点？】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洪波教授――
目前全球血管内治疗增长明显，高于静脉溶栓治疗的增长比例。动脉溶栓的死亡率下降的比例也高于静脉溶栓。对于大血管闭塞的NIHSS评分高的危重患者来说，血管内治疗的效果优于静脉溶栓。
虽然IMS-Ⅲ研究未显示介入治疗能显著提高对大血管急性闭塞重症患者的疗效，但更大规模的研究可能获得显著差异的结果。然而，从IMS-Ⅲ研究的治疗时间看，自静脉溶栓开始到转入介入治疗，平均达到了127分钟，显著落后于IMS-I研究的84分钟和IMS-Ⅱ研究的101分钟。研究中介入治疗方式采用138例常规微导管溶栓、22例EKOS超声微导管溶栓、95例Merci取栓、54例Penumbra碎栓取栓等较老的技术和材料，仅5例采用新一代Solitaire、Trevo取栓装置，疗效显著差于采用Solitaire支架取栓的SWIFT研究和采用Trevo支架取栓的Trevo2研究。
【缺血预适应：从理论到临床研究】
低氧预适应：如何从基础研究过渡到临床？
首都医科大学低氧医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专家吕国蔚教授――
50年前的呼吸学文献、低氧适应方面的文献，多数集中于器官适应水平，如呼吸加强，心跳加快等，但对组织细胞的适应机制提得很少。我研究发现：低氧条件下，为维持机体内环境相对恒定，机体器官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积极反应，并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机体组织细胞的一种 “获得性耐受”，就此提出低氧预适应的组织细胞机制，即低氧预适应（Hypoxic preconditioning，HPC）的概念；随后我们建立了低氧预适应的动物模型。经过重复实验，低氧暴露的动物在低氧舱里存活的时间是正常对照动物的10倍。正常动物只能活1.5分钟，而经过低氧预适应的动物则可以活15分钟，个别的达到50分钟。这提示我们：重复缺氧的实质是一种动员组织细胞抗低氧/缺血/应激潜能的内源性细胞保护策略，是在重复缺氧、触发氧感受-信号传导体系、诱发缺氧诱导基因表达的基础上，启动细胞节能、脑可塑性和抗缺氧因子生成等系列级联反应。这些基础研究发现可转化为重复缺氧训练，增减脑化学成分，注射抗缺氧因子制剂等一系列的缺氧防治新措施。
缺血预适应给卒中防治带来新思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吉训明教授――
以往的药物治疗、手术及支架治疗等都是外源性干预，缺血预适应是一种内源性的调动自身对缺血的耐受抵抗。它是一种以缺血、缺氧来抗缺血缺氧的机制，可谓“以毒攻毒”的治疗手段。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得以控制。我们不对血管的狭窄和闭塞本身进行干预，而是通过这种训练去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以求改善缺血区的脑血流，降低组织的代谢，使缺血性血管病得到治疗。吕国蔚教授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缺血预适应研究的专家，早期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认可，但当时这种缺氧训练的方法很难用于患者。后来我们经几十年研究发现，四肢远程缺血预适应训练，对神经系统及循环系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一些颈动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通过远程缺血训练产生侧支代偿，可免除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尤其对高龄或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效果较好。为提高疗效，我们还专门开发远程缺血预适应训练仪，并进行了一项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发表在Neurology杂志上，在美国卒中大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解读中国脑静脉窦血栓形成专家共识】
天津市血管介入放射治疗基地十八病区主任范一木教授――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下简称CVST）仅占所有脑血管病的3.5%，死亡率却达到20%～ 78%。1991年全球才开始静脉窦血栓介入治疗。
流行病学研究：CVST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发病率不同，多有诱发因素，如感染、妊高症、颅内肿瘤、凝血性疾病、创伤和长期口服避孕药等。不管是获得性还是遗传性的，主要诱因几乎都是血液高凝状态。其病理学机制并不复杂，就是回流障碍。
临床表现及诊断：该病最大特点就是无特殊性、无首发症状，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是任何神经疾病都可能发生的，因此常出现高误诊、漏诊。疑似患者要进行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脑脊液检查确诊。其中，实验室检查目前还存在争议，而脑脊液检查对CVST诊断并无特异性，但有助于查找CVST的病因并指导治疗。该病发病时，脑脊液的成分不会有太大改变，更多的是改变脑脊液的压力。
CVST诊断最重要的是影像学检查，一部分患者通过CT检查即可看到静脉窦内的血栓。当看到静脉梗死伴有出血的CT影像，首先应想到是CVST。CT只能诊断较典型的CVST，一部分CVST患者无特殊CT表现，而在磁共振上多数会有所表现。两种磁共振中，MRI可直接看到静脉窦上的血栓，而在MRV上可看到静脉窦显影状态和侧支回流的方式。目前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SA）是CVST诊断的金标准，除了可看到静脉窦的充盈缺损或不显影之外，还可了解静脉回流方式（如通过海绵窦代偿等）。对一些难以诊断的CVST患者，DSA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其可计算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延长意味着血管回流障碍。
专家共识诊断建议：尽管平扫CT和MRI有助于对疑似CVST患者提供初始诊断，但阴性结果并不能排除这类疾病。对内科治疗下仍有持续或进展症状以及血栓扩大的CVST患者，建议早期随访，进行CTV或MRV检查。
专家共识治疗建议：尚无很多资料证实，某项治疗最适合对应这类疾病的某种表现或状态。抗凝治疗是目前治疗的首选和基础，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阻止血栓进展、缓解临床症状，但不能溶解已形成的血栓。
无抗凝治疗禁忌证的CVST患者，应根据患者体重给予皮下低分子肝素治疗或静脉肝素治疗，重症患者建议给予静脉肝素治疗。其中低分子肝素在专家共识讨论中争议较多，因其在应用中监测较困难。目标值是使APTT值增长一倍，然后转为口服华法林。需监测血小板计数、凝血象，并做好维生素K、硫酸鱼精蛋白等拮抗剂的准备。关于询问最多的问题，共识的建议是――颅内出血并非抗凝治疗禁忌证，同样也不是溶栓治疗的禁忌证，可评价出血体积大小，调整抗凝药物的剂量，严重时可停用。
抗凝时间：病因明确且临床症状有改善的患者，建议应用华法林3个月。对于复发或高凝状态无法改善的患者建议终生抗凝。
溶栓治疗：最早使用的方式是静脉系统性溶栓，比动脉溶栓使用剂量小，时间长。目前溶栓及取栓已广泛应用于CVST的治疗，但依据仅为临床研究资料及个人经验总结，缺乏循证医学证据，需进一步进行RCT来证实溶栓及取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血管内介入治疗：有动脉途径和静脉途径下的多种方式，但到目前为止，循证医学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目前针对静脉入路接触性溶栓仅有个案报道，还有待随机对照研究进行验证。
【大面积脑梗死：侧支循环是关键】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院长王新志教授――
外科治疗大面积脑梗死效果并不理想，易造成梗死灶内出血、感染、脑组织塌陷、继发癫痫等并发症，且尚无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因此临床上内科医生对大面积脑梗死的预后判断、治疗方案的总体把握尤为重要。
以我多年中西医临床干预治疗的经验来看，首先从病史进行判断，高龄、持续血压增高、高脂血症和血糖增高，会导致侧支循环代偿的建立能力下降，预后不佳。其次，从症状看，当临床症状与NIHSS评分和GCS评分、临床症状与影像学不匹配时，往往提示脑梗死呈进展性或大面积脑梗死的可能性大，其侧支循环代偿较差，预后一般也差。第三，侧支循环的结构完整性，是发挥其一级和二级侧支循环代偿能力的重要前提，尤其是Willis环，其完整性可迅速沟通左右大脑半球及前后循环血流，增加缺血区血流灌注，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带。血管闭塞发生的速度和脑动脉发育的状况对侧支循环建立的速度和程度起关键作用。第四，侧支循环评估的影像学方法有TCD、CTA、MRA、DSA，但DSA仍是判断侧支循环的金标准。我在临床发现，在头颅CT图像上梗死灶内出血高度“脑岛征”，MR图像的血管留空影也可提示侧支血流存在。
【卒中早期干预，中医药有何优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颖教授――
高颖教授分析说，中医药的主要优势是治疗时间窗相对较宽、影像学依赖性低、成本低、人群覆盖面宽。针对中医药缺乏系统、规范化研究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探索了卒中急性期证候演变规律、治疗方药、证候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化等方面，已初见成果，但还存在诸多问题，至今仍未纳入《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因此，目前亟待开展系统研究，形成切实有效、便于推广的中医药诊疗方案。
注重转化医学模式的探索 对中医诊疗方案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盲目上综合治疗方案研究和评价并不合适，因为有些病种是不太成熟的。“十一五”攻关的结论是，因前期缺乏对单一治疗措施的评价，综合方案出来后，我们的研究结果难以得出循证医学的证据。因此，针对T2、T3阶段的转化，应制定不同的任务。如脑卒中治疗相对成熟，应结合临床实践开展T2阶段研究――将临床结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指南，提出循证医学证据，并进一步完善指南，推广研究成果；下一步再进入T3阶段转化――由指南再回到临床，对每个患者实施规范化救治。这两个阶段须紧密连接。
神经科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学校教育；职业精神；课程；教师
作者简介：薛栋（1979-），女，山东青岛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2014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与职业道德融合培育研究”（编号：EJA140373），主持人：薛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3-0042-05
职业精神作为对一定专业或职业的认识和态度，它是人从事某种专业活动的精神支柱，也是个人成才的强大动力之一。学校教育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寻找职业的意义支点，促进其对具体社会责任的意识自觉，形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为学生职业生涯的个体实现和社会服务提供系统化的指导和培养。尤其对于高等教育阶段而言，学生学习的专业，决定着未来将要从事的职业。对所学专业有无明确认识，对未来职业有无远大理想，都直接影响学生在校学习和未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败。因此，结合专业对学生进行职业精神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使命。
一、职业精神的现代迷失呼唤学校教育的精神引领
现代化的生产被描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一方面生产组织的发展成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独立意识、效益意识、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等，不仅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也符合社会、组织和个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市场价值取向，使得“商品人格”蔓延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人格特征。如政治领域的权钱交易，医疗领域的“红包”交易，传媒领域的有偿新闻等。上述现象表明，成熟的市场发育并不是直接“生产”而成，它需要一种“精神”的调节。这种精神不只局限于构建个体的生命秩序，而是在职业活动中合理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对社会生活的合理价值和价值选择为指导的“职业精神”。因为相对于小农经济生产出来的“家社会”、计划经济生产出来的“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职业活动是最能够引导人成长为负责任公民的具体社会活动。实质上，随着经济增长与技术更新越来越成为职业世界的风向标时，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主体地位确立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强烈，当今的教育若对之重视不够或处置不当，就会使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物质化、数量化和庸俗化，从而泯灭了人对自我超越性的追求和对职业生活的美好向往[1]。
面对职业精神的现代迷失，学校教育必须摆脱发展不及代价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理性审视和筛选繁多庞杂的职业文化，提高受教育者主体的选择能力。同时，学校教育对职业文化的意义不仅仅是选择，还在于不断地进行精神生产，引领现代职业精神健康发展。实质上，“精神反思的任何一种更大的格式塔转换都是在精神之中发生的。不存在一种更大的、足够强度的外来精神使得我们放弃这种优越性。”[2]也就是说，对当前人类职业精神危机的回应，必须也只有在对现代职业精神本身的反思中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学校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研究者对职业自觉意识觉醒的振臂呐喊，而是切实思考和践行如何将职业自觉意识真正转变为学生个体职业精神的实践智慧，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追求，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课承与师承：学校教育传承职业精神的主要路径
学校教育传承职业精神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教育的载体使学生了解、体验和认同人类职业文化的精神要义，而课程则成为传递和保存的重要中介；二是通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将各种载体上的职业精神文化信息创造性的代际相传，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精神追求的职业人。职业精神传承以“主体―客体―主体”的形式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学校教育成为职业精神不断“内化―外化―内化”的“职业文化呼吸运动”[3]。
（一）课承：学校教育职业精神的载体传承
1.确立职业精神传承的课程目标。职业精神深刻反映着职业群体独特的信仰、态度、价值观及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等，学校教育应确立职业精神传承的课程目标，传承职业群体的职业文化，培植职业认同感。通过为学生提供系统学习职业文化的相关课程，了解、掌握职业文化的历史及时代特征，尤其要重视职业规范的学习，以促进理解其深刻的精神内涵。此外，应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纳入课程目标之中。面对多元的现代职业精神，离开理性的反思和意义的批判，人类已经打开的“潘多拉”之盒，恐怕只会放出使人类命运悬于一线的魔力。实质上，职业精神的传递是职业精神发展中的“扬弃”，是批判的继承，是继承中的发展和创造，集中体现在传承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上。因此，提高学生的文化批判与选择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应成为职业精神教育内容的重要目标。
2.发掘丰富的职业精神资源。职业精神教育课程资源的发掘应以历史为主线，找寻记录传统技艺精神发展、遗落与唤醒的人物故事与历史事件，给学生了解职业精神形成发展提供真实而生动的素材。学生首先要认识自己民族职业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对于传统职业精神的起源要有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现代多元的职业文化，才有条件在变化的职业世界里确立超越自身的职业理想并付诸实践。同时，面对丰富多样的职业文化课程资源，学校课程要遵循“用事实说话”的价值性与需求性原则，以我国传统职业文化为基点，在此基础上使职业精神课程资源的选取范围触及现代多元的职业价值体系，让学生在纵向的历史变迁和横向的多元选择中领悟职业文化的永恒精神，最终达到对某种职业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职业精神教育的过程即非说教，也非诉求；既不是道德劝诫，也不是逻辑推理。这一过程只有通过个体内心的体验达成精神层面的认同，而体验的过程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要想获得自己的内容，并使其外部表现形式适合于这种内容，就必须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因此，职业精神教育资源的选择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一方面，在考虑学生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与社会生活贴近的工作经验作为教育活动的内容；另一方面，教育活动又对社会生活与职业活动的重新融合负有责任。通过教育活动，学生应最终理解职业活动服务社会生活的真谛，从而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将职业活动重新引回日常生活世界。
3.实施主题统整的课程组织方式。问题导向是职业精神课程内容组织的有效方式。职业世界的活动经验以问题为中心，设置职业情景，建构职业事件，使学生置身其中并亲身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在对职业情景悟解的基础上，感受职业事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意蕴，并对自我进行反省和审视，从而促进学生对职业世界的意义作生命意义层面的整体把握，即通过职业角色或者职业事件寻找自我、确认自我与反观自我，这对于学生职业精神的塑造将发生深刻的作用。因此，职业精神教育的课程组织过程关键是主题的确定和规划。主题可以从职业生活及活动的关注点萃取出来，也可从职业文化的资源与遗产中获得，还可源自社会问题或议题，如“职业的价值：谋生、服务社会抑或实现自我”、“我们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等，更可以是学生自身的议题或关注的事项，如“世界500强企业最关注的职业品质是什么”、“未来20年，你将面临怎样的职场世界”等。总之，主题的确定必须关注影响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活动的自主程度，即学生对课程的组织方式是被动接受、自觉适应还是主动创造？也就是说，主题的确立必须关注学生的需求，并能激发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应是学生主体的自觉自主的探索性与创造。活动主体自己提出活动目标与任务，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设计行动步骤、研究手段，关注行为的结果，并根据结果调整进一步的行动。活动主体在活动中不仅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而且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才是对于职业精神培育最富有发展性意义的主题活动。二是主题本身的组织结构，即在确定主题的基础上，还必须对主题进行结构设计，即围绕主题设计与主题相关的学习经验，在主题的脉络下统整适切的职业经验，形成次级主题，并围绕次级主题架构更次一级的主题与活动，组成主题网络[3]。主题网络的结构越清晰且合乎教育的逻辑，活动主体越易从结构上把握活动。这样的把握不仅有助于职业学习经验的迁移，而且有助于内在信念情感的形成。
4.依托多样化的课程形式。主题活动课程、实习实训实践课程是学校传承职业精神的主渠道，为此学校应开设好多种形式的活动实践课程。一方面重视并改革以职业精神为主题的课堂教学形式，强调主题情景的创设，主题内容的审美化处理，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及反思；同时，注重在各类课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另一方面结合专业创新实习实训课程的开发，通过规范实习纪律、学习先进职业人物、全程体验职业角色等手段及形式，增强实习实训课程的职业精神教育效果。此外，通过在校园及学校的图书馆、教室、会议室、餐厅等摆放象征职业精神的器物或人物雕塑，悬挂诠释职业精神的壁画等，营造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深刻理解职业精神的良好文化氛围。总之，学校课程从传承与创新职业精神的目标出发，基于学生的经验、兴趣和生活，有效设计活动主题，利用文体活动、社区实践、参观实习、专业比赛等形式实施职业精神教育。教育的过程强调学生的体验，要求学生在做中积累经验、感悟人生、建构活动的意义。
（二）师承：学校教育职业精神的主体传承
1.“师道”：教师承担“传道”使命的前提。职业精神教育的过程首先是社会和个体的需要转化为教育者的职业要求，其次是教育者以言教、身教等特殊方法把职业要求再转化为受教育者相应的职业素养。在这两极转化过程中，教育者自身的职业境界不仅是自我的生命追求，更是重要的教育资源，贯穿于受教育者职业精神培育的全过程――从教育者充分促成受教育者榜样学习的初级阶段，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主体性的实施和实现过程中发生相互影响，达到共同提高。正如韩愈《师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教师在履行“传道”使命的基础上，必须具有为师的素养即“师道”。“师道”是对教师完成“传道”历史使命的严格要求，教师在职业中所体现出的“道”，即职业精神则是“师道”的重要内容。传承职业精神对于今天的教师来说，变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和重要，因为自然文化生态下以师徒传承沿袭的传统，逐渐过渡到要求学校教育承担职业精神传承的责任，从而也对教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种职业素质不仅表现为对自身职业价值的认同与践行，更主要的表现在对学生职业价值世界的构建，让学生从教师的身上真正感受到教育的美好，进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延绵一种精神的要义，并伴随着具体的职业实践，完成各自的职业意义建构[4]。
2.教学：教师“传道”的基本途径。学校教育对职业精神的选择继承和发展创新，最终要通过教师培养学生来实现。也就是说，教师通过教学培养人才，从而实现对职业精神的传承。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是传承职业精神的基本途径。职业精神教育的教学过程是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交织中的觉醒和提升，强调师生间的精神沟通，要求“教师只能与学生共同探索，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凭借过来人的经验去强制学生接受自己的价值观”[5]。尤其进入大学阶段，教师要结合专业真正关注学生作为“准职业人”的职业发展意向和需要，理解学生作为发展中的主体的独特个性以及自由的选择。在平等尊重的主体交往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对于职业意义的理解，并在自觉认同的前提下，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并积极付诸于学习过程中。师生双方的交互作用过程，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推动职业精神创造性传承的过程，也是师生共同建构职业精神的过程。比如通过对“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职业精神师承效应的分析，师承效应人才链通过教学过程使得勇于超越、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等职业精神相继延绵，成就了我国伟大的航空航天事业。
三、职业精神传承的基本途径
（一）劳动和生活过程
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之所以世世代代不断绵延和发展，就在于职业所蕴含的精神意蕴自身具备着某种传递和延续其生命力的手段。如“祖传秘方”、“百年老字号”等文化标签，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更“表现古代社会里面生产生活传统的无上势力与价值，深深地将此等势力与价值印在每代人的心目中，并且极其有效地传延生产生活的风俗信仰，以便传统不失，团体团结。”[6]这种对所从事行业的精神意义的延绵，有机地融入于职业主体的劳动和生活过程，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强大和丰富。因此，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中始终伴随着精神意识活动，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就内含着精神要素。也就是说，人类进行物质资料和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职业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职业精神在劳动和生活中的传承主要包括血缘传承和业缘传承两种形态。
1.血缘传承。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家庭、家族是最基本的劳动生活组织。个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传承职业精神首先发生在家庭中，是通过父母及血亲长辈的口传身授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敬拜自然。“自然”是人类最初的职业，这种发自内心的“职业精神”是“与神的对话与旨意”，是内心救赎的非理性的“文化遗传”。虽然人类最初并不懂得种种生活模仿（训练）的精神意义，而正是“有益于生存”的自然判断赋予了朦胧、混沌的原始职业意识所蕴含的“善”的要求。职业精神是一种关于“善”的精神的延续，人类据此获得在劳动生活过程中维持一套善良品行的秩序。所有的这些秩序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最初通过血缘关系，源源不断地传授给刚刚进入社会传统之中的每一个新人，并在传承过程中促成了职业精神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2.业缘传承。职业活动中的精神生活并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职业个体的所思所行体现出群体或组织的特征和意志，如商业领域的“童叟不欺”、医学领域的“仁心仁术”等，各行各业都有体现自身职业特征的规范要求。因此，职业精神的传承呈现出行业特征，其传承方式称之为“业缘传承”。业缘传承最基本的形式是“师徒传承”。从入门前的考察习俗、到举行拜师仪式，再到入门后的培养，最后到举行出师仪式，这些具有行业特征的程式和规范以及技艺本身构成了职业精神的主要内容[7]。古代的“师徒传承”是一种全程的教育模式，师徒一起生活、学习、讨论，“徒弟与主师，亲若父子，俨然家族，彼此之间，于道艺外，犹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圆满之效果”[8]。正是这种“情感效应”的积极作用，师傅尽心为徒弟传职德、授职技。一传十，十带百，带出了一代代职业人，使优良的行规得以继承发扬。当然，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存在着剥削，但是正是这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学徒制度使得技艺在传承的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融合为一体。
（二）企业生产和培训过程
生产经营是企业之本，企业的职业精神都是在生产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职业精神的传承结合生产经营实践，是企业精神传承的基本途径。同时，企业培训与企业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密切相关，不仅是沟通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渠道，更是指导员工职业行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1.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开展职业规范养成教育。养成教育是培养员工职业精神的关键，需要持之以恒、情理交融、潜移默化地点滴培养和引导，使企业员工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开展职业规范养成教育，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严格按工艺规范操作。生产过程多达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每个职工都必须严格执行每道工序严细的工艺规范。二是严格进行质量管理。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产品的质量，因此企业应紧紧围绕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全面保障体系，建立质量管理网络体系，健全质检员队伍，建立“质量否决权”制度。三是严格执行纪律。工艺操作的准确无误和质量的稳定可靠，是企业产品畅销市场的保障。职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旦出现差错，立即按照规定纪律严格处理的过程，是企业精神得以落实的保证。
2.举办多种职业培训，营造职业精神传承氛围。职业培训是企业“德、诚、信”文化代代相承的重要途径。一是多种途径开展敬业爱岗教育，提高员工职业素质。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如编写企业发展史，引导员工以史为镜，规范个人言行；拍摄企业成长故事，让员工透过形象生动的影视史料体验职业精神的可贵；建立微信平台，发动员工收集身边体现企业精神的人和事，及时共享与传播，让员工从关注中认同和践行职业精神。二是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和影响职工。企业优良的职业精神得以继承和弘扬，与一批优秀员工典型的示范作用密切相关。特别是艺德高尚、身怀绝技的老职工，是企业品质和声誉的名片，他们的事迹介绍，在职工中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和良好的教育效果。三是抓住实例和机遇，开展职业精神教育。比如在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中，京城61家同仁堂药店支撑了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为此，同仁堂承受了600多万的政策性亏损[9]，用行动再次诠释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传统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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