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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数字化学习；建设社区学院；成人非学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10-0041-03
目前，中国有7.69亿从业人员，其中包括1.2亿左右需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每年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劳动力和1.6亿老龄人口。[1]这些数字显示，广大民众对非学历教育的要求越发强烈，也越发呈现出多样性的需求特征。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从业人员接受非学历继续教育人数，要从现在的16600万人次增加到35000万人次。”在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问题上提出：“到2020年，努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问题上提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成人非学历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并科学发展成人非学历教育，尤其使广大基层地市、乡镇与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得以科学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以基层电大在居民社区、企业园区与乡镇农村设立的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基础建设社区学院，是科学发展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可行性途径。
一、关于非学历教育及其主要下属概念的解释
非学历教育是一个与学历教育相对的概念，与学历教育不同，其下属概念较多，如根据教育层次的不同，可分为高等非学历教育、中等非学历教育与初级非学历教育等；根据教育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非学历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学历教育与企业工作人员非学历教育等；按教育对象年龄的不同，可分为未成年人非学历教育、成人非学历教育等。具体解释较多但大相径庭。本文主要探讨对象为成人的非学历教育，因此不涉及上述概念的详细解释，只解释“非学历教育”概念及其下属概念“成人非学历教育”。
（一）非学历教育
非学历教育是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学制以外的不授予学历证书的各类教育活动，具有学习时间较短、适用性强与内容更新快的特点，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自觉自愿活动。非学历教育具体指学历教育以外的，根据各种实际需求而进行的岗位培训、项目培训、专业技术培训、行业培训和各种行业及层次的继续教育。它是与以学习经历为标志的学历教育相对应的教育模式，在目前的社会教育体系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学历教育相比，非学历教育有明显的短期性、实用性和快捷性特点。非学历教育一般采取集中或分散学习的形式，针对实用性的内容，在短期内就能领会和掌握，不需与其他内容齐头并进，学习的知识集中而具体，是个体需要立即使用而进行的学习。近年来，随着社会快速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岗位流动加快，兼职人群快速增加以及各类生活、保健与休闲知识需求激增等，非学历教育形式与内容也呈多元发展的态度。总体上非学历教育目的既明确又具体，属于应用教育、目标教育和市场教育，它既有利于人们的立即应用，也有利于人们素质的提高。
（二）成人非学历教育
成人非学历教育具备上述非学历教育概念的性质和特点，需明确它的“成人”性质，在我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它主要属于中学后教育体系，且可多次参加。它是我国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终身教育观、终身学习观的重要体现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电大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发展概况
（一）产生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约十年间，我国非学历教育培训悄悄萌芽，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成立（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图音体美教育），二是原来作为全日制教育补充的广播电视大学也开始开展以成人为主体的非学历教育。例如上海市电大从1986年底开始，广州市电大从1987年开始。1990年，全国电大非学历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初步总结了电大系统开展非学历教育的情况。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未变，人们增加知识或提升技能的需求尚少，因而非学历教育培训还缺乏相对充分的空间，所以这一时期的非学历教育培训发展较慢。
（二）发展期
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企业改制、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等，各种社会和体制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铁饭碗”机制。为了能在择业和再就业时处于优势地位，人们提高技能和增加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各类教育培训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90年代后期，各类新职业层出不穷，催生了大量培训需求，促使一些行业培训及其机构从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向专而精的方向发展。其间的国内非学历教育培训呈快速发展态势，新东方教育培训机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规范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同时使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得以拓展至更广阔的空间。电大系统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继续壮大非学历教育。但其间人们对学历补偿教育的需求还很大，电大的主业还是学历教育，因而对如何建立根据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不同特点分类发展与管理的体制，并未作更多探索。
（三）初步繁荣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成熟，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发达国家非学历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开始影响我国并逐渐得到认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 1965 年法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提出的终身教育概念及 1973 年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2] [3]人们意识到以突出精英教育、强调学历教育和文凭至上的传统教育形式限制了人与社会的发展，教育应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终身需要。这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除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推进外，我国非学历教育培训也开始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四足鼎立”态势：1.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非学历教育培训继续发展；2.各级各类职业院校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发展；3.各行业自办培训机构的自主非学历教育培训；4.电大系统在学历教育空间相对缩小的情况下，更新办学观念，以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宗旨，充分发挥自身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大力开拓发展空间。从2006年开始，以中央电大“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与示范”项目为龙头，发达地区的各级电大在基层社区设立了一些数字化学习中心，开展了一定规模的非学历教育培训。
三、目前我国非学历教育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终身教育和学习尚未被社会广泛认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正作为令世界瞩目的大国全面崛起。为实现软硬实力的协调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和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三大战略目标。但在我国，目前终身教育和学习仅在京、沪、江浙等发达地区得到最基本的认同和实施，例如北京的社区学院已成立，社区教育已开展，基本经费得到保障。而在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非学历教育培训尚未得到真正重视，社区教育尚未开展，多数人不知社区学院为何物，更毋谈经费来源。
（二）覆盖不广、辐射不深，未能真正面对广大民众
上述我国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四足鼎立”也反映了 “四足”条块各自为政的局面。条块分割的弊端十分明显：1.覆盖不广、辐射不深，不能集聚优质社会教学资源，未能形成遍布城乡的教学网络，未能真正面对广大民众，不能方便快捷地为广大民众的学习提供支持，尚基本处于为特定人群服务的状态；2.缺乏有效监督，易违背教育培训的本意，往往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教学质量。
（三）缺乏规范运行的保障
规范运行最重要的保障是政策及法律。相对学历教育而言，目前关于非学历教育的具体政策较模糊，一直都各自为政。针对国家组织的各类证书考试的培训机构资质鱼龙混杂。规范运行的另一重要保障是经费。目前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基本是“以学养教”，导致教学对象覆盖不广、包容与开放度不够。这导致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游击队”办学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会造成学生的经济损失，而且会对非学历教育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四、以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基础建设社区学院，是科学发展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可行途径
（一）以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基础建设社区学院，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和资源集聚能力
“数字化学习中心”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数字化学习的终身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中心从2006年开始，由各地各级电大在一些基层社区建立，已有固定的教学场地和教学硬件设备，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学习中心提供支撑和支持服务的是经过30多年发展的强大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学系统，该系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为主要载体，能集聚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并输送到广大基层、农村、边疆、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促进教育公平以及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满足全民终身学习及其多样化需要。此外，数字化学习中心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例如广西北海电大的3个数字化学习中心，自2008年建立到2011年秋，已开展10期成人非学历教育，学员约2000人。但因缺乏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更大规模的成人非学历教育就此搁浅。
（二）社区学院开展成人非学历教育具有明显的管理机制优势
电大是系统办学，教学管理体制是垂直的，从中央电大到省级电大再到地市县电大，整个管理系统比较封闭，电大的数字化学习中心亦如此。但如果以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基础建设社区学院，社区学院由地方办学与管理，由地方政府建立一个全面统筹与协调的社区教育发展的领导机构，形成各部门协调运作机制，社区学院能得到地方政府较全面的管理服务，成人非学历教育就会因此获得较规范的管理和有序发展。例如萧山社区学院的具体做法是：由政府统筹与电大建立共享的互动管理体制；发挥电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电大的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搭建市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平台；发挥社区教育网络优势为电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利用社区教育提升电大的社会形象；利用社区教育拓展电大的办学空间；利用社区教育扩大电大的招生范围。在共享共嬴机制建立和运行的基础上，该合作模式取得了可喜成果，为社区学院依托电大办学进行了积极探索。
（三）社区学院能够普及真正意义的大众化教育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从统计数字上看已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毛入学率为26.5%，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与浙江等，毛入学率已接近60%，已较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我国相当多的后发展、欠发达地区的毛入学率仍偏低，如贵州2010年只有13.8%，广西只有19.2%。而且，全日制高校基本属于职前学历教育，职后教育及非学历教育少有涉及，究其实质，仍属于精英教育。因此，大量职后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需求须通过社区学院来真正实施。社区学院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学习资源的优质集聚枢纽功能及学习时间的充分自由优势，将能做到大众化教育真正意义上的普及。
参考文献：
[1] 杨志坚.国家开放大学的历史使命[J].中国高等教育，2011（07）.
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2
论文关键词：上楼农民；居村农民；教育培训；教育态度；教育行动
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下，农民市民化成为了时展的要求。当前，农民市民化道路障碍重重，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文化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就很有必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还是把农民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不能有效解决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不同农民群体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当前，江苏、山东、浙江等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很多“农民上楼”运动。“农民上楼”运动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出现了地域性的区隔，使农村的两极分化在地域上显现出来了。在“农民上楼”运动之前，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并没有从地域上显现出来，属于富裕型的农民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在居住的地域上是交错的。但是，在“农民上楼”运动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来说，有条件上楼的往往是属于富裕型的农民，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上楼农民”；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受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只能选择还是住在原先的村庄，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居村农民”。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为了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于2011年10月份对山东Y市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的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98份（回收率为91.5%），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10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3%）。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来看，调查对象呈现出男性和女性相差不多、年龄主要分布在31-50岁之间、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大部分个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特征。
一、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
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所学到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提倡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时代。“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 Legrand)于1965年提出，他认为，终身教育是与有限的学校教育相对的，它贯穿着个人从出身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影响着学习者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一个全面的、连续的过程，终身教育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 Mead)将文化区分为“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传授、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同龄人互动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传授、相互学习的文化，其典型特征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后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学习的文化。传统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年幼者现在所走的路都是年长者已经走过的路，因此，其文化类型往往是“后喻文化”，学习是单向度的，年轻者向年长者学习。而当前社会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是“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文化并存，特别是由于“前喻文化”和“同喻文化”的存在，使年长者需要向年轻者学习、同辈群体之间需要互相学习，这就使得人们需要接受终生教育。
那么被调查对象对终生教育观念持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同意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观点吗？”94.9%的调查对象表示同意。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终身学习的理念的，这也是符合当下时代对人们的要求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0.261，df=1，Sig=0.609）。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两个农民群体之间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赫钦斯(R. H. Hutchins)。“学习型社会”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们钟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涵，而是格外强调、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学习型社会的深层内涵也就在于它是一种特定的教育价值选择，是人类社会渴望在一种人性化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教育而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价值追求。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人都在实践终身学习，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社会。那么被调查对象对学习型社会理念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吗？”94.2%的调查对象表示赞同。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1.556，df=1，Sig=0.212）。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之间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
教育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往往是指学校教育，而非正规教育往往是指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形式。对于农民群体来说，其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往往非常有限，因此需要通过非正规教育来提升人力资本，最常见的非正规教育形式是参加教育培训。那么被调查对象对参加教育培训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呢？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您认为参加教育培训会有帮助吗？”，从分析结果来看，79.5%的调查对象表示有帮助，17.2%的调查对象表示说不清楚，只有3.3%的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帮助。可见，大部分农民对教育培训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2.455，df=2，Sig=0.293）。
二、农民对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往往与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关联。笔者认为，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其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从整体来说，被调查农民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是比较低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被调查对象仅占调查总体的21.7%。这说明被调查农民群体的文化资本是比较欠缺的，而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上楼农民”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为28.0%，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仅为17.6%。这说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20.782，df=3，Sig=0.000）。从这里的分析应该能够推论出两点：第一，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第二，“居村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应该高于“上楼农民”。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还与其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存在很大关联。笔者认为，对受教育水平越不满意的农民，其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现有的受教育水平，42.7%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程度一般，35.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只有21.6%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可见，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现有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比较低。同时，“上楼农民”对受教育水平满意的比例为27.7%，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仅为17.6%。这说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19.396，df=2，Sig=0.000）。从这里的分析同样应该能够推论出两点：第一，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第二，“居村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应该高于“上楼农民”。
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笔者推测的那样吗？从问卷的分析结果来看，77.9%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16.2%的调查对象表示无所谓，只有5.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愿意参加。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这与笔者推测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对于农民来说，参加教育培训是“弥补”文化资本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1.910，df=2，Sig=0.385）。这与笔者推测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笔者认为，这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都很低有关。虽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受教育水平和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很高与很低的差别，而是在低水平里面的差异。所以使得“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对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都很强烈。
农民作为接受教育培训的主体，很有必要了解他们对教育培训内容的想法。对于“如果有机会参加教育培训，您希望了解哪方面的知识？”88.3%的调查对象表示农村与城市的知识都想了解，7.2%的调查对象表示想了解与农村有关的知识，4.4%的调查对象表示想了解与城市有关的知识。可见，大部分农民既想了解与农村有关的知识，又想了解与城市有关的知识。通过这一分析结果笔者得到的启发是：必须改变当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在农村教育中，既要有城市元素，也要有农村元素，这样的农村教育才是符合农民意愿的教育类型。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2.617，df=2，Sig=0.270）。
三、农民对教育培训的参与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状况与当地提供的教育培训机会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很有必要了解调查地教育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对于“当地的教育培训活动多吗？”，48.3%的调查对象表示教育培训活动很少，41.2%的调查对象表示活动数量一般，只有10.5%的调查对象表示活动很多。可见，调查地点的教育培训活动数量非常有限，这对于提升农民的文化资本是极为不利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X2=27.710，df=2，Sig=0.000）。“上楼农民”表示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少的比例为40.6%，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3.5%；“上楼农民”表示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多的比例为15.8%，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6.9%。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所在地的教育培训活动更多一些。与“上楼农民”比较而言，“居村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而当地为“居村农民”提供的培训又要少于“上楼农民”，这将进一步固化“居村农民”的弱势地位，使“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之间的群体边界越来越清晰化。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来看，48.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了解，45.8%的调查对象表示了解程度一般，只有5.7%的调查对象表示很了解。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并不高。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X2=19.083，df=2，Sig=0.000）。“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不了解的比例为41.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3.3%；“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了解的比例为8.4%，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3.9%。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更为了解。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活动情况来看，71.0%的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参加过。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很少参加教育培训活动。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活动上存在显著差异（X2=16.881，df=1，Sig=0.000）。“上楼农民”参加过教育培训活动的比例为36.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24.2%。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参加过教育培训活动的比例更高一些。为什么“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参加教育培训的行动上会有显著性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教育培训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当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上存在差异有关。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发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对象对教育培训的参与状况不容乐观，农民的教育培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从农民群体的内部差异来说，“上楼农民”教育培训参与状况要好于“居村农民”，这对于改变“居村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对于农村和农民的长远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必须要尽快扭转这种状况，防止农民群体内部分化的进一步加大。
四、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程度来看，56.2%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程度一般，23.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20.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程度并不高。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X2=42.238，df=2，Sig=0.000）。“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不满意的比例为15.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23.8%；“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程度一般的比例为51.2%，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9.5%；“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的比例为33.7%，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16.6%。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的比例要高于“居村农民”。笔者认为，这同样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教育培训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当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上存在差异有关。为了防止“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两极分化的扩大化，要更加重视“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
2012年的互联网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整个互联网已经进入了社会化网络营销时代，并且在企业的营销过程中显示出威力。在互联网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培训机构想要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通过创新思想、开拓新的营销模式来赢得新的发展。互联网媒体不仅为所有教育培训机构都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市场渠道，更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赶超行业大咖的绝佳机会。
当前的教育培训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对于以往的教育培训行业来说，以平面媒体为主的传统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核心营销手段。而近十年以来，以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体作为传播和沟通方式的营销模式，正在颠覆以往所有的市场营销观念。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引领着新的营销理论和营销手段，调整营销理念，实施互联网营销战略已成为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相关概念界定
互联网营销可以被简单的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来实现营销目的的过程。该定义明确地指出了应当由网络技术产生的结果来决定互联网营销的投资，而非由技术的采用来决定。这些网络技术包括网络媒体，比如电子邮件、网站、其他数字媒体（如无线电或移动媒体），以及传递数字电视的媒体（如卫星和海底电缆）。
互联网营销与传统营销的显著不同在于对数字媒体的运用，互联网与其他数字媒体（如移动电话和数字电视）共同实现了信息交流过程中的新形式和新模式，互动性、情报、个性化、整合、行业重组、场所的独立性六个词语可形象的描述互联网营销。
自1994年互联网营销概念形成以来，短短十余年间，互联网营销方式已由最初单一的电子邮件营销开始，发展出了众多新的营销方式，这些营销方式之间相互渗透，并与传统营销方式充分整合，形成了今天互联网营销的现状。主要的互联网营销方式有电子邮件营销、站点营销、搜索引擎营销、即时文本工具营销、问答营销、论坛（BBS）营销、博客营销、微博营销、电子商务平台营销。
2.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我国教育培训行业现状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随着人们对自身能力提升需求的增加，各种培训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加之，教育培训行业的入行门槛很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行业，因此近年来，中国教育培训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局数据统计，我国的教育培训机构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主要针对群体是学生，比如考研培训、中小学同步班培训、管理培训、IT培训和英语培训等。
根据行业粗略统计，目前全国教育培训机构大概有10000余家，其中，北京有2000余家，上海有1500余家，广州有1000余家。培训企业规模不等，开展的教育培训项目也不一样，其中，知名且能独立进行认证的培训机构有30余家，如，北大青鸟教育培训中心、新东方教育、中科院软件所培训中心等。
2.2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现状
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可以说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因此，互联网营销在我国教育培训行业中拥有相当高的普及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大部分院校和机构都拥有自己的网站，虽然普及程度很高，但是网站建设质量却严重不过关，根本起不到营销作用。
因此，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的现状可以用“普及程度广，发展程度低”来概括。目前大部分培训机构仍热衷于传统的宣传方式，一般都选择覆盖面最广的平面媒体作为开路先锋，打造品牌知名度，再辅之以密集的地面活动和被动的口碑宣传。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想在品牌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学生的青睐，有远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把互联网作为营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营销工具。
2.3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存在的问题
营销的成功与否决定了这个培训机构的生命周期长短，相对于传统的营销方式，互联网营销拥有其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营销是完美的，与传统营销相比，互联网营销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法覆盖全部细分市场。虽然互联网是一种覆盖面广的媒介，但仍有其无法覆盖到的细分市场，出现这种市场空缺的时候就需要互联网营销与传统的营销方式相互补充。并且，互联网营销方式的使用要求较高的营销团队和技术职称，这是目前很多小型教育培训机构无法达到的。
（2）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不专业。由于教育培训行业规模不一，实力存在差距，因此从事互联网营销的人员素质也良莠不齐，而互联网营销行业对从业人员对市场及营销创意的要求比较高，这就给业内的从业人员造成了比较大的生存压力。
（3）互联网营销的实施缺乏具体理论的指导。由于互联网营销还处于新生阶段，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对于其认识和运用还不全面，不熟练，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全面考虑，阻碍了互联网营销的顺畅实施。
（4）缺乏对于互联网营销效果的有效评估办法。互联网营销效果的有效评估是营销成果的主要体现，然而由于互联网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有时并不容易获得，即使对于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也不一定能够直接反映出经营业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网络营销评价机制并非易事。
3.推进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的思考
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它对人们的生活、阅读及工作习惯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将教育培训行业与互联网营销技术紧密结合以促进项目推广，对当前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工作者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传统营销方式下，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流程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媒介来到宣传作用，在这种营销方式下，用户是被动获得产品信息，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营销所要达到的是用户主动搜寻产品信息。若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对基于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介上所实施的营销活动做出相应调整，这就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选择问题，否则，即便是用到了互联网，也不能叫做互联网营销。
教育培训行业互联网营销方式有针对门户网站的广告投放、搜索引擎营销及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针对门户网站的广告投放这一方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并且这种方式较之传统的营销方式也无特别之处，因此，下一阶段互联网营销方式主要是搜索引擎营销和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
在互联网信息急速膨胀的今天，传统门户网站的地位日益受到搜索引擎的严重挑战。目前，搜索引擎的使用率达到81.9%，是网民第一大应用。搜索引擎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于人们的购买行为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者通过在网络上搜索信息，搜索的产品或信息在众多搜索结果中所占的比率是人们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看，搜索引擎营销主要包括按点击付费和搜索引擎优化两子类。不同的教育培训机构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方式。
同时，在互联网越来越社会化的今天，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日益凸显其威力。所谓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就是指在细分环境下的社会化站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其本质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互联网这种新的媒介上的延伸和复制。社会化网络营销活动对于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产品和服务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提高搜索引擎排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的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博客与微博客、社交网站、问答类站点、富媒体策略等等，不同的教育培训机构也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方式。
最后，互联网营销部门的设置和管理是教育培训行业再推动互联网营销这一项目是能否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部门，必须有良好的组织架构，网络推广部和数据分析部要通力合作，相互支撑，互联网营销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教育培训
高校档案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档案馆工作队伍的素质与能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加大档案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现实的情形是，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数量不够，素质与能力也不高，很难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与信息化发展对高校档案馆工作的要求与期待，也影响了高校的转型发展，因此从多元视角研讨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与长远价值。
一、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提升的内涵与价值
档案馆工作是一个由各个要素构成的系统，包括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主体、工作内容与工作保障机制与考核机制等构成。其中档案馆工作人员是档案馆工作开展好坏的主体因素与决定因素。就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言，素质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概念，新时期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道德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服务素质与网络软件办公能力等等。因此，要提升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需要从很多方面着手。从价值与功能的视角来看，提升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功能，一方面能够极大引领档案馆工作人员不断加大进修学习的力度，努力促进自身职业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极大提升高校档案馆的服务水平，提升高校档案馆在学校中的地位，提升高校档案馆的形象；再者，能够极大推动档案馆队伍建设工作的发展。
二、目前高校档案馆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教育培训对策
由上可知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与能力的重要性，按理高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环视高校档案馆的发展现状，档案馆处于边缘化的发展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致使其档案工作队伍的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存在很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彰显了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教育培训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彰显了高校档案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做得不够理想。
（一）目前高校档案馆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训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影响了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工作的健康发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高校开展其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时，人本化的教育培训理念坚持不够，没有很好地把握好档案馆工作人员的需要与特色；科学化的教育培训理念坚持不足，没有很好遵循档案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常态化的教育培训理念坚持不足，没有将这项工作经常性地开展；终身教育培训理念不足，致使档案馆工作人员自我提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够。二是教育培训内容体系层面的问题，影响了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工作的视域拓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高校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时，往往注重档案专业内容的培训，忽略了档案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现代网络办公能力的培训，忽略与档案工作相关的其他学科专业内容的融合融入，致使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培训内容显得不够宽泛。三是教育培训方式层面的问题，影响了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工作的有效性。这方面主要体现在高校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时，往往注重采用理论培训的方式，忽略实践培训的方式；往往注重校内的培训教育，忽略了外出学习考察交流的教育培训形式；往往注重封闭式的培训，忽略了与地方开展合作的开放式教育培训形式。四是教育培训保障机制与考核机制层面的问题，影响了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工作的有效驱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高校开展其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时，经费投入不够，很难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教育培训机会与平台；制度供给不足，很难及时调动档案工作人员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与主体性；考核机制缺乏，很难真正督促引领档案馆工作人员加大自身的学习，很难真正督导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大档案工作队伍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人本化的教育培训理念为主，完善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理念。教育培训理念是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的先导，因此高校在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时，务必要分析和把握教育信息化、档案工作网络化标准化、立德树人和高校转型发展等对这项工作理念的要求，坚持科学化、人本化、常态化和系统化的教育培训理念，从各个层面推动这项工作可持续发展。二是以档案专业与现代网络办公能力为主，不断拓展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的内容体系。教育培训的内容是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的内涵与支撑，因此高校在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时，务必要分析和把握教育信息化、档案工作网络化标准化、立德树人和高校转型发展等对这项工作内容体系的要求，将档案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职业素养与发展、现代网络办公能力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等等纳入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之中。三是以自我教育与实践教育培训为主，不断整合创新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的形式。教育培训的方式是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的形式，因此高校在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时，务必要分析和把握教育信息化、档案工作网络化标准化、立德树人和高校转型发展等对这项工作方式与平台搭建的要求，充分调动档案工作人员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坚持自我教育提高与外在培训相结合，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坚持网下与网上培训相结合，坚持校内与校外培训相结合，力求形成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的强大合力。四是以教育培训需求为主，努力健全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的保障机制与考核机制。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与考核机制是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的重要条件，因此高校在开展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时，务必要分析和把握教育信息化、档案工作网络化标准化、立德树人和高校转型发展等对这项工作保障与考核的要求，加大经费投入，努力从各个方面为这项工作提供好保障；加大制度建设，努力为这项工作开展做好制度供给；加大考核机制与工作的推动，为这项工作开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总之，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长期工程，需要高校、档案馆、档案馆工作人员等一起努力，更需要不同视角的探索与尝试。高等教育信息化、档案馆网络化发展、立德树人、高校转型发展等都为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带来了诸多的机会，也带来诸多的挑战，由此也为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培训提供了不同视角的思路。目前重要的是高校务必要以这些发展态势为立足点，积极做好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以档案需求的服务能力提升为宗旨，重点做好培训的理念、内容体系、方式平台与保障考核机制等层面的构建与创新，以此形成多元视角下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教育提升机制，以此不断推动高校档案馆信息化发展和提升其服务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贾正，李璞金.浅谈高校档案人员的素质问题.山西档案,2015（02）.
［2］冯晶.新世纪高校档案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素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27）.
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培训供给侧；培训体系；培训技术
1“培训供给侧改革”概念及内涵
11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改革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进一步整合供给资源，使供给资源能够更加有效率地配置，从而提升需求方的需要，提升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12培训供给侧改革
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培训供给方面的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过程，通过资源的更好整合，实现培训项目的整体效果的提升。按照培训的要素来说，就是通过培训方法、培训资源体系、培训制度体系、培训教学模式、培训考核体系等的改革来提升培训者的培训目标或提升培训价值。
2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综述
本次综述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工具，检索主题为“供给侧改革”和“培训”，Cnki检索共计返回58条结果。从其年份来看，基本都是2016年发表的，说明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21按月份研究分布情况
供给侧改革从提出到方案制订，时间主要在2016年1月以后，因此，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开展，从初期概念的研究，到成熟后的方法研究，呈现一个研究的基本线路。从分布图图1看，7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最多，有17篇，4月、5月、8月、9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次之，分别为：7篇、9篇、6篇、5篇。
22研究机构和作者情况分布
按照发文的机构和作者，对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其数量见表，其分析情况见下表。
从机构及作者发文情况看，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刚开始研究，发文的研究机构、作者分布比较分散，没有一个机构或作者发文在5篇以上。结合研究层次看，目前，主要研究聚集在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的有32篇。占总发文量的5517%，基础研究有16篇，占2759%以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有9篇，占1552%.
23关键词检索
从研究论文的关键词方面，出现2次以上的关键词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次）、“职业教育”（3次）、“人力资源”（2次）、“经济新常态”（2次）、“劳动就业培训”（2次）、“要素供给”（2次）、“经济增长”（2次）、“工匠精神”（2次），为更直观地反映出研究的关键词分布情况，采用了云图进行展示，关键词（按检索排序取前20）的频次云图图2。
3研究综述
第一，从培训角度展开提出“培训供给侧”的概念、使用范围、作用等展开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阐述了培训对行业的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力Y源提升上的保障作用；对培训供给侧改革在一些领域的使用提出相应的见解研究；对培训供给侧改革的作用进行说明和总结，如邹智杰（2016）在“就”供给侧改革论教育培训行业升级”中提到供给侧改革如何促进培训行业升级换代；石克荣（2016）在《加大职业培训教育投入力度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中之处职业培训对供给侧改革提供人才保障；吕景泉、马雁等（2016）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到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文中提到当前职业教育如何在满足社会职业要求的情况下开展结构性改革；吴慕林（2016）在《驾培服务的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中提到服务行业在服务培训中如何进行服务培训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从培训的制度上谈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从制度建设、培训评估、风险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如胡艳霞（2016）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培训评估》中针对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层面开展的培训供给侧改革评估体系的研究；瞿晓理，刘轩（2016）在《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LL〗优化的现实需求》主要从劳动力教育培训风险评估方面提出培训供给侧改革的风险评估的方法；苏彩玲，张普雷（2016）在《人民银行组织举办企业融资培训暨银企对接活动提升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金融支持方面培训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式的研究。
第三，培训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应用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比较多，如职业培训、函授、人力资源培训、劳动力培训、职工培训、专业技术培训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如赵瑞慈（2016）在《农函大培训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思考》提出农函大方面的培训改革；吕景泉（2016）在《论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子啊职业教育中开展教育培训的供给侧改革；张永飚在《深化技工教育供给侧改革，大力开展在职职工学历教育――如皋市技工学校在职职工弹性学制学历班招生工作纪实》中谈到在职职工学历教育方面的培训改革；熊颖在《劳务承揽：助推企业转型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实践》提到的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实践中的培训改革等。
第四，关于培训供给侧改革中培训技术的创新模式、效果评价、培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是结合以往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针对性不强、培训效果差、培训模式简单等问题展开的研究，是对于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的深入。如王晓波《基于供给侧逻辑的移动学习平台建设与运营》中谈到的移动学习平台的建设就是对于目前教育技术及培训技术的深入广泛使用的研究；王帆、魏本亚（2016）在《大型定制式区域教师在线培训模式与实现》中从定制式区域教师培训方面，结合管理学中订单式管理的方法，阐述区域教师如何通过定制式培训获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冯晓英（2016）在“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提出教师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升教师专业的创新能力。
4培训供给侧研究总结
从综述的情况看，目前关于培训供给侧的研究内容上还处在研究初期，很多研究结果尚停留在概念、定义阶段，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鉴于提出的时间较短，未来一段时间内，大量的成果将进一步展现，尤其是培训改革方法、模式、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瞿晓理，刘轩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优化的现实需求[J].地方财政研究，2016（7）
教育培训的概念范文6
为解决因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内外环境变化引起的问题，我国各警察院校纷纷对原有教学培训方法进行了改进，但均存在某些不足。法律诊所教学法所秉承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在面向实战、注重技能培养上与警察培训是相通的，其通过“中国化”、“公安化”、“培训教育化”处理，可以实现在警察教育培训中的应用，并进而形成新的警察教育培训模式，即“警务诊所教学法”。通过公安教育体制的改革、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理念的转变，可以分阶段推进该教学法的实施。
【关键词】
警察教育培训；法律诊所教学法；警务诊所教学法
一、问题的提出
（一）当前警察教育培训面临的问题
我国公安教育培训在公安队伍建设中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公安队伍建设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警察教育培训体制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公安民警培训出现了一些问题。从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外部来讲，首先，警察招录体制改革，政法干警体制改革班的设立，都导致警察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改变，使得警察教育培训出现一些混乱；其次，社会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与警察职能不断扩张之间的压力日趋加大，人们权利意识高涨而法治意识淡薄，警察执法风险加大。从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内部来看，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以学科为中心”的警察教育不符合警察职业教育的规律；第二，忽视教育规律，行政办学的特征浓厚；第三，教育训练针对性不强。在职民警培训存在着不分警种、不分职级，也不分岗位的“一锅煮”现象，造成层次不清，内容交叉重叠，培训效果不好；第四，训练与实践相脱节，重知识轻能力技能，偏离职业教育特点；第五，“育人”与“用人”相脱节；第六，师资力量难以保证，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不高。
（二）当前警察教育培训问题解决现状及其反思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各警察院校都对原有教学培训方法进行了改进，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教育培训方法。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实战演讲、经验交流、参观考察、实践性教学、情景式教学等教学法被引入警察教育培训之中。此外，还有人主张“警察教育训练必须走模拟化道路”、“个案全过程教学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等新型教学培训方法。
这些教育模式侧重点不同，切入点各异，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或不足，但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不是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或教学体系，其应用具有片面性。就这些方法本身而言，它们自身也有许多缺陷。以案例教学法为例，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案例教学法所采用的多是已知或虚拟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可以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自由确定，不像真实的案件中会遇到许多未知的情况，由于缺少实际的利害关系，学生不会完全投入、负责地调查、了解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因此也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无法真正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最后，案例分析终归没有超出理论性学习的范畴，培养的仍是学生的学理性思维。其他教学方法也具有类似的问题，无法实现学员作为教育主体的真正投入，进而实现自我教育并提高。正是由于传统教学法有这些问题，上世纪60年代始，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的、推动法学教育改革的法律诊所教育方法起而代之，在上世纪末逐渐成为风靡全球的法律教育方法。
二、法律诊所教学法的特点及其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的可行性
（一）法律诊所教学法的特点
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诊所课程于世纪之交被引进我国法学教育后，引起了法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截止今年7月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已经拥有163个单位会员。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法律诊所式教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教学互动的方式，又可以称之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或“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其次，诊所式法律教育最为直接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再次，诊所式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材料完全真实。诊所式教育看似与案例教学、学徒制相似，其实它是学徒制在现代更高层级的表现形态。案例教学仍是理论教育，只不过更换了教育工具载体；学徒制是纯技能、技艺的训练，没有深层次的理论根基。故而相对于它们，诊所式法律教育实现了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正是它在教育上的这些突破，使得诊所式教育不再是简单的法学教育模式之一，其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之，法律诊所的要旨是让学生以更生动的方式接受法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实践教育，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由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知识和技能的归纳模式，让学生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精义和对社会的意义。
（二）法律诊所教学法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的可行性
诊所式法律教育所秉承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与模式，使其不仅仅可以适用于法律教育，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在面向实战，注重技能培养上，法律诊所教育法与警察培训是相通的。仔细考察后甚至可以发现，法律诊所式教育这种应用于中国法学教育仍面临诸多困难的教学模式，应用到警察培训上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警察教育培训是公安体制内组织培训，教育培训机构、教员、学员、场所等都是公安系统内部的，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诊所式教育方法“零制度成本”，而且可以实现所有培训学员都有机会全程参与，这些都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倾向于通识教育的法学本科教育上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其次，在职警员的身份可以解决实践主体在办案身份上的障碍（这需要在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如通过立法实现培训实战中的异地执法等）。因此，法律诊所式教育面临的没有案源，没有场地、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些是警察培训最大的优势所在。所以，把法律诊所教学法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遗憾的是，法律诊所教学法一直止步于普通法律教育，未见法学界、公安学界或公安教育界将其引入公安培训教育中。
三、法律诊所教学法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的路径分析
（一）法律诊所式教学法的“中国化”
虽然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在中国的实践已有十三年，但是它并没有实现“中国化”。美国后学士学位、职业化的法律教育，精英式教育，判例法传统，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都是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发展的土壤。中国的法律诊所式教育一直面临着师资不够、经费不足、案源不多、学生身份主体局限等多种问题。在很多地方，法律诊所式教育沦为案例讨论模式、审判观摩模式、模拟法庭教学模式、毕业实习模式等形态，其在实质上与法律诊所式教育并不相同，很多法律诊所有名无实。要克服法律诊所式教育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仅仅解决教育体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法治的社会环境，法律诊所式教育一开始就是为应对现有教学法与实践脱节而产生的。只要寓于实践，法律诊所式教育才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前已述及，由于警察培训面向实践、面向实战的客观需求，以及警察培训的非学历教育性质，体制下的教学环境，多元的介入社会实践渠道，在法学教育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突然在警察培训中变得不是问题。或许，法律诊所式教育中国化，首先不应是法律诊所式教育方式的转型，而是应用土壤的改变，即以警察培训实现法律诊所式教育的中国化。
（二）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公安化”
法律诊所式教育要实现从法学教育向警察培训的转变，首先得进行“公安化”处理。法学教育要求学生掌握的是法律思维、法律技能、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诊所式教育正是通过实践使学生形成经验主义的技艺理性，从而掌握上述三种能力的。而警察所要求具备的能力是四个能力和两个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执法水平；正规化建设水平。另外，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给社会治安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犯罪活动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智能化、暴力化的发展趋势，各类新型犯罪有增无减，也给警察执法能力产生了新的挑战。不同于法律职业是“高贵”的职业，是依靠专业技能在稳固的机制内处理纠纷，警察是一种在对抗状态下寻求平衡支点、随机性很强、高危险风险的职业。如果将学生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缺乏广阔知识又缺乏实践训练，对散发思维、适应能力与实践技能的培养会造成严重阻碍，难以练就过硬的警务技能，造成学生死学、死用，发展后劲不足。因此，国外警察培训多面向实战。在移植法律诊所式教育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必须以提高警察职业能力为警察培训的逻辑起点，以传授学生基本法律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观念、依法办案的法治意识和责任感，训练学生的执法能力，使学生成为既具有丰富法律素养又具完备警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公安教育的目标。
（三）法律诊所式教学法的“培训教育化”暨“警务诊所教学法”概念的提出
在解决“公安化”问题后，法律诊所式教育还得实现“培训教育化”。在警察教育培训体制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即警察招录体制改革、政法干警体制改革班的设立导致警察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必须追问：警察培训是什么？为何培训？怎样培训？以此实现警察培训教育与警察学历教育的区分，凸显警察培训教育独立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好警察教育培训，也才能实现诊所式教学方法的真正应用。为此，笔者提出“警务诊所教学法”的概念，作为诊所式教学法应用于警察培训的公安教育的话语表达。
警务诊所教学法，即实现警员回炉再造式培训，以学员实际问题为导向，疑难案件处理为内容，分类教学为样式，交流互动为基础，实践与研究互补，锻造学员的思维能力，使其既学会具体的实战技能，又具有理论素养和全局观。打个比方，警察来培训就是来看病，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作为疾病，培训机构作为医院，按疾病类型分类挂号处理，在教员的指导下通过再实践，练就相关问题的处理能力。这样，参加警察培训成为工作的必需，变被动接受培训为主动进修学习，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这种问题导向、诊所式的培训教育就是与普通学历教育最大的不同。
这种“警务诊所教学法”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培训机构科学规划科目或模块，学员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挂号式选择性学习；第二，培训机制与激励机制相挂钩，通过培训优秀结业予以奖励乃至晋升等；第三，扩大培训面，不断实现培训的精细化与纵深化，逐步推进全覆盖、动态化；第四，教学内容以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实战为题材，就地学习，就地解决。（当然这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变革）；第五，加大基地建设，突破仅以警察学校为依托的培训模式，实现警察职业生涯的全程教育；第六，实现教员学员交流机制。教员与学员在此案件诊治过程中实现互动，甚至教员与学员互换位置，相互教育，实现以提高警务水平为中心的、去层级化的、多面向的警务培训机制。在实用性上一定要突出主题，突出重点，从灌输向交流转变；第七，构建多元化的培训模式。英美的警察的在职培训分为晋升培训、专业培训、知识更新培训和学历培训。香港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警员根据在职年限和警种在确定时段接受在职训练，这给了警员总结交流经验的机会；第八，实现法律诊所式教育的“培训教育化”，还得建设评价体系，科学分层，搞好培训层级制度建设等。
（四）实现“警务诊所教学法”的路径初探
要解决警察教育培训的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得解决公安教育体制的问题，涉及公安院校的单位性质，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公安教育的目标与定位等问题。公安院校教师同时具备人民警察身份，在《公务员法》实施后，公安院校单位性质不明确，教职工按事业单位人员还是按公务员管理不明确，阻碍了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交流、轮岗（在未“转制”的公安院校里，这一问题非常突出，而即使是一些已经“参公”、“转公”的公安院校仍存在此问题），也使得管理上较为混乱，教职工在工资级别、职称评定等问题上标准不一、矛盾较多，影响队伍稳定；也使得公安教育目标混乱，主线不明，主体意识不清。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得明确公安院校要以职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结合学历教育，办出公安特色；其次，统一公安院校教职工与警察的管理，统一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的职称、级别，并明确职责，从警察业务专家中聘任培训教员，实行教师与警官轮岗。
在解决上述大问题之外，要实现“警务诊所教学法”还必须做到下面几点：首先，必须实现培训教员与公安一线警员无缝对接、交流、互换等，克服实践中教育训练与人事管理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其次，解决警察培训政治性与实战性、开放性的关系。鲜明的政治性是人民警察最重要的特征，但是目前警察教育培训资源有限，可以考虑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日常或工作业务中进行；第三，加强培训资源整合，加强培训院校与参训单位的协作，防止出现参训单位经费充足而培训院校经费不足的局面；第四，加强规范化、科学化建设，研究警察教育培训制度、研究警察职业素质结构，做到科学培训、有效培训；第五，克服目前警察教育培训覆盖面有限、部分培训流于形式的问题，力争实现培训全覆盖，加强培训实绩考核；第六，实现警察教育培训和人事管理动态化。警官可以转任教官，通过教学情况予以晋升。建立参训学员培训档案库，全程跟踪，分析考察；第七，加大基地建设，培训师生共享平等和谐的教育环境与资源，实现公安院校、培训机构资源的全方位面向警察队伍开放；第八，实行录用、晋升和教育培训“一体化”，建设警察院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目标导向和过程控制确保教育培训的贯彻实施；第九，实现教学权的相对独立。公安院校、警察培训机构虽附属于大公安体制，但是在教育培训中必须掌握独立的教学权，防止行政色彩过浓而导致机制僵化。
四、法律诊所教学法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的前景展望
（一）实施步骤
法律诊所教学法应用于警察教育培训，即“警务诊所教学法”在中国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警务诊所教学法”的理念和部分具体教学方式来丰富警察教育培训的教学方式，同时进行公安教育体制的制度性改革。这两个方面在第一阶段应同时进行，互相影响促进。第二阶段，即公安教育体制的制度性改革基本完成之后，进行系统的“警务诊所教学法”的推进，并适时出台法规文件，对该教学法的推行进行制度性保障。这两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公安教育体制的制度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有制度性保障以确保其真正付诸实践。
（二）面临的困难
“警务诊所教学法”的实施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实现公安教育体制的改革、实现警察教育培训理念的转变、实现政策法律上对“警务诊所教学法”的支持，从而实现法律诊所式教学法与警察教育培训的契合，都需要高层指示和顶层设计，仅靠地方的“小打小闹”难成气候；其次，公安教育培训具有非学历培训的短期性、学员成分的复杂性、课程内容的特殊性等特性，要建构起各方满意的“警务诊所”非常困难；再者，虽然“第五次警务革命”即“新警察专业化”所要求的承担责任性、有效执法性、改革创新性、改革整体性与我们的警察教育培训有很多理念的共通之处，但是，这场运动毕竟还在发展之中，许多问题未有定论，将来仍会给我们的改革带来新的问题模式；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警务诊所教学法”的应用尚处于理论摸索阶段，还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困难颇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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