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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1
关于公共安全，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公共和安全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解释，笔者将其概括为哪些对象的哪些权利可以组合成为公共安全从而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
( 一) 公共理论上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集中在特定、不特定、多数人和少数人四个观点上，而将前两个词和后两个词分别进行组合可以得出四个不同概念。传统的理论观点一般认为不特定多数人是公共安全含义内的。而特定少数人是明显可以排除出公共安全的范围的，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独自列为一章的意义所在，因此，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少数人是否能成为公共一词所划出的圈中的一员。在这种排列组合之下，学界形成了四种基本的观点:第一种作为传统理论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第二种是指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而特定与不特定是一个对合性概念，这一观点应当是指当一行为威胁到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时，就构成了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 第三种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在这一范围划分中，特定的少数人是唯一被排除在公共概念之外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范围限于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这一观点将不特定作为必要要件，将特定的少数人和特定的多数人都排除在公共的范围之外。分析以上几种观点，其中第三种观点所包含的范围最为广泛，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其他三种观点从各方面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这一观点承认特定性的体系地位，否认了不特定性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本特征。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则是类似观点的支持者。在特定少数人必然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必然被包含在公共范围内的情况下，笔者将针对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少数人列出学说以及笔者的观点。
1. 特定的多数
针对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是否能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这个争论，通常学者会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张某与王某有仇，计划杀害王某一家七口，某晚进入王某家中放置炸弹，最后炸弹将王某一家炸死。张某针对的是特定的王某一家七口，符合特定多数人这一概念，而他采取的行为是使用炸弹炸死他们一家，这个时候对张某是定故意杀人罪还是爆炸罪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王某一家住在荒郊野外，张某明确清楚地知道使用炸弹不会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安全等，那么定为故意杀人罪则符合《刑法》的规定; 若王某一家住在闹市区，那么即使在最后只炸死了王某一家，也符合爆炸罪的特征。而这里困惑我们的是，行为人行为的定性为何会因为被害人的家庭住址而有所改变，借此笔者所要提出的观点是，通说中的不特定性不仅是表面上所侵害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它还蕴含在行为人的行为当中。如 上述的例子，行为人针对的侵害对象是特定的，但是它采取的爆炸的手段，蕴含着侵害范围的不特定，如果是在闹市区，行为人对于其采取的爆炸手段所侵害的范围是不可控的，手段本身蕴含着不特定性。而与此相反的是，张某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在公共场所见人拿刀就砍，最后伤亡多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同样的案例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笔者认为这里行为人应当被判故意杀人罪。尽管行为人在公共场所针对多数人进行了砍杀行为，但是他的砍杀行为是可控的，他的手段决定了他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超出其控制范围的，会危及公共安全的。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陈兴良教授认为它有两种表现形式，既包括对象不特定，也包括结果不特定。他还认为，特定与不特定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并不绝对排除特定性因素的存在。
在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我所认为的特定性与不特定性是对合性概念与陈兴良教授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冲突的。笔者认为特定性与不特定性是对合性概念是基于界定公共的概念上，而陈兴良教授所认为的特定性和不特定性是指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因素的定性，两种因素相互依赖，同时并存，也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利用陈兴良教授和黄振中教授的观点还可以解决的一个争论是，在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厅放置炸弹以炸死自己的仇人，这种特定多数人的界定。这种行为以爆炸罪这一明显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就意味着特定多数人应当被纳入到公共的概念当中? 笔者认为不尽然，尽管此放映厅的人数是确定的，但是爆炸这一手段所带来的后果却无法确定，侵害的范围大小是不特定的，数量多少也是不特定的，笔者认为，可以用特定中的不特定来界定这一概念，即在表面上看，放映厅是一个特定的范围，人数也是特定的，但这仅仅是上限可以确定的不特定多数，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特定多数人也是在公共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之中。由此，笔者认为考察行为的性质，不能仅从表象上分析其针对的对象，还应考察行为本身的性质，即行为本身也蕴含着特定性和不特定性，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都应当结合这两者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考察和界定，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2. 不特定的少数
与特定的多数一样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不特定的少数是否能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中的元素之一。笔者认为不特定的少数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行为人的行为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伤害，如在公共场所的石凳上放置不明显利器，谁坐上去谁就是侵害对象，范围不可能继续扩大，在此种情况下，受到侵害的对象为一个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则不合适。因此，笔者认为，不特定的少数不应当纳入到公共所涵盖的范围当中，否则违背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内涵。
( 二) 安全
在上文提到的四种观点中，可以发现统一的是不特定的多数的生命、健康安全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客体，而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观点提到其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是否能包含于安全的范围之中。首先，公共财产一般属于国家或者集体，对于公共财产的侵害则不免侵犯到多数人的利益，而这里的公共财产是否要限定为不特定的少数的公共财产则引起了争议。笔者认为公共财产不应限定为不特定的少数的公共财产，因为公共财产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当成为公共安全的内在性质。而针对重大私有财产，有学者认为也不应当限定为不特定的多数的重大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决定其是否能成为公共安全内容的因素不在于财产所有人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价值是否重大，如果是重大财产，则不应以财产所有人人数少而将其排除在公共安全内容之外。而笔者认为无论是否重大，如果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否重大，都应当以侵害私有财产类罪中的个罪进行适用。另一个不同点是，有学者认为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也应当属于安全的应有之义。这些学者通过总结刑法分则当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所列罪名，认为如果不将其列入范围当中，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当中的有些罪名则名不正。笔者认为，对重大公私财产的解释不能过于狭隘。例如，行为人破坏了公用电信设施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尽管这个部件本身的价值不大，但问题不能孤立地被看待。破坏关键部位必然造成公用电信设施的崩溃，因此有理由认为该行为所侵犯的财产也属于重大公私财产的范围，而不能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而且，笔者认为重大公私财产的含义可以囊括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没有必要纳入到公共安全当中进行保护。
二、不特定性的认定
学界通说认为不特定性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的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笔者在上文中也阐述了认为不特定的多数才是公共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能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评价，首先需要对不特定性的存在进行认定。对不特定性的界定，我国刑法学界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不特定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不依行为人主观有无确定的侵犯对象为转移与陈兴良教授的观点相似，他们同样认为公共安全包含不确定对象和不确定结果两方面的内容，陈兴良教授将其表述为对象的不特定性以及结果的不特定性。在行为人的行为发生造成危害结果或足以造成危害结果的时候，我们一般可以看出受到侵害的对象，尤其是在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犯罪发生的时候，然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受到侵害的对象是否特定，而是在行为人行为发生当时其所侵害的对象涵盖的范围，必须明确的是这不是一种现实性，而仅仅是一种预测可能性。下面笔者将通过对象的不特定性和结果的不特定性两个方面对不特定性进行分析。
( 一) 对象的不特定性
在解读对象的不特性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为角度对此作出解读，并没有清晰地区分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笔者认为区分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对解读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对象的不特定性是有帮助的。学界的一个较有力的观点是行为对象是指界定构成要件行为所要求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物，而犯罪对象是指能够表明犯罪客体存在形式的客观事物，是犯罪客体的现象形态，是犯罪客体要件中的构成要素，在犯罪构成中处于共同要素的地位。两者在我们研究某一犯罪构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重合的状况，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同一看待。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一章中，将各罪名按照行为对象可以划分为几类: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恐怖性质的犯罪; 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核材料管理的犯罪; 破坏特定对象的犯罪以及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在这五类犯罪中，我们可以找到特定的行为对象，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对象是否特定的一个误区所在，所有行为都会指定一个潜在的特定的对象，而这里的对象是指行为对象，不是犯罪对象，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预测可能性。
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必定会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某个特定的客体，而犯罪客体的载体及犯罪对象则是不特定的，这种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成为了犯罪结果的不特定性的直接原因。而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在实践中又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这是由行为人的主观所决定的。一种是行为人主观上有特定的侵害对象，而在行为过程中由于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这种特定成为不可能从而呈现出不特定性，也就是上文中笔者所提到的行为人的行为中所蕴含的不特定性，将特定侵害对象的这个特定因素涵盖了，而使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结果显示出不特定性; 另一种是行为人的主观上不存在特定的对象，行为和结果则同样显示出不特定性。
( 二) 结果的不特定性
在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进行探究时，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莫过于结果的不特定性，其与对象不特定性并不是互相分离的，对象的不特定性可以通过结果的不特定性表现出来。总之，不特定性是指一种预测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判别标准在于行为中是否包含不特定可能性的充分根据，而这种充分排斥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可能性。同样，对危害结果的预测也不能局限于已然发生的结果，否则则会产生危害结果是确定的、特定的错误结论。无论是《刑法》当中规定的已经造成了危害还是足以造成，都蕴含了行为本身具有的不特定性的共同特征，足以造成危害更能直接地凸显行为发展中有难以确定的不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而已经造成危害也包含有从结果中溯推行为之不特定可能性的内涵。
三、公共安全一元论
学界定义公共安全有通说，同时也有更多的不同的争论，然而学者们对公共安全的定义都是一元的，即学者们定义的背后都默认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一章中所有的罪名所侵害的公共安全都分享着同一个内涵。认为对公共安全应当作多元规范内涵的学者认为一元论在解释公共内涵时本身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学界争论的特定与不特定、多数人与少数人是忽略了此困境的。持此观点的学者否认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很多罪名侵犯的是不特定人的权利，其论据是某些犯罪发生于特定的场所之中，这些特定场所只允许特定人员出入，针对此种空间场所或人员的犯罪侵犯的只是特定人员的安全，比如《刑法》第134 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第135 条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持此观点的学者的第二个论点是并非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侵犯了多数人的安全，支持此观点的论据是《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侵犯了一人的生命则构成交通肇事罪，明显说明该罪的成立并不以侵犯了多数人的安全为必要。笔者对以上两个观点均持不赞同意见。
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2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3
关键词：产品质量 缺陷 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是一部集经济关系与管理关系、民事规范和行政规范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促使了我国产品质量立法体系的初步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产品质量法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使得该法在法律适用中存在操作困难的现象，如产品及产品缺陷的概念不明确，产品缺陷责任的认定标准不明确等等，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使之更趋完善。
一、《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缺陷
（一）产品的概念界定不明确
明确界定产品的概念对于适用《产品质量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符合《产品质量法》中“产品”的定义，才会存在适用《产品质量法》的问题。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的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由此可见，我们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实际上将不动产限定在产品之外，因此，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只能是动产。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动产均可是产品质量法范围内的产品范围，实践中，有些物质，如电、燃气、油品、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经过初加工的农产品等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范围，法学界争议较大，有必要对产品的概念加以明确界定。
（二）产品缺陷的定义不明确，认定标准不适当。
产品存在缺陷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于缺陷的定义和外延定义不够明确。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不合理危险属于产品缺陷的内涵，国家和行业标准只是判定缺陷的一种比照方法，将这两者混同在一起来定义产品缺陷是不够科学的，而且在实践中极容易出现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却又客观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产品缺陷的定义，增加产品缺陷认定的适当性。
（三）产品质量责任归责原则不够科学统一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知，我国《产品质量法》在产品质量归责原则问题上，采用不同的侵权人区别对待的形式，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和特殊情况下的严格责任原则。这种立法结构虽然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我国的国情特点，但并非科学，而且与世界各国产品责任法的严格责任归责模式均不相同，且也没有顺应产品责任立法应向严格责任方向发展的潮流。
（四）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不够全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二、《产品质量法》的完善思路。
（一）明确产品的定义范畴
《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产品的定义范围不够明确，使得实践中如电、燃气、油品、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等是否属于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产品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将加工、制作的范畴做广义的理解，将采掘、提炼、提取等均应属于此范畴，这样可将以上列举的新型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范围。另外对于“用于销售”一词，不应简单地理解为通过销售而交付的物品才算产品，只要产品是为了进入流通领域而加工、制作，都应认为属于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产品的范畴，因此可借鉴国外立法,将“销售”改为“流通”。这样表述更为准确。
（二）产品缺陷标准的重新认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适当，因此，有必要对产品缺陷标准进行重新认定，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产品质量缺陷的定义只需“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即可，进而明确判断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二是具有社会一般认识的普通消费者对所购买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三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和技术水平所限，无法在产品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将其制作得更安全，不应认为这些产品具有不合理危险；四是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这样对实践中出现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而仍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致人损害的，仍然可以认定为存在产品缺陷，适用产品质量法来处理此类问题。
（三）实行统一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归责原则
目前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尚不一致，因此确立统一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严格责任是完全符合立法精神和时代需要的，也是顺应世界产品责任发展的潮流的。之所以要以严格责任为产品责任的唯一归责原则，这是由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造成的。与消费者相比而言，生产者和销售者在产品的设计、投产、制造到进入市场等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积极的地位，他们对产品的缺陷具有可以预见及控制的能力，因此，严格责任可以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缺陷可能带来的损失内在化，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另外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风险计入成本，来由消费者进行分摊风险，因此，实行统一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更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能够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职责，确保消费者在利益受损之后能得到更为及时、合理的救济。
（四）损害赔偿范围的全面拓展
《产品质量法》不仅应当规定对实际物质损失的赔偿，还应当对精神损害赔偿加以明确规定，以缓解被害人及家属的精神痛苦，全面保障消费者的各种合法权益，此外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中应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从中获利，也对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起到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房维廉、赵惜宾：《新产品质量法释义与问答》，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2]丁俊峰：《对中的“产品”的再思考》，《法学》2002年第1期
[3] 梁慧星：《中国产品责任法――兼论假冒伪劣之根源与对策》，《法学》2001 年第6期
[4] 房维廉、赵惜宾：《新产品质量法释义与问答》，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行政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对策建议
一、引言
当今世界，随着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不断确立，行政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內容。政府之行政安全则是一次前瞻性的思索，其建立在行政决策后给行为相对人带来的安全状态之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有执行力的政府的保障。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相对复杂，是非传统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安全意识淡薄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软肋。怎样增强公民行政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意识，解决国家社会当前之弊病，确已成为现行之难题。本文在提出行政安全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了行政失败一说，通过行政安全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分析给出了政府应对行政安全的建议措施。
二、行政安全与国家安全关系综论
行政安全一说，散见于各政治家的言论与著作中，如唐太宗的“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履舟”说，《淮南子，兵略训》的“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之说等等。然而，在现行的书籍或文章中直接描述的甚少。
1.行政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界定
何为行政安全，在这一领域实属空白。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972)。正因为如此，行政安全理论研究的价值才得以存在。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在其《行政学研究》中认为“行政管理是政府工作中极为显著的一部分，它是行动中的政府；它就是政府的执行，政府的操作，就是政府工作中最显眼的部分，并且具有与政府本身同样的经历(丁煌，2008)。”与威尔逊同样坚持行政一政治二分法的古德诺则认为行政就是对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就是以行政手段治理，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行政。由此可以看出，政治与行政不能处于绝对二分法的状态。
相对于政治一行政二分法而言，古利克强调，政治与行政之间的老二分法已经失败。他认为应该建立和发展一种“可以在具有政治和专业责任的适当组织机构中充分利用专家。”的学说(丁煌，2008)。沃尔多在总结传统行政学时，认为其具有接受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一般管理取向、通过科学分析来寻求一般原则、强调行政活动的集权化和对“民主”的基本承诺五个特点。其在对传统行政学进行批判的同时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学则主要包括组织理论、比较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及“新公共行政学”。马克思(1957)在论述行政的本质时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在行政机关无意地或有意地办事不力这一点上去寻找原因，于是它们就把行政措施看作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为什么呢?就因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
相对于行政研究的如此广泛和深入，同样安全研究也有其广阔的领域。“安全”一般是指稳定、完整、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而在英语中被认为是指无危险、无忧虑以及安全之物，使免除危险或忧虑之物。然而，相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安全的首要价值在于生存，其次是健康(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再次是财产。行政安全面对的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包括个人、法人、组织等。换言之，就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对象。在这里，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的行政权利，以自身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皮纯协，张成福，2002)。
国家安全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要问题。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著作颇丰，学者徐则平(2009)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古代至近代以军事安全为主要目的和手段的安全研究阶段；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的安全研究阶段；三是冷战结束后发展到今天的通常所说的安全研究阶段。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国家安全研究主要是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指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得以迅猛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科学与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等等。现在的国家安全不再是单一的某一领域的安全，而是综合的安全观。是用一种辨证的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分析问题，是对传统安全观的扬弃。在学术界，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论，美国学者Deutsch(2010)也认为，安全没有确切的含义，“安全意味着和平与和平的维护，但是由于安全作为一种价值，同时享受其它许多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所以它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美国另一学者Baldwin(1995)认为，安全是一种活生生的外皮，它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它的色彩和内容就截然不同，因而人们难以界定或者定义国家安全的概念。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和政治制度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胡锦光，王谐，2005)；国家安全是一种“没有危险的状况”(刘跃进，2001)、是“一个国家防止境外间谍、敌特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专门能力与措施之和”(李敏，吴为，1996)、是“维护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刘卫东等，2002)等等。
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5
关键词：银行 保障 理论 原则
要防范在银行经营场所发生的侵犯客户人身权、财产权的事件，就应当赋予银行安全保障的义务，银行未尽合理限度内的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1.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渊源
1.1安全保障义务并非仅仅是侵权法意义的法定义务。按照传统民法的划分，对约定义务的违反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则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近代以来，契约法和侵权法各自都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契约法来讲，近代以来民法开始认识到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并非像传统民法所假定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理性和强大”。在现实中的的确确的存在的“愚而弱”的人，所以立法应该对其给予特殊的保护。 [1]因此，国家权力应该对契约进行适当的干预，以免一部分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利用契约滥用自由意志。从而，在契约法上出现了默示条款和附随义务等制度。所以说合同义务也并非绝对的约定义务，合同义务也存在法定义务。在我国，附随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护性附随义务。由此可知，安全保障义务并非绝对意义的侵权法上的义务。
1.2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法定性
民法上把义务往往划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两种，虽然一般来讲合同义务为约定义务，但是也并不绝对。安全保障义务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其经常体现为一种合同法上的义务，但其并非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而是由法律明确规定或法官在审判当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义务进行扩张性解释而生的。 在适用上，如果约定的保护水平高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有水平，那么就应该适用合同的约定，如果低于安保义务的应有水平则还是得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即使，有的时候也许双方当事人会对保护和关照彼此的人身和财产作出一些约定，但是基于这么一种约定而产生的义务不是安全保障义务，这种约定只是普通的合同义务。由此可见，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法定性。
1.3安全保障义务也并不等同于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
可以说安全保障义务是注意义务的一种。 [3]他是一种单方面的注意义务，指的是行为人基于自己所开展的具有一定危险的活动，对不特定的第三人所负担的保护和关照义务。而注意义务是所有人为一切行为时均应负担的义务，其是过失侵权责任承担的基石。
1.4安全保障义务最先体现为一种合同义务，后来由于合同义务的局限性各国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又通过侵权法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规制。将安全保障义务定性为附随义务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消费者在从事住宿、餐饮、娱乐、交通活动时，或因上述经营单位照顾不周，或遭受第三人侵害而找不到第三人或第三人缺乏偿付能力。于此情形，法律理念告诉我们，应该让此类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与消费者间往往存在合同关系，因而合同法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附随义务恰好可以作为满足此种需要。
2.银行对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则确定
2.1设定银行安全责任的本意
促使经营者提供足以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不是苛求经营者担保不发生任何侵权案件。侵权案件在经营场所发生，经营者本身也是受害人，只应当就其有过错的事由承担民事责任。
2.2银行安全责任设定的意图
不使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主要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法律制度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的结果，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导致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的平衡作用，并正确地把握这个平衡。
2.3银行安全保障责任的局限
银行作为治安重点保护单位，其安全系数理应大于一般商品出售或服务提供场所。但是，银行对经营场所的防范和控制力度又是极其有限的：首先，银行又不同于其内部的办公区域，它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得无故拒绝公众进入；其次，银行也不同于宾馆、旅社要求对方在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进入其营业场所；再次，银行的保安并无强制力的保障，其所提供的设备相对于犯罪分子而言也极其简陋。银行应对其经营场所尽何种程度的安全保障责任，应当充分考虑该银行所在的社会环境以及银行自身条件，即做到必要性与现实性结合。
3.银行应承担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责任义务
3.1银行与被害者之间的责任
客户在银行被侵害的直接原因是加害人所为的侵权及犯罪行为；银行在安全保障上的不作为并不是损害后果发生的真正的事实上的原因。银行与加害人之间不形成共同侵权关系，银行不承担连带责任；银行只对其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责任承担补充责任。
在银行经营场所发生侵害客户的案件中，能够确定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加害人无法确定的，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银行承担补充责任，银行在承担了补充责任之后获得对加害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追偿权。
3.2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责任
银行对其经营场所的防范和控制力度是有限的，要防止或减少银行经营场所侵权案件的发生，到银行存款、取款等人员在维护自身安全上也负有观察、注意、自我保护的自警义务：如发现有不安全的隐患时，停止相应的存取款业务；对大额存取款业务应尽量避免为公众知晓；避免老、弱、病、残、孕等人员单独携带巨额现金等。银行只对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承担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是银行在有能力为，而不为的情况下的过错责任。
现实中，相当一部分侵权及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银行在履行安全保障责任时的懈怠，又与当事人的麻痹大意等主观因素有关。对于双方都负有过错应当首先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比重来分配责任，若在过错程度大体相当或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则责任分配主要取决于双方过错行为对损害发生及扩大所起作用的大小的对比。如客户为一般过失，银行严 重违反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则由银行承担主要责任；如双方均为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则平均分担④如客户为重大过失，银行有轻微违反安全保障措施的某些规定，则应当由客户承担主要责任。
3.3银行与工作人员之间的责任
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到大厅，大厅的安全主要靠保安来保障。当然，保安不同于警察，保安并无法定的制止犯罪行为的义务。对有预谋的恶性持枪、持械抢夺、抢劫案件，保安的控制与防范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保安，仍有较强的防范与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保安在大厅巡逻本身就可以抑制侵害念头的产生；保安敏锐的观察力，能发现、辨别风险，做到及时防范；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保安可以协助捉拿侵害人，或保护现场；对受人身伤害的客户，保安能提供第一手的帮助。
银行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围绕银行内部的安全进行的，另外不能忽视客户在银行办理业务时的资金安全和人身安全，所以银行安全保障义务势在必行。
参考资料
[1] 星野英一：《私法上的人》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6
一、客户请求权分析
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被抢（含抢劫和抢夺）案件，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客户进入营业场所但要约未送达银行被侵害，即客户在填写有关凭证、清点现金，欲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抢；二是客户在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侵害；三是客户在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后尚未走出营业场所前被侵害。认为银行应承担责任有如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银行在合同法上负有保护义务
这种观点认为，银行与客户的存取款合同订立和履行中，客户填写有关凭证为要约，将凭证交给银行时，要约因送达发生效力，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存取款手续为承诺，其交还存折（卡）及交付所取款项后，该合同关系即告结束。银行负有与上述三种基本类型对应的先合同保护义务、履行中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不论客户在任何阶段被侵害，银行都违反了合同法的保护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在合同订立前，当事人进入特定场所准备进入磋商或正在进行磋商时，双方已从一般人之间的消极关系进入了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积极关系中，此时虽尚未成立合同关系，但双方基于缔约接触而产生了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也因此而负有相应的义务。客户进入银行后进行交易前，客户遭受侵害时，银行应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关键在于银行是否对客户负有先合同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两个方面判断。银行作为货币的交易场所，遭受侵害风险相对较高，银行对进入银行后的人身、财产安全，赋予银行保护义务较为合理。判断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主要看损害的发生是否因为银行设施自身瑕疵所致，银行是否达到主管机关所要求的安全保护标准，银行在执行这些标准规定时是否存在疏忽、纰漏，同时还应考查同类银行通常采取防护手段、措施和方法，以及银行在在客户发生损害时的处置措施是否妥当。如银行对上述问题持否定态度，应认定银行有过错。
履行中附随义务是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2款的规定概括的，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后，附随义务方可随之存在。客户在银行履行存取款合同过程中，银行不仅负有办理存取款手续、收取或支付款的主给付义务，因交易是在银行进行，银行还负有保护客户在交易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附随保护义务。《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要银行不履行附随或履行附随不符合约定，又没有免责事由的，就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持给付的效果或协助相对人处理善后事宜。后合同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与先合同义务不存在本质差异，应类推适用。银行在交付款项后，虽然款项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交易已结束，但按后合同义务违反规则，在客观方面，银行负有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在主观方面，只要银行没有达到大多数银行的防范标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银行主观上有过错。
（二）、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
客户在银行被侵害，银行是不作为侵权。因法律的规定或职务上、业务上的要求或先前行为导致负有特定保护义务的当事人，未尽保护义务，如主观上有过错的，就应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银行是否承担责任主要在于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这两部法律是银行负有保护义务的法律依据，客户在营业场所遭受侵害，银行就违反了法定义务。1996年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中规定了“营业网点大厅要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守卫巡视”，只要案发时没有保安守卫巡视，银行更应承担责任。
二、银行抗辩权分析
无论是合同法上的保护义务，还是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最为关键的是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保护范围、银行的设施是否足以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银行是否有过错。目前，规范我行保安状况的法规主要有《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关于基层金融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关于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金融保卫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文件。只要银行的保卫措施、防护标准和级别符合上述规定的，就应认定为银行已履行了法定的保护义务。
客户损害的发生，是由不法侵害人造成的，而非银行违反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所致，对突发性犯罪行为，银行难以预料和防范，根据罪责自负原则，对犯罪分子造成的危害后果，应由犯罪分子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对银行的保护义务不能随意扩张，银行不是侵害人，与客户所遭受的损害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那种认为银行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的观点，扩大了银行可控风险的范围，不适当地加重了银行责任，导致了银行与客户在利益上严重失衡，也缺乏法理支持。我们不能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有保护人民合法利益而推论出任何人被侵害后都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赔偿。
银行服务过程中间的抢劫行为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它越出了银行正常的经济服务的范围，很多国家把这样的行为理论上称“准罪事”行为。就像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害，我们把它叫做不可抗力。那么把它称为不可抗力的时候，它就成为法定的免责条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就不再承担，它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并未赋予商业银行对其营业场所范围内的客户人身、财产的保护义务，而仅是赋予商业银行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到期支付存款和利息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能延伸到存款之外的营业场所客户人身、财产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所规定的保护义务，也只能限定在经营者提供的场所、设施及商品、服务本身是否损害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应将第三人在经营场所所致消费者损害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在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中，银行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客户则为消费者，商业银行在提供服务时即有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主要指其提供的服务本身及场所设施不侵害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商业银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赋予银行具有保护其营业场所内客户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
客户在银行遭受第三人的侵害，银行与加害人之间不形成共同侵权，加害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只有在无法确认加害人或加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才能有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且具有过错的银行承担补充侵权责任。
但是，法院一般会从保护弱者利益出发，认为银行的设立是不可控制风险的主要来源，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受损害的，银行虽无过错，但也应根据公平原则，给予客户适当补偿。
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的通知在性质上属于主管部门的行政法规，是为相对人设定的行政法律义务。即使相对人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它应该承担的也只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也找不到在银行没有配备保安人员以及未设置监视报警装置的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法律依据。
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市场主体，它和客户一样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既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也要平等地履行法律义务。法院在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时，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处理结果必须建立在合法公正的基础上。在注重保护客户利益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甚至牺牲银行的合法权利。
三、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分析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有保障安全义务，当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到侵害，而银行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将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解释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经营者或者组织者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一是《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积极实施侵害行为为法律所禁止，消极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该规定是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近年来，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在宾馆、酒店、银行、寄宿学校等杀人越货的案件。从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看，经营者在安全保障上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单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有的赔偿权利人在向犯罪分子索赔不能而要求经营者赔偿时，经营者往往以没有实施侵害行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进行抗辩。按照该解释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人，负有对相关公众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而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领域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管理，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不仅在经营活动中，在其他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具有广泛社会接触的活动中，管理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都应关注其活动范围内的安全保障问题，对他人的人身安全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不忍人之心，人才有不忍之心；为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才能人人都有安全保障。传统的民法理论孤立地看待“自然人”，把民事主体想象成荒岛上的鲁滨逊，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未能就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提供理论依据。司法解释的制定，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吸收了现代民法理论的研究成果，明确规定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司法解释的规定，突出体现了现代司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司法为民的要求。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经营者的直接责任。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营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经营者违反应当积极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使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害得以发生或者扩大，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几率；因此经营者应当为受害人向直接侵权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让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而让那些侵害他人或者无视他人安全的人承担责任和风险，符合司法正义的理念。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解决审判实践中的众多新类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使银行的业务经营中可能遇到的侵权纠纷更难胜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