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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概念范文1
关键词：传播学；范式批评；学科核心范式
一、前言
从新时期的学科发展要求来看，只有彻底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范式认识体系，明确传播学学科建设中的“范式”概念，才能够实现传播学的良性发展，使其从旧课题的探究中走向新的课题。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新时期传播学范式概念的批判和传播学领域范式重塑的关键，说明适应传播学学科的范式共识要点。［1］
二、新时期传播学范式概念的批判
范式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界定的多样性是制约传播学范式认识体系稳定性和统一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新时期对传播学范式概念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传播学领域的范式概念中主要存在以下解释：
（一）范式与其构成理论间的关系模糊
范式与其构成理论间的关系是导致范式概念模糊的关键，即范式与其构成理论是内含的关系，还是互相激发的关系，是范式概念证明了理论，还是理论证明了范式，这些问题值得探索。世界著名哲学家詹姆斯•瑞凯认为，范式作用机制与传播模式具有相似的性质，一方面被认知，另一方面反过来发挥引导价值。但是范式是先被认知还是先发挥引导功能，是值得深入考量的。当理论优先于范式时，则可说明范式概念的得出是对一定理论体系的认识，同时，范式概念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理论体系，使其不断向前发展。当科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又会赋予范式新的概念，新范式继续引导理论的演变。这样的应用突显了范式作为归纳性共识单元的范式划分取向，反之则是演绎性共识单元的范式划分取向。基于传播学的范式概念，在应用中更突显其归纳性共识单元的范式划分取向，即理论优先于范式。在界定这种范式概念下，的确可以实现传播学学科架构的形成，使学科迅速形成规范体系。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固定的、封闭的理论体系，制约了传播学理论的演绎创新，使得传播学学习止步不前，不能得出基于全新课题的学术成果。因此，创新归纳型和演绎型两种范式认识，综合其应用优势，进行创造性的再应用是十分必要的。［2］
（二）协变谬误导致的僵化
协变谬误是指从同一理论体系出发，接受不同的范式时会形成不同的认识，这种现象的出现便是协变谬误的一种典型表现。库恩的范式理论将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融合在一起，认为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却忽略了认知价值的形成并不能安全取决于方法论规则。同样，规则也不能完全决定其所构成的理论。因此，基于传播学的范式概念，缺少对范式表层概念和深层结构的区分，即理论方法与价值观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因此，在认识过程中一方面要创新理论与方法，在不同的范式划分取向下，使理论与方法的差距变小。另一方面，也要从深层结构区分开不同的范式划分，即既要克服僵化的范式理论，也要保证范式理论的意向性引导功能。［3］
（三）不可通约导致的非理性主义
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各种不同范式理论间是“不可通约”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基于整体系统的范式概念，如果不能实现不同范式理论间的完全交流，就会降低范式概念的理性认识，这也是导致传播学范式概念界定模糊的重要因素。传播学本身就具有多种学科的属性，在学习与发展时要从不同角度理性对待，确保传播学科目的整体性。而范式概念形成的非理性主义定论，不仅难以发挥其意向引导的教育功能，还会加剧传播学的复杂性。因此，通约各种范式理论，明确范式概念的理性倾向是十分必要的。
三、新时期传播学领域范式重塑及价值目标
传播学领域之所以很难达成一致的“范式”共识，主要是由于传播学本身就是多学科的集合体，学科自身属性决定了外界认识的多样性。因此，众多学者关于范式概念是否应该应用于传播学领域的讨论十分激烈。然而，笔者认为，范式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工具，在建构学科体系中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加强传播学领域范式重塑，解决传播学发展困境，将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重塑传播学领域范式，首先要回归范式的共识本质，克服“三论”的范式界定概念给传播学领域带来的功能障碍，科学认识学科的演进过程。因此，应抛开范式概念的界定条件，强化范式概念的目的。其次，正确对待范式共识的开放性，对重塑基于传播学领域的范式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范式共识的自由开放性主要取决于共识要素的数量与组合方式，共识层次的多元区分与界定两个方面。其中，内含的共识要素越多，其自由的空间就会越小。概念适用的层次范围越广，范式的包容性就会越大。最后，范式共识应与学科演进功能相适应，具备较强的理论演绎能力和演进发展的空间。［4］
四、结语
基于传播学领域的范式概念，由于库恩范式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学科的综合性很难达到统一，因此，加强传播学领域范式概念的重塑是发挥范式意向、构筑传播学学科发展理论体系的基础。相关学者应进一步探究基于传播学领域的范式概念和学科建设功能。
参考文献：
［1］胡百精，杨奕.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J］.国际新闻界，2016，38（03）：61-80.
［2］梅琼林.透视传播学“范式之惑”——基于对“范式”概念的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09）：42-47.
［3］吴海进.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传播学范式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110-114.
传播学概念范文2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传播学概念范文3
关键词 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 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 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假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285.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
[3]陈力丹著.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4][法]埃里克·麦格雷著.传播理论史[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65.
[5]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77.
[6]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
传播学概念范文4
2010年初，李红艳的著作《乡村传播学》顺利出版，这不仅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乡村传播学理论的著作，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占中国大半的乡村地区和广大农民将不再是中国传播学的盲点。
为了进一步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李红艳不仅在实名博客中分享了乡村传播学的相关论文和随笔，而且早在2008年5月就创建了中国乡村传播网。
目前，李红艳及其团队研究的乡村传播不止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也涉及人际的传播和交流——包括乡村社会内的人际交流和乡村城市之间的交流，这也部分打破了传播学研究局限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局面。
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巨大文化差异。信息的不对称、知沟的扩大、文化心理的偏见等“传播断裂”的现象显然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作为一门偏重于应用的社会科学，传播学诞生晚（20世纪中期），传入中国更晚（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在引进、消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切入机会和应用模式，但大多忽略了农村地区的传播形态。因此，传播学的发展一直以城市为中心，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事实上，乡村传播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得到重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将新技术、新产品在乡村社会中加以普及。随着美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话题，因此，乡村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便逐步减退，研究本身也终从热点归于平淡。
李红艳认为，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其实用性和经验性的特征，使得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毕竟这是在短时期就可以见效的，而文化概念、人的意识、价值观等则需要漫长的过程。
谈及国外乡村传播学研究对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借鉴意义，李红艳表示，一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现实中也很实用，如农业推广体系和诸多我们认为可以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作持续地进行中，这些都是自 然而然的发展中的现象，与政府行为体制、政策机制和学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但同时，我们的社会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借鉴毕竟只是借鉴，本土化的民情、乡情和人情还需要细细研究，不能把他们的研究结论完全套用，或者是用来解释现实中诸多乡村社会的现象。
在李红艳看来，虽然我们拥有正在蓬勃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正在上升中的农村发展管理学研究等，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心和前沿性的报告日益增多，甚至关于“新”乡土中国的话题也把我们引向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之路上，传播的概念似乎并未被遗忘，但遗憾的是，它只是进入了日常的话语习惯中。
传播学概念范文5
本文试图结合“传播势能”理论探析新的传播模式，梳理“泛传播”概念，以期对传播学教学和新闻工作者传播素养的提高有所帮助。
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在对外传播或国际文化传播活动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发达国家的文化元素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到他国，在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往往还能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如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漫画、韩国的电视剧等。而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一些外宣模式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不但花费巨额资金，而且很难产生普遍而长久的影响力。这种鲜明的对比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讨论。
对此，有的学者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解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果比喻成两个水库的话，显然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水位高，中国文化的水位低。如果两者连通，必然是水往低处流。如果想把低势能的水输送到高处，就需要耗费电能或柴油，通过提灌设备灌过去。”①这种比喻启发我们对“传播势能”进行思考。
所谓传播势能，就是传播主体进行传播活动时，由所传递信息性质和传受双方相对位置决定的传播能量。本文结合“弹性势能”和“重力势能”这两种物理学中最常见的势能，对传播势能加以阐释，从泛传播角度对传播学教学和传播素养进行反思。
传播的“弹性势能”
在传播学现有的各主要传播模式中，传播的要素主要包括信源、信息和信宿。根据三者的相互关系，从“弹性势能”的角度可以将传播分为如下三种模式。
1.信源外推型传播
图1：信源外推型传播示意图
“信源外推型”信息传播活动以广告、宣传为代表，信息由信源强力推出，信宿对信息通常表现消极。在日常生活中，商业广告是最典型的信源外推型传播模式。如上图所示，信源强力把信息推出，而信宿一般对这类信息兴趣不大，一般会对信息有一个逆向的推力。人们对广告的厌烦、一定范围内人们对新闻传播的抵制，都是传播的“弹性势能”在起作用。
2.传受平衡型传播
图2：传受平衡型传播示意图
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较常见的传受平衡型传播有新闻报道、人际信息传播活动等。图2中的A、B二力在信源、信息和信宿的共同作用下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状态，最终达到平衡。这种传播模式最为复杂多变，其包含的领域也最多，包括新闻报道、文学传播、影视传播、音乐传播、人际传播等领域，是当前传播学者研究较多的领域。
3.受者主动型传播
图3：受者主动型传播示意图
受者主动型信息传播模式以谍报和保密工作为代表，负面事件发生时一些“捂信息”的行为也属于这种模式。谍报是国际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秘密信息传播的典型代表。如上图所示，信源会竭力保密，而信宿则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非法手段）来接近、获取信息。信源一直通过A力保护信息，信宿一直通过B力试图获取信息，二者博弈决定传播达成与否。在日常生活中，商业机密、个人信息的保护等，都属于受者主动型传播活动。
4.黑色宣传
在这里，“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的概念值得介绍。所谓黑色宣传，是宣传主体为使对方错乱而开展的信息操作的一种。黑色宣传的主要做法有：通过隐蔽的方式散布对方负面消息、传播可以迷惑对方的虚假消息、假冒对方名义进行信息传播等。其相对的概念为“白色宣传”（White Propaganda），是指基于事实的公开宣传活动。
在战时，黑色宣传的手法极为常见。日本侵略中国时，曾在中国发行《大陆新报》，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笔者曾在日本资料馆发现一份很特别的《大陆新报》（1940年3月31日，见下页图4），这份报纸版面设置与真正的《大陆新报》毫无区别，报道内容却多为对日本不利、对中国有利的抗日内容。后找到当日真正的《大陆新报》比对，确定这份抗日的《大陆新报》是由中国抗日力量发行的报纸，试图对日本在华民众进行心理瓦解。②
在当前和平时期，也有黑色宣传的例子，如2012年12月，朝鲜要发射卫星的消息引起全球关注，在发射卫星前，朝鲜对外放出消息称遇到技术问题发射将会推迟，正当日本、韩国等放松警惕时，朝鲜突然发射卫星，并取得成功。“推迟发射”的信息，无疑是朝方故意扰乱对方的黑色宣传。
图4：通过《大陆新报》开展的黑色宣传
传播的“重力势能”
在物理学中，“弹性势能”之外的另一种重要势能种类是“重力势能”：一个物体的高度越高、重量越大，其“重力势能”也越大。同样，在传播活动中，信源和信宿的相对位置也足以影响信息传播的畅通程度。按照信源和信宿的相对位置，传播的“重力势能”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信宿优势型传播
图5：信宿优势型传播示意图
如图5所示，所谓信宿优势型传播，就是在某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信宿处于优势地位，信源把信息传播到信宿处极为费力，传播效果也往往会打折扣。这种传播模式在对外传播中尤为常见。当前，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但文化软实力还较为薄弱，与硬实力不相匹配。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虽摘金夺银展现强劲实力，却遭到质疑。此外，由于发展阶段和特有国情等原因，中国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产品质量、道德滑坡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铬渣污染”、“三聚氰胺”、“楼歪歪”、“小悦悦”等事件发生时，苦心塑造的正面国家形象、苦心积累的软实力，往往在顷刻之间受到严重伤害。这一切，都使中国在对外传播时处于劣势地位，信宿优势型对外传播的效果往往受到极大限制。
2.信源优势型传播
图6：信源优势型传播示意图
图6所示的信源优势型传播模式中，信源处于优势地位，信息很容易从信源流向信宿。如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传播过程中，美国处于优势地位，其通过好莱坞大片开展的对外传播是典型的“信源优势型传播”。同理，在动漫的国际传播中，日本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传播过程通常顺畅、省力。中国在某些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开展信源优势型对外传播。首先，是悠久的历史文化所具有的吸引力。其次，我国在多方面的成功已经证明了其在道路、理论、制度方面的优势，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再次， 诚信且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所展示的公信力，展现了强大的国际亲和力。③
泛传播、传播学教育和传播素养
通过传播势能视角的传播模式分析可见，传播活动囊括的范围极广，包括了广告、新闻、谍报、外宣等方方面面。本文所提出的“泛传播”概念，其实就是包括了广告、新闻、谍报、外宣等传播活动的广义上的传播。在通信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泛传播”更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从更广义的视角看待传播、学习传播、研究传播。
泛传播：传播无处不在。本文通过传播势能勾勒了全新的传播模式，囊括了广告、新闻、谍报等典型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吵架、说媒、化妆、魔术、幽默、撒谎、庆典等都可以用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所以，传播学所研究的，远远不只是宣传、媒体和舆论，其边界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可谓传播无处不在。
传播学教学：超越新闻传播学的藩篱。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大都是依附于新闻学发展起来的，很多传播学者都有新闻学的背景。而实际上，新闻学只是传播学极小的一个部分。正是这个原因，国内的传播学者往往关注新闻传播，而国外的很多传播学者视野更加开阔，广泛关注公共关系、谍报、实证人际传播研究等。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应勇于超越新闻传播的藩篱，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传播素养：全社会的必修课。随着全球化和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传播一词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的工作、生活中。最近受到各方关注的“公共外交”的概念，其实就受外交和传播的相关理论启发。而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团体也越来越重视传播活动，但一些官员的传播素养让人失望。在这种背景下，不只是新闻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全社会都应对传播的过程和传播模式有基本的认识，具备基本的传播素养。
注释：
①赵可金等：《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四个问题》，《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夏季号，第76页
②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5014004000
传播学概念范文6
关键词 传播学教育 教学理念 教学模式
随着中国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传媒的产业化也不断深化。根据最新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统计，中国目前的传播产业不仅包括了传统的报纸、期刊、图书出版、电影电视，还包括了新媒体以及广告公关等促成社会传播特征变革的传播方式。①这一新的环境为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源动力，也使对“传播规律”的研究工作变得迫在眉睫。与此同时，随着传播学的学科体系进一步科学界定，传播学专业的培养方法也变得值得探讨。目前国内的很多高校都陆续开设了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并同已经日渐成熟的新闻学结合形成了新闻与传播学的学院，②这样的发展前景使这个原本不被关注的“泊来”学科变得倍受重视。
一、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新的形势，目前的传播学本科教学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结如下：教学深度难以把握；理论教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学而无用”；教学与学术研究分离导致学科发展缓慢。
首先，教学深度难以把握。一般的院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把传播学作为理论基础课程，安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学期，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刚刚入学的学生来说，很难在入学之初就对这个专业有一定了解，甚至有的学生反映“不知道要学什么？”。因为这个学科需要一定的理论与专业基础，所以授课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调节课程的难度，逐步的深入，必要时调整教学的进度，做到教学相长。
其次，理论教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学而无用”。传统意义的传播学课程是讲授式的理论教学课程，在这样的课程安排下，学生在课堂上主要接受的是理论教学，可能在一节课的时间里面学了很多类似“概念、特点、分类、意义、功能等”这样的内容，考试也是理论考察的方式以记忆为主。然而，在这样的授课方式下，理论教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造成学生“学完就忘记了”，根本无法和实际建立联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造成教学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学而无用”。面对这样的困惑，后面的章节会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再次，教学与学术研究分离导致学科发展缓慢。上个问题中已经提到传统的授课方式，那么除了学生缺少实践联想之外，传统的教学方式还使学生失去很多思考问题的条件，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很难有所探索。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目前的传播学研究，往往仅陷于少数学者的范围内，而大量的传播学专业学生毫无科研能力。如果能充分调动在校学生的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善加利用学生的科研成果，相信传播学专业会发展的更好。
二、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教学理念与模式探索
鉴于目前传播学本科教学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存在，同时结合几年来传播学本科教学实践的一点思考，笔者认为：传播学本科教学应该坚持“实用教育+延续教育”的教学理念。具体的说，就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对传播学具体实务的联想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同时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在理论与科研方面有更深层次要求和更高潜质的学生，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设计有效的研究方法，启迪前沿的学术思想。这一教学理念，旨在培养可担当专业教学，可适应大众传媒要求，又可进行科研探索的复合型传播人才，适应全球化信息社会的要求。
为配合上面提出的“实用教育＋延续教育”的教学理念，下面介绍一个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在“渐进循环”模型中，传播学的教学包括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经典理论的解析阶段。2、相应案例的引入阶段。3、传播实务的实践阶段。4、学术前沿的启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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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阶段可以看作是由课堂的理论教学开始，结合教师经验的案例分析承接，以学生亲身的专业实践配合，最后启迪学生思考并研究学术问题为步骤的逐渐教育过程。而这四部分之间的循环则体现在，经过学生亲身调研、设计实验，论证之后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验证、深入、乃至发展之上。这样的“渐进式”教学，可以深入浅出的把学生逐步引入对人类传播活动的理解与研究过程中，解决以往教学中“学生认为过难”的问题。而由学术研究到理论发展的“循环”又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来自大学生的新鲜血液，能有效的解决前面提到“传播学学科发展缓慢”的问题。下面分别解释每一个教学阶段的含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并以讲授“议程设置”功能为例，分步骤的逐一说明每个阶段教学的具体方法。
1.经典理论的解析阶段
理论教学是传播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传播学教学的第一阶段，或者说基础阶段，就是对传播学理论体系下的经典理论与模型做深入的解析。这里所说的解析，不仅仅是对教材中关于传播学的理论的讲解说明，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经典理论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适用范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等做细致的归纳总结。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传播学研究者，都编著了很多关于传播学概论性的著作，比如：麦奎尔的《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2000）；③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④虽然这些著作的编写思路不尽相同，但是不难看出传播学教学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内容：传播的概念、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传播的不同分类、人类传播的过程、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其中关于传播过程的研究内容尤其丰富，包括了对传播者的控制研究、对传播内容的符号学思考、对受众角色的分析、对媒介功能的研究和对传播效果的深入论述。
在上述的每个研究领域中，都含盖了大量了概念、经典理论和模型，仅仅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例，在著名传播学研究学者麦奎威尔的传播学导论中，收录的关键词就有几十个之多。因此，教学的重点不仅仅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这个理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弄清楚这个理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的？”，是“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的？”，在这个领域内“目前用这个理论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无法解决？”。比如教师要讲解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议程设置”功能。首先，应该简述理论的具体内容（这一理论用来衡量一种媒介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公众脑海中的新闻事件、议题、或者人物的相关重要性，受到新闻报道呈现次序或者显著性的影响）。⑤然后要逐一解释其中的关键点：议题和显著性。更重要的是，要重点交代这个理论的研究历史,交论中涉及到的媒介议程（media agenda）-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政策议程(policy agenda)的关系。⑥
2.相应案例引入阶段
在第一个环节的理论教学中，学生已经对经典理论的体系与研究历史有了深入了解。因此，根据上面的解析，选取大量典型的传播案例进行形象的分析说明就显得尤其重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典型的案例的过程中，要注意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以此引导学生找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一些规律。
仍然以讲授“议程设置”功能为例，要引入大量的新闻议程设置案例，同时分不同的媒体类型进行分析。比如通过对当日〈新闻联播〉新闻议程的设置分析当天的重要事件；通过连续几日〈新闻联播〉新闻的议程设置分析最近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通过分析不同时间的〈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的设置来分析近一段时间媒体新闻议程的变化等等。
3.传播实务的实践阶段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需要亲自参加到各种传播机构或组织的传播活动之中去，以亲身的实践验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同时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思路。虽说这个环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仍然需要做相应的指导。要在学生亲身实践之前拟订详尽的指导书，内容包括：说明实践的意义，列出实践的步骤，建议实践的方法，同时要求学生在实践后做认真的总结，必要时要求学生上交亲身实践的作品进行讲评。
为了更好的了解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进行一个短期的实践，比如让学生跟踪该媒体一天新闻编排的整个过程，指导学生注意分析电视媒体新闻的编排顺序，每条新闻长度的不同要求；报纸每条新闻所在的版面和字数要求等等。同时让学生对受众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分析一下受众看了当天的电视新闻或者阅读了报纸新闻以后，认为什么是最近的“大事”，从而对照媒体新闻传播的预期效果，验证议程设置的功能。
4.学术前沿的启迪阶段
在开篇我们已经谈到过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其中谈到目前传播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的问题，那么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主要是在学生已经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务经验的前提下，针对目前传播学业的问题进行学术的探索，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事业，同时学生也为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做大量的积累工作。在这个阶段，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启迪学生思考目前的传播学学术前沿问题，指导设计研究方法，提供适当的文献支持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往往不具备系统的科研思维，因此教师指导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科研的系统化、逻辑化、科学化、数据化。
以“议程设置”的不同功能相互作用为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研究一些实际的问题。对于研究政策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可以启发学生研究一些对国家重大的政策、法规、或者决定的媒体宣传作用，比如“论两会报道中央视的重要角色”；对于研究公众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可以启发学生结合目前网络媒体中“BBS，Blog”等个人媒介的作用，分析“个人媒介议程对大众媒介议程的影响”。
三、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传播学教育
上面已经谈到了传播学教学方面存在着难以把握教学深度；理论教学为主导致“学而无用”；教学科研分离导致发展缓慢等问题，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实用教育＋延续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渐进循环”的教学模型。具体论述了如何从理论入手，引入大量案例，指导专业实践，进而进行科研工作的具体思路。上述的思路对授课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专业过硬，要确实接受或从事过传播学的理论学习与研究工作；教师要有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历，能配合教学引入大量案例；教师要有良好的媒体人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教师也应该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以启迪学生的思路。
在教学中还应该重点注意下面的问题：第一，要特别注意理论的研究历史，进行丰富的文献回顾，这是奠定学生理论思维基础与框架的必由之路。第二，要做大量的案例介绍、分析、比较与讲解，不能把案例教学做成陪衬的花朵和例行公事的摆设，要做到举例切实有效。第三，要加大研究方法教学与调研设计的力度，必要时专门开设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系统讲解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使用与修正。第四，为了使学生有丰富的学术嗅觉，应该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与学术会议，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与研究活动。
注释
崔保国：《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交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McQuail, D.,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2000。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