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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1
[关键词] 科技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人的机械化
技术革命、科学理论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然而，一旦人的行为、心理甚至所接受的知识被标准化，人就会被机械化。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中人的机械化的历程。
一、雇佣管理：机械化的开始
雇佣管理是人的机械化的开始，也是人的对象化的开始，雇佣管理时期正是机械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一旦运用近代自然观方法论于管理时，管理的机械化，对人的机械化就成为可能。
1.第一次科技革命与雇佣管理。18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使机器运作代替了手工操作，大规模的工厂取代传统家庭手工作坊，诞生了现代意义的工厂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这种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方式要求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需要组织对其分工协作进行管理，但当时人们习惯于原来的工人手工操作完成整件产品的小生产方式，不适应这种大生产方式，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与事的关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管理人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人事管理的雏形。从整个社会来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对人的管理称为雇佣管理，也叫劳动管理。
2.“商品人”假设与雇佣管理人事政策。第一次技术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和大规模的资本密集的经济组织的出现，管理重视资金和技术而不重视人力的价值。在管理观念上，视人力如一般的商品，在管理者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里，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取得时追求廉价，并充分利用，一旦用不着了，就会弃之如敝履。劳资之间的关系是以劳动力、货币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是一种典型的雇佣关系。
二、人事管理：体力层面的机械化
人事管理阶段主要对人的行为动作采用更多标准，通过对行为的管理提高生产率，是体力层面的机械化。
1.二次科技革命与人事管理。19世纪60年代、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程度对生产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过去那种凭借经验和个人的管理方式与大生产方式不能适应，迫切要求科学的管理方法协调工人与组织生产的关系，以泰勒为首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学派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直接导致了人事管理的产生。
2.人性假设与人事管理。
(1)“经济人”假设与人事管理的产生。管理观念上“经济人”人性假设代替了“商品人”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学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的阐述，他认为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怀着自利的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人事管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根据“经济人”假设，认为员工所需要的是金钱物质的激励，人事管理的功能只要重视员工物质福利即可达到激励员工的目标，因其管理模式机械化，忽视了人的其他因素尤其是高层次需要在管理中的作用。
(2)社会人假设与人事管理的发展。由于“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雇员的社会和心理需要，之后，二十年代，梅奥和他的同事们以霍桑实验结果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说，他们认为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社会的和心理的欲望满足。
基于这种人性假设的管理模式是:管理人员不应只注意工作任务，而应注意满足工人的社会要求；管理的职能不应只限于制定计划、组织工序、检验产品等，而应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坚持实行参与式管理，注重劳资双方的沟通。这一阶段，管理从以事为中心，追求“人”与“事”的配合，以完成目前工作或任务为目标转向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潜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层面的机械化
人力资源管理更多地强调激励人，以大量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各种激励手段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这是心理层面对人的机械化。
1.第三次科技革命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历史的大变革，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产销扩张到全球，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科技发展速度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周期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成了决定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如何吸引、保留优秀员工，如何通过开发人的潜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了企业经营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于是人力资源管理应运而生。
2.人性假设与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观念上对人性假设具有多样性。如“自我实现人”假设、洛希和莫尔斯的“复杂人”假设。
(1)“自我实现人”人性假设与人力资源管理。1953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于提出的“自我实现人”理论，认为人有多种需要，按层级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最高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即是指人体内有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人只有将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才华充分表现出来，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该理论假设，人是积极主动的、自我指导的。
在自我实现人性假设的前提下，管理的模式为:管理的着重点是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管理者的任务是寻求、设计和创造一个人能深造学习，施展才能，形成自尊、自立，发挥创造性等有内在奖励的生产条件和工作环境，充分发挥人才这一资源的潜力；奖励制度上重视职工内部的激励；管理制度上通过建立参与决策制度、提案制度、劳资会议制度，制定发展计划，选择具有挑战性工作等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该管理模式下，员工有较大的满足感、不竭的创造力、充分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通过员工培训、职业生涯设计、创造好的条件等举措以帮助员工成长，达到自我实现。
(2)“复杂人”假设与弹性人力资源管理。20世纪70年代初雪恩等人提出“复杂人”假设，认为上述理论虽各具合理性，但却不能说明人性的全部。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就总体而言，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不同部门工作的，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就同一部门的不同个体而言，随着年龄、时间、知识、地位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改变，人的需要、潜力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各种需要和动机也会发生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动机模式。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动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单一的理论模式无法说明复杂的心理现象。
基于这种假设的管理模式为:依据工作性质不同，采用固定的或变化的组织形式；依据组织情况不同，采用应变的、有弹性的领导方式；依据工人能力、动机、性格的不同，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地采用灵活多样的管理和激励方式。这种管理模式将管理的重点放在“管理功能”与“工作环境”的关系上，提供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为员工提供灵活多变的人事管理，使每个员工的需要都尽量得到满足，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意识层面的机械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文化组织形象的建设更多地表现在知识上，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成为企业的主要资源，企业以自己需要拥有什么样知识的人来对人的知识结构进行标准化，如何塑造人的知识成为企业的课题，这就有可能扼杀知识多样性，对人的意识进行机械化。
1.信息技术革命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科技革命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广泛运用于组织的生产、管理活动中，组织结构由原来的直线式转化为扁平式，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虚拟组织出现。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和人类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更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在变化。信息技术革命再一次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以顺应并推动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2
关键词：数字化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信息流；可靠性；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ystem components of digital substation relay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system,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flow loop is possible. The path connectivity using two terminal network set algorithm for reliability calcu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and series parallel model will be redundant configuration in the system of relay protection, consideration,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a reliability evaluation model and method of the digital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general. Finally introduces the model and method of reliability evaluation software, and uses the actual protection scheme to validate the model and methods of reliability evaluation.
Keywords: digital substation; protection system; information flow; reliability;
中图分类号：TM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数字化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的组成
信息的数字化和通信的网络化是数字化变电站的特点，因此继电保护系统不同于传统变电站由互感器、保护单元和断路器通过点对点方式连接的简单结构，会有更多的元件加入其中。合并单元用于汇集和合并多个互感器的采样数据并以一定的格式编制成数据帧上传给交换机。智能终端作为断路器等一次设备侧的数字化智能组件，在保护系统中主要用于接收保护单元发来的跳合闸和闭锁信息去控制断路器的动作，以及负责采集断路器的开关位置等信息并上传给保护单元。交换机组成的网络取代了传统的二次电缆，成为合并单元与二次设备之间信息传递的平台，有利于各设备之间信息的共享。由于继电保护对各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有严格的准确性要求，各设备在输出信息时需要附加精准的时标信息，这就需要全站的同步时钟源进行统一对时。
2 数字继电保护系统的信息流与拓扑结构
同步对时信息、以SV 报文形式传输的采样信息、以GOOSE 报文形式传输的断路器控制及状态信息是数字化继电保护系统中的三类重要信息。
2.1 同步对时信息
同步对时信息回路的起点是同步时钟源，其主要用来接收GPS 或北斗系统的时钟信号，然后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向合并单元、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等设备发送对时信息。现有的变电站对时方式主要有脉冲对时、编码对时和网络对时三种，其中在过程层最常用的是编码对时中的IRIG-B 码对时和网络对时中的PTP（IEEE 1588）对时。当对时方式不同时，其拓扑结构也会有所变化。脉冲对时和编码对时需要专用的对时网络，由
同步时钟源直接通过传输介质与需要对时的设备相连，一般为星型结构或分级星型结构，图1 所示为星型结构。
图1 脉冲对时和编码对时的对时回路结构图
络对时的方式如图2 所示。它需要借助支持网络对时的交换机以及由其组成的以太网，可以单独组网也可以与SV、GOOSE 等报文共用一个通信网，当采用后者时可以有效的减少交换机和光纤的使用。网络对时的拓扑一般为树状路径，对时信息由同步时钟源出发经过交换机组成的网络到达需要对时的设备，冗余度较高。
图2 网络对时的对时回路结构图
2.2 SV 报文信息
SV 报文信息回路起始于互感器，经由合并单元和交换机网络后，最终到达保护单元，如图3 所示，其中交换机网络用虚线表示，是由于采样值传输可采用不同的规约，有些规约只支持点对点传输，不需要交换机网络。目前常用的采样值传输规约有IEC 60044-7/8、IEC 61850-9-1 和IEC 61850-9-2。
图3 SV 报文信息回路结构图
IEC 60044-7/8 采用FT3 帧格式，不支持以太网组网，只能通过串行口实现点对点传输，传输介质一般为光纤或是电缆，由于是非以太网传输方式，其数据传送的延时是恒定不变的，因而采用此规约的合并单元不需要外部对时，同时也省去了交换机的环节，结构较为简单，然而点对点的传输方式将使传输介质的使用量增加，对可靠性产生影响。
IEC 61850-9-1 是为兼容IEC 60044-7/8 而制定的规约，数据内容与后者相同均为固定格式，通讯方式为逻辑点对点的单向广播方式，所以通常也可以不使用交换机，由合并单元通过专用的线路与保护单元相连。然而由于是以太网的传输方式，其CSMA/CD 的介质访问控制方法将造成传输延时的不确定，所以要求合并单元对发出的信息附以精确的时标信息，这就要求外部的对时网络对合并单元的时钟进行对时。
IEC 61850-9-2 报文所传送的数据是可以灵活配置组合的，采用以太网络方式，可以使用点对点方式，也可以采用交换机组网，从而减少接口和传输光纤的数量，与9-1 相同，由于以太网传输延时的不固定，所以需要同步对时。
2.3 GOOSE 报文信息
GOOSE 报文采用者/订阅者的方式，实现装置间一点对多点数据的快速传递。在继电保护系统中，GOOSE 报文一般作为跳合闸信号、开关位置信息和闭锁信号等信息的载体，在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之间传输，并最终达到控制断路器的目的，
如图4 所示。
图4 GOOSE 报文信息回路结构图
与SV 报文相同，GOOSE 可以采用点对点的方式连接，也可以采用组网的方式。前者不需要交换机，但在每个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之间都要用专用的光纤连接，后者更符合IEC 61850 的标准和信息共享的原则，但在网络流量过大时会对跳合闸的实时性产生影响，因此一般赋予GOOSE 报文较高的优先级，从而保证其可靠传输。
3 数字化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如果将传输介质看作节点间的线段，而其他元件看作节点，数字化继电保护系统可以看作一个连通网络系统，各类信息回路的可靠性可以运用最小路集法计算二端网络连通率。
1）对时回路的可靠性计算。对于需要对时的合并单元、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等元件，只有对时回路保持连通，这些元件才有可能正确工作，因此可以将对时回路的可靠性加入设备本身的可靠性，形成修正后的元件可靠性，如式（1）~式（3）所示。
(1)
(2)
(3)
式中：、、分别表示修正后的合并单元、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的可靠度； 、 和 分别表示同步时钟源分别到合并单元、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的第i 条最小路径；n 表示最小路径的数量。
对于图1 所示星型结构的对时回路，L 只包括1 条从同步时钟源经传输介质到对时元件路径，以合并单元为例此时的修正元件可靠度为
(4)
式中，、 和分别表示同步时钟源、传输介质和合并单元的可靠度。对于网络对时，由于有交换机网络的加入，对时回路拓扑结构将变得复杂，最小路径数量n 也相应增多，但其可靠性计算处理方法同式（1）~式（3）。
2）SV 回路和GOOSE 回路的可靠性计算。这两个回路的区别是待计算的二端网络起始节点与终端节点不同，具体计算表达式如式（5）~式（6）。
(5)
(6)
式中：和分别表示SV 和GOOSE 回路的可靠性； 和分别表示互感器到保护单元和保护单元到断路器的第i 条最小路径。
式（5）为一套保护对应一个互感器的情况，当一套保护对应n 个互感器时，如果这些互感器不是冗余配置，则每条互感器的SV 回路都应保持畅通，其之间应为串联关系，即
（7）
式中，表示第i 个互感器对应的SV 回路的可靠性。
如果是冗余配置，则只要一条SV 回路保持畅通，保护就能正常工作，此时应为并联关系，即
（8）
同样，式（6）为一套保护对应一个断路器的情况，一般断路器很少会进行冗余配置，当一套保护控制n 台断路器时，其之间的GOOSE 回路应为串联关系，即
（9）
式中，表示第 i 个断路器对应的GOOSE 回路的可靠性。
需注意的是，上述路集计算中，合并单元、保护单元和智能终端的可靠度要用式（1）~式（3）对时回路修正后的可靠度所代替。
3）系统整体可靠性计算。由于一套保护需要SV 回路和GOOSE 回路同时正常工作，因此对于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来说两者之间为串联关系，由式（8）、式（9）得
(10)
式中，表示整个保护系统的可靠性。当保护单元冗余配置时，应分别计算每套保护对应的SV 回路和GOOSE 回路的可靠性，最终各套保护之间并联就是整个保护系统的可靠性，即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3
经济发展与能源、科技、投资等均具有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赵进文、范继涛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结构依从关系，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1]；反之，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影响。鄢琼伟、陈浩的研究表明，GDP、能源消费与中国GDP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2]Kais和Sami对全球5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和能源消费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3]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是中国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4]唐未兵、傅元海研究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正面作用，且这种正面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5]科技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区域差异。范柏乃等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较大。[6]在当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GDP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7]，对能源消耗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彭昱研究表明，政府在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尤其在制造业中的能源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更为明显[8]。Lus Augusto Barbosa Cortez等的研究[9]证实了彭昱的观点，巴西政府的投资决策同样对巴西的能源消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巴西的投资主要倾向于能源消费中的科技发展。上述研究主要涉及经济、能源、科技、投资等不同指标的相互关系，能够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对于能源消费、经济发展等多种目标下投资决策的实现路径并未涉及。在多种约束目標下如何进行投资决策的研究中，Yongbin Zhu、Zheng Wang研究了碳排放预算下的经济增长和排放控制的最优路径，提出了科技发展投资的合理路径[10]；朱永彬等以研发投资为减排手段，构建了最优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最优控制模型，提出了在减排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及经济平稳增长路线[11]；潘见独等通过建立二阶随机模型，研究了制造业企业面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不确定性时的减排科技最优投资路径和最优碳排放权交易量[12]；Bosetti等在对能源技术细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目标下的能源投资和RD投资决策问题[13]。
多种约束目标下投资决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方面的投资决策优化问题，即针对经济、环境约束下的科技发展投资，未涉及不同种类投资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约束，以科技、能源、固定资产投资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构建科技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资决策问题，提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结构约束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的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政府投资决策的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一）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由于科技水平是GDP的主要影响指标之一，也是本研究中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
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将评价结果T（t）标准化值应用到生产函数中。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采用章穗等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14]，该体系包括科技产出、科技投入、科技对经济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影响4类一级指标和24项二级指标。
二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上述24项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难以做出判断，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获得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历年评价结果，记为T（t）。
三是标准化处理，获得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由于科技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需要对数处理，因此选用的标准化方法为：T*（t）=T（t）/min{T（t）}。
（二）生产函数构建与协整检验
三、中国科技发展与非化石能源生产的投资决策问题分析
（一）相关参数核算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模型选择2014年作为初始时刻，2020年为终端时刻，即设t0=0，tf=6。模型初始时刻和终端时刻固定，各变量均以2014年值作为初始条件，以2020年值作为终端条件，其中K（t）、I（t）、IB（t）、u（t）和v（t）根据相关约束条件确定，若无相关约束，则为终端自由变量。
在模型有关参数的测算过程中，有关价格的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处理。首先采用19952014年科技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检验值为079107，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共获得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378%，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年度科技水平评价值T（t），标准化后为T*（t）。采用19952014年GDP数据和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lnG（t）-lnT*（t）和lnE（t）。资本存量K（t）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有关K（t）的测算采用徐杰等人的方法[17]，其中折旧率K=884%，1995年的资本存量为32 0649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采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lnK（t）。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各项数据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平稳，即满足I（2）。
比较logL、LR、FPE、AIC、SC和HQ准则推荐结果，取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的原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1，JohansenJuselius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和极大特征根协整检验都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可知均衡关系式为：
资本存量I（t）、IB（t）均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科技资本折旧率及资本存量采用杨林涛等人的估算方法[18]，其中科技资本折旧率为Ii=10%，科技资本存量（1995年）为4132亿元（折算为1978年价格），根据式（22）中常数值及科技水平评价值计算A（t），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和g0。非化石能源产业投资考虑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的年度投资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折旧率采用翁宏标等人的核算结果[19]中的电力行业折旧率（20002007年平均值，619%），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B和gB0的值。消费能源全部为化石能源时经济的损失率q参考于渤等人的核算结果[20]，取q=29%。最终测算的各参数值见表3。
（二）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约束分析
在能源控制约束中，中国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之一，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在15%左右，在经济发展约束中，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759966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翻一番，因此可以构建模型的约束条件：
四、结果分析
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下，根据式（26）、（27）绘制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152020年将以年均9000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化石能源消费量也保持增长趋势，年均增长4846万吨标煤，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4%，2020年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08372万吨标煤，因此在煤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的需求形势下，中国化石能源供应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在2020年要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根据式（26）绘制的变化轨迹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从2014年的47840万吨标煤（占比112%）达到2020年的71950万吨（占比15%），因此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只有保持年均4019万吨标煤的增长或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才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15%的目标。
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的约束下，根据式（30）绘制2015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规模图，见图3（2014年为不变价格）。由图3可知，2015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应达到5181亿元（3197亿元，2014年价格），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度应达到7723亿元（4765亿元，2014年价格），20152020年应至少保持年均559亿元（345亿元，2014年价格）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增幅，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998%。
已知的前提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水平。根据式（31）绘制的科技发展投资决策路径见图4。当2015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保持2014年水平8023%时（a=0），中国科技发展投资应保持年均1727亿元（10654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8148亿元（173694億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应达到794%。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要达到86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523亿元（9397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在2020年才能达到26926亿元（166153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15%；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保持年均增幅1331亿元（821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5775亿元（159051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8%。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74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944亿元（1199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945亿元（181728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6%；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至2020年需达到3084亿元（190306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1%。
在经济发展目标约束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如图5所示。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提高科技发展投资额度；或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降低科技发展投资额度，均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科技发展投资提升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科技发展投资的边际效用虽呈现缓慢降低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因此从中国目前较高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看，努力提升科技发展投资，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4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5
关键词：科技发展 旅游业 关联性 作用 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9-0251-01
当全世界受到科技浪潮的冲击时，我国各个领域也深受现代科学技术之影响而悄然发生着改变，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最先感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旅游业虽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每一步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当计算机技术成功的将网上客房预订、旅游景点门票预订、火车票机票预订以及宾客帐目远程结算等功能一一实现时，更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我国旅游业如果想取得广度和深度上的长远发展，就要与科技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事实同样证明了科技为旅游市场繁荣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让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极大挑战，因此，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从科技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中探讨科技发展与旅游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对促进旅游业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科技发展对旅游业市场的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1.1科技发展为旅游市场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技发展使旅游市场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以人文景观、自然风光为主的传统式旅游，而是将更多“触角”伸向了科技、经济等领域，这使得自身不具备天然旅游优势的地方通过高新技术建立了很多科技含量较高的旅游项目，为旅游者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旅游内容，同样也扩大了旅游产品的外延空间，使旅游市场日趋繁华。新的旅游业凭借现代技术的强大功能，让人们极地游、探险游甚至是太空游成为了现实，当类似于一些漂流、攀岩、蹦极已经成为普遍的旅游项目时，很多地方借助农业产业之优势，着力打造的高科技农业生态园区，集种植、采摘、休闲、观光、旅游、餐饮、住宿为一体，更是为旅游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1.2科技发展有效提高了旅游产品安全性能
目前，旅游业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态势，并形成了旅游项目之间明显的差异化，但无论旅游者选择什么样的旅游项目和方式，安全需求始终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如何满足旅游者的安全需求一直以来都是旅游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科技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当云霄飞车在空中翻腾旋转，蹦极者在高中急速坠落，正是专业的绳索、轨道等技术设备为游客们提供了安全保障。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安全保障系统软件也广泛应用于旅游业中，素有游乐场神话之称的迪士尼乐园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低的安全事故发生率，就是凭借其强大的安全防护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1.3科技发展使旅游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科技为旅游者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颖、独特、个性的旅游内容，同时也为旅游者提供着优质的服务。科技发展使得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也逐渐走向智能化，这使游客出游更加舒适和便利。一方面是借助信息技术使网上售票、日程安排、房间预订等工作流程更加准确与规范，为旅客提供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在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各种个性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电器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如宾馆酒店的音响、灯光、免费宽带、WIFI等设施，也让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感受到了出游的轻松、愉快与便捷，当更多游客享受到科技带给他们的乐趣时，旅游业的发展与壮大已经成为必然。
2 科技发展让旅游业面临着重大挑战
2.1科技发展为旅游管理决策增加了难度
旅游管理决策是旅游经营者通过游客市场的分析、预测，从而制订适合旅游者游玩以及购买习惯的服务和管理内容的过程，而科技发展让决策环境日趋复杂，旅游项目的多样化，休闲与旅游之间的界限淡化等等，这都给决策者进行市场分析增加了难度。科技由于其随机性特点，往往会给旅游业供求模式带来戏剧性影响，它会在不经意间就拓展出新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经营者必须要了解科技特性，并学会如何处理这种特性，明确科技信息、情报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旅游业发展做出正确决策。
2.2科技发展为旅游业经营带来了挑战
科技发展使全球迅速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电子商务为旅游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空间，也冲击着传统的旅游业经营方式。在传统的旅游经营模式中，旅行社会在航空、酒店等部门获取一定的利润，尤其是饭店销售，为了争取更多旅游客源，旅行社一直都是饭店销售政策中的重要客户。而这一切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发生了改变，当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选择了网上预订，大部分旅游服务部门转向了网络直销市场，这使旅游企业的经营受到了很大冲击。要想在网络时代求得生存与发展，旅游业经营者就要学会如何利用网络特性来拓宽自己的营销市场，旅行社不能再单一的满足于订票、组织出游等业务，而应该建立自己的在线销售系统、电子分销系统等等，创建和发展个性化旅游品牌，要学会如何主动将高新科技应用于旅游业发展中，实现旅行社网络化和规划化经营，完成新时期旅游业的过渡与转型。
从科技发展对我国旅游业发展带来的作用与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作为新时期的旅游业来说，要重视科技所带来的作用力，在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中既要学会如何善用科技手段，也要学会如何防范科技对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运用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思想，才能让科技引领着旅游业不断攀向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陈荣.浅谈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旅游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 （6）：36-38.
[2]马卫.科技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 科技发展；人类传播；媒介形态；传媒产业；语言形态；影响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7-0009-02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传播的发展史。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传播的每一次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丰富，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信息系统也日趋发达、日趋复杂，人类社会也日趋进步。而在所有这些进步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
1 科技发展对传播媒介形态的影响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对媒介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非常积极的评价。他提出的著名观点“媒介即讯息”，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奉若经典。他指出“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 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所能选择的媒介工具的数量呈加速增长的趋势，而这种加速发展的推动力正是科技的进步。人类传播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人类用于传播的媒介形态的变化为标准的。回顾人类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传播媒介形态发生革命的结果；而媒介形态的每一次变革，又都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产物。
人类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地与大自然作斗争，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类能制造工具、利用工具。随着人类学会利用工具，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工作的范围也日渐扩大。于是人类的族群日益壮大，生产分工开始出现，人们需要更多地协同劳作。如果人类再仅仅借助于声音、鸣叫、手势等原始的手段进行交流，是无法顺利实现协同工作，不能满足生存需要的。这种对交流的迫切强烈需求，导致人们渐渐以一些固定的声音代表特定的事物，特定的感情，最终语言的诞生了。语言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是科技因素。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态也日趋复杂，人类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类积累的知识在不断地增加，而语言作为口语媒介，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巨大限制。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大的环境空间，原始人类开始用结绳、画图等方式来记录事件、传送信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演变，人类社会终于又出现了重大的文明成果——文字。文字的出现打破了语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把信息长久地保存下来，并传递到远方。以纸为载体的手抄文本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形态。这仍然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前进的结果。语言和文字的传播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之内仍然具有旺盛的活力，并成为各种传播形式的基础。
文字出现后，人类经历了很长的手抄传播阶段。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印刷时代的到来才有了改变。印刷时代的到来是建立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的基础上的。特别是15世纪40年代，德国工匠古登堡发明出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机，使文字信息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成为可能。到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导致了横扫欧洲的工业大革命，机械制造技术不断革新，新的能源动力不断得到发现运用，印刷技术也随之大大提高，迅速实现了从人力生产到机械大生产的跨越。于是，大量廉价的书籍、报纸等印刷品得以随之产生。
19世纪80年代前后，以电的发现和使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再次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对无线电技术的运用开启了人类电子传播的大门。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产生，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等新兴媒介飞速发展。从此，人类传播的手段更加丰富，不仅可以记录下文字，还能记录、实时传输声音和影像。如果说印刷传播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量生产和复制，那么电子传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其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传播媒介再次迎来了它的飞跃式发展，不仅出现新媒体——计算机网络，而且传统媒体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从70年代才出现的计算机互联网，现在已经把世界连接起来，成为力量强大的“第四媒体”；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向网络进军，出现媒介融合的趋势，电子报纸、杂志大行其道，电视节目可以在线收看；而空间技术的发展，使卫星电视进入全球千家万户，现在全球观众能同时收看相同的节目、直击事件发生全过程；移动通信技术的成熟带来手机的普及，人们已经可以用手机收看电视节目……新科技革命颠覆了我们对媒体固有形态的传统观念。
进入电子传播的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媒介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媒介发展的成果。科技成果运用于传播领域的转换时间越来越短。美国学者韦伯对人类传播的历史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如果把人类历史100万年当作一天来计算，那一小时则相当于41666年，一秒钟则相当于11.5年。他经过计算，得出结论：人类原始语言产生于公元前10万年，相当于这一天晚上9:33；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500年，相当于晚上11:53；活字印刷术则于11:59’4”出现，距离午夜仅56秒；无线电发明距离午夜7秒；广播距离6秒；电视距离4.5秒；电脑仅3秒。
2 科技发展对传媒产业产生发展的影响
传媒产业的形成，发端于19世纪于美国诞生的“便士报”。
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英国开始，带来了横扫欧洲的工业大革命，机械制造技术不断革新，新的能源动力不断得到发现运用，欧洲各国迅速跨越了人力生产而进入机械大生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内外商品贸易日益频繁，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业信息的重要性显得益发重要，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对信息的需求成为传媒产业诞生的市场基础。
各国开始工业化的进程后，城市规模开始扩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出现了高密度的城市人群。同时随着造纸术和机械印刷的发展，文字信息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成为可能。由于有了廉价的印刷品，文字的使用，知识的传递不再只是贵族、僧侣阶级的特权，文化知识开始普及，人们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城市人口中识字的市民普遍增多，这一人群的出现为传媒产业的产生创造了潜在的客户群体。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印刷技术、造纸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印刷、造纸的成本下降，为廉价报纸的诞生创造了技术条件。
在这种种条件的催化下，“便士报”——世界上最早的大众报纸——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美国诞生了。而归结起来，“便士报”的诞生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报纸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大规模发展起来。从此，传媒产业从报业开始了它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媒介不断产生——广播、电视、网络，传媒产业的疆界也随着新媒介的产生而不断扩展。广播业、电视业、互联网相继出现并走向繁荣。同时，在科技的推动下，经济利益的驱策下，传媒产业开始突破单一媒介的界限，出现了媒介融合的趋势，传统的报业、广播与电视、网络之间相互渗透；同时，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传媒产业跨越国家的界限。数字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传播突破一国的范围，向全球扩展。其结果是传媒产业出现媒介集中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这一切都是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这背后则是科技在发生作用。
毫无疑问，科技发展对传媒产业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它所带给传媒产业的就只是一片光明。随着高科技（如卫星技术、数字技术）普遍地运用于传媒产业中，要从事传媒产业的经营就需要比过去更雄厚的资本支持、科技支持、人力资源支持，也就是说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而现有的大型媒介集团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媒产业将会出现市场竞争的缺乏，造成日益严重的媒介垄断——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超大媒介集团的诞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媒介集团都集中于发达国家，它们拥有技术上、资金上、经验上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它们利用其自身优势向不发达国家迅速扩张，倾销其媒介产品，对不发达国家的传媒产业无疑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由于传媒产业的特殊性，发达国家传媒产业的扩张背后必然伴随着其文化的扩张，造成对不发达国家民族文化的破坏，对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破坏。
由此可见，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肯定它对传媒产业发展的积极贡献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由其带来的种种弊病，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
3 科技发展对传播中语言形态的影响。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传播手段，一直贯串着人类传播史的始终。但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语言在传播中的作用，传播中语言的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
在口语传播时代，口语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的最主要工具。语言是口语化的，简单易懂。进入文字传播时代，文字产生使所指事物和语音分离，也使发声的人同声音分离。它弥补了口头语言时空障碍的缺陷，具有了规范、便携、能长期保存等优点。在语言表达上，这种书面语言与过去的口头语言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口语的表述是随意的，浅显的，所承载的信息是简单易懂的；而书面语言，它是规范的、逻辑性强的，它所承载的信息是复杂繁多的。特别是在这一阶段，文字的使用是贵族僧侣阶级的特权，是一门独特的技能，我们可以看到用于记载的书面语言，和用于日常交流的口头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是相互分离的，书面语言一般较为晦涩难懂，难于被普通人理解。
进入印刷时代，社会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有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产生，文字的使用不再只是贵族的特权。报纸产生后，不论它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还是作为刊载信息的商品。报纸、书籍这样的产品面对的都是普通的大众，如果要将报纸、书籍顺利卖出，让大众接受，就必须要符合大众的需求。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用于表述的书面语言有通俗化的趋势，表达不再如过去那么晦涩难懂。此阶段大众传播的媒介是报纸、书籍等印刷媒介，因此，书面语言是此时大众传播中所运用的主要语言形态。
当电子传播时代到来，媒介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运用的语言形态也随之变化。随着广播、电视的出现，实现了人类声音的远距离传输。广播、电视的兴起，把口头语言又带回到大众传播中来，在大众传播领域，不再只是书面语言一统天下。虽然广播、电视都要通过声音传播信息，但两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其各自的特点。相较而言，因为广播完全是依靠声音为载体传播信息，而且广播电台多是区域性的，因此它的语言更加俚俗，更加贴近听众。电视则是用影像和声音共同传递信息，语言的运用必须要配合影像。同时，正因为有画面影像的帮助，电视语言能够传达一些更为深层的信息。但总体来说，由于广播、电视的线性特征，语言的口语化，在深层报道上不如印刷媒体有优势。
传统媒体报纸在进入电子传播时代后，其文字表达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电报出现后，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将重大消息公之于众，记者在采写到新闻后用电报传递消息回报社，在语言表达上重点突出，简洁明快，适应了越来越快的社会生活节奏。随后广播、电视的出现给了报纸很大的冲击。特别是电视，它是声画合一的媒体，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报纸为了与之竞争，出现了对事件的深入采写，解释说明性的特稿应运而生。而且，随着分众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的报纸依据其不同的市场定位、不同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报道。
上世纪70年代互联网的问世，对语言的运用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一个人际传播的中介，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主动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网民们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网络语言”，比如大虾（大侠）、东东（东西）、酱紫（这样子）、GF（女朋友）、青蛙（丑男）、很S（拐弯抹角）、恐龙（丑女）、偶（我）等等。而且，这种网络语言现在已经超越网络的使用范围，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语言使用。这种大范围的对语言的创造，在过去的时代里是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过去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计算机网络的力量，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传播事业，并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本身。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新的科技从理论转化到实践应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以信息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还远未结束，并在加速发展着，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这个科技浪潮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发展必将推动人类传播事业继续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