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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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1

关键词:成本效益分析 效率公平分析 研究生收费制度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使人们更加注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与思考教育问题及如何改革教育体制等问题成为必要。政府加大投入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以及研究生教育收费等问题亟需解决。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

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但两者的有区别。

传统财政学,不包括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和政府规则等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包括政府、非盈利性组织、公共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因此也称为政府经济学。它不仅关注政府,还包括企业和个人。

詹姆斯·波特巴认为,财政学包括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1]主要是税收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大量与支出相关的问题。

而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认为:一方面,财政学仅涉及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公共经济学则包括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工具;另一方面,两者可能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两者可以通过共同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逐渐由公共产品性质开始演变为准公共产品性质,向混合产品发展。

1.教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即包括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特别是个人效益。就教育体制来说,目前的教育状况与早期的免费就学不同并开始表现为只要个人承担部分费用才能接受教育。2.高等教育明显具有产业经济属性。就办学体制来说,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使学校的事业性管理性质转变为多元化的产业属性管理性质。

三、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一)研究生教育收费观点及经济学分析

研究生教育应普及收费制度。首先,考生增多、研究生扩招政策和财政有限性是研究生实施收费制度的主要原因;其次,为适应国际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方向,[2]对研究生教育收费是必然的。

一些人认为对研究生收费是不合理的。第一,研究生教育是公共产品,实行收费可能导致部分贫困生放弃研究生就读生涯,造成相对不公平;第二,就潜在的人力资源来说,收费可能扼杀优秀人才,最终引起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1、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劳动力市场也即就业市场出现的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增加了市场中雇佣方对高层次人才即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的需求;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现代社会结构必然要求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有机成本的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必然选择,个人对研究生的需求增加,这也证明了研究生教育的私人属性。

2、效率与公平分析。公平,指实施部分收费,对于努力者或特殊才能者是公平的,这是市场经济公平原则体现。相反,对受教育者来说,研究生衡量标准过高,不收费则导致不公平;对国家来说,全盘公费不可能,由于不能获得全部收益,有必要实施收费。

(二)合理设计研究生收费制度

1.根据人力资本不同,在确定招收对象与衡量标准差额的基础上收费,从而防止差异。2.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配套措施的思考。首先,各高等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教育规模;其次,学校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实施奖学金制度等,在补偿政府投资的人力资本和研究生所花费用的同时,与自费研究生相配合激励其进行科学研究。此外,引入高效的竞争机制,定量设置奖学金制度,金融机构介入,实施弹性学制且不规定教育年限。

四、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政府投入研究

(一)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状况及分析

1.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存在缺口。农村税费改革前,义务教育经费主要靠乡级财政、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已存在困难;税费改革后,由于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造成原有教育财政资源渠道的短缺;新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尚未建立。至此,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存在巨大缺口。

2.债务问题严重。税费改革前,由于投资不足,只能举债筹资。教育的债务可通过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保障偿还;税费改革后,两者的取消打破了偿还机制,使教育事业发展的配套资金无法得到保障而增加了教学债务。

3.财政分级负担尚未形成。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税费改革前有“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税费改革后,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负担因此加重,无力承担对教育的投入。

(二)政府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思考

政府投入是必要的,并且政府应合理投入农村义务教育。

1.农村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必须由中央地方政府合理负担农村义务教育费用。2.政府投入的保障措施: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入财政预算体制,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透明度;转移支付上加大专项支付,适当减少一般性转移。3.政府投入的效率与公平。政府加大对学生的补贴,对学校补贴可能导致腐败和低效率。可以采取现金补贴和发放教育券的形式。

教育的性质决定教育体制的完善。投入和产出即成本和效益分析决定教育的属性。教育是公共产品。义务教育的投入大多由政府承担,由于义务教育的效益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效益。然而,教育也是私人产品。经济在发展,人们需求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日益呈现私人产品的性质,作为潜在的人力资本和人们的理性特征,加之国家的财政资源的有限性,使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教育的私人效益大于社会效益。因此,一定程度上,政府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注重农村与城市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最终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2009-09-12

[2]梅锦萍.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2

关键词:经济人;企业人;软要素;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与公共政策选择:以山东为例”(2010RKGB1104)

作者简介:商海岩(1971-),男,山东平邑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孙国栋(1977-),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山东财政学院MPA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开创以来,企业内部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资本”、“学习能力”、“制度”“观念”等被开发出来,比如,企业能力理论更加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并且逐步将这种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不可模仿的企业特质,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认为企业从其创业到衰退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的内部制度、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这些都显示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中的一些“软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与资本、土地等不同,它与企业内部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网络化、嵌入性、综合性的特征,研究这些“软要素”必须搭建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此,我们提出“企业人”这一假设,将它作为研究企业“软要素”的重要平台,并梳理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经济学微观基础假设的演进思路

1.“经济人”假设

孟德维尔很早就在《蜜蜂的预言》中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终可以造成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思想通过优美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说明,那就是社会的福利由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创造,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有机体。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论摆脱了传统的基数效用论,相对完善的偏好理论为揭示“经济人”的行为进一步打开了理论之门。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经济人”追求最优化的理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描述出来,为微观经济学上个世纪后期在各方面的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科的附属品到相对完善的经济学科发展直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功不可没。

2.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哈耶克曾经说过:“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相类似,但它却与绝大多数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质上极为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以它为基础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学主义,这样就忽视了经济学微观主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会性质,人是能动的,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人的学习能力是不容被忽视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农学派的时候,将价值的创造源泉定位于劳动、资本等这些“硬要素”,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关联性不强等特征,“经济人”假设一直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嵌入性”,同时也抹杀了“软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这种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处理也给斯密本人也带了“斯密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格兰诺维所指出的[2],“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社会活动中恰恰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对此作出批评,如莱本斯坦从非理性倾向方面对经济人做出了批评,凡勃伦则从人的社会性炫耀这一消费特点方面,批判了“经济人”过度重视个人本位主义所导致的解释力问题。

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些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如“企业网络”、“组织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经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然而“经济人”假设只要没有摒弃古典经济学重视“硬要素”等传统,继续沉迷于个人本位主义的解释方法,很难对“企业网络”、“组织能力”等一列的“软要素”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阻碍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4期商海岩,孙国栋:基于“企业人”假设的 “软要素”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观基础假设的探讨

首先是“契约人”假设。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 [3]三大假设之下,“契约人”假设堪称为新古典范式的“企业人”的标准模式。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契约人是这个合约的主体,无论是合约规定的索取权还是合约没有规定的剩余索取权之间,契约人通过不断的试错、谈判、交互作用,维持着有序的社会有机体。人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严格遵守者人类有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契约,因为各种维护秩序的契约约束,“契约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为。

但是哈特等的“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比如机器,存货)所组成”[4]之说,最终验证“契约人”依然遵循当初科斯的古板,企业理论的研究严格地被规定在新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资本、劳动、土地依然是统治权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测量的,依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如“单位人”假设。长期合约一直是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看做是一种默认的长期合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无疑成为一种人们生存主要的空间,单位空间与长期合约的非流动性以及官僚体制,形成了关于“单位人”这样的假设。

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资源,因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关系,尽管标准的“单位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但是“单位人”的特征却被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些学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闭性、个人缺乏动力机制等等。

“单位人”已经关注到长期合约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场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单位人”对于制度、文化等“软要素”约束的机制缺乏深入地分析,仅仅片面地强调这些“软要素”带来的不利方面,而对于这些“软要素”对人的激励方面却认识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单位人”只是我国制度建设相对不太完善的产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

此外,还有如“人本人”[5]假说、“社会人”假设[6]、“知识人”假设[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批判“经济人”的理想化,忽视社会性等方面。

4.“企业人”假设

当我们打破新古典的同质性假设,将要素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里将创造人类福利作为经济学的本性这一主题,来审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时,我们发现,不断的发掘劳动的潜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为了发掘这种潜力,一开始人们重视“硬要素”带给人们的迂回生产的好处,当经济发展到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软要素”将是发掘人类劳动潜力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更是突出了“默会知识”、“学习能力”的作用,并认为是在企业不可复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随着对这些“软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一个更适合经济学发展的平台,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企业里的劳动实际上是被长期合约严格限制在企业范畴之内的异质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不能离开“硬要素”,如资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实中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都是价格机制,还有各种隐性与显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文化,这些多数是价格机制所没有办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时间、空间影响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如同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些软要素在发掘人类潜力、配置人类的精力资源方面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业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论并不统一。一是范畴不同,二是理论侧重点不同。

从范畴上看,一般的理论都将“企业人”作为企业内部的人的总称,并且与企业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如赵旭亮、孙建中[8]认为:企业交易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知识理论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能够整合各种企业理论的理论枢纽。企业人范畴及企业人理论假说,可以成为深化企业理论研究的理论枢纽。从而提出:“企业人是一切契约联合体的每一位当事人,也是企业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它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与每一位员工”。 康丽琴[9]从人的个性偏好出发指出所谓企业人,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联合体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企业人既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又包括企业一般员工。

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主要是指的企业内部员工,并侧重于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认为日本企业人的再生产深受其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劳资关系、内部培训、分层参与、企业内部福利、内部竞争制度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日本企业人以企业为家的特点。

本文认为“企业人”假设是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软要素“与”硬要素“结合方面对企业内部劳动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长期合约下的要素非流动性。

三、 “企业人”的模型构建

员工的行为价值可以区分为可测度部分和不可测度部分,可以测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励问题解决,而不可以测度部分则没有办法通过制度问题解决,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激发员工潜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设计了一个动态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员工激励与团队合作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企业文化对长期利润起着正相关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资本性,Holmstrom[13]则设计了企业团队产出的剩余模型,阐述了企业文化对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文化作为重要的“软要素”,它对于员工效用的影响,并提出了文化作为一个共同要素对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软要素”是一个新的提法,所以以上这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对我们构建“企业人”模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我们构建“企业人”的效用函数,规定“企业人”的收益来源于“硬要素”和“软要素”的租金,成本为付出的“软要素”的维护成本C。

作为“企业人”,一方面潜力受到硬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如资本、土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硬要素为K。另一方面,企业人还受到“软要素”的影响,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软要素”数量为Z。

构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硬要素”对于劳动的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机器的使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决于与劳动的配置,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根据理性最大化原理,我们假定K已经达到了最优的k*。这样,企业人的效用取决于“软要素”带来的收益。

θ为企业人之间沟通的系数,介于0与1之间。C是维护“软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员工来说,“硬要素”是由股东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软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个“企业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软要素”带来的收益扣除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构成,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命题一:当人们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时候,“软要素”的需求随着N的扩大而减少。

我们命θ=1,求最优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这说明当θ等于1的时候,“软要素”成为一种完全的公共品,人们不会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会关系”这种“软要素”资源共用的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资源,共用别人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不可避免导致搭便车的现象。

命题二:企业内的“软要素”为同质性时,设个人拥有的“软要素”相同,都为Zi,当N增大时,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个人都会平均地持有“软要素”,持有“软要素”的数量只和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有关,有效的建立“企业人”的交流平台将会增加“软要素”。

命题三:团队是否有效率取决于θ与“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

团队收益为NU,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个人持有的软要素依然相等,个人效用函数加总为团队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业团队的效用主要取决于θ和“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团队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整个团队的正效用,否则,企业团队将只有负效用,个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证整个团队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所以,“软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体学习要素”的收益比较高,大家将会有激励去维护这种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够的大,或者说只要小于1,企业团队就会有剩余的损失。

命题四、考虑到额外收益,“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

如果前期的“软要素”沉淀,形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会通过激励、规范以及形成某种“传统”给后面的人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后来者更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假设一个两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软要素”在T+1期会带来收益RZi,

则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这样,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来者会受到激励,尽力去维护“软要素”,这样,企业团队合作的剩余也将会更大,这显示了“软要素”的资本性。

四、 模型的进一步思考

1.惩罚机制

在企业人的模型假设中,可以看出,惩罚是网络化的,这反应出“软要素”与“硬要素”的区别:

“硬要素”是可以细分的,因此耗损的过程充分显示出时间性。而“软要素”的耗损呈现出系统性,也就是与时间无关,而与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系统本身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过某个“阈”,这就是系统的“承受阈”。当“软要素”超过这个“承受阈”时,旧的系统平衡将崩溃,带来新的平衡,反映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网络中的某个事情,某个人的重新评价,引发“道德体系”“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反映在个人上就是要重新树立网络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则是局限于某个阈之内,超过会趋向于0,使得“企业人”重新构建或者一无所有。

2.市场势力的构建

由于模型中已经推导出,“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而且难以复制,“企业人”一旦获得“软要素”就等于获得了某种垄断资源,这使得拥有“软要素”的人比拥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场势力,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软要素”拥有者需要更大的网络化成本。

五、 结论

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软要素”平台的可能性,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人”这种假设,并构建模型说明以“企业人”为平台的“软要素”的特征。关于“软要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区域,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软要素”平台,以及如何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构建经济模型,将来一定是经济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邓正来,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385.

[2]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JS,1985,91(3):485-501.

[3]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5-37.

[4]GROSSMAN S, HART O.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4):691-719.

[5]马克•卢兹.人本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82.

[6]MARY PARKER FOLLETT,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M].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18:267-268.

[7]张军.从“理性人”到“知识人”:解读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J].经济评论,2004(4):25-27.

[8]赵旭亮,孙建忠.现代企业理论深化的新思路[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19-23.

[9]康丽琴.试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偏好激励问题[J].江苏商论,2005(2):83-84.

[10]潘晨光.日本企业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30.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3

关键词:资产评估 学科定位 管理学 经济学

一、引言

随着资产评估行业的快速发展,新的资产类型、新的市场细分对资产评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需求已经逐步趋向高端化。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特征明显、知识背景综合的资产评估高级人才将是未来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同时,继2004年重新开设资产评估本科专业后,2010年又增设了资产评估硕士专业,目前全国有15所高校设置了资产评估本科专业,68所高校设置了资产评估硕士专业。人才培养层次的逐步高级化,一方面满足了市场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对资产评估专业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资产评估专业学科定位的研究,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随着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培养计划的实施,从理论上探讨资产评估的学科属性,将有助于研究生的培养和未来研究方向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评估专业的学科归属进行梳理。

二、资产评估专业学科定位的历史借鉴

资产评估专业的学科属性,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很多学者曾以“倾向性”的观点阐述资产评估的专业属性。根据对以往文献的梳理,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倾向于经济学科

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的目的是为经济活动服务,如果资产评估的方法误用,评估结果的理解存在偏差,则只能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释(陈鹏,1998)。同时资产评估的理论主要依附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供求理论、预期理论等,分析资产价值采用的方法也是典型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张俊平,2008),因此,资产评估更倾向于经济学学科。在全国15所资产评估本科院校中,将资产评估设置于财政(税务)学院的有内蒙古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和河北经贸大学,共4所,占总数的27%,倾向于经济学观点符合资产评估的特征。

(二)倾向于管理学科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资产评估发轫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会计学、财务管理有较长的渊源关系,理应归属管理学科(李光洲,2007;邓九生,2008;唐振达,2009),在以管理(会计)学为基础的同时,还兼顾了经济、文学和理学(王开田、胡晓明,2002;张艳,2009),此观点偏向于管理学。教育部2004年在少数财经院校恢复资产评估专业设置时,将该专业归属于管理学科。从2010年15所具有资产评估本科招生院校的专业设置看,属于会计学院的有浙江财经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工商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和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属于商学院的有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属于金融管理学院的有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共有11所,占总数的73%,因此,相对于持经济学观点而言,倾向于管理学的观点占了大多数。

(三)倾向于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是指既包含有管理学、又有经济学,还有工学、法学等学科。张欣(2006)直接提出了资产评估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边缘性复合学科,涉及的知识面宽,需要的专业技能高,且与多种其他行业相关。从对学科基础课程设置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资产评估学科的交叉性。在对学科基础课程设置中,王淑珍、尉京红、马慧景(2002)认为,应该设置会计方向课程、经济与管理方向课程、金融与证券方向课程、税收、统计方向课程;常丽(2007)认为学科基础课将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方向课程、财务会计方向或建筑工程方向课程与机械制造方向课程、金融与统计方向课程等。学科基础课就应体现不同性质高校的学科结构特点,财经类院校难以开展不动产评估和动产评估等学科基础课程。李春杰、柳娜(2010)认为学科基础课程可包括: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经济法(税法)、市场营销学和信息管理系统。从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科目看,包含有财务会计、经济法、机器设备评估基础、建筑工程评估基础、资产评估五门课程,这些课程处于同等重要位置,涉及到了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较多学者认为资产评估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较为合理。

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的目的、研究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与手段的不同,通过比较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差异,进而从资产评估的研究目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来定位学科归属。

(一)研究目的

经济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区别的根源就在于研究目的不同。虽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都涉及资源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长于解释“who”和“why”,而管理学则长于指导“how”。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解释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管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提供实现组织目标的组织资源最优使用原理和方法。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社会经济资源的严重稀缺。亚当・斯密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自由市场能够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优化配置资源的解决方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边际效用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完全市场竞争能够通过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来优化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凯恩斯主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显示了经济学始终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关注。因此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为什么社会经济资源不能进行优化配置,并提出经济发展对策。管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工商企业这一新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如何使用组织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组织目标,成为当时社会的新问题。因此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他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的产生为管理学的研究确立了发展方向。管理学的发展过程始终讨论的就是如何提高组织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古典管理理论认为组织运用科学方法替代经验方法,通过经济利益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认为组织不仅应该关心员工的经济需求,而且应该满足员工的社会需求,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组织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应该并重,要重视组织文化激励作用,应该关注组织内的核心竞争力和组织外部环境。提高组织资源的使用效率是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的唯一途径。因此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组织资源的使用效率情况,提出实现组织目标的组织资源最优使用方案。

(二)理论基本假设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研究都是以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一是关于人的假设,二是资源稀缺与否的假设。(1) 关于人的假设前提。两个学科都是以人的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管理学研究人的组织行为。人的行为动机是由人性决定的,因此,两门学科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要以对人性的假设为基本前提。经济学研究内容是社会经济问题,因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管理学强调组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功能来充分利用组织资源,因而管理学假定人性是变化多端、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2)经济学暗含资源的有限性假设,管理学暗含资源的非有限性假设。经济学认为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才需要研究合理配置资源,节约资源。管理学认为组织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目标实现并非是有限的,而是可以通过组织管理不断扩充的。人力资源培训、员工激励和创新的运用可以充分挖掘出组织中人无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战略联盟和合作还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的资源。与此同时,政治和文化资源也是组织资源的一部分,所以管理的资源是无限的。但是为了降低成本,管理学还是要研究如何有效使用组织资源。

(三)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

供求问题是经济学的根本,它用详细的模型理论分析供应方会以何种价格出售,该价格需求方在哪个阶段是可以接受的。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经济学可以运用模型等工具从静态、比较静态以及动态层面进行分析;也可以运用实证的方法或规范的方法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用文字说明,也可用数学方程式表达,还可用几何图形式表达。管理学在数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等方面更加注重实际应用,更注重定性分析方法。

四、资产评估专业的学科定位

任何一个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有它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学科体系区别于其他学科之所在,也是我们分析学科归属的出发点。资产评估专业学科的定位应从研究目的、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

(一)研究目的

资产评估最终目的是在分析资产评估环境与评估对象特征的基础上,对特定时点及约束条件下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决策方提供一定的价格尺度或合理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委托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直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能转而追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提供相关专业信息的资产评估师,可以为相关各方提供实现目标的价值信息。资产评估服从了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为行为各方提供资产价值咨询服务并不过多地考虑管理,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注重公允,主要回答资产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从资产评估研究目的来看,它既解释了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提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因此,资产评估兼顾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特征,但更偏重于经济学。

(二)理论基本假设

资产评估是建立在若干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包括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持续使用假设和清算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存在一个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该市场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且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的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持续使用假设假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用的资产。清算假设是对资产在非公开市场条件下被迫出售或快速变现条件的假定说明。其中,关于人的假设在公开市场假设中可体现出来,假定了人是理性人、经济人。关于资源的假设,四种假设都以可以计量的(有限的)资产为评估前提的,且认为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有限的,通过评估使资源达到合理配置。因此从资产评估的假设来看,资产评估应归属于经济学。

(三)研究方法

资产评估有三项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资产评估的三项基本评估方法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而这些依据均源自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如劳动价值论是成本法评估的理论源泉,是对评估对象特定时点价值的重置模拟,用现行资本价格重新购置资产并使之处于在用状态所耗费的成本,它探究的是评估对象的内在价值,而这样的重置基础又是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决定的。再如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评估方法中的应用就是收益法,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主观感受(边际效用)在商品(或资产)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强调单位成本的付出与收益的比较。而收益法则是通过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并将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资产的预期效用越大,获得能力越强,它的价值也就越高。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在两种或多种选择下进行边际分析方法、供求理论在资产评估中也到处可见。因此,从资产评估的研究方法来看,资产评估应归属于经济学。

五、结语

从资产评估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来看,该学科应定位于经济学;从资产评估的目的出发,该学科偏向于经济学。然而,每一个学科并不是孤岛,也不是单纯的继承关系,学科间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发展的途径。顺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学与管理学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两学科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经济管理领域研究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的经济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等边缘学科相继出现。而这些学科几乎又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或纯粹的管理学,经济计划、经济决策(包括政策)、经济预测、经济调控、经济监督、经济评估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及公司治理、产业组织、企业竞争力、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结构调整、发展战略及经济激励等问题的研究,既可属于经济学,也可属于管理学。如果把他们从经济学那里硬拉出来划到管理学范围,那就把应用经济学的内容架空了。如果认为凡用文科方法来研究的则属经济学,凡用理工科方法来研究的则属管理学,那么无异于看漏了近半个多世纪来经济学的数学化、数量化、公理化、工程化的发展潮流。其实上述诸问题本身就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来研究。美国管理学家西蒙(HA.Simon)因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说明他研究的经济决策问题不仅仅是管理学而且同时也是经济学(乌家培,2000)。因此,资产评估偏重于经济学,并非否认管理学在其中的作用。J

参考文献:

1.陈鹏.初论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基础[J].财务与会计,1998,(5).

2.刘梦琴.资产评估学科归属及理论框架构成[J].评估纵横,2012,(3).

3.汪海粟.资产评估专业学科知识结构的思考[J].工作研究,2012,(4).

4.胡晓明.资产评估学科归属问题研究[J].财会学习,2010,(8).

5.乌家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J].管理科学学报,2000,(2).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4

[关键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弹性;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105-03

1 引 言

生产函数是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同它可能的最大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的数学表达式。这里的“投入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对产出量产生贡献的生产要素,包括了技术、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可能的最大产出量”指这种要素组合应该形成的产出量,而不一定是实际产出量。本文正是运用生产函数来分析北京市地区GDP和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的数量关系。

2 模型的构建

2.1 变量选取和数据调整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取北京市1990―200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为自变量。根据地区GDP频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名义GDP和名义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整,得到实际GDP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调整后的数据见表1。其中Y表示:北京市地区GDP;L表示: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北京市从业人员。

2.2 方法简介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美国数学家柯布(Charles W. Cobb)与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了1899―1922年美国的资本与劳动力数量对制造业产量的影响后提出来的,其形式为Y=AK^αL^β。式中:L代表劳动力投入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Y代表产出量;A为效率系数,是广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反映,为正常数;参数α,β分别是资本与劳务的产出弹性,为小于1 的正数。这里取消了方程一阶齐次的假设,允许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 或者小于1,由参数的估计结果决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它可用来描述一国总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可用来模拟单个企业或部门的生产情况,在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评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3 构建模型

估计北京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其中Y表示北京市地区GDP;L表示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北京市从业人员。首先对模型线性化,两边取对数LnY=LnA+αLnK+βLnL,利用E-views软件绘制的LnK、LnL与LnY的图形,见下图,可以看出LnY与LnK、LnL存在线性关系,可以进行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图

2.3.1 样本回归方程

将表1输入E-view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

(2)方程显著性检验

①F检验

在α=5%的显著性水平下,服从自由度为(2,15)F分布,查F分布表的F0.05(2,15)=3.68估计出的F值=194.19548>3.68,所以拒绝0假设:α=0,β=0,即模型的线性关系成立,模型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P值的含义:使0假设被拒绝的最小的显著水平。

②t检验

在α=5%的显著水平下,服从自由度为15的t分布,查t分布表得t[SX(]a[]2[SX)]=2.131。估计出的t值分别为(-1.55981)、(10.56384)、(2.359725)。即[JB(|]1[JB)|]>2.131,所以α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0假设α=0;[JB(|][AKt^]2[JB)|]>2.131,所以β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0假设β=0 ;而[JB(|][AKt^]0[JB)|]>2.131,所以LnA也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0假设LnA=0。P值的含义:使0假设被拒绝的最小的显著水平。

2.3.3 违背古典假设的情况检验

(1)多重共线性的判定

模型的R2值与F值均较大,且格参数的t值均通过了α=5%显著性检验(见表4),且E-views软件显示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很小,故认为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异方差的判定(怀特异方差检验)

违背古典假设的情形之一是随即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即相对于不同的样本点,也就是相对于不同的解释变量观测值,随即干扰项具有不同的方差,检验异方差,也就是检验随机干扰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运用怀特检验来检验异方差,检验结果见表4。

2.3.4 自相关的判定(D.W.检验)

在α=5%的显著水平下,k=3,n=18的D.W.检验的上下限查表得dl=1.05,du=1.53,D.W.值为d=2.387463(见表4)du

2.4 结论分析

2.4.1 方程设定良好

该回归模型的拟合值和调整后的拟合值均很好且通过了t统计和F统计检验,同时回归模型不违背经典假设,说明该多元回归模型从理论模型的设计到样本的数据的收集是比较合理和成功的。

2.4.2 方程经济意义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数的要素产出弹性系数均为正数。即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该要素每增长1%所引起的北京地区GDP增加的百分数均为正数。固定资产投入每提高1%,北京地区GDP 实际增长率则可提高0.76%;从业人数每增加1%,北京地区GDP 实际增长率则可提高0.77%。α+β≈1.5,即资产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近似为1.5,表明北京市在1990―2007年经济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数要素产出弹性系数大小,可以发现两者对北京地区GDP 增长的推动作用基本相同,说明二者对北京地区DGP增长率的贡献同等重要。

3 政策建议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固定资产、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虽然都为正数,但两者对北京地区GDP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均不是很明显。说明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还存在着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从业人数的分配也存在各产业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北京市在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的分配上应该进一步加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合理投入和调配。政府在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时因充分考虑投资在各产业的合理投入并出台一些限制性的条款,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在从业人数的分配上,因深入研究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恰当引导劳动力的分流,发挥劳动力的最大效率。

参考文献:

[1]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李子奈,潘文卿. 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5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培养模式;德国

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科。虽然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一些农业经济思想,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则是伴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早期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等问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农业经济学开始关注农场经营管理如农场主如何调整生产方式以获得最大利润问题,这个阶段农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农场经营管理的农场主。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转变到以农业政策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通过榨取农业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于晓华、郭佩,2015)。在“食物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又面临城乡收入扩大的“贫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经济学科培养出大量农业政策研究人才。进一步,当城市化、工业化结束之后,如何减少农业政策对市场扭曲,同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拓展农业环境生态、文化传承、教育等功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即“农业调整问题”(YuandZhao,2009)。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开始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倾斜(周应恒、卢凌霄,2009)。当前中国正处在通过各种政策补贴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贫困问题”阶段,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贫困问题逐步解决,如何调整农业生产功能,缓解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减少政府财政支农负担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重点的改变要求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趋于萎缩。当前中国的农经学科正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欧洲的农业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调整阶段,农经学科也经历了大量的调整重组过程,通过研究他们农经学科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设定农经学科的改革方向,缓解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提高学生的就业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农经学科的特点与挑战,之后以德国几所开设农经学科点的大学为例,简要介绍德国农经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借鉴。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参考文献:

[1]Yu,X.andZhao,G.:Chines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30years:aliteraturereview,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2009,4(4):633-648.

[2]冯开文,原正军,王任,李军.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刊文视角的回瞰[J].中国农村经济,2014,(12):77-89.

[3]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4-16.

[4]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5]张露,张越,张俊飚,童庆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与前沿[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1-38.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6

【关键词】市场收益率 房价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数次房地产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国房产价格似乎逐渐趋于稳定,市场似乎是处在了一种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这N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是一个依赖政府层层管控的不稳定均衡,并非是一个反映了市场所有激励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一旦政府放开管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所以,尽快找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房地产价格出清模型来协助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同时,房地产政策也从2000年开始逐渐成为了人大会议讨论的焦点。

地产市场的出清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土地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谓多如繁星却仍未形成统一共识,但近些年一些学者通过数学模型对房价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渐拨云见日。

一、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以及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与其密切关联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前向、后向、环向等不同层面量化研究后,王国军、刘水杏(2004)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房地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关联关系的变化规律、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①及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我国总体范围内房地产业产值每增加1对各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为1.416低于英国和日本;几乎与此同时,周红(2005)在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时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然而,在历经了2006~2009年世界经济史罕见的举行房地产泡沫之后,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的审视也逐渐趋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过定义房地产实际价值,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段得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产生。解保华、李彬联、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场F-O模型测度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测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国这两个市场近9年来的月度泡沫估计值;以Granger因果检验②的方法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巨额恶性泡沫对其它资本市场的严重影响。在此之后黄瑾(2010)通过求出房租与房价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并与实际房价进行对比试图量化泡沫,然而房屋价格的真实组成并非预期收益与市场泡沫的简单加总,而是包括了诸如文化、市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传导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有着诸多分歧,所以为了绕开这些分歧有学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③深入剖析了国民收入与房屋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运用我国季度数据,在误差纠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简称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以此对国民收入与房价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确认和分析(宋勃,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观主体的消费决策都是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而社会文化环境却又是一种极其难以量化又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外生经济变量,而这种外生变量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又极为显著而且难以准确地将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以及对策;经济学家,2010,0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房价租金比的方法试图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联性(如储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为房价和租金仅仅是两个市场表现结果,它们的变动受到很多外生变量的影响,比如供求关系、利率、文化,而且从Junmin Wan的研究结果上看,我国住房市场化以来房价租金比一直与房屋价格保持着极强的正相关性,甚至可以用联动性来形容二者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反映两个变量关系的强度相对数房价租金比,应该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不应该与房屋价格联动变化。所以在中国这样的购房者占主导的特殊市场,房价租金比是近乎无效的。

正是由于难以将市场结构、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从宏观角度观察房价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趋势化的结论,以及一些定性结果,无法给出真正准确的答案。所以,不少学者尝试通过金融与房地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绕开这些难以外生的经济变量,以利率、固定资产收益率以及通货膨胀率来综合分析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每一本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作者们论述每一条理论似乎永远都离不开对市场收益率的论述,为了简化分析不少学者常常假设市场收益率在数值上约等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实际市场收益率只有在相当严格的假设下才近似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相等(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场收益率必须采用更严谨的方法从微观市场角度或宏观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对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过于基于微观主体选择行为角度的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的研究者们大多坚信,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实际变量的变动是只能直接地由实际冲击所影响,而名义变量改变对宏观经济发展是没有实际冲击的,只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长期或者超长期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式产生间接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古典二分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新发展)。Jordi Gali在分析货币政策和理性资产泡沫以探讨传统“逆风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时候采用的一种三部门联合出清模型就是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非常经典的例子(2014,AER)。因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献论述都是基于多部门联合出清的方式展开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来使用世代交叠模型展开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的一个典范,所以这里我将详细介绍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关于市场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标准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方法一样,我们将无差异微观个体的一生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年轻时工作,其一期财富分为两个部分:已有财富(来自于继承上一代的财富)、工资薪酬,其消费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后者购置风险资产;第二期处于退休阶段,所有的经济决策都依赖已有财富,其消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用于消费,一部分通过遗产或者转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给下一世代的无差异微观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行三部门联合均衡的论证分析了。

1.每个微观个体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条件:

即Πt为t时刻的总通货膨胀指数,Π为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QB为稳定的资产泡沫价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论述中使用该联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随机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设下的的动态与静态的市场表现情况,详细阐述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充分论述了市场收益率和中央银行指定的短期国债利率的明细关系,对我们后续的更严谨的对基于资本定价方法分析房地产发展走向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最近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载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内的四部门的联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创新的使用HPI与CPI之间的协整回归来验证二者之间的时序相关关系,同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最终成功验证了在我国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费水平与房价之间的关系。虽然模型的具体形式以及推导方法与Gali教授对资本市场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的微观主体决策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所以,综合上文所述作为世代交叠模型核心理论的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微观主体决策理论必然会给我国学界对房地产市场现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近些年来,基于泰勒定理和适应性预期下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逐渐成为学界的新焦点。为了模型的完善,有学者对其在弹性通货膨胀预期、最优需求政策反应的前提假设下对已有的DAS-DAD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终分别给出了在多种情况下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论述市场收益率、宏观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不多赘述。

三、资本市场与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资产,与资本市场的信用供给密不可分。理论上,资本市场的市场收益率、土地市场的地价、楼市的房价与银行贷款存在两个相互作用关系循环,在以土地为中心的房地产行业里,资本市场对产业的周期发展起到外部放大(缩小)的作用。通过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吴剑雄(2012)认为资本市场是房地产周期转换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不同时期的房地产行业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产扩张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扩张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明显,但是在房地产收缩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收缩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结果,我国现今正处于房地产行业的收缩洗牌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对接连不断的由房地产市场违约引起的金融违约现象的关注,国内不少民众错误地认为我国房市崩盘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这条观点毕竟是缺乏严谨理论研究的外行观点,2014年,就有学者对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与房地产风险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过对银行利益与资本市场的抑制关系、资本市场中银行自身风险的累积的论述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虽然不会因为个别房地产市场中的违约现象受到很大风险冲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单一的房地产末端融资方式以及现有银行体制下缺乏再融资平台,金融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繁荣。同时由于风险的不断累积,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再融资平台以及再融资方法以分散已有风险的话,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未来必然会面对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

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房地产近几年的特殊市场表现以及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组织方式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正逐渐直接或间接的观察着中国市场。最近有法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抵押贷款规模扩张的外生效应时发现,当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场信用供给增加,于此同时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弹性供给,信用扩张的最终结果却是导致房价升高同时房屋的市场储备增加,即信用扩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的IBBEA数据库,以及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的HMDA数据库研究,作者严谨地得出了,在低弹性需求市场中,信用扩张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影响是积极的,即会使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价高出清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弹性市场需求中,信用扩张却会适得其反,即会对已有的市场均衡产生不良影响。而这似乎正是我国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即在早些年放松银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繁荣,但是后期的发展似乎不尽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与Jean Imbs在论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扩张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不均衡的市场现象。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并不是,众所周知,在我国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对于其它国家更具有低弹性的特质。也许有人会质疑,对土地的刚性需求是人类历史中劳动成果私有化的产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个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无数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为获得一块封底,如欧洲的骑士阶级、教会、中国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阶级……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无不是寻觅一块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因素主导的刚性需求,不同市场却有不同的表现呢?这里,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总体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论,我们要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轻市场,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当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是由多种因素协同制约的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现存的分析方法虽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观点,并能够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预测的方面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

四、总结及研究方向上的一点思考

在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已有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外无数学者在已有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场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微观主体决策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反应,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诸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已有研究对我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宝贵的建议,指出了合理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理论界公认的模型能为我国的政策当局给出一个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稳健的建议,即缺乏一个公允的、值得依赖的定量尺度来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市场现状。以上基于已有经济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忽视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殊性:1、我国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大国,文化变量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国家更为明显,即我国市场可能存在着极大的优于文化因素影响的非理性成分;2、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与管理者都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使自身决策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综上所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性质提出一定的理论创新,才能获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态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更多严谨的建设性建议。

注释

①带动效应:某种产业的发展对其它与之关联的产业聚落带来的推动效应。

②Granger因果z验: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过分析相关变量之间往期与现期的相关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具体方法以及思路见附录4。

③财富效应: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这样的财富效。应常被称作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2)

④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虚假回归,并且沃深(1989)也证明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现象,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具体修正方法是当VAR模型中发现存在单位根现象时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将原回归模型置换为多阶协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稳化,即通过了ADF分布的单位根检验后,使用修正过的模型对经济变量进行解释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完全阐明模型具体使用方法,仅在此论明思路。

⑤这里原文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没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此处不能简单地以终值代替所有过程信息,因此该问题业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对部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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