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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3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媒介的再审视
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颇为关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因而，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讨论了一个新话题，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控制，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讨论中所要揭示的问题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环境之中的？体现为怎样的历史过程？如何成就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技术垄断”？人对媒介的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内在关联表现了怎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在何种层面上可以消解这种理性的控制，进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环境？无论如何，媒介即控制蕴涵的是技术理性的统治，这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对此，真实的人文问题应当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给人类自由精神一条生路，能展现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能铺开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体的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而言，这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发表上海市民使用传播新技术的六项调查报告，显示了四方面的发现。第一，网络和手机的使用虽然相当普及,但采纳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当中分布不均,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组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把新媒体作为一种交往中介或理财、娱乐的形态，显现与之相应的社会关联、社会活动的较多。第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和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见表达并不踊跃，但关注公共议题、具有表达意向的人，表达意见相对频繁，网民比非网民意见表达频繁，网络的使用强化了人们已有意见表达的倾向。
这些结果给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媒体作为资源或“资本”具有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结构分布；第二，媒体在这个结构场景中，通过人们对其的使用，成为感知人的社会向心和离心力、感知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其共同构成的传播生态中，通过使用者的行为，相互补充但也相互抵触，渗入人们使用―满足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中。中介化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社会形塑过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衡量，最终得落实在媒体资源分布和媒体使用的结构上，是否实际体现公正、开放，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益得到清晰认知和充分表达。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次，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正在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递，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①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2010年内，一些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了较新的论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②
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释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4
【摘要】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出现以来对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进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一样，是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厘清我国量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后来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量化研究 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70 年代才开始艰难起步，一路顶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压力，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并在上世纪9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我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伴随着这股“东风”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起来。但一些纯粹的方法论者，面对质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厘清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发展历史脉络，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是在1978 年。然而，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却比传播学的发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还有传播学者这样评价到：“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说明当时的学者对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见和否定的态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等组成调查组,由陈崇山、柯惠新两位学者牵头，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第一次开展了对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的调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闻学会通讯》上。在这次调查研究中，共覆盖295 个样本单位，样本数量2432 人，出具6 份调查报告。对北京市13 岁以上的受众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这次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受众的起点。但是这一科学研究思想逐渐建立并被接受，已经是1986 年后了。
二、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 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 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 个研究话题时，有13 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 年，《新闻学论集》第11 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
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
上世纪90 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三、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 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
2004 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四、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
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
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参考文献
①张敏、任中峰，《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J]《. 当代传播》，2011（5）
②陈崇山、赵水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8）
③陈力丹、王亦高，《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以20 世纪80 年代新闻传播学三种期刊为例》[J].《当代传播》，2009（2）
④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组，《亚运宣传效果综合调查报告》[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1（4）
⑤ 张莹、申凡，《从〈现代传播〉（1994-2003 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J]《. 现代传播》，2004（5）
⑥王海龙、沈翠婷，《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基于对2000～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J]《. 青年记者》，2010（8）
⑦谭天，《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5）
⑧胡正强，《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传统》[J].《国际新闻界》，2010（3）
⑨李春成、张少臣，《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6）
⑩尤薇佳、李红、刘鲁，《突发事件Web信息传播渠道信任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4（2）
⑾申艳、刘次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应用效果分析》[J]《. 应用数学》，2004（17）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5
关键词：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学
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个新的尝试，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概况
在地方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传播的本质、模式、功能、原则，新闻的概念性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新闻系开设此类课程，有的院校在对外汉语系也会开设类似课程，如“跨文化传播”。除了个别政工类院校或专业以外，在武警指挥类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课出现在课程设置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课程是武警指挥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为大四学员开设半学期，共有50个课时，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教材进行授课。
二、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四年培养期的唯一一门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课程定位需要明确
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对中文方向的本科战士学员来说，普遍年龄与地方大学生相比要大五六岁，他们往往不太能够接受理论学习。对高中毕业入伍的青年学员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比较薄弱。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定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既不属于基础课，也不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类似人文素质课程却又占用了专业课课时。
（二）教学内容需要精炼
依据当前比较通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材，内容包括新闻传播行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起源的认识、新闻传播的特点、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等，相当庞杂。总体上来说，现行教材理论过强，与学生距离过远，实用性太弱，难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简，精讲重点内容，对次要内容予以精简。
（三）教学方法需要创新
首先，由于课时不足，课时安排过于紧凑造成教学速度太快，节奏非常紧张，学生吸收知识比较困难等问题。而且，大四学员往往忙着各类考核，学习时间有限，采用地方大学式的按章节逐节细讲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学员生活比较单一闭塞，除了军队相关的生活内容，他们和社会上的新闻传播舆论场基本绝缘，最新的案例难以高效讲解。再次，长期以来教学形式比较枯燥，而院校教学评价的趣味化趋势对教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尝试采取话题讨论的教学法，学生分为两组，分为正反两方课堂讨论，学生课堂反应有所改善。最后，实践教学部分，操作难度较大。由于院校军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等多方面原因，学员课外实践机会很少，长期限制在院校内部，因此可发掘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
（四）学习方法需要选择
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偏好上，与普通地方大学学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学员存在明显的差异。武警院校学员尽管心理上并不认同“满堂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地方大学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喜好来摒弃高中式的“满堂灌”的学习方法。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地方大学课表空余部分较多，有时间条件安排学生参与社会调研，甚至参加老师的课题与学术会议。而武警院校学员的课表是统一设置的，从周一到周六上午，课程门类繁多、时间紧迫、要求太高，课余时间相当有限，离校进行社会调研和旁听学术会议几乎不太可能，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学习方法的选择有待探讨。当然，由于教学领域太新，教员缺乏相关经验也是暂时无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课程体系
本文的顶层设计侧重于教学规划方面。具体来说，教学规划部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员量身开设不同的科目并确定开设顺序。本门课的开设目的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基本目标，即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训练；二是较高目标，使学员不仅在知识上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在笔头上也要获得初步的新闻撰写能力，增加对军事新媒体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养。如条件许可，还可引导学员将所学理论服务于武警部队建设，例如军事新闻的传播、涉军舆情的分析等。
（二）明确课时配备
由于本门课程的课时与地方大学相比稍显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点内容的教学方法。至于重点内容的内涵则应该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在理论讲授上把新闻概念、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及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作为主要内容，在实践教学上把自习时间的案例讨论作为重点，除了教材上这些内容，还需要大量讲解军事新闻的内容，另需预留一定量的练习和复习课时，从而巩固教学质量。
（三）明确学习意义
根据教学经验，武警院校学员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绪。第一种是非专业情绪，高中毕业考学的学员在入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新闻传播类课程，且高中阶段往往是理工科，对大四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培养新闻敏感等专业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容易产生非专业情绪。第二种是畏难情绪，“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材理论性太强，论述过程较为枯燥，学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应明确本门课程的基础是部分理论，但主要是一门应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贯彻。第三种是消极情绪，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需要考核的军事类科目，且大四学员临近毕业，容易降低自身学习标准，为此，应明确新闻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确在日后任职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明确教学方法选择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6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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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