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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问题范文1
关键词：财务管理；金融学；经济学；融合教学
高等教育中，财经类专业囊括的范围较广，常见的专业包括市场营销、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统计、财税等经济与管理类。这些专业之间都有宏观、微观、市场、政策、核算的联系，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整个的财政经济体系。因此，选择财经界的任何一个专业，其他一系列的财经知识也都是有必要涉足的。
一、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缺乏金融、经济知识的原因
基于知识的全面性和财经知识的贯通性，本文以财务管理专业为例，对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进而研究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金融学、经济学融合教学的必要性。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
当前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以培养职业型人才为首要目标，对学生多学科涉猎、全面发展的认识不够强。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学习到的多是会计类知识，因为会计专业将来就业机会多，可操作性、实用性较强，契合应用型高校的教育目标。而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也深受就业市场和学校教学理念的影响，对会计知识关注度较高，对财务管理专业课不甚重视。
（二）学科划分过细
过度细分的学科，相互之间的纽带被强行割裂，知识体系不完整、不衔接。事实上，这些专业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利用手中的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财务管理行为，在选择投资项目之前，了解国家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需要财政学的相关知识；但了解国家的政策还远远不够，整个经济环境的概况要熟悉，经济学会来解释市场规律；至于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或者项目来进行投资，金融学在金融创新产品方面派上了用场；会计核算负责记录和监督经济行为，进而指导其后的经济决策。由此可见，一项理财投资想要做好，需要几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学生对金融学、经济学兴趣不高
本人入职高校不久，身为财务管理专业教师，了解到本专业的学生只对会计相关的知识感兴趣，财经新闻从来不看，原因是看不懂、没意思。经济常识、金融理论都知之甚少，更别说将其理论用于实践和理财规划了。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学院没有为财务管理或会计类学生开设经济和金融相关的课程，而是因为学生甚至老师都觉得这些课程是外专业的，没多少作用。加上就业形势的严峻，学生们只钻研本专业的几门核心课程，考研、考证热度不减，其他的知识懒得学习甚至懒得了解。但是，我们要培养财会专业学生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记录和核算，要将眼光放长远、视野开阔，从整个经济形势着手，旨在核算准确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创造价值的决策能力。综上所述，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会计以外的其他财经专业课，尤其是经济学和金融学，这两个学科既是基础也是热门。
二、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及关联
金融学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而金融学便是经济学的货币表现形式，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部分，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人、机构、政府如何获取、支出以及管理资金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学科。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信用和货币流通不可分割，把信用和货币流通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学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它们本身的运动规律和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经济范畴的相互制约关系。最近几十年，金融学发展迅速，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金融市场生机勃勃，不断创新，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各大高校也都越来越重视金融学学科的建设。主要开设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世界经济概论、金融工程学、国际保险、信托与租赁、公司金融、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统计分析、国际结算、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课程。金融学专业的课程里，有一半属于经济学的内容。
三、将金融学和经济学知识融合注入财务管理专业教学
从对金融学和经济学的介绍可以看出，要想在金融学界和经济学界有所专长，精通上述主要课程是首要之举。而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本身对经济和金融的敏感度偏差一些，基础不牢，在继续学习中难免会吃力，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财务管理专业非经济、非金融科班出身，学生们并不需要太过专业的金融经济知识，只是为了掌握一些基础的知识，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核算、决策工作提供帮助。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应选择从兴趣培养入手，慢慢带入，多加实践，寓教于乐。
（一）培养兴趣
笔者平时浏览微信平台发现了一个财经新闻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推送的信息很有意思，是通过画图、讲故事的方式介绍财经事件，十分生动形象。课堂上跟学生说起本专业的学生要培养经济和金融的敏感性，顺便把这个公众号推荐给学生们。一段时间以后，有学生反映非常喜欢该公众号，从最开始的新鲜好奇，到现在每天都会特意翻看当天的财经信息，通过学生感兴趣的途径把财经信息介绍给他们，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金融学与经济学理论融合教学
从教学顺序上来说，金融学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史和重要理论，是继续学习金融学之前要夯实的基础。从教学效果上来说，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案例教学。充分利用网络共享资源，发动学生们亲自去查找相关金融学和经济学案例，结合理论基础，小组分析讨论，再进行汇报总结。
（三）多增加实习实践环节
充分发挥高校的资源网络，校企合作项目多推荐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不只是会计职位的工作，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也可以推荐学生加入，一方面，消除他们对金融行业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对所学的金融学和经济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融合。对各类相似或迥异的知识进行巩固，莫过于将之结合实务加以运用，能够显著增强自身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金融、经济知识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应从兴趣出发，夯实理论基础，多加实践，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吴英杰.后危机时代的高校金融教学该给：理论发展与实践模式[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04）.
融合教育问题范文2
首先，传统的阅读教学，教师的教案写在备课本上；多媒体阅读教学的教案则写在软盘上。教师反映，敲击软盘并不省时，反倒比过去花费时间更多。
其次，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是教师讲，学生听，或者师生共同研读课文，体会课文的深刻含义。多媒体阅读教学则是教师点击鼠标，学生仰望大屏幕，听变成了看。虽然也听，但多是在精美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的，听的是著名播音员的朗读，看的是一幅幅精美的图画。
第三，传统的阅读教学，教师以课本为本，引导学生仔细玩味，潜心揣摩，言有尽而意无穷。多媒体阅读教学则将对文字的鉴赏变成了对图像的欣赏，文字的核心地位动摇了。
第四，传统的阅读教学，注重师生的书写训练。教师在黑板上富有线条流动美的书写会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媒体阅读教学则直接显示印刷体，字更加规范了，但少了活的书写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汉字只有直接书写才能觉解其奥妙。
第五，传统阅读教学的课堂是可以灵活变化的，具有可调性。可调性是阅读教学的源头活水。多媒体阅读教学，预设性加强了，机械性加强了，教师必须按照课件的设计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课件的暂留性、闪动性无法让学生作更多的课堂笔记。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增强了趣味性。学生阅读课文需要激发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学习的动力。传统的阅读教学，教师一枝粉笔一张嘴，一张黑板一本书，形式比较单调，如果教师的讲课缺乏吸引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不容易被调动起来。多媒体教学展示给学生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好像引领学生走出了狭小的教室，奔向大自然的怀抱。这里有啁啾的鸟鸣，有眩目的花朵，有潺潺的小溪，有巍峨的高山；这里有著名的影星，有栩栩如生的形象，有紧张的情节，有美妙的音乐。对此，学生兴趣大增，越是低年级的学生，积极性就越容易被调动起来。
第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利于情境教学的开展。实践证明，情境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情境教学需要生成学习的境界，具有一定的课堂情节，使得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多媒体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师生的这一要求。比如教学《海燕》，那聚集的乌云，那汹涌的波涛，那飞翔的海燕，都可以借助动画变成现实，学生就像站在大海的岸边，亲眼看见勇敢的海燕直冲云天的画面。这种效果对于学生理解课文无疑是有益的。如果再播放著名演员的朗诵，就更加激动人心。
在看到多媒体教学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它带来的严重问题。
第一，传统阅读教学是以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直接阅读来完成教学任务的。直接阅读语言文字意味着在学生和文字之间，不需要媒体中介。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创造。汉字在数千年漫长发展历程中，数遭磨难而没有中断，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热爱祖国就要热爱汉语，就要以对汉语的直接学习为基本途径。汉字本身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属于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学生学习汉字，可以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可以激发起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学习并掌握汉字，这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将图像、声音代替学生对汉字的直接学习，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多媒体技术下，学生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受到了严峻挑战，这真的令人担忧。
第二，传统的阅读教学建立在学生语言学习的基础上，离开了语言学习，就谈不到阅读教学了。语言是学生理解课文的载体。无论什么样的课文，学生必须先阅读它，然后才能有教师的教。离开学生的阅读，只靠教师的讲析，实践证明是违背阅读规律的，应当摒弃。如果把语言转换成图像，学语言变成看图像，这跟教师讲析灌输在本质上没有两样，只是由教师满堂灌变成了机器满堂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势必影响到学生对文本的直接阅读——学生读书的时间少了。可以这样说，阅读教学中的任何改革，如果减少了学生阅读课文的时间，那肯定不会是健康的改革，也必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反之，无论运用多么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要能够促进学生的阅读，那就是好的改革，就会取得好的效果。这是由语文课的性质决定的。
融合教育问题范文3
媒体融合时代的来临与“全能记者”的诞生
作为一种新作业模式,媒体融合强调把报纸、电视台、电台和互联网站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谈到媒体融合对未来新闻人才需求变化的影响,蔡雯指出,未来的媒介最需要的是两类新型人才――“一类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②事实上,媒体融合的现实已经催生了一批新型的编辑、记者。例如2002年,背包记者这一概念首次出现,MSNBC网站的普雷斯顿・门登霍尔历时半个月,横穿阿富汗,发回了大量的文字稿件、照片、录音录像等,在广播和网站上播出。他的成功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媒体融合时代对全能记者的呼唤。
2009年8月11日至14日,佛山传媒集团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了“2009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先后在《芝加哥论坛报》和《底特律新闻报》担任媒体融合部门负责人的希诺乔萨认为:“媒体融合的关键不是具体运用什么样的媒体平台,而是传统媒体文化要向媒体融合文化转变。”③媒体融合对于新闻人才的新要求刺激着新闻教育的改革。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布莱恩・布鲁克斯认为:“新闻学院应该将训练学生从适应单一媒体向训练适应平面、广播、电视、网络等一切领域的人才转变。”④也就是说,媒体融合要求的是全能型记者,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和编辑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在打造全能型记者的目标模式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2005年9月率先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招收“媒体融合”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融合新闻”教育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⑤
国内新闻院系媒体融合新闻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媒体融合对整个媒介生态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各种类型的媒介组织都在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这个大趋势,其中人才战略是改革的重点,如何打造全能记者已经成为国内各新闻院系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新闻院校专业的设置和课程体系在框架上是以传统媒体的人才需要为基础的,比如传统的新闻学专业主要为报刊、通讯社培养记者、编辑,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主要为广播、电视机构培养人才。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一些老牌新闻院校纷纷在自己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上进行了调整,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2002年成立传播系并开设了网络传播和媒介经营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从2009年起设立传播学专业(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提出了“旨在培养具备数字媒体设计、网站开发与编辑、互联网信息管理、媒体调查与分析、媒体经营管理等技能,适应性强、富于创新能力、具有文理交叉特色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培养目标。又如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不过,国内目前创办的这几个媒体融合专业都深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体融合专业的影响,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实验室配置,都参照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模式。
媒体融合背景下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思路
由于“媒体融合专业”目前还在探索与尝试中,虽有一些成功的个案,但运行规则和管理方式并不成熟。加快进行现有专业设置的调整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对于新闻教育发展、新闻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新闻学专业调整和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几个核心环节应该被纳入思考重点:
调整现有新闻学专业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目前,国内新闻专业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专业目录的规定进行的。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本上是按照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进行设定的。这种按媒体分专业的做法基本上是在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⑥网络兴起之后,一些新闻院系迅速做出相应变革,增设网络新闻专业方向,但也只是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看做是在传统三大媒体的基础上新增加的媒体而已,事实上,网络等新媒体与以往媒体相比具有强烈的融合气质,它们的兴起直接改变了整个传媒格局,并且也引发了传统媒体的深刻变革。因此,在此背景下,增加新专业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对传统专业进行适当调整。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来重新规划设计专业,一方面要考虑在已设专业的基础上增设新的数字媒体专业或者网络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逐步转向多媒体应用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调整传统专业,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因此,调整后的专业方向的基础专业课程应充分利用当前新闻学的学科优势资源,与新闻学专业的其他方向打通共享;而专业核心课程则将传统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专业课程(新闻采、写、编、评论、摄影)与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相结合,力图通过这种课程体系的整合培养具有“全媒体”技能的新型新闻人才。
设计与就业市场环境接轨的专业教学体系,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单一媒体化的专业设置,往往是围绕某一媒体来设置具体课程的。特别是实务类课程,比如新闻学专业主要围绕报纸规划采写编评,虽然有些章节也涉及广播电视,但基本都是一带而过。即使是专门开设的广播电视类课程往往也是以选修课出现。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所开课程更是以广电为主,报纸的业务甚至都不会涉及。以这样的课程设置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难以适应融合新闻的采写与编辑。正如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史蒂芬・奎恩博士所说,全能记者最重要的素质不是能够掌握所有的先进采访设备,而是具有媒体融合的意识。全能记者分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够用手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第二个层次是一个记者能够在一天内为网站写稿,又能提供视频和博客新闻,还能为报纸写稿;第三个层次是既能够为报纸写深度报道,又能够为电台电视台做纪录片。新闻媒体人才需求与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不对接是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一直在沟通和对话的问题,也是当前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使这一问题暴露得更加突出,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人才培养应该建立在与业界的联手,以提高教学和科研的前瞻性、提高培养人才的适用性。在未来的专业设置上,我们不妨考虑根据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和要求,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教学效果,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加大新闻学学科职业技能培训的环节,强化大学学术背景下的职业训练倾向,实现学生的“按需生产和供应”应该是未来新闻教育调整必须强调的问题。在课程设置上,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把网络媒体的实习作为教学中的重点环节。
建设拥有跨学科知识、跨媒体技能的师资队伍。受高校教育体制的影响,新闻学师资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而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却越来越少。这与新闻学科的强实践性特性是相违背的。因此,创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需要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不但需要我们对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案进行大胆改革,还需要在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管理的改进等方面做同样的努力。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新闻学院的教师队伍普遍面临知识重构、能力再造的任务。以往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新闻学科教师,都需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需要建立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重新思考专业发展的定位与方向,在这一前提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师资培养应该不局限于高校内部的进修,参加网络媒体的一线实战应该成为学院师资培养的重要途径。学院要积极探索通过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等途径,充实教师队伍,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本文为河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融媒时代新闻学专业建设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号JX06-Y-14)研究成果。]
注 释:
①熊澄宇:《整合传媒:新媒体进行时》,《国际新闻界》,2006(7)。
②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新闻战线》,2005(9)。
③《国际媒体专家谈“媒体融合”――“2009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观点概述》,《中国记者》,2009(9)。
④蔡雯:《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新闻战线》,2005(8)。
⑤尹良润:《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改革初探》,《东南传播》,2009(3)。
⑥高钢:《媒体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国际新闻界》,2007(7)。
融合教育问题范文4
论文关键词：原语文化；目标语载体；双向交流；交际能力
一、语言交际能力与原语文化
美国社会学家Hymes根据Chomsky的语言能力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并指出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规则知识，还包括在交际中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Canale和Swain又将交际能力更进一步地描述为语法能力、语篇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其中交际功能体现在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上。交际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交际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的缺失意味着交际过程受阻。
原语文化在此是指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是他们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学体系是语言、文化和言语(即语言交流)三者结合的有机体，语言交际的社会背景是目标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交融。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英语课堂上的原语文化内容可以用目标语作为传送载体。大学英语学习中师生双方的文化身份都为中国，原语文化的丧失意味着学习者的语言交际中整体社会背景支持的残缺。
二、单向文化输入与原语文化意识缺失的后果
多元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永不枯竭的文化源泉，带来了文化革新，成就了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在此大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开始关注语言与文化间的密切联系，教材中欧美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习俗等被大量输入，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相关目标语文化背景。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意识的缺失。亦有人错误地将“多元”等同于英美文化的“单向”输入。
笔者曾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大学英语2～3级)中进行过一次包括口试、笔试、填写问卷、面谈等几项内容的调查，结果发现，80％左右的学生了解并且可以用英语简单地介绍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传统节日，汉堡包、皮萨等西方食品，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英美作家及其代表作，摇滚歌手、英国女王等英美国家的明星人物。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述和介绍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灯谜对联、京剧武术等，有些甚至不知道怎样说孔夫子、道教、故宫和中秋节等。原语文化缺失现象直接导致学习者在语言交际中整体社会背景支持的残缺。隐含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民族文化信息差异如不加以沟通，是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的。
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友人、教师等进行直接交流的场合，本应是交际主体的学生们多数情况下只能充当“客体”的角色：用英语提出问题、倾听、接受、再提问——一个看似主动而实则被动的过程。以“问”代“谈”实属无奈，因为要想用英语说出使受众感兴趣的、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信息的内容就意味着要同时兼备三项能力：一是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二是要掌握一定的英语技能；三是要具备用英语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而第三点恰恰是许多学生的弱项，即缺乏用英语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造成口语和书面表达的重大阻碍和心理障碍。
三、原语文化意识与学习动机的关系
Gardner和Lambert把学习者的动机区分为融合性(integrative)和工具性(instrumenta1)两大类。持融合性动机的人倾向于认可和接受目标语言文化，准备采纳并融入该文化的生活。而持工具性动机的人学习目标语言是为了某种较具体的实用目的，如研读论文、谋求职业、项目交流合作等。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持融合性动机的学习者要比持工具性动机的第二语言学得好。
如果完全套用这一理论，那大学英语教学中似乎没有必要融人原语文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对本年级英语考试成绩排在前30名的学生的问卷调查及面谈的结果表明，只有三名学生(10％)在英语学习中持融合性动机，其余27名学生(90％)都明确表示学习英语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希望能同目标语使用者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但是他们并无对目标语文化的依附心理，也并不准备采纳该文化的生活方式。尽管所有学生都同意“对所学语言及其文化是否持开放、肯定的态度会直接影响语言学习效果”，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认为“无法用英语介绍、宣传祖国文化直接导致他们语言交际中的挫败感、被动感”。
依照对于学习者情感分析的框图，可以设置出如下推论：如果能使学生在英语的双向文化交流中以主体身份添加进本土文化内容，进而看到祖国文化得到了客体的认可与赞美，他们会获得成就感并进入学习过程的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
这一关系在对300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的以下三项中亦可略见一斑，如表1所示。
这一调查结果基本验证了笔者的设想，即学生们学习目标语文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真正理解和掌握其语言。无法用英语进行双向文化交流会使学生们的自信性、自尊心和积极性受到打击，继而影响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四、原语文化意识缺失的原因及回归途径
造成英语教学中原语文化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际能力，即语言、交际、本土文化综合知识能力的薄弱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体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主要有如下三点：
1．教与学中原语文化意识的淡漠
某些英语教师过于注重外语语言知识和西方国家文化知识的讲授，而不是从整体视角去解读语言背后的多元文化内涵，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对学生使用英语传播本土文化能力的培养。
2。英语考试引起的应试学习
各级各类的英语考试中几乎没有本土文化能力方面的测试项目，凡是涉及到文化背景的考查概不涉猎原语文化信息。英语考试的这种“异化了的功能也迫使学生不得不抛开英语中的原语文化交际能力的学习。
3．英语教材内容输入比例不合理
很多英语教材忽略了在中国本土进行的英语教学背景下师生双方的文化身份，在知识点的编排、文章的选取、词汇的释义、语法的讲解以及习题的编制等方面仅局限于目标语文化与背景知识的导入。
要想唤起学生们的原语文化意识，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英语教师必须具有传播多元文化的意识
教学目标、内容和整个过程都应该渗透着多元文化交际意识。英语教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手段，找出授课内容可以映射到的原语文化信息。在向学生介绍、解读课文时，适时地向学生输出相应的原语文化，使学生在比较外国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异同的同时，学会使用英语表达原语文化信息(如对西方特有典故进行讲解时，可引入意义相似的中国成语典故)。
2．强化和提高学生的原语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首先要强化学生热爱本土文化，渴望输出本土文化的意识。不应当妄自菲薄，抛弃母语文化。文化是多样性的，也是多元化的，其内在价值的平等性决定了文化无所谓高低之分。每种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思想和智慧的沉淀，它与本民族有着根和生命的意义。学生需要以宽容、理性、欣赏与平和的心态，去鉴别文化之间的差异，认识语言中的文化意蕴，并在已有的文化知识基础上，获取自己的文化判断力和文化敏感性。
3．教材输入内容的合理分配
Hutchinson和Waters将教材设计中的“输入(Input)”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语言知识(Language)，二是主题内容(Content)如图2所示。
教材中作为载体的语言Language无疑是目标语，但是从主题内容Content上完全可以使目标语文化与原语文化双向输入各占一定的比例。如在介绍奥斯卡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节”及苏格兰传统舞蹈目标语文化多元文化的同时，也同时介绍中国戏剧、民乐、曲艺等舞台艺术。在涉及某些对中国学生来说较为陌生的、具有地域色彩的中华民俗时，可以通过多媒体进行实物展示。之后，在Language和Content输入的基础上设计出双向交流的Task。在对目标语文化和本土语文化这两种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进行对比、参照和学习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英语语言现象，更恰当得体地使用英语，同时也能介绍、宣传中国文化。在这样双向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会以良好的心态提高英语的综合实用能力。
4．开设ESP中国文化课
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可以增开一门以介绍祖国文化为主线的特殊用途英语(ESP)课程。文化学家通常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即器物文化；中层，即制度文化；深层，即观念文化。在以提高双向文化交流能力为目的的中国文化课上，教师可以以第一个文化层面为主，同时结合时事及学生们的兴趣热点兼顾其他两个深层面。课程内容应当是有代表性、民族性和趣味性的主题，如传统舞台艺术(戏剧，民乐等)、笔墨艺术(书法、国画等)、文学艺术(唐诗宋词等)、饮食文化(小吃、茶艺等)、服装饰品(旗袍、蜡染等)、修身养性(太极、武术等)、传统思想意识(儒、道、佛教)等。
中国文化课用英语为载体介绍中国本土文化，这一奇妙的组合将使以往在外语课堂上学生们习惯的角色从被动的西学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东学弘扬者，在对目标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对比、对照、学习、借鉴和宣传中，在双向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提高综合英语的实用能力。
融合教育问题范文5
关键词：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 就业指导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转换角度，更加贴近学生思想与生活的实际以增强实效性。增强实效性需要与大学生自我发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相融合，而就业问题正是其最关切自我发展问题之一。
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和趋势
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主流态势是积极向上，并且呈现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但是，拜金主义等功利化理想侵入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个人信仰重于国家和民族信仰。
1.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不足
（1）时代回应性不足。
第一，对转型社会背景回应性不足。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体制转型时期，改革中社会利益调整过程的矛盾冲突与不公平现象，某种程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但是理想信念教育并未充分应对该种认识混乱与进行正向引导。
第二，对多元文化背景回应性不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没有充分回应多元文化背景。大学生所处环境中多元文化价值冲突日益激化，其中工具理性与主观理想信念的价值冲突尤其加剧。多元文化冲突直接冲击大学生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关于理想信念的心理与行为尤其变化波动较大。
第三，对多媒体背景回应性不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未能应对多媒体时代的信息海量良莠不齐、及时便捷渠道多样、个性突出主体意识强的挑战而相应改变教育内容与方式。同时未能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推行理想信念教育。
（2）与大学生群体需求不匹配
第一，目标缺乏层次性与阶段性。忽略了大学生思想的不成熟性与内在层次差异性，培养目标缺乏层次性与阶段性，简单化为将大学生一次性与全部培养为时想信念先行者。
第二，内容与形式缺乏针对性与创造性。首先，教育的内容缺乏针对性与多样性，与大学生群体所处特定思想与生活阶段已经某种程度脱节，社会理想、长远理想、崇高理想脱离于个人理想、近期理想与一般理想。其次，缺乏创造性的教学方法、手段与载体，与当代大学生的接受方式特点不匹配。
2.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发展趋势
（1）加强时代回应性
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开放性。在对社会现状分析基础上，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主动引导学生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解答疑惑与纠正偏差，而不是被动解释问题而信度降低，甚至忽略现实问题而导致教育失效。此外，引导大学生面对网络信息具有独立思考与辨别是非能力，而不是简单否定网络信息，在大学生主动判断和辨别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2）立足大学生群体需求
在关注大学生自我发展和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帮助大学生进行正确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把崇高理想、社会理想、长远理想与一般理想、个人理想、近期理想相结合，从而通过落到实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同时，应以一种开放与平等的态度，从计划不变性向机动灵活性转化，从对固定的书本讲述向对变化社会现实的分析转化，从传统沟通方式转向以信息化媒介方式，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组织。
二、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和趋势
当前高校主要采取选修课与讲座形式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包括生涯规划、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求职信息、技巧与礼仪等内容。
1.大学生就业指导存在的不足
（1）机制、机构与理念不健全
目前，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机制不完善、机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某些高校把就业指导部门与其他部门合并，或将其职能设在其他部门；各院系就业指导机构或与校级机构分工不明确，或未建立相应机构或机制；部分新成立专科院校尚未建立就业管理制度。另外，学校就业指导理念不清晰，重就业率而忽视就业质量，从而忽视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指导。
（2）教师队伍严重不足
就业指导课程专业性和实践性强，需教师具备就业指导技能、多学科知识与实践经验。然而实际中主要由就业指导中心的行政人员与学生事务工作人员兼职讲授，他们的行政与业务事务较繁重，没有足够精力与能力深入研究课程，从而很难全面掌握学生就业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社会需求。
（3）教学内容与方法滞后
教学内容和方法滞后，课堂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缺乏专业性，未能形成全程化与系统化的教学指导；大学生能力与意向信息滞后与社会需求动态信息滞后；缺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缺乏职业价值取向与理想、职业道德与心理健康的教育。教学方法简单、形式单一，不能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与切实提高其工作实践能力。
2.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发展趋势
（1）制度保障
完善就业指导课程学科建设制度体系，保障就业指导课程的专业性。一是制度保障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大学生全程培养的教学计划。二是制度保障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既体现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又具有针对性、实用性与指导性。三是制度保障授课形式的多样化，采取实训、实践、考察、交流、情境模拟等多种形式，提高授课质量。从而使该课程具备专业性与实用性，能真正发挥其指导学生就业的不可替代作用。
（2）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
首先，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建设与指导教师队伍。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提高其专业水平。其次，鼓励教师根据本校学生特点与需求自行编写教材。再次，加强对师资队伍的监督和考评。最后，充分利用校外师资资源，聘请不同行业领域的优秀人士做就业指导课程教师，由他们负责讲授实践性强的专题。
（3）打造四年制的全程立体化课堂
除加强对毕业班学生的就业指导，还应指导非毕业班学生在掌握自身与社会需求信息基础上规划设计职业生涯。在第一学期，主要培养学生的职业价值取向和职业意识。在第二学期是职业生涯规划设计阶段，指导学生在综合信息的基础上确立职业方向和职业目标。在第二和第三学年，主要进行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在第四学年，针对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
三、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二者相互融合分析
1.理念先行，积极定位
首先，在理念层面，充分认识到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是相互促进与双赢。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转换角度，更加贴近学生思想与生活的实际以增强实效性。增强实效性需要与大学生自我发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相融合，而就业问题正是其最关切自我发展问题之一。融合理想信念教育对于提升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性同样重要。因为部分毕业生忽视理想信念与道德素质，出现的偏离社会需要与就业市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影响其顺利就业。
其次，基于理想信息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同时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定位二者间融合为高校核心工作之一。这两项工作均事关广大学生切身利益，也势必影响到学校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2.原则方向，引领融合
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相互融合的目标在于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弥补就业过程中被忽视的精神价值指导；结合就业问题，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相互融合的价值引领体现在，个人理想与就业选择结合，就业选择与国家需要结合，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社会价值融合。
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相互融合，需要理念创新与方法创新。理念层面需要树立全方位服务教育理念，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教育理念。方法创新需要立足大学生特点，结合单向灌输与多向链接，结合榜样教育与学习实践，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联动教育。
3.明确途径，实现融合
实现理想信念教育与就业指导的相互融合，可以从以下途径着手。两方部门实行联席工作制度或议事协调制度，实施校园思想政治教育导师即辅导员、职业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一体化制度，设计全程就业指导工作下全程理想信念教育嵌入课程，利用新技术手段将就业指导工作和理想信念教育统一融合。
（赵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等。连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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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问题范文6
关I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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