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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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1

关键词 解构;广播电视台;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2-0011-02

1媒介融合背景概述

1.1媒介融合的内涵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新事物就被美国教授发现并定义,并被认为是多种传播方式与传播功能的有机结合并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国当前的媒介融合主要是指通过趋同的技术依赖和传输手段,各种媒介基于同一平台获得信息而使得彼此间的替代性和关联性逐渐加强,媒介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此外媒介融合不仅仅包括各媒介间的融合,还包括各媒介与微博、博客等社交网络的融合,与手机、电脑、电视等传媒工具的融合,总之,媒介形式不再是单纯、孤立地传播信息。

1.2媒介融合对广播电视台的影响

媒介环境的变化为广播电视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手机、电视、电脑等媒体的普及使得各媒介方式间得以取长补短,传播效率突飞猛进。传统媒体时代被细分的“观众、听众、网民、读者”都被“用户”所替代使得媒体产品多元化又兼顾个性化,同时需要广播电视产业能有效地与其它平台进行合作,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常见的包括微博互动、短信平台、企业联谊活动、车友俱乐部、专家解惑等等,这些信息增值服务在为广播产业带来额外利润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地用户群。

2广播电视的变革

从传统媒介到新兴媒介,广播电视几经风雨,经历了综合化、系列化、专业化的变革。而如今正面临着媒介融合的新环境,广播电视业也必须准确地把握变革的大局,认清自己的位置,才能从容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

2.1受众的改变

不同于传统媒体,受众主要定位于中老年观众,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电视的受众主要定位于中青年,尤其是“三高一低”的人群,即高知识水平、高消费、高职位者和低年龄层的人群。这些年轻人群的涌入对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将是不小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他们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抓住了这些人的目光,就是抓住了广播电视未来发展的“钥匙”;另一方面,这一人群有着不同于传统受众群体的需求和特征,他们追求新奇、重视体验和别具一格,如何真正将他们纳入稳定用户群中将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2传播形式和角度的改变 ;

传统的媒体时代,传播形式和传播角度比较单一,主要是以电视、广播等方式,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的推动,信息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视听传播,用户互动传播使得媒介融合下的每一位用户都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

2.3媒体资源利用的改变 ;

传统的电视广播更具有神秘性,电视广播地录制往往是高度封闭的。而媒介地融合使得大量民间影像正涌入市场,手机、电脑、DV等新媒体资源地加入使得信息传播变得更加简单,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感和神秘感也大大减少。

3 广播电视台媒介融合的策略解构

随着近年各个媒体针对媒介融合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广播电视台在产品营销、技术指导、强化服务等多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1 打造品牌形象,注意营销策略

作为宣传窗口的广播电视台,广告和收视率是其赖以生存的“摇钱树”,然而没有品牌宣传的电视台,也就难以获得长足的收视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广播电视台自身的品牌宣传还很不够,这也是用户群不稳定的原因所在。只有广播电视台得到一定的品牌关注,其后期的节目策划、广告策略等才能有效传播。广播电视台必须做好品牌营销,塑造一个良好的媒介形象,这相当于增加了其节目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良好的品牌形象对于网络电视台的运作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网站服务的拓展、广告招商还是视频节目的点击率上都能发挥效力。

3.2强化服务,重视用户体验

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电视的受众主要定位于中青年,尤其是“三高一低”的人群,即高知识水平、高消费、高职位者和低年龄层的人群。这一改变对广播电视台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强化服务,深入调查当前受众群体的消费需求,真正重视用户体验,才能抓住更多的用户群。

3.3营造特色化传播语境,增强传播过程的互动性

媒介融合使得用户们更加注重互动的传播,单向灌输式的信息传播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这就对广播电视台的传播语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动传播也是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的区别之一,媒介融合不仅仅包括各媒介间的融合,还包括各媒介与微博、博客等社交网络的融合,与手机、电脑、电视等传媒工具的融合,现在大多数广播电视台的传播媒介融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于一体,常常在节目中加入观众互动、专家解惑、微博平台等多远传播媒介,使得信息的传播覆盖面更加广阔,用户们能够享受更具个性化的体验。目前广播电视台还应在开发新的、更具特色的传播语境和互动平台上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4做好技术支持,技术强台

媒介融合使得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技术支持难度越来越高,技术要求越来越严格,因而一个关系广播电视台走的更远的关键就是技术支持。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台各个技术部门各司其职,建立起明确的中心制管理体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技术中心要做好统筹工作,负责全台技术系统运行的指挥、协调、调度、监测、考评、培训、分配。另外还要积极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并定期举行技术人才的培训交流活动,使得技术人才成为广播电视台发展的“发电机”。做好技术支持,实现技术强台,才能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实现广播电视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为广播电视台的发展打牢技术基础。

4结论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媒介受到巨大的挑战,广播电视业也必须准确地把握变革的大局,认清自己的位置,才能从容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受众群体的改变、传播方式和传播角度的改变、媒体资源的改变等,这些都要求广播电视台必须相应地做好品牌建设、服务推新、技术支持、平台打造等软件和硬件的准备。

参考文献

[1]石磊.新媒体概论(第一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冯勤.新媒体之路――网络电视台建设实践与思考,[J],现代电视技术,2010(6).

[3]李孝娴.传媒集团的“媒介融合”研究――以成都传媒集团为例[D].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图书馆,2008.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2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3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4

对我国公共电视现状和发展路径的反思

我国的电视媒体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收入补偿模式上却是依赖广告等商业资源。公共利益虽然是我国电视传媒的一个基本关照,但是处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夹缝中的电视媒体,其公共性特征一直呈现定位不明、面目不清的状态,作为一种与国有电视体制和商业电视体制对应的一种公共电视体制,在我国尚未存在。虽然1996年后中国部分省市开始出现身份模糊和定位暧昧的“公共频道”,但是“公共频道”推出的初衷是建构一个由同省各级电视台共同使用的频道,其背后的理想目标则是变“四级办电视”为“三级办电视”乃至“二级办电视”。[13]因此该频道实际上是县级台整合的产物———“共用频道”的存在,其初衷和内涵与西方国家“公共电视”实质大相径庭。以“制度”为归依的公共电视发展模式,在目前的中国电视实践中处于完全缺位状态;而中国部分电视台的科教频道、纪实频道等电视节目,由于具备了若干公共理念与公共诉求,可以认为是以低层次形式存在的公共电视内容。在借鉴西方国家公共电视体制和批判目前中国“公共频道”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就建立我国公共电视的模式和路径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一种是借鉴美国模式,建立公共电视基金会,将目前各省市已经存在的公共频道改革并联合组成公共电视网,或将现有的教育电视台或公共频道整体转制为公共电视台;另一种是借鉴英国模式,制定《公共广播电视法》,将中央电视台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公司,其中的公共电视公司模仿英国征收“电视费”等公共资金作为收入来源,或将中央台和省级台的公共性质频道整体剥离不播广告等。还有学者建议,将全国的电视机构分为国家电视台、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三大类别分类经营。由于历史发展水平、文化起源、意识形态等本质差别的存在,移植西方成熟的公共电视模式来搭建中国公共电视的理想框架,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现实的建设性意见。西方公共电视体制发展的社会基础包括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多元的民主氛围、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态、新闻专业主义的传媒实践等重要元素。一个媒介体系是由一套共同的政治经济逻辑所联结,就像美国的自由化商业媒介或中国内地的国营媒介。[14]对媒介体制的比较要基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公共电视的角色设定,尤其是经济基础和新闻自由的框架设置。[15]合理而有效的广播电视体制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力量博弈均衡的产物。在欧洲媒介的平衡生态中,商业电视作为公共电视的补充力量而存在,而美国正好相反,公共电视是高度商业化媒体市场的补充。不同国家的鲜明对比说明,社会、政府期望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扮演的角色以及符合本国实际的收入补偿机制才是决定不同的公共电视特征的核心要素。即使刻板执着于公共电视体制本身,也并不能充分保证“公共性”的实现,政治控制与经济基础决定了公共电视“公共性”的生存空间。[16]

中国特殊社会语境中的自主创新可能

中国公共电视构建的一个特殊语境就是,其可能性或者基础性空间是由国家通过推动市场经济以及变革原有的“全权性”管理而形成的。无论是简单的套用西方公共电视模式而没有意识到其作为制度实体在中国建构的种种问题,还是因为作为实体的公共电视在中国建构存在种种障碍而否认这种社会存在模式所具有的正面意义,都不是解决中国公共电视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国公共电视体制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源自中国传媒产业特有的基本原则与历史路径。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自主创新模式将是我国公共电视发展的一种现实路径。尽管不同社会的大众传媒机构有相似之处,但就起源、实践和惯例来说,传媒是非常国家性的机构,它们感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并对受众的期望作出反映。[17]虽然在中国社会语境和目前的电视体制下,一种全新的公共电视体制的建构缺乏制度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传媒在历史路径和发展框架中,传媒结构对公共性有着天然的依附性。媒体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应然代表,决定了中国媒体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公共性”。[18]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截至2010年底,全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6.78%。2011年在偏远农村开始推动直播卫星电视公共服务试点工作,到2015年将有1.5亿户农民受惠,实现“户户通”的目标。目前电视公共服务正在从补缺型与覆盖型的网络建设服务,转向多样化信息平台和多元内容平台升级建设。根据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分开的指导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公共电视在中国的出现,是电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电视功能优化的需要,更是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需要。[19]不论是建立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共存的体制,还是强化现有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面向全体公民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电视面临的时代命题。[20]中国当代传媒生存具有三个特殊历史性特征:“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相结合;传媒依据行政等级和地区治域进行角色和权力定位。[21]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也处于政府的控制和主导之下。在传媒政策领域,党管意识形态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党管宣传不能变这“四不原则”将自始至终发挥底线作用。中国的传媒经济属于一种政治化的经济战略型市场经济,政府是建构公共电视体制的主要力量之一,政策空间和政策要求决定了制度安排的进展和有效性。同时,广告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传媒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他的公共财政来源体系,如强制征收的视听费、公共机构资助等“非商业”所需的多元化渠道,缺乏执行的路径,在我国目前很难实现。偏执于西方“非政府”、“非商业”的公共电视原则将不利于我国公共电视体制和公共电视服务体系的建构。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管媒体”的基本路线不会发生改变,这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电视发展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制度的现实,寻找适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发展模式。这种基于中国情境的独特模式有以下要素:第一,核心原则在于必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将公共电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融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正当化的理论框架内,也就是在坚守传媒喉舌功能的前提下,面向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电视服务。第二,财政来源上,将以政府为主导,公共财政为支撑,将公共电视纳入公益性文化事业范畴,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使公共电视发展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障。第三,受众定位上,将坚持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和均等化的内容和信息服务原则,将受众视为所有有权参与和使用社会文化资源和政治生活资源的公民,而非潜在消费者。第四,服务内涵上,实现从网络传输、技术更新到内容建设的全面公益性,为受众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博学益智的普惠。第五,评估标准上,将收视指数、满意指数、欣赏指数、影响指数作为节目内容考察的基本价值模式。第六,政策保障上,通过政策法规明确公共电视的主体地位,经营性电视机构与公共电视互补,同时也承担一定的公共服务责任。依据以上发展原则,中国公共电视发展将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建构:首先,根据目前中国电视机构发展的现实情境,电视媒介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外资和非公有资本无法进入到电视机构运作的核心领域。因此,在不可能另外单独成立电视机构的情况下,公共电视的发展必然需要依托目前现有的电视机构。其次,按照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开的思路,公共电视财政来源可以通过成立公共基金的方式进行,公共基金的构成包括国家财政预算拨款、经营性电视产业的收益划拨、公共电视节目出售自身收益回流等途径。内容结构以新闻信息、教育文化、社会纪录、特定人群服务等为核心,构建高品质、多元化、均等化的服务体系;经营性电视产业则按照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式生存,在盈利的同时兼顾传媒公共责任和社会责任,也可将商业电视盈利按照一定比例收缴划拨给公共电视,支撑其运行。在政府管理上,对不同性质和职能的广电机构进行分类规制,明确各自的职能定位和运作标准,对公共电视的公共服务进行量化规定,对商业电视内容制作标准进行明确。最后,和我国数字电视转换的步伐相适应,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在数字电视转换过程中,公共电视内容,受众无需付费即可收看;经营性电视内容按照频道打包或者分次出售,受众需付费收看。以上路径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我国目前的电视机构在内容制作上属于大而全,电视机构和人员难以自动分割或者转型为公共电视和经营性电视。2、公共基金的来源和使用如何进行严格的法律保障和透明的成本核算,使之能确实收到成效,用到实处。这些都有待于传媒体制改革在制度和执行中给出明确的政策回答。

结语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5

[论文摘要]当前,在社会大环境和媒介大环境的双重制约下,我国大众传媒业正承受着激烈的内外竞争压力。作为当代大众传媒业的主导形式之一,广播电视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进行创新就成为当前广播电视节目生产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整合信息资源充实节目内容、发挥语言特性回归人际传播、依托媒介技术丰富节目形态等三方面,讨论了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如何进行创新的相关问题。

当前,在社会大环境和媒介大环境的双重制约下,我国大众传媒业正承受着激烈的内外竞争压力。作为当代大众传媒业的主导形式之一,广播电视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其内容生产的层面上讲,广播电视节目与其他许多商品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缺乏个性和深度的同质化趋向。为了使之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创新就成为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中的关键词之一。因此,本文从整合信息资源充实节目内容、发挥语言特性回归人际传播、依托媒介技术丰富节目形态等三方面,谈谈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如何进行创新的相关问题。

一、整合信息资源充实节目内容

任何一种媒介传播都必须以一定的信息资源要素为传播内容,广播电视媒介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成员传播各种相关信息,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信息的多层次需求。可以说,包含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事实和观点,其内容质量高低和优劣乃是决定一个节目成败的关键要素。因此,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必须在信息内容的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开掘、整合、优化、利用,使广播电视传播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信息需要。

1.建立科学、民主、透明的信息反应机制,以实现社会信息资源的平衡传播,减少社会各阶层的信息贫富差距。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政策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开放,同时,媒介技术进步也为广播电视传播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可能性。与以往相比,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在信息内容的选择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既给整个广播电视传媒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传播学理论认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与其有效信息量的拥有密切相关,从而决定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位置。有学者为此提出,过大的信息落差会造成一种巨大的潜在冲击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国家安全构成隐患,而减小信息落差的办法,就是要逐步加大媒介传播的信息量,包括所谓敏感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传播。因此,在内容生产的层面上,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应当从人民群众需要和关心的角度,观察、分析和取舍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大力拓展节目内容的题材范围,扩充节目负载的信息含量,使广播电视传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加强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和针对性,促使信息资源的整个升值和增值。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和针对性,就是要按照大众媒介传播的规律,对所收集到的信息内容进行合理的归类处理,根据受众的需要进行有指向性的传播,以减少信息传播的盲目性,对信息资源进行高质量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率的开发利用。比如央视新闻频道的《媒体广场》和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在信息内容上利用报刊媒体的资源,但并不是报刊媒体内容的简单翻版,而是集报摘和书评于一体,不仅信息来源广、容量大,而且实现了即报即评、资讯与言论的并重,使报刊信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扩展。另一方面,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要求我们把单一的信息事实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置于其背景性信息、前景性信息和相关性信息之中,透过阐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使过去对单一信息事实本身的传播变成多视角、多层面的立体式传播,让观众在接受媒介信息时不但知其然,而且能够较好地知其所以然。在当前电视新闻节目中,央视《新闻30分》对组合式报道的探索是值得赞赏的。

3.电视新闻节目应当从单纯的报道新闻走向深度的解读新闻,为公众意见、集团观点和社会舆论构筑一个自由传播的合法空间和平台。大众媒介传播从诞生开始既是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生活中意见、观点和舆论自由流动的集贸市场。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类节目必将成为广播电视传播的又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当前,广播电视传播中不断升温的谈话节目热、访谈节目热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有力证明。在西方国家中,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占有总量一半以上的主要节目样式。在我国,央视的《实话实说》、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等都是这类节目的典型代表。这类节目大都以人物的交谈为形式,以意见、观点的碰撞为核心,以通过交流达成共识为旨归。谈话节目的另一种形式是以时事分析、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深度报道,如央视的《央视论坛》、凤凰台的《时事开讲》等。这两类节目的流行表明,广播电视节目已不再是单纯的表层信息传播,而是更加注重于对信息内容的深层次阐释和解读。

二、发挥语言特性回归人际传播

任何媒介传播总是借助一定的可以被人们所感知的、可以相互传译的符号系统,才能实现信息内容的有效传递,这种符号系统就是媒介传播的语言方式,其语言方式特性是大众媒介传播生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广播电视语言乃是一种感性化的符号系统,它以某一特定时空中连续存在的视听素材为基本单位,在电子技术机械复制功能的支持下,广播电视传播对现实生活的承载,与其真实存在的时空结构相对应和同步,具象的声音和画面保留着人际信息的完整性,它通过直接诉诸于媒介受众的视听知觉器官,进而在人们心理结构上产生出一种震撼性的场效应。因此,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媒介的语言特性,使之回归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也是其节目生产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面向。

1.进一步发挥其语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使广播电视节目呈现出生动、鲜活的表现形态。麦克卢汉认为,广播电视首先是人类触觉的延伸,它是整体的、通感的,涉及所有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在广播电视传播中,其语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集中地体现为一种全息性的时空结构,包括节目内容、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等诸方面。其重要意义在于,借助于其语言方式的感性特征,广播电视传播打破了印刷媒介对人类自身视听感知天性的束缚和隔离,进而重新回归到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本真交流状态。但是,由于我们对广播电视语言感性化、全息性特征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以致把一个生动的故事叙述得平平淡淡,把一种鲜活的场景描述得枯燥无味,许多广播电视节目显得单调呆板、暮气沉沉,缺少生动、鲜活的感性化特征。在过去的新闻传播中,我们往往把报道的真实性与真实感混为一谈,以为只要坚持报道的真实性,就一定会产生报道的真实感。实际上,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概念,所谓真实性是指在媒介传播过程中信息内容的保真度,真实感则是媒介传播对受众产生的真切贴近的心理体验。因此,充分发挥其语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使媒介传播达到真实性与真实感的统一,必然是广播电视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

2.充分发挥其感性化的语言特性,提高广播电视节目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力。首先,要充分发挥现场同期声的独特魅力,真正实现广播电视节目对现实生活的完整记录的同步传播。当前,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场实时报道已成为广播电视传播的最主要叙述元素之一,事件报道纪实化、现场报道普遍化和现场直播常态化则已成为广播电视传播最有力的媒介竞争手段。要在传播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开掘广播电视传播的媒介潜能,不断提高我们运用现场同期声像的质量和水平,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场景完整地呈现在广大观(听)众面前。其次,必须加强媒介传播的互动性,努力增强广播电视传播的过程化意识。所谓过程化是由于广播电视传播擅长于对事件过程的展示,而不是单纯地表达事件发展结果和结局,因此,应当根据其传播过程特点来组织和开展大众媒介传播活动。应当注意的是,所谓传播过程化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线性过程结构,而是一种以互动性、悬念感、不确定性为核心的非线性过程结构。可以说,传播过程化是由广播电视语言特性所带来一种全新而独特的传播方式特征。

3.进一步完善媒介传播的话语方式,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所谓话语本身是一个含义简单的概念,即各种互相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言语段落。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话语往往涉及知识的生产、应用和效果等问题,并始终与权力的分配相互关联。广播电视传播是一门模拟传、受双方面对面人际交流的艺术,传播者——记者和主持人不是用书写的文字符号而是运用声音和形体语言向受众传递信息;同时,其时空结构是以时间性为主导的存在形态,受众必须持续保持注意力集中才能进行有效的视听,因而对媒介话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感性化要求。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进一步完善其话语方式应当从平民化、亲和力、审美感和公信力等几方面人手。孙玉胜指出:央视近10年的新闻改革是从改变电视叙述的语态开始的,使电视传播的“表达和叙述的态度变得更真诚、平和,表达和叙述的内容变得真实、鲜活,表达和叙述的手段变得更遵循电视的规律”。实际上,进一步完善媒介话语方式,是促使广播电视传播回归人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它要求在内容上体现一种鲜明的平民主义立场,饱含着一种真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形式上努力增强媒介传播的感性特征和审美效应,提高媒介传播的亲切感、贴近性。

三、依托媒介技术丰富节目形态

当前,随着光电模拟技术向着数字光纤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进步为广播电视和人本化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技术特性的改变将直接导致节目体裁样式和表现形态的变革和创新,未来的广播电视将依托电子技术的优势,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抢占先机,并在信息采集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两方面实现节目形态的创新。

1.在信息采集加工方式上,当代媒介技术进步将使广播电视传播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化,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自由灵活,从而带来其媒介产品形态的巨大变化。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广播电视传播的信息采集手段种类更加齐全,时效更快捷,性能更优越,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其也正变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比如随着信息采集方式的不断完善,由演播室加(现场)视窗的电话连线节目以及由非职业传播者拍摄的纪实性节目,已经成为当前广播电视传播中两种崭新的节目形态。从媒介发展的角度上看,电视连线节目由于其信息采集方式的灵活性,可以使电视新闻报道更进一步实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要”的目标;公众自拍节目既扩充了媒介专业机构的采制能力,又大增强了观众参与媒介传播的可能性。此外,电视节目制作从过去的线性剪辑转变为非线性剪辑后,电视媒介传播既实现了对现实生活场景的自由复制、加工,同时,又使节目形态包装的手段更丰富,并大大提高了新型节目形态开发的可能性。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6

关键词:广播电视技术;数字化;实际应用

在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人们也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已不在满足于物质层面,而是在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电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普遍存在于大众日常生活中。虽然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网络媒体逐步进入到大众视野,但是广播电视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数字化技术逐步成熟,在广播电视领域也得到了应用,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广播电视技术,使呈现给观众的节目画质更清晰真实。

1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含义

广播电视的相关技术工作人员通过有效地操作数字化技术,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电视节目当中,完成了电视图像信号、声音、画质的传输和接受向数字化方向的转变,改变了广播电视单纯依靠传统的模拟信号方式,消除了模拟信号传输不稳定、画质不清晰的弊端。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例如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电视信号制作过程当中,使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得到有效提高,信号传输更加高效稳定。用户在使用数字化电视的过程中,只需要安装一个机顶盒来信号接收,就可以随时观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改变了单纯的电视播出什么就看什么的状况,让广大用户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阶层、各年龄的人群的不同需求。

2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历程

数字化,简单来说就是将复杂繁琐、多变的信息转化为可以量化出来的数字和数据信息,以所获取的数字和数据信息为基础来建立数字化模型,并以二进制代码的方式对这些信息统一进行处理,数字化信号与模拟信号相比,拥有更高的稳定性和保真性,而且不容易受外部信号干扰,许多国家在逐步用数字化信号来代替传统的模拟信号。1982年,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被首次提出,美国于1983年将数字化应用于广播电视技术当中,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逐渐成熟。而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数字化广播技术应用较晚,但随着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的数字化电视广播技术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覆盖率逐渐提高。数字化电视技术的普及使电视信号从发出、传输到接收的全过程都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实现,为广大用户提供画质更清晰、更保真、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并且数字化电视广播技术可以实现信道恢复,拥有更强的抗信号干扰能力和信道编码功能,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周期短,覆盖率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此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主流方向,应该得到大量推广。

3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广播电视中的应用现状

数字化技术在我国的广播电视制作中得到了应用并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现数字化技术的普遍应用。制约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广播电视中应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大多数人对数字化技术在广播电视中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偏见,不能正确客观地认识到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的优点,认为建设数字化广播电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短期之内很难取得经济效益,因此很多地方就会放弃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大量推广和应用;第二,很多的地方政府只是单纯地把广播电视作为公共服务设施中的一小部分,缺乏建立市场运营体系的长远发展眼光和想法,所以没有对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缺乏支持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制约。

4在广播电视传输中应用数字化技术的优势

4.1可以有效提高视频和音频质量。广播电视在应用数字化技术之前,应用的都是传统的模拟信号方式。传统的模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较低,将数字化实际应用到广播电视技术当中,可以使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降低传输功率,减少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影响电视播出质量的各类因素,有效提高终端设备接收的视频和音频质量,完美地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清晰、保真的电视节目。4.2有效增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广播电视的相关技术工作人员通过有效地操作数字化技术,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进行编码,能及时发现数字信号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并能及时更正解决,保证信息、数据能够安全稳定地得到传播,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数字信号因受外界因素干扰而造成信号中断的情况。与此同时,数字滤波、再生中继、数字存储等数字化广播电视传输技术可以有效地避免传统模拟信号经常发生的失真、有噪音等缺点,最大程度上为用户提供清晰的画质和清楚的声音。4.3有效提高频谱的利用效率。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中的数字压缩技术以及抽样取样的方式进行量化式的信号处理,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再经过对压缩解码进行取样来达到消除冗余信号的目的,之后利用压缩信号频带的方式使信号能够调试到载波上,以此来提高频谱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模拟信号相比,应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将不同种类的信号进行转换,改变用户被动选择观看节目的状况,用户通过安装机顶盒来对不同的电视信号进行接收,使用户能够主动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进行观看。

5数字化技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的具体应用

5.1微波技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的应用。在平面中敷设光纤传输网的难度很大,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无法敷设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满足用户需求,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中的微波技术进行传输。微波传输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即使在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依然能够保证稳定的信号传输,并且微波传输还具有较宽的频带和较大容量,因此可以保证广播电视信号的大量数据、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更加安全、稳定。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微波具有自身衍射能力不高、以直线为主的传输方式等特征,在建设微波传输系统时需要进行严谨、合理的规划设计,保证微波的通信质量。5.2光纤技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的应用。人们常说的光纤传输就是把光导纤维作为传播媒介使数据和信号得到传输的一种信号传输方式,光端机是光纤传输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光端机由光的接收器和发射器两部分组成,通过光接收器中的检测设备可以很容易地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之后进行加工处理,使光源借助光发射器转变为光信号在光纤媒介中实施信号传输。将光纤技术应用在广播电视传输中,不仅可以很好地传输模拟信号,还可以传输数字信号,而且光纤传输信号的速度非常快、传输距离也非常远,单根的光纤传输数据的速度就可以达到几千兆,而且在没有应用中继器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几十公里的最大传输距离。因此,光端机作为光纤传输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只有保证光端机的光接收器与光发射器具有良好稳定性能才可以使光纤传输系统正常工作。5.3卫星技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的应用。卫星传输技术在现今的广播电视传输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卫星传输系统主要是由卫星承载转发器、上行发射站、地面卫星接收站以及信号监控站组成。星载转发器对在空间中接受到地面传输的信号进行变频处理之后发送到地面卫星接收站来完成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广播电视台的制作中心利用卫星传输技术完成信号接收、处理、传输工作,在实现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可以对卫星转播节目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在地面完成卫星信号接收工作之后,利用调频工作和调解信号来获取基带信号,通过建立视频和音频信号来完成最终的信号传输工作。利用卫星传输技术,可以使电台发射的低频无线电波利用地波传播,受到电离层扰动和季节变化的影响较小,具有通信传播过程稳定可靠、速度快、传播质量好等优点,可以使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质量得到有效提高。5.4电视图像数字化技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的应用。在广播电视传输中应用电视图像数字化技术,首先需要将彩色数量从契合彩色电视图像中进行分离处理,只有进行分离之后才能够把图像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当今,大多数家庭中的电视机都是彩色的,传输任务主要是通过摄影机或者录像机来完成的,因此为了完成电视图像数字化的任务,首要的工作就是需要将普通的模拟信号量化分离成不同的分量信号,它们主要包括的类型有YIQ、YCBCR及YUV等,针对这几种类型完全不同的信号需要选择与之对应的A/D转换器来将种类不同的分量信息实施数字化模拟信号处理,完成处理后的信号携带着大量的数据信息,所以,为了提高电视广播信号的传输速度和效率,通过压缩、筛选等手段完成数字图像信号处理工作,减少信号携带着的大量冗余数据信息。在广播电视传输中应用电视图像数字化技术,可以使广大用户能够对感兴趣而没有时间观看的直播节目进行存储,而且即使是复制的电视图像,也不会使电视图像质量受到影响。科技在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广播电视当中,能极大地提升电视节目的水平,因此,在今后的广播电视技术中合理应用数字化系统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作者:王军 单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广播电视中心

参考文献:

[1]纪效蜀.数字音频技术在广播电视中的应用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16(14):2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