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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1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2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其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市场供求信息不充分，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及地位不对称等。本文将分析体制外劳动力不完善性的表现及其影响，以及如何促进该市场的不断完善。
一、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及其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不充分及其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高达70%左右。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来源于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劳动力需求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各个行业和企业。这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分离性与分散性，一方面造成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难度大，传播速度慢，传播成本高；另一方面，能否准确识别信息并作出有效反应，取决于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和社会提供的信息服务水平。对于广大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较低的个人素质和农村的低信息服务水平，使其能获得的市场需求信息十分有限。多年来，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一些社会机构开展了许多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工作，对指导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十分有限：其一，缺乏较为准确有效的市场需求预测信息；其二，缺乏有效的途径使市场需求信息传递给劳动力供给方；其三，我国的职业介绍机构集中分布在劳动力需求地，一些民办职业介绍机构服务质量低，甚至虚假信息，欺骗求职者等。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不充分。供求信息不充分对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影响有：第一，供求脱节。如2004年后我国出现了“民工荒”，而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却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第二，部分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大致由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城镇待业人员和下岗工人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人大多通过各种招聘会、网络等形式获取就业信息，流动目的明确，盲目性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少，识别信息的能力弱，许多农民工主要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外出就业，不能从同乡亲戚朋友处获取就业信息的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大。
（二）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及其影响
劳动力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劳动这种特殊商品，劳动是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在劳动的需求方（雇主）和供给方（劳动者）交易之前，双方要根据各自掌握的一系列信息来商定劳动合约。一般情况下，雇主对某一岗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强度、劳动环境与工作条件可能给劳动者造成的负效用以及自身遵守合约的概率等信息的掌握是确定和充分的，但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及劳动过程中努力的程度（即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这类信息的掌握则是不确定和不充分的。对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这便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面对劳动环境这类信息不对称问题，劳资双方会有各自的选择。首先，雇主会刻意隐瞒劳动环境、劳动强度和工作条件等因素对劳动者身心可能造成的损害之类的信息，如果劳动者缺乏相关的劳动经验，雇主则成功地隐藏了信息，对劳动的要价（工资要求）会比拥有这类信息时要低，劳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约则会是一个低工资合约，而且，这个合约中可能缺少劳动保护和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和标准之类的条款。这个不完全的劳动合约为今后的劳动纠纷埋下了伏笔。其次，在合约期内，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有可能完全感知、不完全感知或完全不感知这类在合约签订时被雇主隐藏了的信息。劳动者完全感知或不完全感知，都会要求补偿损失或要求修改合约。如果双方能达成新的合约，则劳资纠纷不会产生，如果不能达成新合约，则可能终止劳动关系，受损害的一方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在劳动关系存在期间所受的损害。再者，由于劳动合约的不完全性，劳资纠纷很难根据原来的劳动合约解决。如果通过双方重新协商解决，则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地位是否对称，一般情况下，结果会更有利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则结果取决于法律条款和执法行为的公正性程度。
面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以及在劳动过程中的努力程度这类信息不对称问题，劳资双方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首先，雇主会根据对劳动进行监督的难易程度及劳动效率是否可由劳动产出直接衡量等因素，以确定付给劳动者高工资还是低工资。如果劳动监督成本小，劳动效率可由劳动的产出直接衡量，则雇主会给付低工资，或者实行计件工资制。相反，则给付高工资。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许多工种的劳动效率都可由劳动的产出直接衡量，或者其工作容易监督，因此，这些工种的工资都比较低。其次，由于低工资缺乏激励作用，可能导致劳动者的不合作行为（如故意生产次品）或离职行为。雇主则会权衡加强监督与处罚等措施、招聘新工人及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成本的大小，确定采取哪一种行为。如果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人面临着求职者的竞争压力，雇主则会以解雇为由，迫使工人在低工资水平和现有劳动环境下劳动，对不合作的工人则会加大监督和处罚的力度。当工人们难以继续忍受下去时，劳资冲突就可能爆发。
总之，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该市场上低工资、恶劣的劳动环境、劳资纠纷频发等现象普遍存在的充分条件和重要原因。
（三）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称及其影响
劳资双方地位是指劳资双方在劳动合约的签订、变更和终止谈判中的势力。劳资双方地位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其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供大于求，则雇主处于优势，供不应求，则劳动者处于优势。其二，供方和需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程序。供方垄断，则劳动者处于优势；需方垄断，则雇主处于优势。其三，处理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是否公正。一个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是该国政府根据雇主与劳动者之间长期博弈所发出的信息，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的，因而劳资双方的博弈能否发出真实的充分的信息，决定了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公正有效。其四，政府执法是否公正。政府在调整劳资关系的执法过程中是否公正，除相关法律对政府行为和执法者行为的约束力外，还取决于劳资双方对政府和执法者利益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我国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企业要么没有工会，要么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上形同虚设，而且政府在事实上也一直禁止工人集会和罢工，这使得政府很难获得有关劳资关系的真实、充分的信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往往立法不足或存在缺陷。另外，许多地方政府面临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压力，企业去留对政绩具有很大的影响，外来工人又不具有当地的选举权，因而政府在执法时有明显偏袒企业或雇主的倾向。这些因素造成了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企业或雇主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劳资双方地位长期不对称的状况，不仅强化并助长了劳动力市场低工资、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的现象,也使许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许多人采取过激或消极的行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劳资关系不断恶化，个别人甚至产生的心理和行动，影响社会安定和社会和谐。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是这些现象和问题产生的充分条件，那么劳资地位不对称则是其必要条件。
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途径
（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广覆盖、多功能、易操作、即时性等特点的高效率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系统
广覆盖指该系统可将所有用工企业、相关的政府机构和职业中介机构都纳入其中，覆盖全国，把城乡连为一体。多功能指该系统可为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者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从劳动力供求的宏观信息到某一个企业的用工信息，从劳动力市场的预测信息到即时需求信息，从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与政策信息到企业的工资水平、劳动环境与企业信誉程度等信息。易操作指每一个信息需求者可以通过该系统菜单的指引或输入关键词，能方便快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即时性指该系统的信息更新速度快，提供的是即时性信息。
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已经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首先，不存在技术难题，其次，费用不会很大。实际上，许多企业已经通过网络用工信息、招聘员工，一些求职者也通过网络终获得了工作机会。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网络上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还处于分散、分布的状态，许多信息还没有实行网络，不能通过网络获取或寻找不便捷等。如果政府能联合企业和职业中介机构，牵头对分散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支付整合费用和公共信息费用，那么，这个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能极大地缩短企业招工和劳动力求职的时间，降低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
理论上，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等问题，可以通过劳资双方的不断博弈得到克服和解决。但这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如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执法体系，劳资双方地位对称等。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单纯依靠双方的博弈来实现利益的均衡，时间相当长，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付出的代价太大，最终还有可能损害强势一方的合法利益，并使整个社会为之付出代价。
事实上，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调整劳资关系，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劳动法》《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源，在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通过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的现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其一，应修改工会法，强制企业允许工人组建自己的工会，允许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利用合法途径（包括罢工和集会）维护自身权益，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不断提高社会和谐程度。当然，从政治角度出发，可以在法律中明确将工会的功能和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其二，应建立系统的严格规范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法律、法规，使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符合起码的健康标准和人道标准。多年来，由于这方面法律、法规的不足或执行措施不力，许多企业以牺牲工人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维持生产。这对那些不能有效识别有害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工人而言，其受损害的程度会更严重。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其他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上两点更为突出，影响更大。
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3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市场化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专业设置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关键所在，决定未来输出人才的结构。同时，专业科类结构由经济产业结构决定。因此，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以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改革与调整，使得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发展。
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现状
根据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全国普通高校专科层次的专业共有19个大类，532个专业。从专业设置的院校分布来看，各专业大类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009年全国高职院校19个专业大类中，开设电子信息、财经、文化教育、制造、艺术设计传媒、土建等类专业的院校较多，数量均在500所以上；从招生规模来看，各专业大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2009年全国高职院校19个专业大类中，财经、制造、电子信息、文化教育、土建等类专业的招生规模较大，占各类专业招生总规模的70%。
为了深入分析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对19个大类的相关专业进行相应的归并，划分为一产类专业、二产类专业和三产类专业。
16%的院校开设了一产类专业，一产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占各专业招生总规模的2%。近9成的院校开设了二产类专业，二产类专业的招生超过各专业招生总规模的一半。九成以上院校开设了三产类专业，三产类专业的招生约占各专业招生总规模的48%；三产类专业中财经类专业的招生规模最大。
二、劳动力市场供需现状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关系紧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优化升级带动就业机构的改变，产业结构随着经济规律的转换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就业数量与结构的变动反过来对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当就业人口的总量和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它就会促进和加快产业结构的变迁，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反之，就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变迁。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我国的产业结构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带动了就业发展。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第一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成为三产业中吸纳就业能力最强也最具潜力的产业类型。总之，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将继续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缓慢增涨；第三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将继续呈上升态势，成为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导产业。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衔接问题分析
1.专业设置趋同，重复率高
从专业设置的院校分布来看，2009年高职院校19个专业大类中，开设电子信息、文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财经、制造、土建等类专业的院校较多，数量都超过了500所。专业设置趋同化和较高的重复率是造成人才类型的单一化重要原因之一，这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相关专业人才供给过分集中，产生供给大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现象。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各种技能型人才，并呈现人才需求多元化趋势。专业设置趋同化将不利于各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以及院校特色专业的建设。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从产业人才需求看，第一产业人才需求占总需求的1.8%。其中，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较高的专业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以及养殖业。虽然，劳动力市场对一产类专业人才需求较低，但数据显示，第一产业中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需求还是相当旺盛。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各类产业不断改革并迅速发展，需要相关技术人才为其服务。但是由于高职院校计划性盲目重复设置热门专业，急需专业开设不足，造成人才积压与人才浪费并存的局面。
四、构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市场化运行机制
1.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设置
学校要进行广泛的市场调研，行业、企业、学校需要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指导委员会，需要及时把握人才需求信息，分析其未来发展动向，并结合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相关职业前景作出分析和预测，找出专业设置的影响因素，以此来适时调整专业，鼓励多方参与专业设置工作，包括政府政策研究部门，行业企业以及社会评估机构等。同时，院校专业设置需要充分考虑本校的资源条件，比如师资力量、实践实训基地建设等，也需要与其他当地院校进行有效沟通。这样可以避免较高专业设置重复率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2.按照技术领域和职位岗位群的要求进行专业设置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高技术含量的职业岗位；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增加了劳动者变换工作岗位的次数，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必须考虑这些变化因素。以往专业设置通常绕某个特定的职业岗位进行，缺乏对专业覆盖岗位群的关照，不利于学生转岗及重新择业，导致学生职业岗位适应能力不强。学生的岗位转换需要职业技能技术的保障。因此，高职院校应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和不同岗位之间转换能力，提高专业需求符合程度，并努力扩展学生知识面，在学生选择职业的空间上为其创造有利条件。
3.时刻关注经济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专业设置方向
高职院校与当地经济产业发展最为紧密，应以当地产业结构为专业设置的基础，构建一个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调整系统，并对当地优势产业的人才需求做出分析，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体系。院校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完善自身专业系统建设，与经济产业机构改革趋势步调一致，与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协调发展，突出地方特色，提升学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竞争优势。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协调一致，并结合当地特色经济产业发展需求，这是院校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衔接的基本要求。市场信息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决定了专业设置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需要根据信息变化调整的过程，特别是受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总之，高职院校需要对行业或企业现状充分调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规格，建立合理的专业结构，并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适时调整，体现专业设置地方特色要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做出合理的预测。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产业结构也是如此，把握经济产业发展规律，准确预知产业发展走势，合理开设专业，对于传统热门专业要重新审视，及时更新市场信息并加以调整，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并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设置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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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4
一、2004年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状况
2004年全省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求两旺的态势，供求总量达475.51万，与上年相比，增加134.64万，增幅达39.5％。其中需求236.99万，增加70.95万，增幅42.73%；求职238.52万，增加63.69万，增幅36.43%；求人倍率0.99。
（一）需求
区域。珠三角地区需求177.14万，同比增加51.82万，增幅41.35%；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需求分别为41.87万和17.98万，同比增加13.08万和6.06万，增幅为45.42%和50.77%。
产业。第一、二、三产业需求分别为3.09万、113.25万和120.65万，分别占需求总量的1.30%、47.79%和50.91%。与上年相比，一产业下降0.43万，降幅12.18%，二、三产业分别增加32.46万和38.91万，增幅分别为40.19%和47.16%。
行业。制造业需求87.70万，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需求58.60万，社会服务业需求17.55万，三者合计163.85万，占需求总量的69.14%，同比增加55.37万，增幅51.04%。
单位性质。企业需求206.75万，占需求总量的87.24%，同比增加61.48万，增幅42.32%。其中，私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居前两位，分别为74.49万和37.09万，占总量的31.43%和15.65%。
职业工种。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服务业人员需求量最大，分别为85.45万和74.41万，合计占需求总量的67.46%。
性别年龄。16-34岁年龄段是需求主体，达175.89万，占需求总量的74.22%；男性需求69.07万，女性需求108.64万，男性需求比女性少39.57万。
（二）求职
人员类别。新成长失业青年、就业转失业人员和其他失业人员分别为58.91万、53.14万和57.24万，合计169.29万，占求职总量的70.98%。比上年增加37.47万，增幅28.43%。
性别。男性127.93万，女性110.59万，同比增加30.82万和32.86万，增幅为31.74%和42.28%。
年龄。16-34岁年龄段196.80万，占求职总量的82.51%，同比增加66.34万，增幅50.85%。35岁及以上年龄段41.72万，占求职总量的17.49%，同比下降2.65万，降幅5.98%。
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77.24万，占求职总量的74.31%，同比增加34.40万，增幅24.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1.28万，占求职总量的25.69%，同比增加29.28万，增幅91.52%。
技术等级职称。具有技术等级或职称的为112.16万，占求职总量的47.02%，同比增加45.58万，增幅68.47%。其中具有技术等级的65.99万，具有技术职称的46.17万，分别占求职总量的27.67%和19.35%。
二、2004年广东劳动力供求的特征
2004年广东省的劳动力市场供求运作属于正常状态，但有如下特征：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增幅和企业缺工明显。
从第二季度开始，广东企业缺工明显。去年省劳动保障厅两次组织企业缺工调查，7、8月份调查了1138家企业，有普工缺口的395家，缺工企业面超过1/3；11月份，又调查了290家反映有技工缺口的企业，技工缺口人数占在岗技工的18.3%。同时，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两旺，而且大幅增长。一是供求总量。03年需求总量166.04万，求职总量174.84万；04年需求总量236.99万，同比增长42.73%，求职总量238.52万，同比增长36.43%。二是流动就业。2004年末本省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总量约600万人，新增量由2003年的47.8万增加到2004年的67.5万，同比增长41.21%。外省在广东就业半年以上的达1600万人，比2003年的1300万增加300万，同比增长23.1%。三是广东新成长劳动力。据劳动力市场的数字显示，新成长劳动力2003年48.05万，2004年58.91万，同比增长22.60%。各类需就业的应届中专、中技毕业生，2003年15万，2004年25万，同比增长66.7%；大专以上，2003年17万，2004年20万，同比增长17.7%。
（二）行业、企业间需求增长失衡明显。
近三年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95.3万个，大大超过上世纪90年代70万个的水平，2004年创记录达到105.4万个。但在行业、企业间，需求增加不是平均增长。比如，2003年第二产业需求81.66万，同比增幅136.21%，而第三产业增幅只有8.23%；2004年第三产业需求达120.65万，同比增幅49.17%，而第二产业增幅38.67%，比03年大幅下降。需求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求的失衡。
（三）工资、综合福利对供求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
在广东市场就业机制比较完善，市场运作也已规范，因此，工资价位对供求的调控成为主导。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总量二十多年增长了86倍，与此同时，广东企业外来工的工资也在提高，2000年前广东外来工月均工资约在450元左右，2004年底达800元左右，但员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未能合理对应，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比，总体工资水平低100-150元。据组织对有缺工反映的1138家企业调查，有69.42%的企业普通工月均工资（含加班）在800元以下，而11月又对缺工状况没有改变的100多家企业回访调查，有54.70%的企业普工工资在600-800元之间，由于企业工资缺乏吸引力，老员工留不住，新员工又难招。去年据部分企业反映，有30%的员工流向长三角。据四川、江西等地区反映，近两年新输出劳动力有超过50%的流向长三角地区。
（四）劳动力供求结构错位更加明显。
广东企业缺工主要是劳动力供求结构错位，且表现越来越突出。从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数字显示：一是性别错位。用人单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男女工需求严重偏离，比例高达1：4，而劳动力市场男女求职比例为3：2。二是年龄错位。绝大部分企业要求招用18～34岁年龄段，尤其是25岁以下的，求人倍率达到1.16；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特别是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只有0.56。三是劳动力素质错位。对有技术等级劳动力需求去年76.96万，而求职65.99万，缺口10.97万；专业技术等级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求人倍率是1.56、1.69和1.88，技师、高级技师是2.32和2.21。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企业对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从去年的调查看，有八成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50%的岗位要求具有初级工以上技术等级的熟练工。目前我省技能型劳动者约有400多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0.37万人，仅占4.26%。而“十.五”期间，据测算，我省劳动力市场中级工供需缺口约180万人，而高级工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在100万人左右，劳动力市场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明显大于供给。
（五）劳动力区域分流日趋明显。
随着我国长三角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过去的“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局面，使劳动力的流向分散，不再像10年前那样大规模流向广东，也不会再现80年代广东的“民工潮”，当时在深圳，一般的企业一个岗位几十甚至上百个人应聘，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以后难以再现。2000年前在广东流动就业半年以上人员占全国1/3强，2004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了解，去年底仅北京（409.5万）、上海（398万）、江苏（1200万）、浙江（369万）、福建（591.1万）五省市的流动人员总量达2967万人，已经超过广东省2200万现有总量近700万。可见，这种分流对广东企业招用工影响很大。据企业反映，近2年36.96％流失的技工和29.81％普工离开广东，分流到其他省。同时，由于国家对农业农村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大，务农收入显著提高，如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8%，创下1997年来的最高点，从而使当地农村劳动力务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导致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就近就业或务农。
三、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几个问题的反思
从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和企业缺工问题分析，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关于工资调整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企业工资标准是缺工的一个关键因素，员工的劳动报酬要与其创造的产值相适应，与自身的劳动价值相对应。如果低于其劳动价值，将极大地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归属感；如果过高，势必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生产竞争力削弱，企业很难生存；所以调整企业员工工资必须二者兼顾。这里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规模小、产值低、效益差、工资调整空间基本没有的企业，企业缺工问题要解决是很难的，从政府的角度，也很难帮助，这类企业只能逐步退出市场；二是有工资调整空间的企业，但为了掠夺员工的劳动价值，不积极甚至不愿意调整员工工资，价值与工资严重偏离，这类企业，政府应干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公布合理的工资指导价位，促进企业提高工资；三是对混淆员工工资结构，将加班费也计入最低工资标准，或加班不发加班费，拖欠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纠正，保证员工合法工资的权益；四是加强在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提高员工集体谈判能力，通过工会工作，帮助员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二）关于教育培训问题
人才的培养教育要突出实际效果，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一是培训与市场需求要紧密结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完成。目前不少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场又缺乏所需人才，这是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体现。因此人才的培养教育要加强规划，要有前瞻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周期一般比较长，要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中可能短缺的工种预测性研究，提早制订培训计划，在市场变化中力争主动。二是强化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前，我省技能型人才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其他的一些省份，有技能、具实操经验的人才尤其短缺，而我省已属于经济大省，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快，对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为此我们必须全力搞好技能人才的培养。三是企业内部也要加强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比较重视员工培训教育，而国内有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一些港澳台投资企业就不太重视，所以这类企业缺口比较大。按规定，企业的培训教育经费投入应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计提，不少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由于企业不重视内部员工培训，使企业缺工问题增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难于提高，因此要很好引导企业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三）关于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升级改造的问题。
根据当前世界企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缺工实际，要使企业缺工问题有效解决，企业一定要加强技术升级改造，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品牌发展道路，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减少用工量，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要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这样可减少缺工压力，同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又可发挥当地劳动力充足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四）关于提高招用工现代化水平的问题。
要加强改进招用工手段，加强网络化信息化建设，要借助先进的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远程可视招聘系统，实现招聘服务手段的多元化，消除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信息不联接现象，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科学的方法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进行分析预测，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也是解决企业缺工问题的好办法。
四、2005年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走势判断
（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劳动力需求有所减少。
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预计05年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保持增长，但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特别是国际油价飚升后的走势及其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不变。就国家政策看来，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财政赤字规模的减少，投资增长速度的控制，仍然是政府高度关注的方向；三是广东社会经济投入增加。广东取消农业税，要减少三十几个亿的收入，最近考虑取消农村的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测试估算增加投入60个亿，另一方面环保规划执行完成也要花费2000多个亿。综合这些因素，省统计局预测，广东2005年GDP增长在11%-12%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会有所减少。按照一般规律GDP增长速度在10%，新增就业岗位约60万个。如果今年广东的总体经济增长在10%-12%，劳动力需求量将比去年减少，供求矛盾也相应缓和。版权所有
（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剧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加快，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加大，结构性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据预测，到2010年，广东制造业的九大产业中，传统产业占了三个，其他都是新兴技术性行业，对劳动者素质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使供求结构性矛盾加剧。
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劳动力市场需求范文6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