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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起源范文1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发展脉络；必要性；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92-02
伴随着传播学传入中国，“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而起。“中国化”的提法体现出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对于外来的理论不能全盘接受，而应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3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实现“传播学中国化”还需要更艰辛的努力。
一、“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传播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从美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与传播学相伴的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从1978年提出至今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
传播学是“舶来品”，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50年代传入中国。“确切地说，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一位从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北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业。他归国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大力引介传播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此后，国内的学者开始重视传播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提出
自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一般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提出者是余也鲁。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香港举办的传播学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提出并解释了传播学中国化的含义：“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二、缘何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由于中西方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诸多要素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就应是传播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从中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受众看
传播学起源于美国，后又在欧洲得到长足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文化内核都是比较强调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这种特质具体到理论研究中，也就是重视“个人”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受众。西方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受众是没有差异的，享有相同权利，有独立的行为处事方式的个体。因此，在西方传播学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受众只是“数字化”的个体，很少考虑其它因素，即使在人际传播中也同样如此。
再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重孝悌和伦理，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难以完全准确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状况。
由此看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面临着比西方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在运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时也应该致力于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二）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内容来看
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理论，他提出了“低语境”和“高语境”的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就是低语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信息存在于自身之中，信息的可传播性和普适性更强，体现出的是西方人的精确思维模式。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大量信息存在于符号之外，传播语境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同样重要，有时甚至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精确思维不同，中国人体现出的是模糊思维，中国人的艺术讲究“留白”，说话要说“弦外之音”，许多传播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间接迂回的表意方式无形中加大了对传播内容解读的难度。
总之，关于中国传播内容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传播的深层含义，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导致研究有失偏颇，难以概括出传播内容的全貌。
（三）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媒介来看
西方的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这来源于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西方的传播媒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它是社会公信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传播媒介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发言平台”，中国奉行的是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在长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政府拥有暴力统治和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报纸在中国的起源就是官报，媒介只是上传下达，维持稳定的政治工具。直到今天，我们的媒体仍然是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
传播媒介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的研究差异，如果忽略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不适用于实际现实的局面。
三、“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一）学术研究的普适性
我们已经阐述了中西方的差异对传播学所造成的影响。承认这些差异与影响也是我们在引进包括传播学在内的所有外来学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学术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不应无限放大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就总体的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学术的真理性和普适性，以及学术方法的科学性。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外国的学术理论能够被引入中国，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具体到传播学而言，我们应“异中求同”，在这“舶来品”中寻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部分予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已有30多年，关于“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从未间断。相关专家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除了发表的论文，相关著作在90年代之后也逐渐增多。
例如1996年，李敬一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戴元光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徐培汀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5-2005》也由重庆出版社于2006年相继出版。
这些著作的付梓可以说是学者们关于“传播学中国化”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晶，在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将“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只是时间的问题。
（三）丰富的文化积淀
澳大利亚传播学家奥斯邦曾说过：“对于一贯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而后原则。”这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很好的印证我们实现“传播学中国化”第二个任务“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传播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的可能性。
传播并不是西方独有、首创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和传播思想的论述。”
传播学的起源范文2
关键词：传播学；课程改革；四位一体
2013年以前，华南农业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下称广编专业）实行普通高考招生。从2013年开始，学校招生政策调整，广编专业高考采用艺术类招生，选考类型是音乐类，学生也转变为艺术生。在此背景下，作为广编专业的核心课程，《传播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应对新的教学实践需要。
1 教材遴选多元互补
根据广编专业人才培养计划需要，充分考虑艺术生的文化基础和兴趣爱好，兼顾当前《传播学》众多教材的优劣短长，笔者选择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2011）和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2003）作为指定教材，前者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中国享有盛誉。
同时，为了拓展学生知识面，给学生推荐了如下经典著作：邵培仁的《传播学》（2005），段京肃的《传播学基础理论》（2003），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2003），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2004）。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翻译的《传播学概论》（1984），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翻译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5版）（2006），E・M・罗杰斯著，殷晓蓉翻译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005）。
教材既有指定的必读书目，也有推荐的参考书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此为目的一。任何教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多本教材的对照阅读，可以发现教材背后的问题，直达问题本源，这也是很关键的，此为目的二。多本教材比较阅读的观念源于笔者的研究经历。针对美国心理学家solomon E. Asch的“群体压力实验”，笔者曾经对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二版）、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和郭镇之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进行对比，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对solomon E.Asch的中文翻译出现差异。郭庆光翻译为所罗门・阿什，李彬翻译为阿西，郭镇之翻译为奥许。
其二，实验过程叙述有差异。郭庆光将实验分为控制和实验两组，都有统计数据，有11组卡片，每组有甲、乙2张。答案错误率为0.7%。实验组每组8人，实验对象为1人。知情人“他们按照阿什指定的错误选择回答问题”。李彬叙述比较笼统简单，没有分为控制和实验两组，没有控制组的数据，实验组每组5人，每组实际试验对象为1人。有123人参加试验。郭镇之有控制组和实验组两组，有12套卡片，每组2张。“控制组的37个人中，有35人全部答对，一个人错一次，另一个人错了两次”。实验组每组8人，“研究者告诉助手，在做出一两次正确答案后，他们便应开始给出一致的错误答案”。
其三，实验结果叙述有差异。郭庆光写道：“在123个被试中，有76%的人在多数意见的影响下至少做了1次错误选择，而全部答案的错误率为36.8%”。李彬写道：“在123位参加阿西这项实验的被试中，有33%的人即有37人都跟着群体选择错误的答案”。郭镇之写道：“被测验的123位受试者显示，76%的人屈服于群体压力，至少给出一次错误答案，在所有的答案数中，受试者受群体压力的影响给出的错误答案占36.8%”。可以看出，solomon E.Asch的同一个理论，在不同教材里，姓名的翻译，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叙述，均出现了差异、混淆甚至矛盾，没有比较就难以发现这些深层问题。
2 教学过程系统互动
教学是个系统过程，从课前预习到课程考核，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笔者高度重视教学的系统性。首先，注重预习和课前预热。提前公布教学进程表，学生可以根据教学进程自主预习，带着问题上课。课前预热的方法是：结合上课内容，在上课前提出有趣的专业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这些措施使得上课有条不紊，有计划性。其次，强化教学互动与课后自学。理论课比较抽象艰涩，当学生听课状态欠佳时，抛出一些问题，进行互动，既能调节上课节奏和气氛，又能保证授课效果。每章提供深度阅读书目和课后习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学。笔者深知，课堂四十五分钟是整个教学环节的核心，但课时毕竟有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课后自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延展与深化。
除了课堂教学，课外学习也非常重要。笔者鼓励和指导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参加企业文化传播实践，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提升自己能力。笔者也计划组织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学读书会”，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3 考核方式灵活全面
以前，这门课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方式比较单一。鉴于此，笔者细化了考核环节：首先，强化了考勤和课堂发言的分值，占总分的5%。此举有助提高出勤率，激发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其次，进行教材比较分析，该项活动占总分的30%。具体方法是：将两个班学生分为十五组，每组一章，对郭庆光新版和旧版的《传播学教程》进行比较分析，制成PPT后每组依次在课堂宣讲，教师进行讲评。最后，将所有PPT上传课程邮箱共享。实践证明该项活动集娱乐性与研究性于一体，效果甚好。其次，学生要完成两道简答题，作为平时作业，占总分的15%。最后，期末考试占总分的50%。题型分为填空题、简答题、名词解释题、材料分析题和论述题五种题型。试卷题量适中、难度适中，既考记忆能力也考分析能力。通过这两年的学生成绩来看，优秀率在15%左右，基本上达到了本科教学任务和目标。
4 若干教学经验总结
第一，保证教学工作的系统性秩序性节奏性。教学是个系统的过程，就教师而言，从备课到授课再到布置作业进行考核，学生从预习到听课再到完成各种作业参加考核，传授双方在不同阶段的工作要点不同，强度节奏感迥异。因此，要从系统论角度审视教学整个过程，不能破坏其节奏和秩序，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教学过程的多元互动。教学也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传授双方的互动非常重要。因此，教学互动必不可少，这种互动包括多个层面：首先是师生互动，除了课堂教学互动外，课外通过读书会，邮件等方式交流亦不可少。其次是学生之间的互动，通过分组讨论等展开。最后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通过指导学生申请科技创新项目，参加企业文化传播活动来实现。
传播学的起源范文3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传播学的起源范文4
关键词： 数学方法 传播学 作用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就从未停止过。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可或缺，并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的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数学为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香农的信息理论、易读性测量等都是以数学方法为基础，进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因此，数学的基础作用可见一斑。
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数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发展和许多学科的发展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且同许多实际问题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数学在许多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现代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力学，甚至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都离不开数学的支撑，特别是现代数学中的一些新的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拓扑学、离散数学等，在这些学科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数学在社会科学中作用也极为重要。如现代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军事学、历史学，甚至文学、艺术都在大量地使用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其模式演变也从过去的数量化、图形化发展为现代的函数化、模型化，不断地向精深方向演进［1］。随着科技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各个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研究越来越精确。而且，一般的，使用数学工具越精深，最后获得的结果就会越好。
正如华罗庚所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小，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命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2］数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研究的是各种抽象的“数”和“形”的模式结构，运用的主要是逻辑、思辨和推演的思维方法。数学是一种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于实践的一种思维创造。这种理性思维的训练，其作用是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这种理性思维，对构建传播学严谨、精确的理论，推动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从传播学的信息论看数学对传播学的影响
自人类有了历史以来，传播活动便如影随形。但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从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传播学建立之初，产生了许多的模式，如拉斯韦尔“五W”模式、奥斯古德的“语言共同体”理论、纽科姆的对称模式等，当然，香农的信息理论也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工程传播或技术传播理论，以其纯粹的数学方式理解和诠释了信息发生、传播中的一些基本方式和原理。其中以信息熵、噪音、冗余、反馈等概念为核心，通过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和基本观点，为传播领域提供了基本的范式，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今天，它仍然是传播学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对于这个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3］。
香农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数学。在他的研究生生涯中，他的论文《转播和转换线路的符号分析》几乎立刻对电话系统和其它电子线路的设计产生了影响。1940年，香农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香农和韦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传播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香农的个人研究生涯可以说是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相互交融促进的一个侧面缩写，传播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香农的信息论最初在1948年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它几乎立即对许多科学领域产生了影响。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传播学的中心。它形成了人类传播领域所采纳的方向，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有助于对这个具有各种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香农的信息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在香农之前，人们难以对世界按照它向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展示的样子进行描绘。”［4］“由于克劳德・香农的天才，我们认识到，许许多多问题都与编码和传送有关，而解译信息能够以一种系统的，可控制的方式来达到：他在1948年的经典性论文标志着一个数学新篇章的诞生。探索应该确定传播领域中的未来工作的内在涵义。”［4］从这些评价，以及信息论后来对电子系统、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数学与传播的紧密联系。数学方法为传播学的理论建立构建了一个数学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继者又继续发展出更多的理论和技术来不断完善传播学的各个方面。（当然从香农的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框架并不包括信息的意义而仅仅指信息传播的过程。［5］）克里彭多尔夫曾说：“从历史的眼光来说，信息论是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刺激因素。它使得在此之前的模糊的信息概念变得在数学上可以操纵，将它从涉及认识和传播术语的各种学科的有冲突的要求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传播和信息过程的研究以合法性。”［4］
除了信息论，香农和韦弗还提出了“熵”和“冗余”的概念。“熵”是一个系统的不确定性或无秩序的程度，公式是：H=∑-pi log pi［6］。
在这里之所以列出熵的公式，目的是想说明数学方法，无论是统计原理，还是演算公式，都在传播学学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数学方法使传播学的一些理论更加缜密，使传播的方法能够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而非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而言，熵和冗余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中的冗余和熵的概念被用来测量特定手中对特定内容的熟悉程度，以及读物对特定受众的难易水平，以便更好地评价读物或创建读物，这样的调查研究在现阶段的受众分析中经常用到。其中一个发现是，静态的复杂性对视觉注意力有反面的影响，而动态的复杂性与吸引注意力之间呈正比关系［5］。
由此可见，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更好地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与前行。
2.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看数学对该学科的影响
罗吉尔・培根曾说：“数学不是规律的发现者，因为它不是归纳。数学也不是理论的缔造者，因为它不是假说。但数学却是规律和理论的裁判和主宰者，因为规律和假说都要向数学表明自己的主张，然后等待数学的裁判。如果没有数学上的认可，则规律不能起作用，理论也不能解释。”在传播学中，一切假设理论的验证和试验都需要经过数学方法的检验。同时，传播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数学方法的支持。
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科学性，是一种有理论指导，有控制手段的程序化的科学认识活动；二是操作性，非常注重实际问题的探讨；三是综合化和定量化。传播的科学性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做先导，例如“传播的数学框架”，通过可靠的控制手段和严格的分析手段，最后能够将该理论使用到更广泛的层面上，即具有良好的复制功能。而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中，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在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中进行。在这之中，要尽可能采用多重设计和研究手段，对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采用数量化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手段。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一般理论构建包括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等。这些调查方法中所涵盖的各项步骤，如抽样方式、样本总量的确定，以及对抽样结果的统计计算分析等，都需要用到数学方法。而只有严谨有效科学的数学方法，才能够对理论作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从而推动传播学不断向前，使传播学本身的意义凸显出来。
数学是传播学发展的工具，它的计算方式、表达方式都为传播学的建立和迈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类的传播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融合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背景，用文字和图示只能描述其表面现象，单凭直觉思维已经很难说清楚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也无法对某一客观事物如书本、杂志、电视等的传播能力作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推导。因此，需要数学方法的加入，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式来进行传播行为价值的判断。就像如今众所周之的收视率计算一样，需要一个严密的，与之相匹配的数学工具，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计算，在此基础上逐步地解决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以易读性测量为例，看数学方法在传播学中的运用
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方式或表达形式。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字让人容易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能否开发出一套方法，用来测量一段文字容易理解还是难以理解？试图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便是传播学中的易读性（readability）测量。只要有了一个公式，能够提供关于写作形式影响理解难易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指出哪些因素真正是造成理解程度不同的特定因素，才能使作者在书写时予以注意。通过数学方法得到的易读性测量公式，对传播学、对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克莱尔所下的定义，易读性公式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估量一位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否成功的一种测量方法。”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易读性的测量是需要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将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数学方法的公式将是最终的选择。迄今为止仍属较好的公式是弗雷奇奠定的。这里将两个公式例举如下：
易读性公式：R.E.=206.835-.846wl-1.015sl［7］
此处，R.E.=易读性的分数；wl=每100字的音节数；sl=每一个句子中的平均字数。最终得分越高说明读物越容易阅读。
人情味公式：H.I.=3.635pw+.314ps［7］。
此处H.I.=人情味分数；pw=每100字中的人称词数目；ps=每100句子的人称词数目。所得分数在0―100之间，得分越高的读物或者文章说明越有人情味（即有趣味性）。［5］
从原本一大段的文字性理论描述，到简易可操作的数学公式，可见数学方法在这些理论测量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理论简约化，完成理论从特殊性假设到普遍性适用的转变。通过这些简单易行的公式，我们能够很容易得出我们研究想要得到的结论和成果，数学方法是研究的有力推手。
对易读性研究的较新方法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理论性，如补漏程序，弗赖伊于1988年提出的弗赖伊坐标图，等等。但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像许多公式所做的那样，将研究只集中于两种容易测量的变量因素――字句难度和句子长度是不够的，更新的努力是开发新的公式，新的数学公式将目前尚未考虑进去的读者信息处理过程、认知变量、有助于理解的可见因素等键入到公式中，使公式更加严谨，数学方法的更新无疑将使易读性测量的理论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推动传播学科的发展。可见，传播学理论依托着数学方法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和魅力，而数学方法或公式也在传播理论不断的更新之下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科学。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对传播学与数学方法的共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数学方法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科学，是源于实际，指导实际的一种思维创造。数学方法在社会学科中产生着无形的影响，犹如一只巨手将传播学推向更高的发展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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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起源范文5
关键词 网络;危机传播;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1-0008-03
1 网络危机传播的理论范式和内涵界定研究
网络危机传播主要有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3种研究取向,最初的网络危机传播集中在个案研究上,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慧芬副教授在《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中指出,“危机传播研究起源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最初用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此后,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危机传播的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吴小冰博士指出,“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从管理学视角把危机传播当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研究专注于危机处理中的传播模式及策略”[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胡白精则认为“近年来西方两大研究脉络―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形成了合流之势,特别是‘管理的观点’向‘传播的观点’靠拢”[4] 。
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网络这一现代的新型传媒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后,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网络―危机传播领域、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1.1危机与网络危机
对于网络危机,学者们首先从危机的概念进行了引入。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决策的事件”。
还有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在《大众传媒与美国社会》将危机理解为:“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或者心灵安宁带来严重紧迫和严重威胁的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事件”。
中国学者杜建刚则认为“涉及公共性财产、生命安全;形成区域性;突发性;高度威胁性―威胁到地域基本价值,如稳定和发展的”事件都可以归结为危机。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从受危机影响的主体上区分,既包括组织、公司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局部危机,也有社会民众面临的范围广大的公共危机。而对于网络危机,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危机涵盖在危机概念之下,是在网络上酝酿产生的危机或通过网络传播使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1.2网络危机传播
在深具传播学知识背景的学者看来,危机传播不过是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运用传播学方法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费姆・邦茨 (Kathleen Feam―Banka),他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总结学者们的研究,在其2007年的学位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提出,“网络危机传播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介对危机事件进行控制的传播活动和采用的传播方法”[5]。
由于网络危机传播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学者们目前对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待于对其进行比较权威的界定。
2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网络媒介特点和功能研究
在网络传播特点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进与洪瑾在《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危机传播的以下特点:面对灾难或危机事件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消息来源渠道多,草根报道发挥重要作用;互动性更强,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强、多形式全方位发挥影响力[6]。
学者汪晓霞在《传媒观察》刊发的论文《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中,指出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他引用新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网络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发展模式使得议程设置功能并没有被弱化减弱,网络媒体的“双刃性”性决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机的利器,也是引发、扩散和文化危机的发源地[7]。
还有山东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张光耀和高潇在《浅谈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和管理》中,从传播形态方面出发,把网络危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4种传播要素,并且指出这四种要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8]。
综合起来,可以把以上学者们提出的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广、破坏性强、不确定、难控制等特点。
在网络危机传播的优势方面,西北大学公共传播所的来向武和赵战花在《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危机预警的优势与方式》从危机预警的角度对网络危机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网络的层级传播、多极多次的传播形式为有效监测发现危机信息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机会,也就是危机信息的传播由原来的“信息源――传统大众媒体”发展为“信息源――网络媒体――传统大众媒体”[9];按照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我们还可以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共同设置议题,形成舆论漩涡,更好的进行“社会预警”。
龚新琼应用“环境守望” 理论研究了网络媒介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指出,网络媒介和大众传媒一样也是“社会公器”,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民代言,强调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10]。
还有吉林大学的石颖在其硕士学问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认为网络危机传播具有:可以使权威信息快速传达;能降低组织的危机管理成本;能激发群体的正面作用3种功能。
3 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以及规制策略研究
3.1网络危机传播缺陷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自贡日报》的资深媒体人林琳在《金融经济》上刊文提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已经引起了网络媒体信用危机,并认为这种缺陷是“市场失灵”现象:首先,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容易出现“网络暴民”现象;其次,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过度报道容易引起“二次伤害”;再次,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化使危机传播复杂性加大[11]。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丹燕和任雯引用传播学原理中香农―韦弗的“数学传播模式”, 指出“危机传播过程中内外的各种障碍因素会形成对讯息的干扰,这对于社会传播过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白精教授在总结美国学者罗杰斯“大众传播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3F”假设(即危机传播由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构成),从“噪音流”的角度提出网络危机传播噪音流的四种呈现形式:1)虚假信息;2)错误信息;3)不良信息;4)偏激信息[12] 。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则从传播学的“把关人”角度进行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较新颖的观点:首先,网络危机传播中“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其次,网络传播减少了管理主体的反应时间;再次,危机的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效应。
还有学者如黄明胜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认识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他在《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中》提出了网络传播制造危机的“十大杀手”:转移潮、受气包、英雄欲、泄私愤、恶搞风、攻击传播、反戈一击、文化冲突、谣言惑众以及民族情绪[13]。从消费者的对抗、企业竞争、国际品牌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网络媒体传播生发的企业危机。
从学者们以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具有双面性,受危机影响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企业、组织等。
3.2网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研究
很多论文主要探讨那营利性组织面临危机时应该如何进行网络危机传播,一般采取案例研究方式,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学者探讨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时往往以政府和媒体研究为主,对另外一些组织的讨论比较少。
学者张厚远在《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中,从人文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报道为例指出,由于网络媒体更具有公共属性,在灾难面前,网络媒介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尊严,更多的体现一种理性和责任,不要造成社会恐慌,体现人文关怀的大视野。[14]
四川《西贡日报》的媒体人林琳提出了规制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策略:1)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媒体的风险成本;2)网络媒体监督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和效率;3)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意识;4)提高网络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的问题。钱B2007年《新闻知识》上刊文《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指出,在网络时代危机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信息源更多的是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还有的学者探讨了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15] 。
总之,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从媒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研究,强调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4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
史安斌认为,危机公关同样是也是一个国家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尽管面临治管方面的困境,但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公关时间段”,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机会显示其责任[16]。
电子科技大学的杨军和张媛在《重庆工业学报》上刊发的论文《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中,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实时更新,及时最新消息,使公众尽早得到危机事件的最新进展;让受众把握一定的话语权,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机对策,防止危机扩大的同时树立政府良好的外部形象[17]。
还有学者马艺等从形象传播的二维模型――认知度和美誉度对网络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形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形象传播的认知度呈上升趋势,而美誉度指标则因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二维矩阵模型进行调查,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传播区间,分析原因,调整制定政府形象传播措施[18]。
可见,学者们都是从危机管理的主题――政府本身,对政府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政府来说,危机事件既是其展示责任、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也是严重的挑战。
5 研究现状与结论
危机传播是一个边缘和交叉学科,网络危机传播同样涉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议题。从学者们的论文当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基本上起源于2003年的“非典”之后 ,并且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新媒体角色和功能研究;网络危机传播中新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中鲜见较为成熟的实证和中外对比分析研究,相关理论体系的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还处在基础阶段,尤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理论时显得有些生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并富于针对性的危机传播理论以指导实践。
同时,鉴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本领域以后研究的重点应有一部分放在对具体危机方法的研究上,为危机管理主体提供实用有效的网络危机传播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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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起源范文6
关键词：微课；传播学理论；特点；策略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教育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创新不断涌现，以微课、慕课、翻转课堂为代表，基于视屏媒介的创新教学形式获得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并得到逐步推广运用。微课制作简便，符合学生碎片化学习与移动学习的需求，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从教育传播活动来看，微课是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媒介。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微课，有利于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微课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微课设计和制作策略。
1微课的起源和定义
在信息社会，由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快，抓住教学重点和要点，节省时间，成为时代的潮流，微课应运而生。微课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教学方法变革的产物。微课又叫微课程(Microlecture)，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高级教学设计师、社区学院在线服务经理戴维•彭罗斯(DavidPenrose)于200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美国可汗学院利用录屏技术开发了3000多门在线图书馆微型教学视频课程，为世界各地网络学生提供服务。从2010年以来，我国微课的发展很快，推广和普及迅速。目前还没有微课的统一定义。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教育网络信息中心胡铁生认为：微课是根据新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实践，把教学视频作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反映教师在针对某个知识点的教学活动中，运用和生成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结合体。
张一春教授认为：微课是指为了使学习者获得自主学习的最佳效果，通过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流媒体形式展示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的简短而完整的教学活动。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在线教学视频。人们对微课定义表述各异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微课的特点和本质属性认识不同。有的人认为微课就是一堂教学课，如张一春教授强调微课是完整的教学活动；有的人认为微课是对传统单一教学资源继承和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如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就是在线教学视频。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微课就是一种传播方式，其中传播介质是视频，传播的客体是教学内容。微课的教学主题明确，内容精炼，是一个能实现教学目标的完整教学过程，并以流媒体形式传播视频。微课既不是一堂完整的教学课，也不是一堂教学课的视频片段。从微课的内容来审视，微课是教学课；从微课呈现形式来审视，微课是视频媒介；从微课可储存、可反复使用的特点来审视，微课是教学资源。因此，微课是以一定组织关系、方式打造成的一个主题式教学资源单元。
2微课的主要特点和教学优势
2.1微课的主题单一、教学容量小，有利于学生把握重点和发挥积极性
一个微课只是传授一个知识点的课程，或阐明一个道理，或说明一种技能，或表述一种方法，微课主题突出，内容单一，教学容量小。微课主题单一是议程设置教学传播理论的体现。议程是指依据问题或事件重要性加以排列的顺序[5]。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传播媒介不是“镜子”式地反映传播内容，而是选择重要的内容进行加工整理，并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传播给受众。把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从而影响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态度，达到影响受众认知效果的目的。微课是从知识群中筛选出的主题，抓住了事物的主导属性，然后把每个主题制作成独立的微课，并按一定秩序传递给学生。这遵循了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并能把握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保持学习兴趣。微课的教学容量小，一般微课的教学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根据人的认知心理特征，这是学生持续保持注意力和兴奋度的最佳时间。因此，微课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2.2微课视频媒体元素多样化和音像同步合成，学生能获得的知识真实感强、信度
高微课视频画面主要由文字、图表、实物组成，即使是实验类微课，也只讲解操作过程，教师不出现在视频中。这样学生不受教师情绪的影响，有利于学生集中学习注意力。运用同步录音合成技术制作微课，提高了教学内容的信度。据传播学者研究，在信息传播中，来源于不同传播者（信源）的同一信息对受众的影响并不一样。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传播内容的可信性越强。微课由教师自己制作，声源来自于教师，不必另外配音，教学的真实感强。学生对信源的信任度与对传播内容的信任度两者之间高度正相关。教师熟悉教学内容，设计的微课教学内容合理，并以自己最熟悉的教学方法展示给学生。教师权威性高，教师信源的可信度高，他们制作的微课对学生吸引力强，并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2.3微课技术成熟和流媒体传播；方便教师设计制作和学习者自主学习
由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摄像技术广泛运用，设计和制作微课的技术都非常成熟，教师都可以设计制作微课。微课通过网络媒介传播，形成媒体流。媒体流可以克服单一媒介传播的有限效果缺陷，并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由于微课容量小，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手机、MP4，或其他移动终端设备学习，学生自主学习方便。
3设计制作微课的策略
3.1主题导入，教学环节完整
新闻媒体往往追求先入为主的传播效果，这遵循了框架传播理论。框架（frame）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框架传播理论认为，框架是人们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定势，人们根据既有的框架来建构（framing）对新事物的认识。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是一个认知过程，传播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建构新的知识或技能。因而，微课设计制作者应遵循框架传播原理。一堂微课教学时间短，教师要开门见山或直截了当地导入微课教学主题或教学目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固化学生的认知定势。微课不是截取传统教学课的一个片段，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应该包含教学导入、课程讲授、课程小结和布置作业等教学环节。教学总结应紧扣主题，语言简要。
3.2满足学生的需求，多种媒体元素融合
使用与满足传播理论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一些学者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接触特定的媒介或内容，接触行为是为了满足需求。无论满足与否，目前的接触行为将影响其选择媒介使用的行为。因此，学生是否喜欢微课的关键在于学习微课能否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确定微课的主题，选取教学内容，优化媒体组合，这一切都依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是教师设计制作微课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特点，选取教学主题和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确定微课的教学时间。一般来说，中学的微课教学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大学微课的教学时间可控制在15-20分钟。应根据学生的偏好，选择媒体元素，把字幕、音乐、图像、图片、动画、操作录屏等元素有效融合起来，使用丰富多彩的展现方式。
3.3把握学生的知识结构，合理运用镜头语言艺术教学
过程是一个传播过程。依据传播学的符号互动理论，教育传播的实质是师生之间不断进行编码和译码的过程[7]。这要求教师把教学信息转化为符号（语言、文字、图、表等），学生通过符号间接地认识教学内容，然后再把符号译码转化为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教师的传播意图。要实现交换，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们对传播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的含义有共同的理解；二是人们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按照符号互动理论，要通过微课有效地传播教学信息，除了师生都具有听、说、看、读的编码和译码能力外，还必须使符号转换保持在共同的经验范围内。因此，微课设计者要研究和发现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正确运用画面情境，以及屏幕推、拉、切换的镜头语言艺术，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学习能力。
4结语
微课满足了现代人碎片化学习的需要。从教育传播活动来看，微课是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媒介，是一种教学资源。从传播学理论来看，微课遵循了认知规律和传播规律，具有传播优势。微课设计和制作者应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使用与满足、符号互动等理论，突出教学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和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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