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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1
关键词：技能形成；劳动力市场；生产系统柔性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6－0119－06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转型已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关心的话题，现代制造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现阶段还存在很多困难。首先，现代制造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其次，高级技术工人的匮乏制约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不仅需要先进的机械设备，而且需要有维修、改造和自创的能力，否则花大量资金购入的设备，不久又会面临淘汰，因此，高技能工人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环。然而，高技能工人的培养不仅仅是建立技工学校，我们需要借鉴当年英国的经验，英国面临技能工人短缺时虽然也开办了许多技工院校，培养了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劳动力市场秩序、技能形成模式和雇用制度，导致劳动技能无法实现高级化，并因此丧失了其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笔者认为，一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一国技能形成模式与生产系统柔性之间的高度耦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国劳动力市场秩序。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特定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提高劳动者技能，从而增强企业生产系统对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柔性适应能力。本文试图从技能形成模式与生产系统特性相契合的角度，通过对各国制造业劳动者技能形成(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与生产系统柔性之间关系的分析，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探寻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途径。
一、技能的界定
不同国家在技能(skill)的界定上具有其自身的工业导向性，即不同国家对技能定义本身就反映出该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领域。以美、英、德、日为例，对技能的定义可做如下归纳：首先，美国对技能定义有两个特征：一是较明显的行为主义特征(受时间动作研究和胜任力模型的影响)。二是强调与工作相关的技能(job-related skill)。其次，英国对技能的定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国家主导的职业技能概念，使技能向通用职业化方向发展(Knasel&Meed)，Chivers认为这一职业技能包括认知能力、就业能力、行为能力、伦理能力和无能力，这样英国更侧重于“可雇用性”等方面的研究。再次，德国对技能的定义受“双元制模式”的影响，技能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于Beruf概念基础上，包含了通用技能和工业技巧两个方面。最后，日本对技能的定义，小池和男从“知的熟练”的角度对现代企业中技能熟练的涵义进行了重新解释。松本雄一在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技能应包含以下要素：是练习和经验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实现预期成果的能力，不仅指运用体力的作业能力；技能本身和使用技能的能力，以及在此结构基础上的对环境的应对能力。
通过对以上技能理论的梳理，可认为技能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劳动者保有的技能(skill)，所谓技能形成实际上就是指技能现存能力和潜在能力的形成；二是劳动者如何发挥其技能的能力(ability)，它受企业雇用制度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深度影响。
二、技能形成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比较
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的研究涵盖了很多领域，包括教育学、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应地在这些领域中，技能形成的主要模式包括如下典型分类：Furth划分为学院模式、双元模式和混合模式；Green划分为雇主拉动模式、教育拉动的学院基础模式；Calloids划分为企业基础模式、制度基础模式和双元制模式；国际劳工组织划分为合作模式、企业基础模式、意志模式和国家驱动模式(又可分为需求拉动模式和供给推动模式)；OECD划分为市场驱动的高技能模式、市场驱动的低技能模式、交互模式、企业基础的交互模式和中介驱动模式。然而，在讨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技能形成模式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劳动力市场研究”视角，劳动力市场下的技能形成是以“生产系统对技能的需求”为逻辑起点的，所以本文将以劳动力市场视角对技能形成进行深度阐述。
1、技能形成与劳动力市场的类型
根据各国熟练劳动力市场(skilled labor markets)的现实状况，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为ILM)和“职业劳动力市场”(Occupatio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为OLM)。这两类劳动力市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具备完整的技能形成机制。
ILM的技能主要是在OJT(On The Job Training)的基础上形成的，通常被称作“基于工作的技能”(job-based skills)。由于ILM中的“工作”是企业内部定义的，因而这种“契合工作”的技能形成通常有“企业特殊性”(firm-specificity)；而OLM则基本以徒弟训练为主，其形成的技能被称为“基于职业的技能”(occupation-based skills)，由于职业通常是独立于个别企业而存在的，因而这种“契合职业”的技能形成方式相应也具有更大的企业间可移动的特性。以OLM为主要技能形成机制的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其技能具有更大的企业间可转移的性质；而以ILM为主要技能形成机制的国家，如日本，其技能则具有更多企业特殊的性质。
2、制度化的技能形成及运用体系
从技能形成的角度，熟练劳动力市场可被分为ILM和OLM两种类型。那么，技能在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中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特点呢?
(1)OLM模式――基于职业的技能形成。在德国，劳动者的技能形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通过徒弟训练，指的是就职前的“初期训练”(initial training)，形成的是在整个行业都能通用的技能，并通过社会化的职业资格制度保障其企业间转移的可能性。二是被特定企业雇用后通过追加形成的部分，是技术工人晋升到高级技师(master diploma)所需的训练。由于这种训练是由所在企业进行的，因而有着更多的企业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追加训练，不仅是对企业内部经验的学习，还包括以脱产培训形式在专门学校和工科大学等外部教育机构进行
的专业学习培训。这种初期训练和追加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构成了德国型技能形成的“双元制”特征。
而英国的OLM模式则有所不同，其技能不是根据职业而是根据职群(craft)来划分的，因此在经过了徒弟训练之后，形成的是一种多技能的熟练，并能够在职群的范围内从事多种职业工作。这些经历了徒弟训练的熟练劳动者通过成立行业工会来保障其权益。但行业工会一方面保障了熟练劳动者对保全和修理等熟练技能岗位的独占，另一方面却又阻碍了他们技能的进一步提高。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工人与管理层的分离，隔断了工人向管理层晋升的可能性，同时又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相应的职业资格制度来保障熟练劳动者的权益，因而员工缺乏进一步提高自身技能的意愿。而对企业来说，由于工会成员对熟练劳动岗位的独占，企业无法通过对一般劳动者进行追加训练来将其安置在熟练岗位上，只能从市场上直接雇用现有的技能劳动者，这也构成了英国低技能的现状的主要原因。
从德国与英国的国际比较来看，虽然它们都属于OLM的技能形成模式，由于在劳资关系、社会教育体制上的差别，使得二者分别向着OLM高技能和OLM低技能方向发展。这种高技能与低技能的差异在ILM中也同样如此，即美国ILM低技能和日本ILM高技能。
(2)ILM模式――基于工作岗位的技能形成。与科学管理密切结合的OJT，将各个阶段的技能培育限制在局部工作范围内，通过短期内在职培训使大量没有工作经验的劳动者能够适应岗位的技能要求。OLM模式中的徒弟训练过程，如果除去脱产专业课程的学习，与美国工厂劳动型初级技能形成实质上很相似。在美国企业的岗位结构中，其职务被严格定义和细分化，因此面向工作的技能形成也是细分化的，特点就是定型化和标准化，但其“技能熟练程度”并不高，即与日本相比形成了低技能局面。正如小池和男研究发现：在日本和美国的很多产业里，在ILM中都存在通过OJT来提高技能水平的机制。但是，日、美两国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在平均水平上，日本的技能工人对工作中发生的变化和异常问题的处理能力要明显高于美国工人的处理能力。
ILM型的技能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存于其职务结构的，但与美国型ILM的工作控制型细分化职务结构不同的，日本型ILM由于实行的是职能资格制度，其职能的范围较宽。在美国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是以特定的职务为依据的，因而对劳动者的岗位变更比较困难，同时劳动者的晋升也要受到特定岗位是否空缺的影响。而日本由于实行的是职能资格评价，因而增加了晋升可能性，职能资格是与职务范围的扩大、作业范围边界相对模糊、较灵活的岗位配置转换，及以对工作内容变化的适应性为导向的宽幅技能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劳动者能更深刻地理解各个生产设备和生产环节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提高员工处理工作中发生的变化和异常问题的能力。这也就形成了日本高技能ILM和美国低技能ILM的对比局面。
三、技能形成模式、生产系统柔性与制造业竞争优势
为了解劳动力市场下的技能形成模式与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系，需要在技能形成模式与企业生产系统之间建立对接关系，这种对接关系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体制，它限定了一国的优势产品种类，并决定了劳动力的技能需求结构，所以有必要分析生产系统及其柔性对技能的需求。
1、生产系统与生产系统柔性
生产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产要素组织，其充分利用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并将输入的加工对象转换为具有一定功能的产品过程。生产系统包括硬件(hard-ware)、软件(soft-ware)和人件(human-ware)三部分：硬件涵盖了车间的物理因素，包括了类似于设备设计和细胞式生产等；软件则聚焦于生产流程与制度，包括物流、信息流、拉力系统、快速换模、质量内建和工作组织等；人件则是生产车间的最基本要素，包括持续改进、团队作业、工作扩大化和对同事的尊重与信任等。
生产系统柔性则是指生产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引进新产品的能力、调整产量的能力、产品组合的变化能力、交货周期的变化能力和客户定制变化的应对能力。因此在实现生产系统柔性的过程中，要释放硬件、软件和人件的柔性潜能。但生产系统柔性的实现是以一定稳定性为前提的，正如De Leeuw和Volberda研究指出：一个柔性生产系统具有天然的稳定性，不稳定性是柔性不足或柔性过多的结果。因而生产系统柔性必然要求具备稳定性，这一稳定性的实现是通过“人一机”匹配得以实现的。以日本的JIT柔性生产为例，多功能机器(硬件)与快速换模时间(软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业人员对细微操作技术的不断改进，这对多能工、频繁岗位轮换、团队自主活动等内部柔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作业人员的这种内部柔性必须以长期雇用承诺为保障，即雇用制度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2、生产系统柔性的实现方式
至此，技能及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性通过“人一机”匹配系统表现在生产系统的差异性上，可从两个维度来衡量：一是作业岗位配置的自由度。二是雇用调整的自由度。前者可称之为内部柔性维度，后者可称之为外部柔性维度。那么日本和德国的生产系统属于内部柔性和外部刚性相结合的模式，即其岗位配置的柔性较大，而雇用调整的柔性则较小。美国和英国恰好相反，其生产系统属于内部刚性和外部柔性相结合的模式，即其岗位配置的柔性较小，而雇用调整的柔性较大。根据前述内容和对各国生产系统比较研究的归纳，可以对各国代表性生产系统做进一步地映像，如表1所示。
3、技能形成模式的社会基础
各国劳动技能的形成和生产系统柔性特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内外环境变化下进行不断的演变。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正在迫使现有体系向更加柔性化方向发展，因此内部柔性和外部柔性，即岗位设置柔性和雇用调整柔性相结合的模式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向更加柔性方向的转变是需要很大代价的，不仅包括教育体系和技能评价体系等的重构成本，还包括原有的雇用制度和劳动管理模式变革的成本。各国原有典型生产系统的竞争优势越大，其转变的成本相应地也就越高。因此，生产系统与技能形成的发展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Lloyd和Payne则认为，在对技能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必须高度重视劳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以及国家在解决这种利益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与外部的制度约束这两个因素，在影响工作的组织方式以及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要转变技能形成方式就需要优化制度环境和平衡劳资力量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技能形成、生产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秩序(包括雇用惯例、教育制度和劳资关系等)等所
有这些制度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体制，这一社会生产体制受其初始状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而对技能形成体系和生产系统柔性的改变往往要受到这一路径依赖性的限制。P0weⅡ认为，一个国家要实施一种高技能发展路线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需要开发一种能够鼓励并且支持工人进行持续性终身学习的工作环境。其次，必须确保所有相关利益者齐心协力于技能形成过程，并且积极参与对这些过程进行规划和执行的实践。最后，在开发那些有利于技能发展的国家战略时，需要确保各种决定是建立在最新的精确劳动力市场信息基础之上。
根据本文上面的分析，这种影响是通过大的社会生产体制来实现的，在于技能形成模式与生产系统柔性之间匹配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4、对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解释
美国的大批量生产体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美国大的同类市场逐渐形成的，竞争完全基于价格，规模经济和标准化生产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在生产系统上，生产设备专用化，生产技术稳定且变化缓慢，技术并不复杂，同时生产环节倾向于垂直整合。这样的生产系统要求职务被严格定义和细分化，技能形成体系的特征是细分化、定型化和标准化，并且在较窄的职业领域中技能具有企业间的转移性，即前文强调的技能形成模式。这种技能形成模式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系统分工能力――能够拆分相互磨合的产品组件并迅速地连接产品组件，并逐渐在模块型产品架构上展现出竞争优势。Fujimoto等人认为，美国的这一历史一直延续至今，从过去的福特互换型产品到近年来的数字网络化产品(消除设计上的相互磨合)，都可反复看到美国企业减少“相互磨合”的实例。
日本的生产体制也被称为灵活性生产体制、综合性生产体制等，始于战后日本企业在资金和人力短缺情况下针对异质性的市场而形成的。由于市场存在更多不同的偏好，竞争完全基于质量，在生产系统上较多采用多功能生产设备，生产环境倾向于垂直分解。因此其职务范围的扩大、作业范围边界相对模糊、较灵活的岗位配置转换，技能以宽幅技能或多项技能为主，技能具有企业特异性。这样的柔性生产体制使得日本企业擅长的技术即统合一体化的组织能力，例如对产品组件之间的微妙相互调整、开发与生产的联合、自始至终的工序管理、工作现场的密切交流等。因此，在汽车、小型家电产品、需要精密加工技术的机械产品等磨合型产品领域，Fujimoto认为日本企业的制造优势持续至今。
如果以本文技能形成模式的观点来考察，美国在模块型产品和日本在磨合型产品上的竞争优势差别，就存在着其历史必然性。那么，如果以社会生产体系的视角去观察中国，其优势的竞争产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研发与创新资源大都向国有研发机构集中，因此造成了当时我国制造企业设计资源不足的现象，因此海外技术授权、代工生产或模仿海外产品成为制造企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动性较高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主要形态不是以长期雇用为前提的多技能工，而是优秀的单技能工。这样便形成了我国在所谓的“准模块化”产品中展现出竞争优势。概括而言，即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单项技能形成体系造就了我国制造业在所谓劳动密集的模块化产品具有了竞争优势，但是这样的竞争优势却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和产业结构转型而逐渐衰弱，也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四、研究启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技能形成体系、雇用模式和生产系统特征的形成有以下特点：首先，形成的周期较长，少则四五十年(如日本)，多则长达一百多年(如德国)。其次，生成的路径各不相同，由于这些系统的生成要综合考虑各国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因此，在不同的路径依赖下，所产生的技能形成、雇用模式和生产系统也有所差别。再次，优势领域不同，在不同的产业领域所发挥的效用有较大差异。例如，德国在高精尖产业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在对成本要求严格的产业如日用消费品方面的发展却极为有限。最后，从当前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来看，生产系统整体的柔性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以上提到的各个国家的技能形成、雇用制度和生产系统特性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Brown认为，由于原有体系的惯性，其可能改变的途径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区别，对其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或重构的作用也有很大不同。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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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3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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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纪韶.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4
(一)就业服务的职能初级且不完善，难以满足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职能局限在单一的岗位匹配、简单的职业指导。但大多数失业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或对自身职业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层次的服务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就业服务职能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地区、群体差别。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非常发达，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能够灵活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还留有很深的计划烙印，服务僵化，政府垄断，而这些地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他们迫切的求职需求难以满足。
(二)营利性型服务驱逐非营利的现象普遍
就业服务产品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也有可营利的。由于这些职能没有得到科学划分，致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能、财务管理等时无法实行归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承担免费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求职服务，另一方面又开展营利性的劳务市场业务。趋利机制使得服务机构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费的服务产品，而对难以获利的服务产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强制要求下，也不过是聊以塞责而已，服务的质量因而难以得到保证。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难以有效协调
公共就业服务的各项职能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例如，短期化的职业介绍往往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就业计划予以支持，而个性化的求职帮助又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这需要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例如，我国针对下岗职工开展的社区就业服务，创造的岗位涉及规划、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对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不清，服务重叠，经常发生矛盾，阻碍了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
(四)与私人组织合作能力低，难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供给的竞争性市场
就业服务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就服务强度来看，有自助服务、一般服务和强化服务；就服务层次来看，有全国性劳动力调配、市场信息的传播和就业政策的解释，也有地方辖区的就业安排和指导；就服务主体来看，有政府行政性就业机构、民间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这样，就业服务格局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市场基本还是政府为主导的垄断格局，运行效率低下，同时民间机构力量弱小且不规范，二者难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业服务功效的发挥。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论的策略选择
从上述问题来看，其症结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公共就业服务内涵的全面、细致的把握。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体工作难以向纵深发展，阻碍了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成功构建。由此，必须对公共就业服务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制度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公共就业服务产品的特性
尽管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安排、任务、战略和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千差万别，但各种职能服务产品却有许多共同的基础。下面以国际劳动组织公认的四项基本职能为支点(如表－1所示)，具体分析服务产品的特性。
1．职业介绍)——职业中介的市场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加强。职业介绍是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基本职能，目的是为求职者和空缺岗位进行撮合。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该职能的特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垄断的纯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市场化过程。该职能的市场化表现在互联网技术的载体之下的自助服务的普及。求职者可以利用各种自助设施进行工作的查询而不再过多依赖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对于雇主而言，互联网可以为他们解决最通常的劳动力供给的需要。这些都意味着普通的职业介绍职能弱化，而高质量的职业介绍市场化能力很强，一般由私人职业介绍机构来承担。互联网技术在弱化政府某些职责的同时，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使公益性得以继续体现，这表现在对无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设施的弱势群体、对不熟悉求职择业的人以及长期失业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2．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失业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岗位匹配、直接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等传统就业服务职能难以满足宏观势态发展的要求。因此，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出现，并在很多国家成为替代职业介绍基本职能的主要职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状况作出调整，创造一种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开发新岗位的环境，以弥补政府在维持现有就业机会、创造持续性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体调整计划包括求职帮助、培训和教育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工作经验，以及其他各种综合计划。这些纵深领域的服务意味着服务受益群体的分化和范围的缩小，通常以小组甚至是一对一的方式出现。这些调整计划的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服务，也有需要收费的个性化服务，由服务受益群体的不同特性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占大多数，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给中把持其主导地位。诸如教育和培训一类的服务产品更多是由私人办学机构来提供，因此政府必须与这些机构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外包、特许经营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实现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3．管理失业补贴——消极的政府就业政策。失业补贴作为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三种服务：提供求职帮助或再就业服务；持续资格认证与求职认证；对失业补贴计划的总体管理。为平衡失业补贴的消极作用，帮助领取失业补贴的人员尽快重新就业，需要对其提供求职帮助，如制定求职计划、接受教育培训等，以作为继续领取补贴的条件。这要求失业补贴与其他职能特别是劳动力调整计划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少在补贴管理机构、公共就业服务和地方一级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之间保持这种关系。
4．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信息开发职能对消除失业是间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务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这也决定了该职能的公益性。这一性质要求公共就业服务从全国范围搜集、加工、解释并劳动力市场信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但对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
(二)公共就业服务中政府职责的界定
对公共就业服务产品性质的分析，初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这些服务的强度随受益群体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要想进一步明确公共就业各项服务的强度和界限，需要对受益群体的特性做详细分析。
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可以分为六大类：新失业者：长期失业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企业富余人员；残疾人、农民工、妇女群体；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业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单位关闭或者某些个人因素被抛入失业大军，这些人缺乏渡过失业历程的经验，往往精神沮丧、求职迷茫，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小范围的求职帮助，教授求职技巧，提高求职信心，或者提供培训使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对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往往经历屡次失业打击，学习能力较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再就业障碍，是最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需要实行“个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业咨询，制定长期就业扶持计划，进行持续追踪调查。这一职能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细致纵深的发展。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通常指应届毕业学生，他们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轻而缺乏对职业的了解，公共就业服务除了对其提供职业介绍、求职咨询等外，应提供针对学生特点的直接创业计划，使他们尽快融入市场，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富余人员在我国表现为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一般技能落后，年龄较大，知识水平较低，需要接受再培训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创业计划，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对残疾人、农民工和妇女这些比较特殊的失业群体，需要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个性化或小组范围的深入咨询和教育培训，提出针对他们自身特点的就业帮助。对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营机构。
通过表－2的分析，公共就业服务要承担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调整计划中，对于不同群体的服务强度有很大的差别。职业介绍一般通过自助方式实现，受益群体数量和规模也最大，是最低层次的服务；个性化服务或强化服务需要对求职者的技能、能力和兴趣等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较高层级的机构配合；这些评估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而培训一类的最高层级服务需要更高级次的政府机构统一调配，使其能与私人办学机构顺利合作。
三、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平衡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完善这四大职能，并根据各职能的性质改善、调整就业机构的管理运行体制，建立起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使公共就业服务的功效得以最大发挥。
(一)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
1．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求职者服务。大多数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所需要的求职帮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务设施自行完成，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一职能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瑞典每个月通过互联网进入公共就业服务的人数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6％。自助服务成为最基础、最活跃的服务。新技术的普及要求对该层次的服务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便于监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务。统一的标准化服务还体现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建立，将求职帮助、就业咨询、职业分配、帮助填写失业保险申领表、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信息获取等职能整合在同一场所中，确保计划和服务的一体化和综合性，使客户普遍得到服务。
2．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一般服务是对自助服务的补充和拓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弱化了传统的职业中介职能，转向提供更多的就业咨询和指导，诸如组织求职技巧的讲习班、大型职业招聘会、帮助求职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职业指导、制定失业者连续性的扶持计划等一对一的深入咨询服务等。这些咨询和指导往往与职业匹配服务相结合，同时它也为求职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指引。培训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术，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脱产和教室课程、在岗培训或二者结合，并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随时调整。这些调整计划对帮助失业者提高就业能力、克服再就业障碍，重新融入工作环境效果明显。
3．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群体，包括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屡次就业失败的国企下岗职工、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残疾人、妇女群体，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婴、债务等个人问题而失业的群体等。对这些群体的就业帮助是公共就业服务公益性的集中体现。针对该群体的特性，需要发展特殊服务。(1)特殊就业咨询。需要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提供深入面谈，进行行业测试，推荐职业，甚至陪伴他们面试求职。这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并与社会救助等服务相配合。(2)培训教育。但因为这些群体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培训教育比较困难，成效不显著。(3)直接创业计划。提供直接的就业岗位通常是针对该群体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职帮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区、街道、中小企业等提供一些临时性、短期的岗位，建立非正规就业体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甚至直接参与岗位的创造，使该职能成为一项帮助弱势就业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构建合理的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模式
1．权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一种专业性、地方性较强的公益机构，应当采取政事分开、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务机构有自己相对自主的权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大力开展地方机构，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优势，密切与用工单位的合作关系，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灵活提供服务。(1)专业性设置。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设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中心、青年就业中心、临时就业中心等，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2)地区性设置。根据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人口密集度、供需状况等设置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由政府机构、私营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根据辖区劳动力市场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当然，保证这些服务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须承担起统一协调的职能，抵消结构调整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2．部门整合，加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是一项涉及众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予以充分支持。(1)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2)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3．打破政府垄断，提供竞争性的就业服务。就业服务领域需求的多样化为私营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要求政府必须打破垄断，主动与私营机构合作，建立竞争性的就业服务体系。(1)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2)劳动力教育和培训；(3)可以有效监控的服务，如失业保险的管理、失业人员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约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场测试、“代用券制度”，以及纯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就业服务公益性强弱，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对公益性较强的服务在外包过程中，政府要予以资金支持，严格监控，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免费获得公平、公正的服务。
[参考文献]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5
关键词：歧视理论；农村大学生；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G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235-02
大学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时所遇到的歧视更是引发了学者们的无数讨论，他们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歧视理论对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分析。
1、个人偏见模型对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解释
1.1雇主歧视模型
雇主歧视模型理论认为，雇主对具有某种特征的劳动者存在偏见，从而使这类劳动者的生产率在雇主那里遭到了贬值，即使这类劳动者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生产率，但是雇主宁愿支付较高的工资雇用其他人，而不愿雇用这一类劳动者。那么农村大学生在城市里所遭遇的就业歧视是缘于雇主的歧视吗?答案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而易见。从表面上看，农村大学生所遭到的歧视性待遇，都是拜雇主所赐。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假定雇主对农村大学生存在偏见，也就是说，即使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劳动者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却仍然被雇主假设具有低于城市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雇主愿意支付给农村大学生的工资Wr将会低于其愿意支付给城市劳动者的工资Wc(假定Wr与Wc的羞为d，即Wc＝Wr＋d)。如图所示，对于歧视性雇主而言，将会雇用NO的人(因为在这一点上，MRP＝Wr＋d成立)，而非歧视性雇主则会将雇用一直扩大到N1(即满足MRP＝Wr)。从图中可以看到，歧视性雇主相对于非歧视性雇主而言，将损失BFG这一区域的利润。因此，歧视性雇主为了坚持他们的偏见，将不得不放弃BFG这一部分利润。如果产品市场是竞争的，歧视性雇主必将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最终被排挤出市场。
因此，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雇主，理论上不应该采取歧视性的雇用政策，除非雇主既有机会又有实力满足其“偏好性口味”，符合这种条件的雇主，通常是在某个产品市场上有一定程度垄断力量的企业，目前在中国基本上指是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和所谓不签订劳动合同等事情均发生于一些中小企相反，这些国有垄断企业表面上看劳资关系和谐，但事实上，这些企业在第一层次上就把农村大学生歧视了，因为农村大学生即使愿意接受低工资，也无法进入这些企业。而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却代表了政府来歧视农村大学生，因为那些最具有垄断地位，因此也最有能力和机会歧视农村大学生的企业，其垄断地位归根到底来自于政府的“授权”。因此，以雇主偏见模型来解释农村大学生所遭遇的就业歧视，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不全面的。因此，仅从雇主角度来探寻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当放到更广泛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中加以剖析。
1.2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
雇员歧视理论认为，某一类雇员(如白人)不愿意或拒绝与具有某种特征的那类雇员(如黑人)在一起工作，而按照非歧视性标准进行雇用的雇主就必须向前一类雇员支付一种工资奖励(一种补偿性工资差别)来留住他们。在农村大学生就业所遭遇的歧视中，从雇员的角度上讲，城市雇员一旦下岗或失业，就可以领取生活补助金或失业保险金。而农村大学生一般考上大学便把户口迁出去了变成了非农业户口，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的，要上回户口也只能上成非农业户口，城市雇员的保障享受不了。农村大学生作为社会较弱势群体，得到政府或社会的帮助本无可厚非，然而正是由于制度二元化的特征，才使得具有歧视情感的城市雇员有了歧视的“资本”，这代价的一部分是由城市政府买单的，政府成为了城市雇员歧视农村大学生的第三方付费者。再来看企业，许多城市政府对于雇用本地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包括种种补贴、奖励，这事实上降低了企业雇用本地劳动者的成本。如果将那些具有歧视情感的城市雇员与农村大学生置于一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平等的竞争环境中，歧视自然而然就会消除，同工同酬也会实现。而顾客歧视理论对于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的解释力更低了，主要是存在那些与顾客有较高程度接触的职业领域中。
2、统计性歧视模型对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解释
统计性歧视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完全。由于雇主很难知道某个求职者的实际生产率是怎样的，而获取这些信息需要支付成本，因此雇主在雇用时往往将求职者所属群体的特征，推断为求职者的个体特征，这种做法就会使某些群体成员遭受歧视。
对农村大学生的统计性歧视显然是存在的。因为农村大学生都是背景离乡，经历十年寒窗苦读才考入城市的大学。很多城市民营中小企业考虑到本单位的业务情况与当地联系紧密，所以只选用有一定人际关系网的城市大学生。有些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大学毕业生需求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明令只接收本地区考生生源，对外地生源实行严格控制；有些行业也只接收本行业院校的毕业生以及本系统职工子女的毕业生，从而把农村毕业生拒之门外。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农村大学生的统计性歧视是存在的。这可能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而并非“当前劳动力市场歧视”。
3、非竞争性歧视模型对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解释
3.1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大非竞争性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提供的工作是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率、较稳定的就业、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机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只能提供较低的工资率、不稳定的就业以及较差的工作条件，而且根本没有发展机会。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流动是非常有限的。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农村大学生是没有机会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求职。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没有积极性为其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从而使得农村大学生通过提高自身技能来改变就业现状的可能性非常小。双重劳动力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在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包含了人为因素，有其制度基础，如果仅以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3.2拥挤效应假说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拥挤效应理论认为，女性收入低于男性，黑人收入低于白人，在于他们的就业被限制在狭窄的职业领域，从而形成“拥挤效应”。
拥挤效应理论对农村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农村大学生的就业被限制在某些领域，从而使得该领域的劳动力市场过于拥挤，压低了工资率。农村大学生被
限制在某些领域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一制度性壁垒，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此外也包括城市政府对农村大学生就业设置的一些限制性条款。从理论上讲，如果允许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是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然而，由于城市劳动力认为农村大学生构成了对其自身的就业竞争，因而会想方设法加以排斥。尽管对于农村大学生和本地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程度的重合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即使农村大学生只是对少数本地劳动力的工作岗位构成威胁，这些人也会结成利益集团借助各种手段向当地政府施压。因此，在这里拥挤效应的实质上并不是歧视，而是城市劳动力和城市政府官员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排斥农村大学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表现。
3.3与搜寻成本有关的买方垄断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歧视性雇主的存在，从而使得有相同生产率的不同群体成员的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雇主歧视并非大学生遭受就业歧视的根本原因，因此，农村大学生工作搜寻成本的提高不是由于不知道哪些雇主的歧视情感更强，事实上，农村大学生在求职时会“自觉”地绕开那些对其有明显歧视的雇主，而只会在有限的范内寻找工作。因此，与其说农村大学生的搜寻成本高是由于不知道哪些雇主会拒绝他们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如说农村大学生对那些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位信息、不会拒他们的雇主信息掌握不足，而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主要由市政府来提供。
3.4串谋行为假说
该假说认为，雇主们彼此联合起来，合谋对妇女劳力或外来劳动力进行压制，从而制造一种被压制群体不得不接受买方垄断工资的局面。该假说最大的缺陷在于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保证所有的雇主都能遵守串谋所形的协议，因为一旦有雇主违背协议雇用了被压制群体的劳动力，而其行为又得不到惩罚的话，串谋必会破产。如果说在对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歧视上存在串谋的话，那串谋者显然不限于雇主，而是雇主、地方城市政府(代城市劳动者)的串谋。在对农村大学生的其他一些歧视性待遇上，雇之间以及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串谋却可以说很成功，例如低工资、不提供保险待遇等，有些地方政府即使不是明的，也是默许的(如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等)。
4、结 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歧视理论对我国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歧视的解释力并不强，原因是歧视理论主要关注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而农村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被歧视了，由于制度性因素把劳动力市场分割了；垄断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西方劳动经济学所指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根本上来讲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而纠正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
与此相反，我国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市场失灵，而是长久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反而是政府失灵致。在维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和特权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农村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利益。农村大学生出现心理上的自卑以及自愿或非自愿的自我隔离的情况，用西方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都是无法解释的。在分析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时，我们承认来自雇主的歧视是农村大学生遭遇就业歧视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制度性因素至少助长了对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歧视，而这些因素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仅仅靠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在目前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政府自身的决策行为，校正政府政策对劳动市场的扭曲，还农村大学生就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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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6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市场分割；歧视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产生背景是欧美等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时代，其理论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假定基础上。但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分割比较突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失衡主要表现在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西部与东部劳动力之间。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现实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Gordon D，Edwards R andReich M，1982；Reich，1984)等。这是对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统一竞争性市场做出质疑与否定，这些质疑与否定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励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其特征是：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等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被阻挡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居民人力资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现象，这为笔者的分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实施“人力资本的时代”，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影响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计划”，企图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穷人阶层摆脱贫困。但是，这一美好的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Doeringer and Piore,1970)。帕雷认识到，尽管中下阶层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阶层不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次要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换言之，如果个人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那么，他的人力资本就是过度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则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业者在就业部门分布特征得到说明，而劳动者较低的职业流动率也是市场分割的一种重要体现。蔡等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表明，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状况来看，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90％以上。蔡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集中是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致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较低端，不得不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非常明显，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岗位的进入障碍，导致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符的。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在完全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则劳动者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失衡和扭曲现象。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的理论分析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时，资源分配将向教育领域倾斜，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教育活动并将提高未来经济的总体效率。就个人角度而言，当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市场长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风险贴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时，个人就会增加对其自身的教育投资。由于教育投资的时间长，对未来收益影响较为间接，较难计算教育投资在已知“投资期”内的投资量和收入量。为此，加里・贝尔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模型。在此，笔者将运用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没能进入自己期望的部门(往往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并获得期望收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假定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的市场，劳动者个人是惟一的投资主体。理性的决策者在进行投资时，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例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在受教育上考虑念11年书和念12年书时，他就会比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业工资。假设该农村学生接受11年教育后预期的工资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参加工作后的预期收益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时间为T，则他多读1年书的投资收益贴现值为： 其中，R为总收益，r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必须缴纳的学费、课本及学习用具方面的开支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读书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受教育期间放弃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这1年期间工作，则会再获得一个收入No，但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则会丧失这个收入。这样，如果选择读书，其总成本开支为：
C=Co+No (2)
投资者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如果R>C，说明投资是值得的，他会选择继续读书；如果R
在这个公式中，有6个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1．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之差At-
Bo。这个差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能够获得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3．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No。在工资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是影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选择的重要因素。
4．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Co。成本较高时，人们会较少投资。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得到的货币和手中的货币评价是不同的，更加看重当前的货币，对未来货币则要根据利率水平进行贴现，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更值钱的货币是他们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学家称为“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比平常人贴现水平更高。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成为投资的重要约束因素。
5．退休的时间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之差T－t。这个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就越长，投资的可行性越高。显然，在年龄较小时接受正规教育是划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级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同时，这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年龄很小时也没有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年龄较小接受正规教育离退休的时间较长，一生中收益总量将会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响贴现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则当前的货币会更加“值钱”，只有当未来的收益率更高时投资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个因素中，后3个因素与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成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和退休年龄、利息率等在一国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个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
在一个统一、开放的、可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上，所有劳动者获得某种职业的机会大致是均等的，劳动者会根据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对投资收益进行预期。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劳动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场上就业。一些劳动者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普遍较低，则这时劳动者只能按照这个较低的工资率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预期，投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即便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不那么严格，劳动者有可能按照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进行预期，但如果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很小，很难获得自己认为的理想工作，则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也会大打折扣。他们会选择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如果他长大以后只能凭体力在农村做农活，显然他是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是无关紧要的，这使他宁愿选择较少的受教育时间。
图1是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的工资曲线。曲线M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工资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曲线N是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的工资曲线。对于N来说，O到C这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开支。其中OBEC围成的区域表示直接成本开支，如学费、书本、文具费用等；AOCD围成的区域表示机会成本(间接成本)，即因为开始工作较迟而很少获得的收入。但当M开始工作后，工资率会迅速超过N，D的右侧由MN两条工资曲线围成的区域即是M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只要这个区域的面积超过ABED围成的区域面积，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劳动力只能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如图2中W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上限，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都不会超过W，这样M的工资曲线将会变形，D的右侧由MN围成的区域的面积会小于没有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使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相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值被分割性的就业市场扭曲了。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有3个原因：产品需求、制度性歧视以及技术性分割。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产品的需求特征有关，有稳定需求的产品市场创造了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稳定的产品需求则创造了次要劳动力市场；另外，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引起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另一因素，这是由于技术本身形成的壁垒阻碍了低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国多变的产品市场需求和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工业结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特征则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化了雇主对求职者进行挑选的权利，从而使市场的分割有着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产生于以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及其惯性作用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城乡分割。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继续实施，而基于这些制度产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则在不知不觉地维护着这些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传统制度。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引起)的效应分析
农村过剩劳动力及城市失业工人绝大部分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谋求就业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很低，降低了这两个巨大的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使其丧失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而较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为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制度性歧视将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只要进入了核心员工的圈子，则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较小的，以致他们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现在这个职位。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不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现存的制度性保护会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寻求进一步保护，丧失了进取精神，而不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导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保”不工作。同时制度性保护还可能导致员工工资的高估，提高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压抑了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
现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户籍制度与劳工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相比，作为经济上的多数、城市人口的多数，城市居民对城市政府就业政策制定的影响要大，因此许多城市相应出台偏向城市居民的就业政策。这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使农民工与市民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尽管中央政府即将出台相应的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完善、贯彻执行，特别是各级城市政府贯彻执行，还存在现实的困难和时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