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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1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凭借社会自发自主的内在秩序，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配置及使用提供空间，从而使供求趋于平衡，效率和效益实现有效的统一。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由市场来配置。但纵观世界各国，即使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非竞争性。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正是以区别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新范式来理解这种非竞争性的。该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社会就业的影响。其中，二元结构是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结构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比较稳定、待遇较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性大、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现代分割理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生产特性，一种强调个人特性。把市场分割归因为生产特性的观点认为，有些工作是要求经过特殊培训和学习的，由于培训费用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为员工培训支付费用的企业很可能因员工的流动而遭受损失。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些竞争力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意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员工较高的工资和晋升机会。这种机制就形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而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没有建立稳定劳动力队伍的条件和能力，人员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就形成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员工，因为这两个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把市场分割归因于个人特征的观点认为，劳动者的种族、性别、国籍等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如发达国家新移民就业受到歧视，男女职工工资待遇不同,等等。
上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引进到我国。学者们在对我国劳动力分割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也存在如同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特性等形成的主要、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因性别等个人特征形成的就业歧视，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笔者在对苏南地区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上述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分割外，还存在着一类分割形态，即由于不同区域、产业、行业、岗位对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有差别的要求，以及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差异而形成的分割。这是一种内生性分割，介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无论是由体制因素形成的分割，还是由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分割，对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就业都有着直接影响，进而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产生影响。
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促使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当前，对中国劳动就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运行仍带有传统体制印痕，它的需求者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设有内部劳动力市场，进入其内部劳动力市场，有严格的编制控制，也有学历、职称等资格要求，一般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且要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的招聘考试。有些低学历者，即使由于工作需要进入，也没有编制，只能以人事、租赁人员的身份进入，这部分人仍然不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实际上还是在体制外的次要市场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对劳动者的雇佣应该市场化，但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其雇佣行为仍然不可能市场化。由于体制内企业效率低下，且劳动力价格更为刚性，许多劳动力边际成本大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导致这些企业或者在旧体制外发展企业，即旧体制企业派生出新体制企业，或者在旧体制企业派生出一个次要劳动力市场，以降低成本。这两种情况都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相对较少，大多数人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社会
数字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商务模式，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数字化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化经济带来了电子商务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有必要研究适应数字化经济变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和促进就业，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
数字化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数字化经济，实质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地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根本变化。数字化经济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和技术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数字化经济还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指应用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来实现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会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新增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图1所示，2002年第1季度，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约有3320740名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岗位，到2010年第4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8700720，增长了158 %，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诸如工业、农业的就业需求大量减少，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却大量增加，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已成为国家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近700万。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三）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缺乏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8.4亿左右，其中90%以上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人力资本，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新兴产业人才严重欠缺，高技能岗位人才尤其匮乏。
三、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包括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方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数字化经济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冲击。
（一）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改变了劳动活动过程中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使劳动力市场在数字化经济技术下进行的，这样就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
（二）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数字化经济带来了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导致市场供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就引起了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四、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数字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数字化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工作实际活动场所的作用逐渐弱化，虚拟工作场景和远程作业模式却随之出现。根据世界薪酬协会统计，2001～2008年美国从事远程作业的人数迅速增大，如图2所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大量运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一）新的工作模式出现
数字化网络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21世纪的新作业模式的远程就业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数字化经济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远程就业，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配置效率，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人才以保持科技竞争力，进而形成了“产出人才、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策略和建议
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这些新变化，只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能效。
（一）建立互联网服务就业平台
互联网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技术传递的成本。为了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我们可以构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搭建劳动力供需信息交流平台，使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有效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技术沟通成本。我国的网络化就业平台可以包括“岗位信息网”、“技术培训网”和“工作交易所”这三个基本信息库，进而形成“岗位匹配、职业引导及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就业平台模式。
（二）实施提高技能的职业培训计划
随着网络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新岗位及新工作模式需要具有大量的知识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大量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网络数字化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以提高技能为重点的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职业教育，通过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加速中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训，确保网络数字化经济的稳定顺利转型。
（三）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要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形势，设定当代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改进和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制订符合国情和学校情况的人才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开发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际能力，办中国特色的品质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特色学生，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适应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制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人才发展政策
数字化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加速了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步伐。我们要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引进的机制，改善人才引进的环境，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幅度地吸引和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弥补国内对STEM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匮乏。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完善人才成长的职业规划，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步伐，吸引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留住和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更快成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减小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带来了更加敏捷迅速的就业模式，延扩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进而引发了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针对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且学习了国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适应网络数字化经济变化的方案和策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就业，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数字科普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推进“数字北京”，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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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4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2年连续四个季度对全国79个地级以上，包括东部36个、中部27个、西部16个城市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追踪监测显示，当前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明显好于中、西部城市；中部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最严峻；西部城市劳动力市场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相应的区域特点。在79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其他人员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到求职人员的25.2％、13.2％和19.1％，各区域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同。
监测表明，东部和西部城市劳动报酬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劳动力市场服务比较规范统一，从而吸引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和西部流动。东部是农村劳动力的净输入地区；西部既有输出，又有输入；而中部地区的吸纳能力最低，需要向其他地区输出。在东部地区，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已被打破，劳动力市场基本实现了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人员主要是就业转失业人员和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其他人员；在中部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低，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在西部城市，劳动力市场可为当地失业人员和外来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去年四个季度的追踪监测显示，虽然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其他人员也占有较大比重。也就是说，随着西部经济发展，外来劳动力可有较多就业机会。合理调控区域劳动力市场
针对当前我国城乡就业的不同区域特征，应及早制订出台相关政策：
中部地区城市可实施产业工人转移战略――中部城市传统产业工人队伍庞大，高素质人才流失，劳动者技能结构老化。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由于结构调整滞后、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缺乏投资机会和创业机会，就业比较困难。因此建议国家采取措施，加大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力度，吸引多方面投资，促进经济搞活，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鼓励中部地区劳动力向东、西部转移，以缓解中部地区的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长期雇佣 内部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化的，既包括由供求关系调节的外部市场，也包括以管理调节的内部市场。考察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全是一种单一外部市场供求调节模式，而是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相并存的二元结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应该在不断完善外部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逐步建立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国人才流失的困境，加强人力资本储备优势；又可以提高企业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关理论综述
关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劳动经济学家R.A.Lester和理论经济学家L.C.Reynolds在研究工资级差及其与劳力市场结构的关系时，指出了传统的工资理论与厂商理论的局限性，这为人们开拓视野去探索新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明确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作者曾经将劳动力所在的产业部门划分为两大类别：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工资和福利高，人员流动少，宜实行长期而稳定的雇佣制度；而传统部门则相反。
20世纪60、70年代初，许多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美国经济学家帕雷M. J. Piore认为，两个不同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水平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创造了条件。Nicholas Bosanquet和Peter.B Doeringer通过对比分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作稳定性，验证了英国和美国都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William T.Dickens通过计算美国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发现，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收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外部劳动市场，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没有显著性关系。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对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的作用几乎为零。Adrian Ziderman利用以色列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数据，验证了以色列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对提高收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没有显著性关系。
国内对内部劳动力市场展开研究的时间较晚，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二元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如郭丛斌在《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一文中经过实证得出，我国存在明确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此后，谷士仓、姚先国、黎熙等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观点。2002年我国东北财经大学张凤林教授借鉴发达国家市场运作经验及其理论研究成果，在其专著《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制度安排与人力资本开发》中明确提出加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此后，谌新民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界定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框架，并预测了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现象。借鉴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将这些理论成果与我国的就业现实问题相结合，可以使我们更加科学地解决我国就业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有效地推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
建立长期雇佣制度下内部劳动力市场动力机制
我国近年来就业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也较大，但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偏差。在市场化主导下，认为雇佣制度必须将失业完全公开，必须实行完全弹性的短期就业合约制，而强调企业内部安置就意味着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由此导致企业缺乏维持稳定就业关系的激励机制，以至于一些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却从外部市场招聘新员工弥补岗位空缺的矛盾现象。因此，如果我国能在不断完善外部市场环境的同时注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从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鼓励企业采取长期行为，推行稳定的就业关系，对于冗员坚持以内部优化配置为主、外部游离为辅的做法，必将大大降低当前就业体制转轨的成本，而从长远看这也将会大大增加企业的长期或动态利益。
从理论来说，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企业内外部环境、制度的安排与调适，建立企业内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机制，以达到团体效益最大化，创造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佳效益。因此，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弥补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其存在具有客观的效率基础。
（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劳动合同制导致雇佣关系不稳定性加大，企业或员工对于技能培训或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明显减弱，滋生了短期行为倾向。其二，由于内部劳动力市场消化冗员、对员工优化组合、缓冲社会失业压力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加大了改革的成本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转贴于
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与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市场不同，它本身属于一种管理单位，运作是基于管理程序而非市场调节，因而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刚性，诸如管理规则与惯例的刚性，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工资决定以及内部设岗或晋升方面的资历原则等。专用性人力资本或技能、在职培训和长期存在的惯例是导致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和发展的三大因素。专用性技能的存在和在职培训的过程强化了员工与特定生产过程进而特定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劳动力成为一种准固定性生产要素，由此在企业内部产生了维持稳定就业关系的习俗与惯例，这些习俗与惯例在于长期实践中得以强化，使之演化成为企业内部的一整套隐含或不成文的管理规则。这样既可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种招募、筛选与培训成本，又能够弱化因经济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风险成本。
（二）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
在短期的雇佣关系下，企业与雇员都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雇佣关系中断将会使其投资面临损失，不利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增强了雇佣双方长期合作的预期，通过重新调整和改革企业内部的人事与劳动用工制度，建立起各种有利于长期合作激励的制度安排，为员工在企业的职业生涯长期发展和个人才能施展提供充分的空间，从而确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激励基础。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双方往往通过公开的承诺或隐含契约来维系就业关系的稳定，实现长期雇佣。这种长期雇佣实际上并非完全通过正式契约来规范，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一种心里契约，是不成文的惯例。由于企业在长期雇佣方面所形成的信誉、惯例和企业文化，以及“培训投资”、“报酬后置”等制度安排使员工强烈地预期企业会遵守承诺。就是这种长期雇佣的特征使得人才流动性减少，人才储备优势增强，提高了人力资本运行效率与竞争优势。
（三）有利于实现长期激励相容
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契约（不必是正式的成文契约）的前提下，员工与企业之间具有的较长期的附属关系，并强调正式规则和程序的雇佣关系。同时企业采取晋升内部优先制度（强调资历）、在岗培训制（与晋升挂勾）、薪酬与职位挂勾等有效的管理结构。它通过工作阶梯与内部职位晋升制度、资历导向的薪酬制度等一套长期激励机制，可以确保企业的长期动态效率。因此，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协调管理层或企业方面与工人的关系，使企业与员工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在各种利益博奕过程中真正形成一种雇佣双方长期合作的企业伦理和价值观念，增进企业与员工双方的长期合作预期，无论是对于企业的当前效率还是长远发展，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建立长期雇佣制度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措施
要从宏观政策指导上调整思路，明确认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市场是二元的。因此，在推进和完善劳动就业改革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避免单纯追求外部市场调节的短期化倾向。在当前固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外部市场的建设，但是更要花大力气注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通常情况下，企业在采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来设计其内部管理机制的时候，由于转型成本的存在，必然会遇到阻力，因此，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目标，在长期目标的指导下解决各种问题。
就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来说，由于任何市场的形成都须以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为基础，所以政府在推行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也应当主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从宏观上加以引导，而决不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可以通过试点与成功案例的典型示范作用，逐渐向全国进行推广。
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刚性就业制度和“铁饭碗”，必须将二者明确区别开来。企业在向雇员保证稳定就业关系的条件下，并不无条件地承诺就业保障，必须保留对不称职员工的解雇权力和对于严重渎职行为的惩罚机制。因为长期雇佣制度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将使雇员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失业风险降低，可能导致员工享乐主义和懒惰思想的产生，从而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要有行业针对性。企业建立长期雇佣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与该企业所在的行业部门及企业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程度等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适合于生产技术复杂程度和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而对小型化、分散化、临时性经营的企业并不适合。因此，构建内部劳动力市场不能搞“一刀切”的模式，而应主要限于国有或非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加工业、制造业等二次产业部门的企业。至于在其他产业和部门中，诸如建筑业、服务业、农业等，则直接任由外部市场去调节。
结论
近年来，我国雇佣合约短期化倾向严重。如果在完善外部市场环境的同时也能注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从政策上推行长期而稳定的就业关系，适当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就业关系调整的灵活性，那么将会降低当前就业体制转轨的成本，从长远看也将增加企业的长期或动态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凤林，代英姿.西方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3（7）
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 差额法 城市劳动力 农村迁移劳动力 工资差异 工资歧视
一、户籍歧视介绍
根据劳动经济学对歧视的定义，它是指由于个人具有某一群体的特征，而遭到的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例如，我们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依据户籍制度划分雇员群体并实行不同待遇的行为称之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为统计性歧视，是指雇主在确定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时，由于获得的雇员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而根据群体的特征来代替个人特征帮助自己做出选择。例如，如果雇主相信，一般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会低于城市的劳动力，即使在没有对特定个人户籍有偏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做出对农村劳动力不利的决定。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户籍歧视则完全来自于“偏好性”，也就是说，雇主在确立岗位或工资水平是完全依据户籍的不同来制定标准，而削弱其他个人特征的作用。事实上，户籍歧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下来的，雇主被迫接受，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歧视。
二、户籍歧视的实例差额法分析
（一）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
我们抽取2007年几个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市的企业，得到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平均值约为6.57元，城市劳动力的月工资平均值约为14.38元的结论。在分析差额时，本单位工作年限对于解释收入差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就会越高。当然受教育年限也是影响工资收入的相当重要的变量，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收入会越高，并且年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资收入会越高。由以上因素，简单构造出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表（参见表1）。
（二）计量经济分析
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预期非农工作年数对工资收入产生正方向的影响，但是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关系。随着工作经历的延长，他对工资的收入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其平方项系数为负，以及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工资收入有正方向的影响，图表分析如下（如表2）：
三、差额法分析
我们以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情况说明，Wa与Wb分别表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与农村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时间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为w2，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为w1，工资差额为w2-w1；第二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本身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3，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且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年限与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工资差额w3-w1；
我们的理论认为，在w3-w1的差额中，我们排除了因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再排除了教育年限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以及年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但是w2-w1的部分无法解释，属于收入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工资差额。
根据差额法所计算的结果，工资差额中有（w3-w2）/（W3-w1）是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不同所引起的工资的差别，（w2-w1）/（W3-w1）是歧视造成的。
再参考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同一职位而表现出的工资差异，75.94%的比例是合理的。源于城市劳动力有较高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水平，但有24.06%的比例是不合理歧视造成的。上述事实证明，收入歧视行为是存在的，并成为导致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原因。
四、户籍歧视的后果及改善措施
首先，户籍歧视不仅会对被歧视者――农村迁移劳动力产生影响，也会对做出歧视行为的雇主造成损失；其次，如果长期存在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当农村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贫困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重新迁回或回迁，这可能造成城市化进程无法向前。最后，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和扭曲非常严重，农村迁移劳动力感到的相对贫困意识非常强烈时，他们还可能会对政策不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使农村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必要。所以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降低外来劳动力的受歧视程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五、结语
本文分析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本单位工作年限、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和歧视部分。差额法的分析表明，农村迁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并进一步指出，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因素大约占到75.94%，而歧视因素大约贡献工资差异的24.06%。政府应该在改善就业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这一现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尽量减少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歧视，加快培育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