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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1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科学家，从育空冻土层中的野牛骨骼标本中提取出了3万年前美洲野牛的DNA样本。研究结果显示，那时野牛的表观遗传学特征在两代内即可发生变化，说明产生可遗传变异所需的时间比传统进化过程所需时间要短得多。这样，北美野牛在短期内快速适应气候变化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表观遗传学特征呢？长期以来人们相信，DNA携带着基因并世代相传，保持了物种的稳定；而基因突变（即DNA分子链上碱基对的组成或排列顺序的改变），则是新性状乃至新物种产生的物质基础。按照这一观点，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是不能遗传给下一代的，也就是说，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生物性状“用进废退”的假说是不成立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成见。人们发现，生物所显现的新性状、新能力并不一定是基因突变造成的，而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基因被“修饰”了，即表观遗传学特征发生了变化。例如，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甲基（-CH3），它们可以跟DNA上的碱基结合，就像给DNA挂上了首饰。这种神奇的“首饰”就像一个开关，挂上它，基因就关闭了，摘掉它，基因又能重新表达。至于基因是关闭还是表达，则取决于生物个体是否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压力。也就是说，对于生物的某种能力来说，用则进化，不用则退化――拉马克的假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复活了。
表观遗传学研究虽然历史不长，其中尚有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但它所揭示的现象却足以令人深思。它说明，生命的精妙与复杂远超人类的想象，认识生命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在对育空地区野牛化石进行研究时，由于野牛的基因序列不会发生变化，标准的基因分析无法测得表观遗传学变化，所以科学家是将研究结果与现代牛以及30年前发掘于新西兰的一具干尸化母牛的基因序列进行对比，从而了解育空野牛的表观遗传学特征变化的。科学家们认为，这项研究证明了表观遗传学特征的改变能驱动生物进化。
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2
关键词 传统学徒制；现代职业教育；基因；表达；变异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3-0015-05
职业教育植根于传统学徒制，在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必然保留学徒制承袭的痕迹。历史上，学徒制曾作为一种主要教育形态，对手工业进步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作为高度依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教育形态，其也随历史发展经历过曲折、反复、式微和变异。尽管如此，在中外普遍存在的某些行业，至今仍能看到保留完好的学徒制“标本”，为研究传统学徒制的特质基因提供了珍贵素材。传统学徒制的价值不仅是历史的，对现代职业教育的贡献也功不可没。中外研究者将现代教育理论和传统学徒制融合，形成了认知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等新理论、新模式，不但极大丰富了教育研究理论，更对教育现实带来深刻变革。尤其是现代学徒制，这一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现代职业教育新模式，不但已经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研究热点，而且近年来在我国进入实质性实践探索阶段。但分析现代学徒制的研究文献，发现部分研究在强调现代性和应用性时，模糊了传统学徒制的本来面目；或是在实用主义思想主导下，过于主观地用现代语言放大、异化传统学徒制，为其赋予了较多现论符号，致使传统学徒制人为变得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传统学徒制的正确认识，阻碍了对其价值功用的挖掘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归根溯源，在传统学徒制原生态的产生和发展中提取其特征基因，并研究它们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的表达。
一、传统学徒制的基因提取
严格地说，学徒制成为一种制度，是西欧中世纪手工业发展和手工业行会出现之后的产物。作为一个专用术语，“学徒制度”从13世纪前后才开始被使用，学徒制由私人性质逐渐过渡到公共性质，行会规章赋予行会对学徒制的全面控制，是其制度化的重要表现[1]。由于学徒制发展在各国历史上并不同步，要研究其本质特点，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范围内考量，所以笔者认为将学徒制的“制”理解为一种教育形式更为恰当。所以，文中的传统学徒制既包括中世纪后制度意义上的学徒制，又包括此前漫长历史阶段的原始意义上的学徒制。“基因提取”是在中外传统学徒制中寻找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遗传”稳定性的共性成分。经过总结、分析和提炼，得到如下传统学徒制基因。
（一）植根手工业是传统学徒制的行业基因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学徒制覆盖的职业范围主要是手工和技艺行业，并且在手工和技艺特征明显的行业，学徒制保留越完整，其生命力越顽强。我国传统上一般将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以“匠”或“师”称呼，比如铁匠、木匠、泥瓦匠、油漆匠、裁缝匠、厨师、理发师（剃头匠）等，这些职业如今还在我国民间以学徒制的传承方式沿袭，足以证明学徒制的顽强生命力。国外传统学徒制主要适用于传统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工业革命后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2]。其技术工种主要包括印染工、雕刻工、陶瓷工、水泥工、制鞋工、钟表工等。正是由于这些行业本身的技艺特点，适合师带徒方式的教育传承，因此才能在学徒制中找到归宿。历史上，虽然某些非手工艺职业，比如我国古代的医生、畴人职官等职业[3] 和罗马时代的法律家、雄辩家、医生[4] 也曾有过通过学徒制模式培养的历史，但随着时展，很快就转换到了学校教育培养渠道。这也证明了行业、职业与教育形态之间，渗透着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逻辑。
（二）技能专门化是传统学徒制的专业基因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传统学徒制也逐渐渗入各行各业，呈现出技能专门化趋势。在我国古代，除民间私营手工业者大量存在外，官营手工业种类也越来越多，从商代开始，手工业出现“工”的分类，《左传》记载，当时仅周初所俘虏的手工业者中，就有绳工、铸造工、陶工、锉刀工、篱笆工等。到了西周，手工业发展更加兴盛，《周礼・考工记》记载了“百工”情况，其中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等，足见分工之细致。在西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会”，仅英国伦敦，1422年行会就达到111个[5]。行业的细分，必须要有足够的手工业者延续产业生命，于是相应行业的学徒制便应运而生。由于目标的明确性，学徒只能学习本行业的实用技能，不能也不可能学到其他行业的技能。为防止行业间竞争，欧州行会一般限制非本行业人群进入本行业做学徒。而我国古代，师傅也一般不会收留跳槽、改行的徒弟，这也成为一些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普遍原则。例如，晋商学徒制中就有严格的规定，绝不录用改行者和被开除者[6]，这保证了学徒对行业和师傅的忠诚。行业的细分和行业制度（或道德）的约束，使得学徒心无旁骛，有利于实现技艺学习的专门化和精细化。
（三）现场教学是传统学徒制的教学基因
首先，传统学徒制教学场所与工作场所一致，师傅的工作场地可以在作坊，或者随雇主的变化而流动迁徙。其次，生产第一，教学第二。工作以任务为主导，教学从属于工作任务，没有清晰的教学计划和具体的教学设计。再次，教学方式以模仿为主。先由师傅操作，徒弟观察，然后再由徒弟操作，师傅纠错，徒弟再操作，依次反复，直到徒弟掌握一项工作技能为止。其间，师傅会将技能要点进行口头讲解，对徒弟操作中的不足也会指出；徒弟也会对疑难问题向师傅请教，体现出了良好的互动性。最后，理论服务于技能。传统学徒制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也较少有教材。一些知识渗透在技艺之中，难以用清晰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默会成为知识传递的主要渠道。由于以上原因，传统学徒制教学只能采取现场教学模式，这既符合手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又是传统学徒制的自然选择。
（四）实践评价是传统学徒制的教育评价基因
教育评价是任何教育形式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既是对教育成效的验证，又是对受教者学习情况的检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教育类型，其评价方法和标准各有所异。作为职业教育色彩浓厚的传统学徒制，受制于技术理论的缓慢和有限发展，沿袭现场教学的惯性，评价方式自然也是以技能考核为特征的实践评价。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学徒制一般是子承父业形式，父亲是评价儿子的主体；进入封建时代，私营学徒制中的师傅和官办学徒制中的工师、职官分别成为评价主体。评价内容方面，分为日常评价和满师评价。日常评价主要是师傅对徒弟技能（技艺）水平的监督和评价，满师评价是学徒期满前对其完成产品的质量进行全面考核，以衡量徒弟是否具备独立完成产品的能力。具体讲，满师考核的形式是最终的典型产品，考核标准是徒弟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和技艺水平的高低，以及工艺复杂程度、制作难度和耗时费工程度[7]。当然，对技能的评价仅仅是传统学徒制评价中的一部分，满师评价还包括师傅对徒弟职业道德的考核。由此可见，传统学徒制的实践评价形式虽然单一，但其与学徒的职业准入密切相关，因此并不否认传统学徒制对教育评价的重视。
（五）个别教学是传统学徒制的教学组织基因
无论中外，学徒制师徒比例都非常小，一般都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几徒。如我国清朝时期，长沙制香业、裱糊业、京刀业等都制定了“徒弟进师，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行规[8]，说明行业对师徒比例有严格控制。中世纪欧洲行会为有效控制生产规模，对学徒的数量也进行了严格限定，伦敦剪绒匠行会和诺里奇粗呢织匠行会规定为4个，伦敦的理发匠和外科医生行会规定为3个，约克的织毯匠行会和考文垂的无沿帽匠行会规定为2个，埃克塞特的裁缝行会和约克的玻璃匠行会规定为1个[9]。其实，除行业规定之外，一师少徒的比例结构也非常适合教学做合一的需要，徒弟的观察、模仿环节，对应着师傅的示范和纠错。而数十个学徒以这种方式开展工作是不现实的。一师一徒或一师少徒的师徒结构决定了个别教学的模式，在教学中，师傅能专注于徒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道工序，有利于及时、仔细纠正徒弟的错误；徒弟也能在观察和模仿中就任何疑问及时向师傅求教，这种密切的师徒互动，是传统学徒制非常独到的优势。个别教学的优势是除徒弟对教学资源的高占有率外，还便于师傅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
（六）师徒契约是传统学徒制的教育管理基因
我国早期的学徒制，主要是子承父业，师徒关系就是父子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过渡到师傅收养子做徒弟，最后，过渡到一般的师徒关系[10]。这时候的师徒关系，由家庭性质转向契约关系。师徒间权责逐渐清晰，师傅负责教授徒弟技艺，同时对其品行和礼仪、行规等职业道德的养成，以及日常生活全面负责；而徒弟也要在学习技艺的同时为师傅义务工作，包括料理师傅的日常起居。而在欧洲，学徒制从产生之初，就暗含了一种契约关系。在17世纪以前，学徒一词即涵盖有“在一定行业中，仆人在主子授予这一行业技艺的条件下，必须在一定年限内，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11]。这种契约化的关系，至少带来了几方面好处：一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是传统学徒制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学徒出师后，一般几年后也会做师傅，在教授徒弟时，他沿袭了自己师傅教徒弟的思想和方法，在保留传统技术精髓的同时，一代代的创新，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发展。二是维系了师徒间稳固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不会因为徒弟的出师而结束，会延续、贯穿到双方职业生涯全程。三是造就了徒弟对职业的绝对忠诚。传统手工业社会中，学徒对职业概念的认识是和师徒概念交织在一起的，背叛职业等同于背叛师傅，这在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
二、传统学徒制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一）传统学徒制行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植根手工业是传统学徒制的行业基因。国内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覆盖厨师、美容美发、食品生产、民族技艺、机械、纺织服装、轻工、农业、商业等传统学徒制时期已有的行业，这是传统学徒制行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此外，现代职业教育还覆盖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物流、生物技术等新兴行业。在我国，还包括司法、统计、公安、国土资源、民政、铁道、住房和城乡建设等公共事业行业。201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调整和增设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职成函[2012]9号），批准成立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就达53个，基本覆盖了所有行业。职业教育行业领域的无限扩大，是传统学徒制行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变异。
（二）传统学徒制专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技能专门化是传统学徒制的专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表达为“窄口径”。“窄口径”能以专业技能的“专、精”特色提升就业竞争力，并能保证职业稳定性。但“窄口径”的缺点限制了学生的专业视野，造成职业迁移能力的缺乏。为此，现代职业教育同时提出“宽口径”概念，在强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使学生掌握同专业两个以上相近方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就业中更具选择性。“宽口径”强调专业的“面广”，但在学生有限的学制期限内，必定影响专业的精深掌握。所以，“窄口径”和“宽口径”作为两种不同的职业教育专业思想，二者各有优缺点，在目前职业教育中并行不悖，应根据专业具体情况具体选择。由此可见，由技能专门化到专业宽、窄口径并行，是传统学徒制专业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变异。
（三）传统学徒制教学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工作现场教学是传统学徒制的教学基因，在现代职教中表达为教学做一体化教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不断丰富，造成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分化，单一的工作现场教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同时，学校教育的产生和校企合作的实施，使得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理论教学、校内实训教学、见习教学、顶岗实习教学成为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模拟场景教学、仿真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等模式得到普遍应用。由此可见，工作现场教学的传统学徒制教学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变异为多元化教学。
（四）传统学徒制教育评价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实践评价是传统学徒制的教育评价基因，在现代职教中表达为技能评价。现代职业教育评价内容丰富，至少包括教学评价、道德评价和素质评价。教学评价的内容和评价方式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相适应，既有学校对学生理论和技能的评价，还有企业对实习情况的评价。教学评价的方式有理论考核、操作考核和顶岗实习工作考核。道德评价与学生的日常行为密切相关，违反学校或企业规定者，将由学校给予一定处分。素质评价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学校对它们都有相关要求。由此可见，实践评价这一传统学徒制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变型为校企合作双方的综合性评价。
（五）传统学徒制教学组织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个别教学是传统学徒制的教学组织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表达为企业指导教师制。传统学徒制采取个别教学，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与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因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在一定时期内对掌握某项技能的人才需求总量较小，所以师徒比例较低。目前在广大农村和部分地区的城镇，还有学徒制存在，正是这个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建设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学校教育应运而生，师生比例开始扩大，个别教学这一传统学徒制教学组织基因开始变型为集体教学。但在校企合作中，由于企业能够足量提供指导教师（师傅），所以较低的师生比和工作现场教学，这让学者们看到学徒制的影子，由此也启发他们尝试推行现代学徒制。
（六）传统学徒制教育管理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师徒间契约关系是传统学徒制的教育管理基因，其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仅为师生间的义务和责任。传统学徒制教育管理的契约化完全是私人性质。对契约的遵守，有赖于师傅本人的道德水准、行为准则和对徒弟的宽严要求，这种契约化的管理效能完全取决于道德力量的约束。随着学校教育的出现，现代教育中，师生双方的责任与义务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学生对教师的人身依附关系荡然无存，教师不必背负繁重的负担，学生不必担负额外的义务。由此可见，传统学徒制教育管理基因的变型是教育管理法制化。传统学徒制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见表1。
表1 传统学徒制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表达和变异
三、由传统学徒制基因研究引发的思考
尽管传统学徒制封闭的教育环境造成了交流的僵化，不利于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但其天然蕴含的职业教育思想，以及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仍然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传统学徒制基因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变异，是时展的结果，其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原因，也有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这决定了变异的结果并非是完全符合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正向发展。客观认识传统学徒制，深刻领会职业教育本质思想，对其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忠实继承，不仅是对人类历史的尊重，也是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精神。
当今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无论是人才培养模式还是教学模式，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尽管职业教育的理论创新促进了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但理论繁杂，难以梳理主流，使职业教育实践者容易产生疑难和困惑。作为职业教育的传统实践模式，更应该从传统学徒制的研究出发，追根溯源，寻找职业教育的真谛。
此外，职业教育是否适用于任何行业任何职业？因为职业教育有学科性，学科教育也有职业性，所以不能因为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职业实践就可以断言职业教育可以包罗万象。如前文所述，植根手工业是传统学徒制的行业基因。在古代，医生、士官等职业也曾通过学徒制完成技术传承，但因为它们的职业特点主要以脑力劳动和知识的积累为体现，所以学徒制终究无法满足它们的复杂教育需求，最终，它们最早走出学徒制，进入以知识体系和学校教育为特征的学科教育。尽管不少人认为职业教育可以覆盖任何行业任何职业，但对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者来说，学科性强的专业如何实施职业教育却的确面临困境。此外，一些行业内，同专业的本科生和高职生，他们走向社会，岗位对二者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却并非泾渭分明。这至少说明，职业教育行业覆盖范围的无限扩大并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同。
由此可见，继承传统学徒制优秀基因，结合时展特征元素，使传统学徒制对现代职业教育发挥更准确的指导作用，这是职业教育研究者们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翟海魂. 发达国家职业技术学教育历史演进[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7.
[2]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81-90.
[3]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4.
[4]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
[5]齐世荣，董春高.精粹世界史・西欧封建社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16.
[6]殷俊玲.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73-77.
[7]冯晓沛，胡克祖.中国古代学徒制职业教育评价历史述评[J].职教论坛，2012（34）：94-96.
[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7：35.
[9]金志霖.英国行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0.
[10]刘晓.我国学徒制发展的一般考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1（9）：72-75.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16.
On the Expression and Variation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Gene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iton
QI Yin-de
（Huizhou Heal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uizhou Guangdong 516025， China）
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3
【关键词】胃癌；分型；进展
胃癌是消化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为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2002年的统计，我国胃癌发病率仅次于日本，位于全球第2位。2007年中国肿瘤登记提示：我国胃癌的发病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死亡据第三位，仅次于肺癌、肝癌。胃癌在演进过程中随着附加的基因突变会产生不同的亚克隆，使其不断异质化导致其侵袭和转移能力不断加强，而这是胃癌治疗困难和致死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学者都在寻求能指导临床方案选择及判断预后的胃癌分型，传统的癌症诊断对病理学依赖性较大，有时会因为肿瘤的不典型或临床信息的不完整而造成诊断困难。应用基因分析技术所产生的信息，特别是应用高通量芯片技术所产生的信息可以为胃癌分型提供更多的参考，因此对目前胃癌相关的分型予以综述。
1 胃癌的传统分型
胃癌病理分型是以组织形态结构和细胞生物学特性为基础，不同类型的胃癌，其形态结构和生物学行为各异，流行病学和分子机制亦不同，以致现有的胃癌分型系统众多。目前，常用的是WHO型、Lauren分型，大体分型主要使用Borrmann分型。
1.1 WHO胃癌包括以下常见组织学类型
状腺癌、管状腺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腺鳞癌、鳞癌、小细胞癌、未分化癌。此外，胃内还可以发生类癌。WHO分型将Lauren分型的肠型、弥漫型纳入腺癌之下。其管状腺癌还可进一步分成高分化、中分化与低分化腺癌。少见类型或特殊类型胃癌有：实体型变异、肉瘤样变异等。
1.2 1923年德国病理学家Borrmann提出的一种胃癌大体形态分型方法，此分型主要根据癌瘤在黏膜面的形态特征和在胃壁内的浸润方式进行分类，将胃癌分为4型：Ⅰ型（结节型），II型（溃疡局限型），III型（浸润溃疡型），是最常见的类型，约占50%。Ⅳ型（弥漫浸润型），由于癌细胞弥漫浸润及纤维组织增生，胃壁呈广泛增厚变硬，称“革囊胃”。Borrmann分型是胃癌经典的分型方法，既能反映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又简洁实用，国际上广泛采用。
1.3 Lauren分型将胃癌分成两大主要类型，即肠型与弥漫型，当肿瘤内两种类型成分相当时就称为混合型。胃癌发生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弥漫型和肠型在肿瘤发生各个阶段会产生多种基因及表观遗传学方面的变异。常见的包括抑癌基因的点突变和杂合性丢失，常见的表观遗传学异常包括CPG岛的甲基化引起的肿瘤抑制基因沉默和肿瘤促进基因转录水平的增高。
2 胃癌分型与分子病理学
胃癌分型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索其是否对判断预后有价值或者对于今后的治疗有指导意义。当前，国内张树华采用组织病理与组织化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兼顾宿主的免疫防御反应，把胃癌分为两型：限制生长型和促进生长型。限制生长型预后较促进生长型好。
根据黏蛋白标记的差异，胃癌组织被分为4型：1）胃型：胃型黏蛋白标记的胃癌细胞>10%；2）胃肠型：胃型黏蛋白标记的胃癌细胞> 10%且肠型黏蛋白标记的胃癌细胞>10%；3）肠型：肠型黏蛋白标记的胃癌细胞>10%；4）未分类：胃肠黏蛋白标记的细胃癌细胞
Solcia等对对294例平均随访时间长达150个月的胃癌进行研究显示，如果将胃癌的组织学结构、细胞异型性程度、p53基因突变、18q杂合性缺失、微卫星不稳定性以及有无脉管神经浸润等因素与预后综合分析，可以将胃癌恶性程度分成三级。胃癌I级（预后良好型）包括：大量肿瘤内/旁淋巴样细胞反应型、高分化管状腺癌、黏液结节型和促纤维结缔组织增生性弥漫型胃癌，I级胃癌约占全部胃癌病例的37%。胃癌III级（预后不良型）包括：高度异型性胃癌、浸润型黏液腺癌、肿瘤细胞异型性中等但具有p53基因的第7或第8外显子突变、伴有血管淋巴管浸润以及神经浸润者，III级胃癌占全部胃癌病例的19%。其他胃癌则归属于预后中等的胃癌Ⅱ级，占全部胃癌的44%。这一关于胃癌恶性程度评价体系虽然是不依赖于临床分期的胃癌预后判断新标准，但实际操作中涉及到微卫星不稳定性的分子遗传学检测、p53基因突变检测以及EB病毒原位杂交检测等实验技术，在临床普及以及操作流程标准化控制等方面均有待统一。
3 微卫星不稳定性与胃癌分型
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是胃癌发生过程中的一个常见事件，反应了肿瘤潜在DNA错配修复缺陷，常常由Hmlh1启动子区甲基化引起，胃癌合并MSI者其临床病理因素特别，预后相对良好，胃肠道肿瘤中MSI的测定是最先被广泛利用的预后分子检测之一。MSI的检测常采用荧光定量多重PCR进行，费用相对低，适用性广。以往的很多观察表明，胃癌中MSI的存在不仅仅是与已知的与组织病理特征强关联的分子分型标志，同时MSI能能区分预后良好好亚组。因此Simpson等建议将MSI作为一个有效的分子分型工具。葡萄牙的一项研究表明，胃癌患者并低度MSI五年生产率为30%相比，而高度MSI者则为70%。韩国的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在胃癌分期为II、III期的患者MSI与预后良好有关。
4 胃癌的分子分型
以分子特征为基础的新型分类体系即分子分型。高通量的基因分析可以是DNA水平的基因多态性分析、DNA甲基化分析和基因拷贝数分析.也可以是RNA水平的基因表达谱分析、微小RNA表达谱分析和蛋白表达水平的蛋白芯片分析等。
肿瘤分子分型的基础：目前可以在DNA、RNA和蛋白质水平上进行肿瘤分子分型的研究。在DNA水平，可以依据基因突变、基因组的细胞遗传学改变或甲基化差异进行分型。根据基因表达谱（RNA水平）的差异实施分型，是目前分子分型的研究主体，以表达谱芯片为基础的分子分型研究数据处理分二类：一是，unsupervised analysis；二是，supervised analysis。在蛋白质水平，可以根据蛋白质表达谱的差异，亚细胞结构蛋白组成的不同或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的改变来进行分型。
分子分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基因表达谱芯片技术：它可以同时观察成千上万个基因在不同个体、不同组织、不同发育阶段的表达状况。它的原理是在已建立的cDNA或寡核苷酸组成的芯片或微陈列上，用不同颜色荧光标记的cDNA制备的探针与之杂交，扫描及计算机处理所得的信号就代表了样品中基因的转录表达情况。基因芯片技术在肿瘤的分子分型、基因功能、信号通路及代谢与调控途径研究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比较基因组杂交（CGH）技术：是在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技术。它主要是用不同的荧光体系来标记肿瘤组织DNA和正常对照DNA，与正常中期分裂象染色体进行竞争性抑制杂交，荧光信号摄取及软件分析所得的比值可判断染色体区段的扩增、缺失还是正常。它仅需少量肿瘤组织DNA即可在整个基因组水平研究不同基因组间DNA拷贝数差异，并将这些异常定位在染色体上。CGH与微芯片技术结合的芯片CGH，以cDNA作为杂交靶，可使得基因组水平遗传物质异常的分辨率达到几十个kb，并可对关键基因改变进行精细定位；蛋白芯片技术：基因突变和基因表达差异不一定导致相应的蛋白表达，而且蛋白质还存在磷酸化，乙酰化等复杂的翻译后修饰过程，这些改变在转录水平上是无法检测的。以高通量结合生物信息学为特点的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可以从细胞整体水平上检测到这种变化，为肿瘤分子分型以及治疗标志物的筛选带来巨大的便利与可能。蛋白芯片技术主要包括双向凝胶电泳技术、质谱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技术。
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4
切产物得到质粒pPG0839-1。将2 101 bp erm基因产物插入到pPG0839-1中PG0839基因的EcoRⅤ位点，构建质粒pPG0839-2，作为电穿孔的供体质粒。电穿孔转化于受体菌牙龈卟啉单胞菌W83菌株，红霉素抗性培养基筛选阳性克隆，命名为PG0839基因突变菌株。结果 运用插入失活方法构建PG0839基因突变菌株，进而通过酶切、测序、PCR和反转录PCR对PG0839基因突变菌株进行验证，证实PG0839基因突变菌株构建成功。结论 本实验成功构建PG0839基因突变菌株。
[关键词] 牙龈卟啉单胞菌； 毒力岛； 基因打靶
[中图分类号] R 781.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1182.2012.02.020
Construction PG0839 gene-defective mutant of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Liu Jingbo1, Pan Yaping1, Li Chen1, Lin Li1, Zhong Ming2，3. （1. Dept. of Periodontology, School of Stomat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2, China; 2. Central Laboratory, School of Stomat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2, China; 3. Dept. of Oral Pathology, School of Stomat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unction of PG0839 gene from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P.gin-
givalis） W83 strains, we intended to create a mutant in the PG0839 gene by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Methods 1 584 bp PG0839 gene fragment was amplified, digested by BamH Ⅰ and EcoR Ⅰ, purified and ligated to pUC19.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designated as pPG0839-1. The erm cassette（2 101 bp） was inserted into the EcoR Ⅴ restric-
tion site of the PG0839 gene. The resultant recombinant plasmid, pPG0839-2, was used as a donor in the electropo-ration of P.gingivalis W83. After electroporated and selected on erythromycin brain heart infusion plates, a single colony was collected and designated as PG0839 gene-defective mutant. Results A mutant in PG0839 gene was created by insertional inactivation, and inactivation of PG0839 gene was confirmed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ve, sequen-c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Conclusion A PG0839 gene-defective mutant
was created successfully.
[Key words]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pathological islands； gene targeting
病原菌毒力岛是指编码细菌毒力基因簇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染色体DN段。通过基因水平转移，细菌获得毒力岛基因。毒力岛编码不同功能的毒力相关基因，影响细菌的毒力变化。PG0839基因是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P.gin-
givalis）W83菌株PG0819—0844毒力岛中的重要部分。在慢性牙周炎患者P.gingivalis阳性的龈下菌斑标本中，毒力岛基因PG0839检出与牙周探诊深度和探诊出血指数之间的关系存在统计学意义，提示该基因
可能是慢性牙周炎的致病性基因[1]。目前许多学者通
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5
[关键词] 耳聋；基因；突变；检出率
[中图分类号] R764.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6）20-07-05
Contrast analysis of test results of two kinds of detection methods in 71 cases of non-syndromic deafness patients
HAN Rui1 LI linge2 DUAN Ling1 XIA Yan1 CHEN Yu2
1. Prenatal Diagnosis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T. ，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two different of methods to test 71 cases of non-syndromic deafness patients about the deafness gene， to provide more meaningful screening for clinic， to improve the deafness gene detection rate. Methods 71 cases of non-syndromic deafness patients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selectrd as the study objects. Chip hybridization and multiple fluorescent PCR two different methods were used to test the 71 cases of non-comprehensive deafness patients about deafness gene， and SPSS17.0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i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methods for 71 cases of non-syndromic deafness patients （P
[Key words] Deafness； Genes； Mutation； Detection rate
耳@（HL）是人类最常见的致残原因之一，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造成耳聋的原因有很多，创伤和药物或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都会导致耳聋的发生[1-2]。全球新生儿耳聋的发病率约为1/1000，50%以上的耳聋是由于遗传因素导致的[2-3]。在遗传性耳聋中，大约有70%的患者除耳聋外不伴有其他症状，称为非综合征型聋，其余30%是伴有其他器官或功能异常的耳聋，称为综合征型耳聋[4]。
目前临床上针对非综合征型耳聋患者耳聋基因突变的检出率低于50%。许多我们暂时无法检出的少见突变导致的非综合征型耳聋，增加了临床病因诊断的难度。
非综合征型耳聋基因定位已超过177个基因座，涉及100多个基因的1000多个突变位点（http：// /，updated in June 2016）。非综合征型耳聋涉及的基因较多，从临床筛查实用性以及检测结果时效性的角度出发，我们无法将所有已知的耳聋基因都进行检测，因此我们就需要选择覆盖人群范围更多，突变频率更高的位点进行检测。大量研究表明，虽然耳聋基因具有较高的基因和位点异质性，但大部分非综合征性耳聋多由少数几个热点基因突变引起，包括GJB2基因、SLC26A4基因和线粒体12S rRNA基因等，这使得遗传性耳聋的筛查成为可能[5-8]。
本研究选取71例非综合症型耳聋患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对耳聋患者进行了耳聋基因突变位点的检测，方法一：采用了博奥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晶芯?HybSetTM基因微阵列芯法，该芯片检测了GJB2、SLC26A4和12S rRNA3个耳聋基因的8个突变位点。方法二：使用天昊生物有限公司的AccuCopy多重基因拷贝数检测技术，该技术检测了GJB2、SLC26A4和12S rRNA3个耳聋基因的124个突变位点。比较两种方法对临床耳聋基因检测的差异和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收集了自2014年7月～2015年12月之间的71例中重度感应性神经性耳聋患者。其中25例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残联的维吾尔族患者，其余46例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的散发汉族患者。通过填写调查问卷和询问病史的方式掌握课题参与者的病史及家族史资料，并建立详实的病例档案。病例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耳聋病史、家族史、聋儿出生史、用药史、个人史等。所有参与课题研究的患者都进行耳鼻喉专科检查、纯音听阈测试。对耳聋的分级为：听力正常95dB nHL，测听频率分别为0.5、1、2、和4kHz[9]。所有的患者都是散发并且无血缘关系，否认环境和外伤因素所致的耳聋，听力检测表现为中重度以上感音神经性聋，认定耳聋患者为非综合征型聋。每一个先证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都签署了参与此项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此项研究经过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文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对被检测者抽取外周静脉血3～5mL， 采用“天根生化DP319”全血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DNA，步骤参照试剂盒提供的使用说明进行。
方法一：采用带有Tag标签序列的基因位点特异性引物对基因组DNA相关基因位点所在的基因片段进行扩增和荧光标记，然后与能够识别相应标签序列的通用基因芯片进行杂交。使用晶芯?HybSetTM基因微阵列芯片扫描仪和相应的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判别系统进行GJB2基因、SLC26A4基因、线粒体12 SrRNA基因突变的检测，操作按博奥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方法二：使用天昊生物有限公司的AccuCopy多重基因拷贝数检测技术对受试者基因组DNA进行耳聋基因的检测。按照天昊生物提供的SNPscan耳聋检测实验操作流程，完成71位受试者基因组DNA的连接反应、多重荧光PCR、PCR产物上机（ABI3130XL）测序过程，获得71位受试者的测序结果，测序的原始数据用GeneMapper 4.0 （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分析，最终得到71位受试者GJB2基因、SLC26A4基因、线粒体12 SrRNA基因突变位点的结果。所有的候选突变都通过Sanger测序证实，利用患者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样品分离分析鉴定致病性的突变。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种筛查方法耳聋基因的检出率
本研究分别用两种耳聋基因筛查方法对71例患者进行了耳聋基因的检测。每种方法的检出率如表1所示。71例耳聋患者博奥芯片的耳聋基因检出率为14.08%（10/71），天昊生物的耳聋基因检出率为30.98%（22/71）。
2.2 两种筛查方法检测出的突变位点
使用统计学分析软件SPSS17.0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两种方法对71例非综合症型耳聋患者直接致聋基因突变的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P
遗传学基因突变范文6
【摘要】目的探讨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DGFR-α）在胃肠道间质瘤中表达的意义。方法运用EnVisio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CD117和PDGFR-α蛋白在94例胃肠道间质瘤中的表达。结果PDGFR-α的表达与胃肠道间质瘤发生的部位和组织学类型明显相关。26例呈中度以上的阳性染色，其中发生于胃24例，肠道1例，胃肠道外1例（P＜0.01)。上皮细胞型和混合细胞型胃肠道间质瘤多呈中度以上弥漫性细胞膜或核旁点状阳性，梭形细胞型表达较弱，多呈局灶性（P＜0.01)。PDGFR-α的表达与CD117的表达有关，24例CD117阴性或弱阳性病例中，13例（54.2%）PDGFR-α呈中度以上阳性；70例CD117中度以上阳性病例中，57例（81.4%）PDGFR-α呈阴性或弱阳性（P＜0.05）。结论PDGFR-α的表达与胃肠道间质瘤的发生部位、组织学类型和C-kit基因的表达有关，可能也是本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关键词】受体，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α；原癌基因蛋白质c-kit；胃肠道间质肿瘤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significanceofplatelet-derivedgrowthfactorreceptor-α(PDGFR-α)expressionin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GIST）.MethodsTheexpressionofPDGFR-αandCD117wasdetectedbyimmunohistochemistryin94casesofGIST.ResultsTheexpressionofPDGFR-αwasrelationtothelocationandhistopathologyofGIST.Of26caseswiththemoderateandstrongpositive,24caseswerelocatedinthestomach，1caseinthesmallbowel，andtheotherintheextragastrointestinal(P<0.01).TheexpressionofPDGFR-αinepithelioidcelltypeorepithelioid-spindlemixedcelltypewasexhibitedmoderateandstrongpositivestainingwhichshowmembranceoraperinucleardot-likepattern.Whereastheexpressioninthespindlecelltypewasweakornegative(P<0.01).TheexpressionofPDGFR-αcorrelatedtotheexpressionofCD117.In24caseswiththeweakornegativeexpressionofCD117,13casesshowthestrongandmoderatestainingofPDGFR-α.Howeverin70caseswiththeexpressionstrongormoderateofCD117,57(81.4%)exhibitedthenegativeandweakexpressionofPDGFR-α(P<0.05).ConclusionWithregardtoGIST,theexpressionofPDGFR-αisassociatedwiththelocation,histopathologyandtheexpressionofCD117.PDGFR-αmayplayaroleinthepathogenesisofGIST.
KEYWORDS:receptor,platelet-derivedgrowthfactoralpha;proto-neogeneproteinc-kit;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GIST）是消化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免疫表型常表达KIT蛋白（CD117）、遗传学上存在频发性C-KIT基因突变。最近研究发现，少部分胃肠道间质瘤存在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DGFR-α）基因突变，认为也是本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特别是该基因的突变可能导致酪胺酸激酶抑制剂治疗上的抵抗［1-2］。本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其在GIST中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收集1997-2006年胃肠道间质瘤切除标本的存档蜡块94例，男性47例，女性47例，年龄中位数57岁（22～86岁）。患者术前均未经放疗和化疗。复习所有切片，均符合胃肠道间质瘤的诊断标准［3］。
1.2方法
标本均经4%中性甲醛固定，石蜡包埋，连续4μm切片，分别行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CD117和PDGFR-α染色。采用EnVisio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试剂盒（美国DAKO公司），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CD117（多克隆）购自美国DAKO公司，稀释浓度为1∶400；PDGFR-α（多克隆）（美国SANTACRUZ公司），稀释度为1∶250。用已知的阳性片作阳性对照，同时用PBS代替第一抗体作阴性对照。
1.3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形态学均符合GIST诊断要点［3］。77例因CD117阳性而诊断；17例CD117阴性病例中，10例因CD34弥漫阳性而诊断，7例排除了胃肠道神经鞘瘤、平滑肌瘤、炎性肌纤母细胞瘤、纤维瘤病和平滑肌源性肿瘤而纳入本研究。
1.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判断标准
两位病理医师独立观察每张切片10个具有代表性的高倍视野。采用半定量评估方法划分染色强度［4］：>75%的肿瘤细胞呈强阳性/中度阳性着色者为；10%～75%的肿瘤细胞呈强阳性/中度阳性着色或>75%的肿瘤细胞呈弱阳性着色者为；阳性的肿瘤细胞数<10%者为+；无着色者为-。
1.5GIST分型和危险性评估判断
参照文献［5］的分型、分级标准，分为梭型细胞型、上皮样细胞型和混和细胞型。分级标准：肿瘤直径<2cm和核分裂相<5/50HPF为极低度侵袭危险性；肿瘤直径为2～5cm和核分裂像5/50HPF为低度侵袭危险性；肿瘤直径<5cm和核分裂相为6～10/50HPF或肿瘤直径为6～10cm和核分裂相<5/50HPF为中度侵袭危险性；肿瘤直径>5cm和核分裂相>10/50HPF或肿瘤直径>10cm（不管核分裂相数目多少）或核分裂相>10/50HPF（不管肿瘤直径多少）均视为高度侵袭危险性。
1.6统计学处理
应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统计学》PEMS3.1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半定量资料使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临床病理学特征
肿瘤部位：胃部49例，肠道40例，胃肠道外5例。肿瘤平均直径6.43cm（0.5～20cm）。危险性：极低度侵袭危险性8例，低度侵袭危险性27例，中度侵袭危险性24例，高度侵袭危险性35例。组织学类型：梭形细胞型73例，上皮细胞型4例，混合细胞型17例（表1）。表1PDGFR-α与胃肠道间质瘤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略）
2.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PDGFR-α阳性染色主要位于肿瘤细胞的细胞膜和核旁点状阳性，异质性表达（图1A）；其中强阳性16例，中度阳性10例，中度以上阳性率为27.7%（26/94例）。26例中度以上阳性病例中，发生于胃24例（92.3%），肠道1例（3.85%），胃肠道外1例(3.85%)，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上皮细胞型和混合细胞型者均呈弥漫性细胞膜或核旁点状阳性染色，强度多在中度以上（85.7%）（图1B）；梭形细胞型的阳性染色较弱，多呈局灶性（图1C），中度以上阳性率为12.3%（9/73例），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梭形细胞型中阳性者具有明显栅栏状排列的区域PDGFR-α染色呈强阳性（图1D）。
2.3PDGFR-α染色与CD117的关系
CD117阳性染色主要位于肿瘤细胞膜和核旁点状阳性，异质性表达（图2）；其中强阳性53例，中度阳性17例，中度以上阳性率为74.5%（70/94例）。24例CD117阴性或弱阳性病例中，PDGFR-α同为阴性或弱阳性病例11例（45.8%），PDGFR-α中度以上阳性13例（54.2%）；70例CD117中度以上阳性病例中，PDGFR-α阴性或弱阳性57例（81.40%），PDGFR-α中度以上阳性13例（18.6%），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如今，人们对GIST的诊断已经从病理组织学、超微结构发展到免疫表型特征［6］。最近的遗传学研究将GIST分为3个亚型:KIT基因突变型、KIT激酶相关性基因PDGFRα突变型以及KIT和PDGFR基因野生型［7］。PDGFR基因定位于人类4q12，全长65kb，其编码的PDGFR为一种单链跨膜糖蛋白，由1089个氨基酸组成，与C-KIT基因同属于Ⅲ型酪氨酸激酶家族。PDGFR-α与配体结合形成受体配体复合物并活化PDGFR-α，活化的PDGFR-α可以激活磷酸酰肌醇、cAMP及多种蛋白质的磷酸化途径及其他改变。再通过信号转导通路将有丝分裂等信号传递入细胞核，诱导基因表达，促进DNA合成，引起细胞分裂和增殖［8］。
C-KIT基因第11号外显子突变是GIST最常见的事件，而PDGFR第18号和第12号外显子突变是PDGFR-α突变型的常见部位。C-KIT基因和PDGFR-α基因突变是两个独立的遗传学事件［8］。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GIST别是C-KIT阴性的存在PDGFR-α基因突变，突变的位点和类型存在多样性［9-10］。Heinrich等在C-kit基因突变型的GIST中也检测到PDGFR-α蛋白的表达。Pauls等发现PDGFR-α蛋白不仅在PDGFR-α基因突变型的GIST中表达，而且在C-KIT基因突变型和野生型中也见有表达，但表达的强度明显减弱［11］。本研究发现，94例GIST中有37例PDGFR-α蛋白呈弱阳性以上表达，在CD117阴性或弱阳性的病例中，13例PDGFR-α呈中度以上阳性染色（54.2%）；在CD117中度以上阳性染色的病例中，57例PDGFR-α为阴性和弱阳性染色（81.4%），差别具有显著性，结果与多数学者相似，PDGFR-α基因与C-KIT基因相似，可能也是本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8］。本研究结果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相似，PDGFR-α蛋白的表达与GIST发生的性别和肿瘤侵袭危险性无关，但是似乎与患者的年龄有关，目前这种现象还难以解释。
PDGFR-α蛋白的表达与GIST发生的部位有关，26/94例中度以上阳性染色的病例中,发生于胃24例（92.3%），肠道1例（3.85%），胃肠道外1例(3.8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Wardelmann等应用SSCP和序列分析检测46例C-KIT野生型GIST的PDGFR-α基因的突变情况，显示20例存在PDGFR-α基因外显子18或16号突变的病例均发生于胃［6］。Hirota等观察8例C-KIT野生型GISTs,发现5例PDGFR-α基因突变的GISTs发生于胃，提示不同发病部位的GISTs可能存在不同的基因遗传学改变［1,4］。
PDGFR-α突变与GIST的组织学类型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PDGFR-α的阳性表达与GIST组织学类型明显相关，上皮细胞型和混合细胞型的PDGFR-α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梭形细胞型，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0）。PDGFR-α强表达的GIST大多为混合细胞型和上皮细胞型，而CD117强表达的多为梭形细胞型，结果与多数学者相似［4,11-12］。虽然PDGFR-α与C-KIT的基因突变模式相似，但是产生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上皮样细胞形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活化的PDGFR-α基因诱导细胞微丝的重新分布,影响细胞的边缘波动（ruffing），改变细胞的运动方向而产生［13］。而部分梭形细胞型也存在PDGFR基因的表达可能是由于存在其它的信号传导通路所致［4］。本研究还观察到，在梭形细胞型的GIST中局部有明显栅栏状排列的区域PDGFR-α表现出明显的胞质胞膜阳性，这个现象还很难解释。PDGFR-α在大鼠和小鼠的神经元细胞、雪旺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中均有表达，提示这种现象是否与GIST具有神经分化有关［14-15］。
【参考文献】
［1］HirotaS,OhashiA,NishidaT,etal.Gain-of-functionmutationofplatelet-derivedgrowthfactorreceptorαgenein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J］.Gastroenterology,2003,125(3):660-667.
［2］HeinrichMC,CorlessCL,DemetriGD,etal.Kinasemutationsandimatinibresponseinpatientswithmetastatic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J］.JClinOncol,2003,21(23):4342-4349.
［3］Fenoglio-PreiserC,MunozN,CarneiroF,etal.Gastriccarcinama［R］//WorldHealthOrganizationClassificationoftumors.Pathologyandgeneticsoftumorsofthedigestivesystem.Lyon:IARCPress,2000:71-75.
［4］WardelmannE,HrychykA,Merkelbach-BruseS,etal.AssociationofPlatelet-derivedgrowthfactorreceptorαmutationswithgastricprimarysiteandepithelioidormixedcellmorphologyin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J］.JMD，2004,6(3)197-204.
［5］FletcherCD,BermanJ,CorlessCL,etal.Diagnosisof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aconsensusapproach［J］.HumPathol.2002，33（5）:459-465.
［6］侯英勇,王坚,朱雄增,等.胃肠道间质瘤76例的临床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特征［J］.中华病理学杂志,2002,31(2):20-25.
［7］SubramanianS,WestRB,CorlessCL,etal.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GISTs)withKITandPDGFRAmutationshavedistinctgeneexpressionprofiles［J］.Oncogene，2004,23(47):7780-7790.
［8］HeinrichMC,CorlessCL,DuensingA,etal.PDGFRAactivatingmutationsin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J］.Science,2003,299(5607):708-710.
［9］贺慧颖,方伟岗,钟镐镐,等.165例胃肠道间质瘤中c-kit和PDGFRA基因突变的检测和临床诊断意义［J］.中华病理学杂志,2006,35(5):262-266.
［10］刘伟强,冯菲,马大烈,等.胃肠道间质瘤中PDGFRα基因突变的检测［J］.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2007,23(1):9-12.
［11］PaulsK,Merkelbach-BruseS,ThalD.PDGFRαandc-kit-mutated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GIST)arecharacterizedbydistinctivehistologicalandimmunohistochemicalfeatures［J］.Histopathology,2005,46(2):166-175.
［12］WasagB,Debiec-RychterM,PauwelsP,etal.DifferentialexpressionofKIT/PDGFRAmutantisoformsinepithelioidandmixedvariantsof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sdependspredominantlyonthetumorsite［J］.ModPathol,2004,17(8):889-894.
［13］ErikssonA,SiegbahnA,WestermarkB,etal.PDGFαandβ-receptorsactivateuniqueandcommonsignaltransductionpathways［J］.EMBOJ,1992,11(2):543-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