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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1
关键词：广义价值论 狭义价值论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22-02
价值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经典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分配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应该按劳分配；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因此应当形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论。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主体性。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机会。
一、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及相应分配理论的概念界定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1}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2}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
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200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
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1只鹿和捕获2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4}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
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作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诸如上面的辩论有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辩论，都会限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都是无解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笔者是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者与学习者，初次接触广义价值论时，试图逐条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应《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那本书当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质疑。但后来发现，陷于这场无解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主体性，对利益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置身于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你承认与否，你都具有主体性与阶级性，没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称为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学者们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分别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为主体。”{5}我们不应该流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该对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进行归类，首先明确一个学者的主体性与阶级归属，然后便可以明确他的观点的立场，他是为谁说话的。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代表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学者，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者。显然，当双方处于不同阶级主体辩论阶级主体利益时，辩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而在于你是谁。
三、走出辩论本身，接受理论与现实的考验
（一）强者为王
我们说不同主题之间就主体利益的辩论是无意义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主沉浮？强者为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最终能够掌握利益分配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这要看哪个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盐铁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农抑商”，农为本、商为末，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国古代从来就有的，中国在封建领主制时期的周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周易》中有大量的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春秋时的齐国，以发达的商业而称霸一时，战国时更是涌现了诸如范蠡、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在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后经历了与西欧的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只看到了商业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而忽略了与这些金银财宝一起成长起来的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在西欧商业资本发展成了产业资本，资产阶级桎梏他们的封建势力而成为统治阶级。但情况在中国古代却截然不同，封建势力害怕大商贾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在秦统一后大体确立。汉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上，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主义就盐铁专卖与农商关系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是霍光一派获胜，这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胜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由此确立。”{6}为什么以霍光一派为代表的重农抑商主义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当时的封建领主的势力已经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种分权政策而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社会当中不是物质力量的统治者。
（二）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的没落
那么回到我们这场关于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既然辩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那么在辩论之外，究竟哪个阶级主体会最终胜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去一探究竟。
以辩护论为方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已经渐趋终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利他。我们说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见得能够利他，利己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道德的沦丧，因此个体的理性不等于总体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见的手，因为它真的不存在。辩护论的方法还“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的社会形式。”{7}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未免太过于确定与绝对化了，那种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制度的论断是极其露骨的辩护。辩护论的方法留于现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讨本质规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他们把经济体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有的加进中观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看不到个体与总体的联系，没有联系也就掩盖了矛盾。他们分析生产就是生产，分析消费就是消费。辩护论的方法还片面强调数学化，认为应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是检验理论是否有深度的一种重要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刚刚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因为还未步入社会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在国外刻苦的学习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为学生，就像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样，他们同样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毕业后回国工作，用的就是在国外学会的数学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的置空的理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辩护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它为追逐创造财富这种有用性而不择手段。
资本主义的没落是资本的没落。资本曾经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那个时候，资本与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当资本越来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时，资本是不顾劳动者而在虚拟经济领域牟利，资本的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一致了。于是，当资本总体脱劳动时，资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经再无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不是忽略个体，而是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它是同一于人类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按劳分配的理论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理论，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弯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因辩护论的方法而走向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朝阳还没有出现。在很多打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旗号名下提出的理论充斥着不合理的因素。但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前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必须明确主体性、革新方法、发展理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经济理论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
注释：
{1}蔡继明.比较利益说与广义价值论.南开经济研究，1987（1）；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8
{4}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6}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马淮.虚拟经济运行分析.新华出版社，2014
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2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内容；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6-0018-02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因素、价值量及其变化规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等多个方面的关系，形成了劳动价值的系统理论。劳动价值论对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规律是指导我们认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基础。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1.1劳动二重性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一般生理学意义上的支出或消耗，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物所掩盖的社会生产关系，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1.2商品二因素理论。在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为对立统一关系，并在考察交换价值的过程中抽象出价值的概念，他指出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能力的属性，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范畴。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1.3价值量及价值规律理论。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价值，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按照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商品的价格还受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在市场中的自发运行，使得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分配，从而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断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价值规律在市场中的运行必然将引起和促进商品生产者的优胜劣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提高。价值规律的这一作用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来实现的。
1.4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理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和社会劳动性质。由于社会存在分工，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都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劳动就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性质。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是私人的事情，劳动因而也就有私人劳动的性质。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之前或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使得私人劳动能够等同或优于社会劳动，进而使得自己在私人劳动的成果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2.深化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2.1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现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的认识：一要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认识，对生产性劳动作出新的界定；二要深化对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三要深化对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和价值创造中作用的认识；四要深化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关系的认识。
2.2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生产力水平上都与资本主义初期天差地别，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无人工厂、机器人和工作时间的大为缩短等现象的出现，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扩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在坚持的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这是当前背景下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舒宏伟.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重要现实意义[J].法制与社会.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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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仁.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J].党建研究.2001（10）
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271-0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它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因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拓宽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理论视野，而且有助于他们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经济现象，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日益下滑，在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甚至被淡化、边缘化，教学时数不断缩减。对此，一线教育工作者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因此，深入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理论与实践脱节明显。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它的研究对象也十分特殊，是社会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不断调整，而且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也是马克思当年未曾预见的。所以，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是摆在众多学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但是这些成果较少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如今的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对基本原理进行生硬的介绍，较少引用现实中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其深奥的原理，即便有所引用，但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仍然不够紧密，远远无法满足解释现实问题的需要。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很难解释学生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如何解释国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如何解释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垂而不死”等等。在学习政治经济的过程中，学生普遍感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离现实经济生活较远。
2.教师教学方法单一。近些年来，一些大学提出转变传统教学方式。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简单生硬地把知识点直接教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们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为了应付考试，他们就机械地背知识要点，囫囵吞枣，一旦考试结束，就把记过的知识点忘得一干二净。显然，这样的教学结果并没有达到开展这门课程的目的，完全失去了设置这门课程的意义。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提高授课内容的针对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3.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不高。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出现了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过时了，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而当代大学生，对哲学缺乏必要的积累，加之普遍采用实用主义学习态度，又缺乏实践知识，学生对其中的原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第三，不少学生，特别是理科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的联系很紧密，或者这门学科就是一门政治课，并无太多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这方面来看，一些学生对这门课程明显存在成见。
二、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
提高《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课程内容能否吸引学生，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否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解决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难题。
1.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政治经济学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应该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与时俱进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对变化了时代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门学科必然会越来越僵化，并最终走向死胡同。因此教科书的编写者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胆吸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增强对现实的阐释力。例如，在讲授资本积累理论时，可以联系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积累必然会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危机。追溯这次危机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是危机发生的最深刻根源。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为了使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学生所掌握，必须从教材的编写到教学方法进行全面的革新，赋予传统内容以新的活力，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鲜活起来，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无穷魅力。
第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联系实际。教师要合理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引用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以增加课程的有趣性。选用那些既紧扣主题又贴近社会生活的典型材料，然后使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语言的语言讲述出来，这样的教学方式，如在教学中运用得当，学生就不会感觉到政治经济学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就会感受到它的有用性。同时，学生们也会感到：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当然，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及时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结合所讲授内容选用典型的材料。
第二，采用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于1870年首创的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值得倡导的科学、有效的方法之一。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较为容易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有助于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比如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来说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980—1990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持续攀升，就业增长率平均为4.24%。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步减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工业部门不仅不能吸纳就业，反而开始排斥劳动力就业，1995—2001年就业增长率为负值。
第三，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教师可以推荐一些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反杜林论》的一些章节，通过阅读经典著作，促使学生主动对基础理论进行探究性学习。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可以就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参与教学，展现他们的表达能力。这必然会启发学生的思维，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和兴趣。
第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是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石晶莹（2011）提出，考虑到比较分析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可以把这一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不同经济理论的准确理解，认识到不同理论对事物的阐述具有不同的层次与深度，而且能够使学生养成辩证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习惯。例如，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一般安排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讲解，足见其重要性。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存在根本区别，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两种价值论的差别讲得透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而且能够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根据这种学说，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效用价值论是从需要或效用、供给或生产、或二者相结合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它的缺陷在于：（1）效用不能计量。（2）效用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与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作出评价。但事实是，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前，他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3.澄清对政治经济学的负面认识。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与西方经济学强调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相比，政治经济学突出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我们就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
三、结语
总之，要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必须转变教学方式。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动性，更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增强大学生运用理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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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4
其一，论题重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该书围绕一个工程(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四个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人生价值论､社会价值论)､五大现实问题(劳动就业､收入分配､防治腐败､民主政治､教育改革)，进行了独立思考和认真探讨。该书所探讨的问题都是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该书不是来自科研院所和高等学府，而是来自基层群众，来自生活实践，它关注的是基层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是社会和人生中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例如，该书对世界百年历史巨变的概括，主要是从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着眼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入手的;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从人的生活实践､生命时光､劳动时间着眼的;对人生价值论的研究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的。所以该书所研究的问题都比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都力求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其二，论点新颖，与时俱进，独立思考，锐意创新。
该书不是随大流､赶时髦的产物，不是人云亦云的“普遍真理”的又一次重复，而是独立思考､锐意创新的结果。它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提出了不少与时俱进的新颖观点。
在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价值理论方面，该书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彻底反思和探讨，力求使劳动价值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在广度上主要是把创造价值的劳动由物质生产劳动拓展到一切社会必要劳动，把狭义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广义劳动价值论。在深度上主要是力求使劳动价值论从各方面深化细化量化，提出了价值实体的多维结构､价值载体的多种形式､价值本质的多个层面､价值决定的多种因素和多个层次，由此提出了新的价值决定公式､价格决定公式､理论利息公式､劳动力价值公式､成本公式､剩余价值公式､价值构成公式等一系列新公式，并由此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应该坚持价值源泉一元论与价值决定多元论的辩证统一､实现劳动价值论基本内核与西方经济学多种价值论合理内核的新的综合等新观点。接着，该书论证了剩余价值范畴是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现代剩余价值有多个来源和多种去向，从而使剩余价值论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对新价值理论的应用，对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行了新探索，提出了新观点。
在哲学主要是人生价值理论方面，该书从人的价值具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满足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探讨了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价值，提出了以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为基础，以人的本质和人的剩余价值量的统一为中心，创立一套科学人生价值论的构想;另一方面探讨了社会对个人所具有的价值，提出了创立社会价值论的构想。
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该书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定量研究的部分主要指标，进行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定量分析，探讨了什么是公有制､怎样实行公有制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将是共同趋势和不同道路的统一､共同本质和不同特色的统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等等新观点。
其三，论据充分，求真务实，辩证分析，客观全面。
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5
[论文摘要]准确理解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内涵，需全面把握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制条件；劳动价值论在研究对象、价值“概念”、以及理论发展方向等方面存在着客观的限制条件。劳动价值论必须从其本来的理论限制条件范围内去坚持和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真理都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劳动价值论概不例外。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在其本身成立的前提条件下发展。目前理论界存在一种错误的趋势，就是对劳动价值论采取随便宰割的方式，要么断章取义，要么从实用的角度加以取舍，一方面认为劳动价值论应该能解释一切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故其过时了。同一研究对象因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思路，分析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概念系统，不同的假设系统也给理论留下不同的发展空间和方向。任何理论都有存在的条件和限制的范围，在此之内是真理。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也形成特定的理论限制条件。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劳动价值论的限制条件，进而准确理解其劳动价值论的内涵。
一、劳动价值论的对象限制
理论就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应答。研究对象包括对象之间的范围、内在的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的者路易·阿尔都塞，将其称之为“问题框架”，它指由一系列问题结合起来构成的特定的问题结构或问题体系。阿尔都塞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双重的或双层的结构。第一层是表面的文字结构，即“可见的话语”，表现为概念、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第二层是深层的、潜藏在无意识层次中的语言结构。他把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结构称之为“问题框架”。“正是问题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认为脱离“文本”的“问题框架”，从字面行文来对原著和思想进行阅读和理解，极易造成误断和歪曲。
经济理论只不过是用来说明和解释某一研究对象的简单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经济理论也就构成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回答。所以必须梳理价值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深层结构。劳动价值论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内在联系，就构成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框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逻辑矛盾或悖论的发现，事实上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起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论概念的歧义性，导致价值论的混乱和不彻底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论方面存在的逻辑矛盾和显示出的演进方向，就成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和继承者——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既定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前提，并决定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的选择。
亚当·斯密认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和商品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变的。以“劳动的价值永远不会变动”为前提得出了劳动决定价值和收入决定价值二元价值论。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片面发展了斯密价值论错误”时，明确指出：把“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等同起来”，“纯粹是同义反复”，“直接同工资相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正是这个混淆造成了谬误”，“但决不能从上述反复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的劳动量等于工资中或者说构成工资的货币或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也不能说，工资的价值等于代表(同工资相交换的)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因此，代表所能买到劳动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的那些商品价值和用来购买或支配这一定劳动量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是不大相同的。”斯密有时把商品的价值量归结为劳动时间，主张“客观价值论”；也有时把形成价值的劳动看作劳动者对“安乐、自由与幸福”的牺牲，而不是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这样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主观主义的解释。斯密价值论多元性是造成价值论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根源。
李嘉图混淆了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与资本与劳动(力)本身商品的交换的区别，价值论从商品之间交换向劳动力商品转移时，出现了价值规律的例外和反常。“因为他(李嘉图)始终是以在资本家和工人间分配的成品为前提，却不去考查导致这一分配的中介过程——交换。”“李嘉图对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别。……李嘉图那里，到处都把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同表现交换价值的劳动混淆起来。”其他经济学家，混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价值与其独立形式货币的区别，价值量与价值实体的区别，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把价值理论逻辑上的矛盾或认识上的错误的根源，同时指向了“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劳动力价值的关系问题”，从深层次上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混乱、不彻底、庸俗化等都与无法正确把握“商品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这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相关。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问题相互依托、相互参照，成为同一问题两个方面，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结构。因此，马克思从商品价值的共性和劳动力商品价值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建立了劳动价值一元论，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一场革命。只有从这一特定结构出发，才能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二、劳动价值论的“概念”限制
价值概念的多义性和使用中的混乱，直接影响了价值理论的相互沟通，成为深入研究价值理论的最大障碍。劳动价值论首先要清除对价值概念的误解，明确价值概念的内涵，设定其适用条件和范围。
第一，价值是社会关系范畴，而不是物自身的不变的“实体”范畴或“属性”范畴。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价值看作是绝对东西，看作物的属性的作法。把”价值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变成‘物的属性’，而不是把它看作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东西，看成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劳动中，物不是作为独立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社会生产的表现被规定的。”马克思强调价值是不同于使用价值的另一种相对的社会存在，劳动价值论是为了说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关系或生产关系条件下才能使私人劳动变成社会劳动，而这与个人具体劳动的特点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价值是社会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或私人劳动。价值必须通过交换环节而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移。用来自己消费的劳动，无法社会化的具体劳动或使用价值都不是价值。劳动交换和劳动社会化是价值的本质。马克思强调“商品作为价值是社会的量，因而和他们作为‘物’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价值确实包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是人们之间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物本身是绝对无关的。……‘价值’的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是劳动的交换以及每个人的劳动对其他人的劳动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生产的一定方式。…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发现，鼻烟和油画由于什么自然属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为‘等价物’。”
第三，价值是衡量社会劳动的尺度，只是财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配弟在《租税论》中也讲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财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类劳动创造的所有使用价值的总和，价值只是衡量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随着人类必要劳动耗费的减少，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变得没有意义，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的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又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评“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说法。价值作为财富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的形式，并不是对所有使用价值的衡量，只是对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劳动耗费的比较和核算。商品交换的双方要计较各自为生产商品花费了多少劳动，计算和比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补偿，如果可以，就成交。吃亏的事是谁也不愿意干的。这里加以计较和要求补偿的劳动耗费就是价值。
第四，价值既是一种矛盾关系，又是解决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是价值产生的内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换过程遇到的困难是这些矛盾的直观表现。一般等价物的形成，即价值从观念形式发展到独立的货币形式，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们在进行劳动耗费的计算和补偿时，抽象掉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的特点，把它们一律当作人类一般劳动的消耗，即同质的抽象劳动的消耗。简单地说，“价值就是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一般的人类劳动，这种劳动耗费由于要计算和补偿，所以被当成价值。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事实上它是商品生产者不同生产条件下竞争的产物。不同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在事实上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同一商品劳动耗费的不同，表明生产条件、技术条件、劳动经验和劳动强度的不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量，生产者在生产之前是不能预见和预期的。生产者只能千方百计降低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而实现在商品交换中不亏本或盈利。
第五，劳动力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特殊形式，与商品价值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脱离劳动力价值论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无法理解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利润的实质，无法解释剩余价值对于价值规律的反常或背离。“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问)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了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问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没有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因为在李嘉图那里资本是直接和劳动相交换，而不是和劳动能力相交换)。”只有理解了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才能深刻理解使用价值与价值区别对于科学理解商品价值的重大意义，才能摆脱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各种“纠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就是要说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区分，才能把劳动力商品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区分开来。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可见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才是马克思批判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三、劳动价值论的方向限制
“近一段时期，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不断深入，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见地和有新意的观点。但也出现了一些忽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容纳’限度，把逻辑性矛盾的或马克思明确反对的观点，通过‘拼凑’和‘嫁接’等外科手术的形式，实现劳动价值论的新‘融合’或新‘发展’，客观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带来混乱，造成混淆视听的不良影响。”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脱离原有理论限制条件，要在原有的理论空间中，探索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能从相反的方向使劳动价值论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商品交换的理论，不能作为财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论依据。因为物质财富分配的具体方式有不同的制约条件。比如财富的分配除了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还有非经济的因素如政治权力、社会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着十分重要作用，这些超经济的权力可能凌驾于经济之上成为分配的有形的“指挥棒”，进而掩盖经济活动的本质。马克思虽然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他并没有以此作为分配的根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用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关系的，并不意味着只有参与价值的创造，才有参与分配的权利。要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利润、利息、地租是资本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根据是对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经济所有权，体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创造了价值。所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按劳分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是一种理论误解。因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商品生产消亡，价值不再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按劳分配是个人消费的实物分配，不再存在价值分配。可见，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论只能说明商品交换中的劳动耗费问题，在非商品的未来社会已失去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论意义。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关系，也应把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分配区分开来。至于我国现阶段存在多种分配方式，允许和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劳动价值论是实现劳动社会化的一种最有利生产方式，不是生产方式内容的全部，只适用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历史条件。
第二，资本、土地以及机器设备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价值的概念。如果把“价值等同于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这里毫无疑问，自然资源、自然工具、人造工具都是人在劳动中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辅助条件，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强调“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并指出“自然界”也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虽然这些物化劳动可以商品化，但他们本身不是价值，不是价值的实体，更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它们都是“实体”性要素，是作为“物”的绝对不变的属性而存在。不反映商品交换者的相对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是作为社会生产条件的重要因素，使社会生产条件不断进步。它们是社会生产条件本身，而不是这种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物化劳动作为影响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性因素，凸现了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和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的竞争关系。对这些物化劳动的不同占有和使用权，反映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生产地位、生产条件等历史现状。另外需澄清的概念是“劳动”和“创造”，“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创造财富”这两句话中“劳动”和“创造”的涵义是不同的。在劳动价值论的语义框架内，劳动创造价值指劳动在商品生产中进行了劳动的耗费即消耗的体力、脑力的支出，为了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以价值形式进行比较或给以补偿，这里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创造”是一般劳动的“凝结”，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是说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对某些物体进行改造，改变它们的原有状态，造出某种适合人需要的新使用价值，这里的“劳动”指具体劳动，“创造”是改变物理状态。“物化劳动”(资本、土地、机器设备等)只是作为具体劳动的形式或条件，在改变劳动对象原有状态过程中起作用。“物化劳动”实现商品化也要进行一般劳动的“抽象”，放弃在具体劳动中的一切“外观”和“重要性”。人们之所以会产生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的误解，主要由于生产条件不同，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结果按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为同一尺度，带来了盈利，用较少的劳动支配了较多的劳动，形成劳动创造的财富在社会的不平等、不均匀占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正是为了揭示和批判这种经济关系的局限性。不能把批判“对象”偷换成批判“工具”，使“工具”丧失它的批判功能和批判使命。
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6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域”约束
理论就是对“问题域”的一种应答。“问题域”指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的者路易·阿尔都塞，将其称之为“问题框架”，它指由一系列问题结合起来构成的特定的问题结构或问题体系。阿尔都塞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双重的或双层的结构。第一层是表面的文字结构，即“可见的话语”，表现为概念、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第二层是深层的、潜藏在无意识层次中的语言结构。他把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结构称之为“问题框架”。“正是问题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译本，第47页。）认为脱离“文本”的“问题框架”，从字面行文来对原著和思想进行阅读和理解，极易造成误断和歪曲。
经济理论只是用来说明和解释某一“问题”的简单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经济理论也就构成对“问题域”的“应答域”。提出问题的“方式”、“角度”和“问题本身”，就引导理论研究到何处寻找问题的解，它主观上指示了求解的方向，预设了“应答域”的范围。所以必须梳理价值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层结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内在联系，就构成其特定的“问题域”或“问题框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逻辑矛盾或悖论的发现，事实上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起点。正确的问题是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桥梁”，是实现理论革命的关键。
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论概念的歧义性，导致价值论的混乱和不彻底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论方面存在的逻辑矛盾和显示出的演进方向，就成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和继承者——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既定的约束条件，并决定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的选择。
亚当·斯密认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劳动和商品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变的。以“劳动的价值永远不会变动”为前提得出了劳动决定价值和收入决定价值二元价值论。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片面发展了斯密价值论错误”时，明确指出：把“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等同起来”，“纯粹是同义反复”，“直接同工资相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正是这个混淆造成了谬误”，“但决不能从上述反复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的劳动量等于工资中或者说构成工资的货币或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也不能说，工资的价值等于代表（同工资相交换的）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因此，代表所能买到劳动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的那些商品价值和用来购买或支配这一定劳动量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是不大相同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8－19页。）斯密有时把商品的价值量归结为劳动时间，主张“客观价值论”；也有时把形成价值的劳动看作劳动者对“安乐、自由与幸福”的牺牲，而不是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这样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主观主义的解释。斯密价值论多元性是造成价值论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根源。
李嘉图混淆了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与资本与劳动（力）本身商品的交换的区别，价值论从商品之间交换向劳动力商品转移时，出现了价值规律的例外和反常。“因为他（李嘉图）始终是以在资本家和工人间分配的成品为前提，却不去考查导致这一分配的中介过程——交换。”（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8页。）“李嘉图对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别。……李嘉图那里，到处都把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同表现交换价值的劳动混淆起来。”（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49页。）其他经济学家，混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价值与其独立形式货币的区别，价值量与价值实体的区别，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把价值理论逻辑上的矛盾或认识上的错误的根源，同时指向了“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劳动力价值的关系问题”，从深层次上洞见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混乱、不彻底、庸俗化等都与无法正确把握“商品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这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相关。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问题相互依托、相互参照，成为同一问题两个方面，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结构。因此，马克思从商品价值的共性和劳动力商品价值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建立了劳动价值一元论，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一场革命。只有从这一特定结构出发，才能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概念约束
价值概念的多义性和使用中的混乱，直接影响了价值理论的相互沟通，成为深入研究价值理论的最大障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首先要清除对价值概念的误解，明确价值概念的内涵，设定其适用条件和范围。
第一、价值是社会关系范畴，而不是物自身的不变的“实体”范畴或“属性”范畴。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价值看作是绝对东西，看作物的属性的作法。把“价值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变成‘物的属性’，而不是把它看作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东西，看成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劳动中，物不是作为独立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社会生产的表现被规定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40页。）马克思强调价值是不同于使用价值的另一种相对的社会存在，劳动价值论是为了说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简单地说，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关系或生产关系条件下才能使私人劳动变成社会劳动，而这与个人具体劳动的特点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价值是社会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或私人劳动。价值必须通过交换环节而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移。用来自己消费的劳动，无法社会化的具体劳动或使用价值都不是价值。劳动交换和劳动社会化是价值的本质。马克思强调“商品作为价值是社会的量，因而和他们作为‘物’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价值确实包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是人们之间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物本身是绝对无关的。……‘价值’的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是劳动的交换以及每个人的劳动对其他人的劳动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生产的一定方式。…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发现，鼻烟和油画由于什么自然属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为‘等价物’。”（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39页。）版权所有
第三、价值是衡量社会劳动的尺度，只是财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配弟在《租税论》中也讲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财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类劳动创造的所有使用价值的总和，价值只是衡量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随着人类必要劳动耗费的减少，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变得没有意义，终久要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的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又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00页。）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评“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说法。价值作为财富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的形式，并不是对所有使用价值的衡量，只是对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劳动耗费的比较和核算。商品交换的双方要计较各自为生产商品花费了多少劳动，计算和比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补偿，如果可以，就成交。吃亏的事是谁也不愿意干的。这里加以计较和要求补偿的劳动耗费就是价值。
第四、价值既是一种矛盾关系，又是解决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是价值产生的内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换过程遇到的困难是这些矛盾的直观表现。一般等价物的形成，即价值从观念形式发展到独立的货币形式，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们在进行劳动耗费的计算和补偿时，抽象掉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的特点，把它们一律当作人类一般劳动的消耗，即同质的抽象劳动的消耗。简单地说，价值就是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一般的人类劳动，这种劳动耗费由于要计算和补偿，所以被当成价值。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事实上它是商品生产者不同生产条件下竞争的产物。不同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在事实上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同一商品劳动耗费的不同，表明生产条件、技术条件、劳动经验和劳动强度的不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量，生产者在生产之前是不能预见和预期的。生产者只能千方百计降低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而实现在商品交换中不亏本或盈利。
第五、劳动力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特殊形式，与商品价值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脱离劳动力价值论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无法理解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利润的实质，无法解释剩余价值对于价值规律的反常或背离。“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了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没有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因为在李嘉图那里资本是直接和劳动相交换，而不是和劳动能力相交换）。”（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7页。）只有理解了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才能深刻理解使用价值与价值区别对于科学理解商品价值的重大意义，才能摆脱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各种“纠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就是要说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区分，才能把劳动力商品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和价值区分开来。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可见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才是马克思批判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方向性约束
近一段时期，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不断深入，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见地和有新意的观点。但也出现了一些忽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容纳”限度，把逻辑性矛盾的或马克思明确反对的观点，通过“拼凑”和“嫁接”等外科手术的形式，实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融合”或新“发展”，客观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带来混乱，造成混淆视听的不良影响。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脱离原有理论的条件性和约束性，要在原有的理论空间中，探索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能从相反的方向使劳动价值论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商品交换的理论，不能作为财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论依据。因为物质财富分配的具体方式有不同的制约条件。比如财富的分配除了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还有非经济的因素如政治权力、社会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着十分重要作用，这些超经济的权力可能凌驾于经济之上成为分配的有形的“指挥棒”，进而掩盖经济活动的本质。马克思虽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并没有以此作为分配的根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用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关系的，并不意味着只有参与价值的创造，才有参与分配的权利。要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利润、利息、地租是资本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根据是对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经济所有权，体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创造了价值。所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按劳分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是一种理论误解。因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商品生产消亡，价值不再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按劳分配是个人消费的实物分配，不再存在价值分配。可见，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论它只能说明商品交换中的劳动耗费问题，在非商品的未来社会已失去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论意义。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关系，也应把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分配区分开来。至于我国现阶段存在多种分配方式，允许和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劳动价值论是实现劳动社会化的一种最有利生产方式，不是生产方式内容的全部，只适用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历史条件。
第二、资本、土地以及机器设备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价值的概念。如果把“价值等同于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这里毫无疑问，自然资源、自然工具、人造工具都是人在劳动中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辅助条件，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强调“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并指出“自然界”也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虽然这些物化劳动可以商品化，但他们本身不是价值，不是价值的实体，更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它们都是“实体”性要素，是作为“物”的绝对不变的属性而存在。不反映商品交换者的相对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是作为社会生产条件的重要因素，使社会生产条件不断进步。它们是社会生产条件本身，而不是这种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物化劳动作为影响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性因素，凸现了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和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的竞争关系。对这些物化劳动的不同占有和使用权，反映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生产地位、生产条件等历史现状。另外须澄清的概念是“劳动”和“创造”，“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创造财富”这两句话中“劳动”和“创造”的涵义是不同的。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语义框架内，劳动创造价值指劳动在商品生产中进行了劳动的耗费即消耗的体力、脑力的支出，为了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以价值形式进行比较或给以补偿，这里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创造”是一般劳动的“凝结”，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是说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对某些物体进行改造，改变它们的原有状态，造出某种适合人的某种需要的新使用价值，这里的“劳动”指具体劳动，“创造”是改变物理状态。“物化劳动”（资本、土地、机器设备等）只是作为具体劳动的形式或条件，在改变劳动对象原有状态过程中起作用。“物化劳动”实现商品化也要进行一般劳动的“抽象”，放弃在具体劳动中的一切“外观”和“重要性”。人们只所以会产生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的误解，主要由于生产条件不同，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结果按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为同一尺度，带来了盈利，用较少的劳动支配了较多的劳动，形成劳动创造的财富在社会的不平等、不均匀占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正是为了揭示和批判这种经济关系的局限性。不能把批判“对象”偷换成批判“工具”，使“工具”丧失它的批判功能和批判使命。
第三、科技、知识、信息等脑力劳动要素、劳动产品及脑力劳动本身创造价值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创造和增进财富的决定性力量。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源，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科技、知识、信息这些作为社会的生产条件与资本、土地、机器设备等“硬件”相比，是社会生产条件的“软件”，它们决定了商品生产者脑力耗费的强度，也是衡量、比较平均的、正常社会生产条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它是社会生产条件本身，而不是在这种生产状况下的社会生产关系。
总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假设之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没有研究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条件问题，而是把“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相同的劳动强度”作为商品交换价值论的既定的前提条件，而这个前提又是商品生产者充分自由竞争的基础。也就是说，不管生产商品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具体特点如何，只要社会是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存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趋势。马克思说过，没有充分的自由竞争，没有劳动者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自由流动，劳动就只能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就是一种虚构，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就没有任何科学性。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我们发展劳动价值论只能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劳动价值论向哪些方面发展不是我们主观任意选择的。研究在公有制和市场长期的非充分竞争状态条件下，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生产的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的社会化；在社会意识形态克服商品拜物教的危害，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这才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应坚持的正确方向和选择。
【参考文献】
［1］何炼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2）。
